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且于八七会议后至中共六大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至六届四中全会时，两度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负责人）。由于历史的种种误会，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里所经历的、调离上海与留守苏区乃至英勇就义的过程，就因此弄得面目不清、是非颠倒。他的境遇、经历往往被人误读乃至曲解。本文意在通过史实说话，还原事情的真相。
“想去很久了”，“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首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什么会在此时调动他呢？
首先，可以肯定，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33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同党校校务长冯雪峰商定并得到博古同意，请瞿秋白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长，最后由冯雪峰发电报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电报后于1934年1月7日离开上海，2月5日抵瑞金到任”。
瞿秋白
为准确理解这段引文的含义，有必要把当时的相关背景作个介绍。早在1931年11月，瞿秋白就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因为他远在上海，不能到职视事，遂由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代理部长。按照中共中央局的建议，瞿秋白仍将在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继续担任教育人民委员。
面临如此险境，既然中共临时中央尚且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不得不迁往中央苏区，那么，把瞿秋白调离上海去瑞金，显然也是让他脱离险境而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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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也是对瞿秋白的人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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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卸下中央领导职务后，就住在上海，参与党的左翼文化工作的指导、协调，以及从事文学创作、评论、编译活动。此时的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酷，中外反革命势力恨不得把中共地下组织消灭殆尽，把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赶尽杀绝。加之共产党的叛徒顾顺章、向忠发之流，接连投降敌人，出卖组织与昔日同志，隐身在此间的共产党员，尤其是中央领导人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有被捕、被杀害的可能。瞿秋白曾为中共最高领袖，在国内外有很高声望，而且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也赫赫有名。此时他虽离开了党中央，但仍然在用笔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势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在尽心尽力地完成党中央交付的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工作的任务。因而，他依然是中外反动派重点迫害的对象。1931年9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发出通缉令，悬赏两万元缉拿瞿秋白等。这使得瞿秋白在上海的处境极为险恶，人身安全难以保障。
虽然无从知晓前文所说冯雪峰对张闻天汇报的瞿秋白在上海的境遇情况，但可以从其时的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著述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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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瞿秋白接中共中央通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2月5日，到达瑞金。图为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再次，从瞿秋白听到中央调令的第一反应，从他在去瑞金途中写给妻子的信，不难看出把他调离上海恰恰遂了他的心愿，值得充分肯定。
在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战争的胜利之环境下，苏区的教育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与党在军事战线、经济战线或是查田运动战线上的伟大胜利相比，“在文化教育战线上，则特别表现了我们的落后”，“甚至使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变成了无人顾问的机关”。张闻天对苏区教育状况的如是评价，预示着他要采取包括组织措施在内的各种办法，去改善苏区教育。而他基于对瞿秋白的透彻了解，加上详细听取了刚从上海来瑞金不久，与瞿秋白和鲁迅都有密切联系且相互了解的冯雪峰的情况介绍（包括瞿秋白在上海面临的险恶处境），并与之商定后，提出让瞿秋白脱离虎口到瑞金就职以加强对苏区教育的规划、指导的主张，就实属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之举。显而易见，瞿秋白被调离上海转往中央苏区任职，是有充分理由并经严格组织程序进行的。这跟所谓博古、博古中央（指1931年至1934年间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要对他施加迫害、控制，强令他离开上海的胡言乱语丝毫不搭界。
时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并曾任左联中共党团书记的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说：“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这表明，党组织为保证瞿秋白的安全，不得不把他“雪藏”起来。时为左联常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的萧三，在他的《忆秋白》一文中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期，秋白同志多次在鲁迅先生家里避难。”
主要危害樱桃叶片。发病初形成针头大的紫色小斑点，以后扩大，相互结合，成为圆形褐色病斑，上生黑色小点粒，即分生孢子块及子囊壳，最后病斑干缩穿孔脱落。子囊壳在被害叶片上越冬，翌年孢子飞散侵染。一般5-6月发病，8-9月最盛。发病严重时，可造成早期落叶削弱树势，影响产量，病原为细菌。
1933年冬的一天晚上，一位叫袁孟超（即袁家镛）的人来到瞿秋白家，对瞿秋白说：“中央有电报来要你去中央苏区。”瞿秋白听了中央电报内容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带着这种渴望的心情，瞿秋白在等候动身去苏区的前几天，除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抓紧整理其文学译著外，还特意抽出时间与鲁迅和茅盾（沈雁冰）话别，安排自己走后妻子的学习。他当然希望能和妻子一道去苏区，但在得到组织上允以找到接替杨之华工作的人即可安排的答复后，他也就释然了，并对未来的团聚充满期待。可惜杨之华一直很忙，后来在上海的中共地下机关却被破获得越来越多，去苏区的交通也断了，杨之华终未能去成苏区。
1934年新年过后不久，瞿秋白告别妻子，踏上去苏区的行程。半个月后，杨之华收到瞿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这里所说的“老家”“天堂”，显然是指他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
瞿秋白对苏区的关切、向往之情，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由来已久。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瞿秋白很早就意识到：要在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任务，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而，他支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书的出版发行，并为之作序；在《共产国际》第1期上发表《中国苏维埃革命》，欢呼：“毛泽东红军万岁！”他临危受命，主持党紧急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一步部署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此后，他把这些政治理念的实现寄托在苏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的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上。对于身处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威胁下，又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却不得不东躲西藏、疲于奔命的瞿秋白来说，向往党领导下的、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沐浴和煦阳光；可以广泛接触工农、了解工农，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缺陷；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推进苏维埃文艺运动；甚而可以做更多的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以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中央苏区，就是情理中的事，太自然了。
如今，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未能到职视事的教育人民委员终于要走马上任，瞿秋白怎能不由衷地发出“想去很久了”的感叹呢？又怎能不把憧憬已久的苏区礼赞为“不可想象的天堂”呢？而让他得以了却夙愿的，正是博古和博古中央。
“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完全变了一个人”
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动情地谈到瞿秋白在苏区的工作、生活及精神状态。她说：“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那时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对我说：‘秋白同志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维埃大学直接负责人是我，但他（瞿秋白兼任了苏维埃大学校长）关心政治教育的每一课程和每一次学习讨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为便于工作，瞿秋白学会了骑马。“同志们见了都很欣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
瞿秋白之所以在苏区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精神十分愉快，显然是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国度（赤色中国）里，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交往着真诚友爱的同志，从事有意义且熟悉的工作。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上海根本无法想象的。
在瑞金，瞿秋白除担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委委员、教育部部长外，还兼任了教育部所属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全总苏区执行局、少共苏区中央局联合机关报——《红色中华》的社长兼主编。他以自己的才华与汗水，凭着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及群众文化等各方面，都有可喜的建树。用时任教育部秘书庄东晓的话来说，他为苏维埃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
主要荣誉：2016第六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人像组金奖，2017西班牙TORRETES冠军杯摄影大赛彩色组金奖，2018PPAC上半年国际摄影比赛儿童组第一名
园林企业的档案管理与利用，需要配套的人才支持，形成科学的培训制度。需要考虑培养更多成熟的档案管理人才，要提供一些培训的机会。对于企业档案管理与利用的人才，要进行进一步的培养，通过参加专业档案机构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瞿秋白对苏区教育的突出贡献，在于抓紧抓实了苏区教育的制度化建设，使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在办学方针、教学原则、课程设置、师资建设，以及教育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他对苏区革命文艺运动和艺术教育的贡献，也是十分突出的。他到瑞金不久，便提议将工农剧社附设的蓝衫团学校改名为高尔基戏剧学校。他对校长李伯钊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瞿秋白为苏区文艺事业所作的努力与贡献，成为党的文艺工作优良传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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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瑞金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整整一年，他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亲力亲为，克服人少事多条件差的困难，把《红色中华》办得有声有色、生机勃勃，使之发挥了党报应有的作用，而且把这张报纸坚持办到最后一刻。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继续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名义，照常出版《红色中华》，以迷惑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而此时报社的人手更少，稿源更缺，印刷发行的条件更差。瞿秋白以坚强的党性，不顾病体折磨，一人顶几人用，调动身边同志积极性，硬是保证了报纸正常出版，从而实现了中央的要求。
瞿秋白在瑞金，在中央苏区的工作、学习、生活及精神状态的积极变化及对苏区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事业的卓越贡献，一方面雄辩地说明他的调离上海、进入苏区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恰到好处，大有益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有力地证明了博古、博古中央对瞿秋白是充分爱护、尊重和信任的，完全没有对他进行所谓的“迫害”“控制”的“阴谋”。
红军长征时“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其中就有瞿秋白
引文中提到的中央组织局，相当于后来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常委有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和陈云。作为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人和论者所说的，谁去谁留的生杀大权操于博古一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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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县，土地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区，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自然，领导红军主力作战略转移，更不能没有高素质、担负更大责任的高级干部。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博古在延安时期所作的笔记手稿扼要地记述了这件事，他写道：“中央苏区退出时，由于对形势——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的估计不足，致各级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潭秋、宣传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书记、福建汪金得（祥）、鄂赣刘伯坚……”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
上述权威当事人的口（笔）述历史清楚而雄辩地说明：第一，当时高级干部的“去”和“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不存在谁刻意借机整谁、搞宗派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处理高级干部去留就有条原则，叫作“六亲不认”）。第二，当时中央留下一批忠诚的高级干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是正确的。它不仅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保证了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成功突围，而且稳定、争取了民心，有效地维护、扩大了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的群众基础。这应是我们评价当时瞿秋白及其他高级干部留下一事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谈论此事，就容易走到唯心论、庸俗化的极端上去。
第一，管理者特质会对企业控制环境产生影响，主要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影响，其中，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哲学是关键，并且管理者的风险意识也是决定企业经营管理流程的重点。若是从高层梯队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管理者特质受到价值观、认知水平以及经营风险偏向等因素的影响，会直接体现在企业经营决策制定方面，这就会形成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差异化作用。
当时，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只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贺龙、萧克他们会合，然后放下行李，再谋新图：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去。在这种前路既不遥远，又与“南天王”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借道协议的乐观形势判断下，8万多红军采取一种“搬家”的方式进行转移。这当然也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一种表现，由此而影响到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那些高级干部的处境，表明对将要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估计不足。事后多年，徐特立还说过：“当时我们以为红军出来不久必回苏区，我和秋白同志在此永别是我意料不到的。”徐特立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他的想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性，乃是因为在广大苏区军民印象中，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野战军都是出去十天半个月或顶多一两个月，打败了敌人，就高唱红军胜利歌，回到老家来的。没有谁会想到这次出击竟会走那么远，相隔那么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相信，博古或博古中央肯定没有设想过利用转移之机“抛弃”瞿秋白（及所谓“毛派”“调和派”高干），置其于死地。
瞿秋白“不得不留”的原因
那么，当时瞿秋白是否就是因为博古或博古们的忌恨、迫害而“不得不留”？他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
前面已说到，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对瞿秋白的留下，也应当这么看。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兼艺术局负责人、《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务，以及他一向具有的理论、宣传特长是吻合的、相称的。尤其是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长汀县水口镇小径村被俘。图为小径村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8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即长征。瞿秋白未能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往往被后来的一些人或猜疑、或武断、或学舌地说成是博古对他的“抛弃”“陷害”。然则事实究竟如何呢？
诚然，博古自己也在1943年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过：“当时三人团（博、李、周）处理一切。干部的处理我负全责。”“三人团”是1934年夏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的，负责筹划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最高决策机构。博古分工负责政治，因而他要对干部的处理负全责。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就一定搞了宗派主义，借机“抛弃”瞿秋白，置他于死地了吗？假如我们不是从“博古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王明团伙’的副帅”的既定概念出发，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就会更客观、更准确。
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决定走的人再由组织局编队。中央政府党团书记是洛甫 （即张闻天），总工会委员长是刘少奇，党团书记是陈云，这些单位的留人名单，是分别由他们决定的。部队留人由总政治部决定，如邓小平随军长征就是由总政治部决定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率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路程，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对年近花甲的何叔衡的安排，也和瞿秋白一样，打算最终让他和瞿秋白一起“潜入上海”。这个细节，也是由朱德在1937年春对史沫特莱披露的。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在HEHE诊断中，二维超声上回声无特异性，多表现为低回声团块，与其他恶性肿瘤相似，彩色超声显像也无特殊。超声造影可实现病变、器官实时连续的血流灌注显像，造影过程中造影剂始终存在于病变和组织的血管腔内，有利于血管的显示[17]。超声造影也可以实时连续观察肿瘤从动脉期至延迟期表现的动态全过程，更好地体现肿瘤的性质，提高对肝脏占位性病变的诊断正确率。在增强时相上，多数病灶表现为同步增强，动脉期达峰时病灶常表现为低回声或等回声，在门脉期和延迟期均表现为低回声；可能与HEHE血供不丰富与呈低中度恶性潜能等有关[18]。
有人以毛泽东、王稼祥等人为例说，既然博古能安排他们坐在担架上走完长征，为什么不能同样安排瞿秋白坐担架长征呢？这不是博古有意“抛下”他不管，而任其死去吗？抱这样一种想法的人委实有点小儿科。殊不知各人情况不一样，不好简单类比。若以毛、王论，其一，毛泽东一向被说成是博古的头号打击、排挤对象，而王稼祥也在此前已与博古发生分歧。博古却不管这些，依然让他们享受特别照顾，参加长征。这不正好说明博古在高级干部去留问题上，没有搞宗派主义吗？其二，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革军委委员，且在红一方面军中有着极深而广的人脉关系；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作为红军长征最高领导、指挥机关——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和王稼祥自应被抬着去长征。而瞿秋白没有这种必要性，有另外的重要工作等着他去做。其三，毛泽东往往因为焦虑、气不顺和劳顿过度而生病，病情相对和缓平稳；王稼祥主要是枪伤及肠，病情也相对平稳。而瞿秋白的肺病则凶险得多，因此他身上随时带着青霉素应急。像瞿秋白这么一个病人，谁能打包票说他一样能安全坐担架走完长征？
有人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在延安时期的相关回忆，以及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在多年前的相关回忆，证明博古阻挠瞿秋白参加长征。张回忆说，长征前“高级干部（的去留），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他要求同走，他表示同情，便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吴的回忆说，他听到“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走，心里很难受。一方面请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改变决定），毛泽东说他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一方面向张闻天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这两个事例并不能说明问题。第一，无论是张闻天的回忆，还是吴黎平的回忆，都明白无误地说明：长征前夕高级干部的去留，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第二，博古在组织上决定高干的去留后，不管何人来说，都不再作有违组织决定的改变，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当然，因为这一点，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他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正好给他的“黑面木偶”的外在形象，作了本质方面的注脚。
最后，瞿秋白在得知自己被留下时的反应，尤其是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而积极以至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职责时的出色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他被抛弃的说法。
在瑞金和瞿秋白是“挚友重逢”的吴黎平，长征前夕曾请秋白到他家吃饭。其时瞿秋白已经知道自己被留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对曾经朝夕相处而今一旦分别的战友、同志，不免有很浓的离情别绪。然而，这情绪加酒劲并没有使他消沉。吴黎平回忆道：“他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瞿秋白的这番表白，无疑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应视为他对自己被留下坚持斗争的理解和自觉执行。这既有他的一贯言行实践可以作证，更有他此后的斗争业绩和风范可以说明。
瞿秋白等英勇就义，博古不得不说了违心的话
1935年2月11日晚，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人化好装，离开瑞金向赣闽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不料竟被敌人捕获。因不屑卖身投敌，他最后遭敌毒手，英勇就义于长汀罗汉岭。有人又把他的死，归咎于博古没有带他长征。这显然不公平。
瞿秋白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成人后即抱改造社会之志。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便去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俄国，次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他很早就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终生实践之。他深知，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如此尖锐、剧烈的社会革命，无疑要有一部分自觉的牺牲者。瞿秋白自己就甘心做这样的牺牲者。为了理想，“他能够毅然决然抛弃属于他的原来的阶级的一切——温暖的家庭，相当优越的地位，对于旧的事物（如做旧诗词和刻图章之类）的癖好——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士，转变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到最后为无产阶级而贡献他的生命”。无论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做着苏维埃的各项事情，瞿秋白都以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忠诚，奋不顾身。他在突围转移途中被敌人捕获后的表现，是他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与体现。
建立在瞿秋白就义的罗汉岭上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
瞿秋白被俘后，敌人曾用尽手段对他“软化”，企图让他“归顺”。但他坚贞不屈，敌人终于忍耐不住。1935年6月2日，蒋介石给蒋鼎文发一道密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蒋介石决定杀害瞿秋白是为迎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需要。瞿秋白被囚以后，各方纷纷营救。起初蒋介石惮于民意，不敢遽然加害。但此事被日本获悉，认为瞿秋白是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其声望又高，如果不加杀害，为日后一大隐患。日本便施以“以华制华”的毒计，要挟蒋介石杀害瞿秋白，扬言“蒋久囚瞿某不杀，殆将为他日联共地步”。蒋介石获悉以后，极为恐惧。其御用文人戴季陶，则是火上浇油。他平日对瞿秋白揭露他破坏民族战线的罪恶阴谋一直怀恨在心，因而大肆叫嚷“瞿秋白死有余罪，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于是，蒋介石便密令蒋鼎文杀害瞿秋白。后因陈立夫派人到长汀狱中对瞿秋白劝降，延缓了行刑的时间。读了这段文字，瞿秋白死于何人之手，已然昭昭。
有人以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被留下的人都牺牲了，而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等走了的人都活下来了为由，指责博古，说他明知留下是死路一条，却偏要瞿秋白留下。这也有失公允。博古在1943年9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所作的《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中，曾郑重声明：“对这批人（即项英、潭秋、秋白、陈毅、何叔衡等）的处理，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但是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博古的这番心迹坦露，完全可以视为对上述诘难的回应。说实话，当时“去”和“留”都前程难料、吉凶未卜，因而林伯渠在他的《别梅坑》诗里才有“去留心绪都嫌重”的慨叹。项英甚至对留下坚持斗争表现乐观，而对作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表示担忧（当然，这也表现了项英的高尚）。瞿秋白等革命先烈血洒苏区，不消说令人悲伤抱憾。而8万多红军将士经过长征至陕北不足万人，难道就不一样教人唏嘘扼腕吗？
这首诗是乐府旧题，意在送友入蜀。诗人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展开丰富的想象，艺术的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借以咏叹蜀地山川壮秀，显示祖国山河的雄伟壮丽。真是文人相惜，贺老头次日就迫不及待地向唐玄宗大力推荐，惹得皇上有些不快：本皇圣明，野无遗弃之贤才啊，怎么又冒出个李白呢。但贺知章看起来并不糊涂，他把李白吹嘘的神乎其神，玄宗就在金銮殿召见了李白。
在长征前夕高级干部去留名单的确定上，博古行使了中央赋予他的权力。有些留下，可能不合适，或者当时认为合适而事后证明不合适。即便如此，也不能证实博古借机搞宗派主义、甩包袱、“借刀杀人”。平心而论，换了谁去主持这项工作，也难免出现类似问题。博古所谓“正确的处理是应该带出来的”，其实很难办到。就当时形势而言，要么不设领导、指挥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把原本要留的高级干部都带出来；要么另选一批高干留下，替代他们。但是，无论照前者办，还是照后者办，都不能达到中央预设的目的，而且同样避免不了部分同志的牺牲。由此看来，博古在这里不得不说了违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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