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是新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总设计师。基于对党的前途命运的审慎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独具匠心地从三个方面为党的形象建设作了科学谋画，即在执政兴国中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在对外交往中树立“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在管党治党中树立“安定团结的形象”。邓小平对党的形象建设的科学谋画，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治国方略，有力保障了党内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这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形象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
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是一项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工程。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探索和践行着塑造良好形象的有效途径，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价值显得尤为重要。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完成了新老交替。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走马上任后，中国共产党将如何全新亮相？又该以何种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对此，富有政治远见和执政经验的邓小平在即将淡出政治舞台的关键时刻，基于对党的前途命运的审慎思考，独具匠心地从内政、外交和党的建设三个方面为党的形象建设作了科学谋画。特别是在1989年5月31日、6月16日和9月4日三次与中央有关同志谈话作“政治交代”时，邓小平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面貌一新”的问题，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新目标。由此可见，邓小平不仅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更是新时期党的形象建设的总设计师。
一、在执政兴国中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同时也“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1]。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告诫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要塑造崭新积极的形象示人，首要的就是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组建前，邓小平就曾在与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2]，“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3]，“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4]。为什么要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共产党在更新迭代之际，树立改革开放的形象可以消除人民对现实的困惑，符合人民期盼改革的诉求，增强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稳固党的执政根基。反之，“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5]。那么，改革开放的形象又该如何树立？
一是“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6]。因为“人民是看实际的”[7]，往往一个政党形象的好坏并不取决于政党说了什么，而是在现实中具体做了什么。新一代的领导集体只有“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8]，“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9]，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使人民真正认识到党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是真正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如此，党的改革开放形象也才能逐步确立起来。比如，党要制定好未来改革发展的战略规划，采取有力举措争取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率，保证改革能够持续、有后劲，保证经济发展不滑坡。同时，除了要做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外，也要注意避免让党的形象蒙尘落垢。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指出抓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抓惩治腐败结合、对照起来。要坚决反对腐败，加强反腐力度，对于贪污、受贿等违法乱纪案件，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该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不管是谁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及时向人民公布案件处理情况。以往人民之所以会丧失对党的信任，就是因为在处理个别腐败案件时过于心慈手软，使人民误认为党在包庇腐败，也使腐败问题滋生蔓延。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腐败问题必须处理，绝不姑息。
(1)初始化。设定初始标称值x，u;初始波动w0，x0;控制时域p,优化时域m,计算时长k；权系数Q;卡尔曼增益系数Kf。
二是要有宽阔的胸襟，更大胆地推进改革开放。所谓宽阔的胸襟就是眼光不能够狭隘，思想不可以局促。邓小平曾强调，凡是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一位成员，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10]，而不受限于眼前、受限于当下、受限于小格局。具体到改革开放事业，就要求新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11]，避免回到过去封闭的状态。凡事“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12]，“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13]。例如，邓小平数次考察上海，直接推动促成了浦东的开发开放。特别是在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春节期间，与上海的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要思考采取什么大的动作能够在国际上进一步树立起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回到北京后与中央有关同志交流时又说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放，你们要多关心”[14]。这无疑开启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新征程，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当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上海正式宣布同意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此外，邓小平在讲话中特意强调选人用人时也要有宽阔的胸襟。无论和某人有无历史恩怨，无论对某人有多大成见，只要他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只要是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的，都要避免感情用事，将他吸纳到团队中来。至于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可以在日后的工作中逐步改进。
二、在对外交往中树立“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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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坚定“独立自主”的根本立场。鬼是不用怕的，但是光不怕鬼还不够，还要想方设法战胜鬼、制服鬼。毛泽东在克敌制胜问题上向来主张，不仅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也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独立自主就是党向来坚持奉行的外交“战术”。这个“战术”的根本底线就是中国的内政外交一切事务，必须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绝对不允许任何外来国家干涉与侵犯。“战术”的关键在于讲究策略和方法，只要策略和方法得当，任何事情都能水到渠成。当时，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但却不可能阻挡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步伐。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嘱托，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实际行动粉碎一切有损党的形象的谣言，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体对华制裁。
邓小平认为，首先要坚守“不信邪、不怕鬼”的根本态度。“对美国采取什么态度很重要”[18]，而“不要怕，要立场坚定，礼貌周到”[19]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鬼”干涉中国内政、实施对华制裁所必然采取的严肃态度。回顾历史，中国“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并没有损害我们多少”[20]。因为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是历经百余年屈辱后建立起来的，世界上也没有几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抗争后取得执政地位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被打倒，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所以，邓小平说“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21]，“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22]。因此，面对西方重重施压和制裁，“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23]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目的，党的统领性建设、首位建设和根本性建设进行了重大理论创新，提出了以下新思想、新要求:
20世纪九十年代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了党要树立“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当时，国内政治危机刚刚解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违背国际准则对中国内政横加指责，恶意编制各种有违事实的谣言来迷惑民众，并从1989年6月起对中国采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制裁。此举不仅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均呈现大幅下降，给中国的改革发展造成了巨大障碍，而且使刚刚起步的外交工作新局面遭受严峻挑战，中国再次面临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危险。邓小平提出的“要维护好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的忠告，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有效应对和打破西方制裁的最佳方案。
三、在管党治党中树立“安定团结的形象”
站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邓小平关于党的形象建设的科学谋画，特别是其背后所展现的建设逻辑，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形象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是必须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坚强的领导核心至关重要，直接关系政党的团结和稳定。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5]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凭借在革命时期立下的赫赫功勋和杰出的政治智慧，赢得了全党同志的拥护和爱戴，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1978年，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中心，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从陷入停顿和瘫痪的状态中重新步入正确轨道。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历经风浪仍能保持党的稳固的领导。因此，邓小平强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26]
三是必须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中央权威“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9]。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就对“权威”和“集中”进行了系统阐述。毛泽东也曾经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对加强党中央权威作过形象的表述，“一个队伍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30]。换言之，只有常常喊看齐，发生偏差的地方才会向中央的基准看齐，党中央的权威才能得以加强，这是一条指引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铁律。陈云曾经提出过“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31]的批评。对此，邓小平十分赞同并强调新一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的党中央一定要有权威，“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32]。凡是不听党中央指挥、削弱党中央权威的情况，都必须予以坚决处理，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一切可能的分裂势力和宗派活动。
二是必须形成集体领导体制。集体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特征，也是最适合中国国情、最适应国际竞争的政治领导和决策机制。起初，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创新，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高效运行。然而在“文革”期间，由于党内权力日趋集中，使这一制度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给全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着手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时特别强调：“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27]。后来，在关照新一代领导集体时，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点，强调说：“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28]
邓小平对党的形象建设的科学谋画，回答了新时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形象和如何建设党的形象的重要问题。这既是邓小平在以往执政过程中获取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他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形势下对党的形象建设提出的新的战略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他的思考和谋画为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方略作了科学规划。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世界格局瞬息万变，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迷时期。这使中国共产党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抉择，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回归老路成为困扰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邓小平提出坚持“改革开放的形象”和“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为新一届领导集体拨开迷雾，为保证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和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邓小平的论述和交待为党内最高权力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有力保障。权力交替是政治制度中的重要一环。王沪宁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曾提出：“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33]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则会导致政策摇摆、政局动荡，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邓小平提出树立“安定团结的形象”，有力地保障了党内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交接，为树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健全党的领导机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有效规避了党内权力斗争的发生，防止了领袖个人意志凌驾于全党之上的历史教训重演。
四、历史意义与现实启示
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应该立足于基本国情，全方位地理解并深入挖掘市民社会理论的当代价值。 “市民社会就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这个多元化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民主、公正、和谐等美好社会前景的希望，其中包含着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疑难、困惑与冲突。 它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与传统政治整合相区分的、全新的社会整合视角。”[7] 将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时代价值投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是邓小平在1989年9月4日的谈话中提出的。他认为，“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15]。“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外交原则，既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坚决抵制任何国家和政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决不让步，同时也要尊重他国他党的独立自主，不作任何干涉。“不信邪”“不怕鬼”则是“独立自主”原则的生动形象的表达。“不怕鬼”最早见于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毛泽东提出“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16]，以唤醒民众联合起来，勇于反抗强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身于人类解放伟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多次在外交场合谈到“不怕鬼”的问题。从字面涵义理解，“不怕鬼”是指不畏惧迷信传说中的鬼怪，若放置于政治语境中，则可以理解为在国内外反动势力面前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敢于反抗。正如何其芳在《〈不怕鬼的故事〉序》中列举的，“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17]，这些都是类似“鬼”的借代引申。
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只有保持稳定才能实现国家持续发展，才能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什么都搞不成。邓小平认为一个安定团结的领导集体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政治保障。因此，他希望新一代领导集体能够“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24]。如何树立安定团结的形象？
一是加强党的形象建设要坚持作好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4]虽然，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而且中国共产党相比西方选举政治下的政党更注重在执政过程中树立党的形象，但是如果缺乏科学系统的设计规划，党的形象建设也会在实践中发生偏差。
二是加强党的形象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35]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党的形象建设要符合人民期待，人民对党的形象有什么期待，党就要努力建设什么样的形象，而人民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
三是加强党的形象建设要坚持以提升执政绩效为根本途径。执政绩效的好坏与否是衡量党的形象建设好坏的基本标尺。如果一个政党的执政绩效是人民受益、人民欢迎、人民满意的，那么党的形象必然是受到拥护和认同的。如果一个政党的执政绩效不尽如人意，那么这个党的形象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干出来的都是实绩，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36]加强党的形象建设必须注重提升党的执政绩效，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有效建设国家政权和处理国际事务，让人民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是加强党的形象建设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党的建设是维护良好形象的基础性工程。思想僵化、组织涣散、作风不纯、腐败严重，都会使党的形象受到损害。因此，加强党的形象建设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持之以恒地加强和改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特别是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在纪律上和作风上同一切腐败现象、不良风气作斗争。
小克里姆林宫既然是沙俄时代阿斯特拉罕衙署所在地，这里同样也发生了诸多与留居伏尔加河的卡尔梅克人相关的政治大事，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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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9）08-0036-06
本文系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建国70年”系列研究项目“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17DHB001）、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FDMYXC18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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