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碰撞中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俄苏式“先否定后对话”，东欧式“边交锋边吸收”、欧美“全面融合”的多元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发展中既突破了符号学只关注文本自身的局限，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关注文本研究之不足，呈现出形式-结构-功能、符号-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义-语义-心理四种批判范式，实现了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从文本研究到现实批判的研究转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批判理论
从20世纪初青年卢卡奇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中对戏剧、小说形式展开研究的时间算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迄今已有一百年时间了。在这百年时间里，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这两股世界性重要思潮在频繁碰撞中经历了较为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双方既有硝烟弥漫式的批判交锋，也有平等理性的对话思考，更有创造性的融合建构，涌现出了数以百计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学者和理论流派，诸如卢卡奇、巴赫金、穆卡洛夫斯基、沙夫、洛特曼、阿尔都塞、伊格尔顿、詹姆逊等重要学者，布拉格学派、巴赫金小组、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学派、沃尔佩学派、伯明翰学派、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等为数众多的理论流派，创造性地提出了“狂欢化”“结构文化符号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文化表征”“社会象征(符号)行为”“交往行为理论”等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形态，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符号学注入了生机活力。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总体关注较少，本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讨论其批判范式及其理论走向，力图引发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阐释力提供理论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期(20世纪20年代初)：在拒绝排斥和尝试结合中萌芽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股极为兴盛的世界性思潮几乎同时在东欧地区与苏联国家强势相遇，但却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一方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之先声；另一方则以俄国形式主义在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判下黯然收场。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新生的苏联经历了一次激烈的批判对抗。列宁、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苏联革命理论家从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将马赫、彭加勒、尤什凯维奇、什克洛夫斯基等提出的实证主义、经验论符号学、俄国形式主义思想斥之为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将自身研究与社会历史割裂开来，背离了唯物主义立场，幼稚得可笑。后来这种观念还进一步上升为党和国家文化政策，并发展成政治领域自上而下对形式主义的全面批判。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最初试图以沉默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但持续不断的政治压力与批判使他不得不放弃之前的主张，并在多个场合承认“形式主义是一条已经走过的路。”[1](P25)虽然这场政治式的批判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成效显而易见，但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后遗症。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批判代替文艺自身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被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在文学领域兴起，文艺审美形式功能被长期忽视，文艺研究偏离正常轨道，影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活力。
与之相对，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东欧国家相遇却有过比较成功的尝试结合。早在20世纪初卢卡奇就在不断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中积极运用社会历史方法对文学艺术的“形式”作大量研究。卢卡奇求学时期曾深受马堡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社会历史方法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研究有诸多渊源，并对戏剧、小说的形式研究情有独钟。早在1908年，他就撰写了《戏剧的形式》一文，后又以此文为基础写就《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深入讨论了戏剧作为现代文学艺术形式的可能性及其危机问题，并宣称“文学中真正的社会因素是形式”[2](P4)，将形式美学研究与社会历史方法完美结合在一起。1911年卢卡奇出版的《心灵与形式》论文集，其论文标题几乎都没有脱离“形式”二字，诸如《柏拉图主义，诗歌和形式》《渴望和形式》《契机和形式》等，通过文学艺术等心灵形式研究，力图寻找解决现代形式悖论的路径，也成功结合了社会学与文学艺术研究。而1916年卢卡奇撰写的《小说理论》一书，又对作为后起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整体形式结构特征、形式合法性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有许多观念已接近《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这本被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书中，他仍然一如继往地关注文学艺术形式问题研究，并将其纳入“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现实主义”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框架下考察，探讨文学形式对总体性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资本主义物化、异化结构的呈现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萌芽。
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之所以会在东欧地区最早兴起，除了与卢卡奇过人的才华和对艺术形式的强烈兴趣有关外，更与20世纪之初东欧得天独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关。东欧地处苏联与西欧之间，联系着东西方学术传统与最新发展，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潮都在这里得到自由传播和碰撞，造就了较为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与深厚的文化土壤。历史上，东欧就曾深受文艺复兴与启蒙思潮的影响，形成了极其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来，还涌现出了库尔德内、马林诺夫斯基等语言学大师，也形成了深厚的语言学符号学传统。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这两股思潮能够在东欧国家自由传播和结合，却没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压力。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产生准备了有利条件。
（2）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洋的利用率也越来越高，辖区各类航标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但一些浅滩和暗礁水域设置的航标，巡检船舶难以靠近，给航标的巡检工作带来比较多的困难；
(二)发展期(20世纪20年代后期-40年代)：在批判交锋、纠结对话中成功结合
20世纪30、40年代，俄苏马克思主义对符号学的批判也影响到东欧及其他国家并出现了一系列激烈的批判论战。像保加利亚革命领导人布拉戈耶夫和“文化战线巨人”巴甫洛夫，就以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目的，对本国以克鲁斯杰夫为代表的审美形式学派和瓦西列夫倡导的形式主义美学进行了彻底批判。但与苏联、保加利亚激烈批判不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形式主义的批判要温和得多，意识到了形式主义与符号学的重要价值。像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葛兰西就专门考察了语言问题，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康拉德和卡兰德拉，也在批判当时风靡国内的布拉格结构主义有唯心主义缺陷的同时，认为其代表人物穆卡洛夫斯基的形式分析充满成效与卓见。而穆卡洛夫斯基也在这场激烈的论辩中逐渐意识到了形式主义的缺陷，从“结构主义”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同时期卢卡奇与布洛赫、布莱希特就现代派形式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论辩，标志着文艺形式美学问题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对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影响，形成了重社会文化和重社会历史批判两种传统。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延续了这场争论并对现代艺术形式问题作了大量考察，形成了灵韵、新感性、审美形式等众多原创概念，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学与文化批判研究。
而在苏联，俄苏马克思主义对符号学的批判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形式主义就此被抛弃。事实上，就连批判形式主义最为激烈的革命领导人托洛茨基也认为，俄国形式主义对作品词源、句法特征的探索有许多可取之处。20世纪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左”的文艺政策背景下，以巴赫金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走向简单政治批判，不深入文学形式研究而理论僵化的现实困局，同时也为了突破形式主义因拒绝社会历史批评而走入自我封闭的理论困境，深入到了形式主义理论当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与符号学形式批评的成功结合。应该说，巴赫金的结合尝试卓有成效，国内学者杨建刚称之为“苏联语境中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真正对话的第一人。”[3](P67，51)而他提出的“对话”、“狂欢化”、“复调”等系列原创性概念极富理论张力，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新方向，也在俄苏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开辟了一条异于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之路，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阐释力。但在20世纪30、40年代苏联极“左”文艺政策背景下，他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没有公开发表，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重新发现”，为后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三)兴盛期(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多元借鉴、交叉融合中建构和兴盛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缓和，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敌对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巴赫金的符号学著作陆续被“重新发现”和出版，并在西方和苏联国内引发强烈反响。特别是20世纪60-90年代，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互动空前频繁，以洛特曼、乌斯宾斯基、伊万诺夫、托波罗夫等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为了进一步突破马克思主义庸俗社会学僵化、教条的理论框架，在继承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巴赫金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广泛应用于文学、语言及文化研究，开创了结构文本符号学与文化符号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声誉。另一位重要学者赫拉普琴科也在推进历史结构与符号学对话中建立了“历史诗学”，深入讨论了具体艺术形式、文学创作体裁的历史演变等，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中在分析BOOST电路工作原理基础上，利用状态空间平均法对BOOST电路建立了数学模型，得到从控制到输出的传递函数。通过分析未加补偿网络的系统开环传递函数，没有足够的相位裕度使系统稳定，动态性能差。为了保证系统具有可靠的稳定性，以及低的静态误差和良好的动态性能，选用III型补偿网络对系统进行补偿设计。最后在Simulink中搭建仿真电路，仿真结果表明：BOOST电路和补偿网络设计合理，系统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并且静态误差很小，动态性能较好，满足设计需求。
以福柯、布迪厄、沙夫、科西克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启了政治符号学与权力话语研究，像福柯就深入到历史与言语行为微观权力当中，探寻隐藏在知识、疯狂、监狱、疾病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有鲜明的后马克思主义色彩。布迪厄将语言和权力分析融合建构的语言交换经济理论，有力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统治与被统治的深层结构关系，并形成“符号暴力”“符号资本”“习性”“场域”等原创术语。沙夫从语义学不断切入政治权力研究，批判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所面对的生存困境，构建了他的政治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理论。科西克将结构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艺术现象分析，批判泯灭人性价值和凝固僵死的虚假恶总体，有深刻的人道主义政治改革意味。伊格尔顿对当代资本主义实施控制和统治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政治性批判，对文学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规律进行了深刻剖析，构建了意识形态批评理论。还有普兰查斯、拉克劳、墨菲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阶级、国家、专政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结合研究，开创了符号学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新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四种理论批判范式
应该说，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比较特别，正如傅其林所说，“两者看似各自独立，彼此不相往来……实则生死纠缠，相见恨晚又彼此敌视，彼此纠结在一起。”[5](P16-21)正如前面所说，早期俄苏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断然拒绝，主要是苏联早期革命领导人出于革命需要，以及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极“左”政策的实施的结果；另一种则是具体分析，像巴赫金、普洛普就对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进行了抵制，意识到了形式主义与符号学研究的价值。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氛围逐渐缓和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也由“敌对”逐渐转向了“正视”，形成了既批判又对话，以对话为主的复杂局面，并造就了举世闻名的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
(一)形式-结构-功能维度的符号学批判
以卢卡奇、布莱希特、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形式美学给予了大量关注。卢卡奇一生都在寻找把握现实与人生合适的审美艺术形式，早年关注戏剧、小说等具体文学样式分析，中年大力推崇作为时代形式典范的现实主义，批判作为资产阶级美学的现代艺术形式，晚年还将形式研究延伸至装饰图案等领域。而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布洛赫进行的一场关于表现主义形式的论争，对后来法兰克福学派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美学研究有重要影响。像马尔库塞就特别关注艺术形式，将其视为艺术审美的实质与核心，本雅明还把寓言作为现代派主要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丽莎、科拉科夫斯基、赫勒也对文学艺术的具体形式都作了大量探讨。像丽莎的音乐符号学覆盖了音乐的多解性、特殊性、可变性考察，科拉科夫斯基、赫勒对柏格森喜剧形式、莎士比亚戏剧组织形式的重构分析等。
同时，以克里斯蒂娃、巴特勒为代表的学者还开创了女权主义话语。像克里斯蒂娃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融合，重点考察女性被压抑和被排斥的现状及其欲望、爱情、忧郁、焦虑、恐惧等症状及其医治途径，提出了“精神符号学”“互文性”等原创术语。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揭示了隐藏在“性别身份”背后既相制约又相协调的权力运作机制，体现了鲜明的解构主义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列菲伏尔及其弟子波德里亚为代表的学者积极运用结构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批判以刺激消费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符号消费现象，诸如能指“漂浮”的文化景观、受消费控制的科层制社会制造的消费意识形态，以及“家具”“藏品”等日常生活商品化现象，开启新的政治经济学革命，影响极其深远。
同时，以穆卡若夫斯基、阿尔都塞、马舍雷、戈德曼等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入推进了结构功能美学。像穆卡若夫斯基用“结构”来代替“形式”，从系统功能角度考察了文学艺术审美结构的演变规律，突破了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自治的局限。巴赫金基于诗学功能提出的“复调”与“狂欢化”理论，营造了一个众生平等、自由对话甚至争论的复调世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静态关注向动态考察的转变。阿尔都塞将结构主义方法论应用于马克思经典著作阅读，从“症候”和断裂处揭示马恩经典著作潜藏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症候阅读”“多元决定”等结构功能美学概念。其学生马舍雷还进一步发展出有鲜明后结构主义色彩的“离心结构”理论，对艺术作品形式结构与社会意识形态结构的复杂关联进行了动态考察。戈德曼用带有马克思主义“发生学”色彩化解“发生”与“结构”的矛盾，讨论了文学作品与特定阶级的世界观契合度及其结构模式。
(二)政治-经济-权力维度的符号学范式批判
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在欧美国家的对话掀起了理论建构的高潮。以阿尔都塞、马歇雷、戈德曼、普兰查斯等为代表的阿尔都塞学派，将斯特劳斯、拉康的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经典著作阅读，构建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离心结构、发生结构主义理论；以德拉·沃尔佩、科利蒂为代表的沃尔佩学派，将语义学和结构主义系统观念融入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审美语义学；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学者，构建了以对话和交流为主要特征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威廉斯、霍尔为代表伯明翰学派，基于历史、社会与文化语境考察创立了历史符号学和文化表征理论；以伯纳德、兰迪、庞其奥、艾维斯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深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语言哲学研究；以福柯、布迪厄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对政治、社会与文化背后权力考察，构建权力话语与语言交换经济理论；以列斐伏尔、波德里亚为代表的学者把符号学融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批判，开创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克里斯蒂娃、巴特勒为代表的女权主义学者，基于女权政治和性别文化考察构建了精神符号学和“性别操演”理论；以巴尔特、伊格尔顿、詹姆逊为代表的学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符号学、意识形态批判。
而在东欧国家，随着反斯大林主义和政治民主改革的兴起，文学艺术的形式问题再次被提起。东德贝森布鲁赫、列德克尔率先对艺术形式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重新发现”了布莱希特戏剧符号学理论。随后，东欧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迅速增多，并以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研究最为兴盛。像波兰沙夫在推进“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研究转型中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沃伊茨克基于人与物质实践的互动构建了实践符号学，丽莎将马克思主义与音乐结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音乐符号学，以及科拉科夫斯基、莫拉夫斯基进行的实证主义符号学与语义学批判等。而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基于社会实践的动态考察提出了辩证意义论，齐泽克借鉴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幻象”理论。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施陶尔在批判穆卡洛夫斯基结构主义基础上建立了“人化”符号学，以科西克、斯维塔克等为代表的“存在人类学派”进行的戏剧人类学批判等。此外，卢卡奇与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在审美形式研究方面成果卓著，罗马尼亚马库斯、瓦尔德，东德的克劳斯、普非弗尔在数学符号学、游戏符号学、信息符号学研究上成果斐然。
新常态的背景下，以腾讯为例，探究信息化人力资源管理到大数据人力资源管理的演进过程中，数据管理转型是一种构建模式，需要在组织竞争的优势上进行验证，提升专业的技术性与复杂性，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帮助企业实现人力资源数据管理演进，并对大数据的挖掘、分类、预测等内容进行有效的分析与探究。将大数据新理念渗透到人力资源各个板块当中，实现用户和员工共同参与的开放性共享创新生态构建。
(三)社会-历史-文化维度的符号学范式批判
在农村养老、医疗、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逐步消除政策上的差异、标准上的差距，促进城乡居民享有更加公平的公共服务，使得全县各行政村有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例如，设立村级公共服务中心、村卫生室、文化室等；支持医养结合设施、农村幸福院等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提升供养服务机构托底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此外，安杰耶夫斯基提出的语言交往理论主张从语言表达的意识形态和暴力中解放自我，沃伊茨克建立的实践符号学主张从信息优化角度推进社会实践交往，科拉科夫斯基从社会实践角度深刻批判了近现代实证主义符号学。还有以塔尔图-莫斯科学派、伯明翰学派、詹姆逊为代表的学派或学者对文化符号学给予了大量关注。像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吸收结构主义、信息论、控制论思想改进文学和文化研究，对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作了大量考察，拓宽了文化符号学研究的视野。威廉斯、霍尔将符号学应用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亚文化、电视传媒等大众文化分析，有深刻的理论影响力。詹姆逊将语言与艺术形式视为一种基本代码，注重从社会文化差异中把握历史与文化的关系，构建了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解释学，影响到了当代西方美学。
(四)意义-语义-心理分析的符号学范式批判
以沙夫、马尔科维奇、施陶尔、科西克、赫勒等为代表的学从意义或语义角度推进了意义理论研究。沙夫从人道主义、语义角度构建交往符号学，从客观世界、交往过程的整体性高度理解意义，审视交往过程各种因素的关系及其意义，涉及符号交往的本质、意义、情感、审美等问题探讨。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论从社会实践出发考察符号的意义交往过程，试图通过符号化过程的人道化对抗词语的暴政，批判符号意义的异化。施陶尔的“人化”符号学也从意义入手，批判了穆卡洛夫斯基结构主义的“非人化”，重点考察了艺术作品与社会历史活动的关联及其作用。还有科西克、赫勒等学者，将人道主义引入符号学过程，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工业文明、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日常生活美学等进行了大量批判，追寻人的自由、本质及其存在意义，超越了一般性意义研究。而以沃尔佩、奥索夫斯基、希穆涅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从艺术文本角度推进了审美语义的建构。像沃尔佩将科学辩证法与逻辑学、语言哲学等成果结合建立的审美语义学，弥合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语言学的裂隙。奥索夫斯基、希穆涅克的语义美学和艺术语义学深入分析了文学艺术的空间形式及其表现符号，以及再现、表现、现实主义等语义范畴，有重要启示价值。科拉科夫斯基、莫拉夫斯基在批判当代西方语义哲学的同时，也对现实主义、表现、反映、模仿、引述等概念作了大量语义学分析，得到了比尔兹利的回应。
限制式喷嘴金属液流通过导流管引流作用，大幅度的降低了金属液流自降过程，提高了气体能量转化效率和液流破碎程度。但是由于金属液流在喷嘴出口处雾化，容易堵塞“堵嘴”和“反喷”的不稳定现象。
此外，还有以阿尔都塞、齐泽克、克里斯蒂娃、詹姆逊为代表的学者开创了心理符号学。阿尔都塞将拉康精神分析运用于意识形态分析，揭示了意识形态与主体结构的关系，使意识形态概念获得前所未有的详尽阐明。齐泽克将拉康精神分析运用于电影、科幻小说、卡通漫画、政治笑话等大众文化分析，构筑了意识形态的结构地形图，开辟了意识形态分析新视野。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分析从拉康“真实”与“象征”角度重新思考历史，建构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
精益生产实施的目的就是使企业的价值流能够连续流动起来，从而将价值从价值流的起点到终点顺利地交给客户［2］。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做到实时了解和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制定出符合生产实际的决策。因此企业管理员贴近一线的程度就决定了他们对企业现场的了解程度以及企业决策的合理程度，从而进一步对企业精益生产产生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个世纪的理论走向
(一)从“对立”走向“融合”
国内学者汪正龙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形式主义文论之间的冲突、对话与融合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最值得注意与深思的现象之一。”[4](P13-19)杨建刚则进一步认为，“二者的对抗发生在形式主义与苏联传统之间，对话则发生在形式主义与变异的马克思主义之间。”[3](P67，51)纵观20世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历程，虽然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经历了各种发展纠结甚至波折，但两者的融合还是占据了主流。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个世纪走出了一条从对立到对话的发展道路。
粮食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国有粮食企业承担着调节粮食市场需求的责任，执行着国家粮食安全政策，是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但是国有粮食企业在长期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作用，需要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本文首先简单地回顾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过程，了解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大方向，然后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最后详细地分析了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备受关注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内部控制改革两个方面。在分析过程中，发现已有的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研究的文献大多基于经验分析和实地调研分析，定量分析的文献很少，这可以成为学者以后研究国有粮食企业的方向。
以卢卡奇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学者基于社会历史考察形成了大量历史符号学话语。卢卡奇从历史哲学视野考察了小说、戏剧的审美形式及其形成史，认为历史的本质就是结构化和形式化。其学生赫勒也从社会历史角度考察了审美现代性的构成机制及其结构功能特征，批判喜剧中资产阶级的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现象，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危机与悖论。还有斯维塔克的戏剧人类学从社会历史角度考察了古希腊、文艺复兴及当代经典戏剧中的“人的模式”及其结构，开启了戏剧人类学研究之先声。与之相对，以哈贝马斯、沙夫、沃伊茨克等代表的学者形成了大量社会实践交往符号学话语。像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理论，就以言语行为、交往行为为基础，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验结构及其行为系统进行深刻批判，力图重建理性规范；而赫勒建构的交往美学，也从日常生活现象批判入手力图建构一种多元价值共存、没有支配的交往的理想社会，消除阻碍现实交往的因素，找到生活希望。还有沙夫的交往符号学把符号语义置于社会交往背景之中考察，将社会交往作为其符号学美学思想的基础，有重要社会实践价值。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家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广泛用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形式结构批判之中，理论维度多元，大体形成了形式-结构-功能、符号-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义-语义-心理等四种批判样式，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而从东欧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关系看，两者关系实际上也比较复杂。20世纪30年代由于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对话也比较自由频繁，形成了既批判又对话的局面。这段时间东欧马克思主义虽受俄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未接受对形式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采取了具体分析的做法，不仅看到了符号学的局限，也意识到了结构主义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对形式主义的分析也没有局限于批判层面，而是深入形式结构内容展开讨论，诸如卢卡奇与布莱希特关于表现形式的争论，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命题。后来，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的沉寂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逐步复苏，在推进民主改革和反斯大林主义的背景下，主动与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潮展开对话，既有批判也有借鉴，更有融合创新，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形态。
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关系看，两者对话频繁，形成了极为兴盛的发展局面。像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学艺术审美形式研究，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沃尔佩学派的审美语义学研究，布迪厄、列菲伏尔、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克里斯蒂娃、巴特勒的精神符号学、性别操演理论等，近年中国学界多有关注。正如傅其林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性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形成，带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生机。”[5](P16-21)
(二)从“文学”走向“文化”
国内学者张碧认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呈现出从“文学”到“文化”的批判路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文学分析寄寓了极大热情。像卢卡奇、巴赫金形式主义美学和超语言学研究，都基于对戏剧、小说等文学形式的考察。这一传统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东欧马克思主义、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继承。像法兰克福学派就对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形式作了大量讨论，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等人，对历史小说、戏剧、喜剧等文学样式作了许多分析，塔尔图学派也对文本结构符号学给予了诸多关注。此外，20世纪60-7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对文本的研究也格外重视。像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建立在对《资本论》的“症候式”细读基础之上，戈德曼对发生结构的考察也基于对康德、拉辛和萨特作品的分析基础上。还有德拉沃尔佩的语义美学，也基于对《奥德修记》《神曲》《浮士德》等文学文本的分析考察。总体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符号文本分析上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对话的契合点，并体现了三个理论向度：一是文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考察；二是文学形式结构的社会历史规律梳理；三是文学符号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
要想实现财务信息化建设，就要结合当前燃气企业管理模式来进行，该项系统并非一个单一的电子化系统，而是涉及了诸多现代化管理理念和方式，涉及范畴较为广泛，需要进行综合改革。从燃气企业自身角度来说，需要从企业组织框架入手，给予财务信息化建设工作高度注重，树立良好的财务理念，加强对各个环节的管理和评判，将财务信息化自身优势全面发挥。
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批判可以从法兰克福学派、巴赫金那里找到许多端倪。像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与欧洲、俄国民间文化紧密结合，最后走向了超语言学与文化批判之路。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最早也开始于文本研究，但后来在巴赫金的直接影响下，逐渐从文本研究转向了文化批判，甚至宣称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是一个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在这方面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等广义文化领域。像列菲伏尔、波德里亚就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入手开启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布迪厄、巴特勒把语言与经济、政治、身体、意识形态研究等紧密结合，开创了符号权力话语研究，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霍尔等深入到大众文化的骨髓深入推进了文化符号学研究。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卓有成效，极大拓展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视域，形成了政治符号学、实践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符号经济等多个理论话语体系。
(三)从“文本”走向“现实”
国内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指出：“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质上是批判性的，它把符号意指，看成文化编织话语权力的结果，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精神上至为契合。”[6](P15)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强烈批判性，使两者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既有效弥补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各自的局限，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从文本走向现实生活。
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发展中充分意识到了形式主义与符号学的理论缺陷，并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其进行改造，使符号学逐渐突破了文本自治的态度，对社会现实问题给予了多样化关注。像卢卡奇对文学艺术形式批判的初衷，就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和寻找拯救现代性危机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托马舍夫基也曾提到：“形式主义者正在向社会学方法靠拢，我认为，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方法在解释体裁时是必须采用的。”[1](P25)后来，穆卡洛夫斯基也充分意识到了形式主义研究的缺陷，并把社会历史批评引入文本结构研究，更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研究。与之同时，法兰克福学派也从文学艺术形式中寻找进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批判的理论资源，探寻重建理性规范的路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也注重将文学艺术研究与解决本国现实问题、寻求民族解放出路问题等相结合，既关注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更关注日常生活批判，带有追寻人的自由、意义、存在与价值的深厚人道主义传统，从“文本”不断向走向“现实”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时代，拉克劳与墨菲甚至宣称，所有的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都内在于话语结构当中。洛特曼甚至也强调，所有的现实现象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文本，由此来推进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可以说，列菲伏尔、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威廉斯、霍尔的大众文化批判更具典型意义。他们深入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社会当中批判考察大众日常消费与文化现象，开创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广阔视域。
总体来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这两股重要思潮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或国家碰撞与交流，形成了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像俄苏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形成了先批判否定后对话融合的发展路径，东欧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形成了既批判交锋又对话结合的发展路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形成了以融合建构为主的发展路径。总体而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走出了一条从“对立”到“融合”的发展之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发展中不断拓展自身理论视域，既突破了符号学只关注文本自身的局限，也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关注文本研究之不足，呈现出形式-结构-功能、符号-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意义-语义-心理四种批判范式，走出了一条从文学研究到文化批判、从文本研究到关注社会现实与实践批判的理论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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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0thCenturyMarxistSemiotics:DevelopmentStage，TheoreticalParadigmandTrend
KUANG Cun-jiu，ZHANG Li-yuan
(CollegeofHumanities，SichuanAgriculturalUniversity，Ya’an625104，China)
Abstract：In the 20th century，Marxism and semiotics experienced complex and tortuous development in the collision process，forming a multivariate development model such as Russian-style of“first negativity and then dialogue”，Eastern Europe style of“confrontation and absorption”，and Europe and America style of“full integration”.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semiotics has not only broken through the limitation that semiotics only focuses on the text itself，but also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Marxist attention to text research.It presents four critical paradigms：form-structure-function，symbol-political-economic，social-history-cultural，means-semantic-psychological，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iterary research to cultural criticism，and from textual research to realistic criticism.
Keywords：Marxism；Semiotics；Critical theory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19)08-0029-07
收稿日期：2019-04-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2019年度青年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项目编号：19YJC752013)、四川省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关键词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SC18A017)。
作者简介：匡存玖(1980—)，男，四川中江人，四川农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符号学文论。
(责任编辑：周 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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