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目前学术界有关抗日持久战思想的研究中很少论及王若飞。实际上，他对持久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王若飞不仅较早提出抗日持久战，而且对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诸多睿智的见解。通过探讨王若飞的持久战思想，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一是中共提出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不是在1935年，至迟于1933年1月，王若飞就已经提出；二是王若飞对抗日持久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且认识深刻；三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能从王若飞的持久战思想中汲取了养分。
关键词：王若飞；毛泽东；持久战；抗日
持久战是国共两党在对日作战战略方面的共同认识，亦是学界研究之热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几乎所有涉及中共持久战思想的论著都只字未提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人——王若飞。[注]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上，《人民日报》2007年3月12日，第3版；《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下，《人民日报》2007年3月14日，第2版；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126-138页；余子道：《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5期，第100-109页；欣明：《还有多少人提出过抗日持久战？》，《党史博采》2015年第2期，第50-53页；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要写〈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20-33、159页；桑兵：《全面抗战前持久战思想的发生与衍化》，《抗日战争研究》2018年第3期，第4-19、159页。值得指出的是，两本传记论及了王若飞的持久战思想，参见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陈志凌、贺扬：《王若飞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但此后学界在讨论持久战时都未注意到这两本书。实际上，王若飞很早就明确表达抗日持久战的思想，且他的认识不仅是只言片语，而是对为什么是持久战，如何进行持久战等极为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提出诸多洞见，体现出了系统性、深刻性和前瞻性。鉴于王若飞在持久战研究史上这一“失语”地位，本文试对王若飞的持久战思想作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推动国共两党的持久战思想研究。
1933年1月24日，身陷囹圄的王若飞[注]1931年11月，时任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书记的王若飞在包头被捕入狱。从同被关押的军犯口中得知日军进犯热河，忧虑万分，遂给傅作义写了封长信，在表达自己愿为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抗日战争竭力效死的同时，对日本的意图和国民党的政策，特别是这场战争会是怎样的战争、如何开展这场战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一、明确提出坚决持久抗战的必要性
“九一八”事变后，因国民党的消极反应，东三省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全部沦陷。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日本侵华计划的误判，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事件，意图寄希望于国联调停，甚至暂时牺牲东三省，来换取关内的统一与安全。[注]杨奎松：《中国近代通史：内战与危机(1927-1937)》第8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没有看到日本企图灭亡中国之心的当然不止当时的国民党人。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大量知识分子亦希望通过妥协与和谈，来制止日本的侵略。[注]喻春梅、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第73页。与其不同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明确表达出坚决抗日的要求，王若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20年代其就多次指出，对于日本的屠杀和侵略，必须予以坚决回击。1926年1月，针对日军出兵东北，王若飞就已经看出日本“欲乘我内乱，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并借张作霖为进一步侵略我内地之工具”，最后“武力征服全中国”。所以，他强调，坚决抗日，是挽救国家危亡、争取中国民众解放与自由的唯一出路。[注]《为日本出兵满洲告全国民众》(1926年1月8日)，《王若飞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5-76页。正因如此，在1933年1月给傅作义的信中，他就指出：“我在很早就主张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实行坚决的抵抗。”[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0页。对于为什么除坚决抵抗外，别无他途，他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日本先取东北，次攻热河，再进窥华北，最后灭亡中国，这是其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不论从经济的观点，军事的观点，‘反赤’的观点，而知其必然的，坚决的，不退让的，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第二，他抨击面对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不是积极抵抗，而是诉诸于国联来主持公理，制止日本侵略，简直是妄想，“必然不会发生丝毫的结果”。他敏锐地注意到因为中国的局部防卫，必会招致日本“从各方面进攻以威骇牵制，以致使战事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国只有做好全国抗战的准备，“方能使此抵抗战争更为有效有力。”[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1-112页。可以看出，不论是对日本的侵华策略，还是对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结果的预测，王若飞的判断都符合后来历史的走向。
二、深刻阐释中华民族坚持持久抗战的可能性
与当时多数人一样，王若飞亦清楚地看到中日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巨大，但他认为不应气馁悲观，强调中国在这次较量中会有“积极的前途”。[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2页。这个言论以今天“后见之明”看，平淡无奇。但若联系当时国人的普遍认知，实际上是了不起的见识。王奇生指出，抗战初期，“无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对抗战前途抱持乐观者其实并不多。”国民党的政界精英普遍倾向妥协、求和，胡适、蒋梦麟等学人亦极力主和，陈寅恪和吴宓甚至认为抵抗必将导致亡国。[注]王奇生：《抗战第一年的政略与战略》，《读书》2015年第9期，第102-103页。王若飞也注意到，很多人“以为现在中国的国力，是很难有战胜暴日的希望”，“对战争的前途觉得悲观无望”。在这种消极悲观言论弥漫的背景下，王若飞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几年表达出只要坚持抗战，就有“积极的前途”的卓识，是特别值得称道的。更重要的是，王若飞没有停留在喊口号，而是对为什么抗战会有“积极的前途”，进行深入阐释。他首先从军队构成与作战能力、军队指挥统一与调遣供给速度、军官士兵所知的军事知识、物质供给、日本不担心本土袭击等几个方面，指出在军事力量上，日本的确有很大的优势。但是，他认为，这不意味着中国一定会失败。毛泽东后来在《论持久战》中强调，不能过分看重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注]《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王若飞其实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应该知道近代战争的胜败，绝不单是系于军事的实力，而且还系于其他比兵力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他进而对日本的劣势和中国的优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谈到日本的劣势时，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中国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疑要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反抗；二是国际方面，会引发西方国家的干涉，他甚至预言日本的步步紧逼，极有可能引爆日美战争；[注]王若飞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卓识。参见《为日本出兵满洲告全国民众》(1926年1月8日)，《王若飞文集》，第75页。三是日本国内，侵略战争会加重日本民众的负担，民众也会日益觉悟，这些都不利于日本的侵略。而在中国方面，我们的实力虽然暂时相对较弱，但也有自己的优势，第一，我们人口众多，地域广袤，历史悠久，“这个民族绝不是可以被人轻易征服的消灭的”，“我们应该绝对的相信坚决持久的竭尽种种方法的抵抗是能发出非常伟大的力量。”第二，我们的士兵作战勇敢、吃苦耐劳，而且兵源充足。第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特别是日本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高丽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更能给予我们现在抗日的战争以实际的援助”。[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3-116页。
三、精辟论述中华民族坚决持久战的行动策略
如何持久抗战，王若飞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专门谈到了“坚决持久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行动策略”，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述。王若飞提出的七点抗日策略，可归结为构建三个方面的统一战线，一是国内统一战线，如全民族抗战、消除军阀割据混战、发展义勇军、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处理好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发动农民群众。他的核心观点是“应该动员全国民众积极起来参加这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不独恃军队的作战，只有倚靠在全国民众对于这个战争之自动的积极的参加，才能使这个战争具有强大无比的持久抵抗与不可战胜的势力”。因为农民占着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所以“在全国民众中最主要必须动员的就是农民群众”。此外，他还提出要消灭军阀混战、促使军民团结、解决好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组织义勇军等秘密革命团体等几个方面，形成国内一致抗日的局面。二是构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王若飞指出，应当使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力求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亲密的联络，要争取苏联的支持，“他们是我们反帝国主义战争最可靠的同盟者，最有力的援助者”。同时，在自己努力奋斗的前提下，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三是构成日本国内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他说：“我们目前急需进行的工作是应特别与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革命斗争和高丽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取得联络”。[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6-121页。王若飞提的这些策略，特别是后两个统一战线，具有明显的阶级观念的色彩。王若飞虽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但他把希望主要寄托于苏联、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而对英美等国的支持则保持了较高的警惕。他说：“我们应该绝对相信这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是我们最靠得着的同盟者，能给我们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巨大帮助”，“而依赖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比如美国，去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也近于前门拒狼，后门进虎，不会有好结果。”他明确指出，“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均不能信赖他们真正援助我们”。[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5-116、119页。王若飞的这种认识与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取国际援助的策略是一致的。如毛泽东在1938年说，争取国际援助，需注意三点，一是不可忘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二是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三是更加不可忘记现实与将来的区别。[注]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0页。王桧林指出，在1941年苏德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共虽注意到争取国际援助的必要性，但却有很大的保留，“阶级观点和策略需要是共产党观察世界问题和采取行动的主要出发点”。[注]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第6-10页。虽然对西方国家的支持抱有消极态度，但王若飞并不排斥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日本对华扩大侵略，会“引起与其他帝国主义巨大利害的冲突，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甚至会爆发日美战争”，当然，利用帝国主义矛盾的前提，是自己必须努力奋斗，坚决抵抗。[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3、119页。
(二)“亡路”而不是“亡国”
四、其它值得注意的观点
鉴于两种赋权法各自的优劣势，为了能够取长补短，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近年来，组合赋权法逐渐被人们广泛应用，比如基于对比法和权的最小平方法的组合赋权法[14]，采用两种方法权重的算术平均值作为结果，缺乏客观依据；粗糙集优化后的层次分析法与信息熵法的组合赋权法[15]，这种赋权法虽然较为严谨，但仍会出现权重结果大者更大、小者更小的情况；基于变异系数的聚类分析法[16]，其主观性较强，弱化了客观权重值的作用，整体结果偏向主观化。
虽然中共在二大就确立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又要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行动纲领，但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一度有只反帝国主义，不反本国军阀的倾向，因此遭到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如陈独秀说：“国民起来干涉内政比干涉外交还加倍重要紧急！可是中国国民并且是国民中自称觉悟的青年学生，竟有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倾向。我们敢说这种倾向是青年们回避革命的心理引导出来的”，“这种非革命的外交运动”，“一文不值!”[注]《外交问题与学生运动》(1923年5月2日)，《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页。向警予也指出，现在很多人“主张只做外交不管内政”，这是“一种很错误的趋向”。[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应持的方针》(1923年4月18日)，《向警予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页。王若飞和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持久战时，都强调在抗日的同时，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事实。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毛泽东指出，为了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应是调节它，而不是否定它。[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5页。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539页。王若飞同样强调在抗日的同时，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他说：“从来帝国主义之侵略别国，总是要努力在这些国家找到上层阶级的反动势力做他侵略统治的工具，所以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常常是反帝运动与反对内部的上层反动势力的统治同时进行。我们应当认识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是不可分的，反帝运动只有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才能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自动的积极的起来参加，才能根本肃清帝国主义可以利用的侵略工具的上层反动势力。”[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20页。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王若飞分析抗日持久战的逻辑思路。首先，批评对抗日前景持悲观无望态度的国人，鲜明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抗战必将取得成功。然后，细致分析中日两国各自的优势和劣势，通过有理有据的阐释，揭示中国抗战何以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最后，提出关于如何持久抗战的几点想法。总之，分析深入系统，思维缜密，逻辑性强。
1.要正确把握教学起点和课堂容量。教学起点应是绝大部分学生能够达到的，不能盲目拔高；例如大纲在词汇要求上分为四会、三会和二会，在语法要求上分为理解、掌握和运用，这些都是教师把握教学起点的依据。课堂容量也应适度，容量太大或太小都会影响课堂教学效果。许多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的“Comprehensible input(i+1)”，都肯定了输入语言信息要合理性、针对性。调查表明，34%的学生认为，初中与高中最大区别是课堂上，高中要求记大量笔记，教学内容多；50%的学生认为，高中英语课难度大，听课吃力。可见教学起点过高和课堂容量过多是造成学生不适应的主要因素。
王若飞不仅较早提出抗日持久战思想，而且对此问题不是泛泛而谈。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不仅反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而且还批评了另一种论调，即肤浅地谈论持久战。他说：“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重要的问题，大多数人并没有解决。所论多“空洞无物”，诸如“‘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注]《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9-440页。毛泽东还认为因为这种泛泛而谈，使大多数民众并没有真正理解、相信持久战。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盛行，与其有很大的关系。[注]《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39-440页。王若飞没有像当时毛泽东所批评的一些人，虽然提出了持久战，但只是“空洞无物的了解”。王若飞的可贵之处在于将此问题当作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进行了十分详细和深入的分析。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不少的重要思想，王若飞已经注意到并做了细致的分析。甚至在一些问题的论证思路和表述上，两者也是十分相似。[注]关于政治动员这一问题，1938年4月，面对日本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威胁，王若飞发表《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文，特别突出了政治动员的重要性。他说，民众积极参与抗战对争取最后胜利非常重要，所以要坚决扫清民众“麻木不仁的太平观念与自由主义不负责任的倾向”，因此必须加强抗战动员，进行政治宣传。我们要“坚决反对一切不经过政治宣传的强迫命令动员群众方法”，要“在干部中、党员中、群众中，做一番极深入的政治鼓动工作。(经过一切党与群众组织的会议，采用口头的，文字的各种宣传方法，如标语、传单、小册子、演戏、歌咏、宣传队、演讲队、座谈会等。)”参见《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1938年4月20日)，《王若飞文集》，第165-166页；在稍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亦特别强调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持久战不可能进行，抗战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现在民众“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如何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而是“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参见《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481页。
结语
例3：原文：I need you to go to London and meet someone,a Richard Bromley in SO15.
几乎所有论及中共持久战思想的论著，都认为中共最早提出持久战，是在1935年毛泽东瓦窑堡会议后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做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如黄道炫先生指出：“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共在持久方针提出时间上，从现有资料看，要稍晚一些。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注]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第129页。杨天石先生也认为，“中共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的是毛泽东。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注]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第72页。这些认识是不符合史实的，中共提出持久战至迟应提前到王若飞提出持久战思想的1933年。[注]需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后，就提出对日本应“绝不退让地立刻应战，持久地应战，终获得革命的胜利”，否则如“国民党政府退让又退让”，终会亡国。参见陈独秀：《抗日救国与赤化》(1931年10月1日)，《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368-369页。
1938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毕业典礼上，关于如何持久抗日，讲了一个极有见解的观点，即“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他说，因为日本据有优势，所以他们会占领大路、大城市，从这点上讲，“敌人包围了我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这些地方，在“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就包围了敌人。”他还举了聂荣臻成功开辟“豆腐块”的例子，“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07-108页。后来，毛泽东在其他讲话时多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注]《在纪念孙中山逝世三十周年及追悼抗敌将士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4页；《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3页。当时，党政学界很多人之所以持悲观无望的“亡国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认识。在毛泽东之前，不少人主张抗日持久战，但几乎无人有这样的见解。但是，王若飞表达过类似的卓识。1937年10月，在谈到日军的弱点时，他说：“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交通又极不方便，日本军队不能占领一切中国区域，他只能沿着交通方便的铁道线作战。他的军队愈向内地深入，便愈有时时被截断包围消灭的危险。”[注]《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1937年10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46页。1938年4月，他在谈到如何抗战时说：“我们对于‘抗战到底’与‘抗战必胜’具有绝对的信心”，同时也不能忽视许多困难，因为敌强我弱，“暂时的部分领土之丧失，重要海口的封锁，是不可避免的”，“日寇有可能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占领边区几条公路和几个城市”，“我们只有在全国持久抗战中，去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与物质力量，以至最后击败敌人。”[注]《我们怎样保卫陕甘宁边区》(1938年4月20日)，《王若飞文集》，第162页。可以看出，虽然王若飞的论述没有毛泽东那样生动，但大致表达出了这样深刻的认识。
(一)注重将民族革命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有没有与王若飞交流持久战的思想，并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思考呢？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虽然王若飞阐述持久战思想的这封信在狱中写成，但在1933年秋，其舅父黄齐生将这封信和他自己写给傅作义的公开信油印出来，装订成册，题为《抗日战争策略》，在当时引起一些人士的关注。[注]傅作义在看到此信后，因其“语言恳切与沉痛，打中了国事要害，使傅作义深受感动。”参见杨植林(霖)：《悼王若飞同志——追记监狱斗争的一段》，《解放日报》1946年4月30日，第4版。转引自马连儒、袁钟秀：《王若飞传》，第110页。1937年4月，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王若飞被营救出狱，8月底，前往延安，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去见了毛泽东。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一年之后，他被调到军委工作，担任军委副参谋长。[注]据其妻李培之回忆，对于这个军事工作，王若飞开始颇感为难，曾找到毛主席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军队工作，担任这个职务恐怕不行。”毛主席鼓励他说：“开始我也没搞过军事，后来不是也搞起来了吗？”参见李培之：《飞渡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关山渡若飞》编辑组编：《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28-529页。毛泽东和王若飞还经常在“一起谈话，商量研究问题。”[注]曹昆之：《在若飞同志身边》，《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第470页。胡乔木回忆道，“毛主席很器重他”，在延安的一次演讲，“毛主席当时说，如果有千金可赏的话，就应赏给王若飞，一字千金。”[注]胡乔木：《王若飞与〈历史决议〉》，《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第477页。
问题设计：谈谈第三单元课文中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位父亲或母亲；诵读文中父母让你动情的语句；说说这些语句让你感动的原因。然后由学生总结细节描写的作用（可以全面展示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使作者情感流露得更真实细腻）。
综上，王若飞的抗日持久战思想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做了理论准备，大大丰富了中共抗日思想、持久战思想的理论宝库。需特别指出的是，王若飞写作《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这篇文章时，因身处狱中，信息闭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年来我未能读报纸，不知日人占东三省后，国内与国际之实际变化到何程度”，[注]《我对于中华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意见》(1933年1月30日)，《王若飞文集》，第111页。如他对日本占领山海关这一事件，是近一个月后才得知的。但在如此境遇下，王若飞还能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对抗日持久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策略，特别能反映他的远见卓识。
总之，王若飞对持久战思想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应当予以高度肯定。我们在论述持久战时，不应忽略这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
OnWangRuofei'sThoughtofProtractedWarAgainstJapan
YaoZhengpingChenZhijie
Abstract:Wang Ruofei is seldom mentioned in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thought of the protracted war against Japan. In fact, he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protracted war. Wang Ruofei not only put forward the protracted war against Japan earlier, but also made a systematic exposition on why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protracted war, and presented a lot of profound opinion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Wang Ruofei's thought of protracted war,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irstly, it was not 1935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proposed the idea of protracted war against Japan. Actually, Wang Ruofei has already proposed it in January 1933. Secondly, Wang Ruofei has discussed it in detail and mad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irdly, Mao Zedong's "On Protracted War" might have been affected by Wang Ruofei's thought of protracted war in some way.
Keywords: Wang Ruofei; Mao Zedong; Protracted War;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9.02.010
作者简介：姚正平，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陈志杰，男，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南通 226019)
基金项目：南通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2016ANT002)
责任编辑：黄秀
标签：持久战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苏区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南通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点课题“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2016ANT002)论文;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