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赏罚思想贯穿于《韩非子》一书中的方方面面。首先，对君主而言，赏罚是一种君主治理国家和控制臣下的手段与方法；其次，对于国家而言，通过赏罚手段建立一种奖惩的社会机制是国家强盛的根本。此外，韩非在考察君臣关系时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他认为君臣是利益对立面的两方，同时又具有利益共同性，是需要相互协作的关系，体现出一种较为理性的君臣观。
关键词：赏罚；君臣观；社会机制
1 韩非子的赏罚思想
赏罚思想也是韩非思想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韩非认为赏与罚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实行赏罚所依靠的载体是“法”，即国家通过制定法令以及自上而下坚定地执行法令，来确保赏罚制度的作用与效果，即“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惧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认为君主进行赏罚时，一定要有明确的标准与依据，如果君主能够做到赏罚分明，那么可使百姓对国家信任，民心牢固。他在《饰邪》篇中写道：“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同样，赏罚有度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故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所以赏罚不当就会失去民众，滥用刑罚百姓便不再畏惧，有赏赐却不能起勉励作用，有刑罚不能起禁止作用，那么国家即使很强大，也一定很危险。
同样，韩非认为赏与罚是君主控制臣下的两种重要手段，赏罚大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不可以假借给臣下，否则臣下便会篡权，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制服，会有国亡身危的危险，即“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韩非认为君主对臣子进行赏罚的依据就是要看他们的言论主张与实际功绩是否一致，如果臣子取得的功绩与言论主张不相符合，也要惩罚，即“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对于实行赏罚的目的方面，韩非认为赏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通过奖赏一些为国效力之人，便会鼓励其他的民众去为国家建功立业；通过惩办盗贼与邪恶之人，便可以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禁邪作用。
韩非想通过赏罚制度确立一种被人们广泛而又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与准则，即“善恶必及，孰敢不信？规矩既设，三隅乃列”。同样，君主在治理国家时，凭借这样一种制度而不是凭借自己的喜怒，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即“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同样，赏与罚所施与的对象在“法”的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如果一个人确实是为国家建立了功劳，那么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是高贵还是卑贱，他与君主的关系是疏远还是亲近，都应该给予赏赐；而同样一个人犯了错，即使他与君主的关系很好，也要受到处罚。通过这样一种赏罚制度来确立起“法”在国家中的地位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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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非子的君臣观
笔者在读书过程中发现君主与臣子的关系也是韩非关注的重点，韩非在看待君主与臣子的关系时，毫无疑问是站在君主立场上，为加强君主权势而服务的。他认为君与臣是站一个利益对立面的两方，两者有一定的矛盾与冲突。君与臣两者之间，君一定要处上，占上峰，时刻维护自己作为君主的威严与权势，不可过于宠爱、亲近自己的大臣，否则这些大臣就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伺机篡夺君主的权位，即“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基于此，君主对待臣下要严加控制。同时韩非认为君主只有牢牢掌握权力，一切按照法度行事，那么臣下便不敢，也无法欺骗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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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论述韩非子的君臣观时，不仅仅探讨君、臣二者之间的关系，还会涉及君主与国家关系或者是君、国、臣三者关系的讨论。实质上，在《韩非子》一书中，君、国、臣三者关系密切，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他在《饰邪》篇中写道：“害身而利同，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涉及君主与臣子利益的对立时，君主与国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利益的一致性，但这能否就表示君主就是国家、君主与国家是一体的呢？在笔者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觉得韩非更多的是把两者分开来看，他认为国家是一个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君主如果失去了国家，便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正是基于此，君主如果想一直保有自己的地位，那么一定要把法度作为治理国家的原则，国君只有按法度和原则来办事，克制自己的个人欲望，维持国家政治秩序的良好运行，才有可能避免被臣下取而代之的命运。
韩非虽然承认君主与臣子之间有一定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但君主要通过一些手段来管控这些矛盾与分歧，并要看到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利益共同性。君主在治理国家时离不开臣子的协助，而臣子也想通过君主的赏识与认可来得到想要的赏赐。以两者利益的共同性为出发点，君主要善于利用臣子，对待臣下既要有赏又要有罚，要赏罚恰当，软硬兼施，使臣下为自己服务。由此看出，君臣两者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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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韩非子赏罚思想与君臣观的立论基础——人性论
在谈到韩非子的赏罚思想与君臣观念时，我们不得不提韩非子的人性论，韩非子的赏罚思想与君臣观都是站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来阐发的，而在论述人性问题时，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人与人之间是不可信的，每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他在《备内》篇中提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即君主的灾难在于相信别人，一旦相信别人，就会受到别人的控制，即使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与儿女也不能够完全相信。所以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韩非认为君主不可过分宠爱亲近自己的大臣，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威慑力，并利用人们好利的本性，通过奖赏的手段来拉拢人心。在《备内》篇中，他写了一些大国君主的后妃夫人或嫡长子中有一些人希望他们的君主早点死去，他们的情感并不是本来就憎恨君主，而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建立在君主死亡之上。所以，有时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不顾骨肉血亲之情，“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韩非在《六反》篇中写道：“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尚且怀着计算利弊的心理，更何况是没有父子恩泽的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根本无恩爱可言。韩非在论述人性问题时更多的是强调人性自私自利的一面，他其实是在为他的政治主张与目的服务，希望君主利用人性自利的一面来为其统治服务，即通过奖赏或惩罚的政治手段和方法来使大臣和百姓为君主效力。正是由于韩非看透了人性趋利的本质，他在论述君臣关系时，认为君主与臣子有利益的纷争与矛盾，君主要时刻警惕身边的臣子，严格用法律来规范臣子。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非子》赏罚思想与君臣观的深入解读，笔者对韩非所构建的法家思想理论体系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同时，韩非思想中的赏罚认识，君主与臣子、君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韩非的人性论等方面都对笔者有很大的启发，它们是笔者把握韩非子思想体系的理论线索与核心。透过《韩非子》的赏罚思想、君臣观和人性论等内容，的确可以反映出当时韩非所处的战国时代的确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处于由宗法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期，而韩非的法家思想也的确是对当时时代的一个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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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明明（1992―），女，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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