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的关系，使低生育率陷阱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泥潭困境。同处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儒家社会和中国具有文化社会结构的共通性，在不同时期都经历过低生育率及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应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并不成功的人口政策方案汲取经验教训，正视低生育率危害，缩短生育政策观察期窗口，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制度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关 键 词：低生育率陷阱 现代化 东亚社会 生育政策调整
一、 前 言
世界各国经济起飞史表明，经济发展繁荣背后往往是婴儿潮的堆积，如二战后美国的“婴儿潮”、日本的“团块世代”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东亚发达社会若干典型代表“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港澳台”地区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都步入超低生育水平与严重人口老龄化的时代(UNPD，2017)。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发现：现代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会让生育率逐步下降，并维持在较低水平。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来说，“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国家与地区实现高水平现代化，则是避孕药中的“极品”。
持续超低生育水平带来“人口安全”隐患，对国家长治久安带来的负面冲击已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年轻人口储备不足引发经济活力与社会创新能力下降、社会保障体系入不敷出、民族矛盾激化、国家财政金融与个体家庭风险剧增等。生育率不仅影响人口规模，还会带来国家与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年龄结构都对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应摒弃过去将庞大人口数量视为负担的单向思维，从国家到个人转变“计划生育”时代的“严格数量控制”而“忽视人口结构失衡”的错误人口发展理念，正视超低生育水平的危害。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东亚国家(区域)人口惯性变化与生育政策方向转变时间的关系，探析人口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并通过相关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估，为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进行若干“前瞻性”思考。
2.标准化、规模化、专业化养猪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质量不高，先进实用设施设备应用程度低。养殖业主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其科技、法律、市场意识淡薄，劳动技能低下，传统型、粗放型饲养管理仍占有较大比重。
二、 文献综述
1. 低生育行为与低生育率陷阱
随着中国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不婚不育越来越“习以为常”，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引发了学术界的担忧(Lutz、Skirbekk、Testa，2007；McDonald，2010；Haub，2008)。对中国来说，从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来看，已有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掉入了“低生育陷阱”之中(黄玉琴、萧易忻，2017；陈友华、苗国，2015)。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这只是一种神话，中国所谓的“低生育”可能是有条件的“低”，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石人炳，2010；杨菊华，2015)。中国大陆是否落入“低生育率陷阱”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有一点共识得到普遍认同：“随着生育水平的持续走低，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2. 东亚社会的极低生育率与政策干预
图1 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总和生育率的变化(1955-2015年)
数据来源: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7 Revision”；中国台湾地区数据来自于：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02-04.xls。
生育率和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区域差异性是一个客观事实。研究显示：低生育率人口转变后存有三种发展路径：翻升、持平、持续下坠低迷。翻升的类型以北欧国家瑞典为代表(平均生育率下降后回稳到1.9左右)；持平以西欧德国为代表(徘徊于1.4左右)； 持续下坠的代表是东亚国家或地区(新加坡、台湾、日本、韩国)(Haub，2008)。这一现象打破了人们的传统认知：东亚儒家社会注重家庭，对多育子女、男性偏好有着“执着”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生育转变并不会像欧洲那样“彻底”，一旦生育政策放开，生育水平就会有明显反弹，然而，数据显示，西方鼓励生育政策相对有效，东亚鼓励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如西方(汤梦君，2013)。究其原因，有研究者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重视教育，强调人力资本投资与竞争，当子女养育成本大幅增加时，生育率就低迷不振”(黄玉琴、萧易忻，2017)；公私领域的性别不平以及妇女劳动参与水平的提高，使得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甚微：“低生育水平是现代女性从传统生育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个性发展’的必然社会现象，就算使用再多的经济手段进行刺激，于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早不是一个必然选项，文化嬗变固化低生育行为”(陈友华、苗国，2016)。
人们习惯于将东亚儒家文化与鼓励生育相联系。但是，文化传统的内涵会嬗变,并且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挥的作用也会大相径庭。“传统社会，东亚儒家文化或许促进了生育。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生育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家庭生育观以及代际之间的紧密关系反而成为强有力的生育抑制因素,这是东亚地区生育危机的关键所在”(李中清、王丰，2000)。东亚国家采取的鼓励型的生育政策效果不佳，是政策设计问题还是自身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所致，抑或是刺激生育政策作用发挥的“时辰未到”？以上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回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大多数情况下，政府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顺应人口形势的改变以及政府对生育率态度的转变。但“由于相关理论缺失、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政策调整后果的估计不足，大多数国家政府在面对低生育率持续、快速蔓延的局面时，首先选择等待观望的态度，以至于错过最佳的政策调整期”(茅倬彦、申小菊、张闻雷，2018)。东亚发展模式虽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黄玉琴、萧易忻，2017)。东亚对女性生育不友好的教育与职业体制，成为影响生育水平不断走低的新机制(陈友华、苗国，2016)。
目前我国面向全国各大院校发行的商务日语专业类教材主要分为三类：第一，阅读类教材。包括《商务日语阅读》《经贸日语泛读》等；第二，会话类教材。包括《商务日语听说实训》《商务日语口语》等；第三，写作类教材。例如《日语文字处理》《商务日语函电》等。这些教材出版为我国相关专业学生的日语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物质基础，但是许多教材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为加快职业农民培育，今年以来，我国大力开展部级层面示范性师资、农业企业家培训，省级组织农业职业经理人、青年农场主培训，市县级组织新型经营主体骨干、产业扶贫带头人等培训，构建起立体化培训新格局。这是笔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验交流暨信息化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三、 东亚现代化与低生育率强化机制
对比之下，中国大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得到了专门设立的政府部门的强力实施，对生育的干预呈现出“直接性”和“强制性”。从实施的时间来看相对较晚，使得中国的生育转变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有明显区别：如图1所示，东亚其他国家与区域生育率下降是普遍性的，多是由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推动，国内各地区的差异较小，下降曲线较为平缓。而中国大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和区域多元化生育格局，造成了生育率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现代化进程较快，低生育水平来得较早，下降曲线存在人为干预的迹象(波动性明显)。不过整体来看，结合图2与表1研判分析，在生育政策的强力实施和现代化发展不断深入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大陆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趋于平稳，基本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但中国大陆现代化发展水平无法与东亚其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媲美，其生育转变呈现一定的“早熟”特征，这一点可以通过现代化指标体系(HDI指数)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1. 东亚国家现代化程度与人口模式转变
图2 1950-2015 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1950-1999年数据转自路遇、翟振武主编：《新中国人口六十年》；2000-2007年数据来自陈卫著：《2000年以来中国生育水平评估》；2008-2014年数据来自陈卫著：《中国近年来的生育水平估计》。对比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人口发展计划署的相关数据，国内学者对中国生育水平的估计普遍“偏高”，因此，对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多持乐观态度。
人口与家庭现代化导致生育激励机制的逆转。从经济学角度，生命的繁殖类似于财富资本增值，一定要投入自身积累的资源完成“再生产”，而不能过多地把资源用于“消费”。人类社会之所以出现大量“生育剩余”，是因为“物质、能量与信息”的增殖出现了“岔路”，“现代化介入”的后果是人类有了比繁衍更“渴望”的追求和使命。其实，“生育剩余”中间的差值并未消失，作为替代，人类越来越倾向于把物质与精神生产力应用到“搭建繁华物质文明”并沉浸于“消费享乐主义”中，至于繁衍后代的本能，可替代选项太多，甚至蒙蔽了人类的“有限理性”。注人类行为之所以称之为行为，是因为它“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只有市场与竞争机制才能更好地激发人类的“动物精神”(凯恩斯语)。子女数量对家庭生产的贡献下降，工业文明在造就现代工商原则的同时，更改变了家族等级体系，社会成员平等主体间的公平“契约式”交易(两性主导婚姻)让家族控制生育行为变得不再“主流”，个体在工业化时代，能够自由获得相应的经济能力是对权威“说不”的基础，生育约束的下降，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后果，男性如此，现代女性更是如此。
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现代国家(区域)人口、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生育友好”的反面是“生育不友好”，这一典型多出现在东亚。本文利用历史数据分析东亚区域现代化与低生育率从诱发到相互强化的过程与内在机制。
东亚儒家文化对经济“成本-收益”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诉求。传统社会生育率高是因为家庭为中心的儒家模式强化了多子女经济优势偏好，到现代社会，孩子的经济效用降低，儒家实用主义传统反而抑制了生育水平。以东亚日本为代表的“低欲望社会”与极低生育水平，是高度现代化与低生育导致的恶性循环——在日本、韩国，大量的年轻人在三四线城市很难找到“稳定体面”的工作，漂泊在大城市买不起房子，就很难进入“传统婚姻”模式，同居与非婚生育在东亚社会又面临文化上的“道德抑制”。都市生活成本的高企与结婚率大幅下滑，导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生育率奇低。低欲望的背后，貌似是年轻一代财富追求进取心下降，甘心做“宅一族”，或“咸鱼人生”。客观来看，年轻人面临成熟社会严苛的经济约束，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增量财富博弈机会渐行渐远(城市化、工业化业已完成，存量博弈的难度远高于增量博弈)，“儒家等级森严”的文化传统也导致阶层定型，给予年轻人的结构性“向上”机会匮乏，年轻人在如此不利的“制度约束”下很难发生个体“逆袭”。个体生存都如此困难，繁衍议题自然会被压抑并推后。
2. 低生育形成机制：人口与家庭的“现代化”
人类搭建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逐渐”摧毁传统的人口再生产激励机制——小到家庭、中到企业、大到国家和社会。具体表现为：首先，家庭变成消费中心而不再是生产中心，多育子女的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受制于育儿成本，人们多选择“质量替代数量”策略；其次，企业部门汲取人口红利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残酷的市场竞争使其无法承担全社会的育儿成本，资本更愿意“过度压榨”青年人口使之在职场“全身心拼搏付出”，这挤压家庭(特别是女性)“生儿育女”的私人空间和自由；再次，国家与社会建构系列提升竞争程度的社会制度推高了育儿成本与复杂度，而生育补偿机制并不能完全扭转生育成本不断提升的趋势，子女的“公共产品化”带来生育成本不断高企。注育儿成本高企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自由市场带来的恶果，很多情况下是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话语“劫持”，使得育儿“成本转移”的障眼法：免费的义务教育、诱人的生育补贴，其实已经包含在昂贵的商品住宅价格之中。
如图1所示：东亚国家与地区生育率开始出现下降的时间并不同步，最先迈入现代化国家的日本率先跌入“更替水平”以下，韩国、新加坡与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同时，在生育率下降过程当中，生育政策的手段与作用强度不同。日韩等国以颁布政策引导为主、避孕节育等技术手段为辅来控制生育，强制性较弱。中国的香港地区几乎没有“独特的”生育政策，中国台湾地区采取的是宽松的“家庭计划”，对个体生育数量并无明显限制。
甲状腺乳头状癌为发病率较高的内分泌系统恶性肿瘤，分化好，恶性程度较低。其发病与性别、年龄、碘的摄入等多因素有显著的相关性[13-15]。随着对其研究的不断推进，我国甲状腺癌的诊治逐渐规范，甲状腺癌诊断方法由单纯使用超声发展为影像定位-细胞病理-分子靶标多层次早期诊断体系，诊断过程较为系统，具有科学性[16]。TPC恶性程度较低，主要治疗方案以外科手术为主。孟晓敏等对甲状腺乳头状癌原发灶外科治疗进行meta分析得出：TPC原发灶外科治疗术后生存率较为可观，且甲状腺部分切除术损伤喉返神经或甲状旁腺发生率较低[17]。
一般来说，在无强烈外界环境压力情况下，人类行为的本能会越来越偏好“向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这种行为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付出最少，收益最多”，除非这种本能受到某种制度激励或约束——自由选择、市场竞争或其他规制(如文化传统)。注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中，构成社会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自由、一般性规制和竞争。这些规则的特性表现为：“一般性、确定性和适用于人人的平等性”(Hayek，1960，pp.22-38)。人类自然繁衍秩序其实应符合三个条件(转引自邓正来译，1997，第26页)。西方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东亚社会持续时间更长，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并不明显(孙立平，2005；罗荣渠，1993)。东亚社会的低生育转变过程中，政府“催熟的现代化”更加抑制人口再生产。无论是物质财富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消费总比生产容易，“放纵”消耗生命与“负责任”的养育生命，难度系数的差别“一目了然”。
表1 东亚典型国家生育政策转向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国家开始控制人口年份与HDI指数降至更替水平年份与HDI指数进入极低生育水平的年份与HDI指数生育政策转为鼓励的年份生育政策“中立”时长(年)日本1950年(HDI=0.36)1975年左右(HDI=0.56)1990年左右(HDI=0.66)1990年约25年韩国1960年代初(HDI=0.25)1982年左右(HDI=0.40)1985年左右(HDI=0.45)2005年约10年新加坡1965年(HDI=0.36)1975年(HDI=0.39)1985年左右(HDI=0.44)1987年约5年中国1980年(HDI=0.29)1990年(HDI=0.31)2000年左右(HDI=0.39)//
资料来源：历年HDI数据源自于：https://ourworldindata.org/human-development-index；历年生育水平数据源自于：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DYN.TFRT.IN?end=2017&locations=CN-JP-KR-SG&start=1960&view=chart。
图3东亚社会转型：生育行为由“激情无序”向“理性有序”转变
3. 低生育强化机制：东亚社会的特殊性
利用现代化指标体系(HDI指数)变化考察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生育转变，不难看出中国在现代化程度较低(HDI<0.3)的情况下就已经完成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而较早进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日本，生育政策“中立”的时间最长，生育转变随着现代化水平提升自然缓慢下降，现代化进程较晚的韩国、日本，也许因为有了前车之鉴，生育政策由抑制向鼓励转变，政策观察窗口相对“缩短”，但这些国家随后都对政策转向太晚表示后悔(金益基，2017；乔晓春，2015)。然而，从中国大陆目前的生育政策来看，虽然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率陷阱”，政府在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松动，但总体上来看，其生育政策仍然是限制性的。结合西方及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应该尽快解除生育管制，优化生育环境，尽快将生育政策由限制向鼓励转向，构建“生育优友好”型社会。
四、 结论与反思
1. 结论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人类制度与文化的“现代性”制度设置(institution setting)对人类的生育行为具有相当的“负外部性”。在东亚社会，现代化与低生育行为互为强化，低生育率陷阱比西方社会表现更为明显注人类性本能的释放与婚姻家庭分离，找到了其他渠道，人类在放弃“生育剩余”后，在科技与生产力武装的情况下，大量的物质与精神力换来的“替代品”是享乐与消费主义，人口再生产的义务被抛之脑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生育是一场关于人口生产的艰难历程，清教徒式的谴责，并不能阻挡现代消费主义“侵蚀人类心智”的步伐，把更多物质与精神资源用于满足自身消费主义欲望，远比创造财富、人口再生产更有魅力。从“市场”与“社会”转型所激发的人类堕落属性来看，人类文明若无“某种”宗教与文化习俗的强烈指引，前景是异常堪忧的。。西方国家生育率在2000年以后逐渐回升与政府的生育刺激政策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东亚生育率的下降与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本身的时间还不足够长，生育刺激政策的实施时间也相对较短，假以时日，东亚是否也会步西方后尘，还是让时间去说话。
2. 对策与反思
人口与家庭现代化导致生育激励机制的逆转。人类人口再生产机制中，由传统“乡土文明”造就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模式走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现代城市模式，其暗含的“生育数量追求被质量追求替代”的现代化过程，也是“自然模式”被现代社会“干预模式”入侵的后果。东亚城市社会形态下流行的低生育率现象，从基因传递角度对个体与种群繁衍是不利的，但未必从一开始就是不利的，最初它可能只是一种质量换数量的“经济理性”策略，但后来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之后，也许已经脱离了其原本的经济理性。长期来看，人类的“有限理性”与“激情消退”以及东亚社会“宗教约束不足、世俗压力过大”让东亚社会出现更为严重的“人口再生产危机”。
通过此次对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问题展开分析，得到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主要受到原材料的质量、配合比、施工工艺工序(拌合、摊铺、碾压)、养护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合理选择材料的基础上，应该对施工工艺工序严格控制。同时施工现场对人员的管理也会间接影响二灰碎石基层的施工质量，因此，同时还需对施工现场的人员展开科学的调配、责任到人，对加工机械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合理的安排，保证施工质量。其次，加强监督管理，只要科学的管理、良好的监督，才能使二灰碎石基层的优良性能发挥的名副其实，才能确保施工质量达到最大化。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1990)所言：“激励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因素”，现代化瓦解了“自然模式”下人口再生产的激励机制，现代人“阻力最小”带来的“舒适堕落”极易削弱人类的“责任与付出”，或许，从这一点来看，人类的本能“贪婪、色欲”并非是坏事，更谈不上什么“七宗罪”，“动物性”冲动被“文明规制”虽然带来现代文明秩序，但过度介入带来的“熵减”(社会组织的有序度提升)反而成为人类文明延续的巨大威胁，东亚国家又普遍属于强调秩序、泯灭个性的社会类型，因此，现代化对生育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这些国家长期处在低生育陷阱并对政策刺激“无动于衷”即为明证。
在米塞斯、哈耶克这些鼓吹“市场至上”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然秩序就是市场”，人为干预市场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事实上，性与生育难以分离的传统社会，生育主要接受外界环境的生存挑战。到了现代社会，在人类组织性干预较小情形下，生育行为是生物本能驱动下的自然再生产-自然再平衡，进入后现代社会，人类子女更像是某种公共产品，市场调节机制“失调”。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在不断改造生育理性，政府干预造成额外的“风险社会”之虞。因此，减少对生育行为的“人为干预”、降低子女公共产品属性才会对生育率回升起到积极作用，而采取凯恩斯式的生育刺激策略，则有可能掉入西方国家的“福利陷阱”，这才是未来生育政策调整最需要警惕的“风险点”。
参考文献：
1. Haub，C. Tracking Trends in Low Fertility Countries: An Uptick in Europe?The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https://www.prb.org/tfrtrendsept08/,200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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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奥地利]弗里德利·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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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友华、苗国：《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低生育率:新机制与新特点》，《人口与发展》2016年第5期。
10. 黄玉琴、萧易忻：《“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下如何实现生育率翻转?——东亚和欧美的经历及对中国的启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1. 金益基、左琦：《重思中国的人口新政策:与日韩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比较》，《学海》2017年第1期。
12. 李中清、王丰、纪南：《马尔萨斯模式和中国的现实:中国1700～2000年的人口体系》，《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13. 茅倬彦、申小菊、张闻雷：《人口惯性和生育政策选择:国际比较及启示》，《南方人口》2018年第2期。
14. 乔晓春：《从韩国取消生育政策看中国加快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5. 石人炳：《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16. 汤梦君：《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基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验》，《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17. 杨菊华：《中国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机了吗?》，《人口研究》 2015年第6期。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联2019年重大应用研究课题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江苏高起点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转变视角下教育结构失衡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编号：14CRK017)、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超大间隔生育的形成与影响研究”(编号：GD18CSH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6-0026-05
作者简介：苗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46)，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南京 210004)；庞飞，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南京 210046)。
[责任编辑：李 慧]
标签：生育率论文; 东亚论文; 人口论文; 政策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人口学论文; 世界各国人口调查及其研究论文; 《现代经济探讨》2019年第6期论文; 江苏省社科联2019年重大应用研究课题暨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江苏高起点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口转变视角下教育结构失衡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编号:14CRK017)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第一批重点学科(社会学)建设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超大间隔生育的形成与影响研究”(编号:GD18CSH05)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