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五四运动促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发生根本性逆转，激进分子在多重比较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五四理念构成中国现代人格的必备要素，主体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此后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及期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推动现代政党的诞生，从此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政治力量；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从此爱国主义具有现代意义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关键词：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化；爱国主义；民主与科学；中国青年
从传统走向现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站在中共十九大主席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郑重宣示：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回溯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梦想之路，中国共产党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探索的，中华民族则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探索的。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实际上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自此以后，中华民族在由传统向现代的复杂转型转轨中，开始探索新路径，努力实现新突破。
一、五四运动促使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探索发生根本性逆转，激进分子在多重比较中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虽历经王朝更迭，小农经济基础从未动摇，中华文明也因之悠悠千载而不绝。自1840年被西方的尖船利炮轰开古老大门后，在外来强力压迫下，中国以学习西方强国为起点，艰难地迈出通向现代化的蹒跚脚步。好比两个人打架，落败的一方首先想到是如何强身健体，怎样从对手那里学到制胜招数，以后才能少受欺负。当时，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较早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腐败的清政府依然因为种种因素延误了鸦片战争后大约20年可供变革的重要机会。而1851年《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备受欢迎，重版和再版20多次，政客、武士、知识分子几乎人手一册。
直到1861年1月，恭亲王奕等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才开始推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在30多年间相继开办了几十个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兴办了轮船、铁路、电报等新式交通部门，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并派遣了几批出洋留学生。洋务派首领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受的是旧式教育，没有人能读外国书。他们办洋务的分类思想“师夷制夷”和“中体西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凭着对西方机械的钦佩，毅然开办洋务已属难得，后人不能再去超越历史去责备他们没有打开思维禁锢，阻碍了对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制度、精神的吸纳。诚然，技术不可能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清朝海军实力的完全丧失，也宣告了持续35年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这场战争带来的瓜分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变法维新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不论是位高权重的保守改革者翁同龢、张之洞，还是草根出身的激进改革者康有为、梁启超，都认可变革的重要作用，救亡仅仅学习外国的器物是不够，必须要学习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只是对于谁领导变革，在多大程度上变革以及如何变革上持有不同看法。所以，当康有为们争取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并于1898年6月开始制定新法、开办学堂、改革科举、奖励实业，并没有多少争议。只不过等到他们开始革新政治，裁减冗员，任用新人，开放言路时，遭到慈禧太后的严厉斥责：“从你(指光绪皇帝)这儿坏了祖宗之法，如何对祖宗！”最终斩杀戊戌六君子的罪名竟以政治道德标准，定了个“大逆不道”。实际上反映的是帝后之间、满汉之间、守旧与维新之间的重重矛盾。
当人们看透了清末新政和立宪运动的虚伪，又突遭八国联军入侵，一种共识在潜滋暗长，这就是只有推翻满洲皇权的专制统治才能拯救中国、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明确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目标，并以武力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而且设计了“防止资本主义在最近将来的孳生崛兴”。各地爱国志士纷纷结集社团，宣传革命，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打出了一个新的民国，于是有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有了清帝退位，有了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再后来就是袁氏背叛共和、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张勋复辟、护法运动、军阀混战……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就是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很多政治、经济方案一与社会现实交锋，就显得力不从心而无所作为。这样，中华民国的建立，并没有带来和平、秩序和统一，还需要有一些更深层、更根本的精神来唤醒国家和人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开始冲击封建旧道德、旧礼教、旧思想。在推动思想启蒙的同时，先进分子们认为，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拿英、美做榜样”，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十分向往，相信欧美世界的公平正义。当巴黎和会出现“强权战胜公理”的一幕——西方列强竟决定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实际上不过是丛林原则的再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幻想彻底被浇灭。而一年多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恰为此时的中国提供了根本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摆脱西方压迫的历史机遇和现实模版。它表明，“物质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
何良诸心火窜起！你截火车，跳起来啐我一脸，发疯般扭大秧歌，连“保安”都被你打得抱头鼠窜，那股劲呢！何良诸忍住，一句刺激的话不能说。小勺酒店是生活区神经中枢，现在是最敏感的时候，他要在这里呆下去，有鱼，会浮出水面的。驼子不是摸上门来了吗？
当然，在漫长的奋斗过程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来自资产阶级民主派人物的置疑，也受现实情势和基本国情的制约，还有探索者理论准备不足和自身局限性。但探索之行从未因之而放弃。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五四时期播下的这颗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种子，在中国已经结出丰硕成果。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二、五四理念构成中国现代人格的必备要素，主体意识觉醒的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此后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五四运动推动着一大批知识分子迅速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转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准备了干部。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导师式人物之外，一大批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先进青年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李达、李汉俊等人，以及老同盟会员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也都经过各自的努力，先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五四运动中，这些先进分子更是从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认为离开这个力量，知识分子就不能取得胜利，因而对改造中国的动力有了新的看法。五四运动后，大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脱掉长衫，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与劳工为伍，创办工人学校，举办各种讲习班、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成立各种工会组织。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脱离了自在阶级的状态，开始转变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自为阶级。
五四理念最鲜明的特色是“反封建”，后人称之为“反传统”。走在反封建最前列的是陈独秀，1915年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就鲜明地开列出新青年所应展示的风范：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这里，陈独秀把各种陈腐、落后的现象全部都归之于“封建制度之遗”，“封建”被指为陈腐、落后的渊薮。他认为正因为有此“封建制度之遗”，使得当代中国人与白种人相比，思想落后千年，所以中国新青年的使命是“反封建”。
亨廷顿认为，政党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当原有政治体系出现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认同危机等)时，则会加速政党的产生。晚清时期，中国屡遭侵略、备受屈辱的残酷现实，新兴社会集团如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寻求新的政治价值和行为取向。尽管中国文化中存有“君子不党”的传统，但当西方政党思想由少数先进分子传入国内，一些敢于“吃螃蟹”的志士就开始仿效了。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就已不再是一个旧式会党，而是一个具有某种近代政党性质的革命团体。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则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系统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当时，中国的革命力量需要政党来领导，中国的社会也需要政党来整合。所以，孙中山始终认为：“今日欲巩固中华民国，政党最为重要”。[11]1894年到1911年出现过193个立宪团体和革命团体，相当一部分具有政党的雏形。
“喂！放我出去！”步凡用力地敲击着门板，但回应他的，只有门外的嬉笑声：“黄皮仔，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明天早上扫地的人会来营救你的！”
五四理念的第二个鲜明特色是个性解放。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广大民众在儒家纲常伦理的束缚下，个性和主体意识被压制、摧残，形成典型的奴性心理和依附人格。胡适就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陈独秀登高一呼，发出了“自主”的呼唤。他首先强调的是“自主自由的人格”，以自身为本位。“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其次强调平等情神，“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界进入近代以来，解放潮流，惊雷滚滚，“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5]五四时期倡导的个性解放，首先要求冲破束缚个性的中国旧家族制度和封建伦理秩序，批判的火力也集中于旧的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
五四先进分子认为，个性主义是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是实现社会自由的保障，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坚实基础。陈独秀指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胡适讲得更为清楚：“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7]李大钊则精准地解释了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不冲突问题，他说：“真正合理的个人主义，没有不顾社会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他强调“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只有从秩序中得来是自由，只有在自由上建设的是秩序”。[8]
教师指导学生讨论课外书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实践操作经验。只要教师们不断学习，在指导学生讨论图书的活动中多动脑子，让学生“说”起来，就一定能为学生的课外阅读锦上添花。
经过对西方各种思潮的实践和比较，一大批五四激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赵世炎等逐步树立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1920年11月，陈独秀就坚信，“社会主义要起来代替共和政治，也和当年共和政治起来代替封建制度一样，按诸新陈代谢公例，都是不可逃的运命”[1]。1921年3月，李大钊也认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式的道路，成为越来越多五四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
王元化曾指出：“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上面，这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9]对于社会民众的唤醒和引领，总需要一些先知先觉者。当时对中国社会变革要求最强烈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主要力量是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和国内的一部分学生。他们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这一群体已经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最先觉醒者，在那个时代担负着发动机的作用。1939年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接着指出：“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10]。
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不能是被束缚个性的驯服奴才，而应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但是，个性解放绝对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而是共同秩序前提下的生动表达。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阶段，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秉承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民族大义，在新型社会中实施自我改造，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智力优势，在世俗场域中坚守精神家园。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及期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推动现代政党的诞生，从此成为领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政治力量
被胡适称之为与陈独秀并列“近年来攻击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之一的吴虞，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讨儒檄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他认为，专制政治、儒教、家族制连成一体，天地君亲师五者同尊，“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离”，所以仅有政治改革还不够，必须向儒教、家族制开刀。
辛亥革命后，西方政党观念及政党政治体制已逐渐深入人心，“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以至出现“遇到不识者，问尊姓大名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到1914年1月国会被袁世凯强令解散，新兴的公开活动的各种党会达682个，其中从事政治活动的就有312个。[12]这两年多时间是中国近代政党林立的时期。这些政党一般都有明确的纲领，其政治主张的差异是明显的，但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雷同和相似。而且各政党代表人物跨党现象颇为严重，最多者可达11个党籍。中国当时的政党很不成熟，民初的报刊和政治家就多有指摘：“党友众多，流品斯杂，迁流所极，垢污丛积。本以救民，乃至误国”。其弊端有：一盲从，二猜忌，三倾轧，四跨党，五造谣，六利诱，七窃权，八物弊。所以等到专制的袁世凯强硬出手，这些政党瞬间便灰飞烟灭了。到1919五四运动爆发时，国内的政党仅有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建立，1919年10月10日正式重建为中国国民党)，再后来就是1923年12月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以上这些都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现代化新路，期待新型政党的诞生。
每一个时代总有该时代独有的价值理念。五四运动时期，在先进群体中生成了一系列迥异于传统观念的关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的新观点、新思想，可以统称为五四理念。它包括人权、科学、个性解放、民主、自由、平等、开放、启蒙、理性、社会主义等内容，这些理念构成中国现代人格的基本要素。虽然五四先进分子对这些理念的论述，深浅不一，繁简各异，有些可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式的激烈呐喊，但已经营造了一个接受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社会氛围，使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五四的时尚和潮流。正如罗家伦所说：“许多的束缚，从前不敢打破的，现在敢打破了；许多的要求，从前不敢提出的，现在敢提出来了。”“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2)数字阅读引发深度思考的缺失。长期浏览数字阅读设备不仅容易造成视力疲劳，而且也会导致学习者深度思考的缺失。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每一个学习者的认知加工能力是有限的[5]，当学习者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一味地追求知识容量的广度时，必然其知识加工的深度就会受到制约。由于成人学习者长期使用超文本以及超链接来进行学习，在引发学习者的注意力和思维发生跳转的同时也加大了学习者的认知负荷。学习者不仅要抵制有趣但无关信息的干扰还要从众多信息快速筛选出相关的信息，学习的深度因而受到影响。成人学习者在查找、阅读学习的时候，通常搜索到的信息不是连贯系统的知识框架，只是其中的某些片段，使得思维平面化、浅层化。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社会内部出现了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建立新型现代化政党的条件基本成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马克思设计出来的适应大机器工业时代政治组织，经过列宁在俄国的实践，形成一整套建党原则，不同于中国曾经存在的政党。
1.2.1 呼吸系统感染 有任意两项即可诊断感染。①入院48 h有咳嗽、咳痰、胸闷，查体肺部湿罗音；②血常规检查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粒细胞比例增高；③胸部X线显示有新的感染病灶；④痰培养发现病原菌。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它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在我国规划体系中规划一般分为“三级”，即国家级、省级、市县级。不同层次级别的规划因所覆盖的区域范围大小存在很大差异，即规划的尺度和精度不同，水资源论证的深度不同；不同管理部门的职能不同，所涉及的规划主题不同，则规划功能、规划方法与规划表现形式都有很大不同，这直接关系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目前水利部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的重点范围主要有：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②城市总体规划及其专项规划，③重大建设项目布局规划，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⑤行业专项规划。
四、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也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并足而立，成为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中的两面旗帜，其精神价值也在随后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得到延伸和体现。在陈独秀看来，民主就是人权，就是“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就是“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关于科学，陈独秀自问自答：“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里谈到的“科学”概念，不是指代某一具体科学、科学概念、科学定理、科技发明等，而是指最基本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这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原初解释。陈独秀进而认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3]
一般认为，五四运动主张彻底反传统，第一次全面、猛烈、直接地批判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3]，提倡“欧化”或“西化”，认为两者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4]。为了能够打破数千年积淀的封建思想窠臼，五四斗士们的言语不免失之偏激，但的确也起到振聋发聩的视听效果。
其实，民主概念自传入中国以后，就处于不断地演进之中。每位解读者都有自己的视角。李大钊喜欢把民主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李大钊说：“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进程，不要把他看作与Democracy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求Democracy，不是单求一没有君主的国体就算了事，必要把那受屈枉的个性，都解放了，把那逞强的势力，都摧除了，把那不正当的制度，都改正了，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Democracy的真义。”[14]五四时代的人们所以追求民主，很大程度在于认识到只有民主才是实现社会和谐一致理想的最佳途径，而自由、平等一类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构成理想社会必须的要素。[15]
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中国几千年来只迷信阴阳五行、风水符瑞，五四前人们狭隘的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是科学，只有在研究自然现象的时候才运用到科学理论。“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16]著名的化学家任鸿隽在《科学》月刊上也指出：“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科学的精神是求真理，真理的作用是引导人类向美善方面行去。”据统计，五四时期有79种杂志以“科学”字眼命名，而介入这场宣传科学潮流的刊物有400种以上。五四时期的先驱们已经认识到士农工商各界掌握科学对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极端重要，所以，他们提倡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反对鬼神和偶象祟拜；提倡理性主义，反对愚昧和盲从。
作为五四精神的优秀继承者、践行者，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偏离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做与时俱进的改造拓展。他们要求的民主，已不再是抽象的个人自由和少数人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民主。他们所理解的科学，也因包含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大大拓展了其内涵。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是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继承和发展的最好的例证。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7]1948年，周恩来在《民主与科学》提纲手稿中指出：(一)五四运动划时代的意义：旧民主与新民主，旧科学与新科学的区别。(二)新民主：人民民主——百分之九十以上，无产阶级领导，工农基础，四个阶级联盟。民主范围——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三)新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四面八方：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城乡结合，内外配合。周恩来对民主与科学的解读已经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经历了100年的历史风云，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首先要靠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硬实力来支撑，同时需要科学谋划、科学布局、科学指导、科学实践。在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中，政治发展是以民主化为取向的国家成长、制度完善和民权实践的政治建设过程。而政治价值、文化理念的提升，需要当代青年继承五四精神，完成现代人格塑造，全领域改造社会心态。
五、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高潮，从此爱国主义具有现代意义并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长期以来被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这种爱国精神深深植根于强烈的民族情绪之中。自1840年以来，当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时，逐渐萌发民族国家意识。随着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民族意识的快速增长。从根本上来说，五四运动的动力来源于不断强化的开放的民族主义理念。巴黎和会一召开,国人便倾注极大关注，像“民族自决”“人权”“自由”“正义”等概念第一次或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五四运动爆发后，罗家伦这样评论道：“这次运动，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次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这次运动是二重保险的民族自决运动。”[18]
现代民族主义不同于传统的忠君报国，不同于义和团的排外运动，也不是孙中山的排满主义。它不是狭隘的而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而是进步的。它与爱国主义目标相同、心理基础相同，在某种意义上多有重合。梁启超曾经对五四运动中的民族主义这样评价：“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 如果说义和团“排外”“灭洋”的依据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五四运动的思想支撑则是世界公理。罗家伦起草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提到了这一点。
从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看，这场运动是为了挽救祖国于危亡，是民族激情的集中喷发。这种激情远起鸦片战争的失利，近接“二十一条”的签订，最近的爆点就是巴黎和会的失败。五四游行的口号分两类，“外争主权”方面的内容有16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保卫国土”“反对强权政治”等。“内惩国贼”方面的内容有9条：“打倒卖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卖国贼曹汝霖”“国民应当判决国贼的命运”“卖国贼宜处死刑”等。游行示威口号是运动参加者心声的直接表达，从这些爱国主义的口号内容，足以察见当时五四运动参加者政治运动动机。
五四运动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反抗帝国主义，人民的爱国热潮席卷全国，爱国主义精神空前振奋。这得益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使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促使中华民族精神逐渐觉醒。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爱国主义，其根本出发点都在于使中国强大起来，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政府，维护民族利益，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对于现代化滞后的中国，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主权国家，一个为现代化导向的政府，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条件。
HA与肝纤维化分期 随着肝纤维化程度的加重，HA逐渐升高，正常、轻度纤维化、重度纤维化组的HA值分别为(103.1±16.8) ng/ml、(136.3±38.7) ng/ml、(170.9±53.8) ng/ml，轻度、重度纤维化组显著高于正常组(P=0.027，P=0.002)，轻度、重度肝纤维化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由表3可以看出，大部分情况下，换相失败判断结果与PSCAD运行结果一致，通过本文提出的方法能准确判断是否发生换相失败。但如表3中AB两相经20 Ω电阻相间短路，即将发生或避免发生换相失败时，出现了判断结果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此时换流器两侧谐波含量较大，判断换相失败与否需要计及交流侧三次谐波和直流侧二次谐波，此时对各换流阀实际触发角、换相角、熄弧角进行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国领袖毛泽东曾以“开除球籍”的危机感激励中国人民为现代化而奋斗，这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正是五四爱国主义的自然延续和发展。当1989年政治风波尘埃落定，西方国家要联手制裁中国时，邓小平曾动情地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作为新时代举旗定向的领导人，习近平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蒙受了百年的外族入侵和内部战争，中国人民遭遇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真正是苦难深重、命运多舛。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13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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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Years'May4thMovement:FromTraditiontoModernTimes
HU Xian-zhong, MA Jin-xiang
( China Youth & Children Research Association, Beijing 100089, China )
Abstract：Moving from tradition towards modernity is the only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May 4th movement caused the fundamental reversal for China's exploration of moderniz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radical intellectuals eventually chose the socialism direction after multiple comparisons, the idea of May 4th becam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the modern personality for China as well, the intellcutals with subject consciousness grew up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later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May 4th Movement which improved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and its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ese workers' movement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birth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hence became the key political force lea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Democracy and science, as the most powerful ideological weapons against feudalism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are not only the main goal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May 4th Movement was the first climax of China's modern nationalism. From then on, patriotism had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and became the lasting power to promote China's modernization.
Keywords：May 4th Movement;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patriotism; democracy; science
中图分类号：D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9)02-0007-06
收稿日期：2018-12-26
作者简介：胡献忠(1972-)，男，河南鹤壁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秘书长兼青运史专委会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政治与群团发展、国家建构与青年运动。
(责任编辑：翟瑞青)
标签：中国论文; 科学论文; 政党论文; 民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党史参考资料论文;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