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政府开发援助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日本,政府,中亚,湄公河,经济,日美,缅甸。
政府开发援助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国晖[1]（2019）在《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模式——以经济治国论为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政府对于开发援助一贯保持着付出即要求回报的态度。从1954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就已经在为达成带有政治性质的外交目标而服务——用援助赔款消解二战受害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视与忧虑。日本政府利用开发援助所取得的经济回报也成为日本走向政治强国之路的铺垫。因此,关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应当以"经济治国论"的视角去审视,它是为日本的政治外交目标服务的。在这一视角下,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呈现出叁个特点:强制性和影响性、委托-代理模式以及曲折的发展历程。日本实施政府开发援助的经验教训或可对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有所启示。(本文来源于《日本文论》期刊2019年02期）
霍涅晨[2]（2019）在《日本对东盟后发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国际援助从较为单一的南北合作发展到南南合作格局,扩展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形势和内涵。援助开始向贫困地区倾斜,东盟中后加入的四个新成员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热点区域,中国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加之地理位置毗邻,这四个国家不仅是日本援助的热地,更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地区,两国的援助在这四个国家不免会有对比和竞争,日本作为对外援助大国,在时间长度、援助数量以及近年来注重的援助质量都对于我国有很多借鉴意义。文章根据相关数据以及政府机构文件资料对日本投向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个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从援助规模、主要援助方式、具体援助项目主要流向领域等层面展开比较分析。日本对CLMV国家的援助于20世纪90年代陆续恢复,进入2010年以来援助规模发生阶梯式增长。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和农业部门历来是日本对CLMV援助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有向CLMV经济基础设施领域转移的趋势。通过东盟国家累计援助投向各领域分布图,发现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获得的日本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援助远超过CLMV国家。通过援助主要领域变化趋势对比发现,随着CLMV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从2010年开始其经济基础设施获得援助开始大规模增长。经济基础领域对社会基础领域的比重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本文运用实证分析对其相关性进行进一步验证发现:东盟国家收入水平与日本偏向于提供经济性还是社会性援助存在一定相关性。即收入水平越高,日本更倾向于对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性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则倾向于提供更多社会性援助。最后对CLMV国家的援助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日本对CLMV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对其国家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日本对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并未体现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相较于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目前日本对CLMV的政府开发援助重点倾向于社会性援助,并且对其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加大对东盟后发国家的援助力度,根据其基本国情制定与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援助计划。通过社会性援助加强与东盟后发国家的友好关系,根据其经济发展进度逐渐由社会性援助向经济性援助转移,提高对其援助有效性以促进东盟经济一体化以及进一步加强我国与CLMV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9-04-01）
刘芳泽[3]（2019）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如何利用援助手段促进受援国的外资流入,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日本注重于利用援助手段改善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改善受援国国内的营商环境,以带动外资流入。因此深入研究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可为“一带一路”背景下今后中国如何处理好政府开发援助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本文基于2003年至2016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以28个国家为样本,将援助划分为四个部门,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部门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社会基础设施部门,援助的“基础设施效应”主要通过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显现出来。生产性部门的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包括商品及一般预算援助、债务减免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在内的其他部门援助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挤出作用,即其他部门的援助对直接投资具有“寻租效应”。为得到较为稳健的结果,本文使用支付总额替换承诺额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型检验,得出的结论与前文一致。目前,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仍旧处于从受援国到施援国的转型时期,如何通过对外援助提高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受援国之间的投资、贸易合作关系,已成为中国现阶段发展的必要课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我国应增加对受援国经济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力度;应加强受援国当地的人才培训、加强对受援国生产部门的技术支持来提高援助的有效性,从而提高受援国的生产能力;应加强对受援国援助资金使用情况的监测力度,减少受援国政府利用援助款项贪污寻租的可能性;此外,还应加强我国援助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本文来源于《辽宁大学》期刊2019-04-01）
赵天鹏[4]（2018）在《第二次安倍政府对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政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湄公河五国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极具潜力的投资市场,其地缘政治意义也愈发凸显。自九十年代以来,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结束了长年的战乱状态,政局趋于稳定,湄公河五国被赋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新含义,次区域一体化被提上日程,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域外大国开始纷纷介入湄公河次区域一体化进程。第二次安倍政府上台以来,不仅将日本的援助战略与地区受援国自身发展战略对接,且与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出一系列湄公河、中南半岛相关概念的内容与时间点相当重合,博弈与竞争意图明显。本文通过对第二次安倍政府至今的对湄开发援助政策的总结与梳理,利用开发援助学理论中“理念”与“动机”理论,来分析第二次安倍政府如何在对湄援助的“公-私轴”上确定平衡点,即分析安倍政府对湄援助的国家公益和国家利益。本文认为第二次安倍政府对湄公河次区域的开发援助动因由国际公益和国家利益复合产生,并整体偏向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应当厘清不同动因下日本对外援助的内容及特点,审慎且灵活的予以应对。(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18-05-22）
陈丽萍[5]（2017）在《安倍政府开发援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日本加入“科伦坡计划”以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的形式,对东南亚国家进行了赔偿性质的援助,这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一项重要举措。ODA作为日本最大的外交手段,促使了日本的海外市场得到不断扩展、促进了其国内经济迅速发展、促成了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有力改善了日本同东南亚、南亚地区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持续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由此可见,日本开展ODA不仅仅是经济外交,更伴有政治因素的考量。安倍晋叁初任日本首相期间热衷修宪、经济上鲜有建树,任期不足一年。2012年第二次执政以来,安培提出安倍经济学试图刺激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迸发活力。也曾宣称和平宪法是在混乱中制定需要进行改写,以满足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更多地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由此,安倍政府大力调整了传统ODA政策,在2015年2月出台了新的ODA大纲。与以往大纲相比,新大纲继续强调强化日美同盟、以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扩大援助领域,有利于奉行积极和平主义的安倍政府大力开展地球仪外交,借此增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新大纲解禁了ODA的军事作用,明确提出对他国提供所谓的“非军事目的”援助,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和政策目标的新动向引发了广泛关注,其长远影响不可低估。通过对比研究战后日本ODA的发展历程、特征和影响,分析ODA在安倍政府外交中的地位以及其主要政策、特点与国际反响,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学术前沿问题。(本文来源于《青岛大学》期刊2017-06-03）
孔娜[6]（2017）在《安倍政府（第二任期）对蒙古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官方发展援助简称ODA,这个词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在全球化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深的大形势下,ODA一种经济外交的手段越来越多的被主权国家运用。二战后,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想要重回世界舞台,ODA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不可不好好把握的机遇。1954年,日本与缅甸达成《日缅和平条约》和《日缅间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日本开始了其对外援助的进程。蒙古作为一个中亚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储备成为了日本的一个重要援助对象。20世纪80年代末期,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蒙古国放弃了长期奉行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确立了立足亚太、面向世界的“多支点”外交新战略。这为日本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关系提供了机会。日本对蒙古的正式的开发援助源于1991年,并以相对较小的成本,长期成为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最大援助国。如今在日蒙“已建立起能够成为地区典范的亲近友好的关系”的形势下,日本对蒙古的援助虽有不足但是取得的成果还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结合国情,完善本国的援助机制,使对外援助成为中国富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本文来源于《外交学院》期刊2017-05-23）
蒋旭栋[7]（2017）在《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维持经济与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边缘准备期(1954~1973年)"、"政策充实期(1973~1991年)"、"理念转型期(1991~2001年)"、"战略转型期(2001~2011年)"与"战略转型深化期(2011年至今)"。随着转型的不断深入,日本在中东地区实践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目标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向追求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平衡转型;战略模式从单一的"能源安全战略"向"能源—军事双重安全战略"转型;援助手段从"只出钱、不出力"向"既出钱、又出力"转型。日本对中东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主要源于日美同盟关系与日本国内政治及利益诉求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中东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有利于日美同盟的发展与巩固,但对日本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来源于《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2017年03期）
周源[8]（2017）在《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自中亚五国独立以来,日本通过ODA不断加强与中亚五国关系。本文主要回答叁个问题:日本为何援助中亚?日本如何援助中亚?日本对中亚ODA对中国对外援助有何启示?首先,本文使用开发援助的“动因”来分析日本援助中亚的目的。日本对中亚的ODA一方面通过支援中亚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为日本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是“以国际公共利益为志向的动因”;另一方面又通过影响中亚国家的政策选择,使中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立场,这是“以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为志向的动因”。其次,本文考察了日本对中亚ODA的实施体制和过程。经过60多年的ODA实施历程,日本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和稳定的援助实施体系,为ODA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尽管日本对中亚ODA仍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有效支援了中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使日本在中亚赢得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最后,本文从战略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总结了日本对中亚ODA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启示。在增强援助战略性方面,中国需要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决策与协调能力;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规划能力;提高对外援助的战略动员能力。在增强援助有效性方面,中国应尊重受援国的自主性,提高受援国的参与度;建立一套科学的对外援助评价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本文来源于《新疆师范大学》期刊2017-05-10）
王佩[9]（2017）在《2009年以来日本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对缅甸的经济援助始于1954年,1988年缅甸军政府上台执政以后,日本原则上短暂终止了对缅援助,并于1995年开始部分恢复对缅民生领域的经济援助;但是由于2003年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第叁次被软禁,日本对缅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又被迫终止;其后,2011年缅甸新政府成立,日本为应对缅甸新政权的民主化进程,于2012年4月起改变经济援助方针,重新开放包括日元借款在内的实际意义上的对缅经济援助。2015年11月,以昂山素季为首的国民民主联盟(NLD)在大选中获胜,日本继续对缅甸开发给予援助。(本文来源于《山西青年》期刊2017年07期）
浦佳佳[10]（2017）在《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始于1954年以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参加的"科伦坡计划",~((1))日本作为加盟国,从1955年开始实行对外援助。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ffic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2)))在美国和加拿大支持下宣告成立,1964年日本以援助国的身份加入OECD,成为(本文来源于《国际研究参考》期刊2017年03期）
政府开发援助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随着国际援助从较为单一的南北合作发展到南南合作格局,扩展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形势和内涵。援助开始向贫困地区倾斜,东盟中后加入的四个新成员国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热点区域,中国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加之地理位置毗邻,这四个国家不仅是日本援助的热地,更是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地区,两国的援助在这四个国家不免会有对比和竞争,日本作为对外援助大国,在时间长度、援助数量以及近年来注重的援助质量都对于我国有很多借鉴意义。文章根据相关数据以及政府机构文件资料对日本投向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个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从援助规模、主要援助方式、具体援助项目主要流向领域等层面展开比较分析。日本对CLMV国家的援助于20世纪90年代陆续恢复,进入2010年以来援助规模发生阶梯式增长。社会基础设施领域和农业部门历来是日本对CLMV援助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有向CLMV经济基础设施领域转移的趋势。通过东盟国家累计援助投向各领域分布图,发现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获得的日本援助中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援助远超过CLMV国家。通过援助主要领域变化趋势对比发现,随着CLMV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从2010年开始其经济基础设施获得援助开始大规模增长。经济基础领域对社会基础领域的比重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体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本文运用实证分析对其相关性进行进一步验证发现:东盟国家收入水平与日本偏向于提供经济性还是社会性援助存在一定相关性。即收入水平越高,日本更倾向于对东盟国家提供经济性援助,对于低收入国家则倾向于提供更多社会性援助。最后对CLMV国家的援助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日本对CLMV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对其国家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日本对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并未体现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相较于其他东盟高收入国家,目前日本对CLMV的政府开发援助重点倾向于社会性援助,并且对其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我国应该加大对东盟后发国家的援助力度,根据其基本国情制定与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援助计划。通过社会性援助加强与东盟后发国家的友好关系,根据其经济发展进度逐渐由社会性援助向经济性援助转移,提高对其援助有效性以促进东盟经济一体化以及进一步加强我国与CLMV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政府开发援助论文参考文献
[1].国晖.论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模式——以经济治国论为视角[J].日本文论.2019
[2].霍涅晨.日本对东盟后发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D].辽宁大学.2019
[3].刘芳泽.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辽宁大学.2019
[4].赵天鹏.第二次安倍政府对湄公河次区域开发援助政策研究[D].外交学院.2018
[5].陈丽萍.安倍政府开发援助研究[D].青岛大学.2017
[6].孔娜.安倍政府（第二任期）对蒙古政府开发援助（ODA）政策研究[D].外交学院.2017
[7].蒋旭栋.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
[8].周源.日本对中亚的政府开发援助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7
[9].王佩.2009年以来日本对缅甸的政府开发援助(ODA)[J].山西青年.2017
[10].浦佳佳.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J].国际研究参考.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