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美好生活”呼应着时代之“新”，成为了当下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新标准。那么，在怎样的语境中讨论“美好”，“美好”的标准如何确定以及提出“美好”标准的有何意义，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构建“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重要的前提性价值。
关键词：美好生活；标准；新时代
一 “美好”标准的研究语境
在探寻“美好”的标准之前，必先厘清是在何种场域下讨论这一标准的问题，即是对“美好”的研究语境之追问。从语义上分析，“美好生活”之“美好”即在“生活”之中，“生活”规定着此处研究的“美好”的存在范围。“生活”是中国传统古已有之的一个词汇，它有着两种内涵：一是指最基本的生存，即吃、穿、住、行等实际日常生活。如《孟子·尽心上》“民非水、火不生活”，《魏书·胡叟传》“我此生活，似胜焦先”等，表明了“生活”之“生”的基础性意味。二是跃居于生存之上，包含了人的自我发展活动，如《文子·道德》“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突出了“活”的发展性内涵。由此观之，“生活”的古语不但指向了人为了生存的基础性活动，还包括了人的发展性活动，是人基于生存又超于生存的活动。
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生活”的概念也是具有这样的双重划分：马克思认为，人“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生活。此外，在物质生产生活之外，还有着因生产力的发展而盈余出的“自由时间”，马克思非常重视人在“自由时间”中的生活，并强调了人利用“自由时间”可以得到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提升，即人在满足基本生存之后能够进一步自我发展的生活。
由此观之，中西文化语境下的“生活”都是一个兼具日常性和发展性的场域，它以人的物质世界为基础，又关涉了超于物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因而，我们在此讨论何为生活之“美好”时，就是考察人在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上“美好”的标准，换言之，即人如何在物质世界的生产和生活中同时实现精神世界向“美好”的发展。
二 “美好”标准的评价原则
在框定了“美好”的研究范围之后，还须进一步阐明如何评价“美好”，即规定考察“美好”标准的原则。首先，具体的现实性是考察“美好”标准的起点，这是“美好”的生活语境所决定的。无论是物质生产生活还是自由时间生活，人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活动都是立足于活生生的现实当中，因而“美好”首先必须是关乎现实生活、具有现实意义的评价标准。
处在其他区域的P10，是一种高成本低功能的价值短缺状态，表明该高校资源投入大大高于其功能产出，是价值改进需要重点关注的状态。价值改进的路径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保持投入不变，提升其功能产出，使其进入到二区，实现从低功能向高功能的转变;第二步，稳定保持现有的功能产出水平，在资源投入方面进行优化组合，从人、财、物三方面着手，引进高水平师资，激发存量资源，提高人均绩效，不断提升和优化系统的价值，实现从价值短缺状态向价值理想状态的转变。
那么，“美好”最初评价人的道德之用法是如何而来的呢？这与“好”字的意义密切相关。早在《诗经·小雅·常棣》中有“妻子好合”，是用“好”来形容人伦关系的敦睦，再有《礼记·仲尼燕居》“领恶而全好者与”，这里的“好”即是“善”。由此可见，“好”的原意可与道德评价的“善”相通，所以“美好”最初是以道德评价的方式而得以使用。
对照组给予经皮腰椎间盘摘除术联合臭氧消融治疗,研究组患者给予射频热凝术联合臭氧消融治疗。射频热凝术:患者取俯卧位,保持患者腰椎过曲位,常规消毒、铺巾,确定穿刺点,进针到靶点,设定频率,检出患者最大耐受温度,采用最大耐受温度连续治疗180s,在治疗过程中,注意患者的耐受性,及时调整射频针的位置。臭氧消融:在射频热凝术治疗之后,拔除电极针,接上已经灌入10ml的臭氧的灭菌注射器,缓慢注射8ml。并观察患者气态弥散情况,观察半小时,结束治疗。
“这是很好的事情呀，老师该向你表示祝贺呢。”我笑着说，并无取笑之意，而是为了调节一下气氛，再说，青少年时期本来就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
然而，《说文解字》将“好”释为“美也”，把“好”作为与“美”等同的感官评价而使用，则让“美好”一词在后来发展为偏向于对物质的感性评价，如北魏《齐民要术》“地虽美好”，梅尧臣诗云“春阳发草木，美好同一时”等。
三 “美好”标准的内涵诠释
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美”多与“好”相分而用，两者意义各有发展，共同构成了“美好”一词的丰富意涵。最早的“美”字是用来评价女子的外形姣美，见于《诗经· 鄘风·桑中篇》“美孟姜也”。而到了孔子处，“美”与艺术第一次发生了关联，即他形容武乐“尽美也，未尽善也”，这是将“美”用于指向外在的形式美、感性美，与德性的“善”相分离。战国时期，“美”的伦理性意味得到了一定显现，也第一次有了“美好”二字的共同出现：《荀子·王霸》篇有“其民愿，其俗美”，是用“美”来言说民风之淳美。而“美好”一词首现于《庄子·盗趾》中，其有载：“今长大美好，吾人见而说（悦）之者，父母之遗德也。”是将“美好”作为人的道德评价而使用。但在随后的典籍中，“美”作为描述引起感官愉悦之享受的用法被固定了下来，以许慎对“美”的解释为起始，他的《说文解字》从字形上说“羊大为美”，意为肥大之羊可供人食用而为“美”。他进一步将“美”释为“甘也”，即将“美”看成是一种感性上的满足。后代因袭了此种用法，多将“美”作为一种感性的评价，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龚自珍诗中“梅以曲为美”，都是用“美”来评价外在形象引起的感官愉快和享受。
相关系数表示X和Y之间线性关系的紧密程度，定量体现X和Y的相关程度，即相关系数越大，相关程度越大。相关系数等于0表示相关程度最低，通常认为X和Y不存在线性关系。需要注意相关系数的正负号只表示相关的方向，绝对值为相关的程度。利用相关系数的性质计算厦门港交通流数据分布和各分布函数的相关系数并进行对比，筛选与厦门港实际交通流数据分布最接近的函数曲线。
其次，必须以“生活”的整体性视角来考察“美好”的标准。在“生活”的语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活动同时进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也是一个整体，这要求我们既要讨论满足人基本生存的“美好”，又要关切人能得到自我发展的“美好”，既要研究在现实中物质性的“美好”，又要探寻精神性的“美好”。
综合而言，定义“美好”标准的研究要把握现实性、整体性和关系性三个原则，这是能够对“美好”做出理性诠释的前提和关键。
其次是要求满足自我生存之“好”上升至自我发展之“美”。以就业为例，人们不再只需要一份能满足生存要求的“好”工作，更要一份体现个人价值、发展自我潜能的“美差”。同样在旅游、体育、服务等领域的休闲生活中，人们已从打发时间的“好闲”转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活动，也就让休闲也具有了“美育”的功用。
转换到现代生活的语境，“美好”标准的诠释也可以从“美”“好”两者的分解来进行分析，并且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由“好”上升为“美”的趋势：首先是由物质层面的“好”上升为文化层面的“美”。例如一件衣服不仅要“好穿”，更要是彰显个人品味和身份的“美衣”，即有了服饰文化的审美意味。再如从前日常使用的茶杯只是“好用”，现今则更要求茶杯外形精致而成为“美物”，这也充分说明了审美文化向物质生活的渗透。
通过从古代汉语中溯源“美好”以及“美”“好”二字的释义，可以发现：在定义“美好”标准时，不能单方面以古人后来对“美好”的感性理解为基础，也要重视“美好”一词的伦理意蕴。据此，应将中国传统之“美好”做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形容感性愉悦的满足，是一种物质的审美性评价；二是形容德性上良善，是一种精神的道德性评价。
再次是社会建设中，要求由单方面的“好”上升为各种关系的和谐之“美”。这体现在“又好又快”的发展要求变化为新发展理念——其中“协调”“绿色”“共享”的理念即主张社会发展中注重人与自身、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之“美”。
再次，“美好”的评价标准要体现人存在的关系性。人并不是以孤立个体的形式存在，而时时刻刻与周围世界发生着关联。虽然人的生活有着一定的个性化特征，但这些个性因素也是产生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因而，必须从人的关系性立场出发来对“美好”标准进行诠释，才能避免作为生活主体之人被原子化、孤立化。
综合以上两种诠释“美好”标准的方式，归纳传统与现代对“美好”标准的理解，此处认为，“美好生活”之“美好”从微观而言，是个人一种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之上更具有精神发展性意义的“美好”，宏观而言，是社会在不断推进建设的同时，更关注其中各种关系的和谐之“美好”。进而言之，“美好”不仅是一种能够引起感官愉悦的审美性享受，也是伦理层面上道德性意味的显现。
四 “美好”标准提出的现实意义
十九大报告将实现“美好生活”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这一“美好”标准的提出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从“物质文化需要”变化为“美好生活需要”，更符合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逻辑，既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的总体成就，也昭示着未来发展的艰巨任务。
其次，提出以“美好”评价生活的标准更有助于分析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消费观念上的审美化，个人生活方式的精致化等等，都要求着物质生产和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发展。而在稳步发展的同时，存在着阻碍“美好”实现的“不平衡不充分”因素，这揭示了当前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公平问题，以及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协调问题等等。
1.企业负责人率先垂范，高度重视合规工作，身体力行，树立模范作用，成为其他员工的合规榜样。巴斯夫是全球最大的化工公司之一，它的合规培训就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每年由公司高层对下属分公司或部门经理开展系统培训，分公司或部门经理再将合规的理念和实践带给下属，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合规融入并落实到各分公司、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
最后，“美好”标准的实现呼唤着更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助力。从“美好”的释义可以看出，人民生活对“美好”的需求较之“物质文化需要”更具有精神性的发展意味，这便要求研究者们从哲学、美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领域剖析人们对“美好”的要求，并进一步在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探寻实现“美好生活”的方法，共同推动“美好生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多元化、创新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 胡均,王昱,杨鹏,等.大数据时代大学“美好生活”的价值期许与创新思维[J].教育现代化,2018,5(38)：265-266.
[3] 徐琴.论新时代思政理论课“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基于95后大学生的美好生活需要[J].教育现代化,2018,5(47)：290-292.
[4] 张春叶.大学生美好生活教育的人性假设[J].课程教育研究 ,2018(23)：32.
[5] 郁有凯.新时代“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三维论析[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19(01)：36-40.
本文引用格式：任立.新时代美好生活之“美好”标准追问[J].教育现代化,2019,6(48)：258-259.
doi：10.16541/j.cnki.2095-8420.2019.48.111
作者简介：任立，女，汉族，河北秦皇岛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哲学。
标签：美好论文; 美好生活论文; 标准论文; 评价论文; 语境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政治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论文; 《教育现代化》2019年第48期论文; 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