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传考证》《礼记训纂》并为清代扬州学派朱彬之代表作，援据之确，考证之精，为学者所称道。《经传考证》一书呈现出汉宋兼采、不别门户，博观约取、不拘品类，择善而从、不论亲疏，唯实唯是、不畏权威，以及由考据而义理的诠释特点，是扬州学派内部由理学向朴学转变的重要见证，显示了扬州学派“求古学之是”的学术宗旨，对宝应乃至扬州学术起到引领风气的作用，其包容开放、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亦值得当下学习和继承。
[关键词]朱彬；《经传考证》；宏通；求是
朱彬(1753—1834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举人。扬州学派著名学者。幼颖异，生平自少至老，好学不厌。承其乡王懋竑经法，与外兄刘台拱相切磋，同治小学。又与李惇、汪中、高邮二王父子相结交，讨论经史每有所得，则以书札往来，必求其是而后已。于训诂、声音、文字之学，用力尤深。曾客居京师，足不踏贵人门，唯与王念孙、邵晋涵等以文章相爱重。汪中称其“有远见之识，有淳笃之性，有力学之志，有父兄朋友之益，是天以儒者之业责武曹也”[1](p.442)。《清史列传》卷69有传。《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其载入《皖派经学家列传》。平生著述甚伙，据笔者统计至少有21种，现存者也有18种之多。朱彬之代表作为《礼记训纂》49卷及《经传考证》8卷。前者被中华书局列入“十三经清人注疏”24种之一，代表了清人十三经新疏的最高水平，版本亦达13种之多，为世人所熟知。后者被阮元编入《皇清经解》，版本多达11种，对当时及后世影响亦颇为深远。此外，朱彬还著有《尚书异义》4卷、《尚书故训别录》1卷、《朱氏支谱》《邑乘志余》《游道堂集》4卷、《白田风雅》24卷、《游道堂诗话》《刘端临先生行状》1卷，编辑整理《刘端临先生遗书》《玉山草堂课艺》。另外，朱彬还批校了《大戴礼记》《易传集解》《周易音义》《博雅》《释名》《毛诗注疏》《吕氏家塾读诗记》《温病条辨》6卷首1卷等。可谓一生自少至老，好学不倦，著述等身，成就卓著。
张舜徽先生《清代扬州学记》称其治学“和刘台拱一样，实事求是，讲求朴学”[2](p.44)。赵航先生《扬州学派新论》和《扬州学派概论》二书均辟专章阐扬朱彬治学功绩，称其著述“揆之文义而安”“求之古训而合”“师之朱子而通”[3](pp.150-164)。刘建臻先生《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则将朱彬列为扬州学派前期学者，重点对其《礼记训纂》一书的成书、校订、特点等给予探讨，称其“文字训诂精确”“汇纂前说，要言不烦”“不别户而分门”[4](pp.106-110)。目前，对朱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礼记训纂》一书上，而对《经传考证》则关注较少，研究不够。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对《经传考证》一书之诠释特点进行一番考索，请各位专家学者多批评指正。
一、《经传考证》成书及版本
据《经传考证》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朱彬《述首》所云：“幼秉庭训，长无师资，困滞于帖括、耽溺于词章者二十余年”，40岁方“翻然自悔，思欲钻研六艺”，“朝考夕稽，不能则学，日增月益，有触斯鸣。”[5](p.454)可见是书非成于一时，盖日增月益、铢积寸累，多年辛苦，总理汇集而成。虽然朱彬并未交代是书始作于何时，成书于何年，但根据其“四十无闻，翻然自悔，思欲钻研六艺”一语可知，是书或作于其40岁之时，该年当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朱庆裴《朱彬先生年谱》称是书始撰于嘉庆二年(1797年)朱彬44岁之时[6](p.28)，未知何据，聊备一说。至于是书成书，至迟当在道光二年(1822年)，是年79岁高龄的王念孙批阅此书后为之作《序》，而朱彬也已是70岁的老人了。此后该书仍有订补，道光三年(1823年)朱彬致信王念孙云：“《经传考证》续得若干条，谨缮写成帙，乞先生诲正。”王念孙仔细批阅后回信说：“读大著诸条，辨章旧闻，实事求是，凡有所见，皆由三复经文而得，诚非墨守者所可同日语也，敬佩之至。间有鄙见不同之处，窃附签若干条以质所疑，未知是否，仍希教正。”[7](p.576)可见《经传考证》一书倾注了朱彬30年以上的心血，可谓其毕生所学之集中体现，也最能代表朱彬治经的广度和深度。
是书共分8卷，前有王念孙所撰《序》，称朱彬“其识与端临相伯仲”，并评价该书“揆之文义而安，求之古训而合。采汉唐宋诸儒之所长而化其凿空之病与牵拘之习，盖非置前人之说而不之用，乃师前人之说而善用之者也。至其援据之确，搜讨之精，非用力之深且久者不能有是。是可谓传注之功臣矣”[8](p.453)。评价不可谓不高，且王念孙年届八十高龄，年高学邃、德隆望尊，为学林所推崇，此段评价必非虚语。
是书考证经书涵盖面极广，共涉及九种经书，其中，《周易考证》15条、《尚书考证》111条(附《释“大”》1篇)、《毛诗考证》114条、《礼记考证》75条(附《考工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1条)、《左传考证》89条、《公羊传考证》4条、《谷梁传考证》4条、《论语考证》24条、《孝经考证》4条、《孟子考证》18条，总计458条(附2条)[注]赵航、朱庆裴均统计为396条，分别见《扬州学派概论》第151页、《朱彬先生年谱》第29页，不确。。其中以考证《毛诗》《尚书》《左传》《礼记》用力较多。该书考证成果亦曾被作者的其他著作如《尚书考异》《尚书故训别录》《礼记训纂》等书采用，故可数书参看。
第二趟，玉敏拉上了李琳。玉敏再次请求许沁与朋友联系，把钻戒退回来。李琳说许姐，你可以再换一款给朋友的。许沁不高兴地说，我收回三十多万，换个三万多的，换作你，心里能没想法么？这个国外朋友对我很重要，我儿子准备去她那儿读书呢，我能得罪得起吗？你们光考虑自己，怎么不替我考虑呢？李琳语塞。玉敏想了想，说许姐，如果这个朋友对您真的很重要，那就说明你花三十万是值的，那您就补款嘛。许沁说，除非我疯了。
朱彬与王念孙、汪中交谊甚笃，此外，宝应朱氏还与两家有姻亲之好。朱彬堂弟朱联奎(字聚玉、号艺圃，增贡生，举孝廉方正不就，著有《庆余堂集》)为王念孙女婿，而汪中继室朱氏则为朱彬族叔朱光弼(字左衡，以外孙汪喜孙贵貤封奉直大夫、户部山东司员外郎)之女。而朱彬引用二人论说非为通家之好、乡曲之私，而是确确实实服膺二人学问。《经传考证》一书曾经王念孙批校，且成书后朱彬即向王念孙求《序》，所以客观地讲，《经传考证》既凝结着王念孙的心血，也见证二人数十年的友谊。是书引王念孙之说多达7次，在其所引人说56人中排名第三(前两名为郑玄和马融，分别为10次及8次)，在其所称引之清代学者中排名第一，且均为肯定其说，足见朱彬对王念孙之推崇。如卷3《尚书考证》第14条“ ‘明乃服命’(《康诰》)、‘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汝明勗’‘明我俊民’ (《君奭》)‘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多士》”：
综上，是书版本虽多，但以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为母本者为多，该版本刊刻较早，且经朱彬本人及王念孙等学者审定，讹误较少，允称善本。因此，本文所引《经传考证》一书均采用该版本。
式中：Ni为与母线i相连的所有母线的集合；PGi、QGi为节点i的有功、无功负荷；Gij、Bij为节点i和j之间的电导和电纳；Gii、Bii为节点i的自电导和自电纳。
二、《经传考证》的诠释特点
为方便研究，笔者特编制《经传考证》引人说统计表和引书统计表，如表1和表2所示。
3.变速器的锁止离合器非正常工作造成变扭器钢性连接，从而引起振动。但读取故障车变速器的数据流，各项数据都很正常，变速器的变扭器滑差值处于正常范围之内。另外，如果锁止离合器存在非正常接合，车辆抖动时，发动机转速指针也会来回摆动。因此可以初步判断，该车故障应该不会是变速器内部元件损坏所致。
表1《经传考证》引人说朝代分布表
朝代唐前宋元明清代数量38人76次8人8次10人22次占比71.7%7.5%20.8%
表2《经传考证》引书类别及朝代分布表
类别数量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总数58161918唐前数量47141817占比81%87.5%95%94%宋元数量7200占比12%12.5%00清代数量4011占比7%05%6%
综观全书，结合表1和表2可知，《经传考证》一书之诠释特色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汉宋兼采，不别门户
《经传考证》并非卷帙浩繁，仅8卷458条，与朱彬另一部代表作《礼记训纂》相比，算得上是言简意赅，体约义丰。《礼记训纂》一书49卷，引书124种、引人说涉及101人[9](pp.50-61)，因为是书仅训释《礼记》一经，对于一部书而言，征引足称广博。然而，据表1表2可知，《经传考证》一书较之《礼记训纂》虽卷数较少，但涵盖九经，在旁征博引上亦不遑多让，其引书多达111种681次，引人说也关涉56人106次之多。其征引网罗经、史、子、集四部，涉及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金石学、地理学、文学、西学等门类，上至先秦典籍，下至时贤著述，凡其说有助于阐释经文内蕴者，皆左采右掇，为我所用。既大量征引汉儒郑玄、马融、毛亨、毛苌、司马迁、班固、许慎、赵岐、高诱、刘熙等人著述及论说，又不回避宋儒程颐、苏辙、朱熹、吕祖谦、吕本中、胡三省、金履祥等人的见解。据表1表2可知，《经传考证》引唐前人论说及著述均在70%以上，这与其一贯的汉学立场保持一致。《经传考证》虽以汉儒经说为主，但亦不鄙薄宋儒，其所征引宋元著述论说约占各自所属部类的10%。这与同时期的扬州学派诸家似有不同。例如，王念孙在为李惇《群经识小》所作《序》中有云：“余自壮年有志于许郑之学，考文字，辨音声，非唐以前书不敢读也。”[10](卷首)李惇与之声气相求，引为同道，皆保持离宋返汉的立场。而反观是书，其引用汉儒著述虽多，但并不一味盲从，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仅以其引用次数最多(53次)的《毛诗郑笺》为例，即对汉代大儒郑玄多有驳正，如卷4《毛诗考证》“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条，朱彬认为：“郑氏《笺》：‘欲使昊天出图书，有所授命。’固谬。”继而认为王肃言政不由王出，“亦得之而未尽”，朱彬解释说，此句乃“承上文‘谁秉国政’而言，皆责师尹。与上弗躬、弗亲、弗问、弗仕一气贯注，盖幽王之暴虐由于委任大师，而尹氏之罪又以委政于群小，凡国之疵、民之病，悉无关于当轴者之心，而崇信奸回、屏黜正士，遂至罔君子而近小人。事无巨细，听于琐琐之姻亚。卒至残民以逞而辛苦垫隘，天下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也”[5](p.479)。可谓一针见血、不曲意回护，不仅阐释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还饱含朱彬本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式(1)中：G(t)表示含噪标记荧光蛋白信号，X(t)代表纯净的标记荧光蛋白信号，噪声信号用N(t)表示.
再如，卷5《毛诗考证》“《闵予小子》：‘陟降庭止’”条，“《传》：庭，直也。《笺》申之曰‘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无私枉”。朱彬认为：“以直道美文王，义甚迂回。”继而解释说“‘陟降庭止’犹言陟降在庭耳，止，辞也。《大雅》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访落》之‘陟降厥家’、《敬之》之‘陟降厥止’文势并相类”[5](p.489)。此处朱彬认为“止”字乃虚词，并无实际意义，继而采用以《诗经》证《诗经》的本证法来解释文义，无疑较之郑玄“以直道美文王”的说法更有说服力。
宝应一地素有理学传统，朱彬族叔朱泽沄及乡贤王懋竑均为清初理学大家，一生笃信朱子，朱彬本人不能不受之影响。而事实上，朱彬及其表兄刘台拱正是宝应学术由理学向朴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对于朱、刘二氏汉宋兼采的治学特点，章太炎曾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论及之：“若夫汉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粤为然，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为甚。”[11](p.340)其引用宋儒程朱一派的说法自不足为奇。如卷5《毛诗考证》“帝迁明德，串夷载路”条：
彬谓串夷即昆夷，《笺》说得之。“作之屏之”以下谓岐周地多险隘……固然而木尽也。“作之”以下八语，言辟除道路，翦伐榛芜以兴起。德之既修，凡蛮夷异类之不率化者莫不望风远遁。“帝迁明德”犹《孟子》所谓“帝将胥天下而迁之也”。昆夷之人相与挟持而去。载，行也。载路，程氏曰：“犹满路也。”[5](p.485)
在无线宽带网络系统中，需要配备mesh网络和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设备，以实现实践性功能。该系统中的网络传输技术需要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抗穿透力和抗干扰性。
⑦无名氏《卜算子》(幽花带露红)：双调46字，上阕4句22字2仄韵，下阕4句24字2仄韵。句式：5575。5577。
此条出自《诗经·大雅·皇矣》，此处程颐训“载路”为“满路”，言其人多之状，较之“行路”，不但畅然可通，而且更显示出圣君以德治天下所收到的众夷宾服的效果。
《经传考证》引用朱熹论说有两处，分别见卷6《礼记考证》条16和卷7《春秋谷梁传考证》条4，试以前者“畴昔之夜”条为例加以说明：
其引用纬书如《春秋合诚图》([魏]宋均注，[清]黄奭辑)，见于卷2《尚书考证》条33“《史记·周本纪》引逸《泰誓》‘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
此处朱彬采用以经释经的方法阐释“畴昔”，先引《尔雅》，后引朱熹《诗集传》，“畴昔”与“谁昔”互训，确凿无疑。
总体而言，朱彬治经虽有“宋学意味”，但还是以汉学为主要根基。其征引宋元人注疏侧重于对基本句意的解释，基本不涉及义理层面。然而，在“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乾嘉时期，相较于视宋学为洪水猛兽，严守汉学家法大多数朴学家而言，朱彬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跳出汉宋之争的藩篱，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算得上是难能可贵。王念孙在写给朱彬的一封信里这样评价该书：“承惠手书并赐读《经义考正》(按：应为《经传考证》)，斟酌古训，左宜右有，平心审择，惟期有当于经，迥非求古而不求是者所可同日语也，佩服之至。”[7](p.577)视之为“求古学之是”的典范，并非过誉。
(二)博观约取，不拘品类
朱彬《经传考证》一书引书广博，显示出作者宏通的视野。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增强论证的说服力，朱彬引书及引人说甚至涉及一向不大为经学家重视的纬书、佛经、诗歌乃至西方学说。
彬谓《尔雅·释诂》：“畴，孰谁也。”《释训》：“谁昔，昔也。”《诗·墓门》朱子《诗集传》：“谁昔，犹言畴昔也。”[5](p.493)
马《注》：“动逆天地人也。”孔氏《正义》：“三正，三统也。周以建子为天统，殷以建丑为地统，夏以建寅为人统也。”《后汉书·郎顗传》：“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章怀太子注《春秋合诚图》曰：“至道不远，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之际会也。能于此际自新如初，则通无穷也。”[5](p.464)
此条引用《春秋合诚图》宋均《注》解释“三正”，将其与五行并举，认为其为“王者改世之际会”，如果能够把握住此机会，改过自新，就可以“通无穷”。较之马融“天地人”和孔颖达“三统”的含混说法更为明晰，包含作者劝善改过的美好理想，也更有温情和感染力。
《经传考证》引用佛经解释儒家经典亦颇可称道，如卷7《春秋左传考证》条78“《二十五年传》：‘臧氏窃其宝龟偻句’”：
杜《注》：“偻句，龟所出地名。”彬谓古书中未见地名偻句者，凡物之中央隆高而旁屈者谓之偻。《荀子·儒效篇》：“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偻指犹屈指，指屈则中必高。《庄子·达生篇》“句偻丈人承蜩孔父鼎铭曰：‘一命而伛，再命而偻。’”龟背中高而两旁下，故谓之偻句。句与伛同声，犹伛偻也。扬雄《方言》：“车枸篓”，秦晋之间自关而西谓之枸篓，南楚之外谓之篷，或谓之隆屈，盖弓亦中高而旁下也。《一切经音义》引《通俗文》曰：“曲脊谓之伛偻。”人之背曲者谓之偻。(今人呼驼背者为龟背，亦曰偻背。)下文“偻句不吾欺也”犹云龟不吾欺，若曰某地不吾欺，不辞甚矣。[5](p.508)
此条驳斥杜预训“偻句”为地名之非，继而陆续引用《荀子》《庄子》《方言》《一切经音义》证明“偻句”实乃“伛偻”之意，用以形容龟背中高而旁低之形。为了说明杜《注》之荒谬，朱彬还联系下文“偻句不吾欺也”句，言“若曰某地不吾欺”，则杜预之望文生义、荒诞不经显而易见。
此外，《经传考证》还引用杜甫诗句作为旁证，如卷4《毛诗考证》条38“十月之交，噂沓背憎”：
王怀祖先生曰：“明读如芒，亦勉也。”彬即先生之言而推之，明乃大服命，勉我服命也。“厥乱明我新造邦”，言当永念天之固命以治，勉我新造邦也。“汝明勗”，明勗皆勉也，古人不避重复，言勉以辅王，犹《诗》言勉“勉我王也，明我俊民”。“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义并同。[5](p.468)
纸媒在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坚持到今天，已经不再是纸媒与纸媒单独的竞争，而是上升到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时代。报业集团的创建，报业集团的重塑，需要带动纸媒向着多形式、多方面的领域跨界进阶，形成一系列能以报业为核心的具有权威性、信赖性的产业链，成为跨界以后纸媒收入与发展的重要支点。纸媒行业需要充分整合自身资源，稳定有序地向着多元产业发展，向着融入新媒体而努力。
此条出自《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朱彬先引王逸《楚辞章句》训“沓”为“合”，则小人之交当面一团和气、背后互相诋毁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而引用杜诗“当面输心背面笑”句则更加直观。高明的经传训释不一定非要长篇大论、故作高深，能够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说明问题，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经传考证》一书引人说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朱彬对其子朱士彦说法的称引。语见卷8《孟子考证》第11条“尧之于舜也”：
彬谓王蕃《浑天说》曰：“天之行状似鸟卵，天包地外犹卵之裹黄。”马融曰：“浑天仪可旋转，故曰玑。”许叔重《说文解字》曰：“玑，珠不圆者。”蔡邕曰：“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玑，径八寸，安得圆周二尺五寸而强。古无密率，径一围三三圆周八寸。安得圆周二尺五寸而强。所谓圆如弹丸者，第举其可旋转而言，固不必其中规也。”盖天体椭圆，近世欧罗巴入中国，其说始显，而古昔所传已萌芽于此。然则玑之制，其诸羡而不圆者与？[5](p.460)
此条出自《尚书·舜典》，朱彬先后引用王蕃、许慎、蔡邕等诸人观点解释玑、玉衡等名物之形制，继而引出西方“天体椭圆说”，阐明中国早在先秦时期此说就已经有了萌芽。表明朱彬对西方科学技术并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大胆征引、为我所用。这在闭关锁国、自诩“天朝上国”的乾嘉时期，尤为难得，但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并不一味迷信西方，而是鲜明地指出中国人对天体的探索和认识并不比西方晚，显示出作者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尽管《经传考证》一书中旁及西学者并不多见，但毕竟显示出朱彬为学中外兼顾的迹象，这在《礼记训纂》一书中得到继承，如引用日本山井鼎撰、物观补遗《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及足利本著述等。曾军认为，其“参考国外文献进行比勘，这可谓嘉庆、道光年间‘新学’的萌芽了”[12](p.235)。
(三)择善而从，不论亲疏
朱彬《经传考证》一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举贤不避亲”。“举贤不避亲仇”出自《吕氏春秋·去私》：“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13](p.10)其原意本为举荐人才不避亲疏，唯才是论。而朱彬则将这一原则灵活运用于《经传考证》一书中，诚可谓活学活用，令人击节称叹。
是书版本众多，据笔者考证，至少有如下11种：“(1)稿本，王念孙批校，浙江图书馆藏；(2)原刊本，南京图书馆藏；(3)道光二年(1822年)宝应宜禄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4)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精刻本,南京图书馆藏；(5)道光十六年(1836年)宜禄堂精刻本，南京图书馆藏；(6)同治间刻本，南京图书馆藏；(7)《皇清经解》本；(8)学海堂本；(9)光绪二年(1876年)宜禄堂刻本，南京图书馆藏；(10)《四库未收书辑刊》本，第4辑，册9，据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影印，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11)《扬州文库》本，据道光二年(1822年)游道堂刻本影印。”
由于孔子所处时代的影响，孔子提出的礼更加注重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首先来说，礼是人伦关系的规定。孔子所制之礼以现实生活的内容为基，把周礼神秘的内容转为世俗性的，人伦性质的关系。周礼的主要内容都是关于祭祀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脂，戎有受服，神之大节也。”[4](《左传》成公十三年)之所以周人注重祭祀，并不仅仅是因为祭祀本身是一件神圣的事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祭祀神圣连接主宰事物的神以说明统治的合法性。
彬谓屈原《天问》：“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言小人之情聚则相合，背则相憎。”杜子美诗所谓“当面输心背面笑”是也。[5](p.481)
在云计算环境下大数据会对电子商务产生多种多样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也不尽相同，其中主要包含了提升整个电子商务信息的可靠性、提升电子商务企业对信息的处置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电子商务企业综合生产运行所需的资金，有助于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维护和深挖客户群体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主要有：同行之间的竞争力度在不断地加大，容易出现分级情况等。
此条开篇即引王念孙之说，训“明”为“勉”，继而朱彬举一反三，推而广之，则《康诰》《君奭》《多士》诸篇中所涉明、勗等字皆迎刃而解，真可谓触类旁通，一通百通。
另如卷7《春秋公羊传考证》第4条“《僖二十二年传》‘吾虽丧国之余’”：
何《注》：“我虽前几为楚之所丧，所以得其余民以为国，喻褊弱。”彬谓丧即亡也，王怀祖先生曰：“‘丧国之余’指商而言之。”是也。《左氏传》：“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杜《注》：“宋商纣之后，丧，亡也。”《檀弓》：“舅犯曰丧人无宝。”《大学》引作“亡人无以为宝”。是丧与亡同。[5](p.510)
此条先引何休《注》，但何《注》并不明晰，朱彬训“丧”为“亡”，又引王念孙之说以为佐证，肯定“丧国之余”即指亡国之君商纣而言，然后又引用杜预《春秋左传注》及《大学》转引《檀弓》语，证明“丧与亡同”。
朱彬还在卷7《春秋左传考证》第9条“《闵二年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引用了汪中的见解，兹录之如下：
汪氏容甫曰：“鹤无乐乎乘轩，谓以卿之禄秩处之，故曰鹤实有禄位。”彬谓汪说是也。《记》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与庶人对，亦以位言。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诗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僖二十八年传》：“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哀十五年传》：“卫侯谓浑良夫曰：‘服冕乘轩，三死无与。’”杜《注》：“轩，大夫车。”[5](p.502)
今人对黄庭坚词集的整理颇为重视，版本众多。然而，每个版本所收黄庭坚词的数量却多寡不同。不计断句，仅就篇幅完整的词作进行统计，则《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二者合计189首；龙榆生校本《豫章黄先生词》收词181首；严寿澂校点《山谷词》收词187首；刘琳等《黄庭坚全集》收词184首，又在补遗中收录11首；朱德才《增订注释秦观黄庭坚词》收录黄词191首；马兴荣、祝振玉校《山谷词校注》收词179首，另有补遗9首，存疑18首。这种状况源于对部分词作著作权的确认辨别有异。这说明，对部分词作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进行辨识仍有待于学界努力。以下笔者尝试对此作简要考辨。
汪中解释鹤乘轩这件怪事，认为鹤本来不喜欢乘轩，仅仅因为卫懿公偏爱鹤，就给它以卿的待遇，故而连鹤都有了禄位。不难看出，汪中的解说颇含讽刺意味。朱彬对汪中所言充分肯定，虽不明确亮出自己的态度，其实态度已然明了。
最能体现《经传考证》一书视野之宏通开阔的，当属朱彬对西方观点的大胆引用。如卷2《尚书考证》第5条“在璿玑玉衡”：
儿子士彦曰：“此节当是‘敢问友’章文脱烂在此，当在‘舜尚见帝’之前。上文位秩禄晋平公不与亥唐共之，此言养舜畎亩是天禄也，加诸上位是天位，即天职也。上言非为百乘之家为然，非惟小国之君为然，复变文言晋平公之于亥唐也。此言尧之于舜也，上言非王公之尊贤者也，文势无一不紧相贯注。下节‘舜尚见帝’，以天子而友匹夫，结万章问友之旨。末节‘用下敬上’，又以‘贵贵’、‘尊贤’对举，结王公尊贤之指。《孟子》义法精密，于此可见。若‘士之不托诸侯’逐问条答辨驳尽致，至‘非养君子之道也’，义蕴已罄，再增‘尧之于舜也’则为附赘悬疣矣。”[5](p.518)
此条出自《孟子·万章下》，全用朱士彦之见解，可见朱彬对其子之说充分肯定，否则不会贸然将其写入《经传考证》一书。一般而言，子扬父善者往往皆是，如王引之对其父王念孙的崇敬，《经义述闻》一书中动辄“家大人曰”；汪喜孙对其父汪中的维护，甚至在整理乃父遗著时不惜改动某些措辞激烈的字眼。而父扬子善者则不多见，朱彬此举可谓一反常理。而事实证明，朱士彦并非等闲之辈，完全配得上乃父对他的称许。按朱士彦(1771—1838年)，字休承，号咏斋，朱彬长子。嘉庆七年(1802年)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官至吏部尚书，颇有政声，允称循吏。尽职尽责，积劳成疾。卒谥文定。《清史稿》有传。朱士彦虽并不以学术名世，但亦有不少著述传世，据笔者考察其著有《国史》、《顾南雅行述》1卷、《传》1卷、《河渠志》、《朱文定公诗集》10卷、《解左》1卷、《赋颂说》2卷、《读书稽疑》、《朱文定公文集》等多种。仅以此条而言，朱士彦的见解亦不可谓不独到。历来注疏家讲究“疏不破注”，此处朱士彦则远远突破此原则，大胆怀疑《孟子》原文“尧之于舜也”乃“敢问友”章之文脱烂于此，真石破天惊，一鸣惊人之语。然朱士彦并非无知小儿，信口雌黄。观其所论，有理有据，勾连上下文，从“文势”出发，观照其整体脉络气韵，不能不令人叹服。这种据理推断的校书方法属于理校法，是校勘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而又最危险的做法，使用不当或学识不济，很容易陷于主观武断。朱士彦对此方法的使用应该是成功的，王念孙《经传考证·序》中即对之加以称扬，无怪乎朱彬能超越世人成见，对其大加称赏。
(四)唯实唯是，不畏权威
《经传考证》征引清人著述、论说亦不容忽视，前者占所属部类的5%以上，后者则比例更高，达到20.8%。这与前辈学者同类著作如惠栋《九经古义》唯古是求，绝不引清人著述的诠释倾向有所不同。尤可称道者乃其对吴、皖二派代表人物惠栋、江永、戴震等前辈论说多有征引，但并不迷信权威，反而对其有所驳正。
会上，常务副总经理杨瑞生、副总经理刘江涛、马朝辉分别就集团公司2018年农资经营、房地产项目开发及资金运作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
如其驳正惠栋观点见于卷1《周易考证》“初六《象传》：履霜坚冰，阴始凝也”条：
(1)重点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普及宣传。极力宣传和推广循环农业的发展，让人们改变观念，走出误区，塑造农业的可持续、循环的理念。
元和惠氏于郭京《易举正》之谬悉辞而辟之，独信“履霜”无“坚冰”二字，以《三国志·魏文帝纪》为证。彬谓亦不足信。《淮南子?齐俗训》：“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春秋繁露·基义篇》：“《易》言‘履霜坚冰’盖言逊也，逊即顺之谓。”张平子《东京赋》曰：“坚冰作于履霜。”《后汉书·鲁恭传》曰：“《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煦嘘万物养其根荄而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时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恭以明经与白虎观议，是汉人所传有“坚冰”二字明矣。[5](p.455)
此处，朱彬对惠栋观点既有充分肯定之处又有勇于驳正之处。其肯定惠栋对郭京《易举正》纰缪之处“悉辞而辟之”的合理性，但对于惠栋认为“履霜”后无“坚冰”二字朱彬则不予轻信。为了纠正惠栋的说法，朱彬遍举《淮南子》《春秋繁露》《东京赋》《后汉书》等著中所载“履霜”“坚冰”并存的证据，确证汉人所传有“坚冰”二字。
其对皖派大儒戴震亦有所批评，如卷4《毛诗考证》“左右芼之”条：
《传》：“芼，择也。”《正义》引《释言》曰：“芼，搴也。”某氏曰：“搴犹拔也。”《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董氏曰：“芼，熟而荐之也。”《传》曰：“芼以姜桂。”自是始为异义。《毛郑诗考证》申之曰：“芼从艸，毛声。菜之亨于肉湇者也。芼之言用为铏，芼昬义牲用鱼，芼之一苹藻。《内则》‘雉兔皆有芼’是也。”彬谓“芼之”之“芼”仍当从《尔雅》、《毛传》为义。盖“流之”、“采之”、“芼之”皆一时事，不得分先后也。如戴君说则“左右”二字不辞甚矣。[5](p.476)
《关雎》一诗中“芼”之训“择”本来无可异议，至《吕氏家塾读诗记》开始有歧解，而戴震《毛郑诗考正》则对吕祖谦的说法进一步发挥，引申为“菜之亨于肉湇者”，如此一来，词性则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动词变成了名词。如果不放在《关雎》一诗中，戴震此解似乎尚通，但联系具体语境和上下文，朱彬则认为戴震所言“不辞甚矣”，批评之语，言辞还是比较激烈的。正是如此，方见出朱彬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知的学者品格。
朱彬不仅敢于纠正戴震所论之非，甚至连戴震的老师江永也一样不留情面。如卷6《礼记考证》“《少仪》：‘不贰问’”条：
彬谓“贰”，疑也，读如《诗》“无贰尔心”之“贰”。此与下文“问卜筮”为发端，《记》文偶倒尔。江氏慎修疑脱“卜筮”二字，非也。[5](p.497)
江永为皖派先驱，礼学大家，著有《礼书纲目》88卷、《周礼疑义举要》7卷等礼学名著，然朱彬作为后学，在礼学上的修为亦不可小视。此处朱彬训“贰”为“疑”，并将其与《诗经·大雅·大明》“无贰尔心”句之“贰”并举，认为该句与下文“问卜筮”前后连贯，只不过是《礼记》偶尔倒文而已，并非如江永所言有脱文。孰是孰非，颇难论断，但朱彬能够大胆争鸣，力陈己见，其唯实唯是、不畏权威的学术追求值得肯定。
此外，该书虽名为《经传考证》，顾名思义，以“考证”为主，但其实并不局限于为考据而考据，而往往能够“由考据而义理”，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如《释“大”》一篇，朱彬认为，《尚书》中的“大”字常常并非“大小”之“大”的实词，而是“可有可无”的虚词。在此基础上，朱彬总结出同样可以解释为“大”的“丕”“诞”“洪”“宏”“纯”“淫”等词，在很多情况下都和“大”一样，是并无实际意义的虚词。由此又联想到“毋”“无”“罔”“弗”“勿”等字，既可以训为“无”，又可以训为“有”，要视具体语境而论。最后朱彬总结出“治经者不知为词助，泥于一字之义，辄如治丝而棼；知其为辞则经之可通十六七矣。”这与王氏父子“因声以求义”治经一样，对当时和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到学者广泛好评。王念孙在《经传考证·序》中重点褒扬，曾国藩在咸丰己未年(1859年)五月所写日记中也大加称赞：“其训诂考证亦与王伯申先生相仿，其言《书经》‘大’字多语助辞，则前人所未发也。”[14]卷下张舜徽先生也极为称赏《释“大”》篇的学术成就，认为它“畅通经训，揭示大例，实发前人所未发”[15](p.252)。朱彬本人对《释“大”》一篇也颇为看重，不仅将其写入《经传考证》，还将其载入《游道堂集》首卷首篇，以广其传播，扩其影响。
王念孙本人亦曾作《释“大”》一文，但与朱彬此篇治学方法有所不同，其文洋洋洒洒有8篇之多，长达上万言，将古书中可训为“大”的175个字一一列出，不惮其烦，主要运用的是总结法[16]；而朱彬则独辟蹊径，不从“大”的实词意义出发，反而从不大为人所注意的虚词属性入手，归纳出治经的普遍法则。二人可谓各有所长，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三、结语
张舜徽先生在总结清代乾嘉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流派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各自的学术特点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断：“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2](p.2)诚哉斯言！一般而言，吴派唯汉是从，凡古皆好，失之拘泥；皖派虽讲求实事求是，但偏于名物制度的考证，眼界不够开阔，失之狭窄。“继吴、皖两派而起，扬州学派融合了吴派‘求古’与皖派‘求是’之长，提炼为求‘古学’之‘是’的学术宗旨。即在学术资源方面尊崇以儒家经传为主的古学，在学术方法方面强调求本义、本旨”[17]。扬州学派能够扬长避短，后来居上，与吴派、皖派等一起将清代朴学推向顶峰，与朱彬等人的倡导和实践密不可分，而《经传考证》正是这些可贵实践中的重要一种，其不别门户、不拘品类、不避亲疏、不畏权威，唯实唯是、求善求真、能创能通的学术追求和学者品格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教育信息化推动了教与学的“双重革命”，是共享优质资源、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信息化条件下，师生可以平等获取信息，学生学习主体地位进一步彰显。个性化学习、自主学习等新型学习模式，微课程、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推动了教育理念创新、管理创新和质量提升[2]。
[参 考 文 献]
[1]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M]. 扬州:广陵书社, 2005.
[2]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M]. 扬州:广陵书社, 2004.
[3]赵航.扬州学派新论[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1.
[4]刘建臻.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5]朱彬.经传考证[C]//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9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6]朱庆裴.朱彬先生年谱[M]. 香港: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15.
[7]王念孙.王石臞文集补编[C]//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0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8]王念孙.经传考证·序[C]//四库未收书辑刊:第4辑第9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
[9]蓝瑶.朱彬《礼记训纂》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10]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C]// 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东京:东方学会排印本, 1925.
[11]章太炎.与支伟成论清代学术书[C]// 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2]曾军.义理与考据——清中期《礼记》诠释的两种策略[M]. 长沙:岳麓书社, 2009.
[13]张双棣，等译注.吕氏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 2007.
[14]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M]. 传忠书局, 1876.
[15]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6]王念孙.释“大”[C]// 罗振玉辑.高邮王氏遗书.东京：东方学会排印本,1925.
[17]田汉云.探寻扬州学派的学术宗旨[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8-11(6).
The Choice of Good, the Broad Field of Vision——APreliminaryStudyontheCharacteristicsofInterpretationinZhubin’sJingzhuanKaozheng
CHENGXi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ofYangzhouUniversity,Yangzhou225002，China)
Abstract:Zhubin,afamousscholaroftheYangzhouSchoolintheQingDynasty,hismainlucubrationincludesJingzhuanKaozheng,LijiXunzuan.Thesourceisbasedonthefactthattheessenceoftheresearchispraisedbyscholars.ThebookofJingzhuanKaozhengpresentsthecharacteristicsofthecombinationofHanandSongDynasties,notdistinguishpersonalorigin,abroadfieldofvision,notrigidlyadheretothecategory,thechoiceofthegood,regardlessofkinship,thereality,anunafraidofauthorityandinterpretationfromtextualresearch,ItisanimportanttestimonyofthetransformationfromNeo-ConfucianismtoPak-SchoolintheYangzhouSchool,itshowstheacademicpurposeoftheYangzhouSchool’s“seekingthetruthofancientlearning”,andhasplayedaleadingroleinBaoyingandYangzhouacademics.Itsacademiccharacterofbeingopenandinclusive,seekingtruthfromfactsisalsoworthlearningandinheriting.
Key words:Zhubin;JingzhuanKaozheng;broad;seektruthfromfacts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66-07
[收稿日期]2019-03-1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14JZD035)；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KYCX17_1863)
(作者系扬州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连秀丽]
标签：经传论文; 扬州论文; 礼记论文; 学派论文; 清代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北方论丛》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扬州学派文献整理与研究”(14JZD035)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清代宝应朱氏家学研究”(KYCX17_1863)论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