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意义]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重构的传播方式和特点，激发了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热情，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学界尚未有针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该文旨在填补这一缺憾，对有关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以全面掌握现有研究的特征，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方法/过程]从SES和人口统计学、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拓展模型、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心理学视角四个方面梳理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主要特征及缺憾。[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目前学界有关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注中国议题的研究，仍存在样本容量和代表性不足、研究对象相对单一、缺乏系统性分析等问题，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突破之处。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 动力因素 中国议题
0引 言
现代通讯技术(ICT)重构的传播方式和特点，以及日益增强的公众参与意识，对公共部门原有的行政方式和工作环境带来了极大挑战。虽然政府部门在电子政务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公众的使用率却仍较低[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络舆论的“众声喧哗”。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密集的网络讨论蜂拥而至，公众通过转发、点赞、评论等方式，倒逼政府部门就相关议题予以解答和解决，给当局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2]。那么，公众采取不同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既有文献基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实践，从不同理论视角，就影响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因素进行了各种有益探索。但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有针对这一研究议题的系统梳理和总结，以致无法准确识别出现有研究范式、特点和缺憾，产生了许多重复性研究。因而，本文旨在弥补这一缺憾，对国内外既有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并探讨对于后续研究，特别是中国议题的启示，以期促进这一研究议题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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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视角下的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研究
经过长期发展，学术界针对传统政治参与的动力系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如Verba和Nie著名的“社会经济地位模型”(Social-Economic Status，SES)[3]及其后续发展出的“公民志愿参与模型”(The Civic Voluntarism Model，CVM)[4]。虽然这些理论模型对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5]，但正如政治学者克鲁格(Krueger)所指出的，网络政治参与发生于网络环境下，需要人们掌握新的信息技术技能，因而需要发展新的理论解释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6]。其后，学者们从新的理论视角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回顾已有文献，既有研究可从SES和人口统计学、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拓展模型、社会资本视角以及心理学视角进行梳理。
图1技术接受模型(TAM)
注：资料来源：Davis，1989
1.1SES和人口统计学视角虽然尚存分歧，但学者们大致认同具有特定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公众(如男性、年长者、多数族裔、高收入、高教育程度，或可统称为“优势群体”)更倾向于进行传统政治参与[7]。这一研究视角扩展至网络政治参与领域，获得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就“网络政治参与能否消解传统政治参与由‘优势群体’统治的弊端”“是否可以促进政治参与平等”展开了剧烈讨论，并形成了两大派别：动员模式(Mobilization)和巩固模式(Reinforcement)[8]。
动员模式的倡导者认为，网络降低了公众与公共部门接触的物理和心理障碍，可以动员那些以往不愿或不能进行政治参与的人在网络中进行政治参与[9]。因而，不同于传统政治参与中的劣势地位，“劣势群体”在网络中往往更愿意发声。相反，巩固模式则认为，由于“数字鸿沟”[10]、政治兴趣等原因，那些已经进行传统政治参与的人，在网络环境中也更容易进行政治参与[11]，网络政治参与是对传统参与模式的强化，网络政治参与将加剧“优势群体”的主导地位。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者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人口统计学上并无显著差异。Schlozman和Verba等人通过对2008年美国大选前公众政治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网络政治参与基本上复制了传统政治参与的SES模型[12]。Nam基于2005年的一项美国入户调查得出了类似结论[8]。但两项研究均显示，年轻人是唯一例外的群体：尽管年轻人的传统政治参与水平较低，却在网络政治参与中表现积极。Quintelier一项针对比利时16岁青年的研究显示，特定的网络行为(如聊天，发博客，在讨论组中发言，关注新闻等)会积极影响青少年的政治参与行为[13]。这或许是因为年轻人相较于中老年人更易于接受现代ICT技术，更能熟练使用网络参与手段[14]。
其二，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研究越来越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运用。从早期的SES和人口统计学视角，到技术接受模型的引入，再到近年来社会资本视角和心理学视角的广泛关注，无不体现了学科交融的最新成果。2017年《公共管理评论》(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上刊登的有关“行为公共管理”(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BPA)的综述揭示了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的结合将更为紧密的事实[64]。2018年创刊的《行为公共管理杂志》(Journalof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亦表明，运用心理学进行公共管理相关研究将是一大热点。
本项目基于NB-IOT的智能垃圾桶如下图所示，包括：1、单片机2、红外传感器3、空气质量检测器4、异味传感器5、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4]6、太阳能电池板7、云端服务器8、移动终端9、垃圾箱顶盖10、顶盖的支撑柱11、垃圾箱。
1.2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拓展模型 Davis于1989年提出了广为使用的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如图1所示，用于解释和预测个体对信息技术的接受和使用[19]。2003年，Venkatesh等人系统回顾了包括TAM在内的8个理论模型，提出了整合技术接受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UTAUT)，包含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会影响、促进条件4个主要变量，并考虑来自性别、年龄、经验和自愿性的影响[20]。
通常认为，公民的志愿行为与公共事务参与间有着积极关系。Wilson将公民的志愿行为定义为“免费为另一个人、团体、或组织提供福利的活动”[45]。Billig认为，志愿者经历会影响公众对社区问题的认识，拥有志愿者经验的公民更有可能在寻找社区问题解决方案时发挥作用[46]。而且社会志愿行为往往反映出参与者的亲社会倾向[47]，这种倾向延伸至网络空间，则会影响他们对于在线社区的参与，并影响网络政治参与[40]。
国内学者对于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这一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多以公众对于电子政务/政府网站的采纳和接受为主，通常以TAM作为主要模型，辅以其他模型因子如信息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创新扩散模型、信任理论等，研究影响公众采纳电子政务的影响因素(见表1)。虽然这些研究均证实技术接受模型对于公众是否接纳电子政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但也应注意到，既有研究在样本选择上以发达地区城市，如上海、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等发达省市居民为主，样本构成中几乎超过半数为专科及以上学历，并无法有效代表中国网民的整体状况，仍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调查。
表1运用技术接受模型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中国成果梳理
作者研究对象理论模型研究样本样本量曹培培、赵宇翔,2008[25]政府网站使用TAM上海居民及政府网站用户210刘渊、魏芳芳、邓红军,2009[26]政府网站使用TAM & ISE浙江省政府门户网站用户187陆敬筠、仲伟俊、朱晓峰,2010[27]电子政务使用TAM———150郭俊华,2011[28]政府网站使用TAM & TPBMPA、MBA学员及全日制本科生和硕士生225李乐乐、陆敬筠,2011[29]电子政务使用TAM & TRUST江苏省代表行业公众421陈岚,2012[30]电子政务使用TAM & TPB & TRUST网络用户180周沛、马静、徐晓林,2012[31]移动电子政务TAM & IDT———302Liu Yong,2014[32]移动电子政务TAM & Social Influence & TRUST浙江省农民409廖敏慧、严中华、廖敏珍,2015[33]政府网站使用TAM & IDT广东省政府网站用户324李燕、朱春奎,2017[34]电子政务使用TAM & TRUST重庆、武汉、天津居民1 140
注：TAM = 技术接受模型；ISE=信息效用理论；TPB=计划行为理论；TRUST=信任理论；IDT = 创新扩散模型。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3社会资本视角社会资本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以林南、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35]，强调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与资源的重要性；以Putnam和Fukuyama为代表的集体社会资本，则较关注信任、社团参与等因素[36]。因而，社会资本因素可进一步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公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以及公民的志愿行为三类。
社会网络学家将社会关系网络分为“强连接”和“弱连接”[37]，这与帕特南桥接型、粘合型的划分类似。而根据社会资本形成的场域，则可分为线上社会资本和线下社会资本。因而将两种划分方式两两组合，可将社会资本分为线上弱关系、线上强关系、线下弱关系、以及线下强关系4种类型(见表2)。Skoric研究了新加坡公众线上社会资本同网络政治参与间的关系，发现线上桥接型社会资本(线上弱关系)会显著增加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而与线下政治参与无显著联系；相反的，线上粘合型社会资本(线上强关系)显著影响线下政治参与，而与网络政治参与不相关[38]。黄少华在中国四城市进行的调查呈现出不同结果。他发现线上弱关系规模在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上存在负向影响，即线上弱关系规模越大，参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和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39]。Lee则着重研究了线下社会网络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在基于韩国政府论坛的研究中，他发现线下强关系与网络政治参与行为有负向相关性。他解释道，因为公众用于建立和维持线下强关系的时间越多，越没有精力去构建线上强关系，也就越少参与网络政治行为[40]。可见，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实践，得出了相互冲突与矛盾的研究结果。而中国网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的影响，尚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黄少华虽然对居民线上社会资本与网络政治参与间的关系做了很好的分析，但我国公众线下社会关系网络与其网络政治参与行为间是否有所关联？产生何种影响？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将校园足球政策执行状况纳入教育评价体系，对学校体育、教育发展效益进行全方位、系统评价。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在校园足球的训练竞赛上物质支持、专业场地建设、专业教师的职称评比和继续教育等方面完善配套政策，发挥政策的激励和引导功能[8]。在校园足球与学生的发展环节，探索小学—初中—高中—专业运动队(高等院校)的对口输送和培养机制等。
表2社会关系网络的类型
线上线下弱连接(桥接型)线上弱关系线下强关系强连接(粘合型)线上强关系线下强关系
既有研究显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会积极影响人们的社会信任水平。社会信任对于建立公民间的合作关系至关重要，有助于产生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并促进政治参与的发生[41]。尽管通常认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紧密相连，较高的社会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石[42]。然而，Norris等人则认为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并不相关[43]。Valenzuela等基于Facebook的调查研究显示，社会信任会显著增加公民的社团参与行为，却对政治参与行为有非显著负向影响[44]。黄少华的研究将社会信任区分为现实社会信任和虚拟社会信任，发现虚拟社会信任对于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影响，而现实社会信任与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显著相关[39]。
2.既注重社会的自我保障又提供市场化福利供应。美国社会保障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政府统筹下的社会保障、州政府为主要载体的社会福利、商业性收益的商业保险和社会公益性慈善机构的保障。除了政府提供的美国老年、遗嘱和残障保险（OASDI）、美国老年和残障健康保险（Medicare）、美国失业保险等，由于美国社会保障高度市场化，还存在各式各样的私人保险计划，私人保险公司每年都会根据市场需求制订不同的保险计划供人们选择。
网络政治参与以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为媒介。因而，公众是否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可被理解为公众是否采纳了相应的信息技术。学者们利用TAM和UTAUT及其拓展模型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如Lee运用TAM模型研究了公共危机(如“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对公众使用电子政府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信任、互联网感知风险、电子政务感知有用性是公民使用电子政府服务的强预测因素，可解释30%～40%的行为意向[21]。Colesca在TAM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人口统计学、感知信任、感知质量等变量作为解释罗马尼亚人接受并使用电子政务的影响因素[22]。Naranjo将UTAUT与心理赋权(Empowerment)结合，研究了葡萄牙人使用并推荐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发现感知绩效和促进条件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强预测变量，而付出期望和社会影响的作用并不显著[23]。此外，还有学者将TAM和UTAUT模型相结合研究远程电子投票行为[24]。
1.4心理学视角尽管上文所述技术接受模型源自心理学，但其关注的仍是预测和理解具体技术的成功实施所需要的条件，焦点并非个体。Bimber认为，公众在接触互联网之前已具有一定的政治偏好，而这正是决定公民是否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48]。Edelmann和Cruickshank通过文献回顾，认为应当在SES因素和技术接受因素外，加入个体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心理因素影响路径。他们识别出自我效能感、需求、亲社会行为和用户品德是影响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心理因素[47]。梳理既有文献，学界对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心理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效能感”“政治信任”以及“个体特性”三个方面。
通过对学界有关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研究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既有研究的若干特点：
此外，公民个体的个性特征在网络政治参与中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特征包括政治知识、政治兴趣、使用动机等。公民的政治知识水平越高、政治兴趣越浓厚，政治参与行为往往也越积极。Xenos甚至认为政治兴趣才是影响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11]。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对政治了解程度越高的公民，越易产生较高的政治期待，同时也越易对政府提出质疑，结果致使政治信任水平降低，进而减少政治参与。此外，利益动机也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当利益关系较为密切时，公众更倾向于采取参与行动。且利益诉求越大，往往越会诉诸深度参与行为，如向政治人物或代表发送电子邮件、就某一议题发表建议文章等[54]。这些个体特性往往通过与政治效能感、政治信任等其他心理因素发生交互作用，共同对政治参与产生影响。
例如笔者在讲授《皇帝的新装》时，考虑到这是一篇充满讽刺意味的童话，为让学生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言外之意，启迪学生去深入思考，笔者在精读前，先向学生提问：“一个皇帝光着身子在街上游行，这样的事情荒谬吗？那为什么在课文里皇帝不穿衣服还能得到民众的称赞呢？大家仔细阅读来想一想。”这样的开放式问题留有空白，能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空间，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政治信任指公众对“政府机构或组织是否可以满足其期望”的判断[58]，可通过公众对政府机构及其领导者依公众最大利益进行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信任程度来衡量。一般而言，当公众信任政府机构及其领导者时，往往认为自身表达的诉求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能够影响决策者的行为，因而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如支持政府政策、积极参与电子政务等[59]；而公众具有较低的政治信任水平时，往往会产生反抗性的政治心理，诉诸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示威、暴动等抗争性行为，或采取冷漠态度，减少投票等政治行为的发生[60]。但中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尽管有研究指出政府信任可以促进政府网站公民参与行为[53]，仍有研究表明中国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同政治参与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61]。这可能与中国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具有不同信任水平相关(或称为“差序信任”)，即对高层次政府较为信任，而对基层政府信任度偏低[62]。
我国学者区分了内、外部效能感对网络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李燕、朱春奎等基于重庆、武汉与天津城市居民的大样本调查发现，内部效能感与参与政府网站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外部效能感则需通过政府信任这一中介变量才能体现其影响[53]，而韩晓宁的研究则呈现出相反结果，通过“问卷网”进行的网络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网民的外部效能感与网络政治参与显著相关，而内部效能感对网络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54]。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尝试从我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特点上进行分析。马得勇通过4 000多份网民调查问卷发现，中国网民存在着“左”“右”两派，但与西方的“左”“右”两派在政治心理上恰好相反，中国的“左”派网民更具威权人格、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于维持现有秩序和传统价值；“右”派则更关注公平，主张限制公权力，更具民主价值观[55]。“右”派网民在数量上远多于“左”派网民[56]。这与雷亚文的发现具有一致性，她认为，与传统媒体用户和非媒体用户相比，中国网民更具民主和批判精神，也更易参与到集体行动之中。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公民文化整体上呈现“威权人格”[57]，对于政府回应性需求不高，整体外部效能感偏低，但在网络环境中，网民(相较于整体民众)更具民主价值观，具有更高的外部效能感，因而也更期望通过互联网发声，以使政府部门了解公众需求。
2已有文献总结
自我效能感源自行为心理学中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SCT)，指个体对自身完成特定行为的能力的感知，可分为技术效能感(Technical Efficacy，TE)和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PE)[47]。技术效能感指个体对于自身运用特定技术完成行为的能力的感知，如电脑效能感、互联网效能感、电子政务效能感等，与上文所提及的TAM有相似之处。政治效能感通常指“个体的政治行为(可能)对政治过程产生影响的感知”，可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其中内部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有能力理解并有效参与政治的感知”；外部效能感则强调公众对政府当局能否回应公众需求的感知[49]。当感到自己可以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时，人们会倾向于更为密集的参与公共事务。通常学者们认为，政治效能感与网络政治参与呈显著正相关关系[50]。然而，Vitak基于Facebook的调查研究显示相较于政治兴趣、政治知识等变量，政治效能感并不对网络政治参与产生显著影响[51]。同样是以Facebook用户为调查对象，Chan在将美国与香港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比较时发现，虽然政治效能感作为单一变量时，并不显著，但与网络新闻获取、Facebook使用等变量结合后，则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解释力[52]。
那么，互联网对于中国是否也存在着上述动员模式和巩固模式的争论，是否也存在“数字鸿沟”现象？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与诸多西方国家一样，我国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间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城镇网民占总体网民的73.7%[15]，而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8.52%[16]。罗婧在贵州安顺进行的选举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城市居民的选举参与，而弱化了农村居民的参与行为[17]。“数字鸿沟”加剧了城乡居民的“参与不平等”。从网民构成上看，中国网民以接受过高中及以下教育的青年群体为主[15]。而白竹君通过对参与《我为医改建言献策》的541个网民进行的分析发现，超过半数的参与者为专业技术人员[18]，这似乎与当前以中低教育水平为主的网民群体有所矛盾。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以定量研究为主流。通常的研究范式为，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形成研究假设，通过调查问卷获取所需数据，利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之进行处理，对假设进行验证。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是最为常用的分析方法。然而，“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从而往往难以作出恰当的因果性推断”[63]。因而，研究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学者不可避免地也受“因果推断难题”的困扰，亟待后续研究从方法论上予以突破。
(2)模具温度在180～200 ℃时，模具温度较低，靠近模具壁的薄层金属液产生极大的过冷度，使压铸件表面快速凝固，形成薄层等轴晶粒区，试样力学性能较好；模具温度超过200 ℃时，激冷效果降低，硬度下降幅度增大，试样的力学性能随之下降．雷达外壳压铸件最佳的模具温度为200 ℃．
对谐振式陀螺光学腔灵敏度的研究分析,通过优化DQ乘积的方式提升陀螺灵敏度,采用标准MEMS工艺,设计制作了直径8 mm、Q值2.4×106大尺寸楔形谐振腔,可实现陀螺极限极限灵敏度达到55 °/h,满足商业级应用的需求,为芯片级、集成化的新型谐振式微光学陀螺的研究奠定了实验基础。
其三，影响公众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因素十分繁杂。由于方法、技术、理论视角等的不同，有些研究中的显著影响因素，在另一些研究中往往变得无关紧要，甚至学者们就同一动力因素也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因而，在后续研究中需审慎地结合前人研究，进行综合分析。此外，虽然本文试图从4个方面对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进行综述，但也应注意到，这些动力因素绝非彼此孤立，他们间既有所重合又相互作用，共同对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影响。如技术接受模型中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心理因素中的技术效能感就有较强的重合性，而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间的关系也多为学者所强调。
其四，多数研究集中于欧美等民主政体国家。虽然近年来，来自亚洲国家，如新加坡、韩国的实证研究日渐增多，但整体上仍以欧美研究为主导。这些以代议制民主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多以选举活动为其政治参与研究的核心，以网络是否可以扩大选举参与范围、是否可以消解政治冷漠为出发点。在成熟健全的民主政体中，公众可以通过现实中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充分行使自身的参与权，网络政治参与往往仅作为传统政治参与的补充，“制度化渠道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但在当前，某种程度上非制度化渠道才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65]。不同环境，势必造成公众不同的网络政治参与动机。因而，还需提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证据。
3未来研究展望：中国议题
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开始关注网络政治参与这一议题，特别是近年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从社会资本、政治心理等视角分析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因素。但学界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着以下不足，未来研究可尝试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其一，从研究样本上看，缺乏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大样本调查。现有研究样本的选取多基于某些特定城市(往往为发达城市)，以大学生、青年群体为主要构成，这或许是出于研究成本和便捷性的考虑。但根据2018年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网民的绝大多数是受过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现有研究缺乏全国性数据，无法反映出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整体状况。因而，亟需扩大研究样本，进行大范围的调查研究，以全面掌握中国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现状。
其二，从研究对象上看，多数国内研究仍聚焦于公众采纳或使用电子政务、政府网站的影响因素，缺乏对中国网络政治参与整体状况的把握。虽然学界对“网络政治参与是否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参与的参与形式”这一问题尚存争议，但现代ICT技术的飞速发展，确实赋予了政治参与许多新内容、新特点。仅仅研究公众对于电子政务等制度化参与渠道接纳的影响因素，对于全面阐释我国公众以非制度化为主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远远不够。仍需进一步拓展研究对象，在对我国的网络政治参与的特点、形式等进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探究公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
其三，国内外现有研究仍缺乏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系统的系统性分析。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某一特定视角对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探讨。但也应注意到，这些不同视角下的动力因素间有何相互关系，是否存在影响公众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关键性因素？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公众为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至关重要，而现有研究似乎并不能给予我们解答。此外，中国公众访问政府网站、在网络上建言献策与向媒体曝光、进行网络请愿等网络政治参与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是否相同？促使公众采取不同网络政治参与形式的关键变量是什么？究竟上文提及的诸多动力因素在决定公众采取何种网络政治参与形式时，何者起到主要作用？这一问题亟待进行后续研究。
总的来说，学界对中国公众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中国的民主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公众在社会资本、政治心理等方面也具有不同于西方公众的特点，如上文提及的“差序信任”、重人情的社会交往模式等，这些特征无疑对中国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如何借鉴国际上的既有研究成果，将之应用到对中国现实的研究，是当前和未来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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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FactorsofOnlinePoliticalParticipation:ResearchProgressandChinaIssues
Li Zhanle Wei Na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Internet and ICT stimulated the public's enthusiasm for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academic world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factors of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also increased,but there is still no literature review of this topic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is gap and summarize the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in order to ful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ropose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Method/Process]From four aspects of SES and demographics,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its expansion model,social capital factors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we found ou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its shortcomings.[Result/Conclusion]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s still in its infancy,especially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issues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ample capacity and representation,limited research objects,and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where further researches are needed
Keywords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tivation factor China issue
收稿日期：2018-12-14 修回日期：2019-0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制度建设研究”(编号：14BZZ090)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李占乐(ORCID：0000-0003-0061-6684)，男，1973年生，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公民参与、电子政务、公共政策；魏 楠(ORCID：0000-0003-1423-3246)，女，1990年生，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民参与、电子政务。
中图分类号G35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06-0095-07
引用格式李占乐，魏 楠.网络政治参与动力因素：研究进展及中国议题[J].情报杂志，2019，38(6)：95-101.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06.015
(责编：王 菊；校对：刘武英)
标签：政治论文; 网络论文; 公众论文; 社会论文; 因素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体制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制度建设研究”(编号:14BZZ090)研究成果之一论文;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