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扫黑除恶、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立足“市情”，综合“党情”、“国情”和“世情”，以高压态势，采取破立结合的斗争方式，从党员干部抓起，对福州市的黑恶势力和腐败现象进行彻底铲除。不仅有效遏制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的治安稳定，满足人民群众对安全的社会环境需要；还规范和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空间，助力福州社会经济腾飞；同时彰显党纪国法威严，清除腐败，纯洁组织，提升各级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增强人民政府公信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回顾习近平福州时期的“严打”专项斗争，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进而夺取新时代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全面胜利。
【关键词】习近平；扫黑除恶；福州时期；“严打”专项斗争
扫黑除恶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力整腐败问题的一把“标本兼治”性的利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明确表达“扫黑除恶是我党进行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1]新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习近平主政福州（1990.4.19—1996.4.10）的六年时间，所采取的一系列“严打”专项斗争可谓是习近平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探索和实践。本文将通过对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展的“严打”专项斗争的内涵、特点及影响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求得到几点启发。
去年初移居奥克兰，David想的是在这一新国度寻求平静的生活：养几头奶牛，打理一片院子。如今他如愿以偿地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头奶牛，还第一次收获了自家种的橄榄。平静的生活能更有精力地去投入葡萄酒的研究，只是在奥克兰买到国际葡萄酒也并不像在伦敦那么容易，David也得通过物流将他在伦敦酒窖内的葡萄酒运往新西兰。每个周五下午，他会参加Wine-Searcher的跨国葡萄酒专家团队轮流举办的品鉴活动。每个月，公司的盲品小组还会在下班后聚一两次，检验大伙儿的盲品水平……
一、“严打”斗争的时代背景
“严打”专项斗争是习近平立足于福州市情，紧密“党情”“国情”，远观“世情”，实事求是制定出符合党的建设、人民生产生活、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决策。“新中国成立后，福州长期作为对台海防前哨，国家投资建设较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央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决策，为福州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2]（P.3）改革开放给福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是在机遇的背后也潜伏着各种风险与挑战。
（一）大量外来、流动人口造成巨大社会治安压力
福州面临巨大的社会治安压力。首先是外来人口增多，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福州市人口为534.09万人，1994年底为555.4人，福州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全省人口增长速度。[3]（P.378）然而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不断涌入了福州市。通过《福州市公安局1983—1994年人口统计年报》[3]（P.399）可以看出，十年间福州市辖区迁入人口比迁出人口多，而且这种比差还在被持续拉大；其次是流动人口大，开放后的福州，城市流动人口与日骤增，1991年福州城区日平均流动人口超过25万人，福州市5区及各县（市）短期流动人口要比暂住人口多，各县流动人口中，散居社会人口要达5万人以上。外来人员多而复杂，人口流动量大，由此而引发的各类犯罪事件频频发生，整个社会治安压力大，亟待整顿、治理。
（二）官僚、腐败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党内面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习近平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就有提到：“近年来，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腐败现象有所滋生和蔓延，官僚主义作风有所发展，从而不同程度地削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甚至让敌对分子乘机钻了空子。”[4]（P.209）贪污、贿赂等经济罪案以及侵权、渎职案件飙升。这些气息严重影响福州市的稳定和发展。
（三）国内外不稳定局势影响福州经济社会发展
1990年4月19日，习近平被任命为福州市委书记。5月中旬，市委常委会议讨论并通过市公安局提出的《工作方案》，决定在全市开展为期5个月的以打击团伙犯罪为重点的专项斗争，从此拉开了继80年代后新的一轮“严打”专项斗争（1983年8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全市范围开展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斗争，至1986年12月，历时三年零四个月；继而1987年，全市先后组织四次专项斗争；1989年4-6月，在市区主干线开展打击路面犯罪专项斗争）。
二、“严打”斗争的内容和特点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福州是台海交流的窗口，也是著名的侨乡，对外交流具有独特优势，是外来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但区域优势的背后也潜藏着风险，特务机关、反动组织以回乡探亲、投资贸易等合法名义，不断潜入福州，进行非法组织，秘密集会，收购军政内部文件，书写宣传反动标语等破坏反革命活动，国内外所面临的挑战严重的影响到了福州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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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破”为攻，全面出击
“严打”斗争在市委领导下，以出动公安干警、武警官兵为主，各方面力量为辅，在福州全市组织多人次，多个行动小组，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法，多路出击，抓获各种违法犯罪分子，挖出犯罪团伙，破获一大批刑事案件、缴获巨额赃款赃物，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加强社会治安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市特种行业推行严管、严查、严处措施，提高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能力，维护治安秩序；结合“扫黄打丑”“除六害”等专项斗争对全市公共场所进行停业整顿、整改、取缔等管理；清查收缴、管理规范枪支弹药；各部门联合加强对违法青少年的帮教；查禁聚集赌博、贩卖吸食烟毒、卖淫嫖娼、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加强户政改革和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全市常住户口的管理，同时对暂住人口采取严管、严查、严处的“三严”措施；围歼车匪路霸，整治道路交通，加强和规范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驾驶员的管理等。
在专项斗争中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及党员领导干部既是斗争参与的主体，又是斗争的客体对象之一，在“严打”过程中对各级党委政府进行反腐败廉政建设，对违法乱纪的党员领导干部进行处置，不仅加强了党的队伍建设，还积极有效的推动了严打斗争的胜利。
突发性耳聋在临床一直保持有极高的发生率，因该症将对患者听力造成严重影响，将直接影响到患者日常生活。因该症诱发因素存在于多个层面，在对临床各方面治疗方案进行完善的同时，更需要对护理工作持续进行优化。落实针刺疗法，耳穴埋籽，穴位按摩，刮痧，中药泡脚等中医护理措施，从中医角度结合患者具体诱发因素展开护理干预已经逐步在临床得到推行。
1.树立典型、维护社会正义。通过开展一系列讲话、报告，学雷锋、奉献周，公开活动等，树立一批先进个人、劳动模范、优秀党员，以及文明单位，营造了积极文明、正义向上的社会新风尚。1990年7月23日，在省体育馆召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大会，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8县2区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一批杀人、抢劫、盗窃、伤害等严重刑事罪犯分子，全市3.6万多名干部群众出席大会或收听大会实况转播。给人民群众树立法制典型，严惩犯罪，以儆效尤。1991年9月10日—11日，在全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时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授予台江区等13个单位1990年度全省创文明城市竞赛初评工作突出贡献单位，授予100位1990—1991年度市学雷锋先进个人。
本文对于阐明汉日外来新词的吸收异同、传播与使用特点及今后的发展预测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并尝试开辟新词研究的新视点。以汉日语为例，目前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对已形成词汇的静态分析(于日平2007:69)；而对正在逐步形成的、真正意义上新词的动态探讨并不多见。由此看来，正在同步进入汉日语言系统中的IT领域新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考察点。此外，通过对不断增加、变化的日语新词的探索与研究，对于高校日语专业教学实践与研究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二）以“立”为基，建树新风
3.加强、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要加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好党支部的核心作用。1991年8月15日，中共福州市委《关于加强沿海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意见》提出：充分认识加强沿海地区党的基层建设的重要性；要把基层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反腐防变”的坚强；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心任务来抓；切实抓好党员思想教育工作；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党组织的监督管理；加强对沿海地区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的领导。同年11月，福州全市村级组织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组织、制度、责任三配套的新格局；任期届满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也顺利的完成了换届选举工作，各类群众组织也得到充实和加强。[3]（P.278-290）
3.清除反动组织和活动。改革开放后，境外反动势力趁着改革开放之机，以访亲探友、投资经商、慈善传教等各种名义混入福州市境内，进行非法、反动、间谍的犯罪活动，不仅破坏了福州市的社会发展和稳定，还严重的威胁到国家安全。伴随着全面“严打”专项斗争的开展，福州市也严厉打击各种反动组织、活动，例如：1990年5月，市公安局破获“中国民主革命组织”反革命集团；1991年9月，市公安局依法取缔了在福州、闽侯设坛传教的非法组织——台湾“一贯道”。据统计，至1994年福州市共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61起。[5]（P.524-540）
对比分析相同速度下车内不同测点的噪声频谱曲线，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车内不同测点的噪声，测点2的噪声相对测点1和测点3声压级要小，而且3个测点的噪声频谱均在500～1000Hz的频段内出现峰值，噪声能量相对突出，分析其主要原因，由于测点1和测点3在转向架正上方，受轮轨噪声影响较为明显。
2.突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在1991年2月21日中共福州市委召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电话会议上，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教育的主要任务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全面发展，积极推进农村改革进程，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3]（P.260），为了开展好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市委从市、县、乡三级调3 000名以上思想作风好、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习近平在全市社教工作总结讲话中，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出新要求，强调各级党委一把手要亲自抓点，总结经验，狠下功夫，形成全社会重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大气候；同时也要注意教育方法，防止思想教育空对空，防止各种实际工作、解决具体问题取代思想教育等。[3]（P.269-270）
3.优化、改进政府管理。党政机关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主力军，福州市委、市政府不断改革部门职能，优化行政系统，加强自身领导、管理能力。尤其是福州市公安部门，为应对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福州市公安局不断开拓新方法，努力改进公安系统的管理机制；同时也紧抓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建设，坚持从严治警，加强警队廉政建设，提高队伍的战斗力和政治素质，使得公安职能化、正对性加强，更好的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三）加强自身党风、廉政建设
2.侦查、打击违法犯罪。针对福州市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暴力犯罪，团伙犯罪，低龄犯罪等突出问题，福州全市展开了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的专项斗争。公安机关坚持“严打”方针，实行标本兼治，打击、防范、管理、建设相结合，对苗头性、多发性犯罪活动，采取主动进攻态势，对抢劫、盗窃、偷车、车匪路霸、持枪犯罪、团伙犯罪、在逃犯等多发性犯罪活动实施专项打击斗争；针对福州沿海部分地区和海上治安突出问题，习近平多次在全市工作会议中强调，要“抓好反盗窃斗争和沿海地区走私贩私、偷渡私渡等违法犯罪活动”[3]（P.391），市委、市政府展开了一系列打击偷渡外逃、贩卖走私等涉外违法犯罪活动，如1991年4月26日至7月26日在沿海地区全面组织实施以打击偷渡外逃、走私贩私、资敌参特、海上抢劫和“黄毒”卖淫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东海行动”。[3]（P.268-269）
1.严查违法乱纪、腐败案件。福州市各级纪委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有关干部违法违纪、建私房、贪污受贿等专项问题的工作会议。1991年1月至10月，据统计共立案查处党内违纪案件467件，524人，其中万元以上经济大案50件，涉及县处级干部6人，乡科级干部81人；结案345件，345名党员受党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88人，留党察看90人，撤销党内职务9人，严重警告86人，警告72人；共追回赃款赃物146万多元。[3]（P.283-287）1993年9月25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反腐败工作电话会议，习近平要求各级各部门按照省政府电话会议精神，一项一项抓落实，在认真抓紧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等工作的同时，集中力量刹住乱收费歪风，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
其中,T表示切片时长,N表示切片后的快照数量,i为快照序号,i∈(1,N),x(i)表示第i张快照中节点的平均连接数,表示全部网络快照内的平均连接数,R(T)表示全部网络快照间的自相关性.R(T)的值反映了连续数据之间的自相关性,对于大多数自学习模型,输入数据间的相关性越低,数据特征的独立性就越高,模型的学习效果也就越佳.自相关函数曲线示意图如图2所示,理论上当R(T)第一次降为0时,数据的独立性最高,但相关研究表明,实际应用中通常取R(T)第一次下降到1/e(e为自然底数)时更为合适[15],这是本文选取最优时长T的依据.
2.开展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福州市委多次在全市党员中开展以“忆传统、讲党性、学先进、作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活动月。使广大党员普遍受到党性教育和锻炼，提高做合格党员的自觉性，进一步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光辉形象，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并多次召开全市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汇报会，强调加强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十个必须”，即：必须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必须务实高效，狠抓落实；必须勤政为民；必须廉洁奉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敢于开拓创新；必须讲究工作方法。[3]（P.272-273）为了进一步促进全市党员干部形成良好的思想作风，市委多次召开评优表彰会议，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等。
在全面“严打”的同时，福州市委从正面出发，成立以习近平为组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立标榜，树新风，积极营造、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来增强社会正能量，抵抗黑恶势力的传播。
三、“严打”专项斗争取得的成效
习近平在福州时期开展的“严打”专项斗争活动，不仅有效打击了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而且还推动福州的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培育了良好文明的社会风气。
（一）有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严打”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据记载1990年5月30日福州市组织实施“严打”斗争第一次统一行动，全市共抓获各种违法犯罪分子1 000多名；挖出犯罪团伙127个494名；破获一批刑事案件、缴获赃款赃物折价值60多万元。在同年7月17日至20日福州市再次开展“严打”斗争行动，先后共收捕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 203名，其中725名严重犯罪分子中有杀人犯4名、伤害犯86名、抢劫犯164名、流氓强奸犯144名、诈骗犯91名、盗窃犯206名等，同时，抓获卖淫窝主、暗娼、嫖客等违法犯罪分子2 074名。截止10月1日，近4个月发生的刑事案件比1989年同期下降30%。在“严打”斗争中，公安机关依靠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打击盗窃、抢劫、卖淫嫖娼等专项斗争，每次严打行动，但凡出击都有收获，使刑事犯罪活动有所收敛，丑恶现象得到控制，自“严打”斗争开展以来，福州市社会治安明显好转。[3]（P.243-251）
二连浩特是一座依靠对外交通运输而兴起的边境口岸城市，历史上就是内外蒙古地区交通往来的必经通道，对外交通十分便捷。早在元代时期就在现在二连浩特市境内设立玉龙栈，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盐池西北坡设置“伊林”驿站。1918年，张家口旅蒙商景学钤等人创办“大成张库汽车公司”，开通了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汽车运输线，二连盐池成为这条运输线上的重要站点之一，站名“滂北”。[注]参考二连浩特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二连浩特市志》，第3—4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拉开了二连浩特交通现代化发展的序幕。
（二）促进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严打”斗争的开展有效保证福州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各行各业经过严厉整顿后，形成诚信、合法、规范的经营模式，市民群众也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更加积极文明向上，一时形成弊绝风清的良好社会环境，使得福州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可喜成绩。福州第一化工厂1991年销售收入突破50亿元大关，跻身全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行列，在全省50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企业中排名第10位，成为全国最大的生产氯酸盐企业。据福州市统计局公布的福州市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1991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为13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比1990年增长11.2%；国民收入92亿元，增长9.9%；城市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收入1818.72元，增长6.6%；农民人均纯收入969元，增长12.15%。[3]（P.295）1993年福州市被中国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评估中心列为“中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和全国“首批投资硬环境40优”城市之一。
（三）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严打”斗争不仅维护了福州市社会治安、巩固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还培育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自全面“严打”以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专项斗争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条腿走路，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以及严惩贪污腐败事件的同时，匡扶社会正气，净化社会空气，经过长期不懈的引导和培育，福州市整体风貌焕然一新。首先，从政府机关和党员干部自身做起，形成了廉洁奉公，严纪守法的党风、政风，各级党委、政府坚持真抓实干，马上就办，行政办事效率大大加强，这不仅进一步树立了党和政府及广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还提高了政府权威和公信力，牢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其次，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认真践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价值观，他们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营造了积极文明，和谐向上的社会氛围，涌现出一批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可见“严打”斗争使福州市的精神风貌改观很大。
四、严打斗争的经验启示
习近平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展“严打”专项斗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这无疑给新时代依法打击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经验与启发。
（一）因地制宜、综合情况、精准发力打击黑恶犯罪活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论述，坚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同时也要因地制宜，结合各省、市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开展三黑除恶专项斗争应提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考察和了解各地方所存在的黑恶势力，及各行业所存在黑恶现象和违反犯罪事件，并深挖黑恶势力背后是否存有“保护伞”，不能一而概之，四面出击，打草惊蛇，要有针对性，提前做好防控工作。综合考量之后，制定出配套的方案和打击手段，施行“专项”斗争计划，以零容忍的态度，精准、有效的打击黑恶势力，依法取缔违法犯罪组织，严惩黑恶份子的犯罪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二）破立结合、联合出动、全面有效打击黑恶犯罪活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从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方面出发，同时要联合党政机关各部门，整体联动，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力促全面有效的打击和铲除黑恶行为和势力。黑恶势力经常会在一定区域和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他们的犯罪行为和活动范围往往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除了社会治安问题外，还会触及到走私贩卖、诈骗抢劫等刑事犯罪，以及金融经济、网络信息等领域。所以，扫黑除恶斗争往往不能只依靠于公安部门，要联合纪委、检察院、法院、公安，以及网络信息、金融机构和涉外等单位的合作。同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也要加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树立一批爱岗敬业、遵纪守法，致力于社会建设的典型和模范，从而弘扬社会正能量和核心价值观，营造社会新风尚。
（三）反腐倡廉、强根固体、打破黑恶势力滋生的温床
打铁还需自身硬，扫黑除恶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要加强党自身建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6]一些黑恶势力往往通过金钱或者各种利益关系，长期利诱和攀附着党政干部，让其为自己非法谋利并开脱罪名。同时，个别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意识淡化，经不起金钱和美色的诱惑，逐渐自甘堕落为黑恶势力，或者主动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不仅助涨了黑恶势力，而且还蚕食党组织战斗和先进性，损坏党和政府形象。所以，扫黑除恶斗争要先从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做起。首先，要严查党员干部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自我革命，使其不敢腐、不能腐；其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活动，经常性的开展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使其不想腐、不愿腐；最后，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组织制度体系，落实支部党员职责和义务，发挥好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扫黑除恶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核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N].新华社，2018-01-24.
[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纪实·福州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3]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福州地方史大事记[M].北京：海风出版社，2001.
[4]习近平.摆脱平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
[5]福建省福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福州市志：第6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6]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8-01-12.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9）09-0022-05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在福建的探索和实践”（JZ17027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屈超（1993-），男，陕西商洛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红色文化。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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