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突出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原则，主要有：以弱对强，力争主动；立场坚定，坦率真诚；进退攻守，有张有弛；求同存异，留有余地；有理有利，后发制人，等。这些策略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苏联；独立自主；外交；策略原则
新中国建立以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尽管综合国力还不是太强，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又因美国霸权主义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存在，而变得严峻复杂，但是，中国仍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82获得了超常的国际地位。这种国际地位的取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极其高超的外交策略的运用。中苏关系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关系之一，突出体现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原则，主要有：
式中，yt表示社会总产出增长速度；ρi表示该产业(或行业)所占比重；下标i用以区分不同的产业(或行业)。两边对时间t求导，可得
一、以弱对强，力争主动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2]1083-1084他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3]197“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4]223因此，不管军事、政治还是外交，毛泽东都很重视力争主动权，这是他能够以弱胜强，化不利为有利的关键之所在。
新中国建立之后，与苏联实现了实力不对称的结盟。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厉害，在给予中国一定援助的同时，控制之心，日益炽烈。面对咄咄逼人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在毛泽东看来，首先要有战略上藐视它的气魄，敢于以弱对强，坚决顶住它的控制企图。同时，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它，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只有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才能化被动为主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根本利益。
1958年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企图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压中国让步，达到控制之的目的。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愤然立起身”、“声色俱厉”地驳斥赫鲁晓夫的无理要求：“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5]183因为在他看来，赫鲁晓夫的这种要求是“想控制我们沿海”，一旦得逞，“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要问美国一样”，就没有自己的主权和主动权了，所以，“统统给他顶回去了”。[6]187这次，赫鲁晓夫碰了钉子，无功而返，心怀不满。第二年，他借中印边境事件，与美、印等国共同掀起了反华浪潮，霎时，“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5]234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党并没有被吓住，他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7]528所以，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也是怕不得的。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来越多，从盟友逐渐转变到对立和斗争的关系。在与苏联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有理有利，后发制人，他说：“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6]226采取这种策略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总之，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立足最坏的，争取最好的，以弱对强，争取主动，是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一项重要策略原则。
二、立场坚定，坦率真诚
毛泽东有着强烈的个性，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而是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坦率真诚。
1949年毛泽东访苏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收回在中苏旧约中失去的那部分主权，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11]388但斯大林从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一再拖延、回避与毛泽东商谈这些实质性的问题。但毛泽东收回国家主权的立场非常坚定，他以一种坦率真诚的方式向自己非常敬重的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11]388毛泽东冲着科瓦廖夫发脾气，目的是让他报告给斯大林。这一招果真奏效。“斯大林虽然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正处于顶峰的时期，然而在毛泽东正确的策略和坚忍的斗争面前，被迫在废除旧约、订新约的主要问题上作出让步。”[10]189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本上实现了毛泽东此次出访的主要目标。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6]148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长期累积的矛盾导致了波匈事件的爆发。毛泽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旗帜鲜明，态度严正。当赫鲁晓夫准备出兵波兰，进行武力镇压的时候，毛泽东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请你马上把我们的意见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当时毛主席讲得很严厉，并且一再重复。”[6]391957年1月，周恩来访苏，毛泽东指示他对苏联的大国主义 “最好是臭骂一顿”。所以，“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11]191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涉及到矿产资源资产的资源交易、矿业市场融资、股东权益分配、监管、国际矿产资源资产交流等方面内容日趋增多，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促使矿产资源资产评估更好地融入现代资本市场，我们更应该加快我国矿产资源资产标准规范的制定工作，增强矿产资源资产评估过程中的资产认定、属性、资产边界、产权标准、关键术语定义、评估原则等方面的规范和研究，建立一套适应于我国国情的矿产资源资产评估标准体系，对于协助矿业企业管理决策、协助矿产资源资产行政管理和监督管理、完善矿业企业的公司管制、促进矿业企业融资和相关交易等具有重要意义。
赫鲁晓夫在军事上控制中国的企图受挫以后，心中的不满日益滋长，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不断地进行影射攻击。毛泽东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他说：“对有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我们要讲就公开讲，不要放暗箭。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断地放暗箭，他越放暗箭越对他不利”[6]245所以，1960年4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旗帜鲜明地就一些重大原则性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总之，毛泽东在对苏外交中坚持立场坚定、坦率真诚的策略原则，一方面真诚地希望加强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坚定、坦率、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三、进退攻守，有张有弛
在反对苏联控制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中国处于国力相对弱势的防御地位，既要坚持斗争，又要尽可能维护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难度可想而知。这就需要在斗争中采取以攻为守、以守为攻、以进为退、以退为进等积极防御的多种策略，把握时机，讲究节奏，文武之道，有张有弛。
为了击退赫鲁晓夫等掀起的反华浪潮，1960年4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开始从理论上对赫鲁晓夫进行反击。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世界工联理事会，中国领导人利用这次机会，向大会阐述三篇文章的理论观点，以捍卫我们独立自主的立场，减轻反华浪潮所造成的压力。这都是以攻为守、以斗争求团结的体现。
1958年7月，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严肃、坚决地拒绝了苏联关于在华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他要求尤金把中国对此事的立场和态度原原本本地转告给赫鲁晓夫，他说：“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12]331经过这次斗争，毛泽东更加坚定了顶住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和信心，他说：“赫鲁晓夫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但是可以顶，银样蜡枪头，一顶就把他顶回去了。所以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一定要顶，而且是可以顶回去的。”[7]515-516
面对三篇文章所造成的影响，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决心利用这一年6月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布置圈套，组织对中共的围攻。这对中共完全是个意外。率团出席会议的彭真采取以守为攻的策略，应对这次赫鲁晓夫发动的突然袭击。赫鲁晓夫讲到哪里，彭真跟到哪里，针锋相对，不做退让，[13]85击破了赫鲁晓夫企图依靠多数，压服中国党的阴谋，并且在国际共运当中暴露了赫鲁晓夫蛮横霸道的野蛮作风。
中苏不分裂，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中国面对美国严重威胁，国内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维持中苏的团结，对于中国减轻压力，渡过难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1960年1月上海会议的时候，会上大家认为：“我们还是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也就是采取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即使赫鲁晓夫要分裂，我们也不要分裂，硬是拖着他。你要分裂，我不分裂，我们不采取分裂的步骤。有些同志甚至说，我们就是赖着，赖着跟他搞团结，赖着不分裂。”[6]2411960年7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说：“我们现在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不仅在很快就要在十月革命节召开的兄弟党会议上，而且从长远来看，我们绝不先发制人，而是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我们始终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斗争是为了团结，不是为着破裂而斗争……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团结，争取能够拖延、推迟分裂的时间，这对中国有利，对世界革命有利，对苏联人民也有利。”[6]333所以，在1964年6月，苏共发表公开信之前，中共基本上是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可概括为“顶、拖、等”三个字方面的努力，以争取中苏关系的好转。“顶”就是硬着头皮顶住赫鲁晓夫大国主义的压力，“拖”就是尽可能推迟中苏关系破裂的时间，“等”就是等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压力下，或在帝国主义这些“反面教员”的刺激下觉醒过来，自己纠正。
毛泽东一贯主张以斗争求团结。在与苏联进行的外交斗争中，他很重视留有余地的方针。在谈判协商的过程中，为了求同存异，达成协议，要留有余地，在与苏联争论或论战的过程中，也要留有余地。对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毛泽东基本上是满意的。但是，他又讲到，这次会议我们没有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还是留有了余地。他说：“还有两个问题这次会上我们没有讲，一个是和平共处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党的问题。……问题不可以一次讲完，还可以留一些，以后再慢慢讲。”[6]152-153在以后的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一再主张要留有余地。如，“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2]1276再比如毛泽东劝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不要赤膊上阵对中国叫骂，以后也有个转弯的余地，但是赫鲁晓夫不听。他理解不了毛泽东“留有余地”的策略思想，所以，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14]115
四、求同存异，留有余地
浮萍是单子叶植物纲、浮萍科约30种植物的统称。它们不像常见的花花草草那样长有叶片或茎，浮萍的整个植株都是由小型的叶状体组成的，还有一种叫作“无根萍”的浮萍甚至连根都没有。不过可不要小看它哦！无根萍可拥有一个“世界之最”的头衔呢——世界上已知的最小的种子植物。
离开医院时，英突然想到入院时离去的那个病人。她被推出病房那一刻，深深地停留在英的脑海里，成为挥之不去的画面。在亲人号啕大哭之际，她终将化为灰烬，与大地融为一体，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然的归宿吗？但是，英一点都不觉得悲伤，也不感到丝毫害怕，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英，对死亡不再畏惧。
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就必须改变原来苏共以老子党自居的做法，确定真正独立平等的新型兄弟党关系。为此，当兄弟党之间有分歧和矛盾时，就要用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说服的办法，而不能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压服的办法解决。他积极评价1957年莫斯科会议采取的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办法，他说：“我们这次召开12党会议不就是谈判吗？60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6]125他还说：“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15]740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次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取了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办法。求同存异，是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原则和行为方式。
在与苏论战，进退攻守的过程中，毛泽东很重视把握斗争的节奏，松紧快慢，张弛有度。他说：“在政治斗争中……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地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6]265也就是说，发表几篇论战性的文章之后，要停下来，看看各方面的反应，然后据此决定是否要继续论战下去，或者调整斗争策略。比如在1960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开兄弟党会议之前，不发表跟苏联进行论战的文章，即使不指名也不发表。……对苏联要静观一个时期，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6]300再比如，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接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暂时不发表论战的文章，静观其变，对苏联作出一个友好的表示。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对国民党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现在对苏共领导集团也是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8]840
五、有理有利，后发制人
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对手，敢于斗争的同时，在战术上又重视对手，从最坏处着想，做好应对的充分准备。1960年1月，他在上海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就再回延安。……大不了再从头来。”[6]246在1964年5—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又说：“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8]778“要搞地方武装、基干民兵、兵工厂，建设三线。”[9]715在他看来，“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2]1347因此，毛泽东积极备战，并不是好战，而是以此来制止苏美对中国进行战争冒险，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一是为了尽量避免或推迟中苏关系的破裂。
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中共不但善于斗争，也善于妥协，能够根据情况，决定进退。在1960年召开的莫斯科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把以退为进和以进为退结合起来，成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所谓以退为进，就是在某一个或某些方面，做出让步，换取对方在其它方面的让步，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如在这次会议上，苏共要在宣言中写上肯定苏共二十大这一条，中共坚决反对；中共要求宣言中去掉反对宗派活动这一条，苏共也坚决反对。最后，中共以同意宣言写上肯定苏共二十大这一条，换取苏共同意去掉宣言中反对宗派活动这一条，以退为进，达到了基本的目标。但是，在达到这个基本目标之前，中方是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步步进逼，要把赫鲁晓夫逼到最后关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他做出妥协，达成协议。毛泽东后来总结说：这次，中苏双方都是采取边缘政策，苏方采取边缘政策，要压服中国，“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是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6]440
经不同教学模式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满意度分别为96.15%，69.23%，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二是为了高举团结的旗帜，防止赫鲁晓夫把分裂的责任转嫁于我。
在充分考虑教学活动、教学对象特殊性的前提下，教学方式的改进要依据具体课程定位，更多地采用启发式、互动式、案例式、探究式等教学方式。同时，进一步提高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通过图片、动画、视频等帮助学生形象化地理解重点和难点问题[25-26]，促进教学风格的多样化[27]。
中苏分歧暴露并逐步走向公开论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不时有停止论战的呼声，所以，高举团结的旗帜，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更能够照应这种反对分裂，增强团结的愿望。中苏论战中，公开指名批评，是论战性质的大升级、大转折。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做在前面，他在公开批评中国党比较长的时间之后，中国党才开始指名批评他的。毛泽东在论战初起的1960年5月就说：“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为天下先。”[6]273赫鲁晓夫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挑起、参与论战，一方面又时而提出停止论战的主张，这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无非是做舆论准备，无非是想骗我们，想欺骗世界舆论，想把分裂责任推到我们身上。”[8]810-811所以，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更有利于剥夺赫鲁晓夫嫁祸于我的口实。
三是为了摸清情况，诱敌深入，抓住时机，为转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本文简要介绍了儿童功能性便秘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等方面的国内外新认识，重点阐述了用于本病的中药临床试验的临床定位、总体设计、诊断标准、受试者选择、评价方法及试验流程等关键技术要素，指出了试验实施中的注意事项，以期为用于儿童功能性便秘的中药临床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方案设计提供参考。
在1964年之前，毛泽东一直不同意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甚至在我们发表的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答复苏共来信的长信里，我们没有指名批评苏共，也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8]632这样做，一方面表明我们坚持团结，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他们充分暴露”，[6]490和“诱敌深入，等待时机”。这种后发制人的策略为我们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8]659
六、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外交工作的生命”。[16]建国后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独立自主策略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在当时，对于维护中国的主权和独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对于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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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毛泽东对苏外交中的独立自主思想研究”（16C0236）
作者简介：刘启明（1972- ），男，湖南祁东人，衡阳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与中苏关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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