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摘要〕1931年至1937年间，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经历了复杂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出于对英、法、日协同侵略的担忧，中共提出反帝统一战线。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发出反法西斯的号召。中共将反法西斯解读为反国民党，逐渐发展出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要求区分人民阵线与反帝统一战线，指示中共继续坚持反帝统一战线，将敌人主要锁定在日本一国。1936年中共提出“抗日的人民阵线”，引发国统区对中共统一战线性质的误判。随后，中共将统一战线更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多次澄清其与人民阵线的区别。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口号虽几经变化，帝国主义理论仍是其一以贯之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人民阵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直是党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加深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经历了动议、创立、调试的探索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一方面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也能从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段观察中共策略调整与革命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于1931年至1935年间中共对统一战线特别是反帝统一战线的认识，学者多以“左”倾一笔带过。为数不多的研究偏重统一战线策略在具体案例中的运用，如东北党组织在共产国际指挥下对统一战线的探索[注]黄一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国抗日战争》，《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现有研究多探究1935年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后路线的转变及其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注]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7—199页。，以及追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政治路线的调整、政治口号的演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注]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理论认识的研究尚属薄弱地带。论及共产国际七大，部分研究强调共产国际反法西斯口号或人民阵线思想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认为季米特洛夫的人民阵线思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来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反法西斯运动的策略性产物。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共统一战线策略始终遵循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自1922年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策略开始，国际共运中统一战线的应用就被划分为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两大阵地，二者各自适用工人统一战线与反帝统一战线。人民阵线是工人统一战线的拓展，针对的主要是欧洲国家而非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澄清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与反帝统一战线的区别，指出中共对法西斯的理解有偏差，中国应采用的是反帝统一战线而非人民阵线，这才有了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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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外部分学者长期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理解为被侵略国家受到压迫后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对帝国主义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较少。如费正清提出的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将中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诠释为侵略——反抗的回应关系。又如史华慈对帝国主义的理解也聚焦于其引起的被侵略民族的“仇恨和不满”，认为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由此成了连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亚洲怨恨情绪的纽带。[注]〔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4—165页。国内许多研究将帝国主义理论视为中共的外交依据与国际关系划分标准，构成衡量国家间关系、判断远近亲疏的准则[注]尹钛：《“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构建——以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为例》，《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翁有为、陈旸：《从“文明国家”论到“帝国主义国家”论——论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世界认识之转变》，《史学集刊》2009年第6期；王存刚：《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4—355页。。民主革命时期帝国主义理论与中共革命理论相互关系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帝国主义理论是贯穿中共革命理论演变的一条主线，也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为国际共运东方阵地的理论基础。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主要从中共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应用入手，分析1931年至1937年间中共对反帝统一战线认识的历史演变，即中共统一战线由反帝统一战线到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变化过程，探究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调整背后的理论延续性。
一、帝国主义理论与反帝统一战线
列宁开创帝国主义理论后，共产国际逐渐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两大阵地。由于两大阵地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对象各不相同，统一战线的应用也有所不同，先进国家适用工人统一战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适用反帝统一战线。20世纪30年代初，一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中国面临着英、法、日协同侵略的危局，中共提出建立的反帝统一战线并非仅仅针对日本一国，而是用于回应英、法、日等国协同侵略的危机，这与后来主要针对日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所不同。
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的策略》和《东方问题指导原则》等决议，对先进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区分：在欧美等先进国家，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是资产阶级，因此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工会的分裂，联合“其他政党或组织的所有工人以及一切无党派工人一起，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共同斗争”，其性质是工人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是民族解放的问题，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或支持者，应与其他阶级通过签订某种“临时协议”的方式，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5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61—562、585—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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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划分源于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马恩时代的国际共运主要在几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内进行，因此斗争的主体和对象比较简单，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则提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种垄断性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就国内而言，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形成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就国际而言，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了世界，经济上“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政治上资本主义大国“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帝国主义具有强烈的寄生性，用列宁的话讲，“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这种寄生性直接影响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高额的利润，一方面能使统治阶级发财致富，另一方面也能收买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补贴本国的工人，以此抑制工人运动，在列宁眼中，这就是为什么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会出现“机会主义者”以及马克思断言的革命迟迟未能实现的重要原因，因此列宁将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斗争视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1、412、414页。
继列宁之后领导国际共运的斯大林与列宁持有相同的观点。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斯大林批评第二国际“竭力回避殖民地解放问题”，强调列宁的创举就在于将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和国内的问题发展成为“一般的和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巨大贡献在于系统性地说明“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2、124页。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指导思想。例如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决议案指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工人运动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本家拥有殖民地、获得金融资本的超额利润等，因此能够在国内培植一个比较广泛、比较稳定而人数不多的工人贵族阶层。”[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618页。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也强调：“帝国主义列强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在整个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以及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便用这些超额利润来提高‘本国’一部分工人的工资，从而使这些工人关心‘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关心对殖民地的掠夺，并效忠于帝国主义‘祖国’。”[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4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71页。
此外，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等文在宣传上对蒋介石口诛笔伐，但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早就将蒋列为联合对象。早在1935年11月7日，王明曾于《救国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底反对者》一文，提出与国民党和蒋介石联合抗日的问题[注]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3页。。1936年1月23日，王明致信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表示蒋介石曾派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自己谈判，同意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倡议，具体合作方式将由潘汉年去南京与蒋介石面谈，之后再由其向中共中央汇报、协商具体事宜。1936年8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给中共中央的贺电指出：“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充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111、246页。
在两个阵地划分的基础上，国际共运形成了工人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两种统一战线的区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自然适用反帝统一战线，反帝问题贯穿着整个中共革命史。在苏联为核心的国际共运的布局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主要内容就是民族革命，即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革命不是建立民主制度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民族民主革命，如果仅仅以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那么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就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相差无几。
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逐渐以反帝为核心任务。如上所述，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已经明确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要建立反帝统一战线。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民族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是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出发点[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页。。在共产国际看来，20世纪20年代中共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就是反帝统一战线，大革命的任务主要就是推进民族革命。当然，中共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属性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共二大将统一战线视为“民主的联合战线”，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是“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注意力还停留在国内问题，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尚不熟悉，对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关系的认识也比较模糊[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4—65页。。到中共三大时，中共提出，中国属于“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中国国内的军阀“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46—148页。。中共逐渐将中国革命纳入打击帝国主义的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中，对民族革命、世界革命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刻，并逐步发展出系统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不仅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更是来自英、法、日三国的侵略压力。1931年2月，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西藏的达赖集团就在英国的支持下开始进攻西康[注]王海兵：《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6月，《申报》披露，“英廷派员来藏”，双方达成密约，藏方保证英国的“特別权利”，英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支援西藏并出面干预国民政府增兵西藏[注]《达赖受英指使》，《申报》1931年6月13日。。九一八事变后，藏方又借机侵占甘孜、瞻化等地[注]《康藏交涉恶化》，《申报》1931年9月17日。。与此同时，国际上传出“日法密切勾结”、法国趁火打劫的消息[注]《日法密切勾结》，《申报》1931年12月14日。。一时间法国入侵广西、云南的消息甚嚣尘上。12月，李宗仁向国民政府报告法国在中越边界“准备军事”，并曾于11月派飞机侵入领空境侦查广西形势，又在凉山修建机场，招募新兵、召回退伍士兵，“在凉山增建一师人之兵房”，“运大炮步枪弹药，及军服两万套到凉山”，甚至还派兵越境“攻掠我高扳村农民”，“云南方面，亦有法兵入境骚扰”[注]《李宗仁报告越桂边警》，《申报》1931年12月17日。。1933年法国又侵占了南海太平、中业等九个岛屿[注]《法占粤海九小岛案》，《申报》1933年7月30日。。
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反帝统一战线并非仅仅针对日本一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认定这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战争，虽然事情是日本挑起的，但美、英、法等国也在摩拳擦掌企图分一杯羹，因此要求中共将斗争矛头指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注]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译：《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334—336页。。1931年12月，法国在中越边界的活动曝光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86页。。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反帝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要求中共建立“全国反帝战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3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39页。。中共也坚信九一八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22页。，除了日本之外，“法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由云南，贵州，广西等省侵入”，“英帝国主义实际上也已经占有了西藏，西康”[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页。，各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丘之貉。以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为例，他认为日本对中国危害最大，但英、法、美诸国也虎视眈眈：英国“公开地经过西藏的傀儡进攻四川和青海”，并逐步扩大在新疆的势力，实际上“赞助着日本的侵略”；法国不断侵扰云、桂，“时刻准备着公开地占领这些区域”；美国则通过经济输出“使中国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注]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99—100页。。193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此后，中共整体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倾斜，反帝统一战线逐渐加入了反法西斯的内容。1932年底，共产国际计划以反帝大同盟的名义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声援远东反帝斗争，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扩大反帝统一战线的影响[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30—232页。。中共则更加重视利用反法西斯的名义对抗国民党，希望修改反战大会的议程，加入反法西斯主义的内容，利用大会开展反法西斯反国民党运动，声援苏区反“围剿”的军事斗争，“使这次大会成为反帝反法西斯蒂的大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35页。。中共呼吁大会将反国民党法西斯提上日程，“推翻法西斯蒂的恐怖统治”[注]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编：《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192页。。此外，1933年6月，中共中央宣布“八一”不仅是“八一反帝日”[注]1914年8月1日，德国对俄国、法国宣战。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将8月1日正式定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参见〔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186—189页。，也是建军纪念日[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56页。，也证明了中共对反国民党、反“围剿”的关注。
二、反帝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间
虽然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反帝统一战线，但二者在认识上存在些许差异。共产国际从帝国主义理论与共产国际现实需要出发，认为中共统一战线的主要旗帜就是反帝[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68页。。面临国民党“围剿”的压力，中共一方面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但另一方面其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国内战争上。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后，共产国际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运动。一方面出于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受到理论水平制约，中共在此运动中将矛头对准国民党，宣布其为中国的法西斯，并呼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保卫苏区。此后，反帝统一战线也逐渐向反法西斯、反国民党、反“围剿”倾斜。中共的反帝统一战线也逐渐转变为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则仍旧坚持中共的统一战线是反帝统一战线，双方在认识上的分歧逐渐显现。
1933年3月5日，针对希特勒上台，共产国际发布了一份呼吁书，指出工人运动“正面临着策动世界一切反动派势力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为了避免法西斯主义的影响继续扩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同广大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统一战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6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43—44页。。这份呼吁书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受法西斯主义影响并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欧洲诸国。对于中国，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仍应坚持反帝统一战线。同年5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在要求中共加强反帝统一战线。[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26—427页。
1933年6月，为了回应共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主张，中共中央发布《中央致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信》，还在党内转发了共产国际5月9日的电报，高呼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据莫文骅回忆，当时苏区红军大学一个重要的学习科目就是“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4)，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155页。；张汝光回忆，红军卫生学校考试都要考“什么叫帝国主义”[注]张云逸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52页。。可以说，反帝一直是中共极为重要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任务。但与此同时，中共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兴趣也日益浓厚。1933年6月和8月，作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刊物的上海版《斗争》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苏区版《斗争》以《为建立反对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告各国工人》为题，分别刊登了共产国际3月5日的呼吁书。
此时中共依旧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瓜分的危局，强调“一切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法帝国主义者，都积极参加和赞助日本进攻中国与反对苏联的行动”。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仅不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反而更加积极地进攻苏区，中共认定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180—183页。，并认为帝国主义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反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助力、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的代理人，因此中共当时的策略是既反帝也反蒋。由于苏区面临国民党的“围剿”，反蒋的任务一度十分紧迫，因此中共提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乃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53页。。这也影响了中共对反法西斯问题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最早出现于意大利时，共产国际便断言其主要特点就是专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用法西斯主义这个非法的斗争手段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专政”，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同构成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体两面[注]〔匈〕贝拉·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第80页。。30年代法西斯风靡欧洲，希特勒上台后共产国际仍旧不断宣传法西斯是资产阶级为挽救经济危机采取更极端的专制政策，是“赤裸裸的垄断资本专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6卷，第52—54页。。共产国际曾强调法西斯主义同专制制度的关系，中共在此基础上对号入座，逐渐将“白色恐怖”、国民党与“法西斯”画上等号。
1933年9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中国法西斯蒂的提纲》，指出以蒋介石为首的蓝衣社就是中国的法西斯组织，整个国民党已经法西斯化，“法西斯蒂的政策，与现在国民党的政策，没有而且不会有什么原则上的差别”。中国法西斯的特点是在政治上推行白色恐怖，压制一切反对力量，特别是镇压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围剿”苏区和红军；在文化上加强新闻、教育管控，推广奴化教育，培养对领袖的盲目服从；在经济上加重苛捐杂税，弹压群众运动。中共认为这些特点在本质上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完全相同，差别在于欧洲的法西斯代表着资产阶级，蓝衣社和国民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则代表“封建残余占优势”的地主资产阶级。中共甚至将国共“围剿”与反“围剿”的军事对抗诠释为苏维埃道路与法西斯主义的对抗，提出“反对法西斯蒂的任务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建立反法西斯的群众组织，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分子，组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324—334页。
此时反帝统一战线特点有三：一是设定目标较多。日本虽然是最紧迫的敌人，但也只是反帝对象的一部分。二是反帝中保持阶级斗争。四一二事变后，中共就判定资产阶级走向反革命，因此反帝战线强调在保证工人领导权的条件下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依旧采取对抗的态度。三是主体以下层群众为主。中共此时认为国民党和国家主义派等政治团体推行投降政策，“尽着奸细的作用”，因而要求在反帝运动中孤立领袖、夺取群众，如在军队中争取士兵、孤立军官，又如在工人运动中拉拢群众、敌视领导。[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39页。之后，中共在各界建立了一批统战组织，以上海为例，有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中国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上海各界反帝联合会等。
该研究首席作者、达尔豪斯大学生物学教授阿拉斯泰尔·辛普森说：“它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支，可能已经分离超过十亿年，我们没有任何有关它的信息。它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有助人们了解复杂细胞的进化以及它们的古老起源。”
1933年9月底，在中共中央的要求下，大会召开时其名称由“反战大会”改为“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但主题仍旧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会议虽然谴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并认为“这种恐怖成为中国国民党存在的基础”，但未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等同于法西斯。与会代表虽然严厉谴责国民党，但批评的是国民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助手，并未谈及国民党法西斯化的问题。大会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指出法西斯的主要代表是德国而非中国，中国的法西斯势力是“蒋介石幕中的德国法西斯蒂军官”，“他们引用法西斯蒂方法加紧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将白色恐怖与法西斯主义视为两类不同的现象。[注]《远东反战会议纪念集》，第195—196、233—234页。此外，共产国际并不重视大会名称变更背后蕴涵的中共政治诉求，在各类文件中仍称之为“反战大会”。共产国际在会后通过的《关于上海反战大会成果和评价的决议》也是通篇讨论反帝以及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没有提及反法西斯问题，更未将国民党与法西斯等同视之。[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19—622页。
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公布的苏区红军代表关于会议的报告书，则将与会代表对于白色恐怖的指责转换为“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镇压世界革命屠杀工人和革命领袖的无耻行为”，继续将国民党等同于法西斯，认为大会就是要“反对法西斯蒂白色恐怖”，号召“团结在一个战线上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援助苏区反“围剿”战争[注]《出席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的苏区红军代表回来的报告书》(1933年11月20日)，《红色中华》第129期(1933年11月26日)。。各地方党组织亦纷纷跟进、表态。例如在专门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后，江苏省委发布《国际反战大同盟第二次世界大会胜利的总结》，指出在大会宣传上的首要任务是将“大会总结和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联系起来”，在工厂、学校、兵营、农村等各地方建立反帝大同盟的分支组织，将《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蒂恐怖的抗议》联系到反国民党斗争，呼吁壮大统一战线，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注]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3年7月—1934年12月)》，内部资料，1986年，第26—28页。。1934年初，在江苏省委指导下，上海又召开了青年反战反法西斯蒂大会，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发展苏维埃政权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蒂的统治”[注]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编：《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7年4月—1936年)》，内部资料，1987年，第517页。。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后，反帝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渐融合成为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其次，重视党建部门职责发挥，优化党建工作常态化发展。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部门职责，推动学习型党建工作常态化的发展，就需要加强对党建工作人员开展综合性的培训机会，让其明白自身的岗位职责及义务，引导党建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使其能够顺利完成日常工作，维持基层党建部门的高校运转[2]。
此外，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认识差异也体现在双方对福建事变的理解上。以博古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认为1933年十九路军发起的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法西斯蒂化的激进”与“改良主义”两派之间的斗争，据此提出“尽量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争取群众的同盟者以推动并发展在福建以及全中国的群众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发展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注]吴葆朴等编：《博古文选》，第132—133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则在给季米特洛夫的信中，将福建事变作为“中国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一部分[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59页。，这也代表了共产国际对福建事变的基本认识。中共与共产国际对同一事件的解读存在明显的差异。
此时，位于苏区的中共党组织与活动于白区的中共党组织在统一战线的侧重上亦略有不同：受第五次反“围剿”的影响，位于苏区的中共中央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支援反“围剿”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在统一战线原则性问题上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坚持以反帝统一战线为主，但对反法西斯、反国民党问题的关注比白区多；白区各党组织，特别是中共上海中央局[注]中共上海中央局于1933年春中共中央转入中央苏区后组建，主管白区工作，直接指导中共江苏省委。，与共产国际联系更为紧密，统一战线工作明显偏向反帝。
以美亚事件为例。受到经济危机影响，上海美亚绸厂于1934年初宣布削减工人工资，引发工人反对。3月11日，工人在总厂门口聚集，法租界派出巡捕驱散工人，工人七人受伤。[注]《美亚工人纠纷未已》，《申报》1934年3月12日。4月10日，工人向上海市社会局请愿未果，包围社会局，后被强制驱散，部分工人遭到逮捕，时称“美亚事件”[注]《美亚工人包围社会局》，《申报》1934年4月12日。。在苏区的党组织与在白区的党组织对这一事件的解读各有偏重。中共中央非常重视4月10日工人包围社会局的举动，视此为反法西斯、反国民党的重要举措。1934年4月19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国法西斯蒂的崩溃》一文，赞扬美亚工人“在法西斯蒂的血腥的镇压下，爆发了英勇的反帝反国民党斗争”[注]《中国法西斯蒂的崩溃》，《红色中华》第177期(1934年4月19日)。。16日，《红色中华》又发布毛泽东署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称赞美亚工人“最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屠杀政策”，号召全国学习美亚工人，支援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1934年4月16日)，《红色中华》第178期(1934年4月21日)。。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又发起募捐运动，响应美亚工人[注]《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发起募捐援助美亚工人斗争》，《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但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下的江苏省委，则更加看重3月11日法租界巡捕打伤工人的行为，称之为“三一一”惨案。虽然江苏省委也要求集中一切力量援助美亚工人，但其立足点则是利用美亚扩大反帝统一战线，“开展反法反日的运动”。[注]《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33年7月—1934年12月)》，第271页。
中共以反帝和民族团结为核心诉求的“抗日的人民阵线”被国民党方面许多人理解为以反法西斯和国内对抗为特征的“人民阵线”。为了消除误解，中共出面澄清“抗日的人民阵线”与欧洲“人民阵线”之间的根本性差异，随后又调整统一战线名称，删去引发误解的“人民”二字，正式命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人民阵线与反帝统一战线之辨
1935年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反法西斯与反帝国主义、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进行了详细区分，重申反法西斯是欧洲各国的主要任务，人民阵线是反法西斯的重要方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首要目标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而非人民阵线，指示中共将反帝目标集中于日本一国。中共据此作出调整，放弃针对国民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新致力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
季米特洛夫指出国际共运有两大任务三条战线，即反法西斯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两大任务，工人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三种统一战线。欧洲各国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应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对象依旧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应延续共产国际四大的决议，适用反帝统一战线。人民阵线是国内的左派联合起来对抗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势力，反帝统一战线则是全国联合起来抵御侵略，一个针对的是国内问题，一个针对的则是国际问题。
欧洲各国的工人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联系紧密，人民阵线是工人统一战线不断扩大的结果。如上文所述，共产国际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问题，要求欧美先进国家建立工人统一战线，此后长期未变。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呼吁建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欧洲各国工人，实际上就是工人统一战线。
2011年区域内有80 394人，全部为农村人口，用水量134.3万m3，用水定额为 45.8L/（人·d）； 大牲畜 37 567头，用水定额为 60 L/（头·d）；小牲畜43035 头，用水定额为 25L/（头·d）。 实际灌溉面积27800亩（15亩=1 hm2，下同）其中菜田为7 700亩，用水量355.7万m3，其中菜田134.75万m3，用水定额水浇地为110m3/亩，菜田为175m3/亩。工业用水量为709万m3。2011年区域总用水量为1353.3万m3。
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特点非常适合开展产教联合发展模式。有专家研究证明：对高职教育来讲，与国家办学和民资办学相比，企业办学的合作办学水平较高，特别是具有垄断性企业举办的高职办学水平更高[4]。虽然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出工学结合、学生去企业顶岗实习、教师企业实践制度等好的经验，但是企业的投资主体与高校的主体并不一致，企业在忙于经营的同时，在校企合作上往往投入的工作精力不大，再加上两者教育理念、对高职教育规律的认识的不同，合作的实质内容并不多。这样的校企合作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仍然不能摆脱产业与教学相脱离的倾向。
法共在反对本国法西斯运动中将工人统一战线加以拓展。1934年2月，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携手组织巴黎工人反法西斯游行示威后，工人内部的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1934年10月，法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人民阵线的构想，以“人民阵线”的名义将工人统一战线扩展为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6卷，第213—215页；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7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472页。
季米特洛夫提出，欧洲各国共产党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其本质仍旧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对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革命阶层的恐怖报复的组织”，因此反法西斯的主力是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法西斯的胜利能否被阻住，首先要靠工人阶级本身战斗的积极性，要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能否结合为一个单一的战斗部队”。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具有反法西斯潜力，因此季米特洛夫要求“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吸引他们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就二者关系而言，工人统一战线是人民阵线的基础，更是人民阵线的领导力量。相比之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任务则仍旧是建立“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季米特洛夫特别提出，中共应将反帝的阶段性目标缩小为日本一国，将反帝革命动力的范围逐渐扩大到国内各阶级。[注]《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2—102页。
王明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七大，接受了季米特洛夫对三种统一战线的区分。王明承认“建立、扩大和巩固反帝统一战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共产党员底最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政党，更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王明批评中共在最近几年的实践中过于关注与国民党的国内战争，“轻视了统一战线”，代表中共表态将改变以往的策略，修正对富农等阶级过左的态度，集中精力建设“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统一战线”。[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4—456页。虽然这个统一战线名称中含有“人民”二字，但其理论来源并非学界普遍认为的人民阵线，而是反帝统一战线，后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也是反帝统一战线。
在法西斯主义的问题上，王明提出，由于缺乏群众基础，中国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法西斯运动与德意等欧洲的法西斯运动有质的区别。虽然蒋介石通过蓝衣社等法西斯组织推行暗杀等白色恐怖，利用新生活运动控制社会，但与真正的法西斯相比，“还不是什么真正包括广大群众的组织”。欧洲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群众运动是法西斯主义扩展影响的重要手段，德国纳粹党甚至通过选举上台。中国的法西斯完全不具备上述特点，只是“利用这种反动底‘时髦’旗帜”镇压反对力量，“与德意等国不同”，“也不能发展到如德、意等国那样的力量”，属于“招摇撞骗”。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任务下，王明指出，应从阻碍反帝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考量中国法西斯组织的危害，以是否反日作为敌我划分的标准。[注]《王明言论选辑》，第459—461页。这实际上批评了中共将国民党等同于法西斯的做法。1935年8月20日，共产国际通过《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报告的决议》，再次确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632页。。
随后，1936年1月17日，王明在同邓文仪的谈话中指出，“共产国际七大实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所有共产党的策略转折”，进一步解释了资本主义先进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统一战线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国际把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问题作为中心策略任务提了出来，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战线是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98页。
其实，1932年前后拉丁美洲的一些共产主义政党就曾使用“法西斯制度”“法西斯政府”等词句描述国内政治，但遭到了共产国际拉丁美洲书记处和拉丁美洲局[注]共产国际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机构经历了较大的变化。1919年墨西哥共产主义报纸《苏维埃》曾宣布成立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局，作为共产国际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机构，但其存在时间很短。1922年前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拉丁美洲书记处，由多国领导人共同参与商讨，作为领导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决策机构。1925年共产国际在阿根廷设立南美洲书记处，取代拉丁美洲局直接领导当地运动，后于1930年撤销，并成立拉丁美洲局。原文是“南美洲和美洲书记处”，根据相关材料，笔者判断应为“拉丁美洲书记处和拉丁美洲局”，前者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决策机构，后者是地处拉丁美洲的执行和领导机构。参见刘建兰：《共产国际南美书记处的变迁》，《国际共运史研究》1989年第3期；Manuel Caballero, LatinAmericaandtheComintern,1919-194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6-30; 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3卷，第559—560页。的严肃批评。共产国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是先进国家中金融资本专政的一种形式，尽管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地主专政常常采用法西斯的管理方法，但不能把它们同法西斯专政混为一谈。”一些拉丁美洲共产主义政党组织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把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般认识机械地应用到了半殖民地国家”。[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3卷，第559—560页。王明对中共关于法西斯认识的批评，正是共产国际对拉丁美洲党批评的翻版。1936年7月前，王明曾在共产国际长期担任中南美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职务[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38页。，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言论有可能借鉴了共产国际对拉美国家共产党的批评。
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指示传入中国后，中共将工作的侧重点放在了反对帝国主义上，但政策调整期内并未完全抛弃反法西斯的口号。面临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提出“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既反帝又反“围剿”，争取生存与发展。
列宁在提出帝国主义理论时，针对的是英、法等国强占殖民地、瓜分世界的现象，帝国主义理论是共产国际和中共解释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框架。共产国际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则主要强调它是一国内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用以分析一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如1933年3月5日，共产国际号召欧洲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强调，“各国的情形不同，并且各国工人阶级的具体斗争任务也不同，只有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形和社会民主党订立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的特定行动的协定，这个斗争才能顺利进行”，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严格限定在一国范围内[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13—514页。。当第二国际提出与共产国际进行谈判、实现国际范围内合作时，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回绝[注]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56卷，第45页。。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西斯主义越出一国范围，但共产国际仍坚持以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关系。西班牙内战中，德、意两国积极援助叛军，共产国际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发展为国际问题，不再仅仅是一国内部的现象。这并未改变共产国际对帝国主义理论的认识，共产国际依旧认为国际存在的战争威胁是“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国家虽与英、法、美等国略有不同，但本质上仍属于“帝国主义”，所不同的是法西斯国家“是挑拨战争的祸首”，“是帝国主义好战势力底前锋”[注]解放社编：《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第226页。。
例如，教师讲解到《直线的方程》这一章节时，首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向学生提出两个问题：“普通直线方程是什么形式？”“哪种直线方程是最基本的形式？”教师提出问题后，应该引导学生共同思考问题，学生在思考过程中会产生其他疑问。学生提问的基础是已经进行思考，但是没有得到答案，这个过程也是学生理解和消化数学知识的过程。
在西班牙内战的背景下，共产国际曾经尝试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人民阵线应对可能到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季米特洛夫认为，德、意积极干涉西班牙是“准备大战的阶段”，因此希望“建立国际无产阶级底统一并集合劳动者和民主与和平的拥护者之力量，来进行反法西斯主义与反战的斗争”，提出国际无产阶级统一是时局的最高使命，要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新战争的可怕祸害中设法拯救出来”[注]《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7—252页。。共产国际希望将已经建立的各国内部的人民阵线发展为国际性的人民阵线，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国际工人联合会建立统一战线。
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出台后，共产国际感受到英法“祸水东引”对苏联安全带来的压力，迫切期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事与愿违，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一直存有不信任感。荷兰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以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相威胁，反对同共产国际的合作。面对激烈的反对，两个国际之间的联合最终告吹。[注]〔奥地利〕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著，杨寿国等译：《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78、583页。与此同时，苏联寻求与英、法、美等国共同反对德国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
正交和反交可判断基因位于X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或位于XY染色体的同源区段。若正交和反交后F1雌性均为显性性状，F1雄性均为显性性状或均为隐形性状，则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非同源区段，遗传图解如图1、图6所示；若正交和反交后F1雌雄均为显性性状，则基因可能位于XY染色体的同源区段上，遗传图解如图2、图7所示。
西安事变举国震惊，国民党方面认为张学良受到了中共的影响，将西安事变归罪于人民阵线。1937年1月初，吴铁城在欢迎蒋介石回南京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人民阵线”是中共制造内乱的策略，“人民阵线虽觉得好，然而吃了就死”[注]《救国建国之歧路与正轨》，《申报》1937年1月5日。。上海还出现了“各界努力统一救国运动”，其宣言称：“从前军阀为了保持割据的局面，曾经主‘联省自治’，今日的共党则于日暮穷途之际，也高唱‘人民阵线’，或‘联合战线’”，“‘人民阵线’是什么，煽动人民反抗政府，以破坏国家的秩序而已”，“西安事变，便是共党套着‘人民阵线’与‘联合战线’的外衣来打击中国的统一的铁证”[注]《本市各界努力统一救国运动》，《申报》1937年1月16日。。1月22日，汪精卫在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说，讽刺中共和张学良“假借‘人民阵线’的名义，以团结民众之名，而行拆散民众之实”[注]《汪广播演讲怎样救亡图存》，《申报》1937年1月23日。。3月26日，蒋介石在耶稣受难日发布演讲词，也对人民阵线进行了批判[注]《耶稣受难日蒋委员长讲词》，《申报》1937年3月27日。。4月10日国民党内部出版的杂志《上海党声》发表《辟所谓人民阵线之谬说》，批评人民阵线是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共产党的新策略，是“赤匪祸国之阴谋”[注]绿茵：《辟所谓人民阵线之谬说》，《上海党声》1937年第3卷第13期。。4月30日，康泽创办的《明耻月刊》表示：“人民阵线的主张实行，其必然的结果，对内是造成混乱，破坏统一，毁灭自力更生之机；对外是因联俄容共，引起国防上之最严重事态，陷中国国际地位于大不利”，“共产党所以在中国倡导者，完全是苏俄的一种阴谋”[注]仙桩：《中国可以建立人民阵线么》，《明耻月刊》1937年第3卷第2期。。
四、“抗日的人民阵线”与“人民阵线”
季米特洛夫对三种统一战线的区分，以及王明对反帝统一战线的强调和东西方法西斯运动的辨析，扭转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态度。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传到国内后，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尤其是目前凶横直进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要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中共的主要注意力由内战转向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任务是“反日反卖国贼”。同时，对蒋介石的称呼由“法西斯蒂”转变为“走狗”“汉奸”“卖国贼”。[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98—607页。“法西斯”的范围逐渐锁定于德、意、日三国。之后，中共又多次强调反帝统一战线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区别。如1936年3月，中共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发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文，明确“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与“殖民地的人民统一战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注]《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80—83页。。
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中日民族矛盾已经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共一方面将“反帝”的主要对象锁定为日本，另一方面提出“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5页。，将工作重心调整到抗日上。此后，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转变为反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调整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1935年11月28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已经体现出中共以反帝为主的新导向，但在反法西斯问题上延续了之前的做法，依旧批评国民党“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瓦窑堡会议虽然提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以“走狗”“汉奸”“卖国贼”称呼蒋介石，但仍不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蒂”[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600页。。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一文中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心任务，但也不忘“对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如对蒋”，据此提出的“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保留了反法西斯的因素[注]《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81—84页。。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提出“抗日的人民阵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人民阵线”与“抗日的人民阵线”都包含“人民阵线”一词，名称极其相似，但其政治内涵有天壤之别。如前所述，“人民阵线”是工人统一战线的发展，针对的是先进国家本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西斯势力；“抗日的人民阵线”则属于反帝统一战线的范畴，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联合国内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中共而言，“抗日的人民阵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上。正如1936年4月张闻天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所言，“我们所以要讨伐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主要负责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注]《张闻天文集》第2卷，第88页。。又如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国民党也被列为团结的对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17—18页。。人民阵线是针对国内法西斯势力的统一战线，是国内革命力量的联合；反帝统一战线则是针对国际上的侵略势力，是全国爱国势力的联合。“抗日的人民阵线”显然是反帝统一战线的一种具体形式。
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国际共运被划分为先进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两个阵地。在整个国际共运中，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起着“挖墙脚”的作用，即以被压迫民族独立运动的方式减少帝国主义对外掠夺和对内收买，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刺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可以说，对共产国际而言，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扮演着釜底抽薪的角色。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自然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议题。
身在国内的中共中央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则积极争取同蒋介石的合作。1936年5月5日，中共发布由毛泽东起草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提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希望“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通电全文不再使用“法西斯”“卖国贼”等字眼讽刺蒋介石，代以“氏”这一较为中性的词汇。[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5—386页。两广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于同年7月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在对日态度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会议提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注]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中共中央也曾致信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积极呼吁“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国民族的灭亡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3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国共两党就抗日问题展开谈判，中共对国内局势的认识发生变化。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认定南京国民政府是抗日的重要力量，在策略上从“抗日反蒋”逐步向“逼蒋抗日”转变。[注]程中原：《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此后中共又接到共产国际有关争取与蒋介石合作的指示，这一指示加速了中共策略的转变。中共对蒋介石的称呼也逐渐发生转变。8月25日，毛泽东曾以中共名义致书国民党，号召“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并尊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24—425页。。
1936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出与其他国家“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许多人将此作为中共有关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较早的论述。实则毛泽东是按照共产国际的理论，将统一战线划分为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法西斯两类，反侵略针对的是“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等”，是国际性的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跨出了一国的范围；反法西斯则是针对“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主要还是着眼于各国国内的法西斯问题[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0—391页。。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两类统一战线就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人民群众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4页。。
中共对蒋介石一边争取一边批判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蒋介石短期内并未放弃“围剿”，陕北的苏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共不得不继续打起反蒋旗帜，以此保证苏区的生存。二是党内对联合国民党有抵触情绪，如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冯雪峰曾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共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说“打了半天，还搞统一战线？”[注]何方采访，宋以敏整理：《刘英忆延安岁月》，《炎黄春秋》2016年第4期。又如黄克诚回忆，“经过十年内战，大家对蒋介石真是恨透了”，西安事变时“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关，却没有想到会放蒋”，国共合作确立后，红军开始改编为八路军时，“指战员们不少人思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闹情绪的到处都有”，许多人一边穿八路军军装一边流泪[注]《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2—153页。。再如何生财在《星火燎原》中回忆，红军改编时很多人反映：“参军就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我们也成国民党了！”[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编：《星火燎原》(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4页。
五、“人民阵线”风波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对反法西斯问题的关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反帝与反法西斯认识上细微的差别，以及苏区与白区在同一事件上的差异性解读，体现出中共在革命“重要性”和“紧迫性”之间的平衡，也展现出中共对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之间的权衡，说明中共在维护国际共运利益的同时也尽量照顾国内问题。反帝在中共的议程中属于极其重要的任务，但反“围剿”、保存苏区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紧迫问题。
国民党方面多将“抗日的人民阵线”理解为欧洲的“人民阵线”。例如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叶翔之曾在《青年公论》发表《中国人民阵线运动批判》一文，表示中共在团结抗日的名义下推行的是人民阵线，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便是人民阵线的产物，实际上在“加紧反政府的工作”，认为这是“假抗日”，“分散整个的力量，并且予敌人以进逼的口实”，是“中国共产党企图挽救其垂危的政治生命之一种新策略”，表示“中国无人民阵线运动的必要”[注]叶翔之：《中国人民阵线运动批判》，《青年公论》1936年第1卷第5期。。又如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注]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会1933年7月成立于南京，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及发表社会事业”为宗旨。其成员多为国民党相关人员，如成员之一胡星伯是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工作人员。参见蔡鸿源、徐友春编：《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黄山书社，2012年，第144页。主编的《中国社会》曾发表罗敦伟《民族阵线与统制主义》一文，也对人民阵线嗤之以鼻，强调人民阵线“可以说完全是共产党的新策略”，会造成类似西班牙内战的结果，有百害而无一利[注]罗敦伟：《民族阵线与统制主义》，《中国社会》1936年第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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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民党方面的误解，中共曾尝试通过调整统一战线名称的方式消弭分歧，但效果甚微。西安事变后，关于人民阵线的误解愈演愈烈，中共不得不多次公开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的区别。
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很可能已经意识到“抗日的人民阵线”造成的误解，尝试着寻找更加准确的名称。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致信章乃器、陶行知等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员，提出“全民族的联合战线”，取代“抗日的人民阵线”[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又提出“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式将统一战线名称确定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7、95页。
常见的人工流产术、刮宫术等宫腔手术中未能控制刮宫深度、吸宫负压较大、刮宫过度、宫颈口扩张不正规及反复操作等原因均可能加重子宫内膜基底部损伤，引起宫腔粘连。宫腔粘连部位或程度不同，患者表现出临床症状也不相同，多数宫腔操作手术患者术后出现闭经、月经量减少、周期性腹痛、继发不孕及反复流产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育要求和生活质量[8-10]。
但中共的调整并未立即引起国民党方面的关注，国民党依旧认为中共要搞人民阵线。西安事变爆发后，批评人民阵线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中共自身开始澄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的区别，公开否定在中国建立人民阵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虽然共产国际在行动和策略上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在国际问题的分析上仍坚持帝国主义理论。如1938年11月，季米特洛夫于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发表《慕尼黑协定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一文，指出无论所谓“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的一体两面，并称“民主国家”政党为“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党派”。季米特洛夫认为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出于“对欧洲劳工运动的成长与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惧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怀恨”，有计划地纵容甚至支持法西斯国家的扩张和侵略，希望以此扑灭国际共运和民族解放运动，维护其“狭隘的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法西斯国家的一系列侵略行径“正将人类驱到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深渊中去”，而这个即将爆发的世界大战的“目的在于取得世界和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仍属于帝国主义战争。[注]1939年《解放》翻译该文时名为《慕尼黑协定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后《季米特洛夫文集》出版时改名为《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内容一致，此处引用《解放》的翻译稿。参见季米特洛夫：《慕尼黑协定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8年11月7日)，《解放》第65期(1939年2月28日)；《季米特洛夫文集》，第321页。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共产国际仍旧坚持用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各国之间的战争，认为二战与一战相同，都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注]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此时不仅国民党反对人民阵线，一些两党以外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批评人民阵线。例如1936年12月25日，大夏大学的《大夏周报》社发表《辟所谓“人民阵线”》一文，指出：“此次西安事变，张学良是以‘人民阵线’的美名来策动的”，“所谓‘人民阵线’，是第三国际最近推动世界各国阶级斗争的烟幕弹”，“‘人民阵线’实可谓为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的新装”[注]箕：《辟所谓“人民阵线”》，《大夏周报》1936年第13卷第13期。。
选用直径48 mm、壁厚3.5 mm钢管作注浆管。注浆头制作：先将注浆钢管底端5～10 cm范围加工成圆锥形，钢管锥形以上40 cm范围4个方向各打上1排直径为8 mm小孔，间距5 cm，然后在每个小孔上放上图钉(作简易逆止阀)，再用绝缘胶布加硬包装袋缠绕包裹，以防小孔被浇桩的混凝土堵塞。在注浆范围上下各设钢环保护，以防止包裹物在埋入时脱落。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中共开始利用自己在国统区的报刊澄清反帝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的区别。1937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说明中共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5页。。同月，张友渔、黄松龄等中共地下党员在北平创办的《时代文化》杂志发布《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一文，指出人民阵线适用于欧洲诸国，“那些国家，因为是自主的和独立的，所以只有前进的人民战线与反动的法西斯蒂战线的对立”，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不是独立的和自主的”，不需要也无法施行人民阵线，“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线，成了必要”[注]一鹤：《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时代文化》1937年第1卷第5号。。1937年12月，邹韬奋等人领导的《新学识》半月刊刊登《中国也有“人民阵线”吗？》，强调“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便是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目前的唯一敌人，便是凶狠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反帝国主义的对外的战线，后者是反对国内敌人的战线，声明“中国没有具备产生‘人民阵线’的客观条件，中国也不需要组织‘人民阵线’”，中国需要的仅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光未然：《中国也有“人民阵线”吗？》，《新学识》1937年第2卷第6期。。
2.1 从属关系一般概念的建立 基因、DNA、遗传信息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可选择图1和图2进行教学。基因、DNA、遗传信息这三个概念中，遗传信息这个概念最为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可选择从学生熟悉的染色体这个概念入手，借助对图1和图2的信息加工一步步厘清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表2)。
由表2可知，与对照相比，早稻和晚稻期间，施加腐殖质、零价铁和复合调理剂均显著提高了稻米的产量。与对照相比，施加腐殖质，早稻和晚稻分别增产 533 kg·hm-2和 934 kg·hm-2，增幅为 8.4%和 18.3%；施加零价铁，早稻和晚稻分别增产 700 kg·hm-2和 300 kg·hm-2，增幅为 11.4%和 12.1%；施加复合调理剂，早稻和晚稻分别增产 867 kg·hm-2和1367 kg·hm-2，增幅为13.9%和26.8%。这可能与施加调理剂改善土壤性质、增强土壤肥力有关。
中共领导层还曾亲自出面澄清人民阵线问题。1937年12月27日，王明撰文《挽救时局的关键》，提出：“必须解除抗日力量内部的各种不恰当的有害的误会”，“中国既没有什么人民战线派，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人民阵线截然不同，“人民战线主要地是劳动者的阵线，它首先反对的是人民的内部敌人；而民族战线不仅比人民阵线的社会成份要广泛得多，而且它的锋芒是用去反对外国的敌寇及其走狗的”。之前被认为从事人民阵线运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绝不是什么人民阵线”，“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事实证明了：中国今天只能有反抗日本法西斯军阀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绝对没有反对内部敌人的人民阵线”。1938年10月，王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对法西斯问题和人民阵线问题再次进行说明，重申“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和历史条件，没有组成像德意那一类的法西斯蒂党派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相当地受了外国法西斯思想的渲染”，学习“法西斯的手段和方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不能有进行内争的人民阵线”，人民阵线是“无根据的误会和有作用的谣言”。[注]《王明言论选辑》，第552—553、622—624页。
余 论
从共产国际四大起，国际共运中的统一战线就被划分为适用于先进国家的工人统一战线与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二者在革命对象、主体、任务等方面差异较大。共产国际七大对中共的影响在于重申反帝统一战线，而非让中共接受人民阵线思想。人民阵线是工人统一战线的发展，二者都以资产阶级作为主要的敌人，并且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所不同的是人民阵线包含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扩大了工人统一战线范围。这一方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理论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人民阵线并不适合中国。帝国主义理论构成了中共革命一以贯之的理论延续性，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来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本质上就是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至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共对日本的认识更多是基于帝国主义这一点，抗日统一战线几乎没有涉及反法西斯问题。再者日本在1940年近卫内阁上台后才取缔政党政治，实现内政上的独裁政治。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法西斯主义一直被用来指代国内阶级关系，帝国主义理论才是中共认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响应苏联号召，宣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法西斯”一词才被中共用于描述国际关系，但“帝国主义”仍是中共分析国际问题的基本框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背后是反帝逻辑的延续和发展。
苏德战争爆发前虽然德、意、日被统称为法西斯集团，但在法西斯内部划分上，季米特洛夫却将德国和意大利称为“法西斯”，将日本称为“军阀”和“黩武主义者”[注]季米特洛夫：《慕尼黑协定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8年11月7日)，《解放》1939年第65期。。这体现出法西斯集团在东西方的巨大差异：德、意两国在内政上已经实现以独裁政治为特征的法西斯化，但日本却长期保留着多党政治、代议民主等一系列民主制度。东西方的法西斯国家在对外扩张上基本一致，内政则并不相同。因此尽管共产国际在宣传上称呼日本为法西斯，但其所指偏重于日本与德、意两国的同盟关系，具体到日本对华战争问题上，共产国际照旧以“帝国主义”看待日本。例如1940年5月，二战爆发一年后，季米特洛夫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把五万万人投掷在战涡中”，中国的抗战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民族解放战争”[注]《季米特洛夫文集》，第411、420页。。
与共产国际相同，中共虽时常以“法西斯”称呼日本，但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层面上，始终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例如胡绳主编的《救中国》杂志曾刊载《法西斯是什么玩意？》，明确指出：“法西斯是帝国主义化身”，是帝国主义为维护自身统治所使出的“最后的法宝”“最毒辣的手段”[注]马识途：《法西斯是什么玩意？》，《救中国》1938年第3期。。
即使在日本完全法西斯化后，中共仍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反帝统一战线。1940年6月，近卫文麿发起“新体制运动”，倡议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实现“一国一党”。随后，日本社会大众党、民政党等依次宣布解散。1940年10月，日本成立“大政翼赞会”，首相任组织总裁，都、道、府、县的知事任支部长，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改名为“议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下属机构。[注]汤重南等主编：《日本帝国的兴亡》(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740—745页。“新体制运动”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化的完成。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依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呼吁“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52—353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上仍是反帝统一战线。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发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中共积极响应，才在反帝统一战线前加上反法西斯的修饰[注]《中共中央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1941年6月23日)，《解放》第131—132期。。中共此举是出于服从国际共运现实需要以及为中国抗战争取更多国际支持与援助的双重考虑。8月，中共领导下的《反帝战线》杂志登载《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一文，对中国提倡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因作出了详细解释：“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政治起了突变”，苏联由“和平阵线”被拉入世界大战，德国等侵略苏联的一方是“法西斯阵线”，苏联所在方是“反法西斯阵线”，中国应站在苏联一方。中共所谓“反法西斯阵线”的核心便是支援苏联、“反对希特勒军队的奴役和威胁”，同时争取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并强调“这是反法西斯国家统一战线结合的物质基础”[注]小黎：《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反帝战线》1941年第6卷第5期。。
中共虽然打出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号，但如上所述，其所谓“法西斯”主要指的是德、意等国。虽然中共也经常用“法西斯”一词称呼日本，但在中日关系上仍以帝国主义理论作为认识的基本框架。例如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提出建立“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反日”统一战线指的是联合“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指的是联合“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这种分类方式与分析方法与前文所述共产国际七大以来关于人民阵线和反帝统一战线的划分并无二致。这也证明中共一直坚持将帝国主义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框架，“反法西斯”口号是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性调整。对中共而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上仍应属于反帝统一战线。
之后，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还经常见诸中共各类文件中，如中共1942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1943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4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和1945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纪念抗战八周年口号》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413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0—61、271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8页。。抗日战争结束后，1948年毛泽东为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撰文《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依旧号召“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互相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新华文摘》1948年第3卷第10—11期。。
纵观中共革命，虽不断有应变的策略性调整，但亦有一以贯之的革命逻辑和理论，帝国主义理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从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起，中共就开始接触并很快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定中国革命是以反帝为核心的民族民主革命，并通过反帝构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主义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关系的认识，是中共革命的重要出发点，也是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更是中国革命与国际共运双向互动的基础。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统一战线的称谓不断转换，中共的革命形式发生渐变，但帝国主义理论始终伴随中共左右。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中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的策略性调整。中共统一战线演变中就包含策略调整，如1933年提出的反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及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但当下很多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往往只看到策略，忽视甚至无视理论问题。中共革命史，是一部汇合理论与策略的历史，党史研究既要反映策略变化，也应展现理论与策略参错重出的复杂历史，发掘策略演变背后的思想和理论问题。
TheEvolutionoftheCPC’sUnderstandingoftheAnti-ImperialistUnitedFront(1931—1937):AlsoontheTheoreticalSourcesfortheAnti-JapaneseNationalUnitedFront
Zhou Jiabin
Abstract: From 1931 to 1937,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underwent a number of complicated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Mukden Incident in 1931, due to worries about aggressive actions by the UK, France, and Japan, the CPC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Aft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1933,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issued a call to oppose fascism. The CPC interpreted the call to oppose fascism as also a call to oppose the KMT and it gradually developed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ascist united front. In 1935, the Seven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requested that the people’s fron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and it instructed the CPC to continue its adherence to the anti-imperialist united front and to regard Japan as the main enemy. In 1936, the CPC proposed a “people’s front against Japan,” which triggered an erroneous judgment in the Kuomintang-controlled areas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CPC’s united front. Thereafter, the CPC changed the name of its united front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on numerous occasions it clarified its distinctions with the “People’s Front against Japan.” Although the strategic slogans used by the CPC united front changed several times, imperialist theory ensured its coherence as theoretical support.
〔中图分类号〕D231；K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3-0020-17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共革命经验对共产国际理论影响研究(1921—1943)”(18CDJ01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王婧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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