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榕台两地民间信仰成为民众思想互动、延续血脉的精神纽带。基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观点，需要进一步深化两地民间信仰互动、提升情感互认的积极措施，强化榕台两地民间情感沟通与文化认同感。具体的措施包括：理想的语境、平等的商谈、多元的参与及合理的创新。
关键词：榕台民间信仰；交往理性；记忆传承；情感认同
一地之民间信仰总是在“人—地”复杂互动中形成。福州与台湾地区一衣带水，伴随着明清台湾大开发，福州移民迁入台湾繁衍生息，民间神祇信仰也从“原乡”扩散到异地。自然依存条件变化，使信仰在向外传承的同时，也发生着演变。厘清榕台民间信仰的关联与历史演变，在建构族群记忆脉络的基础上，寻求当代两地族群间情感认同的理性互动，有益于推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朝深层次、网络化方向发展。
一、研究综述
当前，关于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1.历史追溯型研究(History)：主要运用历史学方法，对古文献书籍资料、碑文记载、民间传说等史料进行考订，研究地方神明发端、发生、移民传播以及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1-2]。2.信仰本体描述性研究(Religion)：透过庙宇场所祭祀、节事、仪式等描述和分析信仰的特点及社会意义[3]。3.信仰传播的社会学研究(sociology)：蔡秉辰透过宗教祭祀活动“强连结”与“弱连结”研究民间信仰所形成的社会连带，建构区域的社会关系网络[4]。4.信仰的文化地理学研究(cultural geography)：李彬运用文化地理学中文化生态原理解析大陆移民及其族裔与台湾地区进行社会文化融合过程[5]。
在“情感”“记忆”的相关研究方面，学科视野则较为分散。有学者认为人对环境有两种基本情感，“爱”是人对环境的“恋地情结”，“怕”是人对环境的“恐惧”[6]。两种情感促使人们形成特定区域背景下的环境意识形态，直接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7]。因此，从情感和道德方面去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更具有价值和意义[8]，可以回答区域地理环境下“为什么”会存在如此的文化特征。情感具有一定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9]，环境心理学派认为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是情感产生和发展的外在因素[10]，情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了新兴的研究领域——情感地理[11-12]。高淑玲探讨文化空间、集体记忆与地方感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在居民由于地方经验所形成的记忆中，村内设施如何转变为一个认同的地方[13]。
综上，现有地方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学，较多关注信仰本体的产生、发展和传播，缺乏从“人”对信仰传播、扩散的价值和意义来探讨民间信仰的相关研究。情感、记忆作为地方信仰的新研究视域，目前缺乏相关的研究典范[14]。文化是特定群体的生活生产之意义与行为的复杂系统，具体条件下的“人”在互动交往中生产该时空内的文化内容。所以将民间信仰的研究置于交往行为之中，有助于寻求行为主体间在共源文化烙印下的记忆延续与对话，及相应的情感认同方式。
二、榕台民间信仰的记忆凝结与传承
人文主义地理学认为“空间”是由行动的“人”所建构的，“人”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持续向生活空间投射“意义”与“价值”，从自身开始，随着活动范围扩张，逐渐形成一套规整的空间定义：“家”“邻里”“家乡”“国土”“世界”……[15]，它不仅改造外部环境的具体形态，而且赋予原本均质、中性的客观存在充满意涵的主体情意[16]。围绕“人”所展示的主体性，有研究将客观世界分为三个层面(如图1所示)：最外围的空间层面是“存在空间”——区域内“人”尚无法认知的纯粹客体；中间层面是“存有空间”——“人”已经掌握并充分利用、但无情感关联的经济客体；最内部层面是“情意空间”——“人”惯常行为且展示自我精神动能的情感客体。从这一角度出发，地方民间信仰就是具体空间尺度内族群所建构的印刻主体行为的我群情意。
图1 人与空间互动示意图
我国台湾地区户籍人口八成以上源于福建地区，历史上闽地多山，耕地有限，加以人口稠密，居住在此的汉人为谋生，冒生命危险横渡“黑水沟”(今澎湖海域)，迁徙至台湾本岛。他们披荆斩棘、开垦荒芜、打造出生活家园。伴随人口转移，汉民也将原籍地的民间信仰一同带到台湾。虽然后来由于主客观因素，闽台地方信仰在各自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中发生着演变，但移民群体与原籍地民间信仰链接从未断绝，形成今日闽台间血缘相亲、文缘相承之景象。
在路桥工程施工过程中，水泥结构设计对混凝土强度要求比较低，一般情况下使用低强度的混凝土，此外还应结合环境因素对混凝土结构实施全面的设计，能够有效避免对外部产生影响，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可提升混凝土设计质量。在对混凝土结构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避免裂缝的产生，这就需要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不断创新和优化施工工艺，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乃至提高工程质量。
北方各少数民族性格多豪放直爽，乐府诗中也多以反映北方游牧生活为主，描绘草原的广阔与水草的丰泽。如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语言直白，境界宏大，意境壮阔。也有表现对英雄豪侠的追求，如《李波小妹歌》：“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女中豪杰形象跃然纸上。更有直接描写战争对百姓造成的迫害，《企喻歌辞》：“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发自内心的悲吟，真实流露出战争带给百姓的悲惨命运。这些乐府诗语言质朴，情调坦率爽朗，风格刚健豪迈，与南朝民歌形成鲜明对比。
每年军坡节，祭祀活动体现出情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潜在地影响着社会中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节日中的历史认同是重要的历史教育及爱国教育的德育资源。
据统计，目前居住在台湾的福州籍人士约 80 万人，有36个福州同乡社团分布在台湾18个县市[17]。作为闽台文化资产的重要组成，榕台民间信仰可谓源远流长，至今仍旧在多宗教建筑、故事演艺、神话人物中寻到踪迹(见表1)。这种共源性可以从如下方面得以证实：
(一)民间女神崇拜
一般认为王爷在闽台地区原指“瘟神”，流传过程中逐步演变为治瘟镇邪的神灵。在民间传说中，王爷多为因种种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文人或中举者，是两岸最流行的民间鬼魂崇拜之一。在众多王爷中，“五福大帝”地位比较突出，它又名五灵公、五瘟神，是民间的驱疫之神。相传明朝崇祯年间，泉州城五县举子，路过福州南门外白龙山五瘟庙，梦见五瘟神欲扑杀全福州人，将瘟毒投入水源。此五子梦醒后发慈悲心肠，纷纷落井自尽。福州城内百姓感佩其大义，奉其为福州一带乡土保护神，世代祭祀[19]。而这一信仰传回闽南后，与“五府千岁”混杂，并在“唐山过台湾”期间逐渐带进台湾各地。
(二)王爷崇拜
福建与台湾具有鲜明的海洋性，自古有女神崇拜的心理倾向。从心理学分析，这主要是源于有感知的生命之初，人类就处于母亲腹中，依恋于母亲的心跳声。成年后在各种危难环境中最容易唤起的也是母亲怀中的安全感[18]。面对海洋的汹涌澎湃、航海的巨大风险，人们容易激发危难中的恋母本能，这是与生俱来的母性依恋。人们恋母及对女性的依赖，是闽台的女性神灵更为受崇敬的主要原因。除了众所周知的“海上女神”妈祖外，榕台民间信仰最典型的是“陆上女神”临水夫人陈靖姑。陈靖姑生于福州城内，嫁入古田县，一生足迹遍及闽东地区。在福州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她生平和封神后显灵的事迹与传说。经千年的发展，源自福州的陈婧姑信仰向广大的福建内陆与全球各地传播，尤其在我国台湾地区，陈靖姑信仰是仅次于妈祖的第二信仰。每年有大批海内外信众前往古田临水宫进香参拜，而临水夫人金身也多次应邀巡游台湾。从2008年起至今，陈靖姑民俗文化旅游节连续举办12届，2015年更是由闽台两地轮流举办，在台湾各地产生深远影响力。
表1闽台民间信仰的共源性
福州地区 台湾地区 宫庙特点 宫庙特点陈靖姑崇拜古田临水宫※福州顺天圣母殿临水祖庙陈靖姑出生地台南临水夫人庙台北碧潭临水宫福州乡亲从祖庙迎金身开基以祖庙为蓝本仿建王爷崇拜福州白龙庵五福大帝祖庙台南白龙庵福州人建,台湾多处分炉之一城隍崇拜平潭五福庙※驻防兵勇从台湾移奉澎湖海山馆驻防兵勇从平潭移奉
(※古田、平潭旧时皆为福州十邑之一)(资料由项目组自行整理)
(三)城隍崇拜
2.平等的商谈
榕台城隍的崇拜从根源上是一体的，都是闽台城隍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福州平潭岛五福庙与台湾澎湖岛海山馆两座城隍庙的深厚历史渊源，成为海峡两岸民间频繁交往的重要佐证。据史料记载，自清代以来平潭是海防重地，清廷在平潭和台湾之间实行戍防换班制度，当时在两地轮流驻防的兵勇，为能够保佑平安，筹资将台湾城隍神像移奉海坛岛(平潭)，供奉于五福庙。而澎湖马公岛上的海山馆，当时是为了解决换班、退役的戍兵以及等待船舶返回平潭同乡们的食宿问题而建。后来平潭籍士兵换防到澎湖时，由家乡移奉城隍爷入馆祈福。
除上述民间信仰之外，榕台还拥有着近似的植物崇拜(如榕树神)、自然与地理神灵崇拜(如蛇、猴崇、土地公)、开基始祖崇拜(如开闽圣王)、人物崇拜(如田都元帅)、民俗崇拜(如关帝、药神、财神等)，以及客家和少数民族信仰等，族繁不及备载。这些源自普罗大众生活体验的感情表达，是榕台的原生乡土文化，也是在流动、迁转与融合后，特定族群的文化重构。它既有泛宗教的文化因素，更是海峡两岸悠久历史渊源和深厚民众基础的最佳体现，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时代秉性。
三、榕台民间信仰的情感互动与认同
(一)民间信仰互动实质
榕台民间信仰源于榕籍人士迁台历程中的集体记忆扩散：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20]。为对抗开台初期的艰苦环境，聚族而居是保护个体生命、财产的重要手段，也因此赴台榕籍成员通过原乡记忆维系族群结构稳定。但此种自发性的集体记忆无论从纵向亦或横向维度分析，都存在时空传播的强束缚和内容的欠缺，无法配合逐步在台湾各地开枝散叶的族群共同文化延续现实。为此必须通过文化符号对原乡记忆加以后天固化处理，形成稳定的集体性“文化记忆”[21]。于是，源自榕城的民间信仰就以各种感官可识别的生活符号(文字、图像、实物、肢体表现等)，在群体成员的生活实践(认知、体验、模仿、表现)中得到保存并传播。赴台榕籍成员也基于相似的信仰符号而凝聚族群的情感认同，回应着自我与原乡文化间的情感依恋。
很明显，群体记忆是内嵌于人们的内心与意识，需要有实质性交流互动活动如共同回忆，促使情感共鸣臻至群体记忆被激发所需的足够外在刺激。但由于当时两岸关系的复杂化，民间互动迟滞不前，无法发挥增强情感、拉近距离、凝聚民心的作用，尤其是榕台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各项民间信仰活动呈现仪式化、表扬化倾向。虽然也有学者从实务方面，对推动榕台两地民间信仰交流提出建议，但相关措施缺乏学科的论述支撑[22]。有必要适时引入新的理论思考，转变榕台民间信仰交流模式。
托尔斯泰曾说过：“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一位好教师。如果把对教育事业的爱和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位完美的教师。”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师德的灵魂永远是爱。不管时空如何改变，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爱永不过时。作为一位教师，不仅心中要有爱，而且更要懂得爱，教育的全部技巧在于如何爱孩子。在学生张政涌的身上，我对师爱有了更深的感悟。
发生肾损伤人群资料 使用含替诺福韦治疗方案的患者共2 072例，其中男性1 370例，女性702例；发生肾损伤共98例 （4.72%），男性47例（3.43%），女性 51例 （7.26%）；发生 FS 68例（3.28%）， 男性26例 （1.90%）， 女性42例 （5.98%）。发生肾损伤的患者年龄 （55.2±9.6）岁，28～73岁；体重 （50.7±9.0）kg，35～74 kg，其中男性（52.4±1.5） kg， 女性 （49.1±1.9） kg。 发生 FS患者中男性体重 （51.5±1.3）kg，女性体重 （47.3±1.7）kg。
(二)推动榕台民间信仰情感认同的若干建议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哈马贝斯辩证吸收“语言游戏说”“三大契机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等理论并加以丰富，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虽然哈氏的理论是聚焦于社会学维度，但是将其观点纳入当下榕台民间信仰交流的语境，仍有助于各方重新审视民间信仰交流的形式、交往行为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兼容等系列问题，对可能的制约因素加以提前排除，寻求榕台两地民间信仰交流可持续发展路径。围绕着文化、社会、个性三大要素，提出推动榕台民间信仰情感认同的若干建议：
1.理想的语境
推动榕台民间信仰持续性的情感认同需要各方参与者跨越地域、利益障碍的沟通有无，“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是最根本的东西”[23]。在实践中，无论是榕台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或在地群体由于缺乏共认的文化符号媒介，都无法在平和、对等条件下达成对民间信仰交往的集体共识，使各种民间信仰活动自立意、筹备之初就充满变数。只有提供理想的对话环境，合理的交往才可能进行，所以参与者之间需要相互提升“知识储备”，就民间信仰做出共同的理解与阐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已经成为深化高校双创教育的平台与载体。各级别的双创大赛旨在推动高校的供给策改革，激发大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广大生力军；并且可以推动赛事成果转化，促进“互联网+”新产业环境的形成，服务经济服务社会；以双创带动就业，推动高校毕业生更高更好的创业就业。
主要有专题分类、统计分析及查询检索等功能。数据可以通过图表展示的方式，按水利工程、农村水利、河湖开发治理、行业能力等四大专题进行统计分析。查询检索主要分为简单检索和高级检索，实现对数据的模糊查询、属性查询、多条件联合查询、详细信息查看、定位等功能。
城隍祭祀起于汉代兴于唐宋，所谓城就是城墙，城墙四周挖有护城的堑壕，有水的称池，没水的称为隍，后世用“隍”统称这类护城的壕沟，用“城池”指城市建筑聚落，所以城隍一词逐渐成为城市守护神的代称。但民间相信“阴官”城隍爷乃是专责地方阴间事物、掌握世人吉凶，比如贫穷、疾病甚至生命，所以民间对城隍爷的忌讳远超地方官吏。
“交往理性”是以主体间平等的对话为基础的。当参与者的主张受到质疑时,主体们能经过反复论证以达到共识，所以“交往理性”包含着对“平等商议”“多数原则”的肯定[24]。两岸政体不同，由于涉宗教、信仰事务的维安性与涉台事务的保密性的客观制约，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动、设计榕台民间信仰活动时，偏于相信体制内部调研、专家指导及兄弟地方部门经验，管理形式、方法趋向简单、保守。一般民间团体、慈善组织、热心民众的观点、立论很难融入地方政府决策。
建议尝试推广信仰活动的民间研讨与民意公听会制度作为配套的决策，就特定议题涉及的社区居民、社团组织等进行平等沟通，将基层民众对信仰活动的建议整理后，作为地方文化治理的政策依据，完善榕台民间信仰开展过程的信息交互、利益协调、处置联动机制；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拟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各类文化资源保护的民间公约，要求所有在地民众共同协议并遵守保护事项，规避可能的利益切割与封锁。
在政策制定上大陆政府机构必须意识到同源文化的差异化，主动认可榕台民间信仰的个性演化才是维持榕台民间文化完整性的正确方法。榕籍汉民根据生存空间变化自觉做出主体价值调整，不可避免地会衍生出民间信仰的异域特色。基于现实，在开展对台交流中有必要主动地将这种情感演化作为重要分析指标融入整体布局考虑，通过计划性培训、研讨、学习等形式切实加强各级政府管理机构与人员对榕台民间信仰同源性上差异度的熟悉；细化并强化该文化指标在各类活动的立项、实施、监管等全环节覆盖。相对应地，要有意识地加强与台湾榕籍民间人士就榕台民间文化同源和演化问题进行研讨，通过挖掘两地民间信仰的族群记忆点，跨出双方认知、生活、关系地界，以共同主人视角展开对两地民间信仰的形塑。
3.多元的参与
为避免榕台民间信仰交流的单一性，调整政府传统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引入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以弥补政府效能边际递减之不足[25]。同时只有搭建更大体系、更多形式的沟通管道，加快榕台两地民众的情感共在，才有可能跨越障碍，客观且全面传达榕台民间信仰丰富繁茂、多姿多彩的价值体系。
在政策面向上，积极导入第三部门力量，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团体。第三部门的民间背景和运作特点有利于与在地民众长期情感互动互融，其之于在地民众“我类”形象遮蔽，方便各类活动组织者扩大沟通面，对获取民意信息、危机处治、市场监管等环节皆有正向意义。
在资本及项目运营方面也可考虑民间力量的介入。近年以来，中央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用于辅助两岸民间友好交流。这些投入客观上深化了两岸民间共识，提高了两岸文化交流程度，但是也存在各类活动只重视大项目、拉抬曝光度的仪式化问题。基于此，建议采用“参与式预算”[26]，吸引各类NPO/NGO或社会企业整合在地民意，遵循由下而上的资金申请方式，进行民间信仰活动的立项。通过纳入更多跨界、跨域参与，独立思考在地元素，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方案构思贴近实际，避免重复、过度设计，杜绝“蚊子馆”现象。
4.合理的创新
图2(d)为1951-2015年沪宁杭三地最高气温对比。总体波动较小，大致保持在35℃～40℃范围内。三地一致性依旧较高。最高温1959至2000年略为偏低，21世纪以来略为偏高。其中，大致以1975年为界，1950-1975年最高气温走低，1975-2016年走高。21世纪最高气温夺魁者应是杭州。总体来说，全球变暖对沪宁杭地区最高温影响不是很大，主要是影响冬季气温。但自1990年来，变暖趋势对高温的影响有所增强。
始终围绕榕台民间信仰的记忆符号及文化传承发展主轴，保持各类交流活动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两地交流活动过度追逐当前效益和商业热度而导致组织策划方案粗糙，活动流程安排不当，活动项目设置不合理等问题。
依“交往理性”观点，一个“合格的交往行为者”是以“理想语境”为先决条件(“排除一切强制”)和基本权利(同等自由的话题参与、主张质证、情意表达、选择意志)[27]。创意强调个性，所有的创意元素融入特定民间信仰体系，使个体文艺者与在地民众协同创作。因此，对民间信仰活动的创意推动关键是加速各类人才的流动和整合，保持丰沛创新活力，提升榕台民间信仰交流模式的创新。
四、结语
研究榕台两地民间交往的现实，探索福州民间文化对台交流在两岸交往中的积极作用，是发展海峡两岸关系中需要积极思考的战略因子。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点，注重“主体间”的对话与话语分析，从社会一体化整合的视角来考察当代榕台民间信仰记忆传承脉络，重新思考两地交往互动引发的情感共鸣意义，有助于逐步建构理性、和谐的两岸民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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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earchonMemoryInheritanceandAffectiveIdentificationofFolkBeliefsinFuzhouandTaiwanBasedonCommunicationRationality
KEYong-hui1, 2
(1.School of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350012, Fujian,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Taoyuan 32003, Taiwan, China)
Abstract:Folk beliefs in Fuzhou and Taiwan have become the spiritual bond of people’s thought interaction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family line. Based o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 positiv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of folk beliefs and the mutual affective ident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regions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so as to strengthen affective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etween Fuzhou and Taiwan.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 ideal context, equal negotiation, multiple participation and reasonable innovation.
Keywords:folkbeliefsinFuzhouandTaiwan;communicationrationality;memoryinheritance;affectiveidentification
doi:10.3969/j.issn.1671-9247.2019.02.013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47(2019)02-0042-04
收稿日期：2019-02-13
基金项目：福州市社会科学规划立项项目:榕台民间信仰的记忆传承与情感认同研究(2018FZC28)
作者简介：柯涌晖(1981-),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讲师，台湾元智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聂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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