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是国外学者进行毛泽东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威尔逊十分注重毛泽东的生平研究，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一位需要公正评价的历史伟人。威尔逊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解读，他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理论，是新的马克思主义。威尔逊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威尔逊还注重毛泽东研究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和鉴别，注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等，这些都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毛泽东；迪克·威尔逊；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历史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1]毛泽东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有目共睹。“毛泽东研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显学”，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海外学者关注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逐渐形成了海外“毛泽东学”。在众多的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中，英国的迪克·威尔逊有着深厚的造诣。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工作，曾在海外中国学权威期刊《远东经济评论》《中国季刊》等杂志担任主编。威尔逊著作甚丰，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对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威尔逊曾多次来华进行学术访问，与我国众多党史研究学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是一位需要公正评价的历史伟人
威尔逊十分注重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他的《毛泽东》一书在中国有多个版本，并多次重印，拥有众多的中国读者。毛泽东去世后不久，他就主编了《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书，主张对毛泽东的一生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约请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约翰·基廷斯(John Gittings)、纪亚玛(Jacques Guiilermaz)、克里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恩瑞卡·匹斯切尔(Enrica Coilotti Pischel)、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肯尼斯·沃克(Kenneth R.Walker)、王赓武(Wang Gungwu)等海外毛泽东研究的知名专家撰文评价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这些学者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进行的深入、透彻分析，对我们全面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点E运动的路径长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点E的大致路线.点A是定点，PC=PA是不变的关系，∠PAC=45°是不变的量，所以点C的路线在“以A为端点、在AB左侧、且与AB成45°角的一条射线”上.根据“平移过程中所有对应点的连线一定平行(或在同一直线上)且相等”这一性质，点E的运动路径长转化为点C的运动路径长；第二是点C的运动范围，即点C的起点和终点.显然，点C的起点是点P与点A重合的位置，终点是点P与点B重合的位置.由此最终确定点C的运动路线.
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巨人，对中国革命胜利和世界历史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威尔逊一再强调，毛泽东领导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2](作者序)“我相信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即毛泽东已经超越了20世纪的所有人，他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更多人的生活。”“就世界范围而言，毛泽东肯定与列宁这样的人物比肩；就中国而论，至少在近两个世纪内，中国还未曾有人能够达到像毛泽东一样的高度。因为如果说确曾出现过类似的人物的话，中国就不会被世界如此轻视，而毛泽东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会如此艰难。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巨人，从未有哪个单独的人物或是思想的精微之处被人们如此热切地探究。”“毛泽东的经历，现时代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并且，在同样的时间里，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取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彻底、如此富有创造性的成就。”[3](前言)在威尔逊看来，毛泽东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说：毛泽东“以著名的《毛主席语录》而蜚声世界，这本发行数百万册的‘小红书’，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几乎可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干就是学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些口号已被纳入世界用语中，使毛泽东几乎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口号缔造者”。[3](p1)威尔逊还认为，新中国的成立使广大海外华人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许多生活在海外的华人都赞佩毛泽东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2](作者序)威尔逊对毛泽东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确实，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家、革命家和理论家之一，无论是对中国历史还是对世界历史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毛泽东虽然离开我们40多年了，但中国人民对他所建立的功勋却牢记在心，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践行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鲜明特点。威尔逊发现，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多次呼吁：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共产党人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作为共产党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2](p220)威尔逊借用学者的话描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群关系的具体体现：毛泽东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侍者等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真挚的“爱与热情”。人们从中找不出哪怕一点儿“傲慢浮华、礼仪规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么矫揉造作的东西”。[2](p253)威尔逊说：“苏联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可以通过庞大的新官僚机构的介入得到纠正，但这样反过来会创造出其本身的非正义。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切中这个问题要害的重要领袖。”[3](p4)威尔逊赞同美国学者施拉姆(Stuart R.Schram)对毛泽东群众路线运作模式的描述：“领导干部要先听取大众的初步意见，再进行系统的学习，最后再以新的形式解释给群众。这样，群众就会拥护这些意见，而且由于这些意见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乐于执行。”[3](p4)威尔逊认为，对反对官僚主义来说，“毛泽东的贡献与其说是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总体解决方案，毋宁说是他能够不偏不倚地看待问题，并提出某些具体的预防策略，比如干部轮流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制度”。[4](p5)威尔逊指出：毛泽东很形象地用种子与土地论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想方设法同当地的人民群众建立良好关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从人民群众那里吸取必要的营养。人民群众往往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共产党人取得的成绩。[2](p298-299)威尔逊认为，为了反对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毛泽东在1953年曾提出了党的有关纪律：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等等。[2](p304)威尔逊对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反复强调群众路线，正确地处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论述，是很有独到性的分析。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赢得革命胜利和取得建设成就的生命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凝聚人民力量的根本工作方法和重要法宝，还是检验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的重要标准。
毛泽东思想对世界历史进步意义重大。威尔逊说：“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袖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他不仅带领九亿中国人民进行了国际援助和国内现代化，而且在其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实践者和改革者，对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是来自非西方传统却有如此作为的第一人。”[3](前言)威尔逊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从旧教条的牢笼中释放出来”。“他是第一个与世界对话的中国人，他简单直率地讨论了关乎全人类的问题，他的言谈不涉及沙文主义或是民族自觉意识，而是关于某种共识，即我们理所应当去追求正义，理所应当将我们业已工业化、个性化、帝制化的生活网络再次人性化。确实，毛泽东是现代非白种人、非西方人却能如此论述的第一人。因而，他不但颠覆了中国精神隔离的神话，也颠覆了西方在道德和知识领域的垄断，同时还颠覆了工业国家那至高无上的地位。”[3](p3)在威尔逊看来，毛泽东思想是“具有现代色彩且恰到好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使在傲慢的西方人面前，毛泽东也“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人一再宣传“经过修正和调整的西方理论，同时又适当地揉进了一些原始的道教思想和中国的常理”。[2](作者序)威尔逊还发现，毛泽东曾奉劝过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千万不要死套硬搬中国的革命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2](p328)与史华慈、施拉姆等哈佛自由派的“毛主义”观点相比，威尔逊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更为到位。他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2)应收账款单据造假。因为是两方签订的合同，债权的真实性不能保证。存在造假的可能性，不能保证真实，不能实现追溯。
二、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
生活垃圾作为生活代谢的产物已经成为城镇发展的负担，我国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生活垃圾的压力越来越大，单独建设生活垃圾处理厂，存在选址难、投资大、成本高等问题。而利用水泥窑系统对废弃物进行处置不仅能够减少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能够利用废弃物的残余热值，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利用水泥窑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势在必行。
情况 7.3 若f3(v)=2,此时最坏的情况是v点关联7个6-面,两个不相邻的(3,3,9)-面,v的非三角邻点均为3-点,且它们各自还关联着一个3-面。由R1,R2.1,R3.1或R3.2或R3.4及最坏3-面9+-点情形得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威尔逊认为，读书和思考是毛泽东得以放纵自己激情的重要方式。毛泽东“花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毛泽东在陕西的头两年里，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2](p197)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并善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威尔逊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提出，要十分谨慎地、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同志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2](p220)威尔逊还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十分具体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江西根据地和红军长征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现在又被用来抵抗日本的蚕食”。[2](p197)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文化来源，威尔逊对毛泽东著作中的参考资料进行了分析，他说：“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2](p297)在威尔逊看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植根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伟大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渊源，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前提。威尔逊认为，毛泽东“为中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留下了一批理论著作和评注文章”，[2](作者序)这些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政治前提。威尔逊赞成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对毛泽东遗产的评价，他说：“毛泽东的不朽馈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从混乱而停滞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拥有民族自尊的国家。”[3](p7)威尔逊特别指出：“毛泽东强制性地跨越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分野，就如同他随意地打破了白种人和非白种人、西方与第三世界之间的界限。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事实上，毛泽东为中国所做的事已经远远超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应用。因为毛泽东重新估量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内容及其意义。”“总而言之，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毛泽东的影响力还体现在，他是一位社会改造的方法学家。”[3](p7)威尔逊的上述观点虽然产生于上世纪的70年代，但今天看来仍然很有见地。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当今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政治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
把人民利益放到心中最高位置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主张人民至上。威尔逊注意到，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对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方面的问题极为关切。毛泽东的讲话既有土地问题、劳动问题等政策制度问题，也有柴米油盐等生活琐碎问题。总之，在一切涉及人民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毛泽东认为都应该提到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这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一定要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维埃政府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是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2](p159)威尔逊认为，毛泽东主张人人平等、公平正义，“开创了一种大胆的领导方式”，即使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受过教育，也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威尔逊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全新的概念”。[4](p24)威尔逊十分赞赏毛泽东多次强调的一句名言：“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4](p24)因此，毛泽东一再主张要让人民群众接受教育，享受平等权利，真正地当家做主。威尔逊说：“毛为妇女的权利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4](p24)威尔逊给毛泽东冠以“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旗手”“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斗士”等称号。[2](作者序)威尔逊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是毛泽东的最大期盼。他说，毛泽东主张在共产党人赢得革命胜利和掌握了全国政权后仍然要率领全国人民大力发展经济，“要让人民准备过现代生活”。[4](p25)威尔逊感慨道：毛泽东所知道的旧中国充斥的是贫困、堕落、剥削和不正义，毛泽东“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尽最大努力为消除这些东西而战斗”。[4](p29)威尔逊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数代人相比，九亿百姓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4](p27)威尔逊这里所讲的“人民至上”“追求公平正义”，确实像一根红线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反映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实践的整个过程。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座右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才使广大人民群众甘心情愿地跟着共产党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去克服各种困难、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是犯有错误的历史伟人。威尔逊在评价毛泽东的生平时，既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也提到了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但他认为，“毛泽东毕竟不是一台计算机，他有着人类的感情，也有着人类的缺点”。[3](p2)在谈到毛泽东的具体错误时，威尔逊指出：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过于注重经济方面的事情，而在其它时期则对经济工作做得实在太少。“如果毛能够把类似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两种其中都含有激动人心的积极因素的实验结合起来，如果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同僚并愿意和他们一起共事，中国今天也许可以处在一个更可爱的境况中。”[4](p28)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威尔逊很客观地分析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泽东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毛泽东这样的英雄而骄傲。[4](p28)威尔逊还深入分析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他说：“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往往在于某些技术上的错估，而且毛泽东所掌握的信息量往往并不充足(或者说是他的下属不够忠诚或不够老练)。事实上，在1955年的集体化过程中，当毛泽东被证明正确时，他却几乎在他的同事中孤立无援。”[3](p7)正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威尔逊感叹道：“作为国父式的人物，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2](作者序)总之，威尔逊十分客观分析了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张应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这是值得国内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针对一个时期以来各种丑化党的领袖和歪曲党的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有必要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展开批驳，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有理由相信威尔逊的断言：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将会继续下去。
毛泽东倡导勤俭节约，终生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威尔逊发现，早在学生年代，毛泽东就看淡金钱和女色，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过着“清教徒式”的生活。威尔逊指出：青年毛泽东认为，“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毛泽东的朋友一致表示，毛泽东从不轻浮放荡，对自己的要求异常严格，尤其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2](p44)威尔逊很形象地描述了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做小学老师时的生活情况：毛泽东住在学校里，只有几件简单的行李，即“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2](p76)参加革命后，毛泽东的生活仍然十分简单。威尔逊列举了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到长征出发前工作时的所有家当：“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2](p143)威尔逊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毛泽东行军打仗时的生活工作情况：每当行军打仗时，毛泽东都亲自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一旦到了宿营地，勤务员就“找两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2](p143)毛泽东常常工作到深夜，一旦困意袭来，就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水擦擦脸提提神。有时半夜有饥饿之感，就把下午的剩饭用缸子热一下充饥。如果吃不了，就“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2](p144)长征到达西北后，毛泽东的生活：“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的个人财物还装不满一只箱子。虽然他是红军的指挥员，但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一条红领章。”“毛和其他人吃一样的伙食，惟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爱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一嗜好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很随便。”[2](p18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仍然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这给威尔逊留下了深刻影响。他说：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仍然摆脱不了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农民习性”。“他节俭得近乎吝啬。穿的衣服有补丁，睡一张没有弹簧也没有垫子的宽大木床，住着朴素的寓所，吃得也是粗茶淡饭。”[2](作者序)威尔逊肯定地说，毛泽东在生活上绝对没有腐化现象。就物质生活方面而言，毛泽东比起他的任何同僚都更为朴素。他还说：“作为领袖的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磨破了的袖口、用得松松垮垮的短袜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而闻名世界。”[3](p25)毛泽东的一床被子盖了20多年，一双系带皮鞋穿了近30年。[2](p274)威尔逊对毛泽东上述艰苦朴素生活作风的描述是历史实际的真实写照。正是由于毛泽东身体力行地坚持这种生活作风，并将其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才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使毛泽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敬仰。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威尔逊十分赞成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p228)威尔逊说，针对“大跃进”时期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毛泽东曾向国际友人坦承：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填饱肚子，人民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毛泽东预计中国大约要用60多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接近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p401)毛泽东不久后又多次强调：中国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2](p405)威尔逊发现，针对上世纪60年代林彪等人印刷的《毛主席语录》和对毛泽东发表的个人崇拜言论，毛泽东很反感地说：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给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2](p445)针对林彪所讲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威尔逊认为毛泽东一个也不愿意接受。威尔逊描述了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评价：“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因为毛泽东年轻时曾在长沙做过教师。[2](p476)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威尔逊所阐述的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是力主实事求是的，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100年的预测是改革开放后制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科学指南。毛泽东思想中的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中国国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威尔逊所说：尽管毛泽东的有些尝试失败了，但“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幸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自己的特点”。[4](p29)
毛泽东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以其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实现民族振兴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威尔逊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内容极为丰富。
和他玩一些在黑暗中才能玩的游戏，例如做手影，或拿一把小手电，关上灯，引诱他去拍打一开一关的手电筒的光。宝宝玩得兴奋，就忘了黑夜，待到发现黑夜并不可怕，以后就不再不让关灯了。
三、迪克·威尔逊的毛泽东研究值得我们认知、思考与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威尔逊毕竟是西方学者，他从有别于我们国内学者的视角进行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有些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我们深化毛泽东研究有多方面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比较研究是深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对两个和两个以上的社会发展进程、历史时期或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的比较称为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威尔逊在进行毛泽东研究的比较时，常常把毛泽东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进行比较分析。除前文提及的一些比较研究外，威尔逊曾把毛泽东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甘地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毛泽东“天生就是一位导师”，甘地则是“一个地位上唯一能与毛媲美的当代亚洲人士或世界人士”。[4](p28)威尔逊还把毛泽东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说：毛泽东“扮演了中国的列宁和凯沫尔·阿塔图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有斯大林——的角色。列宁在1917年以后只执掌了短短九年的开创性权力，而毛在历经30年奋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后，又执掌权力达30年之久，并力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2](作者序)就国内领导人来说，威尔逊著有《毛泽东》《周恩来》两书，所以他更多地是对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比较研究。威尔逊认为，“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起来显得更为突出”。[5](p382)威尔逊还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毛泽东主张大步前进”，而周恩来则不那么“激动人心”，而是主张“明智的渐进主义”等。[5](p389-390)比较研究是对物与物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相似性或相异性进行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克服历史研究的狭隘性，为更好地开展综合性研究创造前提。周谷城先生曾说：“比较研究，即经常拿不同的东西对照着看的意思。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6]这种研究方法“可以使研究者突破具体历史事物的局限，获得认识历史的新角度，开阔视野，启发思路，产生新思想，提出新观点”。[7](p476)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国外学术界运用得比较普遍，这种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我们国内学者今后深化毛泽东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之一。
开展毛泽东研究要注重辨别材料的真伪和权威性。从事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没有史料和证据就无法开展历史研究。开展毛泽东研究，必须依据史料收集、鉴别和解释才有可能进行。毛泽东在长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留下了丰富的电报、书信、讲话稿件和著述，这些文字材料是我们开展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础资料。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保存有大量有关会议记录、历史文献，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写的回忆录等，这些对我们全面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经历、家庭生活、革命实践、思想演进和撰写著述的历史背景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威尔逊十分注重进行文献资料的搜集工作，他充分利用自己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文献材料展开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威尔逊在1977年主编《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一书时，特别强调该书的“论点、评判和讨论都是基于扎实的知识，且均出自对第一手中文材料的研究”。[4](前言)威尔逊曾谈及“文革”期间流传到国外的各种红卫兵编写的材料，这些材料被一些国外学者大量使用，威尔逊认为使用这些材料需要慎重。他说：“正是由于这些材料往往来自非正式渠道却揭露了某些隐情，故而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些材料的权威性问题。其次，我们还要考量，如果这些材料可以为我们所用，那么对于毛泽东的那些早期评判，这些材料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4](前言)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提。当然，我们对待资料要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做到真实与准确。这是学术研究要遵循的起码原则。威尔逊在毛泽东研究中十分注重相关资料的收集、辨伪，主张选用权威史料等做法，都值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威尔逊的有些观点有待商榷。威尔逊虽然总体上能够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但毕竟威尔逊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很多产生于毛泽东在世时期或去世不久，当时能收集到的史料有限，再加上受西方意识形态观念和历史文化观念等的影响，对有些具体史实出现了误读的情况，得出了一些并不正确的结论。一是误认为毛泽东著作中存在着民粹主义思想的痕迹。[2](p298)在这里，威尔逊只看了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做人民群众学生的一面，而没有注意毛泽东所强调的党对群众的领导一面。二是误认为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他说：毛泽东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可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2](p299)其实，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又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威尔逊仅仅看到了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没有注意毛泽东对物质决定作用的重视，没有正确认识二者的辩证关系。另外，威尔逊运用所谓心理史学的方法分析毛泽东的性格结构、把党内领导人的关系描述为个人之间权力斗争等也是不妥当的。
总起来说，威尔逊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威尔逊作为一位西方国家的学者，能够从扎实的史料出发，力求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有必要从威尔逊的毛泽东研究中探寻更多的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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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ickWilson’sResearchofMAOZedong
CAO Jingwen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MAO Zedong is an important world issue.Dick Wilson，a British scholar，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verseas scholars who are carrying out the researches of MAO Zedong.Wilson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MAO Zedong’s life，thinks that MAO Zedong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and he is a great man of history who needs fair evaluation.Wilson thinks that MAO Zedong combines the basic principles，basic views and methods of Marxism with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forming a new theory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which is a new Marxism.Wilson holds an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attitude to the study of MAO Zedong’s life and thought.Wilson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ng，sorting and identification of relevant data of the researches of MAO Zedong，and focuses the use of the methods of comparative study，which are worth learning and reference by domestic scholars.
Keywords：MAO Zedong；Dick Wilson；Marxism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9)04-0033-07
收稿日期：2018-03-20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社(马克思主义专项)委托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国际传播研究”(编号：2017WLL007)
作者简介：曹景文(1965-)，男，山东嘉祥人，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国学。
(责任编辑：郭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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