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非洲的中国新移民不仅面临着新的地理环境特有的疟疾这样的健康威胁，还面临着与国内迥然不同的求医环境。基于2013年-2014年在赞比亚的田野调查，通过观察中国新移民患疟疾的经历与他们对疟疾这种健康风险的认知过程，以及他们在赞比亚多元医疗环境下的求医策略，研究发现：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中国患者不太倾向于选择赞比亚本地普通医院，而青睐文化背景相同的中国诊所。但与此同时，部分中国诊所以赢利为导向的经营理念导致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在这样复杂的求医环境下，赞比亚卢萨卡的中国患者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他们自认为可靠的求医策略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与权益。中国新移民在全新的跨文化环境下对这套求医策略的不断实践，反映了他们对非洲目的地国家社会文化与医疗环境的不断适应。
[关键词]非洲研究；赞比亚；中国新移民；健康挑战；求医策略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的跨国流动，移民活动在各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也随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1](P.547)尤其是移民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也越来越成为各国公共卫生专家和移民研究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日益频繁的经贸往来与不断扩大的投资规模吸引了大批中国公民远赴非洲。或许他们未曾意识到，在迈出国门的同时，他们便开始面临比国内更多的，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健康风险。
医学人类学、流行病学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普遍表明：移民面临的身体疾病和精神健康风险远远高于输出国的非移民群体和目的地国家的本土人群。有学者指出，移民自身的低政治经济地位、缺乏医疗保险、(非法)移民身份、种族等结构性因素导致了他们在目的地国家较难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2](P.349-350)这种由结构性因素而造成的健康方面的脆弱性和易受伤害性的现象，被称为“结构性脆弱”(structural vulnerability)。[3](P.241)而目的地国家的医疗人员面对移民患者时往往文化认知能力不足，在治疗和交流的过程中，医疗人员和移民患者运用各自的文化逻辑去阐述对疾病的看法，彼此间却缺乏交流的桥梁，从而难以达到理想的沟通效果。[4]以上这些研究主要是以劳工(包括非法劳工)为主的“南北移民”①作为研究对象。在非洲长时间工作或正式定居的中国人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与文化背景与上述群体迥然不同，他们所面临的健康风险与求医行为必然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虽然目前国内外都掀起了研究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的热潮，②但他们赴非洲后的健康状况和求医经历却鲜少有学者探析或亲身前往非洲进行实地田野考察。众所周知，非洲是目前世界上政局最不稳定的大洲，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导致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不足，长期相对落后的医疗水平不仅难以满足人民的健康需要，更是难以有效遏制疾病的流行。仅在2014到2016年间，烈性传染病埃博拉肆虐于西非五个国家，造成了多达一万一千多人的死亡。[5]当中国新移民来到非洲，他们面临的是比国内要高很多倍的健康风险，能使用的却是质量远不及国内的医疗资源。尤其是遇上抢劫、绑架、车祸等意外事件时，非洲当地有限的医疗水平往往无法保障伤者的生命安全。2014年2月12日凌晨，卢萨卡郊区一家河南企业遭歹徒持枪袭击，一名中国员工重伤。[6]当地华人闻讯后，在第一时间纷纷赶赴医院踊跃义务献血来挽救同胞的生命，但即便如此，由于当地医疗水平实在有限，伤者最终不幸去世。类似的不幸事件在非洲各地的华人中绝非罕见。
在这样严峻的背景下，系统和深入地研究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的医疗需求就成为了当务之急。中国新移民的健康状况如何？他们面临的首要健康风险是什么？他们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医疗资源来应对健康挑战？带着这些前人未曾解答的问题，笔者于2013年赴赞比亚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实地田野调查，借此了解中国新移民在赞比亚的健康状况和求医策略。期间严格遵循人类学长时段田野考察的技术要求：通过在“中国公司”从事翻译和采购的工作，笔者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莉莉、小王哥、大志等中国员工的同事，也自然而然融入到“他者”(others)[7](P.7)之中，跟他们一起白天在办公室上班，并共同居住在员工宿舍里。笔者对40位“中国大院”里的中国员工进行标准访谈，并通过参与观察法来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从而深入了解了他们赴赞比亚之后的生活工作经历、健康状况以及生病后的求医经历。③
沿用阐释人类学“深描”[7](P.11)的路径，笔者试图去理解他们在赞比亚的求医行为以及促使他们在求医过程中选择不同就诊场所的因素。正如当代著名人类学者谭同学(2017)所言：“阐释人类学在具体实践中终究绕不开‘谁阐释谁’的问题。如果他者只有消极‘被阐释’的地位，那么就不可能真正进入人类学的话语，成为人类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8](P.198)在研究过程中，为避免笔者作为人类学研究者的话语霸权冲淡信息提供者的中心地位，除了一贯的参与观察之外，笔者尽量把自己的角色定格为记录者与提问者，并且在写作中大量运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从而让“他者”自己开口缓缓道来他们的思想、感受与经历。
一、卢萨卡的中国新移民
中国政府在1999年实施了“走出去”政策鼓励国有企业投资以非洲为主的发展中国家。[9](P.45-47)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大批中国国企走出国门，进军非洲市场，在非洲各国也随之出现了“中国公司”大院这样的中国人聚集区。仅在赞比亚，数百家中国公司散布在首都卢萨卡市内，从事的行业涉及贸易、采矿、能源、建筑、制造等。这些中国公司与周围的赞比亚居民区相隔离，在空间上形成典型的中国“飞地”(ethnic enclave)。以笔者所在的“中国大院”为例，虽然它紧靠一条车流滚滚的大路，周围赞比亚人的民房鳞次栉比，但整个院落被高墙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只在临街的一侧安装了铁栏杆。过年过节时院内高挂的大红灯笼更是中国身份的典型标志。
在赞比亚这样多元的医疗环境下，中国新移民患者理性地综合文化因素、医患关系和治疗效果等多方面因素来选择治疗方案，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摸索出来一套最符合自己健康利益的求医法则。无论是弃用赞比亚医院、青睐中国诊所，还是用“两步走”策略来避免被“摆子医生”乱诊断为疟疾患者，都是他们在当时特殊的求医背景下积极主动采用的应对策略，从而规避健康风险，努力为自身赢得优良的医疗资源，从而保障健康。
2013年7月某一天的傍晚，卢萨卡一家中国公司的员工莉莉出现了疑似疟疾的症状。她的同事大志立即送她去中国诊所就医，而不是本地人开设医院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UTH(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大志告诉笔者：“这里的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踏入本地人开设的医院的。”⑤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开始了在赞比亚的医学人类学视角的田野调查。
二、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员工对疾病的认知
在正式进入赞比亚做田野调查之前，笔者试图通过查询文献来得知中国新移民在赞比亚遇到的首要健康威胁是什么，但现存的文献对此没有详细和系统的记载。笔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假设艾滋病是中国人首要的健康威胁，并且把这个想法透露给了大志。大志却说：“在这里最大的威胁是疟疾，打摆子，你知道吧，蚊子到处咬人，疟疾是躲不过的。”真不愧是“老赞比亚”，⑥大志一句话就解开了困扰我多时的问题，而且他的观点与笔者通过访谈获得的结论相符。笔者询问中国员工“在赞比亚最大的健康威胁是什么”，40名受访者中，22人回答“疟疾”(占55%)，6人回答“艾滋病”(占15%)，3人回答“意外事故”(占7.5%)，3人未回答，剩下的5项答案是“其它”，其中包括“职业病”“缺维生素”等等。⑦由此可见，受访的中国员工认为疟疾是他们在赞比亚遭遇的头号健康威胁。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疟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数医学文献反复记载。⑧1949年建国之前，疟疾曾广泛流行于中国东部各省，1939-1946年患病人数总计达到250万人。[14](P.85)某些重疫区的感染率竟高达50%。[15](P.478)1952年以来，中国政府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并倡导消灭老鼠、苍蝇、蚊子、臭虫等“四害”。[16](P.196)通过这些卫生运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生活环境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善，极大铲除了疟疾滋生的土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2010年发布的《中国2010-2020年消灭疟疾行动计划》，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每年有2400万人感染疟疾，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数字已降至数万人。⑨
而在赞比亚，疟疾始终在流行，该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受到感染。[17](P.7)因此，从抵达的那一刻起，中国新移民也面临着患上疟疾的风险。莉莉告诉我，她刚到卢萨卡的时候天气很热，她穿着时髦的短裙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结果换来了大志的严肃警告：“光着腿会招蚊子咬的，赶紧换条长裤去！”在赞比亚呆的时间久了，莉莉也明白了疟疾的风险，自觉坚持穿长衣长裤。除了注意穿着，莉莉他们还积极使用“防蚊三宝”：驱蚊花露水、蚊香(或者电灭蚊器)和蚊帐，对蚊子进行严防死守，把被叮咬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万一生病了，在赞比亚看病是否容易呢？”闲暇时，笔者和周围的同事聊起了看病的话题。“没有中国方便，医院少，”小王哥脱口而出，“技术比中国的专业医院弱一大截，这里的药也不是很全，好多药都买不到。”另外几人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由于“中国公司”下辖的多个一线施工项目位于偏僻的山里，项目上生病的中方工人常常来首都看病，小王哥、大志他们经常带着生病的工人出入于多家医院和诊所，因此对赞比亚的医疗资源了如指掌。无独有偶，针对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16位受访员工表示看病“不容易”，24位虽然表示“容易”，但在随后的访谈中又表示：在赞比亚虽然诊所容易找到，但稍微复杂一点的状况最好回中国去治疗，因为无论赞比亚的公立医院还是中国诊所的诊疗水平都很有限。
当谈到看病的话题时，多位受访员工明显表现出了焦虑。厨师来自湖南，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矮胖大叔。提到看病的话题，他的语速明显加快，打机关炮一般地脱口而出：“不要生大病，生大病很麻烦，不要有慢性的、查不到的病。内脏什么的有点问题，在这里没法查出来，所以国内检查有点慢性病的、不是完全健康的，统统不要过来。”他们在访谈中将“常见病”“小病”与“特殊的病”“大病”进行清晰的区分，而且强调说只有前者是可以在赞比亚当地得到治疗的。根据他们的叙述，“特殊的病”“大病”包括的具体情况是“伤着骨头的”“需要做手术的”“慢性病，比如胃病、高血压、心脏病”，他们认为这些只能回国治。而“常见病”“小病”是指可以迅速治好、对生命不造成严重威胁的健康问题，比如腹泻、疟疾和感冒，他们认为这些健康问题完全可以在当地解决。由此可见，受访中国员工不仅对赞比亚的医疗水平有着基本的了解，而且很清楚地认识到指望这里有限的医疗资源来满足一切健康需求并不现实。
然而，受访员工所划分的“大病”“小病”都只是相对而言，在来赞比亚之前恐怕他们未必认为胃病是一种“大病”。但参照赞比亚目前缺医少药的医疗水平，很多诸如胃病这样在国内可防可治的常见病也被他们归进了“大病”的范畴。显然，他们脑海中形成的这个疾病谱系是地地道道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7](P.14)随着生活场域从中国转换到赞比亚，他们基于实地生活经验的积累，重新构建起一套在新的社会文化情景下对疾病严重程度的认识和界定。这样知识上的“小传统”根植于地方性的情境，即赞比亚与中国非常不同的、相对落后的医疗环境。
三、“大病不犯，小病不断”的健康现状
“中国公司”里的中国员工在赞比亚的健康状况是笔者考察的重要问题之一。这40位中国员工来赞比亚之后最近的三次患病与求医的经历进入访谈的日程设计。通过分析访谈获取的数据，笔者发现，他们在赞比亚最常见的健康问题还是疟疾，三次患病共计49例，其中疟疾是22例，占了所有病例的45%，这与受访者所报告的“疟疾是在赞比亚最大的健康威胁”一致。除了疟疾，他们在赞比亚常见的健康问题一般是感冒发烧、腹泻、流鼻血这样的小问题，意外事故造成腰骨折等严重问题所占的比例很低。这说明目前在赞比亚的中国新移民身体普遍比较健康，发生重大疾病的情况尚不多见。这种“大病不犯，小病不断”的情况可以用医学人类学和移民健康领域中的“健康移民效应”(healthy migrant effect)[18]来解释，即，与输出国里没有选择移民的人群和目的地国家的人群相比，移民往往更加健康，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具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够出国工作或者学习。
再通过这40位中国员工最近三次生病求医的经历来了解他们的求医模式。第一次患病共计27个病例，除掉了3例没有求医之外，24次求医经历中，18例直接去了中国诊所治疗，另有3例去了赞比亚医院进行初步诊断，之后又去中国诊所进行正式治疗治疗。在中国诊所治疗的病例共计21例，占到了所有求医病例的88%。第二次患病共计17个病例，除去4例未求医的，13例求医的病例中，9例直接去中国诊所治疗，1例去了赞比亚医院进行初步诊断，但之后又去中国诊所进行治疗。在中国诊所治疗的病例共计10例，占到了所有求医病例的77%。第三次患病的5个病例中，患者都在中国诊所治疗，没有任何一例是去赞比亚医院诊断或者治疗的。三次患病共计49个病例，其中进行求医的42例中，36例在中国诊所进行治疗，占到了求医总数的86%，这无疑说明了患病的中国员工对中国诊所的使用率非常高。
42次求医经历中，仅有4例去了赞比亚医院诊断，这4次都是患者在偏远施工项目上发病，在赞比亚医院仅做了检查，确诊为疟疾后再赶往首都的中国诊所进行治疗。其中仅有1例是由于患者在项目上因疟疾高烧，为了避免赴首都的途中病重，所以在当地医院打了一针退烧针，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算是正式的抗疟疾治疗。笔者的调查发现，40位中国员工中没有一例曾经在赞比亚医院进行完整治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赞比亚的中国患者选择在赞比亚医院就医的比例相当低。
目前已有研究表明，当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移民到欧美发达国家后，他们生病时普遍选择在那里的西医医院进行治疗。[19](P.1247)旅居西方国家的华人患病时，通常也是在当地的西医医院或者诊所求医。[20](P.429-431)而稍有不同的是，当西医疗效不佳时，他们会转而向中医诊所求助，或者回中国治疗。[20](P.433-435)而中国患者在赞比亚的求医模式与以上两类移民大相径庭。为何在赞比亚的中国患者不选择在作为当地主流医疗机构的赞比亚医院看病？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四、本地人开设医院不受中国新移民欢迎背后的文化原因
笔者：除了卫生的因素，觉得他们的技术有问题吗？
在福建，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普遍存在着集体经济落后、村级财政匮乏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乡村的发展。为此，三明市驻村干部总队摸索出了“党组织引领、跨乡联建、多村捆绑、公司化运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工作模式，促进了村集体增收，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访谈中，像大志这样抱怨赞比亚医生不懂按体质灵活用药的中国患者不在少数。其中甚至有一个原本健壮的年轻人在服用奎宁后连续便血长达六个月，身体元气大伤。他的不幸遭遇在“中国公司”流传开来之后，众人更是谈赞比亚医院而色变。无论是莉莉提到的心理上觉得赞比亚医生和医院“不卫生”还是其他中国患者所抱怨的“赞比亚医生不会分辨体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中国患者对赞比亚医疗系统的偏见，其实不然：这背后恰恰隐藏着中国新移民患者与赞比亚医生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
笔者：你生病会去当地人开设的诊所或医院看病吗？
④参见：Su Zhou, NumberofChineseImmigrantsinAfricaRapidlyIncreasing，中国日报网(英文版)官网， http://www.chinadaily.com.cn/world/2017-01/14/content_27952426.html, 2017-01-14, 而2018年出版的《世界华商发展报告》认为，目前在非洲的华人近200万，详见：全球化智库官网，http://www.ccg.org.cn/Effect/View.aspx?Id=9814.html.
莉莉：不会，觉得不卫生。也许他们蛮讲卫生的，但我就是心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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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赞比亚已经具备了遍布全国的三级公立医疗系统，而且都是免费的。首都卢萨卡是赞比亚医疗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虽然“中国公司”的员工几乎都认定赞比亚医院完全有能力治好“常见病”和“小病”，但去赞比亚公立医院看过病的寥寥无几。在本文开头送莉莉去看病的一幕中，大志也说“这里的中国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本地人开设的医院”。显然这些中国患者尽量避免在赞比亚公立医院治疗“小病”的行为与“赞比亚当地的医疗水平可以治疗常见病和小病”的认知形成了矛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矛盾呢？
莉莉：赞比亚当地的医疗水平就是这个样子，中国诊所在这里还算是治得不错的。
笔者：你对他们是什么总体感觉呢？
莉莉：感觉他们吃东西都是用手抓，手都油油的，反正就是不卫生。
笔者：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卫生还是不卫生，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他们的医院看过病。
虽然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在当今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形势下难以普遍落实，但并不意味着各学校没有实践过这种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笔者通过参与学校几年的自考本科教育辅导，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探索、设计出基于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的“课前检测、课中应用、课后推荐”混合式教学模式。
莉莉：对，我没有去过。大概是他们平时生活中的印象影响了我吧。
据笔者的观察，“中国公司”里的几位年轻赞比亚女佣其实挺讲究卫生，常常利用午休时间打水在杂物间洗澡，并非如莉莉他们所描述的“不讲卫生”。有的赞比亚女佣洗澡时会把洗衣粉搓在身上，稍微走近她们便会闻到洗衣粉浓郁的碱味。看来关于卫生与否的标准，中国人和赞比亚人各持自己的一套观念，确实不容易谈得拢。
作为“中国公司”里的一员，笔者观察了莉莉所讲的从心理上认为赞比亚人“反正就是不卫生”的一些细节。在“中国公司”大院里工作的赞比亚员工，无论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办公室秘书还是来自底层的司机或女佣，他们吃饭时都习惯用手捏起一块“西玛”，在手心中反复不停地捏、揉、搓，直到玉米糊成为一个鸡蛋大小、细腻而富有弹性的丸子，然后再放入口中。这样的进餐方式，往往令刚到赞比亚的中国人目瞪口呆。
除了“语言障碍”和“心理上觉得不卫生”两个因素之外，莉莉他们尤其不主张去赞比亚医院治疗疟疾。“既然疟疾是赞比亚的常见病，赞比亚医院肯定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去那里治疗又有什么不妥呢？”在访谈中，大志告诉笔者：
我之前在施工项目上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刚来赞比亚，没有什么医学的经验，中国工人患了疟疾，我带他们去赞比亚诊所，结果他们吃了医生开的奎宁就发生剧烈的副作用：尿血或便血。中国人对奎宁的副作用不耐受。在同一个诊所治疗，同样的治法，中国人身体出现明显副作用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虽说赞比亚医生更会治疗疟疾，但本地人和中国人体质不一样，赞比亚医生没有根据体质用药。中国诊所不用奎宁，用青蒿素，副作用小。
在访谈中，笔者向15位受访白领员工询问“是否愿意去赞比亚公立医院治疗疟疾这样的小病”，他们的回复如下：12位表示“不愿意”，2位表示“愿意”，1位表示“看具体情况而定”。细究“不愿意”背后的原因，受访员工普遍反映语言障碍导致他们无法与赞比亚医生交流病情。小王哥直来直去地说：“语言是个大问题。如果是到中国医生那里，说我感冒了，这多简单啊。要是去了本地医生那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确实，受访员工在大学里一般修的是工科，英文水平确实难以达到准确描述病情。但是语言障碍并非导致中国患者不去看病的唯一原因。有一次，我向莉莉了解她对赞比亚医院的看法。
医学人类学认为，长期沉淀下来的关于健康的观念以及医疗实践方式是特定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传统中医文化的文明古国，关于疾病、健康和医疗的“社会记忆”[21](P.2)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中。自幼年起，中国人受到中医观念的影响，在耳濡目染中习得了“体质”的观念和因人而异的治疗原则。即便到了赞比亚，中国患者也坚持认为医生应当结合体质而辨证论治。赞比亚医生由于不了解中国人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传统健康理念，在用药的时候照本宣科，使用纯西医的治疗套路，而未能根据患者的具体需要进行灵活调整，故而导致了中国患者的不满。
著名医学人类学家Arthur Kleinman(1988)强调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认同在医患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他说：“本地共享的疾病习语为患者和从业者在初次相遇时理解彼此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基础。”[22](P.5)而在跨文化求医背景下，中国新移民患者与赞比亚医生之间恰恰就缺乏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横亘在医患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阻碍了他们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最终造成中国患者不乐意去赞比亚医院看病的局面。面对尚不具备相关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y)的赞比亚医生，[23](P.1673)他们转而求助于与自己共享一个世界观的中国医生，也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五、中国诊所：“摆子医生”在等你
首都卢萨卡是赞比亚非常适合中国人生活的城市之一。近年来一家家中国餐馆、超市、旅社和农场陆续拔地而起，大大方便了中国人的生活。而遍布卢萨卡各处的二十多家中国诊所，门口立着醒目的中英文双语广告牌，如“眼科”“骨科”“内科诊所”，从而让患者了解这家诊所的诊疗服务范围。目前这些中国诊所大多数是由之前的援非医疗队队员投资开设的。由于赞比亚本地医疗资源匮乏，难以满足患者的需要，这些援非医疗队队员看准这个难得的创业机会，在赞比亚开办自负盈亏的私营诊所，自己兼任诊所医生和管理者。
虽然中国诊所承担了为在赞比亚的华人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任务，但中国患者对中国诊所的评价也并非完全正面。笔者常常从“中国公司”的小伙伴口中听到关于中国诊所的负面评价。身体不太良好的Annie在中国诊所打吊针，结果血管直接被扎穿了，手肿得像馒头那么大。中国公司的员工小王打篮球导致肌肉酸痛，中国诊所的医生给他开具的舒经活血的丸药和外用的药膏，都已过期一年。小王提醒医生这些药已经过期了，结果医生稀松平常地说：“过期药只不过疗效差一点而已。”小王拿着过期药，心里面万般纠结：这过期药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
大志的经历更夸张，他因为胃病去中国诊所拿药，医生给开了阿莫西林，大志当时就纳闷了：“阿莫西林不是用来治疗胃病的吧！”然后就碰上了因车祸来中国诊所治疗脑震荡的同事，结果发现医生给他的药也是阿莫西林！大志到现在都闹不明白：“阿莫西林是抗生素，难道说脑震荡是因为细菌引起的，需要吃阿莫西林杀菌？”许多类似的在中国诊所求医的荒唐故事，在“中国公司”内部广泛流传着。
在各功率一定时，随着臭氧发生器出气流量的增大，臭氧的浓度随之减小，这主要是由于流量越小时，氧气在臭氧发生器里的停留时间就越久，有利于臭氧的产生，并且各曲线呈现出斜率相似的趋势，说明氧气的浓度与氧气在臭氧发生器的停留时间基本成正相关，但同时应考虑流量越小时，相同功率下反应器内的温度比更大的出气流量有所增高，会促进臭氧分解，因此，建议出气流量不低于30Nm3/h。与此同时，臭氧的产量却随着流量的增大而增大，这主要是由于出气流量在臭氧产量中所占比重更大，同时由于臭氧浓度与出气流量的变化曲线均为线性，因此，各臭氧产量随流量变化的曲线也呈现出线性关系。
在平时的交往和接触中，笔者向“中国公司”的23位中国员工询问“你对中国诊所的服务满意吗”，其中8人回答“还可以”或“较满意”，而另外15人回答“服务不太好”或“不满意”。造成“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医生技术差”“乱开药和给患者使用过期药”和“医生医德不过关”。在卢萨卡，中国患者给某些中国诊所的医生发明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称呼——“摆子医生”(Dr. Malaria)来讽刺那些把诸多健康问题统统诊断为疟疾，然后再进行抗疟疾治疗的医生。不少患者向笔者表示，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病是普通的感冒，但是到了中国诊所，医生把他们的问题诊断为疟疾并且实施了抗疟疾治疗。针对这些患者的质疑，笔者向一位认识的中国诊所医生询问看法。这位医生说：“赞比亚这个地方一旦有感冒的症状，往往不是感冒，而是疟疾。中国人来到赞比亚，只要被蚊子咬了，身上肯定有疟原虫，一有发烧咳嗽的症状，肯定是疟疾发病了，一定不能拖延，要赶紧打针。”由此可见，一旦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出现，医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实地经验，坚决主张第一时间进行抗疟疾治疗。
而大志的经历却让我对这位医生的说法又打了个问号。有一次，大志踢球扭了腰，到中国诊所本来想让医生给他做按摩理疗，结果医生连具体情况都没问，上来就说“这肯定是疟疾引发的腰疼，直接输液杀疟原虫吧。”大志一听，果断转身离去，回家静养了两天，腰疼自己消失了。“你为什么不按照医生的建议治疗疟疾呢？”我好奇地问他。大志回答道：
在同款电机设计中，槽满率、绕组并绕根数、并联路数一定，槽面积越大、可选择线径越大，电机热负荷越小，故一般常用梯形槽。
之前我们公司很多人生病去这家中国诊所，人家本来不是生疟疾，结果都被按照疟疾来治疗，被打了很多抗生素，这不是非常不专业吗？很多中国诊所都是给人乱诊断乱治疗，这样可以收很高的治疗费……作为私营的诊所，利润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同样，多位被笔者访谈的中国员工也都持同样的观点，即，出于谋利的动机，诊所医生会把患者所患的小病，比如感冒，统统诊断为疟疾，再进行连续输液五天的抗疟疾治疗。诊所大约收费二百到三百克瓦查(以当时的汇率看，相当于二百到三百人民币)，远远超出了治疗的成本。一位在卢萨卡生活了十多年的老移民Susan告诉笔者，据她自己长年的观察，在中国诊所求医的中国患者，十个里面至少有九个会被医生诊断为疟疾，并被给予抗疟疾治疗。而据笔者在“中国大院”里的调查，在过去的两三年里，40名中国员工中一共有19人患了疟疾，约占总人数的50%。虽然无法得知卢萨卡中国人中确切的疟疾发病率，但显而易见的是，中国患者对“不靠谱”的中国诊所的医生的信任度普遍偏低，他们认为“摆子医生”把各种病症乱诊断为疟疾是由那些追逐利润的中国诊所的经营导向决定的。
笔者也从卢萨卡的中国朋友那里得知，卢萨卡也有诚实经营、不欺哄患者的中国诊所，患者称赞那里的医生“靠谱”“可信”“不坑蒙拐骗”。Susan告诉笔者：“这样的中国诊所你总是可以信任他们的，因为你生什么病，他们就告诉你是什么病，从来也不会蒙人……缺点就是收费偏高。”即便收费偏高，这样的诊所依旧凭着诚信经营而获得患者的好评。
六、中国患者“自我诊断”和“双重验证”的策略
显而易见，来到赞比亚的中国新移民不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麻烦——疟疾，而且还面临与国内迥然不同的求医环境。相互交流各家诊所的信息、分享看病的心得也成了“中国公司”的中国员工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赞比亚从十月左右进入雨季，充沛的雨水又会滋养大量的蚊虫，带来新一轮的疟疾的爆发。此时莉莉、Annie他们又应景地开启了关于健康的话题，尤其是抗疟疾药物的副作用。
“要是生了感冒却被‘摆子医生’抓去打了一大堆抗疟药，那可就惨了”，Annie忧心忡忡。“凡药三分毒，那些西药都是伤肝伤肾的，肯定影响身体”，大志的话更增加了Annie的忧虑。“没啥好担心的，你自己可以分辨是否需要去诊所。”来送货的Susan恰好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便自动分享起自己是如何分辨疟疾和感冒的，“那天突然间浑身酸痛，下肢特别痛，还有一点轻微的腹泻和胃痛，浑身无力，站都站不起来。我觉得自己肯定患了疟疾，因为很多人患疟疾都是这种症状。我对感冒的认识就是打喷嚏、流鼻涕、高烧，但是这三个症状我都没有，所以我通过排除法后自我确认应该患的是疟疾。”
在卢萨卡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很多中国人都采用Susan这样“自我诊断”(self-diagnosis)的方法来辨别自己生的到底是感冒还是疟疾，其判断标准就是生病时的症状。据笔者了解，大部分的中国人认为“(浑身)酸痛”“发高烧”的症状是疟疾所特有的。“中国大院”里一位翻译说：“感冒会有咳嗽、打喷嚏、咽喉痛。但疟疾的症状是不一样，生了疟疾会全身酸痛，发高烧，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立即去查了，否则压不住的。”“中国公司”里的人普遍认为疟疾是比感冒更严重的疾病，他们告诉笔者：“得了感冒可以不治疗，或者自己喝点板蓝根，但是得了疟疾一定要去看病，疟疾不及时医治后果很严重，甚至会引发脑炎！”
对疑似疟疾的症状进行求医的过程中，中国患者常采用“双重确认”的策略。莉莉怀疑自己患了疟疾，在大志的陪同下来到了一家中国诊所。医生听了莉莉描述的症状之后，从她手指尖上取了血，做成了涂片放在显微镜下观看片刻，说：“你生了疟疾，打吊针吧，这样好的快。”笔者本以为莉莉会同意，结果她坚定无比地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再来打针”，就和同行的大志出了诊所，笔者虽不知原因，但也只能跟着他们一同离去。
可是，车并没有开回“中国公司”，而是开上了另一条路，最终停在了另一家中国诊所门口。同样，经过了扎指尖取血和放在显微镜下查看，医生告诉莉莉：“你没有生疟疾，可能是受寒感冒了，给你开点感冒冲剂吧，多喝水多休息。”拿到药之后，我们就上车离开。
“为什么莉莉不愿意在第一家诊所打针？到了第二家诊所，诊断结果却又完全不同呢？”笔者问到。“在卢萨卡的中国诊所看病，千万不要轻信那些‘摆子医生’说你是疟疾。一定要再找一家‘靠谱诊所’查查。如果‘靠谱诊所’也说你是疟疾，那肯定就是生疟疾了。”大志解释道。“哦，原来如此，那为什么不直接去‘靠谱诊所’呢？”笔者又问。“因为‘靠谱诊所’离我们太远了。如果‘摆子医生’直接按实情说莉莉生的不是疟疾，我们就不用去‘靠谱诊所’再跑一趟了。运气好的话也会碰上摆子医生说实话的时候……在非洲生活，多长心眼是没错的。”
不少卢萨卡的中国人也在使用莉莉和大志这样“双重验证”(second opinion)的方法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否患了疟疾。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在“摆子医生”那里被确诊为疟疾患者，而随后又被“靠谱诊所”或白人医院诊断为普通感冒。Susan和儿子的类似感冒症状在被“中国诊所”诊断为疟疾后，在一家埃及人的诊所又被测出疟疾阴性。Susan说：“其实埃及诊所和‘靠谱诊所’也想挣钱，但是人家不用骗的方法来赚钱，所以他们说没有疟疾就肯定没有。我就是信这样的诊所。”
Susan的一个“信”字点破了医患关系的核心。诚信的缺失和对利润的过度追求必然会影响了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尤其在赞比亚的中国诊所这样特殊的医学场域由于缺乏中国卫生部门和赞比亚主管单位的监督，中国诊所的医生过度诊疗等不当行为恐怕难以在短时间里得到矫正。为了维护自身的健康利益，一旦出现疑似疟疾的症状，“中国大院”里的中国员工往往采用以上“自我诊断”和“双重确认”的两步走程序，直到最后被确诊为疟疾或排除患疟疾的可能。
初到卢萨卡时，笔者不但不苟同于莉莉她们“两步走”的繁杂程序，而且还担心医生的职业权威被这些不驯服的患者冒犯而产生的潜在麻烦。得知笔者的顾虑后，大志解释道：“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像你一样信任这些医生，但是，慢慢你就知道中国诊所水很深，你总是要学聪明一点。”浸在华人圈子里耳濡目染久了，莉莉他们不仅从周围朋友那里听来了诸多关于“摆子医生”的趣闻轶事，更是渐渐习得了如何来守卫自己的健康。比如，要多长个心眼，去中国诊所之前动手google或者百度一下疟疾和感冒症状的区别，从而判断是否有必要去求医。而“两步走”方法的必要性和实用性更是在茶余饭后被“老赞比亚”们大力推广给周围的朋友。尤其是刚从国内来的新人，最容易水土不服患上疟疾，从而成为“摆子医生”下手的对象。最终，笔者也如同大志所说的“学聪明了”，不仅自己多加防范而且还对后面的新来者耳提面命，俨然一副“老赞比亚”的模样。
在这个“学聪明”的过程中，在赞比亚实地生活的经验，或者说是“地方性知识”起了重要的作用。莉莉他们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与周围环境互动，从而渐渐熟知了卢萨卡华人社会的运作方式，尤其是洞察了私营中国诊所追求利润的经营动机。在这样特殊的求医环境中，莉莉他们理性地重新审视中国诊所里医生的职业权威，并且主动选择成为医生眼中不驯服的患者。与莉莉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位在“中国公司”处于下层的一线建筑工人，他们长期在荒无人烟的山中修路，只有在生病时才来首都求医，并且对“摆子医生”的建议言听计从。因此，只要时间许可，大志和小王哥一定争取陪同他们去看病。
目前在医学人类学理论中，医患关系主要分为三种模式：主动-被动型(activity-passivity)，指导-合作型(guidance-cooperation)、共同参与型(mutual-participation)。[24](P.592)而中国患者与中国诊所医生之间的医患关系无法用现有的模式来描述。医学人类学家大卫·帕金(2017)说：“判定医患关系的依据在于看医生与治疗者是否拥有权力与权威，拥有多大的权力与权威，以及患者对其权力与权威的接受和挑战程度。”[25](P.18)显然，在中国患者的眼中，医生的权威已经大打折扣。笔者把中国患者与中国诊所医生之间的医患关系界定为“紧张型”医患关系，即，医患关系不甚和谐而且往往存在着张力。由于患者无法完全信任医生的职业道德，他们依据外行经验(lay knowledge)创造出来一整套技术手段来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这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对医生职业权威的挑战。
七、结语
对赞比亚的中国新移民患病和求医行为的研究大大拓展了现有医学人类学对于跨文化环境下移民患者求医策略与模式的认识。在赞比亚，疟疾是他们最首要的健康风险，而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具备现成的知识和经验来应对这个全新的健康挑战。本研究展示了他们在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中逐步了解疟疾的过程并且如何选择合适自己的就医方式，从而最有效地消除疟疾带来的健康风险。
“新移民”指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移居海外的中国公民。[10](P.49)相对于流向欧美澳、东南亚的中国新移民群体，中国大陆向非洲的移民活动开始得相对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渐渐有少量的中国新移民出现在非洲。莉莉、小王哥、大志这样的年轻员工就是典型的中国“新移民”。他们从国内大学毕业之后正式与公司签约，根据公司的需要赴海外履行工作职责。来赞比亚之后，公司依照赞比亚移民局的要求给他们办理工作许可证，以确保他们可以在当地长期合法工作。众多中国公司的出现自然带来大批像他们这样的中国员工。近年来，在赞比亚的中国新移民数量不断快速增长。据赞比亚国内事务部的统计，截止到2014年9月，在赞比亚的中国人数量已高达19845人，其中13292人已经获得工作许可证。[11]目前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国人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00多万。④尽管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数量增长很快，但他们普遍保持着封闭的居住方式，在空间上与当地族群相隔离，[12](P.36)不太注重了解当地文化与习俗，也普遍忽视与当地族群建立长远而巩固的社会关系，[13](P.258-259)因此目前中国新移民在非洲的社会文化融入程度普遍偏低。
高筋粉，制作面包主要用到高筋粉，其中蛋白质含量通常在12.2%以上[2]，面筋蛋白含量高，面粉的吸水率就高，制作出的面包口感柔软，不容易老化，因此高筋粉也称为面包粉。但是有些面包品种的筋力不是要求特别高，配方在调配过程中，往往添加一些低筋粉来降低面团的筋力。有些面粉厂家干脆将面粉调配成制作某种面包的专用面包粉，如法棍面包专用粉。通过了解面粉的特性，在制作面包时可以通过调节面粉的筋力改善面包品质。
中国新移民患者在全新的跨文化环境下不断实践这套求医策略反映了他们对非洲目的地国家社会文化与医疗环境的适应。由于文化方面的显著差异，目前中国新移民患者对赞比亚医院的态度偏向于负面。但随着中国新移民与当地本土群体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对当地文化将持更加包容的态度，并进一步从心理和情感上建立起来对当地医疗机构和治疗方式的认同。而另一方面，赞比亚医生也应当积极提高自己的文化认知，了解本地大量新移民所在国家的医学渊源，尽可能多地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的医疗需要，从而真正地解除患者在健康方面的后顾之忧。
注释：
①“南北移民”指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欧美发达国家的移民。参见：Reginald Appleyard, South-North Migration, The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 Vol. 25, No. 3，(Autumn,1991),pp.610-619.
②关于在非洲的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可参见：[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沈晓雷、高明秀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Giles Mohan, Ben Lampert, May Tan-Mullins, and Daphne Chang, ChineseMigrantsandAfrica’sDevelopment,NewImperialistsorAgentsofChange? London: Zed Books,2014.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研究也逐渐国际化，各国之间相互交流、研讨、协作，解决教育上遇到的共同问题．借鉴他国民族教育的先进经验，并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的民族教育，研究者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发展．
③这40个中国白领中34个为男性，6个为女性；平均年龄29岁(年龄范围是从22到5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5.38年，相当于大学本科(最低是初中，最高为硕士)；平均在赞比亚生活的时间为35.53个月(最短为五个月，最长为86个月)；7人的英语水平是基本表达(7.53%)，33人达到了“熟练流利”(82.5%)。
苹果树是落叶乔木，属蔷薇科，原产欧洲及亚洲中部，栽培历史已久，在全世界温带地区广泛种植，在我国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常见栽培，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作物。相较于其他果树，苹果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即使是较为贫瘠的土地也可以生长，苹果树的生长需要寒冷干燥的环境，并保持充足的日照量。但是，苹果树的高产仅仅依靠天然土壤和光照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将从苹果园的建园选址，果树栽培以及科学管理三方面探析苹果树高产栽培技术。
⑤当地华人把赞比亚医生执业的医院称为“本地医院”，本地人开设的医院是赞比亚最常见的医疗机构，绝大多数是公立的，而且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收费低廉。相对比的是欧美医生执业的医院，则收费高昂。
⑥在赞比亚的华人称已经在当地生活多年并了解当地情况的中国人为“老赞比亚”。
⑦2013年7月到12月之间，笔者在卢萨卡进行博士课题田野调查，共访谈40名中资公司的白领员工，平均年龄29岁，年龄范围22-58岁，其中6人为女性。本部分数据主要收集的是40名中国员工对健康危胁的看法。
⑧中医古籍对疟疾最早的记载是在《黄帝内经素问》中的《疟论》《刺疟论》两篇。参见：《黄帝内经素问》，田代华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第十章。
⑨参见：《中国2010-2020年消灭疟疾行动计划》，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网站，http://www.nhc.gov.cn/jkj/s5873/201005/f84f1c4b0f32420990d23b65a88e2d87.html,2010-05-26.
纳入研究的干预措施，包括益生菌9篇（64.29%），抗抑郁药（阿米替林和西酞普兰），2篇（14.29%），抗过敏药（赛庚啶）、解痉药（美贝维林）、促胃肠动力药（多潘立酮）各1篇（7.14%）。所纳文献均未设基础治疗。
2013年7月到12月之间，笔者在卢萨卡进行博士课题田野调查，共访谈40名中资公司的白领员工，平均年龄29岁，年龄范围22-58岁，其中6人为女性。本部分数据主要采集的是40名中国员工三次患病的病例总数中疟疾所占的比例。
2013年7月到12月之间，笔者在卢萨卡进行博士课题田野调查，共访谈40名中资公司的白领员工，平均年龄29岁，年龄范围22-58岁，其中6人为女性。本部分数据主要收集的是40名中国员工对医疗机构的选择。
我为了让孩子们理解“茫茫”这个词，曾经设计了这样几个教学步骤：①预习，查词典，交流词义。（茫茫：形容没有边际，看不清楚。）②看沙漠图片，获得感性认知。③老师指导朗读，读出画面感。
融资方面，绍兴城投直面困难，克服困难.吸取2012年的成功经验，不断拓宽融资渠道，转变融资思路，更加注重政策性银行融资与直接融资.例如，抓好二期城投债的发行，积极申报发行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定向私募债券等，积极争取保障性住房贷款政策，积极争取资产注入，扩大资产规模等.
赞比亚的公立医疗系统分三个层级。第一级包括卫生站(Health Post)、乡村健康中心(Rural Health Centre)和地区医院(District Hospital)，主要提供初级保健服务和预防保健服务。第二级包括省属医院(Provincial Hospital)和综合医院(General Hospital)，主要提供医疗服务。第三级是中心医院(Central Hospital)和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National University Teaching Hospital),主要提供特殊护理。参见：AnnualHealthStatisticalBulletin 2012, Zambia Ministry of Health, p.xvii. 信息来源：https://www.moh.gov.zm/docs/reports/2012_Annual_Health_Statistical_Bulletin_Version_1.pdf.html.
2012年赞比亚全国有1956家医疗机构，其中294个位于卢萨卡省及首都卢萨卡及周边的邻近地区。参见：AnnualHealthStatisticalBulletin 2012, Zambia Ministry of Health, p.xvii.信息来源：https://www.moh.gov.zm/docs/reports/2012_Annual_Health_Statistical_Bulletin_Version_1.pdf.html.
nshima，赞比亚人的主食，煮熟的白玉米糊。
2013年11月-12月，在卢萨卡某中资公司进行访谈采集的信息，访谈对象大志(化名)是该中资公司男性员工，年龄28岁。
由于白领员工一般去中国诊所求医，因此这个数值中也包括被“摆子医生”乱诊断为疟疾的成分。笔者认为实际上患疟疾的比例应该更低。
当前农业生产中大多都是采取机械化生产作业，地膜残留会对农机作业产生影响，降低农业生产质量与效率。此外，残留地膜还具有其他方面的危害，残留碎片会与农作物秸秆以及各类饲料混合在一起，家畜误食之后肠胃功能会降低，导致牲畜死亡。加上残留地膜四处散布会导致地膜四处漂移，会产生更多污染[1]。
本段谈话是笔者于2013年10月在“中国大院”进行参与观察时采集的。Susan(化名)是一位在卢萨卡的女性华人私营企业主，年龄38岁。Annic(化名)是卢萨卡某中资公司女性员工，年龄26岁。
此病例发生在2012年11月间，信息提供者为卢萨卡某中资公司女性员工，年龄27岁。
目前对城市地区和自然地区的植被保护与恢复的研究较多,对乡村地区植被的关注较少。对城市植被保护研究包括对生态敏感区域植被的保护与恢复,城市近自然植被群落的构建,城乡梯度上植物多样性的变化[3-5]等。对自然植被保护研究包括利用图像分析技术制定区域植被分类地图并划定优先保护区域,植物多样性与立地条件的关系[6]等。对于乡村植被保护主要迷集中在农业生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对于村落植物保护以描述为主,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古村落[7-8]。现有研究对乡村植被价值认识不足,保护方向不明,缺乏对乡村植被保护的定量评价方式,对长三角平原水网地区乡村植被保护的研究更是十分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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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9)10—0036—09
作者简介：杨蓓蓓，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济与政策重点实验室项目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非洲中国新移民研究、医学人类学。山东 济南 250012
收稿日期2019-07-29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刘立策
标签：赞比亚论文; 中国论文; 疟疾论文; 诊所论文; 医生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制度与国家机构论文; 行政管理论文;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0期论文; 山东大学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经济与政策重点实验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