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怀
（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安徽凤阳233100）
[摘要]新月派诗人朱湘是格律诗勤勉的耕夫，他在新诗建设上用力甚勤，他的诗作讲究形式的完整，格律的谨严，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艺术功力与才情，他的新诗受到西方浪漫主义诗学影响。但作为民族诗人，朱湘的诗学主张更多根植于传统文化之中，他自觉地从传统文学中吸取营养，化古融今，在中国现代新诗坛独辟町畦。
[关键词]朱湘新诗传统文化浸润
[作者简介]李坚怀（1971-），江苏徐州人，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明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5-0085-04
中国现代文学史诗人辈出，群星璀璨，新月派诗人朱湘恰似一颗闪亮的流星在这璀璨的夜空一闪而过，他虽寿命短暂却为世人留下了华美的诗篇，以其个性鲜明的创作在现代诗坛奠定了自己的地位。他不仅“吸收旧文字的优点，融化进去”[1]创作出优美的新诗，同时注重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涵养自己的文学储备，历练文学才情，对新诗创作倾注了毕生心力。
一、朱湘的同时代人已有学者关注到其诗歌的西方文化的质素，这种观点不容否认，但我们更要看到这些西方因素在其创作的比例，朱湘自称是“嫡生的中国诗人”，可见他对自己身上传统文化基因的深刻认知。沈从文亦曾盛赞朱湘的诗歌创作，认为他的作品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旧词的韵律节奏的灵魂”，“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活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并认为朱湘是“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2]统观朱湘的诗歌，这一评论切中肯綮。朱湘自己也明白表示：“我虽然作的是新诗，作诗时所用的却依然是那有千年以至数千年之背景的中文文字，古代音律学的影响，(用古韵除外)，我相信，新诗是逃避不了并且也不可逃避的。”[3]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提出：“一部文学作品的种类特性是由它所参与其内的美学传统决定的。”[4]卞之琳认为：“在白话新体诗获得了一个巩固的立足点以后，它是无所顾虑的有意接通我国诗的长期传统，来利用年深月久、经过不断体裁变化而传下来的艺术遗产。”[5]这是因为中国现代诗人的精神结构中，“传统诗歌文化的元素格外丰盈”[6]。朱湘新诗成功的要素就是与其对“格外丰盈”的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密不可分，他的新诗处处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浸润。
最能反映出沈从文的评价的代表性作品就是朱湘新诗集《草莽集》，对于这部1927年结集出版的集子，一向以苛评著称的苏雪林也不得不承认该书，“虽没有徐志摩那样横恣的天才，也没有闻一多那样深沉的风格，但技巧之熟练，表现之细腻，风神之秀丽，气韵之娴雅，也曾使它成为一本不平常的诗集。”[7]好友罗念生认为朱湘作品“是浪漫的灵感加上古典的艺术，他对于形式极其讲求，带古典色彩。他对于西洋古典文学极喜欢，而且极有研究，但那种精神没有明白地显现在他的作品里，正因为他是Patriotic（爱国的）诗人。”[8]确如罗氏所言，朱湘诗歌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壤，从抒情内容到诗歌意境的表达，以中国诗人的气质和音色唱出了“中国气派”。他的诗表现中华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处处透露出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
朱湘一向主张新诗创作应向古典诗歌和民歌学习，特别是古代民歌，认为其具有“题材不限、抒写真实、比喻自由、句法错落和字眼游戏”[9]的特征，这也对现代新诗的“审美维度”的完善大有裨益。他也相信，“我们如能将它（指民歌——引者注）撒在膏腴的土地上，它们一定能发出极美丽的花来。”[10]
因此，我们发现，在新诗人们热衷于模仿创作西方诸种诗歌艺术的时候，朱湘则在其新诗创作中努力保持了传统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11]华夏先民的民俗文化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有效地复现书写。如传统佳节——端午节的新诗《端阳》：
满城飘着艾叶的浓香；两把菖蒲悬挂在门旁；它们犀利有如宝剑，为要镇防五毒的猖狂。这天酒里都放着雄黄，家家无老少都拿酒尝；儿童的额上画着王字；喝不完的酒洒满一房。孩子穿着老虎衣裳，棕子呀棕子，尽是呼娘，娘，你带我划龙船去，好容易今天到了端阳！[12]
端阳即端午节，民谚云：“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插艾叶、悬菖蒲以驱邪纳吉，饮雄黄美酒，吃糯米粽子及赛龙舟。短短几句诗，家庭的晏然，儿童的企盼活灵活现，浓郁的节日气氛跃然纸上。宋代诗人戴复古曾描写端午民俗：“海榴花花上雨潇潇，自切菖蒲泛浊醪。”[13]“榴花角黍斗时新，今日谁家不酒樽。堪笑江湖阻风客，却随蒿艾上朱门。”[14]对端午民俗的生动描写，朱湘与戴复古诗歌异曲同工。抒情诗代表作《采莲曲》，选取传统题材，通过对欢快的劳动场景的展示和江南民俗画的描绘，诗人虽是写“采菱”，其情景与江南采莲亦大致相似。
如果说朱湘的《端午》生动再现了传统民俗的集体狂欢（巴赫金语）的话，那么，同样在吸取民歌和营养基础上，朱湘创作的精致而优美的《摇篮歌》，则突出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母爱的深情与伟大，唤醒的是母子之爱的静谧之美：
春天的花香真正醉人，一阵阵温风拂上人身，您瞧日光牠移的多慢，你听蜜蜂在窗子外哼：睡呀，宝宝，蜜蜂飞的真轻。
天上瞧不见一颗星星，地上瞧不见一盏红灯；什么声音也都听不到，只有蚯蚓在天井里吟：睡呀，宝宝，蚯蚓都停了声。
一片片白云天空上行，象是些小船飘过湖心，一刻儿起，一刻儿又沉，摇着船舱里安卧的人：睡呀，宝宝，你去跟那些云。
不怕牠北风树枝上鸣，放下窗子来关起房门；不怕牠结冰十分寒冷，炭火生在那白铜的盆：睡呀，宝宝，挨着炭火的温。[15]
《摇篮曲》又称催眠曲，是古往今来艺术家们常做常新的题材，作为母亲抚慰小儿入睡的歌曲，通常简短精炼，旋律轻柔甜美，节奏和谐有致带有摇篮的动荡感。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基于具体目的相同，摇篮曲普遍地存在于中西文化中，但朱湘在这首诗中选取的意象更具有民族传统特色。苏雪林曾在某一文艺会上亲耳聆听了朱湘的吟诵，她回忆其诗歌的魅力：“在某一个文艺会上我曾亲听作者诵此歌。其音节温柔飘忽，有说不出的甜美与和谐，你的灵魂在那弹簧似的音调上轻轻簸着摇着，也恍恍惚惚要飞入梦乡了。等他诵完之后，大家才从催眠状态中遽然醒来，甚有打呵欠者。其音节之魅力可想而知。”[16]可见这首母爱之歌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功，在实际运作中同样具有身临其境的不凡效果，这种成功的背后显示的是传统诗歌艺术的执著。众所周知，现代白话新诗创作伊始，众多诗人有意或无意忽视传统诗歌音韵传统的承继，胡适曾倡导新诗创作“不拘格律，不拘平仄”[17]以追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此种诗学观的倡导导致新诗创作走向的偏至，新诗中民族风韵味的缺席，传统诗体的解构中“谢绝音韵的帮助”[18]造成了诗艺的粗疏与下降。
对于此，朱湘表现出对新诗创作潮流的反动，他坚持传统诗歌艺术的音韵美，他认为音韵旋律是诗歌艺术的生命，甚至认为“音乐性的缺乏，五音乐性的诗！这绝不是我们三能想象出来的。诗而无音乐，那简直是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了。”[19]朱湘重视新诗音乐性、注重形体美、讲究炼字炼词等，都有着浓郁的传统诗学的文化积淀，并融注在诗歌创作及其诗学批评中。朱湘赞同柯勒律治对诗人评判的标准，即“要看一个新兴的诗人是否是真诗人，只要考察他的诗中有没有音节”，因为“音节之于诗，正如完美的腿之于运动家”，因此赞赏曹葆华的部分诗作“用一种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出来”[20]；给予戴望舒的诗《雨巷》高度评价，“在音节上完美无疵，……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无逊色”[21]。朱湘对新诗创作韵律的强调，既是对传统文化遗产的尊重，更是对五四以来新诗创作中表现的对传统反动的天马行空、狂放不羁式的悖逆与颠覆。他曾自述自己在具体的诗歌创作过程中对韵律的严谨追求，他说：“我在《婚歌》首章中起首用‘堂’的宽宏韵，结尾用‘箫’的幽远韵，便是想用音韵来表现出拜堂时热闹的锣鼓声，撤帐后轻悄的箫管声，以及拜堂时情调的紧张，撤帐后情调的温柔。《采莲曲》中‘左行，右撑’‘拍紧，拍松’等处便是想以先重后轻的韵表现出采莲舟过路时随波上下的一种感觉。《昭君出塞》是想用同韵的平仄表现出琵琶的抑扬节奏。《晓朝曲》用‘东’、‘飏’两韵是描摹镜声的‘洪’、‘杭’。《王娇》中各段用韵，也是斟酌当时的情调境地而定。《草莽集》以后我在音调方面更是注意，差不多每首诗中我都牢记着这件事。”[22]沈从文也注意到了朱湘诗歌对韵律的追求，他说：“朱湘的诗，保留的是‘中国旧词韵律节奏的灵魂’，破坏了词的固定组织，却并不完全放弃那组织的美”，“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却用纯粹的中国人的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自己的诗歌”，从而“使新诗与旧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渐变’的联续，而这形式却不失其为新世纪诗歌的典型，朱湘的诗可以说是一本不会使时代遗忘的诗。”[23]
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期间，异邦留学生涯中遭受到的弱国子民的歧视与侮辱激发了朱湘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具体表现在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遵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朱湘在给赵景深的信中表示要在文化事业方面创作出优越于西方的成就，他要“创造一个表里都是‘中国’的新文化”，“决计复活起古代的理想，人格，文化与美丽，要极端的自由，极端地寻根究底。”[24]从朱湘后来的一系列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朱湘的表白并非一时冲动，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自己的文化誓言，表现了“对于国家是这样的热烈，是这样的自任”。[25]
基于重建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感，朱湘在诗歌创作中有意识的弘扬传统文化，以期传统在当下的激活。如他在诗歌擅长挖掘传统题材，匠心独运地改造、生发，从而使传统基因表现出新时期思想表征。法国学者朱丽叶•克里斯蒂娃1966年指出：“任何文本都是一些引文的马赛克式构造，都是对别的文本的吸收和转换。”[26]朱湘代表性的叙事长诗《王娇》，即是对冯梦龙话本小说《喻世明言》中的一篇《王娇鸾百年长恨》的互文性创作。朱湘这次“故事新编”，第一次以诗歌的形式改造古代话本小说，一方面成功保存了元故事叙事结构，另一方面则大胆删枝除蔓，穿插艺术想象与虚构，揉进现代心理及细节刻画，重新塑造了王娇父女和老仆人的形象。而朱湘通过王娇父女和老仆人的形象的现代书写，目的恰恰为展示中华民族百姓善良正直、见义勇为的民族性，表现出对现代国民“劣根性”批判潮流的反动，令人深思。在艺术层面上，朱湘有效利用了民间文化叙事架构及语言表述方式，使得整首诗歌氤氲着浓郁的抒情色调，从内容到形式都洋溢着浓郁的中国诗味，应该说，这种艺术改造是成功的。朱湘曾表示他“极愿意作长诗”并且“深信我国国语最宜于作长诗”，其目的“用叙事诗的体裁叙述华族民性的各相”。[27]
朱湘在爱国主义激励下创作的表现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诗歌表明：“传统的成分与现代的成分并非泾渭分明，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到可以决定我们究竟是生活于‘传统’之中还是生活于现代之中，或者生活于两者的明显的结合之中。”[28]朱湘没有决绝地背弃伟大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积极从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及传统诗词中取材，“点铁成金”[29]，创造出以传统文化的“旧瓶”装进现代社会意识“新酿”。这是朱湘的诗歌创作对现代文学的新贡献，因为在梁启超倡导的晚清文学革新中，“旧瓶装新酒”的文学尝试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30]因此，苏雪林认为朱湘的创作即“善于融化旧诗词，旧诗词的文词、格调、意思他都能随意取用而且安排得非常之好”[31]。朱湘对于长篇叙事诗的有益尝试，既表现出其逆时代创作潮流而动的勇气，更突出了其非凡的创作才华。别林斯基认为：“只有既是民族性又是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文学；只有既是人类的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文学。”[32]朱湘的诗歌创作以其“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真实描绘本民族的历史场景，更突出表现华夏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朱湘创作完全符合别林斯基的论断。
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意境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范畴，也是古典诗歌文本构成的基本单位[33]，古代众多诗人及诗论家莫不将意境作为评价诗歌创作的重要标尺。近代王国维更进一步将意境标举到诗歌创作的极则，他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34]深受传统文学观念浸润的朱湘论诗同样注意到意境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认为诗歌的创作应着眼于“意境的创造”。以此为标准，朱湘尖锐地指出，胡适《尝试集》部分作品“意境平庸”[35]；也毫不客气地批评闻一多诗歌创作忽略了“意境”的营造反而“流入了重床叠屋的毛病”[36]。坦率的讲，虽然胡适及闻一多诗歌创作在当时赢得盛誉，就艺术缺陷而言，朱湘的批评话语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艺术创作的弊端。
朱湘不仅在批评观持此标准，他没有仅仅如晚清文学革新家们那样，停留于理论的探讨，他在具体文学创作中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特别是其“歌咏自然景物的新诗，意境安详，手法细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静之美”[37]。他在创作初期的新诗《小河》、《春》及《霁雪春阳颂》等作品，艺术上虽略显稚嫩，却能够自然生动的描绘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充满了细腻而清新意境。不仅如此，即使是描写传统文学意象中典型的反映寂寥衰败的自然景物描写，也与传统书写迥异其趣，如《废园》与《秋》二首小诗，一反传统诗歌见落叶而悲秋的萧飒氛围，在静谧的氛围中内含积极催人上进的质素。
美国社会学家马克•弗里曼曾引述麦金太尔的话说：“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史总是被纳入我从中获得自我认同的那个集体的历史之中的。我是带着过去出生的；……我的根本部分就是我所继承的那些东西即一种特定的过去，它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于我的历史之中。”[3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朱湘虽然竭力在其诗歌创作中彰显传统文化，但他并不沉湎于古境，没有甘于“专做古人的徒弟”[39]。描写内战事实的诗歌《哭城》暴露的是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的灾难。饥饿难耐的难民们在长城脚下流亡，甚至“饿得紧时便拿黄土填肠——/那有树皮吃的还算洪福——”，人们的悲惨遭际使得诗人禁不住发出愤怒的呼喊：““筑城的人已经辛苦备尝，筑城人的子孙又在遭殃”[40]，在这里，长城意象的再现分明表现了孟姜女般的诅咒。诗人深藏浓厚的现实关怀，他曾表明创作心迹，“我做诗不说现在，就是从前也不是想造一座象牙塔，即如《哭孙中山》、《猫诰》、《还乡》、《王娇》，都是例子。”[41]的确如此，如《哭孙中山》表达了对革命先驱早逝的痛惜之情，“四海哀哭，同声把圣德颂扬”[42]。正是因为诗人关注现实和民众，所以他的诗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也映照了朱湘的文学观：“要一切的情感在文学内能寻得优美的发抒的道路，新文学的努力方能成为有意义的，伟大的。”[43]
有人认为新诗是“泊来品”，但更为根本的则是中国时代的变革，即“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五四”前后出现的新诗创作潮流，强有力地推翻了传统格律诗创作的森严壁垒，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清除传统诗词的在每一个诗人身上留下的“集体无意识”，鲁迅就认为：“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44]
新诗人无论如何努力创新以摆脱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而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长远影响总是如影随形。朱湘本人从他自身对传统诗歌韵律的承袭认识到他“虽然作的是新诗，作诗时所用的依然是那有千年甚至数千年之背景的中文文字，古代音律学的影响，（用古韵除外），……新诗是逃避不了，并且也不可逃避的。”[45]
长期的诗歌创作促使朱湘对诗歌理论的思考，他对新诗创作中凸显出来的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却也未尝没有一贯的道理”，因为“新文学不过是我国文学的最后一个浪头罢了。他清晰地分析出地认为新旧文学的辩证歧异，“与其说是质地上的，倒不如说是对象上的。”[46]现在看来，朱湘的新旧文学观完全站在了文学界的庐山之外，令人信服。
值得注意的是，朱湘潜心于传统文化的同时，并没有胶柱鼓瑟地排斥外来文化的吸收。他认为新文学应当接受外来文化，融化外来文学思潮，促进新文学的创作，他说：“外来思想并非不能融为几有，——有时还极当融为几有，王维受佛教影响，但他的诗并非中译的印度诗，这只要拿他来同塔戈尔一比证，便可看出。就是李白集古诗大成的人，也未尝没有融化一点佛教的颜料。李天才更高于王，所以他融化外来思想时，更加彻底，毫不显露。”[47]所以，“新诗应当自家去创造平仄的律法”[48]。
三、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作家们激烈地抨击旧式封建传统文化以破旧立新，但其矫枉过正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萧乾执笔撰写的《大公报》社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一文，总结并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至时指出：“最初，白话文学家认为所有文言，都非文学。这个武断看法已葬送了中国文学宝藏十之八九。更可怕的结论是：凡为白话，都是文学。我们今日重读民初白话文学的作品，一面深佩当时先驱者的勇敢，然而隐隐间却也不能不感到把过往一切都弃如糟粕之可惜，世界各国文学，莫不是古今相衔接的。”中国文艺创作应当“继续客观的检讨，挑剔，吸引，消化我们文化遗产的精华，使中国文化不仅与异邦结绿，同时也与本土的传统衔接起来。”[49]对于融化传统文化艺术促进新诗创作，李思纯表达了可贵的珍视传统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旧诗及词曲的艺术，是很有可称的，所以融化此种艺术，以创作新诗，也可免了许多幼稚直拙的病。”[50]并举胡适的《新婚杂诗》、《一颗星儿》与康白情的《从连山关至祁家塞》为例，说明融化旧诗的作用。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看到，朱湘诗歌成就与李思纯的诗学观可谓殊途同归。
梁实秋坚持认为：“我们现在要明目张胆的模仿外国诗。”[51]这样以来，新诗创作固然取得了与旧诗不同的艺术成绩，然而，却与中国现实渐行渐远。不可否认，朱湘主张向民歌古典诗词学习，显然意识到了新诗存在的过分欧化的弊端，因为“新诗贴近时代，甚至具有超时代的‘前卫’、‘先锋’特征，但由于求新和超前的推力，很可能过分向边缘发展而忽视、甚至放弃传统的，或许也是中国诗歌固有的中心领域，同时也有可能在现实中迷失，而缺乏必要的高度和历史的纵深感。”[52]在论及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影响时，朱光潜认为：“西方影响的输入使中国文学面临着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就是传统。我们的新文学可以说是在承受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的传统。互相影响原是文化交流所必有的现象，……但是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延续性。”[53]面对新诗接受欧风美雨的情境，“作为中国文化的传人，人们又总是在情感上更能认同传统的诗歌原型，冬埋的文化种粒终于复苏了，而且日长夜大。”[54]这个观点说明了传统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使现代诗人难以摆脱“过去的掌心”[55]的诱惑。所以，有人认为：“新文学的发展方向是以西方化为主体的，它需要经过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洗礼才能真正走向成熟。”[56]有的则认为：“朱湘的诗既承受了古代词曲的文字，同时还承受了古代词曲的风格。”[57]还是石灵说得好，新月派的功绩就在于“他在旧诗与新诗之间建立了一架不可少的桥梁”[58]。在“五四”后涌现的众多优秀诗人中，朱湘是少数几个戴着镣铐跳舞且能跳出优美舞蹈的诗人之一，无怪乎柳无忌称颂朱湘为“完全的诗人”、“诗人之诗人”[59]了。
（责任编辑：周奇）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批准号：AHSK11—12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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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Jianhuai
Abstract:TheNewMoonSchoolpoetZhuXiangisdiligentinwritingmetricalpoems.Hemakesgreatcontributiontotheconstructionofnewpoemswithhispoemscompleteinformandprudentinmetrical,whichfullydemonstratehisartisticskillandtalent.ZhuXiangisinfluencedbywesternRomanticism,butasanationalpoet,hispoeticviewismorerootedin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fromwhichheconsciouslydrawnutrition,andthereforebecomeanuniqueschool.
Keywords:ZhuXiang;newpoem;traditionalculture;infil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