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共通感”是审美活动中主体想象力自由游戏产生的自由愉悦感，它是审美交流发生的内在机制。共通感从理论层面回答了艺术鉴赏中共鸣的产生、审美教育的进行以及文化（审美）共同体的建构等问题。当下审美范式的现代转型使得共通感面临着解构与狭义化误读的挑战，使得审美退化为不可交流的个人活动和成为进行社会区分的途径。在现代社会中保卫共通感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通过在创作方法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观，在审美态度上以“包容”为审美前提、以“自由愉悦”为理想追求两个具体维度保卫共通感，进而论证在全球化时代建构人类审美共同体之可能。
关键词：共通感；审美交流；自由愉悦；审美共同体
当代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社会的交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如果说以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为驱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已经建成，那么现代世界格局可以说是进入了全方位全球化时代，并且伴随着数字化的普及，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将更为密切。面对现状，中国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提出全球治理的共同方案：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文化角度出发，“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因此文明交流的内在机制、当下语境中对文明交流形成挑战的因素及如何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合理的文化交流机制等问题值得探讨。
一、共通感：审美交流的密码
“文明”是一个外延十分广泛的语词，与其相对的是“自然”，从这个层面而言，凡是人类主体的创造产物都可以称为“文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艺术等。这里讨论的是“文明”的一个方面，“美的艺术”（fine art），即“审美交流”。
17世纪初维柯提出“诗性智慧”，强调作为主体性的人除了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世界、发明创造，还有可以通过想象、直观等诗性思维进行认识活动、创造活动，这标志着“审美”成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入学理性研究的视野。然而不论是中方或西方，在认识到审美交流性的问题时，都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审美是可以交流的？如果说，审美作为一种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活动，那么它就是依赖主观个体而不是凭借客观实存或者逻辑概念而存在的，那么这就很可能产生“人人言殊”的驳杂局面；但现实的经验却与此不尽相同，因为日常生活中关于美的认识总是有公约数的存在，使得人们的交流产生可能。这里似乎就产生了一种背反现象：理论推导与现实经验出现了对抗。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学者康德，“康德在1790年写出了《判断力批判》，对审美（感性）的具体机制，鉴赏判断的本质与构成，作了学理性的分析，从而奠定了现代人关于‘审美’的认识”[2]。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美的质作了界定，规定美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愉悦后，便紧接着对上述问题，即审美交流的产生机制问题进行分析。应该要看到的是，关于审美的交流性问题，是关于不同主体对美的看法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关于“量”的问题。在审美判断力分析论的第二契机中，康德紧接着第一契机进行关于美的质的分析，对美的量进行了梳理。首先，在康德看来能够引起主体愉悦感的只有三大契机：善、快适和审美，对此康德进行了二分，其依据是产生愉悦是否依据概念。因为在康德看来，审美所产生的愉悦仅仅与主体内心的活动有关，而与理性、逻辑、概念毫不相关，依据概念而产生愉悦的善被划分出去。其次，康德对不依靠概念而产生的愉悦感官鉴赏（快适）与反思鉴赏（审美）进行了区分。一方面，感官鉴赏由于是对欲望的渴求，它是具有功利性的（从质的层面而言），另一方面，感官鉴赏引起的是个人感官上的刺激、快适，所以它的产生源于个体的趣味不同，因此它是一般性的、不可交流的。需要注意的是，康德对这一点的划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日常生活中感官鉴赏极易扮演成审美，形成一种“伪审美”，从而造成争辩。例如现代青年的追星、追剧产生的不同观点，乃至地域性的差异（如沪杭饮食偏甜、川湘一带喜辣），或者民族性的差异（以服饰为例，中国的汉服、日本的和服、欧洲的西装）①。这种基于私人感官的喜爱争辩，是没有必要和没有意义的，因此康德就此得出结论，“所以在快适方面适用于这条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感官口味）”[3]。最后，当康德将有关不是审美而引发的愉悦全部剔除后，他进入了对审美的分析，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审美是具有普遍性的。
康德认为，审美是具有普遍性的，并且创造性地说，这是一种感性的普遍性或主观的普遍性。如果说唯有依靠逻辑、理性，人们才能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经验的、主观的感性认识，可以达到一般性吗？即当某一个主体认为某物是美的，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一物是美的吗？康德的回答是明确的，他坚定地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既然它不是建立在主体的某个爱好之上（又不是建立在某个另外的经过考虑的利害之上），而是判断者在他投入到对象的愉悦上感到完全自由……因此他必定相信有理由对每个人期望一种类似的愉悦”[3]。需要指出，这不是一个经过证明的结果，与其说这是一个理论推导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一个康德信仰式的回答。康德基于人类学的立场，赋予审美一种超越性、包容性，而这种超越性的生成是因为他在美中寄托了最为宝贵的品质“完全自由”，是内心状态的“自由游戏的情感状态”[3]40。康德相信这样一种“自由”是人所共有的，不仅限于德国人，也不仅限于欧洲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康德指出这种“自由”的情感状态是可以交流的，“这种情感的这种普遍可传达性却是以一个共通感为前提的”[3]58，“在一个鉴赏判断里所想到的普遍赞同的必然性是一种主观必然性，它在某种共通感的前提之下被表象为客观”[3]58。因此，康德系统性完成了对审美可交流性的阐释，审美活动的交流性根本原因在于共通感的中介，共通感即“自由愉悦”。由此可见共通感理论在康德审美理论中具有关键地位，可以说它是打开审美交流性的钥匙，刘旭光就认为共通感具有重大意义，它使得纯粹审美是可能的、私人化的“趣味”具有公共性、鉴赏判断成为先天综合判断[4]。
康德以后，1795年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问世，从人类学的角度论证了审美之于人的发展的必要性，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家（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发展，审美的崇高地位得到奠定，“审美可以救赎心灵，审美可以振奋生命，审美可以升华与净化人，审美可以代替宗教”[2]。由此，审美现代性从欧洲走向世界各国，美育、审美救赎成为20世纪初人文学科的重要倾向，清末王国维、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潮的一个分支。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发展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审美”幻化为乌托邦式的存在，其直接表征便是审美的交流性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危机，共通感面临着重重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二、共通感的理论意义及其现代危机
康德学理性解释了审美交流的发生机制：正是因为审美活动中蕴含着具有先验性的共通感，他推导出“凡是那些没有概念而普遍令人喜欢的东西就是美的”[3]42。作为康德审美理论的核心，共通感理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艺术鉴赏层面，它是产生共鸣的基础。当人们在欣赏艺术品或艺术文本时，发出无功利的赞叹：这是美的，他必然是期望所有欣赏者也会有这样一种由衷的赞美，这样一种对普遍赞同的渴求，便是一种对共通感的追寻，在这里共通感建构起一个文化场域，所有的欣赏者通过共通感欣赏艺术、参与讨论、引发共鸣，而这个共通感就是包含在艺术中的本质精神：自由愉悦。从这个层面而言，哪怕是对艺术品的厌恶、排斥的言论也是由共通感中介着，因为这也是一种普遍赞同的追求。其次，从艺术教育层面，它是审美教育得以发生的理论基石与指导。一方面，审美的可交流性表明审美不是个体性的活动，美不仅可以被欣赏，同时可以被表达，审美教育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共通感所呈现出的自由愉悦的精神，指明了美育的最终归宿，各式各样的艺术课程、活动，如美术教育、书法教育、音乐教育或者各种艺术展览、博物馆展厅，都是一种手段，它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艺术匠人或艺术鉴赏师，而在于滋养心灵，在于自由愉悦的审美精神的培育，塑造真正意义上现代意义的公民。这里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19世纪欧洲教育理念中“审美的人”的塑造，“审美的任务就在于要不断培植、强化和拓展人身上这种‘纯粹理想人的成分’，使现实的人不断上升为理想的人，从而实现人的性格的完整性和人性的完满性”[5]。最后，从宏观文化层面而言，它是建构文化（审美）共同体的理论支撑。在康德的理论中共通感是先验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共通感的形成与民族的文化历史积淀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与一个时代的风尚密切相关。这里看似又一个悖论：既然如前文所言，共通感的核心是内心状态的自由愉悦，为何还会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区分？这是认识共通感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康德没有解答，其实这是缘于共通感的一个结构特性，不妨称之为“内外二重结构体”：共通感的内核是一致的，即主观精神的自由愉悦，但是它的外部表现形式却是多元的，表现方式、呈现载体各不相同。以绘画为例，中国画多为写意，西洋画多为写实，但二者的共同追求都趋向一致，即由个体的自由创造而悦神悦志。就当下而言，目前最大的文化共同体单位仍是民族国家，但是从人类发展史的进程中可以发现，人类的文化共同体在不断扩大，从碎片化的氏族部落到地域性王国，再到现代民族国家，应当有理由相信，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是有可能建立的，那时便是真正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同国家的公民不会因为具体的艺术品的样式而产生差异，而是在反思鉴赏中领悟着多元艺术公共符码：主观的精神的自由愉悦。
如东县自2006年开展听力筛查工作以来，认真落实国家卫生部《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及《江苏省新生儿疾病筛查质量控制标准》，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利用县、镇、村三级保健网络，加强听力筛查初筛与复筛动员工作，由镇卫生所和村保健医生做好初筛动员工作，对未复诊的阳性儿童由镇卫生所儿保医生追访复筛、确诊和治疗结果。本县听力筛查初筛率和复筛率均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六年间，初筛率由82．64%逐年上升到96．89%，复筛率由53．19%逐年上升到75．86%，年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数据预处理。将1∶250 000 DLG数据库导入到局域网服务器上建立的ArcSDE + Oracle数据库中，作为后期数据更新的基础数据库。
（2）密度。在所有患者中，密度表现均匀的患者有10例，比例为27.8%；空泡征患者有8例，比例为22.2%；支气管气像的患者有6例，比例为16.7%；蜂窝状改变的患者有2例，其比例为5.56%。钙化的患者有4例，其比例为11.11%；空洞的患者有2例，其比例为5.56%；而密度不均匀的患者有8例，其比例为22.22%。36例周围型小肺癌患者中，空泡征表现为结节内点状低密度影，其直径较小，处于1mm至2mm之内；而结节内部管状气体密度影，则是支气管气像，有时候会出现分支的表现；钙化的密度表现为细砂粒样，在分布特点上是自中或者是偏自的分布形式。
“目遇形下之器，心会形上之道，于细小处见卓异，于点滴处现深情”[12]，这是关于审美的一个“审美式”回答，而汇通于“物”与“道”的便是因想象力自由游戏产生的共通感。当共通感在现代社会遭到挑战时，同时也是对康德以来现代人的审美方式进行颠覆。或许在科技的引领下当代人审美范式的转向不可避免，但是对狂欢、肉体欲望的追求，对审美中个体、民粹的兴起，违背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当下的人或许不能精准预测未来审美活动的具体表现，但是可以斩断审美转型中的不利因素，基于此应呼吁：保卫共通感，建构人类审美共同体。
三、保卫共通感：审美共同体建构之刍议
在后现代语境下共通感面临着解构和狭义解读的严重挑战，基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应该发出呐喊：保卫共通感！应该要看到，共通感其中所蕴含的自由愉悦是康德美学给予人类最伟大、最高贵的馈赠，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珍贵的理念。
2)地理位置：主要从交通、海岸位置等考虑，例如港口岸电、港口装卸等沿海才具有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地形，如部分轨道交通不适合建在山区等情况。
另一方面，在审美态度上，以“包容”为审美前提，以“自由愉悦”为理想追求。正如前文所言所提及的共通感“内外二重结构体”，它寓于各式各样的美学作品之中，却指向自由愉悦的本质内核。那么，对于外部文艺作品的多元形态，我们应当做到的就是审美时的包容。审美活动是一种追求普遍赞同的行为，当某一主体认为“某物是美的”，那么他必然希望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美的”，因此这样一种希望中包含的是一种肯定性的感知。中国古代审美理论中强调“成己成物”“心与物游”的思想，表达的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和谐，这其中需要的是理解、沟通，是包容。“审美首先是一种态度，它代表着宽容、理解、鼓励与爱”[6]，“让我们的善良与宽容成为我们观看对象的前提”[6]。如果说，包容是审美活动的前提，在包容中人类可以“求同存异”“美人之美”，那么审美的最终追求或者说审美的理想应当是自由愉悦。应该要认识到，审美并不是对物自体的深刻洞察，也不是对物的功利判断，而是基于想象力基础上对物的实存的主观重构，在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产生最为高贵的精神：自由愉悦。这并不是康德的独创，中国审美精神也是对精神自由的强调，如庄子提出的“逍遥游”，又如宗白华先生对“意境”的描述：“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11]。通过审美活动中自由精神的熏陶，促进世界处于一个相对大同的和谐局面，少一些恶性的博弈竞争、话语霸权，多一些合作共识。从这个层面而言，审美共同体的建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一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心灵的化育。
一方面，在创作方法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观。“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是与创作者“自我”为中心的创作观相对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审美沦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力求改变现代艺术中“喃喃自语”的情况，以重构文艺的共通感，恢复文艺在最普泛大众中的交流活力。在人类审美共同体建构中，“人民”一词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国人民，它的外延应当包括最广泛的世界人民，基于此，创作者应当要做到以下三点。其一，文艺创作要立足于大众个体真情实感的书写。东西的文化交流给我们启示，人类虽有民族、地域、国家等差异，但是在本质情感上却是相同的，“文化的共同性和理论的通约性是人类文明得以交往的前提……无论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都包含许多人类共同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价值体验”[10]。其二，文艺创作要紧扣时代的脉搏。文变染乎世情，因此优秀的文艺创作一定是时代精神的诗性书写，以美的话语方式把握乃至预测社会发展规律，这样一种“接地气”的文学因其来自人类的生活之中，必然能引起世界人民的共鸣。这里并不是强调机械的文艺反映论，而是强调文艺的源泉一定是来自生活，至于具体的创作方式则各有不同。其三，文艺创作应具有一种“天下情怀”。“天下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维度，只是在近代西学理论东渐后渐渐失语，建构人类审美共同体应当树立“天下情怀”，文艺创作关心人类的普遍问题、终极问题，这一方面中国科幻文学的兴起提供了典范案例。
就当代社会发展趋势而言，建构人类审美共同体是可能的。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潮流而言，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倡议使得人类审美共同体的建构得以可能。第二，从人类的交流手段而言，交通技术的进步让交流艺术展、交流会的跨国举办变得更为便捷，空间不再成为阻碍人类交流的现实障碍。第三，从中西方文化交流而言，现代中西文化的“对话性”日益加强。客观而言，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1840年以后，至今不到200年。应该要注意到这种时间差的存在，不能使两个具有异质性的文化圈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完成已有2000年有余的文化积淀的全面理解。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之间交流的地位也不是对等的，西方文化作为一个“强势他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然而，伴随着中国学者学术自信的逐步确立，中国对西方文化的阐释不断趋于客观、真实，不丑化也不神化，同一平台的对话促使文化交流更为深入。第四，从艺术品自身传播机制而言，科技进步促进艺术品的人民化发展。机械复制技术打破了封建时代文化艺术的贵族垄断，普泛大众对艺术作品的接受度日益增强，特别是现在数字时代，经过“1”“0”数字编织的电子艺术品传播更加便利。第五，是现代文学格局中科幻文学兴起。科幻文学与其他题材文学最为突出的不同，就在于本身的“世界格局”，科幻的性质使得这一文学题材自诞生伊始便是从极为宏达的宇宙视野对全人类生存、技术、能源、环境等问题的叩问，因而它本身就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立场的，“科幻作家的全球化视野中，一个村庄不再是简单地自成一体的乡土社会，而是置身世界市场，受到林林总总诸如新技术应用、能源价格变化、国际冲突与妥协的影响，从而召唤着新的知识、修辞和想象”[9]，可以推断这样一种文学是可以激发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读者接受的，这必然有利于审美中共通感的培育。现代审美文化中共通感具体的建构方法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二，审美共通感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狭义化误读的危机。所谓“狭义化”，是指现代学者在对共通感的解读中没有理解其真正含义，而只是看到它的表层，形成了负面的误读。正如上文所言，共通感以“内外二重结构体”作用在鉴赏判断中，它的外部结构是多元的，是不同艺术形成的差异，但是它的内部核心却是统一的，都是对自由愉悦的追求，因此，现代有些学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仅仅抓住共通感的外部结构，通过对审美活动中差异的阐释，将审美活动定义为一种“社会区分”或“社会分层”的手段。过度强调差异即审美中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狭义地从共通感理论汲取资源，极易发展出一套具有“区分”性质的审美文化：美是地域的、美是种族的、美是国家的，这与康德超越区分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这种思想以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尔为代表，《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便是从社会历史角度狭义地解读了共通感，审美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它有效地进行社会区分与社会分化。更有甚者，极其扁平化地强调审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强调个体某一阶层的文化归属与文化服从，并为这样一种审美理论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彻底的误读，应当要记住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本质的定义：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从发生学角度而言，审美文化的形成的确与民族早期先祖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大河与海洋环境下所孕育出的文明必然具有不同的气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很好地对其进行了阐释：艺术的诞生并不完全是创造者自觉意识的产物，它其中包含着超越个人的“集体无意识”，这是民族文化基因的隐形显现，是一种深刻的“种族记忆”。但是利用共通感来制造社会差异，是对康德理论最大的误解，要理解这一点，应当要回归到最原始的问题：康德为什么要提出共通感理论？简而言之，康德是想利用其超越现实的具有功利性的差异，在审美领域为人的精神立法。康德将共通感定义为先验的、普遍的，使的具有普遍性的纯粹审美得以可能，其中蕴含着深沉的寄托：人在文化层面可以超越现实中如个体、地域、民族的域限，形成超越差异、超越区分、相互理解、和谐自由的审美文化。
第一，审美的共通感在现代艺术中存在着被解构的可能。所谓“解构”就是指现代艺术中审美共通感的消失，艺术成为创作者自我表达、自我宣泄的途径，接受者们不知其为何物，也不知如何欣赏，艺术演化为不可知的神秘之物。“现代艺术像一架来自未来的机器，却没有说明书，喃喃呓语般的自我表达和迷狂版的自我表现以‘反对深度’、‘反对阐释’为理由，让审美成为一种个人化的体验”[6]。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打碎了人们关于科技的憧憬，社会进步的乌托邦毁灭，在饥饿、战争、死亡、技术异化、经济危机等残酷现实面前，怀疑、反思、迷茫充斥在西方主流文化语境中，解构传统、抛弃理性、强调多元、突出边缘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追求，由此传统艺术的宏达叙事与社会关怀被碎片叙事与个体发泄代替。此外，推动艺术发展“向内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强。20世纪照相技术的兴起，“技术主导下的视觉革命”[7]不仅创造了诸如电影这样新的艺术，同时也对传统“艺术”（fine art）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摄像技术既然能够真实记录下生活，艺术的模仿论或者说现实主义方法还有价值吗？由此，文学、绘画、雕塑等传统艺术成为创作者自我内心表达的途径，在20世纪上半叶社会文化语境的催化下愈演愈烈，世界从“可以把握”（现实主义）到“无法把握”（表现主义）再到“不需把握”（荒诞主义），创新、虚构、戏仿等多种艺术手法参与，使得受众在新奇而又陌生化的艺术作品前不知所措，几乎无共通感可言，“鉴赏失语”使得审美交流变得乏力不堪。特别是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下，科技参与下的装置艺术追求的就是一种私人化体验，艺术本身也成为一个暂时性的“事件”，“制作一个装置艺术不是为了流传也不是为了永久收藏，而仅仅是服务于当下的暂时性”[8]，一切坚固的东西在后现代的加速社会中都烟消云散，审美交流的式微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注释：
①这里不是否认服饰具有审美性，而是为了论证当人们从实用的角度争论哪国服饰更美时，这便陷入了感官鉴赏，这是没有意义的。而当人们进入一种自由之境进入对服饰欣赏时，其状态是审美的，可以相信，自由状态下的心灵是不屑于评头论足的。
“我决定考大学了。”我把头伏在课桌上嗡嗡地说着。对于我的突发奇想，沐子显然有些惊讶，狠狠敲了我一记直尺，笑着说：“好啊，你要是敢半途而废，我就打断你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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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ensus Communis——the Construction of Aesthetic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Wang Yichen,Li Xiaoyin
(College of Literature,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1900,China;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Hefei 230036,China)
Abstract:"Sensus communis"is the sense of pleasure generated by the free game of the subjective imagination in aesthetic activities,and it i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ccurred in aesthetic communication.Sensus communis,from a theoretical level,answers the generation of the resonance in art appreciation and the questions such as how to carry out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how to construct the cultural(aes⁃thetic)community.However,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aesthetic paradigm makes census communis face the challenge of deconstruction and misreading in the narrow sense,which makes aesthet⁃ics degenerate into a non-communicable individual activity and a social distinction tool.It is not only pos⁃sible but also necessary to defend the identity of census communis in modern society.By stick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view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in terms of creative methods,and taking"inclusive⁃ness"as the aesthetic premise and"freedom and pleasure"as the ideal pursuit in terms of aesthetic atti⁃tude,this paper aims to defend the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 and further demonstrate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human aesthetic community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sensus communis;aesthetic communication;freedom and pleasure;aesthetic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19）02-0045-006
收稿日期：2019-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94)
作者简介：
汪一辰（1996—），安徽桐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及文艺美学；
李枭银（1998—），安徽淮南人，安徽农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及文艺美学。
责任编辑：曲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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