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的曾巩被尊称为一代“醇儒”，足见其对儒学服膺之深。然而通读《曾巩集》，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曾巩一生对佛学的认知有着较大的变化。曾巩对佛学的认知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对佛学的感性认知以及理性认知。这一认知过程对曾巩的为人处世以及曾巩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曾巩；儒学；佛学；认知过程；影响
宋明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是指此时的儒者有意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北宋曾巩为理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用之一就是曾巩阐明了如何融合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清代归庄在《书千佛偈跋》中言：“余素墨守儒家之学，不知佛理，然亦不辟佛，一时善知识多相善；奉先母之命，亦诵《普门品》，其他经藏，全未经目；偶作佛家文字，亦本欧、曾家法，不效柳、苏也。”[1]317文中明确提出欧阳修、曾巩与佛学的关系跟柳宗元、苏轼与佛学的关系不同。实际上，柳宗元、苏轼把佛学看成与儒学平等地位的学说，而欧阳修、曾巩只是将佛学看成服务儒学的工具。曾巩融合儒释的方式对当世和后世影响颇深，所以探讨曾巩如何贯通儒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 曾巩对佛学的感性认知
曾巩的先祖曾参是恪守儒学的典范，曾巩的祖父、父亲也坚持以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因此，孩童时代的曾巩就深受儒学的熏陶。从曾巩祖父曾致尧的遗训“无以佛污我”[2]598便可窥见其整个家庭儒学修为的一斑。曾巩青年时代树立的雄伟志向，也正是以儒学作为指导方针，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曾巩前段人生会持有如此坚决鲜明的排佛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也导致其对佛学的认知停留在感性的层面。
首先，曾巩认为佛学其“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3]178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宣扬佛法，僧徒将佛学的教义与儒学的观点相比较，并声称佛学胜于儒学，从而导致了儒释之间的尖锐对抗，宋代依然是如此。如《龙舒净土文》记载：“长芦赜禅师作《劝孝文》百二十篇……后二十篇言：劝父母修净土，为出世之孝。盖世间之孝一世而止，尤为孝之小者；出世之孝无时而尽，以父母生净土，福寿不止如恒河沙劫，此莫大之孝也。”[4]68契嵩也认为：“天下以儒为孝，而不以佛为孝……是见儒而未见佛也，佛也极焉，以儒守之，以佛广之；以儒入之，以佛神之，其孝至大矣！”[5]33则是在否定儒家之孝，而肯定佛家之孝，但这种论述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佛法。在曾巩看来，佛学着眼点过于狭隘，因此“不足以尽万事之理”[3]178佛学的根本目的是让世人脱离俗世苦海，但这种出世和不作为的思想恰恰与儒学的入世和积极作为的思想相悖。曾巩对此也措辞十分激烈：“故与之为衣冠、饮食、冠昏、丧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者，莫不一出乎人情；与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忧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与之处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乱之所去也。与之所处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谓圣矣乎？……圣人者，道之极也，佛之说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为失也。”[3]178在曾巩看来，佛学之道不足以达到“安且治”的效果。
其次，曾巩认为“其(佛学)时节经营，皆不自践”[3]289给国计民生所带来的危害非常巨大。曾巩对佛家不务常业的批判，实际上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曾巩所处时代，佛教的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当繁盛时期。太祖、太宗两朝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佛教采取既扶持又打压的策略。但是到了真宗朝，情况为之大变。据《宋会要辑稿》载：“天禧三年(1019)……凡度二十六万二千九百四十人。道士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僧二十三万一百二十七人，尼万五千六百四十三人。”[6]9985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而“(神宗)熙宁八年(1075)，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诸州军僧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九十九人。(熙宁)十年(1077)，僧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6]9981同样极其可观。宋高宗赵构曾言：“朕观昔人有恶释氏者，欲非毁其教，絶灭其徒；有喜释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献言之人，有欲多卖度牒，以资国用者。朕以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拨放，十数年之后，其徒当自少矣！”[7]2397-2398一语道出了释氏的真正威胁。而曾巩所言：“百里之县，为其徒者，少几千人，多至万以上。”[3]289则是其亲身感受到的威胁。因此，从经济利益上看，排佛也是势在必行之事。
相对与初中，小学数学课堂。教师讲得慢、细，练得多。直观性强；而初中教师讲得精，练得少，抽象性也比较强。小学生是以机械记忆、直观形象思维为主。因此，进入初中后，我们必须结合学生的特点，从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快速地改进教法，搞好教学方法上的过渡。
首先，曾巩发现僧侣们十分勤奋。庆历六年(1043)，曾巩在《分宁县云峰院记》中写道：“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门闼靓深，殿寝言言。栖客之庐，斋庖库庾，序列两旁。浮图所用铙鼓鱼螺钟磬之编，百器备完。”[3]272文中提到自邑僧道常治理该寺院后，该寺院才兴旺起来。曾巩将其原因归结为：“吾闻道常气质伟然，虽索其学，其归未能当于义，然治生事不废，其勤亦称其土俗。”[3]272-273此时的曾巩虽然只有25岁，但已经饱经风霜。18岁时，曾巩开始参加科举考试，24岁时又参加了一次，但均告失败；同样是18岁，父亲因坐诬失官，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切身的惨痛经历，曾巩才会逐渐放弃对佛学的偏见。庆历八年(1048)，曾巩在另一篇文章《菜园佛殿记》中写道：“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至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噫！佛法固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如此。至于世儒，羽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乃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之意。”[3]280-281其对佛学的夸赞，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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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巩对佛学的理性认知
首先，佛学促使曾巩的性格由浮躁变得淡泊。面对生活的困顿，曾巩发出了“独有田庐归，嗟我未能及”[3]42的感叹。面对儒生们的堕落，曾巩以“谁能怀抱信分明，扰扰相欺是世情。只有陋儒夸势利，几曾高位囗(1)据2004年版中华书局出版的《曾巩集》的注释，此句缺漏一字。功名。”[3]728这样尖锐的文字来加以批判，足见其性格中还是具有浮躁的一面。但面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曾巩却将佛学的“淡泊无累”融入个人的生活当中。如《招隐寺》诗云：“此乐非外得，肯受世网牵？我亦本萧散，至此更怡然。”[3]70言明自己“萧散”的性情，其结果是“故多物外趣，足慰倦客心。”[3]74这种淡泊的心境不仅体现在曾巩对佛学的向往，也体现在其对尘世的厌倦。曾巩以“但恨绁尘羁，无繇数追寻”[3]74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由此可见，曾巩出行时的萧散，饮酒时的豪放便是释然洒脱的表现。就在曾巩外任之际，也是王安石变法紧张开展之时，此时的中央和地方都是一片惶然。变法所导致的种种弊端，自己工作上的种种琐事，不是曾巩自己能够左右的，因此曾巩选择了退让。这种“黄金驷马皆尘土，莫诉当欢酒百瓯”[3]116的举动，正是一种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解脱。
最后，曾巩认为“其(佛学)法能为人祸福者，质之于圣人无有也。”[3]178佛教自诞生之后，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将人送至极乐世界，从而免除一切痛苦和烦恼。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其中国化趋势日益明显，但其核心依然是普度众生至极乐世界。佛学的终极目标虽然充满了玄幻色彩，在民间却有着广阔市场，但“子不语怪、力、乱、神”[8]480则是将儒学与民间尚神鬼的风俗隔离；而佛教则不然，其诸多教义不仅被阐释为与儒学有着本质的共同点，还迎合民间的神鬼风尚。北宋曾巩所处的年代，朝廷面临着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其直接后果就是百姓生活的负担加重，而与“怪力乱神”有着紧密联系的佛教与道教却似乎给了百姓一丝光明和希望。在这种背景下，曾巩所言：“至于浮图，人虽费如此，皆置不问，反倾府空藏而弃与之。”[3]178很明显是世人在儒学之外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曾巩认为根本行不通。
其次，曾巩亲身体会到僧侣们擅于经营的智慧。曾巩所接触到的云峰院、菜园佛殿的僧徒们都有着勤奋的品质，但仅仅靠勤奋是不足以让佛寺繁荣的，“其中亦有智然”所反映的就是“从小致大，以难至易”的这种擅于经营的智慧。曾巩居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期间，所做的《合酱作》诗言：“孺人舍我亡，稚子未堪役。家居拙经营，生理见侵迫。”[3]64明确批判自己不擅经营。从青年到中年，曾巩的屡次科举考试都未能成功，宏伟的抱负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得不让曾巩一次次去反思和总结自己的人生，最终使得自己的言行变得切实可行，其官场事务才被打理得妥贴，文学创作也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得不说，僧侣们的实际行动给了曾巩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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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判越州是曾巩政治生涯中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自嘉祐二年(1057)科举上榜以后，正是“嗟予计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颓”[3]1的抱负得以施展的时候，展现在曾巩眼前的却是一场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濮议之争”曾巩选择旁观；王安石变法，曾巩则是多次进言。从曾巩的行为可以明显看出其行事的一条原则：儒学之道当救济天下，而不是寓于宫廷争斗。但拥有雄心和抱负的曾巩最终还是沦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后佛学的种种处世主张才真正被曾巩采纳。由此开始，曾巩的文学创作的风格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曾巩的前段人生可谓坎坷，其间也曾羡慕过陶渊明，一度有过放弃功名的想法。但是在科举考试失败的时候，欧阳修依然鼓励着他。在生活极其困顿的时候，杜衍、刘沆都曾极力相助。这些都让曾巩对自己的人生怀有希望。39岁一举上榜，又使得曾巩获得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增添了对于所执理念的信心。因此从孩童时代到通判越州前，曾巩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所以其排佛立场便一直比较坚定。
最后，佛学促使曾巩从单纯的儒学视角到多角度审视世道。曾巩认为佛学的缺点与诸子百家一样，在于其“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而圣人则是“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3]178曾巩还认为佛学“其法能为人福祸者”违背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曾巩对于佛学的批判完全是基于儒学的立场。但生活的坎坷和科举考试的困顿，则使得曾巩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如果说，佛学启发曾巩学会淡泊名利，学会经营自己的事业，那么曾巩外任的10余年的时间里，他的种种所作所为已经不再是儒学乃至佛学所能够涵盖的。但正是由于佛学给予曾巩的种种感悟，才使曾巩去发掘儒学之外的世界。本着儒学的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曾巩在任期间的作为可圈可点。其对州郡的治理得到了百姓的认可。在所辖区域内，曾巩去民疾苦，除暴安良，以至于“既罢，州人绝桥闭门遮留，夜乘间乃得去。”[3]793曾巩的诗文作品中还留下了一些关于道士、道观的作品，他对陶渊明也怀有向往之情，可见他也具备道家的隐逸思想。这些足以证明：曾巩尝试以多元的视角去审视这个世道。这些举动源自佛学对曾巩的启发，使其能以较为开放的视野审视百家学说。
3 佛学对曾巩为人处世的影响
早在曾巩居家临川的时候，便在《题祝道士房》一诗中写道：“悠悠行处是风波，万事万惊久琢磨。心逐世情知龃龉，求身闲伴恐蹉跎。功名自古时应少，山水输君乐最多。”[3]727不得不说，经历过苦难和挫折的曾巩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少年，而是开始在儒学之外去发现一些对自身、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思想理论，因此佛学便以另一种姿态进入了曾巩的视野。从此，曾巩开始对佛学进行真正的理性认知。
其次，佛学促使曾巩由拙于经营到擅长经营。早年人生志向远大的曾巩在实际办事能力方面确实不尽人意。由此也促使曾巩发现了僧侣们的“治生事不废”与“善殖”，而自己却是“拙经营”的事实。由此而受到启发，曾巩成功地借鉴僧侣们善于经营的优势。如曾巩对越州鉴湖的治理。曾巩揪出“近世则不然，天下为一而安于承平之故，在位者重举事而乐因循……则吾之吏，孰肯任难当之怨，来易至之责，以待未来之功乎？故说虽博而未尝行，法虽密而尝举”[3]207的原因，再提出“及到官，然后问图于两县，问书于州与河渠司，至于参核之而图成，热究之而书具，然后利害之实明”[3]208的解决之道，从中不难看出曾巩善于治理的优点。另外曾巩在《福州上执政书》中言：“其于经营，既不敢以轻动迫之，又不敢以纵玩之。一则谕以招纳，一则戒以剪除。”[3]270采取了怀柔与打压并施的政策，最后成功地镇压了反叛，也是曾巩擅于经营的典范。另外，外任后的曾巩，确实巧妙地处理了为官和生活上的矛盾，使得曾巩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处理官场和生活中的烦琐之事，而从其实际的效果来看，曾巩确实做到了工作与生活的两不误。
从孩童时代到通判越州之前，曾巩虽然对佛学持排斥立场，但其间的诸多人生经历却在慢慢地改变着曾巩对佛学的看法。父亲的失官，是曾巩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由此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首先，曾巩的生活因此陷入困顿之中；其次正直的父亲无辜被罢免，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曾巩才会去体悟佛法。从这时起，曾巩开启了对佛学的理性认知。所以在青年时代到通判越州前，曾巩对佛学的认知，既有感性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通判越州后，曾巩抛开了对佛学的偏见，对佛学的认知也越发的理性，而那种坚定的排佛声音已经绝少出现。
在史馆编校书籍时，曾巩曾言：“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雠。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3]61足见，曾巩对于官场上的刻意钻营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清楚的。虽然此后曾巩的人生既需要筹算，也有着外忧，还进行着交游，但并不是为了“黄金满籯”“大印如斗”，对于个人，则是为了修身养性；对于社会，则是为了倾力治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巩所具有的处世技巧已越发的高深。
4 佛学对曾巩文学创作的影响
最后，曾巩意识到佛学所强调的乐善好施、淡泊名利、开俉迷徒的价值所在。在《分宁县云峰院记》一文中，曾巩不仅提到了僧侣们的勤劳，也提到：“至有余辄斥散之，不为黍累计惜，乐淡泊无累。”[3]272反观其在同一文中提到的俗人则是：“分宁县人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喜争，其土俗然也。”[3]272于是曾巩感叹道：“民虽勤而习如是，渐涵入骨髓，故贤令长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3]272显然曾巩无奈地发现这些百姓“未易治教”。曾巩的慨叹，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兆示着儒学在传播和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曾巩在《菜园佛殿记》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有一时之利耳，安能行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持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以愧吾道之不行也已。”[3]281在曾巩看来，正是由于世儒的懈怠才导致“吾道之不行”，进而出现了“未易治教”的现象。而佛学的高深之处，就在于其使僧徒能自觉按照其教义行事，即使面对诸多诱惑，也绝无贪婪之念。虽然某些僧徒的作为并不尽然，但是曾巩很显然并不是刻意去揪取佛学的污点，反而是在欣赏其优点，说明曾巩对佛学的认知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知齐期间，曾巩创作的《请文慧和尚开堂疏》云：“三学并凑，四众齐臻，咸伸半偈之咨，共望一言之益。幸提海印，直示真诠，开俉迷徒，光扬佛事。”[3]784证明曾巩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坚定地排佛；相反，曾巩已经意识到佛学可以“开俉迷徒”，因此要“光扬佛事”。可见曾巩对佛学的认知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首先，佛学促使曾巩的诗风变得宁静淡泊。正如其性格一样，前期曾巩的诗歌充满了理想和抱负，也因为理想和抱负的破灭而充斥着无奈和失落。在经历了诸多人事宦海风波之后，曾巩的诗歌风格已经与之前的诗风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前期的诗歌展现的是一位愤青的话，那么后期展现的则是一位宁静淡泊的官员。这种宁静淡泊的诗风体现在曾巩创作了不少描写佛家的诗歌。知洪时，曾巩创作的《僧正倚大师庵居》诗云：“兰裓方袍振锡回，结茅萧寺远尘埃。”[3]125如知福时，创作的《大乘寺》诗云：“楼台势出尘埃外，钟磬声来缥缈间。”[3]127塑造的都是脱离尘世的形象，从中透露出曾巩对“更闻雷远相从乐，世道嚣尘岂可干”[3]115的羡慕之情。这种宁静淡泊的诗风也体现在曾巩对自己恬淡生活的刻绘。知齐期间创作的《北渚亭雨中》诗云：“振衣已出尘土外，卷箔更当风雨间。泉声渐落石沟涧，云气迥压金舆山。寒沙漠漠鸟飞去，野路悠悠人自还。耕桑千里正无事，况有樽酒聊开颜”[3]112勾勒出一幅远离尘嚣的场景，诗中的泉声、云气、寒沙、野路衬托了“耕桑千里正无事，况有樽酒聊开颜”的闲适。这种宁静淡泊的诗风还体现在曾巩有意改变诗歌怨刺的内容。尽管外任的曾巩也有怨刺，但这些怨刺都指向了尘世的繁杂，与前期怀抱不能实现的怨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由此更加促使其后期的诗歌呈现出平淡的基调。
其次，佛学促使曾巩减少了散文创作中纯理论性的卫道色彩。治平四年(1067)，曾巩创作的《新序目录序》以“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风俗”[3]176立论，言明“先王之道”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同年创作的《战国策目录序》也以犀利的笔锋批判“先王之道”的晦暗不明。但是，曾巩的这种浓郁的道学气息，却并没有让其修正王安石的变法。曾巩在熙宁元年(1068)所做的《过介甫归偶成》诗言：“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3]63足见曾巩倍受打击。因此这种大篇幅阐述如何卫道的文章，在其文章中的比重并不大，从其在践行儒家之道的时候所遭受的各种打击，便可知其中的原因。反观佛学，不仅给了曾巩重大的启发，在其后的为官生涯中，曾巩与佛学始终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从政治上的作为来看，外任的生涯所取得的政治成果是丰硕的。正如王安石在《答曾子固书》中对曾巩的劝谏，曾巩人生最大的突破就是在实质上践行了儒学为体，异学为用的处世方针。早年，曾巩就已经意识到：佛法的广大，在于其信徒的智慧和勤劳；而世儒们却是好高骛远，缺乏实干精神。因此，停留在纸面上的卫道是一名文学家的职责，但是曾巩还是一位有着坚定道德操守的官员，所以其卫道的方式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更重要的是放在实践当中。因此，其散文当中的卫道色彩削弱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佛学促使曾巩的散文创作更加贴近现实。早期曾巩的散文创作，乃至任职于京师期间的作品，都流露出以儒学之道来治理国家的理想。庆历元年(1041)，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云：“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其仁与义，磊磊然横天地，冠古今，不穷也；其闻与实，卓卓然轩士林，犹雷霆震而风飚驰，不浮也。则其谓之大贤，与穹壤等高大，与《诗》《书》所称无间宜矣。”[3]231足见其以儒家之道作为行事的标准。一直到曾巩在京师史馆编校书籍时所创作的散文，还是在阐明如何坚守儒家之道。足见曾巩书生之气还是比较浓郁的，他仍然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然而世道是多元的、极其复杂的，想要固守儒家之道，就必须适应这个世道。由此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曾巩散文的那种理想化色彩逐渐退去。在通判越州后的散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条切实可行的施政措施，相对于前期停留在理论上的论述，此时散文的论述更加切实。如其在《襄州宜城县长渠记》中言：“后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式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欤？”[3]310与圣人之道的论述相较，就更为贴近现实生活。
“点—轴”系统理论中的“点”，一般指的是具有增长潜力的主导产业集聚区或产业集聚城镇，这些地区有较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回报率，能够吸引周围地区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要素集聚，产生区域要素流动的极化过程。在本文中，体育小镇空间布局中的“点”指的是特色体育产业集聚的城镇。
就其文学创作而言，其出世的风格便十分之明显。这种风格也使曾巩的诗歌创作成就获得了一次跃升；而那种实干的精神，则使其散文创作更加趋于实用。因此，曾巩后期的文学创作与佛学有着莫大的渊源。
5 结语
北宋至道三年(997)，王禹偁曾上书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犹日费三千斛，岁用万缣，何况五七万軰哉！又富者穷极口腹，一斋一衣，贫民百家未能供给，不曰民蠹，其可得乎？”[9]899虽然言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但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却在《崇释氏论》中言：“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旨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苟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9]961-962则是在阐明佛学的价值所在。纵观宋代的统治者，基本上是接纳佛学的。从曾巩所留下的文学作品来看，也明显反映出其对佛道的领悟。从排斥佛学到认可佛学，这一路的历程，曾巩走得比较艰辛。但是佛学也成就了曾巩，从此曾巩不再以狭隘的儒学视角来为人处世，其诗风与文风也为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0]。儒家之道在于使天下太平，百姓生活安康。诚如曾巩所言：“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3]184道即终极目的，而法则是实现目的的途径，殊途可以同归，儒、释都是在为人世造福。曾巩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以睿智的眼光去发掘佛学之长，达到为自己所用的目的，这才是一代“醇儒”的又一大贡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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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GongandBuddhism
TANG Ya-fei
(CollegeofLiteratur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bstracts:Zeng Gong was famous for his moral prose,so he is honored as "a pure Confucianism", which proves that Zeng Gng was a Confucial scholar.However, when we read The Collection of Zeng Gong through, we will find a strange phenomenon: there was a huge change in Zeng Gong′s cognition to Buddhism in all his life. Zeng Gong experienced two stages while trying to comprehend Buddhism: perception and rational cognition. This cognition process had a serious influence on his conducting himself and literary creation.
KeyWords: Zeng Gong; Confucianism; Buddhism; cognition process; influence
收稿日期：2019-05-02
作者简介：唐亚飞(1990—)，男，湖南怀化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12(2019)03-0237-06
唐亚飞.曾巩与佛学[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8(3)：237-242.
Tang Ya-fei. Zeng Gong and Buddhism[J].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9，38(3)：237-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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