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下，媒体对社会的监督力度日益增强，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性报道已成常态，可不少基层管理工作者对这种批评性报道尚不适应，常常采取对抗的态度，上演一出出媒体事件。在事件中他们往往言语失范，甚至说出与其身份不符的雷人之语，严重削弱自身和单位形象，消解管理者和单位的公信力。对这种现象进行批评性话语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错误的权力观和落后的思想观念。因此，新时代，基层管理工作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利益观，增强服务意识；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不断提高对媒体的认知能力，改变落后的媒体观，改善与媒体的关系；要加强制度建设，规制权力运行，构建惩戒机制。
［关键词］基层管理工作者；媒体事件；不良话风；批评性话语分析
新的媒体技术带来了媒体的飞速发展，重塑了我国媒体传播环境，改变了媒体生态。这种背景下，我国传统的管理阶层与媒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媒体不再是被动传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是明确表达了媒体有监督社会的权利和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要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这既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自信……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分析，发挥警示作用。 ”［1］（P187）因此，管理工作者必须改变传统的媒体观，正确对待媒体的监督。可近年来仍有不少基层管理工作者面对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往往情绪化，多采取对立的态度，上演一出出媒体事件。他们在媒体的镜头面前常常言语失范，甚至说出雷人之语，话风恶劣，暴露出严重的言语腐败。这种面对媒体的雷人言语会带来哪些危害，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雷人言语，有何应对之策，本文试图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视角加以探析。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性话语分析）是一种以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为要旨的跨学科语言研究方法，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该方法以Haliiday（哈利迪）的功能语法理论为基础，引入社会批评理论，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欧洲的几位反主流社会语言学家 Foucault（福柯）、Fairclough（费尔克拉夫）、Kress（克莱斯）、Fowler（福勒）等。 在他们看来，语言的意义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而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影响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不仅仅是语言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他们认为思想观念和权力以各种方式介入话语中，话语对思想观念和权力具有维护、批判和重构作用。正如梵·迪克所说的，话语分析“不仅在于描绘话语实践，而且在于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揭示了话语对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性作用”［2］（P12）。
直至目前，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个人话语，即个体之间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交流话语；二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面对镜头的雷人言语，作为与权力、话语操控、思想观念关系相当密切的官方话语之一，理应受到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关注。
一、媒体事件中基层管理工作者不良话风的危害
（一）媒体事件中基层管理工作者的言语表现
近年来，发生在基层的媒体事件时有发生。前面说过，当下，面对媒体的批评式采访，有些基层管理工作者往往情绪化，在媒体镜头面前常说有失身份的话，请看以下媒体事件中某些管理工作者的言语表现。
表1 基层管理工作者在媒体事件中的言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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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面对镜头的言语失范事件分别出自行业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基层政府部门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共同表现就是相关部门和当事人没能有效应对媒体。它们所折射出的问题虽然不尽相同，但其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不仅对个人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更是对所在集体、单位以及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带来极大伤害。
（二）基层管理工作者不良话风的危害
前文我们说过，批评性话语分析重点探讨话语实践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和思想观念等的介入，这给我们分析基层管理工作者面对镜头的爆粗言行带来很大启示。
5) ManagementService：提供对Activiti流程引擎的管理和维护功能，这些功能不在工作流驱动的应用程序中使用，主要用于Activiti系统的日常维护。
亲缘、地缘的关系中，不光只是合作、支持，有时也有相互竞争的情况。从促进成功这一个角度来看，与同伴的竞争是通往成功的必然之路。很多时候，觉得前途迷茫、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恰好是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同伴提醒了该往哪里走。同伴是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不足，大家又互相为门面，彼此给对方增加光彩，让彼此更具有立体感。在组织中，无论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存在感是需要对方来见证。
江湖盟中，其实也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方多游侠，江南多浪子。平时经常也打打嘴仗，互相吐槽，论证一下豆花到底该是甜的还是咸的，甚至因此玩笑性的决斗过。但大是非前，南北两派从未起过纷争。
2.连贯性理解。话语客体对话语文本的连贯性理解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重要关照对象。在批判性话语分析看来，“连贯性”是一个由解释者加到文本上去的属性，即不同的解释者（包括文本的产生者）有可能就同样的文本产生出不同的理解，且这种理解是依赖于某些假设的，“是解释者们将这些假设带入到解释过程中的，它们包括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那些假设”［3］（P124-125）。 学者费尔克拉夫认为，连贯性理解中，解释者会受到社会认知的双重制约，一是受到在过去的实践中建构起来并内化于理解者个人认知中的社会结构、规范和习俗的制约，二是受到他们自身置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实践的特殊性质所制约［4］（P223）。 显然，费尔克拉夫强调并非所有的解释者都是顺从的，解释者具有特殊的、累积的社会经验，这些无疑会影响解释者对话语的解读。
1.感受个人幸福，实现人生规划。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凸显了正确的价值信念对于人生幸福的重要作用，感知幸福的能力是生活幸福的前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感受个人幸福、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幸福生活和人生规划不是个人漫无目的的空想，而是与社会、时代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幸福、快乐、成功的生活，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中汲取力量，在自我否定中获得发展，在自我超越中实现生命的跃迁，在理想和现实的张力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中实现人生幸福。
除上述深层原因之外，某些基层领导和管理工作者品行差，不讲职业道德，媒介素养缺失等问题也是导致不良话风的重要原因。
3.信誉危机。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者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有段名言：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5］（P162）。当下，我国还处在社会结构调整期和管理体制改革期，各种社会矛盾日渐涌现，危机事件频发，可相关应对措施尚显乏力，加之某些领导和管理工作者素质偏低，这就很容易导致基层领导、管理工作者及其单位的信誉危机，进而造成公信力的严重破坏。上述案例中，当事人在媒体面前的失范言行带来的信誉危机就是明证。“你对共产党员就这种态度啊”，由此我们再联想到前几年成为网红语的“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一点规矩都不懂”等，这些质问高高在上，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官腔十足，绝不是简单意气用事，发发脾气，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权力的反问”，言语背后隐含着强烈的权力傲慢！再看“狗X的”“流氓”“去你妈的板子”“你这样做，你等着”等，这些言语或骂人，或恫吓，加之他们当时爆出的一些粗鲁无礼的举动，无不暴露出他们的霸道或无赖，凸显出他们的权力膨胀、权力无知。以上这两种言语必然会使得当事者丧失自我，从而导致权力和行为信誉危机，以至严重损害个人、集体乃至政府的公信力。
城镇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每人平均3.6平方米提升至2017年每人平均23.7平方米，城镇住房总面积由1978年的6.2亿平方米增长至2017年的192.86亿平方米。如图8所示。
二、基层管理工作者不良话风形成的深层原因
我们从前文对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任何话语都是在话语生产、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这个过程是和一定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不可避免地会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和思想观念等因素的介入，基层管理工作者面对镜头的雷人言语也不例外。
1.刻板印象。上述案例中，相关基层管理工作者的雷人言语很容易让公众产生三种负面观感，留下极其负面的刻板印象：一是掌控媒体。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往往无视新的媒体生态，遇到媒体的批评性采访，妄加干涉，采取行政或其它无礼手段横加阻挠；二是躲避媒体。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不利于工作，必须严加防范，想方设法避开媒体。对记者的曝光式采访，他们或“堵”，或“捂”，或“瞒”，或“躲”；三是轻视媒体。上述几起事件中相关领导在媒体面前的不当表现就是明证，其中有言语失范的，有行为粗暴的，有形象不雅的……如果说试图掌控、躲避媒体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新时代媒体的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强大舆论引导力而采取极端反应的话，那么，轻视媒体根本就是墨守成规，高高在上，傲慢无礼。在他们的心目中，媒体算得了什么？阴沟里岂能翻得了船？
（一）缺少对历史社会语境变迁的洞察力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语境理论认为语言使用总是体现在一定的语境中的，同一语言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对语言的批评分析离不开语境。语境一般包括三个层面：微观层面，指前后文、说话语调、背景知识等；中观层面，包括言语事件、语篇类型等；宏观语境，指社会、文化和政治差异等。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关注后两个层面。
从中观层面看，新时期媒体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得到了赋权，有责任、有义务监督社会，包括监督各级各类单位、政府及其管理工作者，有权对社会问题进行 “曝光式”报道。可前述几起事件告诉我们，当事者媒介素养缺失，对媒体的监督赋权浑然不知，以致对媒体的“曝光式”报道采取对抗的态度，常常弄得现场气氛极为紧张。再从宏观层面看，批评性话语分析注重对话语进行社会、历史的考察。前述案例中，当事人失当的言行，与传统错误的权力观及落后的思想观念的历史惯性有关。不少基层管理工作者在新的社会语境下，仍然把管理与权力划等号，在媒体面前傲慢无礼。比如，前述案例中，面对媒体“你对共产党员就这种态度啊”，“小心跟你没完”，“你这样做，你等着”等等，无不反映出当事人对权力的傲慢和无知，暴露出他们毫无节制的霸凌心态。
公众的脑海里一旦产生这些刻板印象，相关集体、单位、政府及其管理工作者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必然是极其负面的，其信誉和公信力必将遭受严重影响。新时期，媒体监督是得到赋权的，是合法的，加之当下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全方位的传播格局，管理工作者再像以往那样去掌控媒体是绝不可能的，因恐惧而对媒体采取“躲猫猫”的态度是相当滑稽可笑的，不把媒体放在眼里是极其荒谬的。
（二）错误的权力观与话语控制
上述几起媒体事件中的言语表现，反映出基层领导和管理工作者傲慢的权力观和错误的媒体态度，如果被媒体广泛传播、持续发酵，很容易在公众的脑海里留下刻板印象，给公众带来连贯性理解，也很容易给个人、集体以及政府造成信誉危机，从而损害其形象和公信力。
思想观念是指人们利用大脑贮存的知识理解世界、思考生命的存在，以及对事物的总的认识和看法，其中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思想观念必然在各种层次以各种方式介入到语言中。眼下，有不少基层管理工作者受传统落后思想观念的影响，权力观不正，官风不纯。这从他们在媒体镜头下的暴力言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反对党，你反对我。”“你对共产党员就这种态度啊？”由此，笔者又想起前几年分别发生在河南和广东的雷人之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你怎么可以随便就打电话给我这个政法机关的领导？一点规矩都不懂！”可见，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要么把党和自己等同起来，要么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反映了他们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政治意识缺失，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导致其管理价值取向出现异化。还有像上述案例中的“狗X的”“流氓”“去你妈的板子”“活该”等这些恫吓式的、不堪入耳的言语，反映出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毫无党性修养，甚至连基本的做人素质都不具备。他们蔑视群众、轻视媒体，官僚味十足。
这种权力支配下的话语控制使得某些管理工作者在新时代、新的媒介生态下仍抱守传统媒体观念，高高在上，试图通过控制媒体来掌握话语权。有些管理工作者公开对记者采访设限，甚至百般阻拦，反映出他们支配控制媒体的思想深深扎根于脑海中。他们视媒体为宣传工具，要求记者按照他们的意愿去报道。前述几个案例中出现的雷人言语和出格行为实际上是当事人对记者没能服从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报道的极端反应。
（三）落后的思想观念
上述分析了历史上错误的权力观以及落后的思想观念的惯性，带来了某些基层管理工作者的权力膨胀、权力傲慢，而权力膨胀和傲慢的直接表现就是话语控制。学者辛斌认为，权力有两种含义：“行为的能力”（power to）和“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power over）［6］（P21）。 批评性话语分析强调的是后者，认为语言 “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话语实现权力的支配和控制。
上述案例中的话语客体主要包括记者和广大公众。如今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多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激化，尤其是某些基层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官僚、贪腐、以权谋私，会引起民众极大反感，导致民众对他们的整体形象观感不好，从而对他们的不当言行产生连贯性理解，以致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你平时做事的实际情况如何，只要出现关于管理工作者的负面报道，比如言语粗暴、行为失范等，民众一般都会从负面去理解，从而对管理工作者产生反感、厌恶，甚至充满敌意，这势必会影响单位、政府及其管理工作者的信誉，损害公信力。
式中： c——单个传感器的额定量程；m——秤体质量；mmax——被称物体总质量的最大值；N——秤体所选用支撑点的数量；k0——保险系数，一般取1.5；k1——冲击系数，；k2——秤体的重心偏移系数；k3——风压系数。
在通过卷积层与池化层提取特征之后，利用Flatten层将特征值平整化，将2个文本平整化之后的特征值与训练得到的权重矩阵相乘，即可计算出2个文本之间的语义相似度。
三、基层管理工作者改变不良话风之路径
鉴于以上分析，要想改变不良话风，树立良好形象，基层单位、政府及其管理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古言；要树立正确的媒体观，摒弃“防火防盗防记者”的错误认识；党和国家要加强制度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一）提高党性认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利益观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基层领导对权力要有敬畏之心，对群众要有敬爱之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走向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的确，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为民谋利，助力发展；用反了，害人害己，误党误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基层单位及其管理工作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作为管理工作者，必须对手中的权力多一份敬畏之心，多一份责任之感。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同时，还要树立正确的群众利益观，确保权力的运用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领导干部都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和成绩，做到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 ”［7］（P28-29）为此，当下基层管理工作者要自觉抵制“四风”，增强“四个意识”，真正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永保对人民群众的敬爱之情。
（二）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媒介素养，改善与媒体的关系
多渠道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其中最主要的是举行学习研讨和业务培训。学习研讨提倡个人自学与集体研讨相结合。业务培训是既便捷又有效的方式。高校的传媒学院、各级党校都是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场所和力量，如今的新媒体时代，利用网络进行线上培训也是重要渠道。此外，还应鼓励社会力量多组织一些媒介素养方面的培训。通过研讨和培训，基层领导和管理者才能充分了解新时代党和人民对媒体的赋权，了解媒体之于社会的监督功能和价值，不至于再对媒体的监督采取对抗的态度；才能全面了解新的媒体生态，深刻认识新时期媒体的职能变化，摒弃把媒体当作宣传工具的媒体观；才能真正认识到新时代基层管理工作者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竞合关系，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总之，通过研讨和培训，基层领导和管理工作者应该真正了解媒体，认识媒体，熟悉媒体，必须学会广交媒体，善待媒体，善用媒体。
当然，改进基层管理工作者与媒体的关系，除需要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外，还应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礼仪修养等。道德修养要求他们不断提高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心，要明白管理就是服务。礼仪修养要求他们不仅在形象上要给公众一个好的观感，更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公众，爱护公众。
（三）加强制度建设，规制权力运行
时下，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各方面、各层级的矛盾不可避免，有的甚至还很突出，其中基层领导和部门管理者的自私和腐败 （包括话风腐败）是当下的突出问题，这些腐败现象会引起公众的极大反感和强烈憎恨。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腐败现象呢？除了基层领导和管理工作者过时的思想观念、错误的权力观、极低的个人素质等主观因素外，制度缺陷也是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陷导致一些领导和管理工作者不知制度为何物，失去了对制度应有的敬畏之心，甚至有意找制度的漏洞，钻制度的空子，为自己开绿灯，放特权，导致权力腐败。因此，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规制权力运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加强制度建设，要强化政府、社会和媒体等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防止权力失控、言行失范。增加权力运行的阳光度，引导权力合理有效地使用，杜绝特权思想。加强制度建设，要构建严厉有效的惩戒机制，让言语腐败、行为粗暴者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8］（P118）。 确保基层领导和管理工作者尊重公众，敬畏媒体，转变作风。
当下，在镜头面前基层管理工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不良话风绝对不是个案，应该予以足够重视。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和帮助基层管理工作者充分认识面对媒体口出粗言、狂言的危害性，深入了解不良话风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一方面，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利益观；另一方面，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学会有效应对媒体。同时，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膨胀。唯有如此，才能不断改善基层管理工作者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而提升基层政府、单位的公信力，提高基层政府、单位的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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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Bad Talk Style of Grassroots Management Worker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YAO Daowu
Abstract:At present,the media's supervision of the society i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Critical reporting of social ills has become the norm；However,many grassroots management workers are still not adapted to such critical reports and often take a confrontational attitude,leading to media events.In the events,they often make inappropriate remarks；Sometimes,they even speak out shocking words,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ir positions.It has severely weakened the imag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mselves,and undermin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manager.Thr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is phenomenon,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power misconception and backward ideas of some grassroots management workers.Therefore,in the new era,grassroots management workers should set up a correct view of power,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and enhance service awareness.At the same time,they should strengthen learning,constantly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the media,change the backward media concept,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dia.
Key words:grassroots leadership;media events;bad talk style;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9）04-0058-05
［收稿日期］2019-03-11
［基金项目］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安徽高校省级人文重点研究基地皖西学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SK2018A 0411）。
［作者简介］姚道武（1964-），男，皖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媒介与社会、民国新闻与出版、传媒教育等。
标签：媒体论文; 工作者论文; 基层论文; 话语论文; 权力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论文; 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安徽高校省级人文重点研究基地皖西学院廉政文化研究中心"; (SK2018A0411)论文;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