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论文文献综述）
余雪扬[1]（2021）在《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制度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从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渐进的制度演化过程。西奥多·舒尔茨（1968）曾说,货币即制度。货币是一种古老的制度,服务于人类社会的交易活动。交易活动的本质是实现产品或服务让渡,伴随着这种让渡的是同等数量价值的反方向转移。无论货币以何种外在形式呈现,都是天然承载这种价值转移的载体。从原始的物物交换、简单的商品经济到发达的市场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货币与之相伴。货币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权利,即获得社会普遍接受的未来价值索取权,历经千年延续下来,一以贯之未曾改变。期间,生产力的发展催生新的需求,技术迭代推动货币从实物、金属、纸币向电子货币形态演变,以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消费者福利。从货币及其延伸形态发展的历史演变和内在逻辑看,每一次技术革命背后都蕴含着货币形态变革的现实。21世纪后,互联网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经济数字化、社会生活数字化已是大势所趋。同时,金融科技等对货币演化的影响进一步深化,货币形态及其流通模式也日趋数字化和网络化,催生出一种新形态的货币: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引发巨大关注,构成对传统货币流通与经济规则的重塑与革新。作为其中重要类别的法定数字货币将构建新的货币前景,同时也使得传统货币理论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语”,需要新的理论支持和解释逻辑。从法经济学角度,法定数字货币是由法律授权中央银行向社会发行的基于密码学技术、完全依赖数字信息形态存储和支付交易、具有加密货币形式和功能、在发行国内普遍使用和具有法偿力的法定支付工具和价值凭证。科斯（1937,1960）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内在关系的理论表明,在给定技术水平的条件下,人们创生或选择某种制度来降低交易费用,从而导致一些市场制度的出现和改变。货币体系同样如此。理想的法定数字货币具备不可重复花费性、可控匿名性、不可伪造性、系统无关性、安全性、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分性、可编程性、公平性等诸多特性。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后,将与现行货币体系中的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相互竞争、动态博弈。法定数字货币具备的诸多特点与功能,将有效改进信用现钞的缺陷,又能够兼具电子货币的优点,从而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增加价值效用。因此,法定数字货币的整体竞争绩效将强于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能够有效提升货币体系的安全与效率。尽管信用现钞、电子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名义价值相等,但是法定数字货币竞争优势强,将使其在社会公众认可中的实际价值更高,接受度及使用率也将更高,有较大概率成为货币体系的主导货币。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流通范围的扩大,法定数字货币对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的价值改进势必在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货币政策实施以及支付体系运行方面产生影响,带来效益。首先,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货币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将改变当前货币体系结构,使得信用现钞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二元货币结构中增加法定数字货币形成三元货币结构。当前的货币流通运行中除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这种电子形式的法定货币外,绝大多数是存款货币、预付货币这些电子货币,这削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减弱了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及流通势必替代部分电子货币,从而能够减轻电子货币对信用现钞的替代效应。同时,法定数字货币对中央银行来说是可控可追踪的,这样可以提升中央银行对整体货币体系的控制力。其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优化货币政策实施。在社会全面流通而非封闭场景下,法定数字货币可测性、可追踪性、可控性强,其发行与流通可以使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基础更为扎实,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更加精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法定数字货币利率,来调控银行存款利率,进而传导至银行贷款利率,这有助于提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对中长期信贷利率的传导,改善我国政策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不畅的状况。通过对法定数字货币计负利率,或者酌情对法定数字货币钱包收取保管费,实质上等同于实施负利率政策,由此打破零利率下限约束,释放货币政策空间。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优化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以及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困境。最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有助于完善支付体系运行。由于信用现钞支付功能不足,中央银行“不得不”向私人部门让渡货币发行权,由私人部门提供补充的支付服务,但同时造成社会支付链条不断延长,部分支付行为得不到有效监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后,中央银行可以摒弃“私人部门提供支付服务,中央银行给以价值担保”的传统模式。法定数字货币具有的可传递性、可追踪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点,使得任何支付行为均可以被追踪,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异常交易,增加支付透明度,增强监管穿透性,也能够减轻中央银行监管负担以及对私人部门的价值担保。在支付主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信用级别上高于电子货币,同时还是密码货币,安全性上更好。在跨境支付方面,信用现钞的印制、发行、携带、调运、存储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不适合跨境支付,已经长期妨碍了货币的国际流通。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丰富和强化人民币跨境支付功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面临着较大的现实需求,他更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一方面,因其具有与信用现钞不同的功能特点将带来行为主体之间行为模式的差异,产生传统法定货币所没有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下,才能对特定的可转移产权做出是否构成货币的判断,法定数字货币要履行法定货币职能需要货币法授权与规定。按照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分析框架,考察我国现行货币制度规则供给状况,尚且不能完全满足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一是现行货币发行规则无法完全适用法定数字货币。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调拨、清点、核对、流通及销毁均依赖于网络系统,原先信用现钞发行、调拨、清分、销毁、回笼等以地域、实体库为载体的模式以及相应的管理机制不再适用。二是现行货币运行规则未包含法定货币互换的内容。法定数字货币一旦发行,我国法定货币体系中将出现多种类型的法定货币,势必出现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问题,这是传统货币制度没有也无法提前规定的。三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中央银行与持币人直接联系的规范。持币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价值转移效果需要由中央银行最终确认,持币人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需要登记及管理在中央银行系统中,这均将直接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内容。四是现行货币制度未包含可控匿名的规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有助于查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但如何界定有权机关的权力边界,这需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并做好持币人隐私保护与打击违法犯罪之间的利益平衡。围绕着法定数字货币治理的诸多方面,现行货币制度对法定数字货币的不适宜之处不仅以上这些,缺乏适宜的制度规则将成为法定数字货币创新的重大障碍。法定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技术升级,而是深刻的政策与法律问题,亟待在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制度框架内运作,亟待补充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供给。对于新制度与旧制度的关系,就好比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绳索论”,每一截新的绳索与前一截可能并不相同,但却相互联系着,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性。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也是如此,应当以一种历史与当下联系的发展思维加以对待。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架构,提出以下制度供给思路和立法模式建议。首先,需要将法定数字货币纳入人民币范畴,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赋予法定数字货币强制法偿性,这是法定数字货币法律属性的起点。其次,从五个方面提出制度供给的具体思路,即明确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基本架构和制度规则,完善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中支付结算体系规范,创新法定数字货币洗钱和违法犯罪预防和查证体系,完善法定数字货币信息安全保护规则,创新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管规则。第三,短期内,建议先单独将可能涉及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分别修改,或者进行扩大解释,将法定数字货币涵盖其中,尽量满足短期内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及运行的规则需要。长期来看,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货币基本法来做好顶层设计的原则性立法,明确法定货币与代币票券的具体含义与具体效力;将信用现钞与法定数字货币一同纳入货币基本法规制范围内,统一明确法定货币的基本制度规则;做好与民事、经济、行政、刑事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货币条款衔接与互动的原则性规定,减少法律冲突。在货币基本法下再由其下位规则予以阐释和具化,逐步建立以货币基本法为统领,“由上而下、上略下详”,体系完备的货币制度规范体系。在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的整体架构下,首要的是进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的制度构建,主要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和流通管理机制,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一是建立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制度架构。在赞同间接发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四点发行目标、五项发行原则,确立双层货币发行架构,即根据现行人民币管理原则,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基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来完成,坚持“中心化”管理模式,利用现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实现法定数字货币的投放和回收。这样,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投放与回笼即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货币账户或用户端的数字钱包、中央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库、商业银行的法定数字货币银行库,这三个关键元素之间转移与交互的过程,也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产生、流动、清点核对及消亡的过程。二是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机制。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流通环境建设中,需要建立法定数字货币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并存的二元账户体系,开发商业银行内部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满足数字货币钱包开立及维护、数字货币钱包与银行存款账户绑定及维护、数字货币账户存取现金、电子货币与数字货币兑换等各类功能。此时货币体系存在两种法定货币,货币的运行与流通也会相应地分隔为“信用现钞流通体系”、信用现钞的映射--“电子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定数字货币流通体系”,明确了三类流通体系的货币转换规则。同时,要完善大额现金管理制度等流通配套管理制度。三是配置发行和运行中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过程中,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将产生与信用现钞不同的直接的法律关系。社会公众的法定数字货币权利,也将在普通法定货币权利基础上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的货币选择权、货币兑换权、支付确认权和赔偿请求权上。如此以来,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法定数字货币持有人的权利义务与信用现钞情景下的权利义务既有一定的重叠也有明显的差异,进而具体配置了各参与主体的主要权利结构和义务结构。总之,从技术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技术日新月异;从法律和经济层面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还十分年轻。法定数字货币研究与实践还在不断地探索与创新之中,现阶段,必须注重技术手段、机制设计和法律法规三个层次的协调统一,才能构建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简明高效、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定数字货币制度规则体系。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前景极为广阔,他是正在发展变化着的新生事物,谁都难以预计他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张国坤[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金融科技广泛应用,金融的风险形态呈现复杂化。本文研究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发展和金融监管法治建设为对象,聚焦当前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中的问题,对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进而加快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进程进行探讨。金融的功能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风险始终与金融相生相伴,正如马克思所言,生息资本也就是金融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回顾过往,一部人类金融史,实质上也是一部金融危机治乱循环史。严重的金融危机足以威胁政权稳定,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曾引发多国治理危机甚至政府垮台。由此可见,金融自带风险基因以及金融危机引发的巨大冲击,都凸显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和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健全金融法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中,法治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理,在实现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法治化也应当是必由之路。金融监管是政府矫正金融市场失灵的一种公权力,如何对待政府公权力是法治的基本问题,因此,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研究也必须围绕如何对待金融监管权力展开。对现代国家来说,法治化是权力合理配置和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本文所述的金融监管法治化是围绕监管权主体地位、监管权配置、监管权行使、监管权监督等开展的一种微观层面权力变革现象,旨在建构新时代金融监管权力的生存方式。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要义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进行制衡。通过对金融监管权力的制衡,规范监管权力运行,促进监管权力行使的理性化,实现金融市场多元主体利益的平衡。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就是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进行法治化设计,实现从监管机构的设立、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到监管模式、监管手段、监管程序的确立,再到对监管权力的监督控制,都依赖于法治的指引和保障。首先,金融监管机构依法而产生,这保证了权力本身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次,金融监管权力配置法治化,要求金融监管权力由法律根据制衡与协调的原则在不同领域进行分配,并由法律明确界定不同权力的边界,以此实现权力和职责的法治化配置。再次,金融监管主体应依法行使监管职权。权力行使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既要应当制定完整、统一、协调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和规则体系,实现监管全覆盖。又要求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监管。最后,加强对金融监管权力运行的监督,将监管行为完全纳入法律规范的调控之下。一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科学,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的社会实践。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是在以往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而发展的。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人们认识和研究社会问题开辟了科学道路,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破解改革发展难题,化解各种风险挑战,必须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理论和法治理论,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最新理论和法治最新理论为指导。在研究方法上,研究金融监管法治化必须在历史和现实对照中探求得失,在国内和国外对比中寻求共鸣。“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从金融监管法治化进程来看,每一次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和权力调整,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符合某一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与要求。因此,必须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论证我国金融监管及其法治化的变迁,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以此为新时代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提供思想资源。马克思指出,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完全取决于“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因此,我们必须将金融监管法治化问题放在新时代的政治、经济、金融多重背景下进行考量,寻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挖掘当前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进而彰显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性。同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入手,探讨金融监管法治化国际趋势,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在总结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历史经验、分析当前金融监管法治化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借鉴域外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启示基础上,本文最后立足新时代金融发展实际和金融监管要求,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化目标、原则和路径。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监管法治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具体路径包括发挥立法在金融监管的牵引作用,尽快明确监管主体的法律地位,优化金融监管组织架构,增强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堵塞金融监管规则漏洞,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控制,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监督网络等。
姚梅[3]（2020）在《金融科技全球治理法律问题研究》文中认为
黄琳琳[4]（2020）在《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金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以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金融服务贸易应运而生,如电子银行、整合支付、移动支付、网络支付、P2P、网络借贷、远程信息处理、网络众筹等。1995年乌拉圭回合,国际社会首次达成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GATS将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并以附件的形式对金融服务贸易进行了规定。然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应用和普及,亟需形成以跨境交付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但近期以来,WTO陷入困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谈判更是难以推进,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则则在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s,FTAs）1中出现,但无论是从规则体系还是具体规则内容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预探究FTAs中规则的差异所在?以及规则差异背后所映射出的发展趋势?同时总结归纳出规则适用的方式与特点?最终试图从价值层面判断与反思规则设计上与其适用实践中所具备的优势与缺陷,构建出既能够推动跨境交付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又能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以期为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供建议。本文除导论共分为五章:第一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以金融服务要素跨境为核心,包含传统服务提供模式中的跨境交付、境外消费以及自然人流动三种模式,其依托网络空间规则,并且以金融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为关键性因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作为新兴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其产生以“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为基础,符合“破坏性创新”构成的三个要素,即“变革”、“替代性潜力”和“结构性影响”,并且从“市场准入”和“业务运行”等方面革新了以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为基础的传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也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从NAFTA中的初级规则演变到USMCA中的高级规则,展现出了较为明显的特征:即市场准入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非歧视性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第二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市场准入是服务贸易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GATS项下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与商业存在下的金融服务贸易适用同样的规则,但对于以产品分类为主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显然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框架不利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现、跨境金融数据流动成为市场准入争议的焦点、例外规定阻碍自由化措施的实施、DSU不能有效解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争议等。WTO有关争端涉及到跨境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跨境交付的含义问题、GATS第16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的联系问题、市场准入的具体措施问题等。现有的FTAs在破坏性金融创新的理论背景下为应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发展而达成的,从NAFTA到USMCA,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主要分为GATS型、CPTPP型、欧盟型以及其他等四种类型,均对GATS规则体系不足做出了有利的回应,如全面的市场准入义务以及跨境金融数据的自由流动,但在特定方面,基于跨境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也保持了一定的沉默。然而对于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无论是从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以及市场准入数量性限制措施的本质,还是从跨境金融信息自由流动的重要性来看,放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概念都不会影响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第三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非歧视性待遇是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后维持国内外平等竞争环境的重要保障,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所具有的合法的安全稳健性、国际义务与国家安全间的平衡性以及跨境金融数据流动的特殊性决定了原本GATS项下对于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服务原产地的认定问题、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以及事实上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等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新一代的FTAs均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微弱的回应,但并未实质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未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应更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解决例外条款举证之困难、金融服务同类性判断标准不确定等问题,并构建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第四章“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金融服务的特殊性以及市场失灵决定了必须存在审慎规制,金融服务贸易分为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前者是以结果为导向,依赖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后者则是指存在具体的监管细则。但对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常处于不同的管辖权范围内,其所依赖的审慎例外条款则本身具有原则性监管的性质,因而具有较大程度的灵活性。GATS早期对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存在较大的争议,阿根廷金融服务案是专家组做出的首例审慎例外条款解释的案件,但也存在解释过为宽泛的弊端,FTAs对于GATS审慎例外条款存在的问题从条款名称、关系需求、反滥用要求等方面进行了革新,以期更加符合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发展。然而,审慎例外条款本身的原则性决定了其不可能在国际上形成统一适用的标准,并且从GATS近30年的实践以及新的FTAs中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可见,各主权国家对于金融自由化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无疑会增加达成一致性审慎例外条款的困难。欧盟在金融服务一体化市场上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其相互承认原则也要求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适用需要各主权国家的相互承认予以配合。第五章“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信息技术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使得跨境金融服务业成为未来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国际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已经逐渐开始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予以关注。金融服务业开放是WTO服务贸易的重要议题,主要涉及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业务范围和审慎规制,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涵盖服务贸易除商业存在模式外的三种模式。以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设定了高标准的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开放规则对我国构成挑战。在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我国无论在国内法律法规中还是在签订的FTAs中,都展现了较多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以及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出于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建议从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我国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完善等层面加以考虑。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以及将金融科技融入到审慎例外条款中。综上所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在FTAs中愈发重要,并且其规则体系也在逐渐完善,但相较于GATS,在市场准入、非歧视待遇、审慎例外等基本规则方面尚存在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以适用新金融服务贸易的出现。为对接并引领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我国可从完善国内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体系、加快在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以及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监管科技等层面加以考虑。
张文[5]（2020）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文中研究指明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出资行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具有财产性权利和经营管理权利等多项权能复合的权利属性。正因股权具有财产的属性,因而可以成为股东为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标的之一种。股权的交换价值,亦或者说股权的流通性,在上市公司领域表现的最为明显,不仅如此,专门为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提供交易场所和辅助性服务的证券交易所,为上市公司股权的转让提供了公开的市场和实时的转让价格,增强了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也正因上市公司股权具有较强的流通性,资金融出方愿意接受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为其提供相应的融资服务。上市公司股东利用其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进行融资行为,具有私法层面的合法性。但是,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东高比例质押其股权、多家上市公司股东涉及股权质押交易,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上市公司股东屡屡出现股权质押违约的发生,多家上市公司股东面临平仓风险,大面积、高比例的上市公司股票平仓成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达摩克里斯之剑。2018年10月,深圳政府宣布成立专项小组,筹集150亿元“风险共济”资金,帮助存在股权质押、流动性压力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随后北京、珠海、浙江、成都、厦门等多个省市宣布“救援”本地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但是,由政府发起的资金援助只能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实现短期内的纾缓,以缓解因市场风险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并不能从本质上化解积存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亦无法有效的防范新增股权质押平仓风险。本文正是选取现阶段威胁我国证券交易市场秩序和安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平仓风险为起点,通过历史的方法、域外比较的方法以及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担保交易活动之法理基础,由此探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以及现有规则的不足,并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提出相应的制度完善建议,以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化解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通过法治化的路径,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长效管控机制。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展开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化解法制规范的探讨,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导论和结语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聚焦于当前资本市场中广泛应用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活动本身,通过背景的梳理、交易特殊性的分析,以及对交易活动的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以期为交易活动法律规制提供基础。第一章共有三节,第一节梳理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包括对这一交易活动历史沿革的梳理,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和法律规制的演进。文章认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现阶段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原因,以及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从历史的视角看,我国改革放开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即已出现了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股权质押贷款活动。当时以商业银行作为唯一的资金融出方,并且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质押贷款行为,符合传统担保法律制度的交易目的;同时,仅以我国《担保法》中有限的法律条文,亦足以满足当时股权质押贷款活动法律规制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开始着手资本市场股权分置改革。与此同时,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先后颁布,为巩固资本市场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构建发挥重要作用。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的流通性增强,同时鼓励投资者积极参与资本市场交易,鼓励金融创新活动的开展,为我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必要的基础。我国资本市场在制度的支持下逐渐活跃,在制度上允许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参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同时,资本市场的活跃也使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对流动性资金需求的增加,寻找更为便利、高效的融资方式。在制度完善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扩张式的发展时期。在缺少必要的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制下,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数量激增,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交易风险及担保物的质量,为当前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发生埋下隐患。面对因资本市场波动而带来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监管者逐渐意识到该项交易对资本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布相关监管规则,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得以化解,并为日后交易的有序开展提供必要的法律引导。在简单商品经济背景下,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较为简单且数量有限,因而传统的股权质押式贷款活动足以满足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市场主体的交易需求。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与这一经济发展相对应,市场主体的交易模式变得丰富且复杂化,在金融创新的大背景下,市场主体探索高效、便捷的融资途径,进而逐渐形成股权质押式回购的交易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化的时代,我国或为主动或为被动地参与到经济金融化的历史进程中。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亦埋下了金融风险。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到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忽视了对安全的价值要求,为我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安全的威胁。除了经济发展背景的因素,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广泛开展的背后还有我国制度因素的影响,也即是法律及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行为的约束。我国法律和监管机构,基于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对上市公司股东的减持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性规范。但是上市公司股东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规避“减持规则”的约束,在缺少监管要求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上市公司股东能够间接的实现减持的目的。因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新的“套利”方式。在分析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形成的经济背景和制度背景后,第一章第二节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进行法学视角下的分析。首先,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法律行为的“异化”。这一结论所暗含的基本观点即是: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以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质押法律行为为模板,但又不同于传统质押法律行为,发展出了新的交易模式以满足股东融资目的的实现。其次,从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涉及到的主体范围来看,呈现出结构性特征。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除了涉及到资金融出方和融入方两方交易主体外,还涉及到利益相关主体,包括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以及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除此之外,还涉及到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提供辅助服务的证券公司、交易所以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不仅是简单市场经济下的传统为债权之担保而形成的交易模式,而演变为更具专业性、更为复杂的具有金融属性的交易活动。本节除了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外,还通过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对比,突显以上市公司股权作为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以及其交易风险的危害性。第三节从经济学视角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经济属性,为后续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提供多维度的参考。在经济学视角下,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具有效率优势和公允性特征,能够为交易主体提供便捷且公平的融资方式和权益保护的基础,但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中同样存在着第二类委托代理的问题,易于发生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大股东利用其地位和权利上的优势,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论文第二章在第一章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本身分析的基础上,对法律规制的必要性,以及对交易活动进行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价值冲突展开分析,以期为法律规制的具体规则设计提供价值指引。第二章共有三小节,第一节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具有的负外部性,包括交易活动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以及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中股东权利行使与利益保护,侵害中小股东权益;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公司商誉、股票价格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处置违约的上市公司质押股票会加剧证券交易市场的价格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外部性的存在,成为其需要通过法律制度予以规制的必要性基础。第二节是在前述外部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法律规制时可能涉及到的股东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协调,以及法律规则的制定对交易效率价值与经济安全价值的平衡展开分析。从交易主体的权源上来看,上市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源于股东对其股权的自由处分之权利,其权利行使之自由应该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但是,从其交易行为的外部性来看,该交易行为的结果影响到众多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在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应当考虑到股东个人利益与其他主体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同时,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但在上市公司股东不当或过度融资的情形下,其结果将会对金融市场运行的秩序和安全带来威胁。对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进行法律规制时,既要关注于给金融市场安全带来隐患的行为予以必要的规制,同时也应考虑到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所追求的效率价值的实现,法律规制的制度设计应当平衡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的价值冲突。第三节基于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和价值平衡的分析,论文提出应当以私法与公法协同共治的方式,有效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协调及价值平衡的要求,本文认为以私法赋权的方式保护股东个人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目标的实现,同时,以公法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实现。通过私法和公法规制手段相协同的方式,实现对股权质押交易的有效规制,既保护个人权利自由,又维护公众利益的实现;既尊重交易效率价值的实现,又保障经济安全的价值追求。通过私法自治和公法规制的合力,形成有效防范和化解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长效机制。论文第三章在前两章交易分析和规制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对我国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实践中存在的风险进行类型化分析,并结合域外的相关法律规则,检视我国现有的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之法律规制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三章共三小节,第一节针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类型划分,本文将实践中主要出现的风险划分为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违约处置环节的风险三种类型,对于不同类型的风险应施以有针对的规制措施,以实现对现存风险的化解以及未来交易风险的防控。本文认为,因市场波动而引起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平仓风险,其原因来自于市场风险的客观存在。对于市场中本就存在的价格波动风险,法律难以通过规制的方式予以防范和化解,需要相关市场参与主体自行作出判断,以减小因市场风险而带来的经济损失。而能够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有效规制是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以及通过有序处置违约股权,防范因大面积平仓行为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的威胁。基于对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类型化,对应地检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及风险化解措施。第二节论文通过对比的方法,将我国现有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权利质押制度,以及英美法系一元化的动产担保交易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以检视我国现有制度与域外制度的差异。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相比具有明显差异,其中较为突出的差异即是我国以物权法理论为统领的担保法律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商事领域、甚至金融领域中对担保制度的灵活运行,仅以传统民事法律规制作为担保法律制度设计的原则,难以满足商事、金融实践中主体对交易的灵活性、效率性的需求,制度涉及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担保交易作为商事活动中一种独立的交易模式,美国《统一商法典》专门规定了担保交易制度,并以“担保权益”这一一元化的概念统领以权利类型划分的质权、抵押权、留置权等具体的担保情形。相比英美法系一元化的担保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以民事权利划分为基础的担保法律体系难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移植,但是英美法系以商事行为为视角,构建的担保交易规则能够为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论文还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针对当前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的纾困措施。就目前来看,各地方政府的纾困措施仅仅是针对因市场风险而引起的平仓威胁进行短期的“救助”行为,这一政府行为具有短期性,并不能形成对风险防范和化解的长效机制。另外,政府的干预不当还会产生更为严重的“政府失灵”,增加政府负债的同时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行。而要形成对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长效的法律规制手段,需要对现有规制措施和规制理念进行对应的完善,也即是对现已积聚平仓风险予以有序的疏导,以及对新增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进行有效控制,防止未来风险的积聚。第三节基于前述对我国现有股权质押法律制度的检视,提出了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下确立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概念。首先,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具有金融创新的属性,并且在实践中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种类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股权收益权信托、股权收益权质押等多种情形,但在本质上都是以股权的经济价值作为融资交易开展的基础;其次,传统以民法规制理念和手段的担保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难以满足金融实践中各方主体利益平衡及权益保护之需求;最后,“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概念也难以符合我国民法体系下法律关系种类的划分,从民法理论上看,“质押”与“回购”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难以统合在同一个交易活动之中。因此,本文提出以“股权担保交易”之概念,以概称实践中所有以股权经济价值作为担保标的物的交易活动。第四章即是针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出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主体规制体系。通过对主体的规制,以控制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本文主要以上市公司股东内部协议的自律管理方式、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以及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功能的有效发挥,多方的共同作用实现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主体道德风险防控。本文提出以下思考路径:在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内部管理层面,上市公司股东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人,因而股东之间为了实现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保护股东自身在内全体股东利益,通过协商形成对股东权利的必要限制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股东之间的自治性规则的实现,需要上市公司股东具有一定的权益保护意识。我国公司实践中,股东自我权益保护意识相较于英美国家公司股东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典型表现即是我国公司章程的同质化明显,未能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个性化权益保护的作用。对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对股东自治下的权益保护作出必要的规则指引,以形成股东之间有效的自治管理。在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相对方的风险管控层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资金的融出方,除了能够为出质股东提供必要的流动性资金外,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行为受到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需要符合监管规则的要求,也即是说,金融机构需要承担必要的合规责任,而风险管控即是金融机构需要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合规责任。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享有检查、监督上市公司股东资金使用的权利,以实时监控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作为被监管的对象,需要履行监管者对其风险管控的要求。因而,金融机构在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中的严格履责,亦能够有效防控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风险。金融机构严格履责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即是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持续性跟踪,而对于金融机构的疏于履责行为应当承担必要的行政责任。在证券交易所及证券市场监管部门的外部监管层面,外部监管者只能以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负外部性规制为限,因而其规制的手段较为有限。而外部监管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即是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的规则设定,约束上市公司股东的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同时为其他金融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决策信息,最大程度的减小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上市公司股东的道德风险。论文第五章聚焦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风险,以同类股权相同处置措施,不同类型股权差异化处置规制为原则,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以期及时、有效的纾解因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而引起的积聚风险。对于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化解,一方面应当从根源上控制新增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在未来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的积聚进行必要的防范;另一方面,化解现已形成的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风险,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通过统一、有效、影响范围最小的处置方式,对现已违约的上市公司股权予以处置和疏通,以减弱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大面积违约处置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以及及时恢复因股东违约对其他主体经济造成的损害。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首先应当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行为作出认定,以便及时识别风、减小损失的程度。除了一般借贷行为中债务人到期未能履约的行为,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合同增加了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在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发生技术性违约,或者其他交叉违约的情形时,资金融出方能够及时识别上市公司或者股东可能存在的违约风险,及时行使担保权,以减小担保权人经济利益损失。除了对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违约行为进行必要的提前识别,对于不同类型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其处置的措施也应具有差异性。对于场内股权担保交易行为,其主要的处置措施通过场内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但是实践中对于证券公司的平仓行为存在一定的争议,例如证券公司并未通过平仓方式,而是选择通过诉讼的方式主张其权益的实现,股东对于证券公司的诉讼行为提出异议;除此之外,对于证券公司怠于行使平仓权利而造成股东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证券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纠纷。本文认为,证券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相对方,有权选择是否通过平仓的方式实现其资金安全的合法权益,对此,证券公司享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在股权担保交易违约情形已实际发生后,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控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因证券公司怠于行使权利而造成的损害进一步的扩大,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证券公司不能向出质股东主张相应的赔偿。在场外股权担保交易活动中,一般上市公司股东所持有的股权具有限售条件时,难以通过场内股权担保交易的方式实现融资需求,只能通过条件更为宽松的场外股权担保交易实现融资。在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标的物时,我国学者曾对此有合法性争议,认为限售股之“限售”条件使标的股权不具有流通性,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担保物“可转让性”的要求相冲突。但是,目前我国在司法裁判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限售股在担保权实现时,其限制转让的期限已经届满,限制转让的情形消灭,债权人在特定股权之上的担保权益能够有效设立,股权担保交易活动有效且生效。从限售股的本质来看,该类股权具有流通性,只是在一定期间内流通性受到限制;其次,限售条件设置的目的在于对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予以保护,而非股权本身不具有流通性,因此,对于限售股的处置,在满足保护相关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能够予以特殊的处置。因此,以限售股作为股权担保交易的标的物并不与传统担保法律制度中的“可转让性”相冲突。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资金融出方不具有强制平仓的权利,不能通过场内直接平仓的方式处置担保股权。因此,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处置,需要资金融出方选择诉讼程序、仲裁程序,以及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特别程序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的方式实现其权益保护。在具体的司法处置环节,对于有限售条件的上市公司股权,我国司法机构也在积极探索与证券交易所之间的合作,制定有效且合理的违约处置制度,例如上海金融法院与上海证券交易所达成《关于协助上海金融法院办理上市公司股票司法强制执行的备忘录》,在证券交易所的配合下有效实现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违约股权处置,以减小因处置担保股权对证券交易市场稳定的影响。
马兰[6]（2020）在《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和国际金融法之间的联动关系更为密切深入,同时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内容发生了重要演变:跨国金融投资流量稳定增长,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纳入了新议题,以及涉及金融业的投资仲裁案件数量增多并越趋复杂。这一系列新的动态表明,国际投资法中涉及金融业的问题已成为亟需在国际投资法框架下进行体系性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背景对金融业监管对接国际投资法规则提出了现实需求。然而,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对处理金融规制问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了外国投资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失衡。本文研究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旨在探索金融投资保护与金融规制权之间的权益平衡机制。笔者认为,这一平衡过程应当是动态化和体系化的,应根据规则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未来走向不断予以修正和调整,并且进行体系化研究。本文认为,金融业作为集中体现东道国国内规制权的战略重要性行业,在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权的权益平衡方面展现出更多的谨慎性、复杂性和技术性,因而需要统筹兼顾实体条款、负面清单、国内规制措施和争端解决四个角度,分析不同视角下国际金融投资领域的主要法律问题,在此基础上探索理论层面的规则升华和制度层面的框架设计。金融审慎是金融业特有的监管原则,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典型性。本文认为,在国际投资法体系内处理金融审慎问题时,对于金融审慎措施的判断标准,应注意审慎措施要出于“审慎原因”,同时注意与“金融服务”相关和“合理性”、“必要性”要求。金融审慎措施由争端双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磋商判定具备合理性,有助于对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达成共识。对于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条款本身的内容范围取决于国际投资协定中对相关定义的界定;在适用领域方面,在国际投资协定（IIAs）中没有明确规定或从体例安排无法判断的情形下,将金融审慎例外限定在金融领域可能更为妥当。最后,在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上还应注意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尤其是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和根本安全例外条款。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是联结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和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纽带。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和高管与董事会限制不符措施是三类最为基本的金融不符措施。本文提出,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FTAs）或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不见得就要比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承诺更加开放,而是分不同措施类型进行讨论。具体而言,在新一代双多边FTAs或BITs谈判中,对于金融基础性制度方面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很大程度上可直接以GATS金融服务承诺为基础;对于外资参与度方面的限制措施,一些国家的持股比例限制相较GATS时期有所放宽或设置得更为灵活;而对于高管和董事会国籍要求,存在新一代FTAs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相较GATS金融服务承诺有所加严的情形。此外,对于一些国家在GATS中并未明确规定的情形,例如股东资格要求,在新一代FTAs和BITs的金融投资负面清单中可以规定地更为详细具体。最后,对中国而言,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制定应综合考虑编制方式、解释规则、棘轮机制以及市场准入义务与国民待遇义务的重叠等因素。对于东道国采取的金融规制措施在国际投资法体系下的合法性审查,本文选取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为研究对象。这三类措施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国家主要采取、并被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措施。本文提出,一国的金融规制措施包括经济稳定运行状态下的通常监管政策,也包括在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等紧急状态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主权债务重组措施、银行自救措施和资本流动规制措施往往波及较大范围的投资者利益,例如债券持有人、存款人和相关投资人,并且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在前述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对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认为,当前IIAs中的金融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最大共性特点是,缔约方出于保护本国金融规制主权的目的对金融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作出范围上的限定和程序上的过滤,并要求审理金融投资争议的仲裁员具备金融服务法律或实践的专业知识或经验。实际上,在金融国际投资争议解决过程中,缔约方政府磋商、法庭之友、调解、调停等多种争端解决方式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综合运用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式处理金融投资争议。最后,本文提出,在处理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时,首先应对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金融服务条款进行整体把握,包括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提供者、金融机构等定义决定了一项金融投资是适用金融服务规则还是国际投资规则,而国民待遇、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金融审慎例外等规定了具体的义务要求和例外。其次要深刻把握国际投资法与国际金融法的联动关系,将金融审慎问题、金融投资不符措施规则、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问题联系起来,集中研究体现国际金融投资相较于其他行业投资有所区别的法律问题,从而探讨构建金融投资海外保护与东道国金融规制主权之间的平衡机制。再次,还应明确在BITs和FTAs项下金融服务规则的适用范围,对金融服务规则和投资规则进行横向的分割和协调,从而避免具体规则适用时引发的不确定性。最后,要把握金融投资不符措施的本质所在,在国际投资条约设计时综合运用嵌入式保留、例外条款和负面清单规则,从而为东道国预留充足的金融监管政策空间。
闫泓汀[7]（2020）在《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2016年4月12日为了应对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而带来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难题,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至此,“穿透式监管”正式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政策概念被确定下来。2017年,为了响应国家对金融行业“监管从严”的监管政策调整,“穿透式监管”成为“热门概念”被频繁的运用到保险监管机构规则的修订中。保险“监管从严”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保险监管的改革趋势。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在此后制定的监管规则是否经过对“穿透式监管”的广泛的论证无从得知,但仅从保险监管部门当前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立法数量上来看,似乎已经明显违背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初衷——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对于“穿透式监管”出现了扩张解释和概念滥用的现象,在实践中明显已经对我国既有的保险行业治理模式形成了冲击。因此本文对于穿透式监管的规制研究进行研究,以期寻找保险公司监管与有效治理之间的边界,并基于以上问题展开论述。本文的第一章对于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中,主要归纳总结了政府对于保险行业进行监管的理论,包括公共利益说、部门利益论与俘获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主要梳理了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理性选择理论、期望效用理论和违法行为决策论作为本文保险监管行为与被监管行为分析的基础;在保险监管威慑理论中,对保险监管威慑进行了概述,并理顺了监管威慑理论的发展脉络、分析了金钱处罚的威慑。由于金钱处罚存在边际效应,因此对于金钱处罚的最优强度进行了分析。并对保险威慑理论中非金钱处罚适用其法理基础进行了分析,具体是指对于劳动权、财产权和营业自由的限制;第二节中对于穿透式监管理论的发展进行梳理;第三节中,首先对行为监管的理论进行梳理,主要有“有限理性假设”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对行为监管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进行相应的介绍。由于行为监管的依据不同,目前实践中主要有三种类型:主体导向的澳大利亚模式、目标导向的英国模式和数据导向的美国模式。依据目前行为监管发展较为成熟的英国FCA金融监管局的对行为监管的相关立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次,对功能监管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主要金融功能理论和监管套利理论。第四节中对于功能监管理论发展到实践进行了梳理。对于功能监管的框架,依据目前国际上的实践,其框架为分工重构、政策协同、监管协调、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支持、架构调整、信息共享、业界共治。在第五节中,对穿透式监管的实质即“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了说明,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治理我国目前保险市场中的乱象。第二章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中,通过对于我国保险监管机构的一系列立法及监管活动进行梳理,分为对于资本端的穿透、对于资产端的穿透和对于负债端的穿透。在资本端穿透一节中,对于公司股权的穿透包括对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穿透。对于入股资金的穿透包括对保险公司股东入股资金的穿透和对于自我注资、循环注资的穿透。对于投资项目的穿透包括对于保险资金流向的穿透和对资管产品的穿透。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穿透方法包括严格规定保险公司披露办法、对于关联交易向上的严格排查,并且将关联交易的主体扩大到自然人。对于负债端的穿透主要分为对保险产品的穿透监管和对误导销售的穿透监管。第三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包括对于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的冲突以及穿透式监管对于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保险监管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主要表现为我国保险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突击式”治理和为监管而监管的弊病,并分析了突击式监管在我国一直以来的历史沿革,并分析了我国保险行业突击式治理的根本原因以及此种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危害。在穿透式监管与商事外观主义冲突中,笔者以正德人寿和天策公司股权代持案为例,揭示了我国保险监管对于私法自治领域的干涉,并揭示了该种行政执法介入司法裁判领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司法实践中对于“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在穿透式监管对我国监管资源的浪费中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的根源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成本以及适用穿透式监管需要培养专业人才的培养成本,以及采用穿透式监管与保险产品的创新以及市场金融交易效率之间的矛盾。第四章中论述了保险行业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与路径,主要包括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构建保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保险监管兼顾成本的方法以及发挥市场对于保险行业的约束作用。对于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主要论述了穿透式监管应避免价值判断、在合同内部关系硬遵循司法自治已经防止穿透式监管的滥用引发系统性风险。对于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的长效机制中明确首先应当理性保险监管机构的治理能力和有效监管的边界,并建议将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引入对保险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规制中,主要包括目的合法性、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于保险监管的立法应当遵循事前评估、事后评估以及构建公众评议的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市场协同约束机制主要包含了首先、应担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包括分离最终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以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发挥管理层的激励机制;对于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首先应当加强自愿信息披露管理,并厘清强制披露信息与资源披露信息边界,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督。完善保险公司退出机制。并发展我国商业信用评级制度,并强化运用商业信用评级结果至我国保险公司。
钱芳[8]（2020）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数字贸易、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迭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多边规则发展滞缓,区域规则发展不均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大、协调难以及现有规则难以应对诸多新问题的困境。欧盟和北美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欧盟和北美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自为阵,差异较大。前者是单一市场立法特征下的规则模式,而后者是自由贸易区模式下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影响较深的规则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发挥着对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形成和发展的引领作用。近几年,通过不断发展成熟,欧盟和北美区域规则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力。除欧盟和北美外,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等其他地区也试图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领域形成区域经验。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尚未形成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与欧盟和北美地区发展相比发展较为缓慢且尚未成熟,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欧盟和北美作为两大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则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裨益。同时,聚焦于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条款及清单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标的借鉴价值。本文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相关定义作了界定,同时梳理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金融服务是各类贸易和投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其独特的基础设施特性以及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金融服务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呈现自由化的发展趋势。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以各国国内法为主。内容各异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滋生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碎片化。无规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安全造成了挑战,也为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创造了需求,催化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产生。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双边、区域、诸边、多边规则。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面临困境,难以及时满足不断发展的数字贸易和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需求。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出现了多边规则发展滞缓的现状,且多边规则对于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金融安全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常常束手无策。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需要通过规则的及时和有效供给解决金融服务贸易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而梳理提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滞缓下的进路、两大引领模式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和发展,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势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法治建设具有指引作用。从区域规则对多边规则供给的一般性论证出发,论述区域规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然后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以及规则冲突与协调的现实视角三个层面分析了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以及与其他规则之间的关系。金融服务贸易的各类区域规则载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被定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优惠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三种概念。对区域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优惠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论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存在基础、载体形式、多边框架下的合法性及区域法律制度供给侧效应等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经济一体化协议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限制经济一体化协定进行歧视性的行业安排。不得提高与外部成员间的综合贸易壁垒,不得牺牲外部成员的准入程度和机会。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审查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否符合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多边框架内做了清晰的规定并安排了审核机制。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以结构的视角论述供给创造需求。国际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萨伊定律。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的需求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法的自身发展又创造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制度需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区域集团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贸易规则对适应新发展的多边机制重塑的一种迫切需求,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在多边供给不足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区域规则拥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法存在的空间,同时兼具其自身的灵活性。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纪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对多边规则具有弥补、引领和推进的作用。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即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两大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代表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区域规则模式。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对《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站在多边规则滞缓的现实视角,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对于推动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向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多边、诸边、双边规则的有效中间站,起着输送并引领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关键作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从发展伊始就存在两大派系,即欧盟和北美模式。欧盟和北美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市场,且各自皆有其金融监管的特色、原则和风格。两大派系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个体系,在沿着各自特色发展的过程中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贡献了智慧和经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源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际上,北美区域向来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北美区域引领着各类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时又将该“试验区”的北美区域规则不断通过双边、跨区域、诸边机制进行规则的输出。区域一体化机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均将实现贸易壁垒的实质性削减作为主要目标。回顾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演进提供了路径、共识和先验。除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作用,区域规则还影响了各国国内法关于金融行业开放及监管的规制。此外,多边规则具有强大的融解功能,区域规则与多边规则是动态发展的。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虽然特性差异大,前者属于内部市场法下的规则体系,后者属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范式,但是两者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一直发生着诸多的互动和协调,影响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总体来看,回应了区域规则的供给侧效应,即结构调整提升法律制度发展的质量,改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解决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痛点。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区域规则的典型代表。受欧盟单一市场立法的影响,其规则架构、基本原则、指令的内国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国际法供给侧示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样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规则内容与国际金融法的结合方面更为紧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现了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的结合、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立法与司法的结合、规则与配套机制的结合。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在于其内部市场立法特征,在于其类似内国法的修订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克服法律滞后性尤其是在数字贸易及金融科技等方面,在于其克服国际法的局限性有效推动国际法的内国化,在于其融合区域各国法律、协调区域各国监管协作的能力。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各层级的相关法律文件。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法律渊源主要包含:欧盟条约、欧盟条例、诸多的欧盟指令等。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欧盟金融服务指令。欧盟在70年代开始陆续制定了诸多金融服务指令。可以说,数量众多的金融服务指令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特色载体,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最重要的立法工具。金融服务指令的内容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监管等各领域。欧盟对转化成员国法的程序等施加了具体的规则要求。欧盟金融服务指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联结方面提供了区域经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由其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所决定的。有学者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个层次四项原则:即第一层次的设立和服务自由原则;第二层次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母国控制原则。第一层级的原则旨在取消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而第二层级的三个原则旨在发挥市场机制,构建金融服务单一市场。基于欧盟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既涉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又涉及监管合作和协调;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主要功能定位为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本文认为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原则,即设立、人员和服务自由原则,其中包括了欧盟基本法所赋予的人员、资本、服务、商业存在等的自由;第二种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相互承认原则,它是监管原则第二层的基本原则和母原则,第二层是母国控制原则、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一次性原则。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规则框架的系统化;保障机制的强势性;数字贸易和信息数据规则的前瞻性;所涉刑事法律的统一性;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性。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主要特征就是其单一市场立法。单一市场立法特征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下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差异所在。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内容齐全、结构严谨的特征,规则框架内部协调、调整有序。近年来,欧盟致力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及信息数据转移方面的立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机制。欧盟通过制定《市场滥用条例》等具有直接适用法律效力的条例,在欧盟所有国家统一其有关市场滥用等刑事犯罪的法律。金融服务领域刑事法律规则的协调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独有特征。一直以来,欧盟通过贯彻落实其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统一和协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并通过诸多保障机制以及数据一体化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的法治体系,其中包括法律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近年来,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运行,更加关注金融服务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关注数字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关注英国退出欧盟后对欧盟规则及其基础设施、金融公司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影响,如金融机构的“统一护照”问题。对于解决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止步不前问题,欧盟的金融服务法治建设对于重塑新时代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要的路径和经验价值。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点是“开放”,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早已基本完成设立和服务自由化目标,进阶为协调和法治运行阶段。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跃度高于北美区域规则,组织机制保障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动。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步较早,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外的第二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同时与欧盟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历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两代。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融合于多边规则,成熟于区域规则,运用于诸边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与欧盟规则的冲突中相互影响,在诸边谈判中,不断相遇、冲突、协调、整合,逐步形成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共识。可以说,北美区域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要根基和规则前沿。研究北美区域贸易规则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离不开对美国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国内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层面的研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然深深根植于美国贸易政策之中,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燃热情。其中的原因,正是来自于贸易保护政策在历史上对美国经济振兴尤其是工业化及高新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的“美好回忆”。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的一些贸易协定都涉及金融服务。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自贸协定《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成熟于区域自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于《美墨加贸易协定》。同时,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由于其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不断在美国的双边以及其主导的大型贸易协定中输出。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法相类似。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方面,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类似情况”标准,到《美墨加协定》标准的主要核心国民待遇对象的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在“类似情况”的界定方面更加清晰。市场准入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章节没有专列市场准入条款,而是在第1403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第1404条跨境贸易中加以纪律约束。《美墨加协定》第17.5条专门设定了市场准入条款,原则上规定了数量限制的纪律。透明度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411条规定了提前向所有利害方通过官方出版物、其他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公布拟采取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等具体规定,《美墨加协定》第17.13条规定了相关措施的透明度和行政管理纪律,在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方面比前者更加具体和细致。审慎例外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合理”的审慎目的的措施,《美墨加协定》通过明确列举扩展了“审慎原因”的范围并做了限制性条件,采纳了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国内法规（a）款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的《美墨加协定》金融服务章节的附件三突显出互惠和对等原则的趋势,呈现北美区域规则向双边规则收缩的现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创新负面清单模式的特色;关注投资者权利的特征;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已经形成了除欧盟模式外的另一种最主要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在数据转移、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等规则方面处处体现了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自由化的价值取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创新了不符措施清单的立法技术,对于降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提升缔约方的措施管理及透明度水平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价值。关注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是历代北美金融服务规则的特色,符合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强国的政策需求。尤其是在《美墨加协定》对申请和审批措施管理的程序性规定的强化后,这一特色更为凸显。此外,东道国和母国的管理权是一个矛盾体,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了两者相平衡的特色。《美墨加协定》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为21世纪高标准的新协定以支持互惠贸易。这一协定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协议的模板,影响美国的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最新的《美墨加协定》被评价为引领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进入新的规则标准阶段。尤其是在数据本地化限制、审慎例外的明确性、跨境服务规则的改变、措施管理的透明度,特别是负面清单的制定技术等方面。相比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对数量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广。欧盟模式有其高标准,但由于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起点较高,对于其规则的整体性移植具有土壤适应性的问题。而《美墨加协定》所代表的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具有制度的灵活性。然而,《美墨加协定》中毒丸条款等设置,对域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与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一体化机制纪律中对于不得牺牲外部成员准入程度和机会的原则发生了背离,值得警惕。本文的立足点是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欧盟和北美区域是世界最大金融市场,其规则体系引领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风向标。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引领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长期以来,这两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体、发展迥异,又能够以差异化模式共存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同时,也一直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掌握规则的话语权,在双边、诸边经贸协定中不断输出其所代表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趋势集中在数据存储和传输、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合作、措施管理透明度、审慎例外明确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安全的平衡、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及其保留措施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监管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截止目前,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公布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7个,涉及国家和地区25个。作为目前中国签订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首次设立了金融服务专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提供了参考和经验。此外,韩国与美国和欧盟分别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中国迈进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条款设置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似。在支付和清算系统、透明度条款、数量限制规则方面标准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标准。但是跨境金融服务、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等条款的缺失,使得《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仍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对于第二代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标准而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在数据存储和移动、透明度和措施的管理、跨境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规则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具有借鉴价值。对内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属于国内不同关税区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一是并未单独专设章节,二是条款规则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范式,总体上看,较为落后和粗糙。此外,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与《美墨加协定》等负面清单范式差别较大。对于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展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加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体系化;二是金融服务涉及措施的管理模式上,加强措施清单的制定技术和国际对标;三是借鉴欧盟经验在原有侧重内地对港澳开放的范式下,转变为内地和港澳单一市场的建设。因其系国内不同关税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特殊属性,朝着单一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对于国内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模式对于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启示。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对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进行压力测试。提升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形成具有推广作用的金融服务措施管理标准和最佳实践。《美墨加协定》加强了对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的程序以及实体要求,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保护趋势明显,体现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于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的关注。国内自贸试验区在金融服务相关申请、材料补充、通知、流程管理、反馈机制等方面除了现有阶段的一站式服务这类便利化措施外,还应当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措施管理的标准和透明度,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管理最佳实践并积极加以推广。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是在形式上应参考《美墨加协定》附件等趋势,以行业及各项不符措施为分类标准。二是在条目上对接国际标准。在制定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时运用国际投资者熟悉的体例和话语体系,主动融入国际规则标准。三是建议单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与国际规则高度对接。欧盟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诸多保障机制在国内自贸试验区的土壤中更具适应性,同样值得借鉴。
李其成[9]（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LEE/KAYEON（李佳娟）[10]（2019）在《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文中提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已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随着全球化的进展,扩散的世界市场使各种行为者崛起,这影响到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扩散的危险性。多次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提醒人们:预防和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国际合作。该论文旨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影响,从而引导外生因素对制度变革的影响的理论内涵。本论文将外生因素限定在全球金融危机方面,主要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的路径影响。在主体方面,七国集团（G7）扩容为二十国集团（G20）,金融稳定论坛（FSF）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多个旨在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和标准化制订的国际组织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崛起和新登场的网络深刻地影响着全球金融治理的进程和结构。在制度层面,全球金融监管新标准应运而生。这种标准化主要由二十国集团提出,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分区域国际组织制定,由各成员国和市场行为者执行。在观念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英国的Brexit和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等保护主义观念开始重新出现。本论文正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全球金融治理应"治理什么"的内容。进一步梳理了对主体、制度、观念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全球金融治理中“谁”治理的内容。首先,将全球金融治理的行为者分为国家和非国家层面并进行分析,然后将金融危机后发生变化的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按照提倡者、制定者和执行者进行重新分类和考察。第三部分是从制度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将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划分为美国主导时代、七国集团主导时代、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分析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影响。第四部分是从观念角度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研究。本部分将阐述工业化后支配全球经济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变化,以审视自由主义规范的形成、扩散以及内化的过程。进而分析外生因素对观念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综述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及其局限性。此外,着眼于未来,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预计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改变全球金融生态,因此,论文对Fintech等技术的发展将对全球金融治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作为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本论文特别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模式分析了主体、制度、观念变化的途径及其相互作用。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制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在全球治理中,主导性的国家中心行为者努力从上到下推广制度和观念,而非国家行为者则可以作出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非国家行为者也是制度与观念自下而上推广的重要行为者。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和行为者的变化,制度和观念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全球金融危机是敦促制度不断完善并确保制度的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点来看,研究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非常重要。但是,总体来看,主体、制度、观念的方向性变化不是很明显,因为工业化以后保持的自由主义观念成为维持现行制度和机制的重要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革实际上起到了完善甚至加强现有体制的作用,而不是改革。本论文只是对现有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将来,危机后凸现的新兴国家崛起和科技的发展,还将使全球金融治理在主体、制度、观念方面面临更多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是本人今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二、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论文提纲范文）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核心名词辨析和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诸“货币”形态关系 |
| 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影响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规制 |
| 五、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内容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内容框架 |
| 三、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货币本质和货币形态演进基本规律 |
|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与主要理论 |
| 一、货币的内涵和本质理论 |
| 二、货币的职能和理论发展 |
| 三、货币的社会和法律属性 |
| 第二节 货币形态演进及其规律 |
| 一、货币形态演化进程和经济特征 |
| 二、货币形态演化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三、货币形态演化的法经济学规律 |
| 第三节 新科技与数字货币发展 |
| 一、数字货币产生的经济科技基础 |
| 二、货币数字化和数字货币的产生 |
| 三、数字货币基本特征和价值改进 |
| 第三章 法定数字货币基本理论和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及其基本理论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内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属性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法经济特征 |
| 四、法定数字货币的理论新挑战 |
| 第二节 数字形式“货币”的差异比较 |
| 一、法定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 |
| 二、法定数字货币与虚拟货币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与私人数字货币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的绩效和价值 |
| 一、货币竞争模式及其基本特点 |
| 二、现行货币竞争的绩效与不足 |
| 三、法定数字货币价值功能改进 |
| 第四章 国内外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与开发 |
| 第一节 国外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推进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政策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实践 |
| 第二节 国际组织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 |
| 一、私人数字货币的取向和监管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政策和取向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观点 |
| 第三节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开发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理论和政策取向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和开发实践 |
| 三、法定数字货币科技和金融路径 |
| 第五章 法定数字货币对金融机制的影响和效益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机制的影响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供应的变化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需求的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控制的提升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
| 一、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理论及其实践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对调控机制的优化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传导机制的改进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影响 |
| 一、我国现行支付体系及其运营模式 |
| 二、我国支付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对支付体系的完善 |
| 第六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与需求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需求和供给 |
| 一、现行法定货币的制度规则及评析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需求和创新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制度供给和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供给思路 |
| 二、法定数字货币的立法模式选择 |
| 第七章 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运行制度构建 |
| 第一节 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制度架构 |
| 一、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经济目标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基本原则 |
| 三、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管理机制 |
| 第二节 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管理 |
| 一、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和基础 |
| 二、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与流通机制 |
| 三、法定数字货币流通的配套制度 |
| 第三节 法定数字货币权责义务及配置 |
|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主要法律关系 |
| 二、法定数字货币发行的权责配置 |
| 三、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权责分配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重点难点 |
| (二)创新点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核心概念 |
| (一)金融监管的基本界定 |
| (二)新时代的金融监管 |
| (三)金融监管中的法治化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机理 |
| (一)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考量 |
| (二)金融监管权制衡是法治化的核心 |
| (三)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框架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监管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列宁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 |
| (一)毛泽东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二)邓小平的金融监管思想 |
| (三)江泽民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胡锦涛的金融监管思想 |
|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金融监管理论新发展 |
| (一)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理论 |
| (二)国家安全观下的金融安全理论 |
| (三)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理论 |
| (四)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导向理论 |
| (五)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监管合作理论 |
| (六)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理论 |
| (七)加快金融监管法治建设理论 |
| 五、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的法治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治思想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新思想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实践发展和基本经验 |
| 一、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演进 |
| (一)金融大一统时期(1949-1978) |
| (二)金融改革起步时期(1979-1983) |
| (三)金融统一监管时期(1984-1991) |
| (四)分业监管形成时期(1992-2004) |
| (五)分业监管完善时期(2005-2011) |
| (六)分业监管调整时期(2012-至今)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历史成就 |
| (一)健全了相对完备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
| (二)建立了与金融发展基本适应的中国特色监管机制 |
| (三)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意识 |
| (四)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市场主体利益平衡机制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国家治理变革框架内进行 |
| (二)坚持循序渐进,以金融改革发展实际为遵循 |
| (三)坚持因时而变,以中央银行权力调整为主线 |
| (四)坚持立法保障,为金融监管改革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和内在动因 |
|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改革及其法治化成就 |
| (一)中国特色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 (二)中国特色金融监管体制不断完善 |
| (三)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取得新进展 |
| 二、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时代背景 |
| (一)金融全球化和监管国际化步伐加快 |
| (二)经济“新常态”倒逼金融改革提速 |
| (三)全面依法治国要求金融监管法治化 |
| (四)金融监管改革是全面改革应有之义 |
| 三、新时代加快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内在动因 |
| (一)金融开放要求监管规则内外统一 |
| (二)金融结构变革深刻影响金融监管 |
| (三)金融创新涌现凸显监管法治滞后 |
| (四)金融风险和金融乱象累积叠加 |
| (五)腐败高发暴露监管权力制约缺位 |
| 第四章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治化中的主要问题 |
| 一、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有待优化 |
| (一)金融监管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 |
| (二)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不足 |
| (三)金融监管组织模式有优化空间 |
| (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仍需加力 |
| 二、金融监管机构职责配置法定化程度不高 |
| (一)监管职责配置方式非制度化 |
| (二)监管职责配置存在交叉冲突 |
| (三)对金融市场创新干预不到位 |
| (四)央地金融监管职责配置模糊 |
| 三、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则不够健全 |
|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完备 |
| (二)金融监管工具和手段单一 |
| (三)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缺位 |
| (四)缺乏金融综合经营及消费者保护制度 |
| 四、金融监管执法效能有待提升 |
| (一)监管检查执法缺乏程序控制 |
| (二)金融监管执法公开透明性不足 |
| (三)监管自由裁量权缺乏有效制约 |
| 五、金融监管权监督缺乏有效性 |
| (一)监督法律规定分散笼统 |
| (二)全程监督存在薄弱环节 |
| 第五章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改革和法治启示 |
| 一、金融危机折射出的西方监管法治弊端 |
| (一)金融资本天生逐利性弊端暴露 |
| (二)多头共管体制导致职责不清 |
| (三)金融盲目创新缺乏有效监管 |
| 二、金融危机应对中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
|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二)欧盟金融监管改革 |
|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 |
| 三、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法治经验和启示 |
| (一)纠正新自由主义监管法治理念 |
| (二)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力 |
| (三)强调对所有金融活动监管全覆盖 |
| (四)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法制协调与合作 |
| (五)通过立法引领改革和确认改革成效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目标和路径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价值目标 |
| (一)金融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
| (二)金融效率: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
| (三)金融公平:金融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
| (四)金融公平与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协调平衡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走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之路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
| (三)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让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供给侧改革需要 |
| (四)坚持权力公开透明,让所有金融监管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的路径 |
| (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发挥立法对金融监管改革的牵引作用 |
| (二)立足实际,放眼未来,构建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机构组织框架 |
| (三)职能法定,协调高效,增强监管权配置的法定性和科学性 |
| (四)补齐短板,全面监管,完善中国特色金融监管规则制度体系 |
| (五)公正公开,严明执法,强化金融监管权行使的程序规制 |
| (六)严格问责,增强合力,构建全方位金融监管权力监督网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安排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概念 |
| 一、“金融服务”的概念与种类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含义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壁垒 |
| 第二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 |
| 二、破坏性金融创新对传统的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理论的革新 |
| 三、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与破坏性金融创新理论的融合 |
| 第三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特征归纳 |
| 一、市场准入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前提条件 |
| 二、非歧视待遇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中间保障 |
| 三、审慎例外规则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风险屏障 |
| 第二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内涵 |
| 一、市场准入规则的含义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演变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供给不足 |
| 二、跨境交付(cross-bordersupply)的含义问题 |
| 三、GATS第16条的解释问题 |
| 四、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问题的回应 |
| 一、FTAs中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定 |
| 二、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的无效性 |
| 一、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条款限制性措施与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关系不大 |
| 三、跨境金融信息流动自由成为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重点 |
| 四、新金融服务条款促进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第三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非歧视待遇规则 |
| 第一节 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的特殊性 |
| 一、非歧视性待遇的内涵 |
| 二、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性待遇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GATS有关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存在的争议 |
| 一、跨境交付与境外消费的区别问题 |
| 二、跨境金融服务原产地的确认问题 |
| 三、非歧视性待遇条款中的“同类性”问题 |
| 四、监管环境能否成为歧视性待遇的抗辩理由问题 |
| 五、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解释问题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问题的回应 |
| 一、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关系问题的回应 |
| 二、对服务贸易原产地问题的回应 |
| 三、对于“同类性”问题的回应 |
| 四、对事实上的歧视性待遇的回应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非歧视待遇应具有灵活性与可预期性 |
| 一、非歧视待遇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必要性 |
| 二、现有的非歧视待遇条款并没有满足灵活性与可预期性的要求 |
| 三、以要素为基础的灵活性非歧视待遇标准 |
| 第四章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审慎例外规则 |
| 第一节 审慎例外条款的性质界定 |
| 一、金融服务贸易的原则性监管与规则性监管 |
| 二、审慎例外条款归属于原则性监管 |
| 第二节 GATS下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条款的模糊性 |
| 一、GATS有关审慎例外条款的谈判 |
| 二、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争议 |
| 三、阿根廷金融服务案对GATS审慎例外条款的解释 |
| 第三节 FTAs对 GATS审慎例外规则的改变 |
| 一、含有审慎例外条款的FTAs |
| 二、FTAs对 GATS审慎例外实体规则的改变 |
| 第四节 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审慎例外需要相互承认 |
| 一、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相互承认的必要性 |
| 二、GATS及 FTAs中相互承认的实践 |
| 三、欧盟相互承认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可借鉴性 |
| 第五章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完善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 |
| 一、国内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 |
| 二、我国FTAs中的相关规定 |
| 第二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内法层面的市场准入限制较多 |
| 二、FTAs中较少涉及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规定 |
| 三、FTAs中审慎例外条款的规定不一 |
| 第三节 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尚存在争议 |
| 二、金融行为监管能力不足 |
| 三、条件不具备及风险防范方面的考虑 |
| 第四节 完善我国跨境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
| 一、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程度 |
| 二、强化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三、将金融科技融入审慎例外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主要内容和框架 |
| 五、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背景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历史沿革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产生的经济背景——经济金融化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制度背景——公司股东“减持规则”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是传统质押的“异化”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结构性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金融属性 |
| 四、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差异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经济学基础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效率优势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允性特征 |
| 三、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第二类委托代理 |
| 第二章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规制的法律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负外部性 |
| 一、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影响 |
| 二、对上市公司利益的影响 |
| 三、对金融市场运行秩序和效率的影响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法律规制的利益协调与价值平衡 |
| 一、股东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 |
| 二、交易效率与经济安全的价值平衡 |
| 第三节 私法与公法协同的规制模式 |
| 一、私法以赋权的方式保护主体自由和经济效率 |
| 二、公法以限权及增加义务的方式保障社会利益和经济安全价值 |
| 第三章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类型及现有规制的检视 |
| 第一节 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风险划分 |
| 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道德风险 |
| 二、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市场风险 |
| 三、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风险 |
| 第二节 我国现有规制措施与域外相关制度的对比与检视 |
| 一、大陆法系股权质押制度为模板的“担保物权” |
| 二、英美法系以担保交易为核心的一元化的担保权益 |
| 三、对我国现行法律对股权质押规制的检视 |
| 四、我国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风险纾困措施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确立我国商事思维下的“股权担保交易”的法律规制 |
| 一、准确识别以“股权”作为担保标的物的金融创新实践 |
| 二、现行以传统民法视域下构建的担保制度对股权质押规制的局限性 |
| 三、“股权担保交易”概念的提出 |
| 第四章 构建多维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主体的法律规制体系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东内部控制机制的发挥——自律管理 |
| 一、以股东自治为核心的股东协议 |
| 二、英美公司股东协议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自治的启示 |
| 三、完善《公司法》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自律管理 |
| 第二节 金融机构风险管控功能发挥——中间层控制 |
| 一、交易前调查对风险管控的作用 |
| 二、资金使用的持续监督 |
| 三、信息共享实现风险管控 |
| 四、风险管控规则的完善 |
| 第三节 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监管部门对主体行为的约束——外部监管 |
| 一、美国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担保交易的信息披露制度 |
| 二、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信息披露的完善 |
| 第五章 完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违约处置的法律规制 |
| 第一节 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认定规则 |
| 一、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一般违约情形 |
| 二、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先兆性违约事件条款 |
| 第二节 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违约处置——平仓 |
| 一、上市公司场内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平仓处置的合法性基础 |
| 三、证券公司平仓处置权利的保护与约束 |
| 第三节 上市公司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司法处置 |
| 一、场外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特殊性 |
| 二、特殊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
| 三、限售股司法处置与传统担保理论的冲突与平衡 |
| 四、非限售流通股场外股权担保交易的特别处置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
| 1.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规制问题的源起及演变 |
| 1.1.2 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及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背景.. |
| 1.1.3 现行国际投资法体系处理金融规制问题的局限性及改革方向 |
| 1.1.4 关键术语界定及研究范围说明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际投资法中有关金融规制的例外情形 |
| 1.2.2 东道国针对外资的金融规制措施 |
| 1.2.3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1.2.4 文献综述小结与评论 |
| 1.3 研究内容及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审慎问题 |
| 2.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 |
| 2.1.1 金融审慎措施的含义和类型 |
| 2.1.2 金融审慎措施的界定标准 |
| 2.1.3 金融审慎措施的认定主体 |
| 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范围 |
| 2.2.1 金融审慎例外条款的内容范围 |
| 2.2.2 金融审慎例外的适用领域 |
| 2.2.3 金融审慎例外在外汇转移方面的适用 |
| 2.3 金融审慎例外与其他例外情形的法律联系 |
| 2.3.1 金融审慎例外与习惯国际法中的“危急情形”抗辩 |
| 2.3.2 金融审慎例外与根本安全例外 |
| 2.4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审慎问题的解决思路和中国因应 |
| 2.4.1 国际投资法中解决金融审慎问题的总体思路 |
| 2.4.2 中国应对金融审慎规制问题的相关建议 |
| 第3章 金融投资中的“不符措施”及其规制 |
| 3.1 金融基础制度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1.1 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的类型及法律特征 |
| 3.1.2 IIAs中金融基础制度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2 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1 对外资持股比例进行限制的不符措施 |
| 3.2.2 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股东资格要求 |
| 3.2.3 其他对外资参与度进行限制的金融投资不符措施 |
| 3.2.4 IIAs中外资参与度限制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3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方面的不符措施 |
| 3.3.1 外资金融机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的法律特征 |
| 3.3.2 IIAs中外资高管和董事会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的对比分析 |
| 3.4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
| 3.4.1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的法律特征 |
| 3.4.2 金融投资不符措施清单在中国的适用 |
| 第4章 东道国金融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1.1 主权债务重组措施与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1.2 Abaclat等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1.3 对主权债务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2 银行自救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2.1 银行自救措施与投资保护义务的法律联系 |
| 4.2.2 “塞浦路斯银行危机救助”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2.3 对银行自救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3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审查 |
| 4.3.1 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国际法渊源 |
| 4.3.2 “Continental Casualty诉阿根廷”案中的国际投资争端问题 |
| 4.3.3 有关资本流动规制措施的进一步思考 |
| 4.4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和完善建议 |
| 4.4.1 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最新发展 |
| 4.4.2 完善中国金融规制措施的相关建议 |
| 第5章 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 |
| 5.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范围 |
| 5.1.1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义务范围 |
| 5.1.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措施范围 |
| 5.2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特别规则 |
| 5.2.1 金融审慎措施的“过滤器”机制 |
| 5.2.2 仲裁员具备金融行业专业知识及相关经验 |
| 5.3 国际投资法中金融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与中国因应 |
| 5.3.1 金融投资争端解决的改革完善 |
| 5.3.2 中国解决金融国际投资争议的应对建议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1.1 具体结论 |
| 6.1.2 总体结论 |
| 6.2 不足之处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论文 |
| 三、中文学位论文 |
| 四、英文着作 |
| 五、英文论文 |
| 附件 国际组织报告、工具书、国际条约、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法院判决等 |
| 一、国际组织报告 |
| 二、工具书 |
| 三、国际投资协定文本及相关国际条约 |
| 四、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及相关法院判决 |
| 附录A IIAs金融投资不符措施与GATS承诺对比情况 |
| 附录B 纳入金融审慎例外的IIAs |
| 附录C 对审慎措施提交ISDS作出特别规定的IIAs |
| 附录D 涉及金融业的ICSID投资仲裁案件一览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穿透式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保险监管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监管保险行业的理论基础 |
| 二、监管理论中的行为假定 |
| 三、保险监管威慑理论 |
| 第二节 穿透式监管溯源 |
| 一、“穿透式监管”的语素分析 |
| 二、“穿透式监管”实质—透过现象看本质 |
| 三、“穿透式监管”的理论来源—行为监管与功能监管 |
| 第三节 行为监管 |
| 一、行为监管理论 |
| 二、行为监管的实践 |
| 三、行为监管的目标 |
| 四、行为监管的对象 |
| 第四节 功能监管 |
| 一、功能监管理论 |
| 二、功能监管的实践 |
| 三、功能监管的框架 |
| 第二章 穿透式监管在我国的实践 |
| 第一节 资本端的穿透 |
| 一、保险公司股权的穿透 |
| 二、股东资金的穿透—“安邦保险”为例 |
| 第二节 资产端的穿透 |
| 一、穿透投资项目 |
| 二、穿透关联交易 |
| 三、穿透股票短期炒作 |
| 第三节 负债端的穿透 |
| 一、穿透信用保证保险—以“侨兴私募债”为例 |
| 二、穿透至合格投保人 |
| 第三章 我国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
| 一、监管权扩张的内因 |
| 二、监管者缺憾 |
| 三、监管两难悖论 |
| 第二节 突击式监管悖论 |
| 一、“突击式”的穿透监管 |
| 二、“突击式”监管的根本原因 |
| 三、“突击式”监管的危害 |
| 第三节 “穿透式”监管对商事外观主义的阻碍 |
| 一、对私法领域的穿透—正德人寿股权代持案为例 |
| 二、行政规章介入私法自治的争议 |
| 三、冲突根源:对“公共利益”的盲目扩大解释 |
| 第四节 造成监管成本的浪费 |
| 一、“穿透监管”的执行成本 |
| 二、“穿透监管”的机构成本 |
| 三、“穿透监管”的机会成本 |
| 第四章 对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路径 |
| 第一节 穿透式监管与私法自治的逻辑归位 |
| 一、穿透监管与私法领域的区隔 |
| 二、“穿透”应遵循客观原则 |
| 三、穿透后应综合进行认定 |
| 第二节 构建保险监管常态化治理机制 |
| 一、穿透监管有效治理的边界 |
| 二、穿透监管权力的规制路径 |
| 第三节 穿透监管兼顾成本收益 |
| 一、成本收益分析的立法要求 |
| 二、监管措施的事前评估 |
| 三、监管政策的事后评估 |
| 四、社会公众的评议机制 |
| 第四节 完善市场协同约束机制 |
| 一、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
| 二、完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
| 三、完善保险公司市场退出机制 |
| 四、发展保险公司信用评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8）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梳理 |
| 一、金融服务的相关定义与功能定位 |
| 二、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特征与评估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与风险 |
| 第二节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问题 |
| 一、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进程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架构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四、对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与阐释 |
| 第二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 |
|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纪律约束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三种机制的厘清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纪律的文本表述 |
| 第二节 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 |
| 一、萨伊定律对区域规则的借鉴与启示 |
| 二、区域规则需求的回应和供给的裨益 |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溯源与流变 |
|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功能与局限 |
| 第三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考量 |
| 一、优化与升级其他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二、因应贸易壁垒与规则碎片化的问题 |
| 三、放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的整体效应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与其他规则的互动 |
| 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区域规则的融解 |
| 二、欧盟与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冲突协调 |
| 第三章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特征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渊源 |
| 三、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运行发展 |
| 第二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设立和提供服务自由原则 |
| 二、相互承认原则 |
| 三、母国控制原则 |
| 四、最低限度协调原则 |
| 五、一次性原则 |
| 第三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规则框架的系统化 |
| 二、保障机制的强势性 |
| 三、数据规则的前瞻性 |
| 四、刑事法律的统一性 |
| 五、跨境规则的便利性 |
| 第四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聚焦于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的趋势 |
| 二、数字贸易与信息数据一体化的趋势 |
| 三、国际金融机构软法标准的引入趋势 |
| 四、英国脱欧后的影响及欧盟规则评述 |
| 第四章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政策背景 |
| 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脉络梳理 |
| 三、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架构体例 |
| 第二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 |
| 二、市场准入原则 |
| 三、透明度原则 |
| 四、审慎例外原则 |
| 第三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模式 |
| 二、负面清单创新模式的立法技术特色 |
| 三、对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倾向 |
| 四、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相平衡的导向 |
| 第四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保险规则的政策差异趋势 |
| 二、审慎监管及透明度的发展 |
| 三、数字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 |
| 第五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总体趋势的评述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溢出趋势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多元趋势 |
| 三、审慎例外和国际软法标准的融合化 |
| 四、国际法义务和国内法措施有效联结 |
| 五、普遍关注投资者与消费者权利保护 |
| 第二节 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建议 |
| 一、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评析 |
| 二、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关注焦点 |
| 第三节 内地与港澳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 |
| 一、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发展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CEPA的借鉴 |
| 第四节 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对标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新标准的压力测试 |
| 二、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际政治理论中主体、制度、观念的文献综述 |
| 2.新制度主义文献综述 |
| 3.历史制度主义的外生因素文献综述 |
| 4.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主要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及其不足之处 |
| 1.主要创新 |
| 2.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不同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与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本身的挑战 |
| 二、主体、制度、观念的不同视角 |
| (一)经济民族主义视角 |
| (二)经济自由主义视角 |
| (三)马克思主义视角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变化的作用 |
| (一)外生因素产生作用的路径 |
| (二)历史制度主义与路径依赖 |
| (三)在制度变化中的主体与观念互动 |
| 小结 |
| 第二章 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影响 |
| 一、全球金融治理不同主体及其互动 |
| (一)国家与非国家主体对全球金融治理的作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多边协商机制中的主体互动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化行为者的分类 |
| (一)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提倡者 |
| (二)全球金融治理标准制定者 |
| (三)全球金融治理标准执行者 |
| 三、外生因素对主体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主体变化 |
| (二)多边协商机制与主体互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的变化 |
| 一、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及其挑战 |
| (一)全球金融体系及其运作机制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变迁 |
| (三)全球金融治理的变化与挑战 |
| 二、在多边协商机制中的制度变化 |
| (一)美国主导时代(1944-1975) |
| (二)七国集团主导时代(1975-2008) |
| (三)二十国集团主导时代(2008-) |
| 三、外生因素对制度路径变化的影响 |
| (一)外生因素与制度变化 |
| (二)金融危机后制度变迁的案例分析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念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及变化 |
| 一、观念对制度的功能 |
| (一)观念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
| (二)国际规范的内化 |
| 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路径分析 |
| (一)古典自由主义 |
| (二)凯恩斯主义 |
| (三)内嵌式自由主义 |
| (四)新自由主义 |
| 三、金融危机对观念变化的影响 |
| (一)亚洲与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观念变化 |
| (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观念扩散及作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外生因素作用下全球金融治理的展望 |
| 一、后危机时代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一)主体、制度、观念三者合力的影响 |
| (二)全球金融治理的局限性 |
| 二、今后继续研究的空间:金融科技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一)银行中心金融体系与市场中心金融体系 |
| (二)金融科技发展状况 |
| (三)Fintech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论 |
| 中英文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关注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修改（论文参考文献）
- [1]法定数字货币法经济逻辑与制度规则研究[D]. 余雪扬.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监管法治化研究[D]. 张国坤. 河北师范大学, 2020
- [3]金融科技全球治理法律问题研究[D]. 姚梅.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4]FTAs中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研究[D]. 黄琳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法律规制[D]. 张文.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6]国际投资法中的金融规制问题研究[D]. 马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保险公司穿透式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D]. 闫泓汀. 吉林大学, 2020(08)
- [8]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D]. 钱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9]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10]外生因素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 ——基于主体、制度和观念的分析[D]. LEE/KAYEON（李佳娟）.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