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以及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恶意歪曲，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动员国内民众抗日，赢得国际的支持，中共在全力抗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对外宣传延安。中共主要面向国内人民和国际友人进行宣传，其宣传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有力地推动了抗战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延安；宣传
延安，之前被称为肤施，红军进驻后将其改名为延安。在抗战时期，延安作为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是中共的另一个代名词，因此，对延安的宣传就是对中共自身的宣传。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研究，较多的集中在中共与国际友人之间的交流和中共自身宣传工作的内容方面，而对中共如何进行宣传这一问题较少关注。本文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厘清中共对外宣传延安方面的努力。
延安地处西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发展相当落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面对延安的穷苦现状以及抗战的严峻形势，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为积极向国内外宣传延安形象及其自身的政治主张，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争取国内人民和国际方面最大限度的支持，塑造进步良好的政党形象，从而促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顺利推进，中共主要针对国内群众和国际友人两方面来宣传延安形象。
一、抗战时期中共在国内对延安的宣传
在对内宣传中，中共党政机关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宣传延安的重要机构，其主要职能就是：“从宏观上指导精神产品的生产，负责规划、部署布局性思想政治工作任务，指导宣传文化系统制定政策、法规等。”[1]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设有宣传部，负责指导边区各基层宣传机构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宣传工作。此外边区交际处也“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根据地人民战斗胜利的成绩”。[2]党政机关对延安宣传工作的指导和实践，是延安形象得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的重要保证。
在对内宣传中，报刊是中共宣传延安形象的重要工具。延安的报社主要刊登边区政府的劳动生产、民主选举、文化教育等状况，对中共中央及延安在革命、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的大量宣传，是延安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最普及最重要的宣传载体。《解放》作为抗战初期中共的政治理论刊物，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普及马列主义理论，起到了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边区群众报》“一版边区要闻，二版边区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新闻，三版国内外时事解说，四版是文化文艺。”[3]分版面全方位介绍边区。为扩大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也支持创办地方报刊，使延安中央的政策精神及时传输到全国各地，如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创办了《东江民报》。中共在国统区主要是《新华日报》，以宣传持久抗战、统一战线以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成就为主。共产党还在国外创办了报刊《救国报》，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新华社是边区的喉舌媒体，“全国、全党、全军性的新闻电讯，统一由新华社对外发布。”[4]其下设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则播送中共中央重要政策、国内外新闻、《新中华报》社论及演讲、文艺等内容。“自从新华广播电台口语广播开始播音后，延安的声音突破了重重封锁，将中共中央和延安的消息传到各地群众耳中，使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形及时为群众所知，极大地满足了群众了解延安的需求。”[5]延安广播电台无形中成了根据地军民和各地群众心目中延安形象的重要载体，每天向全国听众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国统区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消息；播送党中央的文件和党报的社论、文章，介绍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和鼓舞全民团结、争取抗战的胜利等内容。[6]
在文艺方面，边区文工团体通过内容丰富的文娱活动宣扬延安革命精神，塑造延安在群众心里特有的美好形象。延安电影团拍摄的电影《南泥湾》鲜活地反映了南泥湾从臭名昭著的“烂泥湾”到三五九旅开垦后发展成重要的产粮基地的生产建设盛况。歌曲《南泥湾》则通过歌颂三五九旅艰苦开垦南泥湾，使延安“陕北的好江南”的形象广为传布。南泥湾的变迁是延安形象变化的重要内容，把中共革命和美好生活场景融为一体，形成了革命带来美好生活的话语权，同时也塑造和传播着延安形象。各种大合唱、话剧、秧歌剧等，也直接反映延安和边区战斗、生产生活、民主选举、拥军拥政等状况，在塑造和传播延安形象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1944年间，在延安和边区各地演出的秧歌剧就有63种之多，比较知名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刘海生转变》《动员起来》《军民一家》等，突出反映了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改造二流子、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等情形。[7]69这类文艺活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延安和边区群众的精神面貌与生产生活情形，是塑造和传播延安形象的重要载体。
中外记者团及美军观察组先后访延，得到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共给访延人士提供了相当热情周到的日常招待。爱泼斯坦回忆到，延安的生活条件确实不高，但是我们却受到了优待。我们在延安不仅能够吃到白馒头、鸡蛋以及当季的新鲜水果，还能够食用黄油以及纯正的蜂蜜。仅这一方面就和国统区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重庆，我们的早餐不过就是稀饭、馒头就着咸菜，更不用提牛奶和鸡蛋，这些完全是奢侈品。[7]139福尔曼表示，这些住所比“在重庆的记者招待所还好。”[9]此外中共还不时地举办各种音乐、戏剧晚会、舞会，组织跳秧歌舞，为访延人士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丰富了访延人士的精神生活。中共在日常起居上，向访延人士宣传了延安的富足形象，展示了中共追求民主、和平的国际形象，增加了访延人士对中共美好形象的认同。
中共在对国内群众大力宣传延安的同时，对来华的国际友人也积极展开宣传工作。1936年美国新闻记者斯诺进入陕北苏区，曾就外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及毛泽东的个人经历等问题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流，并将与毛的谈话写成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
二、抗战时期中共对国际友人宣传延安
此外，延安的展览会、街头诗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传播了延安革命形象。抗战期间，中共在延安举办了大量的会展，展览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全面展现了边区和延安作为模范根据地和革命圣地的风采，各种展览会就是展示边区和延安所取得成就的一个窗口。[7]68在塑造着延安形象的同时，也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共作为延安边区政府核心的光辉形象。街头诗因其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受到群众的喜爱，艾青指出，开展街头诗运动，就是要“把诗和政治密切地结合起来，把诗贡献给新的主题和题材，使人们在诗里能清楚地感到今天大众生活的脉搏。”[8]
其一，情感的撕裂性。情感的开放性与封闭性已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两条平行线，情感的合理性载体缺失，导致情感的释放依赖于酗酒，甚至是毒品。情感的碎片化使情感与情感之间撕裂，情感的这种固化使得情感的本质属性即共同感丧失。碎片式的情感富集与情感黏性，造成情感之间的排斥和以情感划分的圈子文化。情感的断层又进一步造成情感冲突，致使情感的本体性安全无处安置。
面状因素因子，是指不扩散的因子，其指标的好坏仅局限在该处地块内[14，17]。面状影响因子有坡度、土壤养分状况、灌溉保证率等共16个。
为了让访延人士更全面、最大程度地了解延安、了解中共，中共领导人积极同他们展开交流，将其抗日主张、民主团结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阐释，使国外友人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共的认知。中共为了向国外记者展示其抗战主张、实践和成果，同意国外记者亲赴前线考察的要求，让他们亲眼目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实况。毛泽东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最大的缺点是缺乏民主，而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实现抗战的胜利，才能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建设好国家。”[10]福尔曼记者亲历了延安一个村庄的民主选举，使他对延安的民主政权称道不已。中共竭尽全力向国外记者宣传其追求民主的理念和实践，使其民主团结的形象在国外记者心中留下深刻烙印，为其赢得国际方面的支持创造了条件。
三、中共对延安宣传的成效
至于金豆子，传说又有演变，也颇有意思。我曾去睢宁县古邳镇附近一个乡贤世家，叫花家大院的，看见庭院中立一块龙蛇形石头，石头上刻了这样一个故事：明朝一个老汉，在山得到许多金豆子和金马驹，就交给两个儿子：“民生”与“民望”，去换成米粮，救助灾民，却被贪官获知，他就催促百姓上山挖金豆子金马驹，致使百来人死在山上，其中就有“民生”和“民望”。于是龙王派了两龙蛇，“救苍”与“拯生”，惩罚了贪官、拯救了百姓。这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间翻版，民生与民望，乃是王朝统治的根基。
中共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外宣传延安，使得延安的民主、富足、美好形象在国内外逐步树立起来。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报刊、电台以及文艺活动形式的宣传，使延安的进步形象传播到各个阶层中，群众对延安的形象转变有着切身体验，他们通过对比自己翻身前后的生活状况，发自内心地热爱边区，歌颂革命圣地延安。最能直观反映边区人民心声的表达方式当属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群众真实情感的流露，表达出人民内心对党的赞美和翻身做主的喜悦，也是对延安的认同和拥护，延安的进步形象在基层群众中进一步扩大，提高了中共在边区的影响力。
国统区官方对延安是持否定态度的，因此延安的进步形象对国民党官方而言就是无稽之谈。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其《延安一月》中：“则较客观地具体介绍了边区人民在被封锁状态中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特别是描述了中共领袖的伟大形象。”[11]对于民众而言，他们目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跟沦陷区受压迫的人们以及爱国华侨人士一样，在民族危难时刻非常痛恨国民党当局的腐朽。当他们从《新华日报》之类的进步刊物上得知延安的光明景象时，青年们无不产生了奔赴延安的想法，包括华侨、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等，他们越过国民党的阻挠，跋涉千里至圣地延安。他们奔赴延安的行动，证明了延安进步形象的内在魅力，壮大了中共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战取得最后的胜利有重要作用。
有一段时间，为了准备学校的朗读比赛，我们每天都要练习。可是，许多同学仅仅是在下面跟着读，因为嗓子已经累得嘶哑了，有些人干脆就只张嘴不出声。班长却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累”字，她坚持在太阳下晒着，双腿因为长时间站立，累得有些哆嗦。尽管嗓子也哑得厉害，她依然大声领读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声音响彻整个校园，我们都被感动了，一个个振作起精神来。看着认真领读的班长，我在心里暗想：“有这样负责的班长，我们一定会获得好成绩的！”果然，在她的带领下，我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年级第一名。
国际友人访延后所完成的关于延安的宣传文本，通过电台、刊物、邮政以及人员往来等方式，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世界各地。他们将自己在延安经历过的、看到的一切，包括延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介绍给外界。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反响，被译为多种文字的版本广泛流传。福尔曼在其《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中，将在边区的所见所闻用生动的故事呈现出来，将国民党政府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所做的虚假宣传进行了无情揭露，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爱泼斯坦表示，一九四四年初夏的延安之行，是令他最难忘的一次访问，并且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一定会诞生。[12]美军观察组员谢伟思在其发回去的报告中，称赞了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政策，并建议美国政府应该重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他认为：“共产党在各游击基地均居优势并具影响力，且已获得农民与自由人士之支持。”“共产党应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13]这些关于延安的文本在国际上广泛流传的同时，吸引了诸多外国友人来华援助抗日。延安的光辉形象就通过这些国际友人的报道而走向世界，同时也利于赢得国际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中共通过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对延安进行大量宣传，完成了党中央对延安方面的宣传工作，有力地增强了中共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抗战意识，壮大了抗战力量，扩大并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成功地塑造并传播了中共自身的光辉形象。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延安的宣传工作，对今天塑造中国在国内外形象以及中共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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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燕花(1992-)，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23(2019)01-0075-03
[收稿日期]2018-10-15
[责任编辑：白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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