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
巴基斯坦是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其政治制度和司法体系移植自英国，但是在移植过程中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民族聚居分布、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国情，出现了二者不相容的问题。除了在建国初期成功联合国内各民族力量实现从英属印度中独立的目的外，在随后国民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完善的过程中，巴基斯坦不仅没能实现制度与国情“1+1＞2”的美好局面，反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引发了族际矛盾和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国家内部民族冲突频发，国家权力被大家族把持，作为国家守护者的军队不得不三次出面实行军法管制，由此造成国家政治制度发展中断，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也造成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一、巴基斯坦族际矛盾的根源
作为一个独立已有70余年的国家，巴基斯坦至今仍然是个民族政策和政党制度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的国家，各主要民族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族际政治存在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的某些政党和个人甚至喊出了要求独立建国的口号，这对巴基斯坦国内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巴基斯坦族际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受穆斯林联盟建国理论、建国后国家权力分配、民族聚居分布等因素影响。
（一）穆斯林联盟建国理论不完善。在英属印度时期，穆斯林联盟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意在证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并不属于一个民族，以求实现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目的。这一理论在当时激励了英属印度广大穆斯林为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而团结奋斗的精神，他们在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下，实现了巴基斯坦独立建国的梦想。需要注意的是，穆斯林联盟的“两个民族”理论只适用于谋求国家独立阶段，而不适用于国家独立后经济建设和民族融合阶段，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穆斯林联盟提出的“两个民族”理论并不是从宗教教义上来团结广大穆斯林，而是从民族差异角度，也就是建立在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存在矛盾上。可以说，彼时广大穆斯林之所以能团结在一起，完全是出于对生活在一个由更加强大的印度教徒主导的印度的恐惧。但是，当巴基斯坦独立建国后，没有印度教徒这一外在因素影响时，巴基斯坦各主要民族之间的矛盾开始逐渐显现，尤其是在新的国家中处于弱势的民族更是愤愤不平，而这是穆斯林联盟的“两个民族”理论无法解释和调解的。伟大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在世时，尚且能够凭借其个人魅力压制和缓和这一矛盾，但是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相继逝世，巴基斯坦内部族际矛盾愈发凸显和尖锐。
瓷胎竹编是以瓷器为底胎、以精细色彩或素色的慈竹丝为原料，依胎编织而成，配以多种烤色、染色竹丝编织出的茶具、餐具、花瓶等产品。瓷胎竹编的篾丝细如发，在编织过程中，竹编和瓷器之间不需要通过胶黏剂或连接件来固定，竹丝直接紧密依附在胎体之上，并且肉眼看不到竹丝的接头，编织精细，纹样美观，凸显其技术高超[7]。
二是穆斯林联盟未能兑现其建立多个穆斯林国家的承诺。由于穆斯林联盟在与国大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为减少穆斯林各民族和各教派之间的差异和内斗，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穆斯林力量，穆斯林联盟在1940年宣布的《拉合尔决议》中明确称，其最终奋斗目的是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部建立几个或多个穆斯林国家，而不是仅仅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①叶海林著：《吹过开伯尔的风》，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3页。这一纲领确实一度鼓舞了广大穆斯林为美好未来而团结奋斗的决心，但是在巴基斯坦独立之后，该决议中所提到的要建立多个穆斯林国家却被一个完整的巴基斯坦所取代，而穆斯林联盟则随之迅速地从一个为全体穆斯林权益而斗争的包容性政党，变成了一个受旁遮普族和信德族大家族控制的地域性政党，对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等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关注和支持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以至俾路支族、普什图族和孟加拉族等弱势民族感觉自己受到欺骗，继而激发这些地区部分人民要求独立建国的呼声。
（二）建国后国家权力分配不均。南亚次大陆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谋求独立的斗争并不是一场彻底地向旧势力宣战的革命，而只能算是一场权力从英国殖民者转移到本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权力转移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追求建立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联盟虽然是由伟大国父真纳所领导，但是也要看到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穆斯林联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受英国殖民者殖民活动的先后顺序以及殖民程度等因素影响，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近代政治制度以及该制度下的权力分配有着比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加上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在经济发展上较之其他两省有着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先天优势和英国殖民者开发较早的后天优势，近代工农业发展更为成熟，经济实力更为雄厚。因此，无论是从谋求在穆斯林联盟中更大话语权的主观目的上讲，还是从给予穆斯林联盟更大财力、物力支持的客观实力来看，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成功地击败了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功地占据了穆斯林联盟中更多、更重要的位置，以致在建国后的国家机构中，许多部门的领导人都来自于这两省，进而导致俾路支省的俾路支族和开普省的普什图族话语权的丧失，而话语权的丧失又使当地经济发展落后，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三）聚居型的民族分布特点。巴基斯坦主体民族有旁遮普族、信德族、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等4个民族，分别大致相应地分布在旁遮普省、信德省、开普省和俾路支省。巴基斯坦虽然存在一定的混居人口，但是对于各民族而言都是相对较少的，大部分人口都是世代居住在本省份，而这种民族聚居的分布模式对巴基斯坦的族际矛盾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负荷频率控制(Load Frequency Control,LFC)能够有效抑制系统频率偏差[2],使系统频率波动保持在电力工业允许的范围内。柴油发电机是参与负荷频率调节的主要电源,其对稳态功率需求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对于瞬时功率波动需求存在劣势。通过柴油机调频可以优化稳态功率波动,而储能装置可以对瞬时功率波动进行快速响应并优化系统频率[3-4]。但是,为了保证柴储混合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需要设计协调控制策略:对不同的频率管理装置进行协调配合,使得各装置能够充分发挥其频率管理的优势;考虑负荷需求功率的不确定性和储能输出功率的扰动性,设计鲁棒负荷频率控制器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地质环境的利用时要注意地质环境质量评价和容量评价，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地质环境的利用效果。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社会效益的提升。此外，因为地质环境对地质灾害具有限制和引导作用，所以在进行地质环境的利用时，将二者的关系结合起来，使得工程的建造不仅能充分地利用地质环境，还能通过改变地质环境而达到防治地质灾害的效果。
二、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
（4）两大党领导人均涉嫌腐败。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制定和实施的对本省的经济福利政策，虽然并未直接对其家族产业提供优惠，但是由于两大党的产业遍布两省的许多地区和产业领域，势必使谢里夫和布托两大家族从经济福利政策中获益不菲，而家族产业和家族领导人之间的界限又难以划分，以至于从巴基斯坦法院历次审理结果来看，两党领导人涉嫌腐败都是此后被坐实的。但是，两大党再一次获得国家权力时，势必会通过由其掌控的法院出台一项法案来否认对其领导人的腐败指控，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两党领导人腐败行为尽管被坐实，却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由此也引发了弱势民族对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不满。
（一）族际矛盾推动政党地域化的出现和发展。（1）民众更倾向于信任和支持本民族政党。族际矛盾的出现使各民族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在民族聚居分布条件影响下，各民族更容易形成抱团现象，在政治选举中更倾向于支持本民族人组建的政党，由此导致各政党在选票上存在着极大的地域固定性，衍生出几个代表不同民族的主要政党。例如，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主要代表旁遮普族的利益，人民党主要代表信德族的利益，统一民族运动党主要代表信德省的穆哈吉尔人①专指建国初期由印度迁往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移民，现主要分布在信德省卡拉奇周围。的利益，俾路支民族党主要代表俾路支族的利益，人民民族党和新兴的正义运动党主要代表普什图族的利益，大选中各主要政党在不同省份获得的选票数量就是这一现象的鲜明体现。在2008年大选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共获得90个席位，其中90%的席位来自旁遮普省；代表信德省穆哈吉尔人利益的统一民族运动党所获得的席位全部来自信德省；代表普什图人利益的人民民族党所获得的席位全部来自开普省；俾路支民族党近些年来逐渐式微，其所获得的席位虽少，但同样全部来自俾路支省。在2013年大选中，90%的旁遮普人将选票投给了本省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统一民族运动党获得了穆哈吉尔人所在的卡拉奇市98%的选票，体现了穆哈吉尔人对本地域统一民族运动党近乎绝对的支持；人民党的绝大部分选票来自信德省。而在2018年大选中，这一幕再度重复，各主要党派依靠本省份票仓的现象依然没有改变，即使是2018年大选获得执政党地位的正义运动党，也仅仅在开普省获得省议会选举的完全胜利。
事实的确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领导下，通过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紧密结合地方实际，积极探索和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的实践，不仅制定出台了一大批促进地方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的地方性法规，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地方立法体制不断完善、立法经验不断丰富、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和地方人大工作夯实了基础。
（2）民众更能容忍本民族政党的丑闻。在2018年大选中，巴基斯坦前任总理谢里夫陷入腐败丑闻，正义运动党领袖伊姆兰·汗在接受法院腐败问题调查后对媒体称，谢里夫从国家财政中卷走了3000亿卢比。②“Thank God I Was Cleared in this Fake Case:Imran Khan”,Pakistan Dawn News,December 15,2017.2017财年，巴基斯坦GDP为318621.67亿卢比，谢里夫则涉嫌贪污了巴基斯坦GDP的近1%。③巴基斯坦财年指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财年周期为一年。照理来说，陷入腐败丑闻且基本坐实贪污罪名的谢里夫在大选中应该不会得到太多选民支持，但是在此次大选中，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虽然在其他省获得的选票远逊以往，但是在其所在的旁遮普省，仍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在信德省，因每次替人办事都会抽取10%回扣而被称为“10%先生”的前总统扎尔达里所率领的人民党也同样赢得了信德省议会选举。而在更早的选举中，这种现象也是屡见不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谢里夫带领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贝娜齐尔·布托领导的人民党交替执政时期，两位领导人均因为贪腐问题而下台，贪腐问题成了时任领导人的通病，但是他们每次却都能卷土重来，而其上台的依靠力量就是本省广大选民的力量，这充分显示出民众对本民族政党丑闻的容忍度。
（二）政党地域化进一步激化了族际矛盾。（1）国家权力和话语权长期被大家族把持。如前所述，旁遮普省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信德省的人民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由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所把控，进而逐渐成为这两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政党领导权呈现出在本家族内部的代际传承。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曾经评价道：以前，国家主要的政党事实上就是家族崇拜，它以一个王朝式的偶像为核心，一旦失去这个偶像，整个政党就土崩瓦解。④[巴]穆沙拉夫著，张春祥等译：《在火线上》，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家族政治是政党地域化的进一步深化，目的是进一步获取在国内更大的话语权和控制权。由于这两大家族涉足农业、工业等多个领域，经济实力雄厚，本省的普通民众不得不在经济上依附它们，从而使得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已演变为两大家族的票仓。而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由于没有实力如此雄厚、民众基础如此坚实的大家族，以致在团结本族选民方面不如谢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此外，巴基斯坦各族的人口占比并不均衡。根据巴基斯坦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其总人口为1.97亿，其中旁遮普省为9138万，信德省为5534万，开普省为2689万，俾路支省为1316万。从人口数量上也可以看出，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人口均远远多于俾路支省和开普省。
研究数据来自徐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2014年商业综合体专项规划调研数据，并根据网上数据整理和实地调研补充完善2014年到2017年新增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数据。该数据涵盖了徐州市商业综合体的名称、具体地址、业态类型等属性信息。信息采集和空间分析的基础底图为徐州市行政区域规划图，用ArcGIS软件进行图像和数据处理的采用。找出商业综合体所在的空间坐标和其空间属性，从而绘出商业综合体的空间分布图。
在政治动员能力不如谢里夫和布托两大家族，选民基数也远远少于旁遮普省、信德省情况下，开普省、俾路支省的政党难以获得通往国家权力的途径，国家权力牢牢把控在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手中。在过去的40年中，除政变上台的穆沙拉夫在位的10年，其余30年政局均由这两大政党把控，而其他省份的政党则由于议会席位少的原故，甚少能得到话语权，这导致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的民众声音难以被国家重视，从而引发了当地人的不满情绪。
（2）两大党对本省份多有回馈。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为夯实本省的选民基础，更加牢固地控制本省选民的投票，时常通过国家经济援助等政策对本省份人民实施经济补贴等，继而获得了更大、更稳定的票仓。2008年以来，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普省实施食品援助计划和便宜面包计划，旨在扶助本省内的穷人，而对经济远远落后于旁遮普省的俾路支省和开普省则不管不顾。2014年以来，中巴经济走廊逐渐成为中巴两国的重要合作内容。对于中巴经济走廊在巴基斯坦的建设，巴政府初期规划的路线为起自卡拉奇，经由信德省、旁遮普省进而连接中国新疆，其中大部分水坝、火电站、水电站、光伏、高速公路等均坐落在旁遮普省和信德省，而其他两省则相对较少。此举引发了巴国内以正义运动党为首的多个政党联合向执政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施压，最终才迫使政府确立东、西两线并向发展。但是，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经过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东线项目的建设速度要远远快于俾路支省、开普省的西线项目，政府官员对东线建设的关注度也高于西线，这也引起西线两省人民的不满。此外，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在赢得大选后，在组建国家政府部门队伍时任人唯亲，大量启用本族政治家担当国家重要部门领导人，使得国家公务员体系中旁遮普人和信德人的占比远高于其他两省人，尤其是国家重要部门的领导职位。
一杭退到门边，把门关上，“现在，谁也不许离开这个房间，否则，什么也别想拿到。”范坚强喝了一口茶，“那就再给你十分钟。”说完，看了看墙上的挂钟。
（3）政府对开普省和俾路支省开发过多但分配不公。俾路支省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省内矿产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50%，而铜矿资源更是占到全国总储量的80%以上。①孔亮著：《巴基斯坦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62页。开普省矿产资源也比较丰富，尤其是宝石的种类和储量都高于其他省份。这两省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几乎没有任何大型制造业，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当地无法被消化和使用，不得不被运往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工厂。而在巴基斯坦，矿产资源的开发是由巴基斯坦地质勘探局、巴基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公司和巴基斯坦矿产开发公司等三个部门负责。这三家均为国营企业，被开发的矿产资源直接上交国库，而并没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起到太明显的促进作用，反而是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工业因矿产开发而得到大力发展。由于这一切都是在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统治下进行的，这使当地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备感遭受剥削和掠夺，民族情绪日益高涨。
那么无人驾驶时代真的来临了吗？“虽然各大企业不断宣布无人驾驶或自动驾驶在技术上的突破，但是从技术突破到真正规模化运行，中间还有太多要解决的问题。”[9]有理由相信，无人驾驶时代终会来临，只是尚需时日去发展与接受检测，基于此，立法或法律制度应积极做出变革，迎接无人驾驶时代的到来。
族际矛盾的出现和发展导致巴基斯坦各民族在现实中形成抱团现象，这一现象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便是政党出现地域化特点，即各政党所代表的人民以地域和民族为划分条件，而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最终服务对象事实上也均变成所在地域同族的族人。政党地域化在旁遮普省、信德省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力雄厚的地区进一步发展为家族政治，从而扩大了两省对国家话语权和权力的垄断，激化了俾路支族和普什图族等弱势民族的不满情绪，进而使国家陷入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对本族人的经济援助大都是利用国家资源，而非政党和家族私产，由此导致国家资源在使用时不仅没能大力支持经济不发达的俾路支省和开普省，反而是向经济更为发达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倾斜。同时，通过对本省份族人的经济援助，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扩大了选民的支持范围，加强了本省族人对本政党的认同感，从而使得两党在大选时能够获得更多选票。而这两大政党拥有对政府人员的任免权则使旁遮普省和信德省的政客大都选择依附于它们，以获取更快的晋升途径，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两党对国家权力的掌控。
在民族聚居分布地区，无论是民族整体利益受损，还是不同民族族人之间的个人矛盾，都更容易在本民族整体范围内得到呼应，特别是弱势者更易得到本民族其他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使一个很小的事件迅速上升到家族甚至整个民族层面之间的矛盾。此外，聚居型的民族分布特点也使得普通民众更容易受到本地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思想的左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容易将自己的政治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其结果便是，无论是基于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客观依赖，还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结的主观影响，下层民众都选择站在本民族大人物身后，从而使大人物之间的政治斗争逐渐转化为族际矛盾。
综上所述，族际矛盾使各民族在国家大选时易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在选举时倾向于将选票投给本地域政党，从而使巴基斯坦政党呈现出地域化特点。而政党的地域化又进一步导致两大党强者更强，弱势民族更加难以分享国家权力。同时，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和人民党对国家权力和资源分配不公，以及其领导人受贿却不受法律追究的现象，加之弱势民族无力改变其不能掌控国家权力和话语权的处境等都进一步激化了族际矛盾，最终使巴基斯坦形成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
三、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恶性循环对巴基斯坦的危害
在国家层面，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在强化各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弱化了各民族，尤其是弱势民族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不利于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俾路支族和普什图族均为跨境民族，俾路支族在伊朗也有分布，而普什图族则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由此导致这两个民族都存在一定的分离情绪。尽管巴基斯坦目前政治较为稳定，军队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并未削弱，各民族都不具备独立建国的条件和基础，但是不排除某些民族随时为独立建国而作准备，由此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隐形分裂”状态。例如，俾路支族中有些政党呼吁建立独立的俾路支国家，俾路支解放军等恐怖组织均以此为目标排斥外来民族，甚至对中国在俾路支省的某些项目进行袭击。2018年11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遇袭事件便是由俾路支解放军策划实施。而部分普什图族人则希望归属阿富汗。与此同时，开普省和俾路支省恐怖组织分布较多，这些组织对由旁遮普人和信德人把持政权心怀不满，多次实施恐怖袭击，一度使巴基斯坦成为世界上恐怖袭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对国家安全稳定造成威胁。
在政治制度方面，一方面，谢里夫和布托两大家族长期控制国家权力，出于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这两大家族都在维护现有的所谓“民主”政治体制，而弱势民族由于没有足够的选票，无法对现有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由此导致国家政治制度止步不前，政党制度有悖于民主体制。另一方面，由于弱势民族无法通过选举途径改善和提高本族条件和地位，广大年轻族人只能投身军营，军营成为弱势民族和穷困人口从社会底层跃升为国家高层的途径之一。例如，阿尤布·汗就是出身普什图族的陆军参谋长。而当军人掌握政权时，其对现有的政治制度大都心怀不满，出身穆哈吉尔人的穆沙拉夫在罢黜谢里夫时曾称，他的政变结束了“混乱民主”，①冯威：“谢里夫家族和巴基斯坦军方关系研究（1988—2015）”，《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1期，第75页。政变是军队与“伪民主”之间的斗争。底层民众和弱势族群的支持使军人干政在巴基斯坦不仅没遇到太多抵抗，反而被认为是对国家的拯救。三次军人干政占据了巴基斯坦政治发展进程近乎一半的时间，从而使得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发展屡次中断，削弱了政治体制的功能。
在民族关系方面，因政党地域化而激化的族际矛盾，使得巴基斯坦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弱势民族与旁遮普和信德两族之间的关系由建国前后的合作性共生转变为隔阂而共生，甚至互斗性共生。虽然各族都在自己的地域生存，彼此之间却存在着猜疑和戒备。外来民族在本地域内受到的认可度较低，甚至还会存在安全危险。例如，部分贫困的俾路支人和普什图人在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会受到某些当地人的歧视，而旁遮普人和信德人在开普省和俾路支省也会受到排斥，甚至会遭到某些极端组织的绑架和暗杀，这进一步加剧了民族矛盾。
在经济发展方面，旁遮普族和信德族利用手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以图固化本民族对国家政权的掌控，进而利用国家的整体资源发展本省经济，由此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各省之间经济差距越拉越大。此外，经济发达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不仅在本省份内发展，而且在俾路支省和开普省开设工厂，利用现代机器剥夺了当地很多原始手工业者的就业机会。而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由于教育资源少，所受的教育水平较低，前往旁遮普省和信德省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还要遭受歧视和排斥，令弱势民族愈加不满。
四、未来展望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政党地域化和家族政治终究会被逐步瓦解，但是依照巴基斯坦当前的政治环境，这一过程将会非常之难，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会长期存在。不过，随着2018年大选中正义运动党的获胜，这一进程有望被加速。
正义运动党的获胜是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结果。首先，谢里夫的腐败指控和锒铛入狱使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大选时备受打击，而谢里夫的胞弟夏巴兹·谢里夫的政治声望明显不如其兄长，从而使正义运动党能趁机在旁遮普省获得110个席位。其次，在巴基斯坦近年的经济发展中，一些年轻人跃升为中产阶层，受到良好教育的这一阶层对巴现有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的腐败现象非常不满，主张铲除腐败、意图改革的伊姆兰·汗和正义运动党则非常符合该阶层的政治诉求。第三，巴基斯坦军方对现有政府和政治体制非常不满，在2018年大选中暗中支持伊姆兰·汗。最后，伊姆兰·汗善于借助宗教力量。在大选前的半年时间，伊姆兰·汗迎娶了一位伊斯兰教苏菲派学者，并且在与她接触时一直遵循古礼。此举在巴这个伊斯兰教国家非常得人心，他也由此获得了宗教力量和保守主义者的认同。
可以说，伊姆兰·汗此次执政是巴基斯坦迈向解开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难题的重要一步。如果他执政有力，那么这一恶性循环将有可能被打破。但是，如果他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也存在种族偏袒心理，那么其恐将成为巴基斯坦政治改革中的一朵小浪花，很快即会被历史所淹没，而族际矛盾与政党地域化的恶性循环则将会在巴一如既往地重演。◎
（责任编辑：程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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