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选粹
著作评介
20世纪5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笼罩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云雾之中，由此带来的是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的僵化。而斯维塔克勇敢地成了苏联官僚体制的批判者。读斯维塔克的著作，文风中能感受到他的激情、反抗、勇敢的精神，面对苏联意识形态高压，能保持冷静与清醒，用理论的武器，勇敢反抗与斗争，这才成就了一部批判哲学失落的现实并勾勒出人道主义理想的著作。斯维塔克通过对社会、政治的现实分析，深刻地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僵化为官僚主义的机器和哲学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的境况。
在本书的第一章，斯维塔克对哲学的失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斯大林个人崇拜体制带来理论僵化，官僚主义根据自我的既得利益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主观的曲解与重塑，由此带来的是哲学的教条化。在斯维塔克那里，哲学的任务是使理智活跃起来，进行思考。哲学有两个社会功能，一个是它正在成为科学的方法论，另一个是它又保持着作为具体意识形式的独特性。而在由斯大林个人崇拜所形成的威权主义体制之下，哲学一方面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了一种僵化的理论。这种失落是如何造成的呢？官僚阶级利用权力，将哲学变为宣传的工具，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进而走向失落。哲学失落的过程，也是马克思的理论一步步沦为“官僚机器”的过程。这一问题在最后一章“天才与官僚机器”中，斯维塔克进行了阐释。马克思是一个天才，他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解放的理论。然而，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开始走上背离马克思的道路，马克思理论开始沦为一种教条，即无产阶级统治自身的教条，对马克思最大的背叛正是这些控制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权力机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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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面对哲学的失落，出路在哪里呢？斯维塔克选择了向马克思的回归，通过恢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人道主义理论，斯维塔克首先对人进行了分析。他从人的理性、生物学、社会学、戏剧、诗学等几个模式出发，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分析。人从其激情、悲剧状态到宗教状态再到理性的状态，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然而斯维塔克认为，人从宗教状态发展到理性状态，但理性的状态并非人的本质，世界的真实状态不是通过思想，而是通过情感、本能和灵魂这些更为基本的层面所揭示的，理性(精神)仅仅是本能的升华。由此，斯维塔克通过对人的模式分析和历史批判，引出了其人道主义的目标。
首先，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人道主义将古代人和现代人相统一，同时作为人之异化表达的现代艺术，也为其自身设定了人道主义目标。其次，对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精神，斯维塔克认为，“人类自由与以前相比更严重的遭到社会演化中这些客观趋势的威胁”，面对苏联威权主义、专制主义社会与政治现状，应当发扬欧洲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而非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欺骗。
在苏联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人道主义已经被个人崇拜所扭曲，而重新发挥马克思人道主义的理论，在理论上需要“有关于人的科学分析来补充”，并且从实践上将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实现工人的自治，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民主。
陈少平：广东农垦前身是在建国初期1951年特殊历史背景下，根据党中央、政务院关于发展我国橡胶事业的决定而成立的华南垦殖局，叶剑英元帅任首任局长。1952年，中央抽调中国人民解放军2万多名官兵组建了2个林业工程师和1个独立团，参加华南垦殖局的橡胶垦殖事业。1957年改名为华南农垦总局，1958年改为广东省农垦厅，1969年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改为广东省农垦总局。1994年成建制转为经济实体“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同时保留广东省农垦总局牌子，实行“一个机构、两个牌子”运作。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斯维塔克揭露了苏联社会政治的弊病，值得反思和警醒。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斯维塔克所要回归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个人认为只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理想化的改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然而斯维塔克揭露了不仅是个人崇拜下的社会主义，也包括大众操纵下的资本主义，值得深思。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杜 娟 陈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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