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阶级；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民族资产阶级；富农
摘 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按照经济地位以及“左、中、右”的革命立场，创新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动员农民阶级的两个层面的“中间阶级”理论。尽管随着中国革命局势的变化发展，中间阶级的外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所调整，但其始终聚焦于中国城乡社会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势力——城市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级。作为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中间阶级”理论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与时俱进的创新，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间阶级理论的本质特征。
中间阶级理论最早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的，它使阶级分析理论具有了与时俱进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可操作性，因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考察、分析阶级力量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这一理论传统，而且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中间阶级理论已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造就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鲜明的民族特殊性。毛泽东正是基于中国这样的“双半”特殊国情来考量阶级结构的，他通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阶级结构采取“多层次的两极三分法”①，以其实际经济地位和“左、中、右”的革命态度为标准进一步作阶层分析，从而确立了“中间阶级”②这个极具革命可能性和代表性的关键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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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着对中间阶级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才得以有效地组织起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最大限度地将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调动起全民族的力量，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并推动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正是由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间阶级理论的不断创新发展，才使得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得以在当代继续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继续指引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并为这一历史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层面的“中间阶级”理论与实践
(一)“大革命”时期的中间阶级理论
1925年冬，毛泽东在分析当时中国两个对立的政治“联合战线”——由帝国主义主导的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合战线”，以及由革命的国民党主导的“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1〕时，已经意识到站在两个战线“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由于受帝国主义及其主导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军阀的“压迫”，不能“挤入”具有政治自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故需要革命”〔1〕；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的民主革命性质上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中间阶级期望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故对于这场革命“不免发生恐惧”〔1〕。因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或者“中间派”，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1〕。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说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路径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命运——由于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使其失去了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可能性；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阻碍，使其失去了自主发展的可能性——注定了中国的中间阶级只能在中国社会的革命潮流中左右徘徊。
(二)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阶级理论
大革命时期，富农与地主、土豪劣绅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其间没有区别⑨。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中间阶级理论，直接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动人民大众认同、支持和参与这场革命，进而组成统一战线；在思想方法上，则吸纳了现代社会中多元化的价值观和理论。
“九一八”事变引发了中国既有各阶级阶层强烈的民族情绪，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游行。这种反应集中地体现在既“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又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3〕的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因此，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3〕。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3〕。在这样的形势下，把全中国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可能。
随着机械钟表市场的复苏，两大防震器公司的生产量逐渐恢复。随后在90年代，Incabloc SA公司为著名机心供应商ETA公司开始提供更为廉价的防震器：Etashoc防震器，又称三角防震器（见图5）。该防震器因为外形貌似梅花，又被称为梅花形防震器或者三叶防震器。这是依照Novodiac防震器所重新改良的设计，同样是具有三支点的弹簧片，不过簧片的弯曲程度与细致明显与Novodiac防震器不同。由于价格较低廉，被广泛用于ETA公司的各种机心上。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我们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3〕。这段论述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需要经过长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方能为人民大众所认同；二是为达此目的，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必须重点考虑作为基本群众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诉求和需要。与此同时，由于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出现以及与其结盟的需要，还必须将民族资产阶级的诉求和需要考虑进来，包括在土地政策上实行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相结合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实行的扶助工人和发展实业相结合的政策〔2〕，将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等阶级的利益和诉求都兼顾起来。这样一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具有群众基础，才具有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价值——“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也由此得以建立，历史的“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7〕。可见，凡是能够反映全党、全国人民愿望和要求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必须是不同阶级、阶层、群体的意志和诉求在民族国家根本利益和发展前景基础上的妥协与综合。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实行过程中不断根据新情况进行求同存异的磨合与调整，并引导社会各阶级阶层逐渐形成共识，让全国各界人民大众能够从中“各得其所”，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才能主导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
综上所述，我国民事审前程序规定的基本只有程序性意义，很少涉及证据资料的收集和交换以及争点的整理和确定等实质性的内容。从审前程序的最初产生来看，其并非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阶段，只具有一元性的价值，即为庭审阶段做准备工作以提高庭审效率，其辅助性任务决定了审前程序不需要具备庭审阶段严格的程序和形式要求。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审前程序的价值已经不再局限于程序和形式上的意义，从各国的实践来看，在审前程序中通过证据交换来明确争点和固定证据，并借此促进庭前纠纷直接解决(并非仅仅是和解)已经成为各国审前程序的核心，呈现出二元性价值。
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在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三个不同历史阶段同中国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后，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所造成的“民族压迫”是“中国最大的压迫”，所以，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参加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可能性，且“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4〕，中国无产阶级可以同带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4〕，因此中间阶级的态度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也将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特殊历史时期，上层阶级可能成为同盟对象，中间阶级如果能参加抗日，那么共产党人就更容易争取到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上层阶级的支持。这就要求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与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时，须紧紧依靠“坚固同盟者”——农民和“可靠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不但要防止忽视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还要防止忽视“资”与“无”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建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按：“既联合又斗争”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在吸取大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联合是主要的，这里的斗争针对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依附性，旨在防止其叛变革命)，还要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确保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这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的理论依据，又深刻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趋向。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阶级理论
毛泽东认为，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比抗日战争时期更加广泛，形成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5〕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强调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可能参加革命或保持中立，而且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中也可以发挥作用，这个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挥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方面的功能，努力扩大统一战线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中参与工作，以扩大新生人民政权的社会基础，从而更加突出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另一方面，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样，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近代以来“新产生的”阶级，属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4〕，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4〕，这不仅是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法避免的结果，也构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体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长期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奋斗过程，因而也是一个经济、文化乃至人的个性全面解放的过程，可以为中国转向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做准备。但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过程中断了。而邓小平又恢复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许多原本正确的思想，所以现在重新讨论和思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人的中间阶级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二、动员农民层面的“中间阶级”的理论与实践
(一)如何“拿住”中间阶级促就了动员农民层面的“中间阶段”策略的缘起
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埃里克·奥林·赖特在分析三种社会分层的层面，亦即社会不平等的“一般视角”——微观层面的“个人属性”视角、中观层面的“机会阻隔”视角和宏观层面的“剥削和支配”视角时，特别强调了两点：首先，“中产阶级”亦即“广大的中间群体”，是将三种视角整合起来，考察其间“互动”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即中间群体的不断扩大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次，社会的“贫穷和不平等是以剥削和支配的宏观关系为支撑的”，即剥削和支配他人劳动的宏观社会制度的不公正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主要原因〔12〕。借用赖特的社会分层视角可知，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剥削和支配的宏观关系”就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买办势力对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阻碍，这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进程中既有参与可能性又有妥协可能性的两面性态度，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争取并发挥其互动功能亦即其社会影响的基本依据。
(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阶段
在1930年5月撰写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强调：第一，生活逐年下降甚至因破产而靠借债维持的小地主，往往“很有革命的热情”；第二，土地分配过程中，首先是“抽多补少”〔1〕的平均分配，即“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截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分配方法，其次是在“抽多补少”基础上再进行“抽肥补瘦”，使分配到农民手里的土地不仅数量平均，而且土地的好与坏、远与近也要尽量公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因而土地斗争的中心，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按肥瘦分配土地的问题〔1〕。
1931年2月在《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中，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农民分到的土地不能只有使用权，还应当有所有权，否则将影响农民种田积极性，同时也造成了土地一分再分的不稳定局面。因此，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必须明确其“私有”亦即所有权，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事实证明，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平田主义”既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群众渴望获得土地的意愿，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同时又适当照顾了富农和小地主等农村中间阶级的生存和生活，稳定了苏区的社会秩序，因而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村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根据其对中国城乡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认识，平均分配土地，在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同时，坚决实施了“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2〕的正确土地政策和策略，从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从“拿住”中间阶级出发创新的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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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减租减息替代没收地主阶级土地阶段
解放战争期间，由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土地改革后农村新式富农的出现，使得“富农”这一概念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内涵更为丰富，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更为切合实际。尤其是如何对待在农村商品生产和流通中通过合法致富的农民富裕阶层的理论与思路，应当成为当前农村政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依据。
项目决策环节也会影响项目成本，主要表现在确定项目规模，建设标准，合理选择建设地点和确定工程技术方案。以上内容都属于项目决策环节需要关注的问题，还会在较大程度上决定工程项目的整体管理效益。
前期委托专业设计院编制切合实际、较准确的投资估算，充分考虑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因素对建设成本的影响，考虑建设期间市场变动及价格动态浮动系数，采用科学方法有效控制前期投资阶段费用，重视项目投资决策深度和广度，此阶段费用控制的合理，就会为整个核电项目建设成本控制打好基础，使投资估算真正起到控制项目总投资的作用。
为了建立并巩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富农土地政策的基础上，1936年又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1937年，中央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④，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村尤其是根据地中各个阶级的抗日积极性。正如毛泽东在“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所指出的：党在六中全会以后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包括地主阶级的领导权，使党的政权、军队和整个解放区获得极大发展，从而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数次进攻并转守为攻打下了基础〔7〕。
(四)区别“旧式富农”与“新式富农”阶段
日本投降后，为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1946年5月4日，党中央下达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将“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⑤。随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⑥。平分的重点限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以及富农多余的土地及财产，以满足广大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1948年2月，中央的新土地政策规定：大反攻后，在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5〕，但对待富农和地主仍然有所区别。1950年6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土地改革法也规定，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即用于封建租佃剥削部分的土地，而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予以保护⑦。
这一阶段的土地政策，出现了一个新概念——“新式富农”，主要用于指称新老解放区中通过土地改革勤劳致富的农民群体。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这将包括“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5〕。毛泽东认为，鼓励吴满有⑧类的“新式富农”，既能达到依靠他们增加粮食供给的目的，又能起到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的目的〔6〕。既然是以“消灭封建剥削制度”〔5〕为土地改革目的，那么就“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5〕，为此，必须区别对待新富农与旧式富农，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减租减息政策，“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5〕。据此，此次以平均分配土地为目标的土地改革须做到“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对待，不得本人同意，不得平分其土地”〔5〕。
(五)认识“富农”问题的四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对于富农阶级的认识，大致可以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间线索分为四个阶段。
耳为听觉器官，有司听觉、主平衡的功能。耳的主要功能为主司听觉，另外，耳也是人体的平衡器官。耳的功能靠精、髓、气、血的充养，尤其与肾的关系较为密切。肾精充盈，髓海得养，则听觉灵敏，分辨力高；反之，肾精虚衰，髓海失养，则听力减退，耳鸣耳聋。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一方面仍然将土地革命视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认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背叛并未改变这场革命的属性，中国仍然迫切需要一个打倒列强、打倒封建军阀买办势力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依附性、两面性的本质属性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明显，这益发显示出其在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性(按：意即共产党人的政策必须因这一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更谨慎，要充分考虑中间阶级的诉求)，“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2〕。
土地革命时期，随着以动员农民群众为目的的土地政策的实施，富农被归为介于大、中地主和中农、贫农两个对立阶层之间的“中间阶级”。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将当时农村社会中的居民略分为“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三大阶级，富农尽管人数总量不多，但其利益往往与小地主相联系，其占有的土地与小地主合计，数量十分可观。加上他们与农村固有且普遍的家族组织和土客籍制度之间的关联〔3〕，对中农和贫农影响极大，如果他们愿意支持革命，就很容易发动底层人民起来革命，因此，在动员广大中农和贫农群众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此时的富农就被归类为必须“拿住”的农村中间阶级，开始与地主有了比较清晰的区分。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温度和初始浓度的条件下，H-103树脂吸附废水中的Cl-平衡时的脱除率均达到90%以上；相同的初始浓度下，Cl-脱除率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很小，说明温度对Cl-的脱除过程影响较小。该表格中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根据相关理论进行运算，对Cl-在H-103树脂吸附进行热力学分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政策的调整也首先从富农开始，并明确表示要保护富农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的积极性〔8〕，尤其是在1939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将富农明确定义为“农村的资产阶级”，将其与地主阶级严格区别开来〔4〕，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富农”概念的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有重大的调整。首先是1935年12月，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命令”强调，在中日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局势下，为扩大全国讨蒋抗日的革命阵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1〕，不再没收富农自耕或雇人经营的土地，规定富农有经营工商业及雇佣劳动的自由，并有与普通农民分得同样土地的权利〔1〕。同年冬，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了改变富农政策的必要性：一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件下，富农也具有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二是针对过去的“左”倾政策，进一步强调稳定富农对于争取广大中农群众的重要性；第三，强调了富农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肯定这种经济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即由于资本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获得相当发展对中国社会是有利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也已经不适当了”③。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胜第三次“左”倾路线和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从局势、动员、革命性质与生产关系三个方面对于以富农为代表的农村中间阶级政策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
三、“中间阶级”理论与中国革命的特点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中间阶级理论是由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经历了一个思想认识的发展过程。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特殊属性和地位，以及动员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农民阶级的迫切需要，是中国特色的中间阶级理论形成、丰富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作为统一战线核心的“中间阶级”理论
“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或“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4〕，前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在既联合又斗争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基本政治路线的内涵〔4〕，而后者“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4〕。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依靠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争取、团结作为城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借助他们的社会影响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组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与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核心策略。贯穿毛泽东中间阶级策略的核心思想在于——通过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以稳定和影响与这两个阶级密切相关的其他阶级，进而影响和动员全国城乡各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使其在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社会发展理论和理想的基础上，形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因此，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内容和特征时强调指出，即将出现的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它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9〕、既非“资”又非“社”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4〕，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4〕。
(二)最大限度地组织革命同盟军的需要
在1941年9月撰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中，毛泽东回顾了他参与农民运动的过程后指出，大革命时期他关注的是农民的苦难，对于农民运动持坚决支持态度，但对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却是上了井冈山、实际进行土地革命时才逐渐抓住问题的要害的〔10〕。根据革命局势的发展和具体社会条件的变化，尽可能扩大团结的对象，以保证革命目标的实现，是毛泽东中间阶级策略的核心内涵。
1956年，毛泽东在回顾“七大”仍然选举王明、李立三为中央委员，目的是为了团结党内大量的知识分子时，用了一个比喻：“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11〕。这句话道出了“中间阶级”理论在策略层面上的价值——无论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为了“拿住”富农阶级，都是为了能够更多地团结、壮大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的人民大众，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3〕，最终将理想变成现实。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间阶级的社会价值
土地革命初期“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分配过程中采取的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左倾政策以及第三次“左”倾路线强调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和做法，导致了“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的结果，苏区土地政策的贯彻执行遭受到了以富农和小地主为代表的农村中间阶级的极力阻挠和反抗，使得土地政策在边区的施行变得十分棘手，困难重重。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感叹，贯彻执行土地政策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拿不住中间阶级”〔3〕，而他们之所以会反水，会投机取巧，是因为受到了革命的严重打击。自此以后，如何克服各种机会主义干扰尤其是“左”倾思潮的影响，适当照顾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以“拿住”中间阶级，使其在土地分配过程中不再持激烈反抗的态度，以促进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稳定，从而将土地政策的贯彻执行与动员农民群众积极参与内在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重大革命策略问题，其中的合理内核和成功经验，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制定和执行土地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一个过渡性阶级的角色，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这一过程中“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⑩。晚年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既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不仅具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时参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斗争的“可能性”，或者在革命低潮时的“妥协性”这个“‘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4〕，而且由于自身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所释放的社会影响力也不容小觑。于是，如何团结中国城乡社会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就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间阶级理论的基本内涵。
总结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中间阶级理论与实践，既是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征的体现，因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指导下，组织起了一个包括城乡中间阶级在内的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组建成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
(四)毛泽东中间阶级理论的当代意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电力系统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油断路器已经无法满足电力系统发展和正常供电的需要，SF6断路器逐渐成为了电力系统中的核心设备。SF6断路器通常应用的是SF6作为灭弧气体，该气体具有环境适应能力强、绝缘性好、载流能力强、开断性能强、体积小、重量轻、耐电强度高以及灭弧能力好等显著的优势，所以，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价值也受到了一致的认可。然而，因为SF6断路器的生产厂家较多，因而其本体结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由于范冰冰工作室地处无锡，无锡地税回应称：目前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的要求依法开展调查核实。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严格依法处理。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需要保持连续作业，施工过程中间隔时间不可以超过2min。这是因为混凝土浇筑作业过程中停止，由于已浇筑的混凝土凝固，前后的混凝土便会出现拉应力裂纹，甚至发生由于已浇筑混凝土的凝固造成后浇筑部分与已浇筑部分没有很好粘结而形成施工冷缝，造成产品质量缺陷。由于本项目设计采用的板体厚度大、面积大，因此不但提高了连续浇筑作业难度，也增加了出现裂纹/裂缝的几率，对于现场施工质量控制和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长期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在与党内忽视农民群众的力量、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中立或参与革命可能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想论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创新和发展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间阶级理论。这个充满了中国智慧的理论，在高瞻远瞩地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趋向的同时，强调要随时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相关方针和策略，使其能够尽量地包含社会各界的合理要求和利益，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大众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扩大革命的同盟军，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只有一个把自身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密切融合在一起的政党，一个真正把民族国家的前途视为自身前途的政党，才能创新出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革命理论。在这一理论中，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共识、人民大众自身利益的保障、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得到了有机统一。
注释：
①毛泽东认为，处在一国之内的人，天造地设地分为上、中、下三等，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五大阶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可与之相对应。在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处于上等位置，无产阶级处于下等位置，其余三个阶级由上到下渐次过渡，但同处于中等位置。可以说，“两极三分”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结构总体特征的概括。在这个基础上，他根据“左中右”的政治立场，将五大阶级中的每一阶级再“一分为三”，不仅形成了多层次的两极三分方法，也使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图式极具中国化的特征。见萧诗美、蒋贤明《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刊于《东岳论丛》2012年第8期。
②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阶级扩展为以民族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各种主张抗日的“中间势力”，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见中央档案馆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第9卷第590～5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了农村的富农经济与城市商业状况，发现由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再加上天灾人祸，极大地影响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阻碍了城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证实了中国城乡资本主义与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矛盾的论断。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3页注〔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⑤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10页注〔5〕，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见《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301页注〔3〕，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⑦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1～1262页注〔7〕～注〔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⑧吴满有(1893～1959)，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县务农，后经过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成为新式富农。因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曾开展向吴满有学习的运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贫农“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在分析9个注水系统中，果7注水系统存在回流，回流量为5 m3/h，如果通过及时调整注水泵的运行频率，使注水量与注水泵排量吻合，避免出现打回流现象。系统的注水单耗为14.33 kWh/m3，此运行状况按照运行2个月计算，则避免回流可节约电量为10.32×104kW。
⑩陈旭麓认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自称“中间社会”，它既有“破坏上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的革命自觉，又与社会各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75～29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各得其所”是20世纪40年代初毛泽东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一个重大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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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alysisontheMiddleClassTheoryofMaoZedongintheNewDemocraticRevolutionPeriod
ZHANG Ruo-yun1, SU Zhi-hong2
(1.SchoolofMarxism，UniversityofElectronicScienceandTechnologyofChina,Chengdu611731,China; 2.SchoolofMarxism，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Chengdu611756,China)
Keywords: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middle class; Mao Zedong; the CCP;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rich peasants
Abstract: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represented by Mao Zedong, according to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revolution position of “left-middle-right”, innovated the two levels of “middle class” theory, i.e., uniting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and mobilizing peasantry. As a political concept, the extension of the “middle class” cha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has been adjust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le the intension of the concept always focuses on the national bourgeoisie in urban and rich peasants of village, which is the national capitalist force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society. As the core concept of united front theory of Mao Zedong, the middle class theory embodies Mao Zedong’s concrete application of Marx’s class analysis theory and innovation with the times, and highligh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middle class theory of Chinese Marxism.
收稿日期：2018-01-12
作者简介：张若云(1989-)，女，藏族，四川金川人。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E-mail：315172002@qq.com。
中图分类号：K26;A8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19)02-0015-08
(责任编辑：武丽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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