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途中的毛泽东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人马，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大举进攻陕北解放区，企图一举攻占延安，摧毁中共中央。当时，共产党在陕北的正规军加地方部队只有4万余人，众寡悬殊。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从整个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不计较一城一池之得失，撤离延安，率领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开始了艰苦转战。从1947年3月18日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延安、延川、清涧、子长、绥德、子洲、靖边、安塞、横山、米脂、葭县、吴堡——以第一次经过时间为序），驻留过38个村庄（榆林33个、延安5个），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超过1个月的村庄有王家湾、小河、神泉堡、杨家沟。
为保护中共中央安全转战，彻底摧毁蒋介石的“擒王”策略，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军警民组织以保护革命领袖为第一要务，多次在紧要关头保卫了中共中央，在安保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安保工作整体部署为外围保卫和内层保卫两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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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保卫
外围保卫工作在前线和敌后广泛开展，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西北野战军通过军事行动调动敌军主力，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增大党中央在陕北的回旋余地；二是边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侦察敌情，袭扰敌军，干扰敌方对党中央的位置判断；三是在敌方内部潜伏人员进行情报截取和干扰，及时提供敌军行动计划，使中共中央在转战路上游刃有余。
主力保卫
1947年初，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所有驻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这支只有2万余人的部队，在粮食、弹药供应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转战陕北的重任。
自卫战争初期，为了全力支持军队作战侦察的需要，边保将自己领导的前方侦察小队和情报电台全数交给西北野战军，还在敌内部广泛安插内线、发展人员为我所用。毛培春是边保南线情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人物。1938年，他从边保七里铺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后，顺利打入阎锡山部从事地下工作，后加入军统，担任西安宪兵司令部特高组中校参谋。在1947年8月沙家店战役时，毛培春传送了敌军调动、配置的重要情报，为西北野战军打赢歼灭战提供了信息保障。1948年4月，毛培春奉边保指示，随敌军撤退时，混乱中遭敌机扫射，壮烈牺牲。
1947年，陕北地区春旱秋涝，灾荒严重，再加上国民党军无节制地“扫荡”“清剿”，“胡祸天灾”肆意横行，陕北人民面临着空前的浩劫。陕北群众对国民党军恨之入骨，而对解放军则大力支援，宁肯自己吃糠咽菜，忍饥挨饿，也要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解放军。
小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军事策略。自8月始，西北野战军在数月内两次攻打榆林，虽未攻克榆林城，但进一步削弱了北线敌军的力量，调动了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准备在沙家店开战。毛泽东在战前曾说过：“沙家店打得好，我们就转危为安，不走了；打不好，我们再向西走，进沙漠。”最终，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一举歼灭敌整编第36师主力6000余人，直接扭转了西北战场局势，自卫战争转入内线反攻。随后，西北野战军在延清战役中取得胜利，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
到10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兵力已发展壮大至7.5万人，其中不乏起义、收编的国民党部队。为了稳固加强军事力量，西北野战军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进行了以“诉苦”和“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和技战术水平。毛泽东对这一创造性的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西北野战军通过数次作战，成功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使南线胡宗南部不敢轻易冒进，北线榆林22军只有守城之力，威胁渐无，最重要的是为中共中央增加了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告诉他，什么时候不打了，咱就回家。”为了照顾丈夫，妻子冉莹颖辞去工作，在美国学会了做饭，还是丈夫的翻译和司机。邹市明也表示，家庭生活让他体会到拳击另外的乐趣。他告诉记者，在成为真正拳王的道路上，自己想过也许有一天会被击倒，但他并不恐惧，而会迎着暴风雨般的拳头，继续走下去。
游击保卫
胡宗南部大举进犯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政权机构迅速进入战时状态，积极配合军队开展游击战争。边区政府保安处（简称“边保”）随地委机关撤出城市，在乡村指导游击战争。在各地普遍成立的游击队伍中，各级公安部门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长，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游击队以保安处的干部和保安队、警卫队为骨干，吸收民兵和群众参加。游击队伍充分发扬解放军一贯擅长的游击战术精髓，利用精干敏捷的优势，处处袭扰敌人，打击敌人小股武装，截获敌掉队人员及辎重部队，组织群众盘查放哨，侦察敌军动向，警戒捕捉特务、叛徒，动员群众支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运动作战。
1947年3月，边保下辖的保卫团一分为二，其中四个连先在延安城附近担任警戒，后到安塞监视胡宗南军动向，并先后参加配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数次战役。4月7日，边保总处机关改编为第7大队，下设三个中队，其中1中队专门负责前线敌情侦察。边保副处长赵苍璧率领一支由100多名侦察、情报人员组成的前方侦察工作队，带着一部电台，深入延安东、西、南三条战线，采取“迎着敌军侦察，夹着敌军走”的策略，及时掌握敌军宿营、行军动向，动员群众坚壁清野，组织开展游击战斗。在侦察活动中，通过抓俘虏、派出小分队、化装混入敌占区、了解情况，将获得的情报及时用电台报告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1947年5月底，敌5万大军向中共中央驻地王家湾包抄而来。形势危急，赵苍璧急派侦察工作队潜伏至蟠龙镇以北秘密侦察，架设电台做好准备。在监视敌军动向的第五天早晨，工作队员成功监视到敌军踪迹，立即报告后方。工作队尽管只有几条枪，但还是果断阻击，拖延敌行军速度。最终，由于及时得到情报，中央机关顺利北撤，脱离危险。
1947年6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周兴发表文章《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代表中共西北局发出号召。敌军入侵之后的短短三个月，边区游击队已经发展到7663人，长短枪4592支，轻机枪15挺，共作战114次，毙伤敌614名，俘虏1281名。不久后，赵苍璧率30多名工作队员和马万里带领的一个警卫营共400余人，在咸榆公路绥德、葭县地段侦察、骚扰敌人。8月中旬，中共中央转移到绥德，敌军分几路进抵欲歼灭之。赵苍璧带领队伍成功吸引到了敌北进的一路快速部队的注意，却也遭到了包围，处境十分危险。赵苍璧沉着应变，避敌锋芒，带队突出重围，成功牵制了敌军这支先锋部队，将其带离了中共中央的行动路线，使毛泽东等得以顺着安全路线向葭县转移。
情报保卫
动员群众发挥力量，坚壁清野、赶制军备，提供物质保障。陕北各地党政团体在预计敌军可到之处，疏散群众，动员军民进行坚壁清野，挨家挨户指导帮助掩藏粮食。敌军所到之处，遍地无粮，只能饿肚皮，睡野地，疲态尽显，士气沮丧。而在共产党“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从1947年3月到1948年1月，全边区共动员随军担架6633副、临时担架1.55万副、牲口（马、骡、驴）5400头，缝制军鞋58.4万多双，充分支援了前方作战。1947年底，边区地方政府还进行了大规模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西北野战军的后方得到了巩固。
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前，决定联合中央城市工作部和中央社会部等情报机构成立一个联合秘书处，由周恩来领导，一手抓军事作战，一手抓情报作战。周恩来还负责接收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上报的绝密情报。
检测表明大多数原料可以使非洲猪瘟病毒存活（如豆粕、胆碱、狗粮和猫粮等），但不能使与经典猪瘟病毒同种属的牛病毒性腹泻病毒存活。不过越境运输中一些常见的猪饲料玉米、麦麸、鱼粉、猪源原料、乳清、微量矿物质预混料或合成氨基酸等样品中两种病毒的存活性还有待研究。
在中共众多的情报力量中，最出名的便是被誉为“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早在1937年，熊向晖就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胡宗南身边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后来当上其贴身秘书，开始接触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并在两次紧要关头成功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第一次是在1943年夏，胡宗南得到密令闪击延安，熊向晖将计划上报延安，中共通过舆论攻势，迫使蒋介石放弃进攻。第二次是在1947年3月，熊向晖提前看到国民党“闪击延安”的方案，冒着极大风险通过西安地下情报系统将敌军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等细节及时报送延安。当胡宗南的高级将领尚不知情的时候，其进攻计划就已经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中共中央得以从容撤离延安。由于熊向晖在情报战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毛泽东称赞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3月初，野战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的国民党军。同时，彭德怀调新4旅16团守卫延安机场，边区教导旅警备7团5000多人严阵以待，延属军分区民兵和游击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经过七天顽强阻击，迟滞、消耗了敌人，为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和边区机关、群众安全撤离延安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自卫战争期间，中央后委统管后勤工作，负责通信保障和情报搜集。中共中央在陕北转战途中，为了避开敌方电台侦察，不敢架设大功率电台，有时还要保持电台静默。中央后委撤到山西后，在后方广架电报转播台，通过总结各战场的作战情况和作战经验，为中共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通信得到保障，我方甚至可以对敌进行情报干扰。有一次，周恩来命令放出假情报，蒋介石错误判断中共总部在绥德，命令胡宗南向绥德进攻。实际上，毛泽东隐藏在400多公里外的王家湾，从容地在陕北小山沟里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
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里，尽管胡宗南始终在费尽心机地寻找中共中央，企图消灭之或驱赶其东渡黄河，但毛泽东总能对敌军行动了如指掌，指挥中央机关坚持留在陕北，或在敌军追堵的夹缝中穿梭往来，或在敌军到达前安全转移，还时不时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最终挫败了胡宗南的图谋。
内层保卫
内层保卫工作在中共中央驻地村落及周边地区开展，主要分为：中央警卫团时刻进行着警戒活动，警卫人员在首长身边贴身保护，这是保证毛泽东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地方群众组织和政府公安保卫机构为中共中央提供食宿，支持配合保卫工作，确保毛泽东等安全万无一失。
中央警卫
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被胡宗南部穷追不舍，转战尚不足一月，毛泽东就深刻认识到中央部队一定要精简，否则目标大、转移慢，极易成为敌人的活靶子。1947年上半年，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将工委和后委派到其他地区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则留在陕北，代表党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包括指挥机关和军委二局、三局以及新华社共四个大队。为方便在陕北地区开展工作，人员组成尽量选择政治上可靠、素质有保证的陕北本地人。由于党中央深陷敌后，身处一线，风险最大，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决定让中央警卫团兵分三路，保卫党中央和工委、后委，其中1、2、3连和骑兵中队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桢、参谋长古远兴、副参谋长汪东兴率领。为了保密，每位首长都起了代名，毛泽东叫李得胜，周恩来叫胡必成，任弼时叫史林，陆定一叫郑位。中央机关按照军事编制组成支队，称“中央纵队”，对外几易番号，改称过“三支队”“九支队”“亚洲部”，有时偶用“中央前委”，中央警卫团对外称“九团”“三团”“亚洲部三团”。
为了队伍精干，利于隐藏，中央警卫团在分配兵力时，毛泽东曾指示不要留太多人。为此，朱德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向警卫团领导发出指示：“要把身强力壮、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并在临行前（率领工委赴华北工作），再三嘱咐不能出半点差错。李克农、师哲和其他公安人员也跟随党中央转战，最终党中央部队连机关带部队加起来还不足千人，警卫部队只有1个手枪连、2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连，仅300余人。更艰巨的是，警卫部队的武器装备都是从前线淘汰下来的，十分落后。彭德怀曾偷偷送给警卫团一批缴获的美式卡宾枪，但数量十分有限。蟠龙战役结束后，彭德怀提出，从前线部队抽调一些好的枪支充实中央警卫团。但毛泽东坚持，“最好的枪支必须留在前线消灭敌人，只有前线大量歼敌，才会有中央机关的安全”。按照当时中央警卫团的兵力和装备，遇到小股敌人还能抵挡一阵，但遇到强敌就难以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可毛泽东不同于蒋介石严密自保的方式，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敌军围追堵截中，做好了来去自如的保险措施。
毛泽东在转战途中
这个思路的要点是：放出一支警卫部队，或阻击敌军，或跟在围追中央机关的敌军后边打击、袭扰，由我方掌握主动权，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从而保障安全。出于上述思路，这支警卫部队很快有了一个指挥人选——汪东兴。周恩来曾指示，中社部要在党中央留专人负责保卫，汪东兴当过中社部二室主任，有丰富的保卫工作经验，而且为人细心，军事素质强，负责这项保卫任务再合适不过。于是，汪东兴调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担负警卫党中央的重任，并率领一小支警卫部队充当“眼睛”，在党中央周围开展警戒工作。
3月18日晚，原定向北撤退的党中央，临时改变路线，向东经飞机场撤离。由于中央行动保密，边区保卫团的战士不知道毛泽东要经过机场，所以在执行破坏机场的任务时，也将机场旁边的公路挖了几条壕沟。时值陕北冰消季节，被破坏的机场公路泥泞不堪，难以通行。一旦党中央不能顺利通过，滞留在路上，将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情况十分危急。赵苍璧闻讯后立即飞骑赶到机场，组织人员连夜修路填沟，保证了中央机关在夜色掩护下撤离延安。待党中央顺利通过后，再次将填好的路破坏。19日凌晨，边区保卫团在扑灭了杨家岭礼堂的大火后，集中于清凉山上监视敌人，直到敌人占领宝塔山、凤凰山并抵达延安城边，才从容撤退，是最后一支撤离延安的部队。
通过汪东兴的警戒，党中央尽管能够“看”到敌人，但也得小心翼翼地躲着走。为了隐蔽，部队往往昼伏夜行：白天行军，所有人戴柳梢草帽，防止敌机发现扫射；夜晚行军则摸黑前进，不准说话，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到达驻地后，“九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和汪东兴与当地党政机关、治安机构、警卫部队负责人及时取得联系，开展保卫工作。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和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带人为首长和机关选择办公住宿地方，具体要求是：地形高、有大门围墙、出路好、便于通信和疏散。同时，警卫人员要快速了解驻地情况，如道路地形和交通路线，防空设施，老百姓居住环境，周围反革命嫌疑分子情况，以及群众对驻村部队的反应。情况大致了解后，立即开展警卫工作。
转战途中，毛泽东与警卫人员在一起
贴身警卫
在毛泽东身边，还有专门的警卫小组负责贴身保护。毛泽东的警卫员性质特殊，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点也马虎不得。
在一张毛泽东转战陕北行军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警卫人员积极火热的工作状态。照片中为毛泽东牵马的是警卫战士王振海，毛泽东左右分别是警卫员石国瑞和孙振国，走在毛泽东马后的是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再后面戴草帽的也是一名警卫员。毛泽东一人身边，就围绕着五名警卫人员。转战路上，毛泽东的警卫员还有很多，如李银桥（毛泽东卫士组长）、贺清华（警卫参谋）、王荣、马汉荣、朱明旭……他们都在黄土高原上书写着一段段保卫传奇。
毛泽东在枣林沟期间，身边有许多从延安带出来的重要文件，为了保密，需要立即转移隐藏文件，于是毛泽东找来警卫员马汉荣转送文件。马汉荣是绥德本地人，熟悉路况。他冒着危险，悄悄把文件箱驮到延家沟，藏在姐姐家里。后来，敌人进攻绥德，他又带着文件箱穿过敌人封锁线，东渡黄河，将文件完好无损地转送到三交镇。毛泽东看他成功完成了任务，赞赏地说道：“小鬼，很能钻。”
警卫战士王振海号称毛泽东的“马前卒”，专门给毛泽东养马牵马。1947年4月4日晚，毛泽东连夜冒雨行军前往青阳岔。山道崎岖，路面全是石头，毛泽东的马不停颠簸打颤，屡次失蹄。王振海为了毛泽东安全，摸黑用脚踢开路上的石头，鞋烂了就用光脚踢，一直踢得两脚血肉模糊，连指甲盖都不见了。为了不让毛泽东分心，他还忍着疼痛不告诉别人。毛泽东后来还是知道了，既感动又心疼，叫人给王振海包扎，还送了他一双新鞋。据王振海回忆，他跟随毛泽东共转战105天，光穿烂的新旧布鞋就达30多双。1947年6月，毛泽东渡葭芦河时，突遇山洪，连人带马险些被冲走。警卫排排长阎长林带了两个警卫员迅速跳到水里，在激流中把毛泽东拉上岸，脱离了危险。
1947年10月，毛泽东趁着重阳节上葭县白云山看戏赶庙会，结果戏场人越聚越多，警卫人员十分担心。当时参加保卫的手枪连连长高富有回忆：“当时哪顾得看戏，一心盼着戏早点结束，一切为主席安全着想。那时候别说拿枪，就是用刀也很容易接近主席。我用身体紧紧贴着主席，但被主席用力一把推开。”中央警卫科科长慕丰韵回忆：“毛主席严肃而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一要保卫首长的安全，二还不能割断首长同群众的联系。毛主席这两条指示以后成了警卫工作的基本原则。”
相同的原因会产生诸多不同的结果，而作者只是根据需要选择了其中的一种结果，或者能导致相同结果的原因是多样的，为什么作者会选择这样的原因，这样就产生了问题：“为什么作者会选择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还有哪些？”并由此可以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只要学生认真去思考这些问题，他们对于文本的理解也就会深入。例如在教学《闰土》时，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来设疑：1.闰土的变化为什么会那么大？说明了什么？2.如果闰土的生活环境换一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说明了什么？诸如此类，学生在阅读时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认真去阅读文本，有时候还需要查阅相关资料。
地方保卫
陕北是共产党发展最好的革命老区，群众基础良好，党政组织健全。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地方党政机关、警民组织为保卫党中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支前工作。
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派兵北进，欲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西北野战军诱敌深入，于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沉重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6月8日，毛泽东转移到靖边王家湾时，距敌仅隔一道山梁，四五百米，危险至极。彭德怀立即派王震率一个旅，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支援，猛攻敌军侧背，吸引敌军退出天赐湾，成功为中共中央解围。8月18日，中共中央沿葭芦河转移时，刘戡部穷追不舍，彭德怀急令许光达率领第3纵队火速赶往乌龙铺、曹庄一带，截击敌人，顺利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为了调动边区一切人力物力，尽最大努力保证党中央安全和自卫战争胜利，1947年9月9日，中共西北局下发《关于战争期间停止结婚的决定》的通知，要求“所有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之工作人员一律暂时停止结婚，将全部力量贡献给人民和爱国主义自卫战争，直至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
三星期以后，这个人躺在捕鲸船“白德福号”的一个铺位上，眼泪顺着他的削瘦的面颊往下淌，他说出他是谁和他经过的一切。同时，他又含含糊糊地、不连贯地谈到了他的母亲，谈到了阳光灿烂的南加利福尼亚，以及桔树和花丛中的他的家园。
除了粮草，党中央在住宿方面也得到了大力支持。每到一处，不管晴天雨天，不论白天黑夜，老百姓只要看到是共产党的队伍，就主动把窑洞让出来，像对待亲人般热情。党中央在大部分村庄驻留时，老百姓并不知道这就是中共中央的部队，更不知道平凡朴素的“李队长”就是日思夜想的毛主席。群众看到这支队伍秩序井然，就觉得不一般，不仅没人向战士打听部队的情况，还积极配合保密工作，坚决不透露部队的去向。王家湾的薛老汉被刘戡抓走后，虽遭毒打折磨，却不肯透露半点消息。
陕北广大群众为了支援解放军和重大战役，不断把自己的优秀子弟送去参军参战。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屡战屡败，兵越打越少，越打越厌战，而解放军则接连获胜，兵越打越多，越打越积极。人民群众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运输部队，他们经常运送粮草、军火、伤病员、机器物资等。除此之外，还为解放军带路送信，探听军情，传递情报，赶制军鞋。为此，彭德怀说过：“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的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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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卫战争开始后，边区地方党政机关也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政府各个机构，尤其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公安系统，扎实开展了一系列严密有序的保卫工作，巩固了西北战场后方，为党中央安全转战陕北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剑拔弩张，中共中央坚持“兵马未动，谍报先行”的思想，大力加强情报工作，向敌后布置众多情报力量，以便及时掌握敌军动态。转战陕北期间，中央后委、中央社会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等机构在情报信息方面取得了大量成绩，确保中共中央在陕北征途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加大情报侦察力度，监视敌情，封锁消息，提供信息保障。在情报方面，边区各地保安机构提前布置好了外勤力量，敌人进攻占领后，仍能突破封锁，传递消息。同时，我方在敌内部秘密开展红色宣传，发展力量，瓦解敌军。在侦察方面，地方积极组织群众、民兵、游击队，建立固定哨、流动哨，在山头要道监视敌情，每遇敌人进犯环境吃紧，侦察员就挺进到敌军附近，跟踪搜集情报，并将所获消息及时上报。在掌握敌情的同时，我方还要做好防止情报泄露的工作，党中央和重要作战部队转移后，地方在沿路立即开展保卫工作，对行军消息进行封锁，避免被敌人掌握。
深入开展锄奸肃反，清理检查，排除隐患，提供环境保障。自卫战争中，部队频繁转移，人口大量流动，环境十分复杂，为了避免投敌反叛行为和敌特破坏暗杀活动威胁首长安全，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密的清查工作，积极镇压土匪恶霸，肃清敌探特务，打击内部暗藏的反动分子。在城镇和农村地区，严格进行户口检查，排查外来人员。1947年5月1日，边保为加大检查力度，专门更换了新版的边区通行证，邮检、查店力度也得到了加大。陌生人如果没有路条，根本问不到政府、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地方政府对待叛逃人员和特务刺探，一边严肃处理，达到震慑作用，一边教育感化，为我所用。
全力配合中央警卫工作，保护中共中央驻行安全，提供警卫保障。中共中央每转战一处，当地县保安科，区、乡治安委员会，行政主任，村长都积极配合中央警卫团查看驻地地形、了解群众情况，同警卫人员一起为中央机关准备住宿办公的地方。警卫战士在修筑工事、站岗放哨、盘查控制等警卫工作中，样样离不开农村治安人员的帮助，地方还指派专人为党中央协调粮草、供给军需。
由于粮食紧缺，公粮还要尽量支援前线，党中央也面临吃不饱的处境。转战前期，中共中央为躲避敌人，日夜奔波，驻足吃饭是个大问题，好不容易停下休息，还不敢开灶点火，害怕暴露位置。清涧有个闹红时期的妇女模范刘大娘，听说毛泽东也和大家一起吃黑豆榆树叶子面，难受得直流眼泪，把备好的麦种、豌豆种连夜磨成面，擀成杂面条，托人捎给毛泽东。秋收后，缺粮问题虽稍有好转，但一般的小村庄还是经不起几百人的吃粮消耗。为此，很多支持革命的村寨地主就主动将庄园和粮食贡献出来。
地方政府安全保卫点滴
地方政府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安全保卫工作。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将部分保卫工作编录如下：
最后撤出延安
1947年3月，党中央获悉情报，敌人已调集几十架飞机包括一个伞兵中队到西安，准备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为严防敌军伞兵空降延安，周恩来带领李克农、赵苍璧及中央警卫团、边区保卫团的负责人，一起翻山越岭，对延安周围的防空阵地进行了视察，布置了警戒，配置了高射武器，在军民中进行了防空和打伞兵教育。同时，赵苍璧还奉命率边区保卫团破坏东关飞机场至延安城的公路，以防敌人突然袭击。
由于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巨大利益，越来越多的人想从中分一杯羹。这致使一部分欠缺互联网思维的人加入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给互联网金融造成创新风险。如他们常对之前的金融规律没有全面的认识，更想不到给这些金融定律提供风险防范措施。除此之外，他们缺乏实际的金融运作经验，没有高端金融人才的辅助，无法意识到其运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再如一些金融机构，其中包含一些非传统金融机构和传统金融机构，他们会为了钻法律的漏洞而故意忽视某些金融规律。
第四，实施全程监督，严把工程质量关。从笼子最初的工程设计到最终的产品质量验收，对其整个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步骤都必须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质量方面的检查与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并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失职渎职之责任。对此实施“零容忍”——决不容许“法外留情”和“下不为例”。
榆林地区公安保卫纪实
1947年3月，宁夏马鸿逵部由西向东进犯三边地区，并在4月3日攻占定边。国民党军虽占据县城，但只是困守城中，与广大农村地区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解放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事发生以来，定边、安边等县都在原警卫队、保安干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游击队，保护县委县政府转移，将在押犯人移交后方，并同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定边县游击队由武装科长白天章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郝玉山兼任政治委员。安边县游击队由原三边社会部干事李福盛任指导员。
定边失守后不久，西北野战军总部给三边地委、军分区下达了一道绝密命令。据李福盛回忆，命令大意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离开边区，正在陕北指挥着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现在党中央已经转移到靖边县境内。总部首长要求三边分区的所有地方武装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来自西线和北线的敌人，绝不允许其中任何一股危害党中央的安全。同时要严守机密，绝不允许泄露中央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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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言表达应简洁且富有节奏。低年级学生在口语交际能力上的表现并不成熟，若绘本中存在结构比较复杂句子，学生很有可能难以理解，而这一问题也会导致后续阅读过程和写话训练的开展难以达到预期。针对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在对绘本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尽量选择语言具备一定重复性且结构简单的绘本。
毛泽东还留在陕北的消息，给三边军民打了一针强心剂，三边分区党政军在党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直接领导下，立即展开行动，全力以赴地投入保卫党中央的工作中。
近年时常耳闻某地举办萤火虫晚会，听起来美妙，实乃举办方花钱雇人从异地捕捉一些萤火虫拿来放飞，数量少得可怜，且戕害生灵，被强制迁徙的萤火虫，难以在异地生存。萤火虫即便在它的故乡，亦只能在特定区域生存繁殖。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来到了米脂县杨家沟，在此处停留长达四个月之久。杨家沟有陕北最大的窑洞庄园——马氏庄园，庄园内72户地主聚族而居，设山寨自卫。毛泽东和周恩来居住的新院，是留日学生马醒民采用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亲自设计、监修的私宅，不仅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窑洞内部构造精妙，暗道取暖，三通纳凉。毛泽东来之前就派人作过调查，结论是杨家沟的群众基础和生活条件都很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里的地主大多是支持共产党的开明士绅，出过中共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延安市市长马豫章等许多共产党人。毛泽东来了后，马家地主不仅积极让出窑洞提供住宿，还拿出粮食解决部队吃饭问题。
(3)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小区内，需要在环网柜进线侧加装电流互感器，选择型号为LZZB610 0.5/10P，额定电压10 kV，用作电气测量和电力保护。
毛泽东在杨家沟期间，米脂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为了保证毛泽东安全，杨家沟附近布置了周密的保卫措施，沟里有中央警卫部队，沟外有边保的保安团和游击队，10公里外的吕家沟是西北野战军总部，多层防卫，内紧外松。同时，杨家沟的地主、居民不外迁，不会走漏风声，而且沟口一卡，外面的特务也进不来。看似普通的小山沟，却让毛泽东安全居住了四个月，备好的防空洞一次都没有用上。有一次，毛泽东提出要到米脂的双泉堡李继迁寨（今属横山县）看看，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带领警卫战士走在前头，途中遇到一座独木桥，桥下河水湍急。毛泽东正要过桥时，周兴担心木桥不牢，便带人先作试探，结果几个战士一到桥上，桥就坍塌了。周兴赶忙带领干部、战士连夜抢修渡桥，保证毛泽东安全渡河，到达目的地。
东渡黄河
1948年春，为有利于指挥全国战争，党中央决定东渡黄河，与工委、后委会合。3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开会决定，让汪东兴负责东渡黄河事宜，争取在十天之内完成东渡的所有准备工作。毛泽东给汪东兴派了一个连的兵力，以便在准备工作中充当劳力，在渡河时承担警卫工作任务。此外，还派了1部电台、1名话务员、1名译电员，以方便汪东兴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准备工作情况。汪东兴深知这次东渡黄河事关重大，必须紧紧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因此又带上政治部搞宣传和群众工作的干部各2人，协助渡河准备工作。
汪东兴带人马进驻吴堡县川口村，选择这里为东渡地点。为了不走漏风声，对外统一宣称是“旅长”要过河。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封锁了附近的黄河滩头和渡口，并修筑了许多防空工事，布置了防空炮火，同时严格盘查来往行人，限制地主、富农等人的活动范围。
3月12日，汪东兴找来吴堡县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和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社会处处长等人开会，安排人员购买麻绳、撑杆、木料，筹备100多人十天用的粮食和几十匹牲口所需的草料。来到渡口后，汪东兴发现渡河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一是渡船不够，只有3只，其中2只还存在漏水或船帮损坏问题；二是船工不足，只有3人，临时补充船工的话，担心渡河技术不够熟练；三是时值黄河化冰，河面有上游冲下的流冰，对船只造成威胁。
时间紧、任务重，汪东兴立即找来人修补破损船只，并派人调集渡船。当时，川口已成立了水手工会，工会奉命调集了8只比较结实的木船，准备用5只渡人，3只渡骡马和行李，所有船底都铺了木板，木板上面又铺了席子。此外又调集了许多船工，所选船工大多是技术过硬、政治可靠的党员和贫农。针对黄河流凌问题，大家集思广益，采取了几项防范措施：一是每只船上，安排2名冰情观察员，每人备一根撑竿，随时准备推开冰块，保证船只的安全；二是用麻绳把木料捆绑在一起，每只船上备几捆，万一船被冰块撞翻，就用木捆救生；三是每只船上至少安排3名会游泳的人员，以防不测。一切准备就绪后，从16日开始，所有渡船每天在黄河上演练两次，为正式渡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月21日，毛泽东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23日11时左右到达吴堡县川口渡口。毛泽东见到汪东兴后，听取了关于渡河准备工作的汇报，非常满意，在与前来送行的县委、县政府同志和乡亲们一一握手告别之后，踏上了渡船。下午1时左右，开始东渡。按照事先安排，毛泽东和家人上了第一只木船，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上了第二只木船，陆定一、胡乔木等人上了第三只木船。据时任川口水手工会指导员、东渡时给毛泽东掌舵的薛海玉回忆，毛泽东乘坐的木船最大最结实，本来一只渡船上有9个船工（1人掌舵，8人扳船）就足够了，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他特意挑选出14名船工（2人掌舵，12人扳船）负责这只船。
新城建设往往区域面积较大，但没有执行紧凑集中的城建方针，使城市建设分布分散，形成浪费[4]。新城的空间功能比较多样，但各部分功能空间之间的界限过于明显，彼此过于独立，渗透性不强。大尺度的空间设计导致各职能空间联系性差，城市整体效率下降。
渡船安全渡过黄河后，顺利到达对岸碛口镇高家塔村河滩上。毛泽东离开了陕北，向新的驻地走去。3月23日晚上，汪东兴护送毛泽东东渡完毕后，又返回川口村，开会叮嘱地方群众和同志，首长过河一定要保密。随后，经过几天的摆渡，中央机关及警卫部队剩余的700多人全部渡过黄河，跟随毛泽东继续奔赴其他解放区工作。
油画 《东渡黄河》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渡河前，对前来送行的人们说：“请转达我对陕北老乡的问候，谢谢他们一年多来对我们大力支持。告诉陕北人民，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对共产党、对人民解放军的一片深情和友谊。”毛泽东渡过黄河后，更是站在岸边伫立西望，半晌后，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后，结束了陕北转战的征途。党中央通过一年零五天的运筹帷幄，历经1000多公里的风雨兼程，不仅把敌人牵制在陕北，盘活全国，实现了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并且制定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纲领，明确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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