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学宗旨意在维持心性之学与明体达用之间的价值平衡，突出“内圣”同时致力于“外王”。两宋士大夫入仕为官而期盼得君行道，得益于宋代重文轻武与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策略，同时宋代科举制的完善为士人实现圣贤理想提供历史机遇。理学的价值宗旨与历史衍化并非总是一致，无论是从理论本身的发生规律还是知识传播过程的条件限制来看，理论皆不可避免会衍化为与本身初衷相对立的异己状态。随着朝代更迭，有国者论证政权正统性的政治所需，以及控制人心思想以行统治之便，当理学被置于官方正统地位，成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与统治意志，统治者以理学之名而行御民之术，于是，失去了道德内涵与价值信仰的理学俨然异化为“以君心格是非”的御用统治工具。
关键词：理学；价值；主体；道德
一、“儒”“仕”结合与道德自觉
汉代依据道德标准选拔官吏制度发展至魏晋南北朝发生衍异，原来道德水平的优劣逐渐演变成门第族望的高下，以孝廉方正为道德名目的察举制度被九品中正制所取代。实际上，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世风之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朝廷高官皆从士族门阀子弟中所出，公门有公且卿门有卿，寒门学子毫无机会进入国家要职。士族缙绅之家重视门阀高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享受特权，世族累世把持朝廷公卿高位，遂日渐成为权势煊赫的大势族。然而，名门望族极尽奢华立异、彰显风流之能事，喜斗富、食丹散、尚谈玄、好老庄，魏晋名士在注疏儒学经典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使儒学道家化，在谈玄庄老、崇佛佞道氛围中名士所言之道非儒家周孔之道，所倡之德也不是儒学圣贤之德，仁义礼法之价值理念更是为当时名士所不齿。隋唐以降，君主为加强皇权，抗衡传统势力，朝廷创制科举制，将官员选拔权力统一为中央所有，这就使寒门庶族子弟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儒生在政治仕途方面尽展其才，儒家思想在治国精英的政治旨要与政治价值标准方面得以确立。宋代以降，朝廷为防唐季藩镇之乱，在稍夺其权、致其钱谷、收其精兵诸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打压世家大族与军事贵族势力，传统贵族式微。由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出现平民化趋势，儒家士大夫的道德自觉与精神气质通过理学发展而渐伸于世。
其一，执政者的政治旨要与政治价值标准的确立使儒家思想在政治领域价值彰显。国家实行科举制度选拔治国人才并委任为官，为天下读书人进入仕途提供了重要途径，缓解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维系读书士子人心，同时补充了治国精英阶层的新鲜血液，从而保障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此外，拔擢文化之士为官施政，由此保证官僚阶层的文化素质与治国才能。同时，科举考试在指导思想、考试科目、依据文献、录取标准、名额比例诸方面都体现儒学精神的大义宏旨。儒学价值理念与精神旨要通过科举制度得以在国家各级官员之间切实贯彻，国家统一秩序的稳定与官员行政理念的政治正确性得以保障。对于治国者而言，其执政首要目的就是要保障国家统一、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如何在思想层面使官僚阶层对国家政权的向心力能够真正凝聚，对于执政者而言，那就是国家用统一价值标准打造一支确保政治正确的官僚集团。这个统一标准的价值指向便是儒学思想，即儒家忠君爱民的政治理念、仁义礼德的道德观念以及父慈子孝、恪职守礼、履仁蹈义、公正廉明诸伦理规范，等等。执政者将帝国中枢的官僚集团按照儒学价值标准统一打造，因此秉承儒家价值信仰的精英阶层内凭道德自律修其身，外以事功治事教化其民，由是君主垂拱则天下化成。随着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政治作为，儒家尊崇道义的道德自觉从主体德性品评到事物善恶是非的裁断，通过一应大小事宜其价值标准的确立与贯彻得以彰显，中国历史上明君、贤臣、忠义、奸佞其道德标准的确立及其被认可与贯彻，便是其例。官僚集团将儒学价值理念从中央到地方落实到各个领域，其影响延伸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士大夫自身的精神气象不仅由于此番政治际遇昭彰显世，而且随着这种现实影响力使儒学圣道切实规范世道人心。范仲淹无论是在朝廷主持革新政事，还是在地方任知州事，皆勤事爱民而治世有方，被盛赞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主张士大夫应当将自身忧为天下先，而乐为天下后；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1]5370，文彦博认为君主与士大夫当共治天下。有宋一代，君主为元首，宰相为股肱，皇帝并不独立拥有对理的审判的豁免权，他们需要面对士人及其象征的文化[2]274，君臣共治的政治架构已然由传统贵族政治向职业官僚政治体系发生了历史转变。在君臣一体共治架构下，儒家士大夫视天下事为己任，此种责任担当意识与政治作为的参与热情以及以德修身、正色立朝的一身正气，彰显宋代士大夫所独有的圣贤气象此更是丝毫不逊色于世俗帝王权势的理学气质。
其二，诗书礼乐使社会文明化。宋代士大夫使解决问题的方式由以理论事取代武力诉诸，以道理论是非的社会风气使皇帝与士大夫语默言行皆据理而行，政治文明日彰。在风行草偃的教化模式下，社会整体精神面貌皆止于文明而使天下化成。“共治”思维成为宋代君臣相与的政治共识，循此逻辑，在士大夫看来，天下并非君主一人一姓之天下，于是在朝宰辅、大夫公卿皆存天下事皆己事、士大夫无一事不关心的责任担当。在共治的认知前提下，君主对于士大夫的政治作为亦颇为认可且能够宽仁待下。宋代政治系统运行需要君臣共同维护并自觉遵守是天下共通的“道”与“理”。于是，在君臣普遍达成一致的理为至尊的价值理念中，君主明理而不肆意妄为亦使皇权不致滥用；士大夫讲道而不存私意力图处天下事公正合理，如此则圣学王道大伸于世而天下归仁。宋代一直奉行祖训——皇帝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有此祖训作为身家保障，对于士大夫则意味着生命之虞得以免除，从而更积极地建言政治、成就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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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无论官秩高低，立朝中央或官治地方，大多皆是深涉儒学且晓通军政的治世之才。朝廷厚养士人，使晓畅儒学且深通治道的士大夫内修圣德、外有事功，遂凭借自身道德魅力与圣贤人格使儒家思想气质外化于行。宋代科举制度在读书人考试资格上进一步放宽限制，在考试内容、科举次数、录取名额等方面使机会增加，读书人在科举及第后被授官职、官秩及其待遇皆比前代优渥甚多。内无性命之忧，外无生计之虞，于是，士大夫仕而优则学，理学鼻祖周敦颐人品甚高，教导士人求学问道当寻孔颜乐处；张载言及士大夫无论是为官或是在野皆当秉承圣贤道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376。宋代，士大夫辅弼君主作为、匡正君主过失以及造福国家与百姓的责任感与政治成就远超前代，建炎南渡之际，岳飞带领岳家军北抗金兵，确保高宗坐断江南以使宗庙社稷无虞，岳飞为臣之丹心尽忠、为官之清廉勤务、为将之宽仁待下、为帅之公正明理，在德性修为与成就事功方面皆为不世出之才。南宋末年，文天祥以科举状元出身，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毁家纾难，丹心为国抵抗元兵，事虽不成，然千秋忠义的儒家精神气节令万世景仰。
二、道德之“体”与事功之“用”的历史差距
儒家价值理念的建构并未对主体从事活动的不同领域予以区分，因此，言事说理所及论域也就不可避免出现逻辑混淆。儒家要求主体在精神领域修养君子人格，同时还希望有社会地位的君子阶层在各自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中推行其道以影响他人与社会。主体在私人领域进行道德修养不会遭到他人干涉，相反道德高尚之人无论何时都能赢得他人尊重与赞扬，但是当主体试图将个人修身之道用于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并试图以此去说服或约束他人也当如此之时，便不一定赢得他人的肯定性回应。期望以个体精神领域的修为之道去影响国家政治活动始终是儒学内含的价值趋向，但是忽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原则在现实实践中显然行不通。因此，儒学本就是针对个人完善自我的价值理论，内圣终究是个人之事，儒学并非站在公共立场对国家政治给予思考与指导，而是将国家天下视为主体个人之事。
回顾中晚明的政治格局，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4]235，士大夫行事举措言必称道德，唯恐落人口实，道德俨然成为政治运行的至上原则，以至朝野上下凡大事小情的廷议决策毫无妥协商议的缓冲地带，道德大张其目，致使政治事宜毫无灵活转圜余地。无论是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还是万历朝确立太子人选的国本之争，以及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相互攻讦的朝臣党争，都是以道德张目而各方政治势力丝毫不予妥协而形成的政治僵局。这不仅对于本来就已经结构僵化的政治系统毫无助益，而且更糟糕的是，即使是个人道德操守严毅的士大夫，在以某一党派身份参与党争过程中，也不惜或不得已将子虚乌有的道德污点冠以政敌以攻击对方，士大夫其人之德、其事所指、其举性质与其私下个人主体性的道德气象大异其趣，更是与儒家崇尚的道德背道而驰。毋宁说，明代熟读四书五经、通晓儒学道义的士大夫相标榜的所谓“道德”俨然成为明王朝覆亡的掘墓工具。要之，政治以道德相标榜，最终导致政治领域中其人其事毫无道德可言。
其一，士大夫阶层将道德理性滥用于政治领域，道德原则凌驾于政治逻辑之上，道德丝毫不妥协于政治，举朝上下只论道德原则而不顾政治事实，最终导致士大夫行事作为随口称道德却逐渐流向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之流，毫无儒家崇尚道义的精神性质可言。在政治领域中，政治运行的逻辑规则往往需要守住政治底线前提，使各方政治力量之间达成利益妥协与实力制衡的平衡局面，这是实力与权变相互磨合较量的妥协结果。一国君主所预期达到的政治有效性往往并不取决于君主与其朝臣一成不变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而是由君主与其臣下以及所处理政务的即时情境条件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的关系来决定。君主、臣下以及所处理政务情境都是充满未知的变量，若使政事达成，就需要根据各方出现的新变化即时调整应对策略。而道德领域的一般性原则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在政治运行过程中，君主与臣下的私德水平以及所处理政事的道德性对于政治运行的有效完成并非不可或缺，甚至固守道德原则还极有可能成为政治运行的现实障碍，各方力量之间相互掣肘反而使政治效率低下，更有严重者，最终导致政治结构的运行系统直接瘫痪。对于政治自身的运行逻辑而言，道德牵涉其中往往并无多少用武之地。
2.2 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态化必须依据区域生态系统的特点，开发配套的生态农业技术系列，以代替现行的非生态技术。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基本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水资源合理利用技术，保护和合理开发水资源，推广节水技术；绿化技术，营林植树，扩大植被覆盖面积防治水土流失；净化环境技术，采用先进的净化技术，严防“三废”污染，促进农业生态良性循环。
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程度无出其右，身处当世，依靠科举入仕、熟读儒家经典、以圣贤人格为道德追求的明代士大夫，何以一步步走向圣贤的对立面，以道德相标榜的士大夫群体中假道学者杂且伪君子者众，儒家以崇尚道义、高尚气节彰显其要的精神气质何以异化至此？儒家思想所持有的价值理性何以会失落殆尽，以致出现士大夫事事以道德相标榜而最终竟不得不走向政治与人格皆不道德的价值悖论。
农业节水灌溉技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农民的工作量。这样，农民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农业灌溉以外的事情上，更好地促进农业的发展。另外，农民可以对农业节水灌溉技术进行自主创新，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获得更好的提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样，既可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管理，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又能提升我国农业发展的整体水平。
其二，明清两代，皇权专制无出其右，专制君主的个人意志与独裁精神已然泛出政治领域，衍化到帝国生活的各个层面，皇权大逞淫威，士大夫惨遭蹂躏，儒家崇尚道义的精神气质毫无招架之力。从公共领域的政治事功到私人领域的道德修为，士大夫已然丧失了主体尊严、精神自由与理想追求，甚至稍有不慎，便会有性命之虞，严重者还可能招致灭族之祸，在此境遇下，士大夫的精神气节实难得见。明清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读书人一经应试便意味着割舍士阶层其当有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而一步步走进并依附皇权。科举及第者入仕为官亦如履如临，士大夫从文化教育到精神人格，从人身言动到文字思想，皆失去了主体自由与独立意志。明代设置厂卫制度，由皇帝指派亲信组织执行，能够越权执行皇帝意志而不受国家法司辖制。厂卫对为官者于朝上私下其视听言动的监视程度可谓无孔不入，宋濂家中开夜宴，皇帝假厂卫之手对其宴会间人物、餐食、座次、言谈悉数掌握。钱宰临睡前随口作打油诗，皇帝于次日朝堂之上俱知其义。几人相与交谈于密室，其中有言魏忠贤其恶者，便登时有厂卫人员破门将人带走。士大夫深知厂卫与阉竖后背实则以皇权为倚傍，为身家性命计，不得不依附皇权，在厂臣与中官面前奴颜婢膝，丑态毕呈。
尽管朗读也有超越单词层面的更高层面的加工，但是对于心理词库中词目的激活却是必不可少的。从外在形式来说，朗读是朗读者接收书面的视觉符号输入而输出听觉的声音符号的过程。因而，本文主要关注点在于单词层面由书面视觉符号到口头表达声音符号的转换心理过程。
明清两代文字狱盛行，皇权意志大肆侵占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不仅限制其语默言行，还要控制其精神与思想。朱元璋因贺表中有“光天圣人”“为世作则”字样而怒杀徐一夔；查嗣庭因“维民所止”而获罪被满门抄斩，株连亲族；清高宗对文字言语中凡带“胡”“虏”“夷”“狄”诸字样，甚至有暗讽或被怀疑疑似暗讽君主出身异族的语意便以反清罪名冠之臣下，士大夫稍有不慎便满门获罪。在此番恐怖政策下，士大夫即使忠君职守，勤劳王事，不贪功，不图利，唯求在波谲云诡的政治生涯中保存性命，亦并非易事。清代皇权意志的专制性不仅体现在对士大夫控制其身，而且钳制其心，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5]218。因此，士人的圣贤人格追求，无疑成为君权专制的障碍。清代皇帝将儒家各守尊严的君臣关系替换成主奴名分，为臣者禁止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尤其是个人主体尊严。满族官僚与帝王宗室同根，因其血脉之亲，被君主视为家奴，本质上与隶属君主的私人占有物无异；汉族士大夫在异族君主面前勤劳王事，从视听言动的身体之行到主体精神与自我意志皆被专制皇权玩弄至毫无人臣尊严可谓，更有甚者，汉臣在君主前连自称“奴才”都被视为“冒称”，在君主眼中，汉臣者连作君主家奴资格都没有。张廷玉作为历经三朝的汉族文臣，不恋权、不结党、不贪功、不图利，数十年谨事君上殚精竭虑，晚年却因执念于先帝许其配享太庙的身后名欲荣身而退，皇帝洞察其意，而几次三番戏辱磋磨，遂使其欲保尊严之心消磨殆尽。专制皇权治下，士大夫阶层的整体面貌从内在精神到外在行为备受挫辱。皇权意志无孔不入，儒家士大夫为苟活于世，自觉不自觉地衍生出人身隶属关系与精神依附性，成为被专制君主完全驯服的奴才。士大夫被剥夺了人格所恃，其精神上的圣贤气象又从何谈起！
三、道德理念与现实经验的价值悖论
从知识传播的过程来看，按照传播学的经典范式，从政府到人民的一元路径[6]，知识传播在对主体自我人格塑造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普通个人塑造榜样供人效仿进而促进主体自我发展。然而，一种理论的传播与发展并非总是完全遵从传播学的常规，因为影响知识传播的人为因素趋于多元化与复杂化，传播学的一般规律在其过程中仅仅起到辅助作用甚至之于理论本身的发展扩大毫不重要，而真正起到决定性影响的当时当地的权威政府的介入与干涉。于是，一种理论与信息按照从政府到人民的传播路径，就不可避免造成理论本身的知识与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失真，甚至直接导致理论成为一种极容易被曲解和利用的存在。另外，就理论本身的发生而言，如果从纯粹理念层面来看一种知识理论若搁置了时空与历史限制以及具体社会环境影响，其价值追求充满永恒性与超越性，比如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康德的善良意志、孔子的仁以及程朱理学的天理，均属于纯粹理念层面的绝对真理，无论何时何地对于哪个国家的人其安身立命均具有超越性的完满价值。但是，理论本身的绝对价值只是存在于纯粹理念领域，一旦理论落实于现实经验领域，理论本身的绝对完善性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得到实现的。第一，提出与实践理论的主体无论是某一个人还是某一群体，都只是存在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有限性的个人或群体，这一个人或群体生存于具体社会环境与有限条件下，也就无法摆脱社会环境的条件限制使自身思想认知与思维方式突破有限而完全达到无限完满。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与永恒价值的向往虽然是人类有始无终的永恒使命，但是理论落实与价值实现却是另外一回事。第二，身处具体历史时空环境中的个人或群体针对时代需要提出符合现实实情与群体需要的相对真理。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与完善性具有一定程度而非完全与充足，但即便如此，一种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从提出到被大众认可，同样会遭遇如上述传播路径的障碍，而其中最具决定性影响的传播障碍则来自权威政府的强行介入与肆意干涉。比如，回顾理学发生与发展的历程，对比道学在尚未跻身庙堂之际，周敦颐、张载、二程与朱熹等师徒之间对于圣贤之道的自觉授受与明清之际，理学被有国者置于正统官学殿堂之后的学术形态，前后二者的价值导向与学思义理之别可见一斑。
现实层面上，儒学治道理念明乎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7]616。儒者希望以礼治国且执着相信以德治国的正确与优越，然而，他们并未对现实人性给予充分关照，并不十分了解真实人心何谓。儒家治道只是欲将一套理想化理论推行于世，然而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想法与真正欲求，儒者并非全然了解。儒学治道逻辑虽然以人性为起点，但这只是建立在抽象人性基础上（或者性善或者性恶），这种人性立论前提至少是不全面的。儒家建构的仁学价值体系针对士阶层自身修为，以追求君子圣贤人格为终极理想，秦汉之后一直被统治阶层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证明其政权与君权的合法有效性。同时统治阶层将其推行于世以此要求臣民照此行事，这种政治余存从古至今成为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成为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进而在后世诸多力量的推动下，普遍化为一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至善理想[8]。然而按照儒家的圣贤标准来衡量世人，君子标准强立于世，世人实在做不到却又别无他法，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将自己伪装成君子。
四、结 语
随着历史演进，从秦汉至明清，儒学在不同政治机遇下与当朝政治权势在社会各个领域展开博弈。对政治而言，统治者并不是真的重视先秦儒家的德治观念[9]，而是看中了儒家德治理想中君子修身与圣人治世可以用来约束他人同时利用圣人美化自身的工具价值。对于儒学而言，儒学走进政治并得遇时机与政权结合，客观上使儒学在现实经验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制度落实，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儒家思想显耀于世，在功名富贵的诱惑和光耀门楣的责任面前，很难去否定为学者的个人功利动机[10]。尤其是在与专制皇权博弈过程中，由于政治势力的制衡与既得利益的现实考量，秉承圣贤之道，以正人君子自居的儒家士大夫，却在修身与事功方面与儒学所倡导的价值指向大异其趣，遂使儒家本有的圣贤气象黯然失色。明清时期，理学被奉为官学。专制皇权当道，君主意志肆意横行，政治决策上的道德标榜落实到经验领域遂异化为“以理杀人”的不道德结果，士大夫以格君心之非为政治担当的儒学气象也就不得不衍化为被君心格是非的依附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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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istorical Paradox between Moral Consciousn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s Value in the Field of Experience
BAI Bo1,CHEN Peng2
（1.School of Busines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Hebei Finance University，Baoding 071051，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Neo-Confucianism is to maintain the value balance between the learning of mentalnature and virtue-talent and to highlight the Inner Spiritual Practice and turn to Outer Spiritual Power.The scholars of two Song Dynasties became officials and expected to be trusted by a wise monarch to carry out his political ideas,thanks to the political strategy of putting mental pursuits above martial arts and ruling the world with monarchs and ministers.At the same time the perfec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the scholars to realize the ideal of saints and sages.The value purpose of Neo-Confucianism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evolution of history.Whether from the law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theory itself or the conditions of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dissemination，the theory will inevitably evolve into a dissent state opposite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With the change of dynasties，the state has the political needs to demonstrate the orthodoxy of the regime，and to control the thought of the people.When Neo-Confucianism was placed in the official orthodox position,it became the ideology and will of the ruling class，and the rulers controlled the people in the name of Neo-Confucianism.Therefore，Neo-Confucianism，which lost its mor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belief，became an imperial ruling tool of Right and Wrong Standards.
Key words:Neo-Confucianism；value；subject；morality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318（2019）03-0041-05
*收稿日期：2019-06-22
基金项目：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7197）
作者简介：白 波（1980-），男，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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