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王靖[1]（2021）在《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研究 ——工作重塑的调节作用》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导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需要大量知识型员工来面对新挑战。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雇佣形态变得更加多元和自主,工作时间也变得更加灵活。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型员工过度劳动的问题日渐凸显,过度劳动程度日渐严重,不仅极大影响了员工的身心健康,也给企业发展带来消极作用。因此,有必要加以管理以及“干预”,帮助员工减轻过度劳动程度,以防“过劳死”的现象发生。虽然已有学者探析了员工工作安全感与加班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加班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过度劳动,劳动时间长短也不是衡量员工过度劳动程度的唯一标准。已有文献也关注到角色压力、工作压力度、非工作场所压力源、成功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这些变量都在反映着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感,但是又不等同于工作安全感,且研究视角往往聚焦于探讨过劳的形成机制,对调节机制的研究甚少,研究仍有探讨的空间。为此,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等为理论基础,探讨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作用机制,引入工作重塑这一调节变量,尝试打开调节两者作用机制的黑箱。本研究首先将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化梳理,对工作安全感、过度劳动、工作重塑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深入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理,提出假设并构建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影响过度劳动程度的理论模型;然后,通过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运用SPSS22.0统计分析软件对354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假设检验;最后,根据分析和检验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及其维度（工作稳定性和职业前景）对过度劳动程度具有负向影响。（2）知识型员工工作重塑及其维度（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和减少妨碍性工作要求）在工作安全感及其维度（工作稳定性和职业前景）影响过度劳动程度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3）知识型员工工作重塑及其维度（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和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在工作安全感及其维度（职业前景）影响过度劳动程度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研究工作安全感及其分维度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机制。（2）引入工作重塑作为调节变量,提供了研究过度劳动的新视点,探讨了工作重塑对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与过度劳动程度关系的调节作用,明确了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作用边界。
刘利华[2]（2020）在《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文中认为我国专利侵权现象日益严重,专利维权又存在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为有效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但其立法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我国2019年《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同时规定惩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的做法,不同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实践,为防止司法适用的混乱,首先要找出两者在数额确定中的区别,以厘清两者的关系:从两者所具有的不同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来看,两者可同时规定在专利法中;但从法定赔偿的本质和其数额的不确定性来看,其并非惩罚性赔偿的特例,也不能作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故两者在司法中不可并用。其次,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采用倍比计算方式,以其计算基数的确定为前提,比较国内外关于计算基数的不同规定,结合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目的,明确计算基数的范围包括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专利许可费倍数,并且赋予权利人选择适用何种计算基数的权利;针对我国现有计算基数认定规则的不足,建议降低因果关系证明标准和细化计算规则。再次,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也离不开其计算倍数的确定,比较美国的“三倍赔偿”,结合我国许多核心技术仍依赖进口的事实以及预防专利蟑螂的需要,建议我国计算倍数的立法范围由“一至五倍”改为“一至三倍”,并且明确个案确定计算倍数需要考虑的主客观因素。最后,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还离不开其补充制度的完善:一方面,完善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证据制度,通过解决“举证难”来解决“赔偿低”,从程序方面来保障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落实;另一方面,引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评估制度,解决赔偿数额的“认定难”,从而指导法官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
杨曦[3]（2020）在《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与数字经济背景下信息交互的逐渐频繁,互联网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与日常信息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除了传统经济稳步发展之外,互联网经济市场迅猛突起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12条,即是专门针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制定的条款,不仅对该领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的界定产生了重大影响,还赋予了行政机关对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本文在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视角下来探讨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对于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陆法系普遍采用一般条款具体化的规制模式,然而从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专门针对互联网领域不正当行为的规制条款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互联网条款尚未达到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标准,存在两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一般条款的具体化程度不足,具体表现为第12条尚未与第2条完全脱离,不能像其他几类不正当竞争行为那样通过事实判断行为的不正当性,依然需要依托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对“恶意”等价值范畴的要件进行认定,进而判定行为的不正当性;另外一方面,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并未充分回应以往的司法实践,不仅对以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囊括不足,并且采取一刀切的“本身违法”规制模式,也不是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司法实践经验的充分体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基本原则、模式选择、立法、执法以及司法五个方面展开了讨论。从理论分析层面探究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问题,首先需要回归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本源:即互联网竞争的整体语境、竞争涉及的主体、竞争模式和竞争利益诉求。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于网络环境中,一方面带有技术性特点,另一方面由于多边市场的普遍存在,使得看待互联网的竞争利益诉求不能仅从竞争对手的角度考虑直接竞争得失,而是要综合分析同业的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非同业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互联网经营者与非互联网经营者之间的竞争与互补,以及前述各个维度对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影响。经过这样的梳理,就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初步廓清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中的竞争利益平衡路径。为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证的角度看待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本文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展开了讨论: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目前正处于转型期,从立法上来看,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的第12条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改变了互联网领域竞争法律法律适用的逻辑;从执法上看,执法机构不仅首次获得了针对技术性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同时也获得了通过兜底条款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的自由裁量权,不仅如此,竞争者在面临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争议时,也从以往的单一民事诉讼救济,变为现在的举报与民事诉讼并行的“二元”模式,如何发挥好行政机关的作用,使得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发挥强化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判断与救济的指引和评价作用,成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面临的新命题;虽然司法与行政诉讼是二元并行的,但二者依然存在交叉,一方面是如果对行政执法的授权并无益于引导互联网领域的良性竞争,那么就可以说立法或者至少是对新法的执行是失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仅承担民事诉讼的职能,还承担着对行政机关的执法案件进行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职能,因此以往法院民事诉讼的标准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资源。从以往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民事诉讼案件来看,法院注重裁判的长期激励效应,即法院在民事审判的分析思路中,并不仅局限于个案的案情,而是努力地在探究更具普适性的竞争利益平衡标准。当前,我国该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层面都有所体现。在立法上新修《反不正当竞争法》加入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之后,不仅出现了多部法律同时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情形,并且第12条本身引起的逻辑混乱,也是在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执法方面,县级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均享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权,执法的层级多元,自然会导致执法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同时,由于首度获得执法权,执法机关也会表现出经验不足。在司法层面,虽然法院出现了很多的不正当竞争判决,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充分梳理案件的基础上形成司法解释,这就导致法律适用当中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上并没有普遍地针对互联网技术型不正当竞争进行专门立法,主要存在“权利主义”模式的狭窄式立法和“法益主义”模式的宽泛立法。“权利主义”不正当竞争的立法以美国为代表,美国的立法只对版权、名称权这类带有权利属性的客体进行立法,如果将我国出现的“屏蔽”“跳转”等行为移植到美国,可以预见的是美国的立法对于这类行为的规制能力有限;“法益主义”模式的立法以德国为代表,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注重从善良风俗和消费者整体利益的分析,对互联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弹性调整,并通过司法经验的积累,将一般性的规则不断地具体化。此外还可以看到的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早来源于法国侵权法,因此在许多法域被认为是私法的一部分,行政机关通常并不享有执法权。但是从部分国际组织推行的程序性多边协议可以看出,国际上存在着竞争机构需要通过正当程序进行执法的共识。将域外经验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首先在立法上,互利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门条款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并没有采取没有采取“法益主义”的款范式立法;而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专门条款中的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到我国也没有采取“权利主义”的狭窄式立法,即没有将互联网竞争中的要素和利益上升为权利,而是介于权利和法益之间的折中。因此,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如何弥合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条款中诸多概念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德国通过案例群的司法制度,对司法实践中反复被认定的行为进行归类,并且在判定行为损害方面,开创了“效能竞争”理论,不断地通过司法推动立法,形成制度构建、实施以及回应的闭环,这些都是有助于我国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实施完善的有益经验。综上所述,互联网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引,因此在行为不正当性的判定方面依然需要从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展开,同时要注意实现规制的利益平衡与激励相容,以及要保持包容审慎与技术中立;在模式选择方面,要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规制,并且摒弃本身违法的规制思路;立法上在今后要做到行为类型化、要件类型化和标准的明确化;执法上要制定并落实有关重大政策,秉持中立的执法理念,强化多元规制背景下的机构间协调配合,引导行业自律等等;司法上要注意借鉴域外经验,形成稳定的裁判思路和标准,并通过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完善司法、推动立法,进而实现良性循环。最后,本文还希望去探究但力有不逮的问题是,由于我国互联网领域专门立法的普遍出现,执法机关的不同部门之间、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都存在着对接与协调的需要,例如当前正在发酵的“二选一”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都存在适用的空间,这不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是当事人对程序、救济与成本效率的选择问题。但是,对多头专门立法的执行协调与平衡的研究,还有待于更多实践研究资源的出现。
石晨阳[4]（2020）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举证妨碍制度研究 ——基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的调查研究》文中指出适用举证妨碍制度,有利于解决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举证难、法定赔偿适用比例高的问题。2013年新《商标法》明确举证妨碍制度以后,正在修订中的《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也准备引入举证妨碍制度。有鉴于此,考察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制度规则及案例适用现状,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有利于推进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领域举证妨碍制度的完善。本文采用比较分析、文献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梳理了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理论依据和制度规则,通过考察121个适用举证妨碍制度的知识产权案例,分析了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适用现状,探讨了其中存在的构成要件表述不完整、认定适用条件的标准不统一、法律效果的认定标准不统一、计算方法适用混乱、程序适用比较混乱、举证妨碍适用率还较低等问题,并从制度和实践层面分析了前述问题的产生原因。最后,本文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举证妨碍制度的建议:在实体上,应设立举证妨碍的原则性规定,明确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和计算方法,并设立保障举证妨碍规则运行的配套措施;在程序上,应明确举证妨碍的适用程序为:依申请启动程序——法院组织辩论与法院阐明——法院责令与释明——法院裁决。
庞骊洁[5]（2020）在《我国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研究》文中提出伴随中美贸易谈判及系列协议的推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和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已成必然趋势。研究发现,以更加国际化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通过完善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正成为平衡国际与国内利益的现实之需。本文以专利权滥用规制为视角对专利领域的利益冲突进行反思,意图探究如何构建一幅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理想图景（1）,解决当下中国因专利权滥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的法治现象而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为此,本文首先将专利权滥用的概念、构成要件与类型划分统合为一个整体,以《专利法》的目的与宗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反垄断法》第三条为依据将现实存在的专利权滥用行为划分为“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但未妨碍竞争型”、“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且妨碍竞争型”、“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且损害竞争型”三种;其次,本文重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现状、变化与发展,探究了TRIPS协议签订之时所确立的国际利益格局以及在后TRIPS时代发生的格局缓变与影响,以期在构建法律理想图景时体现我国知识产权话语权;再次,本文在对我国立法不足与法制优势进行比较分析以及对欧美的规制经验进行借鉴后,认为我国可结合专利权滥用的类型划分标准,通过在《专利法》中引入规制依据、增加《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适用性以及出台《专利权滥用反垄断审查适用指南》,形成一幅从初级规制到中级规制再到高级规制的完整法律理想图景;最后,本文以知识产权领域的重要理论利益平衡论为指导,将其贯穿于整个研究中,建设性提出在专利权滥用导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失衡、自由竞争与市场秩序失衡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失衡之时,以利益平衡论为方法论及理想目标对利益失衡状态进行综合调整。
王胜伟[6]（2019）在《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加剧了互联网竞争,由此引发的竞争纠纷越来越多,互联网的竞争需要法律规制和引导。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传统市场的竞争存在巨大差别,平台竞争的特性、不断推陈出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竞争手段更加隐蔽,这样的市场竞争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涉及经济、网络技术、法律等,因而导致要对互联网市场上的竞争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以及如何规制作出正确的判断变得异常困难。互联网市场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市场,建立在网络技术上的互联网市场必须不断地创新,互联网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市场淘汰。从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形式来看,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都会打破市场现有的利益格局、竞争秩序和原有规则,激发新的矛盾与冲突。互联网市场因为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也日益增多,但是法律在应对此类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时更显不足,司法裁判亦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应对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这样的现状不利于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从现有案例来看,法院几乎都是采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一般条款的滥用可能阻碍创新发展,需要法院改变思路,将创新作为案件审查的重点,通过利益衡量来判断。互联网市场的创新需要法律予以保障和激励,制度能够激发创新,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能为市场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同时在互联网市场,以创新为名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案件亦大量发生,是否为法律所保护的创新,往往成为案件的焦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创新,创新不仅是要考虑技术上的创新,更多的是要作出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考量创新是否能给市场带来正面效应。符合法律需求的创新能够提高消费者福利,使消费者享受到创新带来的福利,能否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的创新应当是创新合法与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互联网市场是一个动态竞争的市场,创新加剧了竞争,而竞争又促使进一步创新,面对这种加速的动态竞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立法到应用,应当为促进动态竞争的创新提供保障和激励机制,将能否促进动态竞争作为评判创新合法与否的因素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要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激励创新。经营者以创新为名不择手段,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等为代价来获得竞争优势或排挤竞争对手的行为,应当为法律所禁止。因而在互联网市场上,法律需要对创新进行引导和保障,对创新行为引发的不正当竞争纠纷给予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作出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司法判决,鼓励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发展。竞争激励创新,创新又加剧竞争,互联网市场因创新引发的竞争纠纷日益增多,法律不仅要保护合法的创新,更要有激励机制。通过法律制度来促进互联网市场的竞争与创新,这需要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时应具有长远和发展的眼光。我国应当完善现有立法,在立法上确立鼓励创新的精神,面对不正当竞争纠纷时,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因素。因为制度不明等,创新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建立创新的免责机制有利于反向激励创新。对于我国企业当前普遍存在重视商业模式创新而忽视技术创新的现状,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来引导鼓励技术创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不仅需要符合互联网发展规律的立法,还需要良好的执法和司法,需要各机构在秉持创新的理念下,完善各项制度以有效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首先在立法方面以鼓励创新的视角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应当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不当的立法可能抑制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可以采纳更多的行业规范。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时间之内给竞争对手造成巨大损失,完善我国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保全制度意义重大。在行政执法方面,执法机关应当持有审慎和包容错误的态度。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较传统市场行为难度增加,危害更大,执行法律错误的几率和风险增加。不当的执法和司法可能阻碍市场创新,给互联网市场带来难以逆转的损失。执法机关及司法机关人员亦应当更新理念,突破固有思维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建立公平有序的互联网市场竞争秩序需要依靠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但是有效的监管并非就是严格的监管。监管机构面对市场上的创新习惯于持怀疑态度,针对互联网市场上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等管制过严,导致互联网市场上的初创企业和市场新进入者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我国的竞争政策及其机构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新,建立专门的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面对创新的互联网市场,需要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但是包容审慎不是放任市场不管,互联网市场离不开外部的监管,我国当前行政机关在互联网市场上执法不力是一个现实问题,需要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加强对互联网市场竞争的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引导、管理与制裁,发挥行政机关制止和打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高效的优势。而在司法方面要激励创新和促进竞争,需要司法机关在处理互联网竞争案件时秉持促进创新与竞争的理念。创新与竞争相互促进,法院不能拘泥于损害认定,而应当以更加长远的眼光看待互联网市场的竞争行为。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互联网市场企业采取平台经营模式,跨界竞争是市场上的常态,看似处于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往往发生不正当竞争纠纷。平台模式竞争中竞争关系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行为法,其适用的关键应当是审查行为的正当性,忽略竞争关系,唯如此才能释放《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和调整的灵活性与包容性。互联网专条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一般条款仍然是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法律依据,但是应当慎重使用一般条款,否则容易将合法行为纳入不正当竞争范畴,打击创新与竞争。而刑事制裁在互联网市场需要更加谨慎,但是也不意味着在互联网市场就不能采取刑事制裁手段,对于情节严重,触犯刑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予以刑事制裁。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往往是经济利益,加强互联网市场的处罚与赔偿机制,通过经济制裁有利于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和激励维权、鼓励创新和促进市场竞争。因而完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罚和赔偿措施是规制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一环。我国现有法律针对不正当竞争的案件的赔偿数额过低,而除了民事赔偿之外,更是少有受到行政处罚的案件。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能在短期内获得极大的利益,在收益超过处罚的情况下,企业愿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扩大现有的赔偿范围,将企业的商誉损失等计入赔偿范围;提高赔偿的数额,通过高额赔偿来惩罚和威慑违法经营者,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侵权代价。对于多次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企业,实施惩罚性赔偿。互联网双边市场竞争的特性导致在诉讼中损失的认定变得非常困难,现有案件的处理也是法院基于各种因素酌定考虑,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对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损害赔偿,必须细化酌定赔偿的因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主要是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化能为市场主体、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导,提高了执法与司法的效率。文章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选取互联网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流量劫持和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上争议较大的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三大类型的不正当竞争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论述。流量是互联网企业的生命,流量争夺也成为互联网市场最为常见的竞争行为,对于流量争夺不能一概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市场允许企业通过正当的方式争夺流量,但是禁止企业采取强制、误导、欺骗等方式劫持其他经营者应当获得的流量。而对于创新行为引发的流量争夺则需要慎重对待。而对于互联网市场上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是否违法,理论界争议较大。竞争是市场的常态,竞争也是企业之间的相互排斥,对于竞争激烈的互联网市场,竞争也必然会给竞争对手造成损失,除非构成垄断,一般来说是否兼容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对于本身处于竞争的经营者来说,“恶意”更是无法评判。所以对于不兼容问题,原则上来说,法律应当减少干涉,但是也不意味着任何不兼容问题都不需要法律的干涉。对于不兼容问题需要考虑产品本身性质、时间等,对兼容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近几年,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发展,数据的重要性逐渐为互联网企业认识,数据的争夺、利用引发大量竞争纠纷。互联网数据涉及到数据的收集、权属、利用等法律问题。对于数据的利用规则,不仅要保护用户的隐私,更需要通过立法来确立数据的流通和使用规则。信息社会以及未来互联网市场的发展,需要数据的流通,因而我国要确立数据共享、流通的机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定。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文章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互联网专条的制定解决了行政执法缺乏法律依据的困境,也为司法解决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该条款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知识。为了促进互联网市场的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适用上应当保持谦抑的态度,执法与司法都需要秉持激励创新的理念和包容审慎的态度,既要维护《反不正当竞争法》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又要为互联网的创新和互经济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
刘思源[7]（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何江[8]（2019）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文中提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继入法,辅之以传统的环境刑事公诉和新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使环境公益的司法保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由于同一环境侵害行为往往具备多重违法属性,而环境规制路径之间亦存在功能交叉或重叠,由此导致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艰巨的程序协调难题。具体表现在:其一,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的关系;其二,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各环境公益司法保护手段之间的关系;其三,环境公益诉讼需要协调好与传统的环境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既有的环境公益诉讼研究多及于特定类型诉讼程序的构建与完善,而未顾及环境公益司法保护之整体性构造,亟待从“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由于对“环境公益”这一基石性概念的研究阙如,直接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受案范围不清、模式选择混乱等现实难题。在解释论视角下,环境公益应当作“环境实体公益”和“环境制度公益”的二元界分,前者旨在恢复实体层面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构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诉求;后者旨在救济因侵害行为而对环境秩序造成的冲击,并构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基石诉求。加之环境刑事公诉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满足公益诉讼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亦可纳入广义的公益诉讼范畴。鉴此,本文将环境刑事公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间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际上赋予了行政机关一个公法性质上、私法操作上的请求权,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界定为民事性质诉讼的观点有违其公法内核,犯了“手段凌驾于目的”的归因错误,将其界定为在环境行政规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执法程序更为妥当。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类独立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诉讼类型。加上传统的环境民事/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有别,但程序上有所勾连。所以本文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行政私益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问题概括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同类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异质型的环境公益诉讼外部程序衔接的手段主要表现为“附带审理”与“合并审理”,二者在本质上均属于“诉的合并”的范畴,因此“诉的合并”理论就构成环境公益诉讼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基础理论。本文以“3.0版本”的“相对的诉讼标的理论”为基础,构造出一种广义的诉的合并理论,认为应当通过赋予法院以诉的合并自由裁量权保障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并通过对举证规则、管辖规则和既判力规则等的改造,使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程序协调能够在契合诉讼法理的前提下实现对环境法益的整全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构造出一种“法院——责任人”的直接规制路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则构造出一种“法院——政府——责任人”的间接规制路径,二者在维护环境公益这一核心取向上是殊途同归的,由此引发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竞合。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可以通过设计不同情形下的诉讼模式选择方案、完善环境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来具体展开。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与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功能重叠、过罪化倾向和检察机关“双重代位”引发的主体不适格质疑,可以通过构建以“先民后刑”模式为原则,以“刑民分离”模式为补充的审理策略,并同时通过附带诉讼时的公告豁免、管辖级别冲突时的“就低”策略等手段来应对程序整合面临的问题。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协调面临着“紧密式衔接”和“松散式衔接”两条路径,鉴于前者在我国目前的制度语境下面临着较大的“转轨成本”,“松散式衔接”模式则具有成本低廉而成效显着的优势,因此选择“松散式衔接”模式破解“双轨制环境诉讼”附带的弊端更具可行性。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争点分隔和中间裁判的方式实现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效率提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也面临两条路径,即基于解释论的视角通过受案范围、诉前程序、起诉顺位、诉讼请求和证据融通等方面的制度改造实现程序衔接,以及基于建构论的视角赋予行政机关以责令修复、赔偿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权力,以契合行政和司法相协同的“环境共治”理念。
陈炫伯[9]（2019）在《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民移动互联网时代,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由之路。就民事领域而言,从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到2019年提起审议的《民法典人格编草案》,立法机关无不通过改善我国的法律环境来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作为涉及着作权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网络用户三方利益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其中的核心——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的行为并不是一种损害公民信息权的行为,而是属于个人信息规则下的一种积极的处理行为。虽然从整体来看,在缺乏系统的《着作权法》与单行的个人信息法的规制下,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并不完善,但是这个问题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并将其写入新的一轮立法规划之中。本文从揭示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特点出发,围绕国内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现状与改进展开研究,试图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活动,司法实践以及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总结,来为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首先,文章介绍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要求下向着作权人或者国家机关提供涉嫌侵犯着作权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的制度。又揭示了信息披露制度是作为“避风港”原则的补充,在着作权利益平衡原则指导下而诞生的。同时归纳了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三个显着特点。其次,文章通过对于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发展历程的梳理,总结出“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三部法律中的信息披露条款推动了我国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笔者通过对于法律条文的分析发现我国着作权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信息披露模式:“着作权人—ISP”模式与行政执法模式。文章结合司法判例“魔女幼熙案”与学术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这两种信息披露模式的差异,并归纳出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与不足。再次,笔者通过对于以德国为代表的信息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行政执法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事程序救济模式,尤其美国的“确定侵权人传票”与匿名诉讼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归纳出现阶段西方主要国家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状况。揭示了西方各国信息披露制度与民事程序或者行政程序的紧密联系。最后,文章揭示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权与着作权人的财产权之间冲突,因此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离不开利益平衡理论与证明妨碍理论的支持。同时我们也需要从对域外相关制度的研究中汲取精华,结合我国人身权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魔女幼熙案”中北京法院的判决意见,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国外的典型判例对于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朱辉[10]（2020）在《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市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伴随着医疗模式的改变,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同时,我国连续推出“全面二孩”政策及“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明确显示妇幼群体对医疗服务需求总量和医疗服务品质要求也显着提升。而公立妇幼专科医院,在以上两项政策也有着极其重大的责任。然而医院的专科性质的程度相对越高,其所带来的工作量以及工作质量的压力困扰也就越大。面临着职业风险程度高、工作负荷较重、医患矛盾较多等问题已呈公立医院临床医师尤其是产科医师的普遍情况。同时,也给产科医务人员这个职业群体带来更大的医疗及服务挑战。本研究首先对工作压力、工作重塑、工作繁荣、服务型领导风格、职场友谊和工作绩效的概念意义、维度范围和相关的问卷情况结合论文方向进行系统性梳理;之后,再对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逻辑整合。再从论文着手,找到相关的理论支持,包括:工作压力源理论、压力应对的认知交互理论、工作设计理论,并以此三个理论为论文理论基础,解析他们在论文研究中的作用机理。之后,结合变量之间逻辑关系,建立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和假设模型;并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针对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的相关领域的特有情况,结合以上六个变量的经典量表,运用相关统计软件,如SPSS、AMOS和PROCESS,对本人建立的相关模型进行有效的假设分析、模型检验,并最终验证本人建立的模型是否有效。然后,以上海市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为例,对该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的部分产科医生进行一定数量的有效访谈和案例的了解与分析,深刻剖析产科医师工作压力管理中存在的部分共性问题,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科学的分析。最后,本论文在以上整理的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期望通过该方法建议来改善产科医师的工作压力情况和工作情绪、组织和领导风格及同事间的友谊情况,达到提高产科医师的工作绩效,使组织的整体效能得以提高的目的。
二、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研究 ——工作重塑的调节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问卷调查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资源保存理论 |
| 2.1.2 工作要求—资源模型 |
| 2.2 知识型员工研究综述 |
| 2.2.1 知识型员工的概念 |
| 2.2.2 知识型员工的特点 |
| 2.3 工作安全感研究综述 |
| 2.3.1 工作安全感的定义 |
| 2.3.2 工作安全感的维度及测量 |
| 2.3.3 工作安全感的研究现状 |
| 2.4 过度劳动研究综述 |
| 2.4.1 过度劳动的概念 |
| 2.4.2 过度劳动程度的测量 |
| 2.4.3 过度劳动的形成机理 |
| 2.4.4 过度劳动的结果效应 |
| 2.4.5 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影响的综述 |
| 2.5 工作重塑研究综述 |
| 2.5.1 工作重塑的概念 |
| 2.5.2 工作重塑的维度和结构 |
| 2.5.3 工作重塑的测量 |
| 2.5.4 工作重塑的研究现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
| 3.1 研究假设 |
| 3.1.1 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 |
| 3.1.2 工作重塑的调节作用 |
| 3.2 理论模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量表设计与来源 |
| 4.1.1 工作安全感量表 |
| 4.1.2 过度劳动程度量表 |
| 4.1.3 工作重塑量表 |
| 4.1.4 控制变量 |
| 4.2 预调研分析 |
| 4.2.1 小样本概况 |
| 4.2.2 信度分析 |
| 4.2.3 效度分析 |
| 4.2.4 最终量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 数据收集与描述 |
| 5.1.1 数据获取来源 |
| 5.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信效度检验 |
| 5.2.1 信度检验 |
| 5.2.2 效度检验 |
| 5.2.3 同源性偏差检验 |
| 5.3 相关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回归分析 |
| 5.4.2 工作稳定性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回归分析 |
| 5.4.3 职业前景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回归分析 |
| 5.5 调节作用分析 |
| 5.5.1 工作重塑的调节效应 |
| 5.5.2 增加结构性工作资源的调节效应 |
| 5.5.3 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的调节效应 |
| 5.5.4 增加挑战性工作要求的调节效应 |
| 5.5.5 减少妨碍性工作要求的调节效应 |
| 5.6 假设验证结果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管理启示 |
| 6.2 研究的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
| 6.2.1 研究的局限性 |
| 6.2.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 |
| 致谢 |
（2）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0. 绪论 |
| 0.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0.2 研究现状 |
| 0.3 问题的提出 |
| 0.4 研究方法 |
| 0.5 论文结构 |
| 0.6 创新与不足 |
| 1.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与法定赔偿数额确定的区别 |
| 1.1 立法目的不同 |
| 1.2 适用范围不同 |
| 1.3 本质属性不同 |
| 1.4 计算方式不同 |
| 2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 |
| 2.1 计算基数的范围及顺位 |
| 2.1.1 计算基数的范围 |
| 2.1.2 计算基数的顺位 |
| 2.2 计算基数的认定困难 |
| 2.2.1 实际损失的认定困难 |
| 2.2.2 侵权获利的认定困难 |
| 2.2.3 专利许可费倍数的认定困难 |
| 2.3 计算基数认定规则的完善 |
| 2.3.1 实际损失认定规则的完善 |
| 2.3.2 侵权获利认定规则的完善 |
| 2.3.3 专利许可费倍数认定规则的完善 |
| 3.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倍数 |
| 3.1 计算倍数之争 |
| 3.1.1 立法实践 |
| 3.1.2 学界观点 |
| 3.2 计算倍数范围之界定 |
| 3.2.1 计算倍数的下限 |
| 3.2.2 计算倍数的上限 |
| 3.3 计算倍数的考量因素 |
| 3.3.1 主观因素 |
| 3.3.2 客观因素 |
| 4.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的补充制度 |
| 4.1 完善专利侵权诉讼中的证据制度 |
| 4.1.1 明确规定证据开示制度 |
| 4.1.2 完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 |
| 4.1.3 落实举证妨碍制度 |
| 4.2 引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评估制度 |
| 4.2.1 明确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评估的法律依据 |
| 4.2.2 合理选择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评估方法 |
| 4.2.3 建立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评估数据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相关理论 |
| 1.2.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专门条款的规范研究 |
| 1.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域外经验 |
| 1.2.4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规制的研究评价与展望 |
| 1.3 论文框架、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界定 |
| 2.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 |
| 2.1.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为的特征 |
| 2.2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 |
| 2.2.1 干扰、排他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2 误导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2.3 数据型不正当竞争行为 |
| 2.3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特殊性 |
| 2.3.1 行为成本低影响大 |
| 2.3.2 规制目标多元 |
| 第3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 |
| 3.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现状 |
| 3.1.1 法律修改与规则模式转换 |
| 3.1.2 竞争法律之间存在交叉 |
| 3.1.3 竞争规则与行业监管规则并行 |
| 3.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现状 |
| 3.2.1 执法机关首获执法权限 |
| 3.2.2 新条文目前已经得以适用 |
| 3.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现状 |
| 3.3.1 案件覆盖面广 |
| 3.3.2 竞争利益维度多元 |
| 3.3.3 注重长期效应 |
| 3.3.4 存在技术中立的趋势 |
| 第4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 |
| 4.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不足 |
| 4.1.1 立法多头 |
| 4.1.2 逻辑混乱 |
| 4.1.3 与实践经验匹配性不足 |
| 4.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不足 |
| 4.2.1 执法经验不足 |
| 4.2.2 执法水平参差不齐 |
| 4.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不足 |
| 4.3.1 裁判思路不够稳定 |
| 4.3.2 对既有案件缺乏梳理 |
| 第5章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5.1 立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1.1 “权利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1.2 “法益主义”的立法模式 |
| 5.2 执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2.1 域外执法机构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保持高度关注 |
| 5.2.2 域外竞争机构遵循正当程序的执法理念 |
| 5.3 司法经验及其借鉴 |
| 5.3.1 类似行为基于不同价值观可产生不同判决结果 |
| 5.3.2 通过“效能竞争”理论认定不正当竞争损害 |
| 5.3.3 通过司法政策影响法律适用和立法 |
| 第6章 完善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
| 6.1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 |
| 6.1.1 秉持诚实信用和商业道德 |
| 6.1.2 注重利益平衡和激励相容 |
| 6.1.3 保持技术中立和包容审慎 |
| 6.2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模式选择 |
| 6.2.1 从一元规制走向多元协调 |
| 6.2.2 摒弃“本身违法”的思维模式 |
| 6.3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立法完善 |
| 6.3.1 行为类型化 |
| 6.3.2 要件具体化 |
| 6.3.3 标准明确化 |
| 6.4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执法完善 |
| 6.4.1 制定落实不正当竞争政策 |
| 6.4.2 秉承技术中立的执法理念 |
| 6.4.3 强化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 |
| 6.5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司法完善 |
| 6.5.1 形成稳定裁判思路标准 |
| 6.5.2 实施案例群的司法政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举证妨碍制度研究 ——基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的调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内容、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举证妨碍概述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概念 |
| 一、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含义 |
| 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与其他制度的辨析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现有理论 |
| 一、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适用的法理基础 |
| 二、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 |
| 三、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 |
| 第二章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的制度考察 |
| 第一节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制度的国内法考察 |
| 一、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
| 二、商标法的规定 |
| 三、专利法上的规定 |
| 四、着作权法尚无相应规定 |
| 五、小结 |
| 第二节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制度的域外考察 |
| 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
| 二、德国 |
| 三、日本 |
| 四、美国 |
| 五、我国台湾地区 |
| 六、域外立法对完善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制度的启示 |
| 第三章 举证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适用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举证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适用现状 |
| 一、适用现状的总体概述 |
| 二、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考察 |
| 三、举证妨碍适用的法律效果考察 |
| 四、举证妨碍适用的计算方法考察 |
| 五、举证妨碍适用程序考察 |
| 第二节 举证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赔偿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构成要件表述不完整 |
| 二、认定适用条件的标准不统一 |
| 三、法律效果的认定标准不统一 |
| 四、计算方法适用混乱 |
| 五、程序适用比较混乱 |
| 六、举证妨碍规则的适用率还较低 |
| 第三节 举证妨碍制度在知识产权赔偿适用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
| 一、制度层面的原因 |
| 二、实践层面的原因 |
| 第四章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举证妨碍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知识产权举证妨碍制度的实体建议 |
| 一、设立举证妨碍的原则性规定 |
| 二、明确举证妨碍的构成要件 |
| 三、明确举证妨碍的法律效果 |
| 四、明确举证妨碍的计算方法 |
| 五、设立保障举证妨碍规则运行的配套措施 |
| 第二节 完善知识产权举证妨碍制度的程序建议 |
| 一、依申请启动程序 |
| 二、法院组织辩论与法院阐明 |
| 三、法院责令与释明 |
| 四、法院裁决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 附录 :文中出现的案例一览表 |
（5）我国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专利权滥用规制的理论概述 |
| 2.1 专利权滥用的概念界定 |
| 2.1.1 专利权滥用的内涵 |
| 2.1.2 法律构成要件 |
| 2.2 专利权滥用的类型划分 |
| 2.2.1 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但未妨碍竞争 |
| 2.2.2 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且妨碍竞争 |
| 2.2.3 不正当行使专利权且损害竞争 |
| 2.3 专利权滥用的内部原因 |
| 2.3.1 专利权具有垄断性 |
| 2.3.2 专利权是法定之权 |
| 2.3.3 专利权保护力度加强 |
| 2.4 专利权滥用规制的外部原因 |
| 2.4.1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空间”日益逼仄 |
| 2.4.2 大国竞争时代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利器 |
| 2.4.3 后Trips时代知识产权与贸易联姻 |
| 2.5 理论依据:利益平衡论 |
| 2.5.1 利益平衡论法律内涵 |
| 2.5.2 专利权滥用导致利益失衡 |
| 2.5.3 利益平衡论对失衡状态的调整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专利权滥用规制的国内外法律现状及比较 |
| 3.1 国际公约对专利权滥用的规制 |
| 3.1.1 Trips协议确定后的规制情况 |
| 3.1.2 后Trips时代滥用规制的主要变化及趋势 |
| 3.2 以反托拉斯为核心的美国模式 |
| 3.2.1 专利权滥用规制的两条路径 |
| 3.2.2 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基础 |
| 3.3 以竞争法为核心的欧盟模式 |
| 3.3.1 欧盟竞争法体系的主要内容 |
| 3.3.2 欧盟竞争法体系对专利权滥用的规制 |
| 3.4 我国对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现状 |
| 3.4.1 立法现状 |
| 3.4.2 司法现状 |
| 3.4.3 执法现状 |
| 3.5 比较 |
| 3.5.1 对美国模式的分析 |
| 3.5.2 对欧盟模式的分析 |
| 3.5.3 对中国模式的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的突出问题 |
| 4.1 立法方面 |
| 4.1.1 《专利法》缺少滥用规制的法律依据 |
| 4.1.2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缺少适用条件 |
| 4.1.3 《反垄断法》缺少具体指引性指南 |
| 4.2 司法方面 |
| 4.2.1 缺少法律适用典型案例 |
| 4.2.2 反垄断法审查中证据适用不足 |
| 4.3 执法方面 |
| 4.3.1 未成立专利权滥用反垄断执法处 |
| 4.3.2 专利权滥用反垄断执法人员短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专利权滥用法律规制的完善路径 |
| 5.1 建立滥用规制的三级立法体系 |
| 5.1.1 在《专利法》中引入滥用规制的法律依据 |
| 5.1.2 增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的适用性 |
| 5.1.3 出台《与专利权滥用的反垄断审查适用指南》 |
| 5.2 完善滥用规制的司法体系 |
| 5.2.1 定期公布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指导性案例 |
| 5.2.2 在司法审查中引入经济分析法 |
| 5.3 完善滥用规制的执法体系 |
| 5.3.1 成立专利权滥用反垄断执法处 |
| 5.3.2 丰富专利权滥用反垄断执法人员队伍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评述 |
| (一)国外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二)国内对互联网市场不法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简要评述 |
| 三、研究目标、方法、重点及创新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重点、难点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述 |
| 一、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基本原理 |
| 二、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概念 |
| 三、互联网市场竞争的特点 |
| (一)以流量和数据为竞争核心 |
| (二)以平台为竞争媒介 |
| (三)以跨界传导为竞争方式 |
| (四)以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竞争格局 |
| 四、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征 |
| (一)行为更具隐蔽性 |
| (二)不正当竞争认定更加困难 |
| (三)短时间造成巨大损失 |
| (四)损失及赔偿难以确定 |
| (五)诉讼时间长 |
| 五、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发展变化 |
| (一)由同业竞争到平台竞争 |
| (二)竞争关系由简单明确到疑难复杂 |
| (三)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断出现 |
| (四)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
| 第二章 互联网市场创新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挑战 |
| 一、互联网市场创新概述 |
| (一)创新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创新的主要形式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的必要性 |
| 二、法律对互联网创新的重要性 |
| (一)创新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需要法律的适度干预 |
| (二)创新需要法律制度的引导和保障 |
| (三)创新引起的竞争纠纷需要法律更加明确的规范 |
| 三、互联网市场创新对竞争法律的挑战 |
| (一)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创新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 |
| (二)行为是否合法判断愈加困难 |
| (三)执法、司法难度及犯错成本加大 |
| 四、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与不足 |
|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互联网创新的应对 |
|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对互联网创新的不足 |
| 第三章 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激励创新的法律机制建设 |
| 一、互联网竞争中合法创新的考量因素 |
| (一)创新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福利 |
| (二)创新是否有利于促进动态竞争 |
| (三)创新是否破坏保障公平竞争秩序 |
| 二、互联网市场激励创新的竞争法律制度建设 |
| (一)完善立法激励创新 |
| (二)将创新作为评判竞争行为合法与否的重要因素 |
| (三)通过免责制度建立创新的反向激励机制 |
| (四)加强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保护 |
| (五)行政执法与司法需审慎 |
| 第四章 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规制 |
| 一、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立法规制 |
| (一)审慎立法,加强行业规范的运用 |
| (二)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保全制度 |
| (三)完善整个互联网市场法律体系 |
| 二、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规制 |
| (一)行政执法强调包容、开放的原则 |
| (二)优化互联网市场监管机构及职责 |
| (三)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
| (四)适当加大执法力度与行政处罚 |
| 三、激励创新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司法规制 |
| (一)司法机构保持促进竞争的司法理念 |
| (二)放宽互联网市场竞争关系的认定 |
| (三)慎用一般条款解决新型互联网市场竞争行为 |
| (四)适当的运用刑事制裁 |
| 四、完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处罚、赔偿机制 |
| (一)扩大赔偿的范围 |
| (二)细化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 |
| (三)扩大赔偿数额、建立惩罚性赔偿 |
| 五、提高执法、司法人员业务水平 |
| (一)完善执法、司法人员知识结构 |
| (二)更新执法、司法人员理念 |
| 第五章 流量劫持不正当竞争行为及其规制 |
| 一、流量劫持行为概述 |
| (一)流量劫持概念、表现形式 |
| (二)流量劫持的类型 |
| 二、流量劫持的不正当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流量的法律性质 |
| (二)商业模式的保护问题 |
| (三)流量劫持往往兼具正向性和负向性 |
| 三、典型案例分析:淘宝、天猫诉载和、载信不正当竞争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流量劫持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流量财产的权利 |
| (二)禁止强制性的流量劫持 |
| (三)禁止具有误导性、引起混淆的流量劫持行为 |
| (四)非法流量劫持应当是接触性的干扰 |
| (五)妨碍不是认定的流量劫持的充分条件 |
| (六)谨慎对待具有创新和正向性的流量争夺行为 |
| (七)加大对流量劫持行为的处罚力度 |
| 第六章 产品恶意不兼容行为及其规制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不正当竞争行为概述 |
| (一)产品恶意不兼容概念 |
| (二)互联网产品不兼容行为产生的原因分析 |
| 二、产品恶意不兼容的竞争法律问题分析 |
| (一)不兼容合法性问题法律分析 |
| (二)“恶意”问题法律分析 |
| 三、典型案例分析:3Q大战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不兼容行为的法律规制 |
| (一)“恶意”不应成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条件 |
| (二)产品的性质的考量 |
| (三)产品不兼容产生的时间点考量 |
| (四)原本兼容的产品采取不兼容的方式竞争 |
| (五)互联网新兴企业发展的特别保护 |
| 第七章 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问题及其规制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概述 |
| (一)互联网数据概念 |
| (二)互联网市场竞争中数据的重要性 |
| (三)数据给市场的负面影响 |
| (四)互联网数据利用的类型 |
| 二、互联网市场数据竞争问题分析 |
| (一)互联网市场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增多 |
| (二)数据权属不明 |
| (三)数据保护与利用冲突加剧 |
| (四)规制互联网数据竞争的法律缺失 |
| 三、典型案例分析:HiQ诉 Linkedln案 |
| (一)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
| (二)问题分析 |
| 四、互联网市场数据利用的竞争的法律规制 |
| (一)赋予数据财产的权利 |
| (二)大数据归于收集、加工方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 |
| (三)推动数据互通共享为原则 |
| (四)保护用户个人信息数据 |
| (五)建立数据的合法流转和利用的基本规则 |
| (六)增设有关数据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 |
| 第八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立法完善建议 |
| 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的制定 |
| (一)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必要性 |
| (二)互联网市场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化的优点 |
| 二、互联网条款的修改建议 |
| (一)删除第一款 |
| (二)完善第二款 |
| (三)完善流量劫持与干扰用户选择行为规制 |
| (四)删除恶意不兼容行为 |
| (五)增加数据不正当竞争类型化条款 |
| (六)删除兜底条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问题缘起 |
| 1.1.1 从程序竞合到模式选择 |
| 1.1.2 从模式选择到程序协调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环境公益诉讼模式选择的研究述评 |
| 1.2.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旨趣与意义 |
| 1.3.1 构建环境公益诉讼与关联诉讼的协同配合机制 |
| 1.3.2 探讨诉的合并在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
| 1.4 方法与可能的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 |
| 2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概念厘定 |
| 2.1 环境公益的学理解释 |
| 2.1.1 环境公益与环境公益诉讼之关系 |
| 2.1.2 环境公益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
| 2.1.3 环境制度公益与环境实体公益的界分 |
| 2.2 环境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2.2.1 环境公益侵害行为的类型界分 |
| 2.2.2 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实践样态 |
| 2.2.3 小结 |
| 2.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基本框架 |
| 2.3.1 内部程序与外部程序的识别 |
| 2.3.2 内部程序整合与外部程序衔接的建构 |
| 2.4 小结 |
| 3 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理论澄清 |
| 3.1 何以可能:环境公益司法保护的理论证成 |
| 3.1.1 法院在环境规制中的角色演进 |
| 3.1.2 “代理彩票理论”下的法院职能新解 |
| 3.1.3 环境行政规制与环境司法规制比较分析 |
| 3.1.4 小结:环境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
| 3.2 为何协调: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制度根源 |
| 3.2.1 制度供给:环境公益诉讼单一模式选择的弊端 |
| 3.2.2 制度需求:环境司法专门化中的程序协调需求 |
| 3.2.3 如何调适:通过程序协调释放环境司法效能 |
| 3.3 如何协调:诉的合并在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及其限度 |
| 3.3.1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基础 |
| 3.3.2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形态 |
| 3.3.3 诉的合并在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中的应用策略 |
| 4 环境公益诉讼的内部程序整合 |
| 4.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1.1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比较 |
| 4.1.2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模式选择 |
| 4.1.3 环境行政/民事公益诉讼的整合路径 |
| 4.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的程序整合 |
| 4.2.1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现实镜像 |
| 4.2.2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理论证成 |
| 4.2.3 环境刑事/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整合的制度完善 |
| 5 环境公益诉讼的外部程序衔接 |
| 5.1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1.1 双轨制环境诉讼模式的现实镜像与问题梳理 |
| 5.1.2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理论基础 |
| 5.1.3 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程序衔接的制度构造 |
| 5.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衔接 |
| 5.2.1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辩证关系 |
| 5.2.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问题 |
| 5.2.3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机制 |
| 6 结语: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的限度及其规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B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9）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创新点 |
| 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内涵、产生背景与特点 |
| 2.1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 |
| 2.1.1 信息披露的内涵 |
| 2.1.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 |
| 2.2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背景 |
| 2.2.1 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与“避风港”原则的诞生 |
| 2.2.2 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作为“避风港”原则的补充 |
| 2.3 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 |
| 2.3.1 信息披露制度是一种个人信息处理与保护制度 |
| 2.3.2 信息披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多种利益的冲突与协调的结果 |
| 2.3.3 国家机关在信息披露制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
| 3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发展、类型、特点与不足 |
| 3.1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发展历程 |
| 3.2 “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下的“着作权人—ISP”模式 |
| 3.2.1 “网络着作权司法解释”的历史贡献与废止原因 |
| 3.2.2 “着作权人—ISP”模式的理论探究 |
| 3.2.3 “着作权人—ISP”模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
| 3.3 着作权行政执法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制度 |
| 3.4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 |
| 3.4.1 两种披露模式并存 |
| 3.4.2 行政执法模式在信息披露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 |
| 3.4.3 “着作权人—ISP”模式是最重要的信息披露模式 |
| 3.5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3.5.1 现行规范的法律位阶层级较低 |
| 3.5.2 法律术语表述不规范,前后规范缺乏衔接 |
| 3.5.3 民事程序中的信息披露制度先存后废 |
| 3.5.4 没有得到立法者应有的重视 |
| 3.5.5 忽视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 |
| 3.5.6 行政处罚缺乏合理性 |
| 4 域外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评述 |
| 4.1 域外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主要类型 |
| 4.1.1 德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况 |
| 4.1.2 法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况 |
| 4.1.3 民事程序救济模式的概况 |
| 4.2 美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评述 |
| 4.2.1 美国信息披露制度概况 |
| 4.2.2 美国采用司法途径救济着作权的原因 |
| 4.2.3 匿名诉讼合理性探究 |
| 4.2.4 匿名诉讼规则在美国的适用情况 |
| 4.2.5 “十分充足的理由”标准的评析 |
| 4.2.6 平衡测试法评述 |
| 4.2.7 提出匿名诉讼异议的理由 |
| 4.2.8 匿名诉讼规则在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案件中的适用 |
| 4.3 研究小结 |
| 5 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
| 5.1 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的理论依据 |
| 5.1.1 利益平衡理论 |
| 5.1.2 证明妨碍理论 |
| 5.2 建议与举措 |
| 5.2.1 借鉴人身权领域的信息披露制度 |
| 5.2.2 减少行政执法模式的使用 |
| 5.2.3 加强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与网络着作权执法体系的联系 |
| 5.2.4 贯彻《民法总则》的个人信息权 |
| 5.2.5 “接入商”应当承担信息披露义务 |
| 5.2.6 严格界定信息披露的条件与范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10）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市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基本理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基本理论 |
| 第三章 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研究假设及研究设计 |
| 一、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
| 二、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研究设计 |
| 第四章 上海市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上海市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概况介绍 |
| 二、样本分析 |
| 三、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各变量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分析 |
| 五、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模型检验 |
| 六、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访谈资料的收集 |
| 二、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影响现状 |
| 三、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管理存在的问题 |
| 四、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工作压力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六章 关于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产科医师应对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绩效的对策与建议 |
| 一、关于个人层面的建议 |
| 二、关于组织层面的建议 |
| 三、关于社会层面的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访谈资料整理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知识型员工工作安全感对过度劳动程度的影响研究 ——工作重塑的调节作用[D]. 王靖.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2]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D]. 刘利华.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3]我国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杨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中的举证妨碍制度研究 ——基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的调查研究[D]. 石晨阳. 上海大学, 2020(03)
- [5]我国专利权滥用规制的法律研究[D]. 庞骊洁.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5)
- [6]激励创新视角下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研究[D]. 王胜伟.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8]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协调论[D]. 何江. 重庆大学, 2019(05)
- [9]我国着作权领域信息披露制度研究[D]. 陈炫伯. 武汉大学, 2019(01)
- [10]产科医师工作压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上海市六家公立妇幼专科医院为例[D]. 朱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