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探索·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阙功至伟，不容否认。但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就是形式主义和绝对化，主要表现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上。缺点虽然不是“五四”的主流，但影响深远。陈独秀是“五四”激进反传统的总代表，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是主张中西融合的。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多次反复和变化，其正确的论述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其晚年偏颇的言论有着特殊的时代和政治背景，并非是对“五四”激进反传统的复归。
〔关键词〕五四运动；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陈独秀；毛泽东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就“五四运动”这一名词来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反对北洋卖国政府进而引发全国各界声援的爱国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算起，至1919年5月全国爆发反帝爱国运动止，这几年可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后一阶段从1919年5月4日至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几年被称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时期。毛泽东把这前后两个阶段合称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还有人把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认定为“启蒙”运动，把后期认定为“救亡”运动，据此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则有失偏颇。其实，“启蒙”就是反封建，“救亡”就是反帝爱国，这跟毛泽东所讲的“反帝反封建”没有区别。“五四”运动两个阶段主题的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两者是相辅相成、交相为用的。只有解决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才能最终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从这一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阙功至伟，彪炳史册，不容否认。 谈到五四运动，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这场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冲击。虽然相对五四运动的整体价值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来说，这并不是运动的主流，然而在人们的思想中，每当提到“五四”两字，总会潜意识地把它与激进的“全盘反传统”划等号。这里无疑有一些认知上的误区，然而却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出于对历史的尊重和对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期盼，有必要对其进行一番客观的梳理、回顾和认真的反思、辨析。
一、“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
毛泽东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1〕五四运动一班新文化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批判孔夫子，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所以，毛泽东说它“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2〕。但是，“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3〕——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这场运动的“缺点”之所在。毛泽东认为，如果看不到五四运动的这个缺点，而只是一味强调它的正确的和丰功伟绩的一面，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为，“他们对待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的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的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4〕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五四运动后来的发展，使这个运动的领导层产生了分化。“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人士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了资产阶级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5〕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这种分化，形成了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派和西化自由主义派两个基本上属于对立的思想流派。毛泽东同时指出：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不是一致的，一些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没有“拿得稳”，同样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就是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即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它在本质上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层分化出的资产阶级右派即西化自由主义派鼓吹的是“洋八股”即“全盘西化”论，那么，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所搞的“党八股”就是“全盘苏化”论，本质上都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一味照搬外国模式的“洋教条”“洋八股”和“党八股”。这种全盘照搬外国模式的“八股主义”与全盘否定本民族文化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东西。既然认为外国的、西化的事物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在逻辑上就必然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
应该承认，以否定本民族固有文化为特征、要求“全盘欧化”或“全盘西化”的思潮，确实从“五四”初期就开始泛滥，流风甚巨。如果深究其根源，则更早。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强行向中国输入西方文明，迫使中国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对西方发生了认知分化：一部分人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部分人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主张孔孟纲常礼教神圣不可动摇；还有一部分人完全被西方文明所征服，由自大狂一变而为自卑狂，完全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并从传统的“夏夷之防”走向其反面即“以夷变夏”——这一派，正是“五四”时期西化自由主义派的思想先驱，其极右派蜕变为毛泽东所讲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买办”或代理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层在没有分化之前，都具有激进民主派的人格特征，只是后来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树立了科学的中西文化观，而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激进主义的路向沦为西化自由派或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与极右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买办虽然有区别，但实为同路人。
“全盘西化”的思想先驱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新世纪社”的几位主要成员。早在1907年7月，留居巴黎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因而被称为“新世纪社”。这一派人以宣扬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为其橥帜，同时，极力否定中华文化，是较早提倡“全盘欧化”的一帮人。例如，李石曾首次公开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欧化的“万国新语”〔6〕。继李石曾之后，《新世纪》又刊文提出：“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既发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亦有识者所具有同情矣。”〔7〕吴稚晖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对该文大加赞扬，而且提出了几种欧化方案。甚至说：“中国略有野蛮之符号，中国尚未有文字，万国新语便是中国之文字。”〔8〕吴稚晖屡屡把汉字称为“野蛮人的符号”，自然也把他本人自贬为“野蛮人”了。这反映出当时一批决意欧化的中国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已荡然无存。
所谓“万国新语”实为当时欧洲人创立的“世界语”。“世界语”作为一门外语，固然可以学习，但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却提出在废除汉字和汉语言的前提下“改用万国新语”，这既无现实性，也必然引起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极力反对。如章太炎斥之曰：“今之持无政府主义者，欲废强权，岂欲废学术耶？”〔9〕作为章太炎学生的钱玄同，在当时也站在反对“新世纪社”一派人的立场上。在钱玄同的眼里，章太炎属于国粹派，而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则是“全盘欧化”派，他说：“我那时对于《新世纪》的其他主张，反对的很多，但稚晖先生用秽亵字样丑诋满廷，却增加了我对于满廷轻蔑鄙夷之心不少。丙派甲派的主张，在排满问题上毫无不同，惟有绝对相反之一点，甲派怀旧之念甚重，主张保存国粹，宣扬国光，丙派则对于旧的一切绝对排斥，主张将欧化‘全盘承受’。太炎先生可作甲派的代表，稚晖先生可作丙派的代表。”〔10〕钱玄同把章太炎的“国粹派”称为“甲派”，把吴稚晖的“全盘欧化派”称为丙派，他自己则是乙派。章太炎与吴稚晖本来同为坚定的反清排满派，都是同盟会元老级的人物，皆持有“汉贼不两立”的民族主义立场。然而，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两人却绝然相反：章太炎坚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不变，而吴稚晖则反过来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贬诋“汉字是野蛮人用的象形文字”，主张“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吴稚晖反传统的立场由来已久，早在巴黎参与组织“新世纪社”之前，他于1903年就与陈颂平相约“不看中国书”，甚至表示要“把线装书扔入茅厕”。直到1923年“科玄论战”时，吴稚晖还坚持说：“这国故的臭东西……国学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茅厕里三十年(不可)……”〔11〕到了“五四”时期，吴稚晖上述的观点影响了一批人，他们爱用最偏激的言词，一个比一个雷语撼人。
例如，在陈独秀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作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谩骂和贬损丝毫不输于吴稚晖。吴稚晖把传统文化比作“茅厕”，陈独秀则比作“粪便”。除陈独秀之外，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对传统文化无不有激烈的抨击。如果说鲁迅把儒家文化比作“吃人”二字不无深刻之处，那么，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则近乎抹黑，他说：“在世界上最唯物的、最下流的文化之中，中国文化要算数一数二了。”〔12〕钱玄同虽然曾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但因受吴稚晖影响，至“五四”时期，一变而为当时极力否定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力主废除汉字、汉语的态度之激烈，无人可比，如说：“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13〕曾经求学章太炎门下的毛子水，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如说：“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有这些缘故，所以国故在今日世界学术上，占不了什么重要的位置。”〔14〕揣着这种自卑心理，致使“欧化”或“西化”思潮在“五四”时期一度占了思想界的上风，“全盘西化”只不过是这种思潮的公开口号而已。胡适就公开承认他是主张“全盘西化”的，遂后又认为“全盘”两字太呆板，不如用“充分世界化”好。〔15〕胡适这一改动，引起了另一位“全盘西化”者陈序经的不满，按陈序经的观点，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法乎其上而得其上”，也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全盘西化”思潮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30年代，著名历史学者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一方面高度评价李鸿章办洋务，另一方面主张：“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16〕又过了半个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全盘西化”论不仅再次泛起，一时还形成不小的气候，引发了不小的社会震动。
由此可见，“五四”时期不仅是“打倒孔家店”的问题，它涉及到中国固有民族文化是存是废的问题。“孔家店”不打倒、“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形态不废除，新型文化和现代性价值体系就建立不起来。作为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转型的节点期，“五四”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从而实现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大转型。但是，由于形式主义、绝对主义、教条主义缺点的客观存在，造成了“坏得绝对坏，一切皆坏”“好的绝对好，一切皆好”，结果就像“泼洗澡水时把小孩一起泼掉”一样，对传统文化不加分析而全盘否定，形成了现代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滥觞。
还有一句精彩绝伦的台词。郭蹁子轰赶在许灵均窗下“听壁脚”的孩子，说：“走，走，走，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你爸和你妈结婚？”竟然说得那么顺理成章。
二、新文化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反思和批判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调，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对传统需要反思和批判，如果没有这种反思和批判，就不可能有新思想的启蒙和新文化的创造。然而，反思与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陈独秀最早请出“科学”和“民主”即“德”“赛”两位“先生”向中国人行启蒙主义的洗礼，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五四”运动所表现出的偏激趋向，身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新文化人”的总代表，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建党初期的领袖，陈独秀和其他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文化观，都有着一个复杂演变的经历，这是我们应该加以考察的。
陈独秀虽然没有说过“全盘西化”这四个字，但从他的某些言论中，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他就是一位具有“全盘西化”思想的人，其程度甚至超过胡适。例如，当胡适提出要“整理国故”时，陈独秀却批评说：“现在中国社会思想上堆满了粪秽，急需香水来解除臭气，我们只须赶快制造香水要紧，可是胡适之、曹聚仁这几位先生，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即令费尽牛力寻出少量香水，其质量最好也不过和别的香水一样，并不特别神奇，而且出力寻找时自身多少恐要染点臭气。”〔17〕他把“整理国故”比作“在粪秽里找香水”，“国故”当然就成为臭不可闻的东西了。“国故”是粪便，“国学”同样如此。他说：“‘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如适之、行严……)，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18〕“在粪秽里找香水”的是胡适、曹聚仁、章士钊等人，“在粪秽里找毒药”的则是杜亚泉、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把传统文化统统称为粪便、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在粪便里找香水”“找毒药”，此种比喻不可谓不极端。据此，如果我们认为“五四”时期陈独秀不是一位彻底的反传统派，那简直就是不顾事实了。
吴稚晖认为汉文字是“野蛮人的符号”，陈独秀的说法与吴稚晖不相轩轾。他说：“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19〕他甚至认为像中国这样还停留在宗法社会的民族只能称为“半开化的民族”，〔20〕等等。梁漱溟曾说，当他看陈独秀发表在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后，最深切的体会就是陈独秀“主张西化主张到家”〔21〕——“主张西化主张到家”其实就是“全盘西化”的变相说法。梁漱溟虽然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也是西化派屡屡批判的“靶子”，但他说这句话时并无讥讽对手之意。梁漱溟认为，从前讲西化的人都是“不中不西的人”，做些“不中不西的事”，只是些“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的“西方化”，而唯有陈独秀才是“主张西化主张到家”的人。让我们看一下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怎么讲：
“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但是社会上有一班人，因此怒骂他，讥笑他，却不肯发表意见和他辩驳，这又是什么道理呢？难道你们能断定汉文是永远没有废去的日子吗？
数学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在学习时可以合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思考问题，进而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习惯与品质，为学生在日后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2〕
这就是让梁漱溟佩服的陈独秀那股彻底反传统、彻底主张西化的勇气，此种勇气实为一种壮士断腕——不仅是断腕，而是“断头流血”的气概。陈独秀从西方请来“德”“赛”两先生，要他们把中国引向光明世界，“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的一切黑暗”，这样的“西化”还不是“到家”了吗？像钱玄同、吴稚晖一班激烈要求废除汉字汉语的西化派，在他们背后撑腰者，正是陈独秀其人。彻底抛弃中国二千多年的旧文化，全盘照搬近代西方的新文化，这是五四运动的真价值，也是“五四”时期陈独秀的真思想，这种思想流露在该时期他的一些著述之中，如说：“然今之欧罗巴，学术之隆，远迈往古；吾人直径取用，较之取法二千年前学术初兴之晚周、希腊，诚劳少而获多。”〔23〕然而，真理向前跨过半步就是谬误，五四运动有陈独秀这种认为中国文化“绝对坏，一切皆坏”、西方文化“绝对好，一切皆好”的总司令来指挥，其存在缺点、出现偏颇，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将式(4)、(5)、(12)代入式(14)、(15)可得空间光到少模光纤耦合效率随轴向偏移Δz的变化规律.
由此推知，这些人一方面在学术上传承了戴震的朴学即考据学传统，此为“科学”；另一方面在思想上则继承了戴震对理学的批判精神，此为“民主”。人们都知道戴震是“卓然一代考据大师”，往往忽视了戴震是有清一代最卓越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他平生最看重的著作，该书也是18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批判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早期启蒙主义的著作，其思想通过朴学系统直接影响了戴震的后学们。例如，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与《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就重点评述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反理学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批领头羊们，实为戴学之后，不仅都有着深厚的儒学情结，更有着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的反理学传统，这种传统成为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剑走偏锋、激进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作为戴震皖派朴学正宗传人的章太炎，在政治上是位激进的排满和反对帝制的革命派，但在文化上始终是位保守主义者。章太炎晚年泥古不化、“粹然而为儒宗”，这虽不足道，但是五四新文化人物的激越反孔批儒则是另一个极端，也需反省。
〔25〕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68页。
即使像陈独秀这种激进民主派反传统的思想领袖，其儒学情结甚至更深。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激越的姿态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西方价值观，后来又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大”选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总书记，而且连续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达五届之多。陈独秀还代表中国共产党参与国共合作，领导了从1922年到1927年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是职业革命家。毛泽东曾追述陈独秀和胡适之是青年的导师，取代了他早年崇拜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29〕，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我们不否认陈独秀和他的同道们给五四运动抹上了一缕彻底反传统的油彩，然而，我们还必须了解陈独秀的另一面，即他也是一位学者，一位书法家，一位皖派朴学的传人；陈独秀精通日文，深谙法文和英文，甚至懂得拉丁文；陈独秀长于口才，雄辩滔滔，所向披靡。他虽然把“国学”骂为“粪秽”，其实他非常推崇顾炎武和戴震，其在朴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例如，1913年，陈独秀撰写了文字训诂学专著《字义类例》，他自认为该书对于“解释假借有点特殊的意见”，对于“中学国文教员或者有点用处”。抗战时期陈独秀侨居四川江津，重操文字音韵学的旧业，其成果有《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留存于世。陈独秀的文字学著作于上世纪60年代曾以匿名在台湾出版，书名为《文字新诠》，著名学者梁实秋曾给予高度评价。据台湾诗人余光中生前回忆说，《文字新诠》一书“红皮精装一大册，烫金的封面，气势不凡”，梁实秋作序，不提作者名。余光中惊讶而问之，梁实秋才告诉他：“这是陈独秀的遗作”。随后评价说：“这本书，实在写得好！虽然其中有些观点乃源于唯物论，但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柢。事隔多年，我认为这部稿子，仍有价值出版，在我有生之年，总算了了一椿心事。”“此稿对于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我们钦佩作者研究之精神……”〔30〕陈独秀的朴学造诣连他后来的政治对手都十分佩服。如胡适虽然因政治歧见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但对陈独秀的学问和外文水平自始至终表示钦佩。实际上，陈独秀的汉学功底远在自称“考据癖”的胡适之上。
根据巷道地质条件，采用3级煤矿安全许用炸药，药卷规格为直径×长×重=Ф32 mm×200 mm×200 g，毫秒延期电雷管，FD200XS-B型电容式起爆器。
当超越离合器不工作(分离)，若发动机运行时，发动机动力将通过扭转减振器→输入轴→输入轴齿轮→发电机轴齿轮→发电机轴→发电机，实现发动机驱动发电机发电。当超越离合器工作(接合)，发动机运行时，发动机动力将通过扭转减振器→输入轴→超越离合器→超越齿轮→副轴齿轮→副轴→主减速器驱动齿轮→主减速器从动齿轮→差速器→半轴→前轮，实现将发动机动力传递给前轮(驱动轮)。另外，当超越离合器工作(接合)且发动机运行时，发动机还将同时驱动发电机转动(空转)。
陈独秀对自己激越的反传统言论也有过反思。在“新文化运动”中，由于对孔孟之道激烈的反叛，传统的孝道文化受到了冲击。狂潮过后，陈独秀写道：“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去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31〕即使在反孔高潮期，陈独秀对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流派也保持肯定态度，如他写道：“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32〕这表明陈独秀承认有“国粹”的存在，并没有把这些“国粹”也骂成是大粪。即使对于孔子，他强调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更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成就，如说：“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33〕1919年5月4日当天，他撰写了《孔教研究》一文，仍然强调说：“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34〕这里明确把“孔教”与孔子、官方意识形态与孔子个人的学术成就区别开来了。他认为，孔子从西汉始就被统治者作为工具利用，但在今日已不合时宜。“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35〕这是说孔子的伦理学说适合于封建宗法社会，但于当今社会已成为文明前进的阻力，因而“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陈独秀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真切和富有理性的，也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中，多数人都能对传统文化采取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态度，并主张对中西方的文化精华应兼容并蓄。如，鲁迅曾尖锐地批判了二千多年来的封建礼教，但他在提到新文化时，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36〕。即要中西兼顾。鲁迅从来不主张全盘西化，却提倡“拿来主义”，“拿来”的东西必须变成我的东西：“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37〕中国的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主张中西文化应当互补和互鉴，他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38〕李大钊还提出了试图超越中西的“第三种新文明”说。受李大钊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另外一位领导人瞿秋白提出了“人类新文化”的概念，其与李大钊的“第三种新文明”说都意指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文化。瞿秋白也主张中西文明应该相互调和、相互补充，他说：“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当“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39〕跟瞿秋白为同代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恽代英，也主张贯通中西文明，打造中国文化，他说：“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成吾国之精神。”〔40〕
总之，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中，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相反，他们都希望借助西方文化的优长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新文化”，以达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的更新和转型。
三、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
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十二位党代表之一，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颇深，但他自称是陈独秀、李大钊学生辈的人。同早期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毛泽东也是儒生出身，从8岁到13岁，受到6年的儒家私塾教育，直至17岁才进入当时所谓的“洋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因此，在其学脉中有着很深的儒学情结。毛泽东曾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41〕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最崇拜新儒家朱熹，朱熹所开创的“湘学”系统对青年毛泽东影响颇大。“湘学”人物包括明清以来的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他们都主张“实学”，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曾认真钻研过朱熹的主要著作《朱子语类》《小学》等，认为“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跟李大钊等人一样，毛泽东年轻时也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如说：“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42〕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打倒孔家店”的热潮中，他表示要与儒家伦理决一死战，“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43〕毛泽东还在《湘江评论》上专门撰文批判孔子，指出儒家伦理是封建制度的核心，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没触动其根本。1919年，他围绕着长沙一位赵姓女士的自杀问题，抨击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对妇女的残害，呼吁解放妇女。“五四”时期是毛泽东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态度大转变，即由青少年时期尊孔到“五四”时期反孔，这跟当时的文化潮流相一致，也符合“五四青年”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当毛泽东成为一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批判封建伦理。例如，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中国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的绳索”的束缚，这四大绳索“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只有斩断束缚人性的四大绳索，中国人民才能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最深刻、最全面的概括和批判。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尖锐，为弘扬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力、增强民族凝聚力，以反抗外来侵略，成为这一时期思想和理论上的诉求。于是，毛泽东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提出了如今人们皆耳熟能详的著名论断：“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依据这一前提，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44〕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以实现。
回顾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孔子哲学一再给予肯定性评价。他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就是“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中庸”就是“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他指出这一哲学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45〕。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他还认为在孔子的观念论中有“片面真理”，并指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46〕他还指出孔子的认识论“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47〕。直到1943年，毛泽东仍然坚持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48〕。毛泽东对孔孟儒学的这些看法不可谓不中肯，评价不可谓不公正，实际上起到了对“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的纠偏作用。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对中国的文化大势和格局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49〕这样，毛泽东就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势和格局划分为三大基本流派：一、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文化；三、提倡旧文化旧礼教的“半封建文化”。这三大基本流派与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鼎足而三的马克思主义派、西化派和文化保守主义派基本相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和方略阐述得十分清晰，那就是：一、反对“全盘西化”论；二、反对复古主义；三、对待外来文化和古代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四、建设民主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建国后为社会主义新文化)。
到了建国初期，直至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大致沿习了建国以前的基调。如他谈到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时说：“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50〕。他还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51〕在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他主张“真理无分中西”，“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52〕“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53〕“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4〕他特别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把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55〕毛泽东这种对于中西体用的见解非常深刻，使人耳目一新。他并不忌讳“中体西用”的提法，为后来的学者们使用“体用”范畴阐述中西文化留下了余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古今中外法”。他说研究历史要用一种全面的历史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56〕这种方法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必须要研究外国，否则我们就不能知己知彼，就不可能有一种全面的、科学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古今中外法”就是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最后造成古今中外的都成了我的这样一种效果。这也就是文化创新的方法，因为任何创新都不能无依无据凭空而来。鲁迅曾用“吃牛肉不能变成牛肉”来比喻他的“拿来主义”，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借用了鲁迅的这个比喻来阐明“古今中外法”：“就像吃牛肉也好，吃狗肉也好，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57〕
新中国建立之后虽然跟西方的关系相敌对，甚至剑拔弩张，但我们更需要了解对方，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哲学，用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曾反复强调外来文化必须要通过“民族化”“大众化”的途径来实现外来文化的中国化，目的就是希望学了西方文化，能把它和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新东西，哪怕这种东西“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也好。他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58〕“交配”“有机地结合”“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种比喻既形象又深刻。为了在“交配”中保持“中国特点”，就必须警惕那种一切照搬外国的做法，他说：“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59〕这是他在建国后罕见地再一次重提中国化问题。他告诫说：“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60〕所以他又多次重提反对“全盘西化”。
毛泽东晚年的文化观与他曾经强调“批判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和“古今中外法”等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法相悖，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对“五四”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延续或复归，而是出于当时国内外、党内外政治斗争的特殊背景和实际需要，在理论上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反映，其根源与他对党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越来越严峻和对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高有直接关系。“文革”中毛泽东所发动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只是借古砭今——板子似乎打在古人身上，要解决的却是眼下问题。因此，不能把毛泽东晚年的反孔言论看成纯粹的文化和历史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无论怎样推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晚年的文化观是其晚年所犯错误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以此否定他所阐发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主张。
毛泽东对待传统文化和孔子的态度的这种多次反复变化，其思想演变过程十分曲折复杂。如从总体上来观，其对待孔子的态度经历了五变：一是少年时，他崇拜“孔圣人”和朱熹；二是“五四”时期，他提倡解放妇女，开始批判“孔老爹”；三是在抗战时期，他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该继承；四是在建国初期对孔子有褒有贬；五是从50年代末至60年初已经开始批孔，至“文革”后期达到顶端，致使孔陵被毁、墓碑被砸，孔子成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人。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难解的文化现象，既是他晚年思想的一种展现，也是其复杂的信念和个人心理现象的一种折射。
对此，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本杰明·史华慈认为：“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我们清楚地知道，它的领袖们的意识形态是来自外国，而此种意识形态显明地要求要与过去‘封建’社会和文化产生彻底革命性的决裂。”〔64〕“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然而，这里的“传统观念”系指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即私有制观念，并非指全部传统的思想文化。相反，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特别强调德国工人阶级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而自豪。恩格斯还说过，无产阶级要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除去学习以往的哲学，至今还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从来就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因此，史华慈的推论不能成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华裔学者林毓生教授则认为，毛泽东在“文革”批孔反儒的态度是“五四”时期“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一种延续或复归。他说：“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反传统与五四运动的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而五四运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又是以其某种方式批判中国传统的。”〔65〕“毛泽东自己曾说过，在他的思想形成期的青年时代，他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是那个杂志主要发言人的崇敬者。中式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特色……这些特色实导自五四运动的激进传统。”〔66〕除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激烈反传统”导源于“五四”的激进主义之外，林毓生还认为毛泽东的“唯意志论”也是引发他晚年过分重视“文化革命”的原因。我们不排除林毓生的观点有一定合理因素，即毛泽东继承了“五四”对旧文化批判的精神。但仔细推敲之后，这种看法也不能成立。首先，“文革”中偏激的反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不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更不代表其成熟的、正确的传统文化观。毛泽东作为创建新中国的党的第一代领袖，长期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传统文化，提出了“批判继承”的观点，这与他晚年的反孔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和反复状况很难说是从“五四”以来一而贯之的思想。其次，恰是毛泽东在党内最早指出了“五四”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中存在着形式主义和绝对化的缺点或错误，这种缺点错误导致了“五四”时期极端化的文化观，如“全盘西化”论等。既然他认识到了五四运动存在着这种偏颇，我们就很难断定他晚年故意去重复“五四”的缺点错误。
大约自1957年到60年代初，毛泽东的文化观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得越来越左。在对待传统文化、孔子、儒家和西方文化的看法和评价上，日益偏离了长期以来他代表中国共产党所阐述的正确观点。在1964年“春节谈话”中，他指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后来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61〕1964年他首次指出“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62〕同年8月他做了两次关于哲学的谈话，其中对孔子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如说：“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63〕他在多次谈话中，甚至把孔子、老子与蒋介石等反面人物相提并论。“文革”期间毛泽东把反孔、批孔高潮推向极致，甚至把孔子与林彪并列，推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一系列彻底否定孔子和儒家的举措。
但有一奇异现象值得关注：在竭力鼓吹西化的队列中，包括陈独秀在内，胡适、吴稚晖、钱玄同、毛子水，甚至蔡元培、鲁迅等人，都有着浓重的朴学(小学、考据学)背景。辛亥革命之前，朴学大师章太炎流亡日本，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兄弟二人都常聚在一起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他们都有缘于章门。陈独秀早年曾刻苦钻研过清代小学，尤擅文字声韵考据之术，1910年陈独秀还以陈仲的笔名，在《国粹报》上发表《说文引申义考》一文，1913年又著《字文类例》一书，对假释假借发表了独具创意的“特殊意见”。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高举起西方“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批判传统文化，在中学渊源上确与清初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戴(东原)的经学批判精神一脉相承；鲁迅自谓早年写作爱用古字怪词是受了章太炎影响；周作人曾于1918年在日本东京亲见陈独秀与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讨论小学(朴学)问题；在西化派众人中，胡适的朴学情结最浓，每自称“考据癖”，终生没脱考据行业，并努力寻求西方近代实证主义与中国固有学术之间的“相通之处”，声言“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24〕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考据和考证的方法”；〔25〕蔡元培不但精于考据、词章之学，且涉猎医、算之术，尤好训诂与义理。〔26〕包括被胡适称为反理学的“老英雄”吴稚晖，早年就学江阴南菁书院，其师黄以周为江南名儒，许多名人出于其门下。黄以周为黄式三之子，黄氏家学渊源传自戴震弟子段玉裁一系的皖派朴学，由此可见，吴稚晖同上述几位五四新文化人一样，都有着朴学背景。
“文革”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文化路线和方针政策。党中央通过决议庄严宣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67〕对于孔子和儒家文化，习近平同志向全世界表明：“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对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68〕这些，不仅跟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正确的文化主张一脉相承，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它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既继承了“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化的传统，又弘扬了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并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到来。
林下养鸡模式的实施建设，改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状况，引发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培养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农民[4]。
注释：
〔1〕〔2〕〔3〕〔4〕〔5〕〔5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1-832、831、831、831-832、832、837页。
〔6〕李石曾：《进化与革命》，《新世纪》第20号，1907年11月2日。
〔7〕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15卷12号，1908年。
〔8〕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第2-3页。
〔33〕陈独秀：《答常乃德》，《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177页。
〔10〕〔13〕钱玄同：《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302、64页。
〔11〕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第124页。
〔12〕胡适：《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15-16页。
〔14〕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精神》，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0-121页。
〔15〕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第142号，1935年3月。
〔39〕瞿秋白：《赤都心史》，《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乱弹·多余的话》，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49-150页。
〔17〕陈独秀：《寸铁·国学》，《前锋》1923年7月1日。
式中wny为以指标cy为准则指标cn的权重，该权重不仅能反映指标cn的影响度，还能体现指标cn的相对重要度，
〔18〕陈独秀：《国学》，《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9页。
〔19〕陈独秀：《答钱玄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63页。
为此，笔者提出基于文化工程、系统工程和信息工程的风险管理改进途径，分别从文化根源角度、系统角度和技术角度3个方面进行风险管理实践效果的提升，以期实现高速公路营运的本质安全.
〔2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98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21-22页。
〔22〕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17-318页。
〔23〕陈独秀：《学术与国粹》，《独秀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第52页。
色谱柱：DionexIonPac AS18分析柱 （4.0 mm×250 mm），DionexIonPac AG18保护柱 （4.0 mm ×50 mm）；检测器：电导检测；抑制器：阴离子自动电解连续再生微膜抑制器AERS 500e-4mm，抑制电流112mA；淋洗液：KOH 梯度淋洗，0～17min、15～45mmol·L-1， 17～25 min、15 mmol·L-1； 流速：1.0 mL·min-1；柱温：30℃；进样体积：10μL。
销售成本(主营业务成本)是利润表中影响利润总额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最终要转入主营业务成本并直接影响当期损益。
〔24〕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285页。
事实上，高潮过后，冷静之余，这批新文化人确也有过自我反省。譬如，胡适在回顾“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情形时说：“有许多人认为是我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于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于十二世纪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理学)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我不能说我在本质上是反儒的。”〔27〕这种反省虽然带有一种自我辩护的色彩，但说的是实话。在胡适的其他著述中，他认为孔子开创了“中国的苏格拉底传统”；1932年在《说儒》一文中，他对老子、孔子于中国文化上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甚至把他们比为犹太教的“弥赛亚”，称孔子是“最伟大的领袖”，〔28〕等等。
〔26〕〔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0页。
〔27〕〔美〕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
〔28〕胡适：《说儒》，《胡适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页。
数据显示模块是由客户端发送显示数据操作指令，程序读取服务器数据库中的分析结果，，并将其生成动态的曲线显示给用户。其流程图如图4所示：
〔29〕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30〕唐宝林：《关于陈独秀的文字学论著(代序)》，《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页。
〔3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111页。
〔32〕陈独秀：《答李杰》，《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15页。
〔9〕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1页。
〔34〕陈独秀：《孔教研究》，《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392页。
〔35〕陈独秀：《答俞颂华》，《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11页。
王座之下的臣民也许不能对蓝宝石的尊贵追根溯源，但文化毕竟就是地区人类的生活要素形态的统称，单凭一种印象就可以征服这些虔诚的人们。于是蓝宝石在民间也成为了优雅和庄重的象征，直到今天也是国际重量级拍卖行——佳士得和苏富比珠宝类目最重要的品类之一。
〔36〕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期(影印)，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37〕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杂文选集》，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第383页。
〔38〕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60页。
〔1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9-50页。
〔40〕恽代英：《经验与知识》，《恽代英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41〕〔美〕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08页。
〔42〕《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页。
〔43〕《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44〕〔5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706页。
〔45〕〔46〕〔47〕《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5-147、145、148页。
〔4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4页。
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外，物流企业应当不断改进配送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建立云物流体系，充分运用大数据的优势，对不同产品、不同客户进行分析归类，为其提供个性的物流服务[5]，从而大大节约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使物流体系能够跟上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速度。
〔49〕《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4-695页。
〔50〕〔51〕〔54〕〔55〕〔58〕〔59〕〔6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0、82、380、82、82-83、82、81页。
〔56〕《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00、406页。
〔57〕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2页。
〔6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62〕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3页。
〔63〕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北京党史杂志》2003年第6期，第5页。
〔64〕〔美〕本杰明·史华慈：《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序言》，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65〕〔66〕〔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92、342页。
〔67〕《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6日。
〔68〕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作者简介：张允熠，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法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规划办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主流”(13AZD022)与上海市哲学学科高峰高原项目成果。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5.001
〔责任编辑：汪家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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