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研究
摘要：青年王国维对晚清中外学术大势有敏锐的预判，以治西方近世哲学开始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就是对时代召唤真诚而有力的回应。在其从哲学到文学的学术转向中，探索中西、文哲间的互证与互化是一以贯之的。而此间培植起来的“无用之用”治学观念，为他在晚清时期的学术抉择破除了桎梏、打开了视野。
关键词：王国维；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王国维的学术抉择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秋，王国维自编文集《静安文集》出版，其中《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历数中国思想发展之轨迹，认为“佛教之东”是自周以来对我国思想影响最大者，“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这体现了青年王国维对晚清时期中外学术大势的敏锐预判。尤其于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思想文化的剧变考验着每一个学人的学术抉择。于接受传统教育而外，王国维以治西方近世哲学开始自己真正的学术道路，就是对时代召唤真诚而有力的回应。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五月，王国维作三十自序,回顾了“志学以来，十有余年”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的探索之路，其早年从事于哲学的情形即详见于此文。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由家乡海宁来到上海。于日文老师处，初次见识到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虽为只言片语，且经日人转引，国维一见而喜，心窃慕之。这是他与西方哲学最初结缘。“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暌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考察国维此前于家乡，幼读私塾，后“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并不“知世尚有所谓”西方哲学，可见这西哲初缘亦与“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③ 谢维扬、 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 江教育出版社，2009。相似，心同理同，自然心有戚戚焉。而国维真正开始治哲学是在一九○○年游学日本病归后，亦是其“独学时代”之始。“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④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国维“从事哲学”数年，亦有其次第及主次，先于《哲学概论》《哲学史》入手，“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⑤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后精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著作，而兼及其他。
除此而外，期间国维翻译了日本文学博士桑木严翼著《哲学概论》（原载于《哲学丛书》初集，《教育世界》杂志社一九○二年出版）；还翻译了英国学者耶方斯著的《逻辑的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Elementary Lessons Logic：Deductive and Industive），并将书名译为《辨学》，一九○八年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王国维全集•前言》认为，他借前者“简述哲学研究的演绎、归纳、直觉和辩证等一般方法”，通过后者“对西方逻辑学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24、127、12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翻译与研读又有所不同，必字斟句酌、“言语”以至“思想”而不仅止于“以能解为度”。个人特质与兴趣，⑦参见张洪波：《〈红楼梦评论〉的现代方法论意义》，《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加上对晚清时期中外学术大势的敏锐预判，二者相辅相成，促成了国维如此积极而自觉地参与以哲学为核心的西方学术研究。也由此，他对晚清中国输入西洋学术的现状极为不满，尤其是哲学上“其能接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者，吾决其必无也”。⑧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24、127、12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⑨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124、127、129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图3给出了两种情况下，同沟敷设管道运行400、600h的土壤温度场等值线图。随着运行时间的推移，无水冻土中276K等温线不断向下偏移，但偏移速率降低，这是由于原油管道不断向外界散热，使原油管道周围土壤温度梯度变小，从而传热速率下降。饱和含水冻土中280K等温线向下偏移速率相对较慢，双管周围温度场开始趋于稳定，进一步说明冰水相变、水分迁移对土壤温度场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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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十岁作的自序两月之隔，王国维于一九○七年七月的《自序二》中坦言自己“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⑩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对当时的国维来说，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文中他反复自问：“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⑪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虽然，以余今日研究之日浅而修养之力乏，而遽绝望于哲学及文学，毋乃太早计乎！苟积毕生之力，安知于哲学上不有所得，而于文学上不终有成功之一日乎？”⑫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这是国维学术道路的第一次转向，⑬参见《王国维全集•前言》，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周锡山：《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前言》，第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也是他面临的又一次学术抉择，从研究领域来讲固然为由哲学而文学，若从晚清的学术大势来讲则是由中国而西方再回归于中国。除此而外，对于如国维这般真诚纯粹的学者而言，学术路向的转变也是其思想转变的表征，也可说是其人生境界推移变化的表征。如果说早期推崇西方近世哲学，与青年时期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急于彻究人生真相相应，那么经由此番探索后三十岁的国维明白了“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⑭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对于人生文学自有其不可磨灭处。事实上，国维从事西方哲学研究之时，只是兴趣“嗜好”偏重哲学，中国传统文学方面的创作和积累一直未曾中断，所谓“哲学上及文学上之撰述，其见识文采亦诚有过人者”。⑮ 谢维 扬、房 鑫亮主 编：《 王国
维全集》第14卷，第119、118-119、118、119、120、121、121、122、121、121页，杭州：浙江 教育出 版社，2009。于诗歌创作上，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刊行治哲学之成果《静安文集》时，同时有《静安诗稿》之附，收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五年间所作古近体诗四十九首。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集近两年所填词而成《人间词甲稿》；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又集近一年所填词为《人间词乙稿》。恰是于填词上的信心与成功，成为其第一次学术转向的正面驱动?力之一：“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2、75-7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国维据《花间集》《尊前集》《历代诗余》《全唐诗》等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此阶段，正是他写作《人间词话》的时期。后国维由词及曲，一九一三年《宋元戏曲史•序》自言：“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莫，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第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其实一般哲学家所缺乏的即感情，一般诗人所缺乏的即理性，国维所具备的正是特殊天才之素质。然而未能者，实为一‘苦’字所限。”③张文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6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且哲学研究之功，必不因转向文学而唐捐。
斡旋中西、文哲之间
从一八九九年初识日文、英文到后来的哲学著作研读翻译，一方面，“使其很早就对方法论有所自觉”；④《王国维全集•前言》，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另一方面，也让国维深刻觉察到中西学术思维方式方法的根本性差异：
县域电力通信网作为最末端的电力通信网，承载电网与用户的信息交互，是电网业务向服务化转型的最前沿。而现有的低压侧通信大都采用无线公网技术，尚不能承载如此庞杂的信息量，如何应对用户侧的信息交互是电力通信网研究中的一个难题，还需要考虑此类信息的储存问题。智能电网发展将为电力通信网带来新的挑战，也是电力通信网全面发展的契机。
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九○五）和《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一九○六）两文中曾批评严复“造语不当”，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7-128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另参见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第158-159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曾批评辜鸿铭病在增减“古书之意义”、“全以西洋之形而上学释此书”，⑦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122、75-7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虽未免严苛之嫌，后来国维亦自后悔，但这从另一角度印证了中西学术思想的差异与互通之难。
国维的文学研究兴趣由词及曲，其于词中的这番观察心得，间接启发并奠定了他于一九一三年撰成之《宋元戏曲史》中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名见解。《宋元戏曲史•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⑤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3卷，第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另《文学小言》第十四则：
然《红楼梦》现有收场，正亦切事入情，何劳削足适屦。王氏附会叔本华以阐释《红楼梦》，不免作法自毙也。盖自叔本华哲学言之，《红楼梦》未能穷理窟而抉道根；而自《红楼梦》小说言之，叔本华空扫万象，敛归一律，尝滴水知大海味，而不屑观海之澜。夫《红楼梦》、佳著也，叔本华哲学、玄谛也；利导则两美可以相得，强合则两贤必至相阨。此非仅《红楼梦》与叔本华哲学为然也。⑤钱锺书：《谈艺录》，第77-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在拉斐尔前派的年轻人(当然也包括罗塞蒂)看来，这一自雷诺兹时代就已确立的延续已近百年的风格路线早已等同于僵化保守、矫揉造作以致毫无生机，为改变这种与时代脱节的“虚伪”艺术，“真先于美”的口号便被提出。
《人间词话》与《宋元戏曲史》被认为是王国维晚清学术转向后治文学的最主要成就，但若仔细看去，其著名的核心观点在转向之前国维一九○六年十二月于《教育世界》所发表的《文学小言》中已见端倪。《文学小言》共十七则，虽篇章短小，实已对中国古代文学纵横论之，且多有精辟见解。在国维的这次学术转向中，《文学小言》尤其值得关注。一方面，贯穿于《静安文集》诸篇章中的哲学思维方式依然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另一方面其文情哲思之互化也已初步显露。前三则从根本上谈何为“真文学”而罢黜“餔餟的文学”、“模仿的文学”、“文绣的文学”，此上承《红楼梦评论》中文学艺术之本质在于抛弃“利害关系”的理念。第四则讨论文学中“景”与“情”“二原质”的关系，其结论“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3、94、96、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实则兼论文学与哲学之化合，可见国维于哲学上“可爱”“可信”、“真理”“谬误”的二律背反之外另寻出路的思想探索。《文学小言》中最可注意者为第五则：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3、94、96、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此条后改“阶级”为“境界”，入于国维《人间词话》，成为整部《人间词话》的核心枢纽，也是其对后世词学影响巨大的“境界说”的前身。更具意义的是，由此《文学小言》到《人间词话》，其间实现了实质性的内外双重之化合而不复从前之割裂抵牾。一重化合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国维将人间的境界抽象为三，三阶段皆以极美的词句点染之，则已将所摘引的晏、欧诸公（欧当为柳永）之词进行了再抽象，重新化入整体，三词成象，遂获不朽。”③张文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6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第二重化合在国维自己的“治哲学”与“治文学”之间，虽然文学为“直接之慰藉”，到《人间词话》“境界说”一出，也可谓为从前诸般哲思找到了一个安顿之所。
然由上文之说，而遂疑思想上之事，中国自中国、西洋自西洋者，此又不然。何则？知力人人之所同有，宇宙人生之问题，人人之所不得解也。其有能解释此问题之一部分者，无论其出于本国或出于外国，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则一也。同此宇宙，同此人生，而其观宇宙人生也，则各不同。以其不同之故，而遂生彼此之见，此大不然者也。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一面当破中外之见，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晚清时期，既然三千年之局已变，首先在观念上破除学术中西之见就成为必须。如果说从事于哲学而转向文学研究是国维应对时代学术大势的抉择与实绩，那么他于学术观念上的回应则较同时代人更为超前。
就学理上言，研究翻译西方哲学所得之各种抽象理论概念与逻辑思维方法，返之于认识西方学术则可，贸然加之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种行为本身的合法性又如何保证。因为存在“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这一根本差异，此地解题的方法也可能成为彼地制造谜题的陷阱，更增误解与抵牾。实际上，这既是晚清西学东渐下学人面临的普遍困局，⑧参见张星烺：《欧化东渐史》，第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也是这一百年来中西学术交流沟通绕不开的难题，国维也未必能免。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维学术转向前后的探索之一贯，就显出其时代的价值。面对“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他的应对沟通之道，即为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陈先生且许之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⑨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213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的开拓之功。实际上，国维学术研究中面临的不仅有中西思想哲学之“互相参证”，由此而又有文哲之“互相参证”，若再延申至转向以后则进一步还有“舍筏登岸”的互化。而其时徘徊于哲思文情之间的他，内在上必要有此一化。一九○四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的确在中国“红学史”上留下了一席之地。①“这是20世纪第一篇介绍西方美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一个创举，他用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为例证，对德国的叔本华哲学进行一次哲学、美学、伦理学层面的表意实践。”陈维昭：《红学通史》，第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然与其说这是一篇文学研究论文，毋宁说是以文学为代言的哲学论文，与他《静安文集》中所辑之其他涉及中外哲学思想的文章如《论性》《释理》《叔本华与尼采》者性质不无契合。“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哲学的主要成果是写于一九○四年的《红楼梦评论》。《红楼梦评论》的立脚地全在叔本华哲学，可云叔本华哲学的文学阐释。”②张文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第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因此，虽欲评论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红楼梦评论》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却是自人生与文学的关系切入（“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③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9、55-5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文中所谓“美术”主要指文学）。在国维看来，讨论文学而不追究到人生本质层面、不追究到艺术本质层面，不足以谈文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④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9、55-57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这些实际上都是从哲学角度的文学发问。《红楼梦评论》对于国维晚清学术转向的意义，主要集中于两点。首先，所谓文学（美术）、哲学，虽在国维的言论中常为两端，但在具体的研究运思中已然不可分，他从未存文学自文学、哲学自哲学的想法，而是在观念上（至少是学科上）取相互参证的态度。且焉知不可以文情揭示哲思之未尽，以哲思探究文情之未明。其次，此文是国维“从事于哲学”过程中的产物，凝聚了此一阶段他对人生、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深邃思考。这也预示了国维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从本质上讲不会是纯粹以文学论文学，而必有哲学思维参与其中，必有哲学为其研究底蕴之一部分。可以说这种“追究本质”的思维方式彻于他后来文学研究的骨髓当中。自然，即如国维批评辜鸿铭英译《中庸》一般，也有钱锺书先生挑剔国维哲学与文学之不能互化：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3、94、96、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此一“抒情的文学”与“叙事的文学”之划分，开其晚清学术转向后文学研究所涉及领域之两端：在“知文学盛衰之故”的前提下，国维于“抒情的文学”选择了词，而成就《人间词话》；于“叙事的文学”选择了戏曲，而成就《宋元戏曲史》。二者皆持之有故，绝非盲目，因而能够发前人所未发。
如果说，国维从事哲学研究阶段写作的《红楼梦评论》在客观上还未免钱锺书先生“削足适履”“作法自毙”之讥，那么转向治文学以后，治哲学之积淀反而成为推动其文学研究乃至三变而为史学研究超越同时代学者的内在助力。这正应了国维自己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所倡言的哲学“无用之用”。
学术转向与“无用之用”
前文提到一九○五年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体现了青年王国维对晚清时期中外学术大势的敏锐预判。同在此文之末，他还提出了学术独立的主张，认为学术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而不应以国家、人种、宗教杂入学术争论。
就其结构而言，《文学小言》前五则为具有文学理论性质的“横论”，而第六则以下为文学史性质的自《诗经》、屈原、唐、宋以至国朝的“纵论”。其第十三则：
2016年12月,输血科全体成员通过参加医院品管圈的培训,上网查阅和收集资料,对品管圈有了深入的了解。2017年1月,输血科6名成员自发组圈了,其中高级职称1人,中级职称4人,初级职称1人,通过投票的方式确定了“雪圈”为我们的圈名,圈员通过考核选出了圈长和圈秘书,科室主任担任辅导员对活动进行指导。初步拟定活动周期为四个月,每周举行一次圈会,会议内容由圈秘书记录。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④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3、94、96、9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其实在国维最初的学术抉择所谓“从事于哲学”之时，必然已经包含着对哲学价值的深刻认知与考量。其为“无用之学”实则是超出利用范围之“用”，而哲学能够给人知识的最高满足，文学、美术能够给人感情的最高满足，二者皆与“生活之欲”无涉。应该说从这个高度更能够理解其从治哲学到治文学的转向，绝不是心血来潮的草率之举，它们有超功利的共通性，且对国维来说此转向“文学”而非其他方不为堕其学术志向。文章由此进一步明确提出“无用之用”的观念，
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⑤《论新学语之输入》，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126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虽余辈之研究哲学者，亦必昌言此学为无用之学也。何则？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③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2、34、3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中国与目的地j在t年的实际汇率的测算：其中NERjt表示中国与目的地j在t年的名义汇率(间接标价法，即NERjt越大说明人民币升值)，CPICHN,t表示中国t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jt表示目的地t年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最初，一些相关的言论散见于其他文章中，如《红楼梦评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学艺术之本质在于抛弃“利害关系”之功利性，《文学小言》提出“若哲学家而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则又决非真正之哲学。……文学亦然。”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2、34、3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国维于《教育世界》发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更加有的放矢地集中论辩了“哲学”在中国大学学科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主张背后实为直面晚清这一中西交汇、古今迭代的特定历史时代学人应当具有的宽宏姿态。文中提出陈君毅草创、张之洞审定的《奏定学校章程》最根本的错误“在缺哲学一科”，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则是“必以哲学为无用之学”。就此国维力辩哲学之价值，而决不可以“功用”为学问的标准：
况哲学自直接言之，固不能辞其为无用之学，而自间接言之，则世所号为最有用之学如教育学等，非有哲学之预备，殆不能解其真意。即令一无所用，亦断无废之之理，况乎其有无用之用哉！④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92、34、35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此观念一方面得之于中国思想传统，①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33、34-35、129、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而另一方面，也在国维从事西方近世哲学研究和译介中逐渐得以培植，由哲学导发，旁涉文学、美术。需要强调的是，“无用之用”观念的重要性，远比一般想象的大得多。当然它的作用从正向上来看，是树立了哲学、文学这些学问学科间接的也是更大的价值；而从反向上看，“无用之用”观念更深刻的作用则在于其一捅到底的“破坏”力，惟它能拆除横亘于学术脉络中的各种由于时代的、思想的、本质上也是功利的局限而造成的虚拟壁垒。如文中在对比了西方欧洲、东方日本各大学的学科设置后，谈及张之洞“今经学科大学中虽附设理学一门，然其范围限于宋以后之哲学，又其宗旨在贵实践而忌空谈（《学务纲要》第三十条）。则夫《太极图说》《正蒙》等必在摈斥之例，则就宋人哲学中言之，又不过其一部分而已。②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33、34-35、129、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在国维的心目中，这实在狭隘之至，仅就哲学这一学科而论，中西古今只要文化达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哲学思想，都应在其视野之内。“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而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③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33、34-35、129、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进行正交试验，对单因素试验进行优化。采用正交表L9(34)设计试验，各因素和水平见表2。以铁溶出率为评价指标进行正交试验，结果见表3。
如果以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年）的三十自序为参照，文中尝以“十年间之进步”“为责他日进步之券”，发“俟天之所为欤”之叹，让人刮目相看、亦足以令后学叹服的是，仅三四年间国维眼界学识之精进。其表征为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国维于为罗振玉创刊《国学丛刊》所作之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三无”之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④参见彭玉平：《晚清“庄学”新变与王国维文艺观之关系》，《文学遗产》2015年第1期。是年国维三十五岁。如果说前引《论近年之学术界》仅初见端倪，《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无用之用”观念还主要是针对哲学、文学艺术而发，那么到《国学丛刊•序》，“无用之用”于国维而言已经可统摄古今中西一切学问。
余谓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然自他面言之，则一切艺术悉由一切学问出，古人所谓“不学无术”，非虚语也。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⑤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第33、34-35、129、13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这篇序言纵横捭阖，有贯通气象。这与是年国维因辛亥革命爆发东渡日本，其学术路向再次发生转变而柳暗花明是一致的。
纵观整个晚清时期国维的学术轨迹包括他后来的转向，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⑥陈寅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20卷，第21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那么何以至此？从学术识见上来说，首先得益于哲学研究阶段所奠定的基础，此后则得益于“无用之用”的治学观念颇多。治哲学成为其后来开展所有研究的基石与底色，伴随哲学研究发端的学术“无用之用”的观念，一直在国维的治学生涯中发挥着大本大源的作用，有辟除桎梏之功，去拘泥之弊，扶持学术以独立，为其学术转向乃至一生治学打开了学术视野，提升了其学术气魄。
我们看到，黄剑近二十年来，在城市环境雕塑和公共艺术方面，在雕塑艺术的材质、素材、特定空间及其文化的关系上，进行了诸多的尝试和探索。从奥运、科技、景观题材、地方文化塑造等主题性艺术的创作，到其他特定场所、事件的艺术融入方面，收获了诸多经验与成果。这与她的艺术热情、追求、意志是分不开的。黄剑的雕塑形态是她的心性表达，也是时代和社会现实需求的反映。对于真善美和创造性内涵有着执着追求的当代女艺术家，黄剑创作的诸多雕塑作品，在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等领域已经呈现出自身的面貌和独到的艺术业绩。
【作者简介】杜慧敏，上海政法学院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近代中外文学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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