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与路径，其实质是一种发展方式的人本变革，是以人为本的生态诉求。这一人本变革实践具有满足人的绿色需要、保障人的绿色权利、维护人的绿色安全与追求人的绿色幸福等特质。而这些恰恰是建构绿色伦理的价值底基。绿色发展实践是绿色伦理产生的基础，也是绿色伦理的实践场域；绿色伦理则是对绿色发展人本特质和价值意义的彰显，也是对绿色发展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意涵所作的理论升华与概括。绿色伦理现实地包含着绿色经济伦理、绿色政治伦理、绿色文化伦理、绿色社会伦理四个组成部分。绿色发展与绿色伦理相互联系，彼此促进，辩证统一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一人本实践，将推进着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革新与进步。
［关键词］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绿色伦理；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1]。这是我们党对实施与推进绿色发展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实现“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生态文明建设伟业的具体方式。在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新时代，推进绿色发展对于我国人民群众过上“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生活，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也是绿色伦理产生的基础和实践场域。
一、绿色发展：以人为本的生态诉求
“以人为本”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提出，它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以历史维度观之，这一思想理念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在先秦时期，《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深切告诫。孟子更是鲜明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后世的思想家大都继承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和理念，把它提到封建帝王治国原则的高度而予以推崇。这说明，“以人为本”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精髓，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来源，尽管它与传统的“民惟邦本”之间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不同。
就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本身而言，其所蕴含的思想要义与价值精义可进行以下基本解读：首先，从“人本”的主体视角来看，“以人为本”的主体是每一个人，而不是某一或某些人。这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体在范围层面的广度性，即全民性。其次，从“人本”的对象视角来看，“以人为本”的对象是人的尊严、需要、利益、发展与价值，而不是人的欲望、奢侈与享乐。这就说明了“以人为本”的对象具有严格的限度性、明确的界限性。将其主体与对象结合起来，“以人为本”就是指以现实中每一个人的尊严、需要、利益、发展与价值为根本尺度，并以此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起点与终点。
然而，强调和坚持“以人为本”，需要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予以正确认识。实际上，人类智慧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萌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追问与求解。在西方，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开创者们——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便进行了这一活动。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泰勒斯认为是“水”，阿拉克西曼德认为是一种混沌不定的物质性的“无限者”，阿拉克西米尼认为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是“火”，恩培多克勒则认为是“水、气、火、土”。由此可见，古希腊先哲们尽管在“什么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却都把自然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从自然中化育而来。在我国，博大精深的道家哲学开创者老子有句著名哲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人在根本上是效法于自然的。由此，我们看到，中西早期哲人不约而同地对人与自然关系作出了相同的回答：人是自然化育的结果，自然是人生存发展的根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2]95，“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3]383，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3]384。这里蕴含着一个真理性洞见：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根本所在。如果没有自然生态环境对生命的根本性养护，世界上就不会有人类存在，何谈人的尊严、需要、利益、发展与价值，故“以人为本”必须建立在人对自然的尊重和合理利用的基础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4]
我们知道，由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不得不以采集、狩猎为生，大自然的恩赐决定着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但是，经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生产革命与科技革命，人类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新时期。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掌握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科技手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使得人类相信，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科技的不断提高，人类可以征服一切异于自己的力量并克服发展中产生的种种问题，保持工业生产无止境的进步。诚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工业文明社会的“一切都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明白易懂的施加在混沌世界中的设计形成的。……不论是我们的科学或我们的技术，不以这种神秘的来源所提供的智力为前提，似乎就完全没有可能存在。这种机械的自然观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保证可以被预言的世界，因为它是由一个理性的思想所设计的，必须遵循一套严格的法则；它赋予工程师们以信心：他自己的人工设计就是这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可以接受的虔诚的表示”[5]49。也就是说，工业文明是以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对客观世界进行符合人的主观意愿的一场深度改造，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将人类社会从整个自然界之中分离、独立出来，宇宙的万物都应围绕着人这个中心展开，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是中心与附属、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人类陶醉于自己是自然的主人这一幻象，持续不断地发动对自然界的“全面进攻”和对自然资源的无止境索取。尤其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一百年中，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以百倍的疯狂，最大限度地开发和获取自然资源，同时又肆无忌惮向大自然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导致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巨大污染和破坏以及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短缺。全球最权威的独立环保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在2002年发表的报告《活着的地球》中指出：“如果按照目前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测算，未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透支’程度将以每年20%的速度不断增加。”[6]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4年地球生态报告》中则提出了“地球生态指数”和“地球生态足迹”两个概念。所谓“地球生态指数”是指“地球上生物数量的变化情况”。所谓“地球生态足迹”是指“人类开发自然的面积”，这其中还包括“自然为了处理人类的排泄物、污染物所需要的面积”。当今人类的“地球生态足迹”从1961年以来已增长了2.5倍。目前，人类平均的生态足迹为平均每个人使用了2.2公顷的土地所能提供的自然资源，这是将地球的113亿公顷富有生命力的土地和海洋区域除以全球61亿人口计算得出的；然而，实际上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限度是每个人1.8公顷，人均生态足迹赤字达0.4公顷。而生态足迹的值越高，表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就越严重[7]。由此可见，传统的发展方式在创造财富奇迹，丰盈人类文明的同时，又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这不仅使自然生态变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动摇了人类生命延续的自然根基，人类的生存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在发展颜色方面，工业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黑色发展。
新华水利水电投资公司是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出资控股有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及机电装备等产业，总资产450亿元。
二、绿色发展的人本特质
11月21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分别就《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征求意见稿）》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第二，保障人的绿色权利。20世纪60年代，人的环境权利随着环境的恶化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1960年，针对有人向北海倾倒放射性废物这一严重污染海水和祸及鱼类生存的行为，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位医生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欧洲人权条约》中关于保障清洁卫生的环境的规定，向“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控告。60年代后期，“共有财产”理论和“公共信托”理论为公民环境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约瑟夫·萨克斯教授在此基础上于1969年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公民应该享有环境权的理论。同年美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和《东京都防止公害条例》，这两个文件都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环境权。1970年，有13个国家参加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在日本东京召开，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明确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1]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会议通过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提出：“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神圣职责。要支持各国人民进行反污染的正当斗争……要求全部销毁核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人类及其环境免遭这些武器的危害。”[12]此后，环境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被许多国家写入宪法。“20世纪90年代是环境权入宪的高潮期，在这个时期有43个国家的宪法确认了环境权。……自此以后，环境权入宪蔚然成风，迄今未衰”[13]。本文中所谓“人的绿色权利”就是人的环境总权利中涉及到的享有绿色生活环境、绿色生活品质的部分权利。生态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的环境权利，故必然威胁人的绿色权利。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物质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满足。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雾霾、洪水、沙尘暴、水土流失、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等极端恶劣天气与生态环境灾害相继发生，不断加剧。实际上，黑色、灰色已经严重侵袭、覆盖了绿色，造成人的绿色需要危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同时还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1]。但是人的绿色需要危机的存在现实地成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因此，推进绿色发展，增加绿色投入，创造绿色资本，积累绿色财富，无疑能够促进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获得充分满足。以科学、绿色、和谐的发展呵护人类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资源与生态环境以满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绿色需要，这是绿色发展人本实践价值的重要体现。
第一，满足人的绿色需要。人总是有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表明，人的需要既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多样性的复合体”，是自然需要、社会需要、精神需要等的现实综合[9]140～151。这里所说的“人的绿色需要”就是人的自然需要中的一种。马克思说：“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10]161由此可见，人的自然需要是一种基本需要，而人的绿色需要又是人的自然需要中的基本部分，比如人对绿色食品、绿色环境、健康水源等的需要。当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时，人的绿色需要并不会凸显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当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人的绿色需要就会凸显且变得十分紧迫。
从绿色发展的内涵看，它是在承认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容量有限性的约束条件下，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正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的生态经济学所说，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而也是稀缺的，只有在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基础上的发展，才能将保护环境与人和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既保障当代人的发展利益，又保障子孙后代的利益不受侵害。从绿色发展的方式看，尽管科学技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所有这些是下述观念的一个结果，即技术解决方案不能对在一个有限而复杂系统中的无限增长这一实质性难题产生影响”[5]381。重视技术在绿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固然非常重要，但政府良性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以及科学合理的宏观调控，不断扩大对经济发展的绿色投入、绿色资本运行与绿色财富积累，这些与技术手段都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实际上，绿色发展是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为自身格局进而为最终形成生态文明大格局服务的，并将绿色思维、和谐理念、伦理精神贯穿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将有力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更有质量、更有品位、更有内蕴的发展。由此可见，绿色发展是一种完全超越于黑色发展的崭新的发展方式，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即以满足人的绿色需要、保障人的绿色权利、维护人的绿色安全、追求人的绿色幸福为本。
黑色发展使人类在严重背离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统一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发展方式不仅没能实现其“初衷”，还使人类深陷“发展陷阱”之中。自然生态所背负的严重危机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并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人类出于“自我保存”的生存本能，“第一次认识到自我克制和自然相互依存”[5]374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努力寻求一种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这恰恰是开启人类生态智慧的一缕阳光，也是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产生的前提。生态中心主义者指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已经对人类自身造成了巨大伤害，这种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其结果将断送人类的前程。因此，必须以生态保护为中心，以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与干预来维持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安全。然而，诚如英国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绿色政治思想家安德鲁·多布森所言：“因为这种探索是人类的探索，并且，尽管它在价值意义上将人类移开中心舞台方面也许是成功的，但人们将总是会发现人类处在这一过程的核心。如果没有人类，将不会存在像内在价值这样概念化的东西，而且是否会存在像内在价值这样的东西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此而言，任何人类活动包括绿色运动本身都是（弱）人类中心主义的。”[8]55也就是说，无论人类选择以何种方式生存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从人类自身的立场出发，选择一种最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人类永远不会终止发展的脚步。因此，尽管黑色发展已经不能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但人类绝不会复古“阿卡迪亚式”的生活方式，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人类的实践境遇总是奔腾不息、向前发展的；尽管“人的认识”难免会遭遇挫折，但它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总逻辑。从这一角度看，人类也不会返回到农耕文明时代“黄色发展”的生活模式，人类的智慧、人的认识总会向前看，找到出路，而非向后看，寻找退路。因而多布森认为：“要在大自然中维持生存就需要参与这个复杂的有机物网络之中：即一种加入而不是脱离的精神。”[8]68对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着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追求，而坚持“以人为本”需要与“以自然为本”有机统一起来，否则，所谓“以人为本”就失去了牢固的根基。因此，绿色发展呼唤或秉持的“以人为本”理念恰恰是建构在“以自然为本”基石上的。也正因如此，抛弃传统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道路，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以及充分吸收和利用工业文明的物质财富、技术手段和组织制度基础上，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度融合，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而迫切的人本诉求，也是推进绿色发展的现实依据所在。
如何判断你家的宠物狗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麦克里维和他的研究小组准备了一种圆筒状的容器，里面盛好狗食。接受测验的狗要吃容器里的食物，就必须用一只爪子按住容器，使之静止不动。每只狗接受100次这样的测验，然后研究人员根据这100次内这只狗使用左爪和右爪的偏好，判断这只狗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绿色发展作为具体性举措被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蓝图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1]，绿色发展作为具体性举措被提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这说明，在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标；前者是路径，后者是目的。因而，绿色发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目标，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实现方式和路径。
就目前的世界而言，人的绿色权利主要受到来自“满的世界”和“空的世界”的双重威胁。根据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当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较小时，世界是“空的世界”。当经济系统肆意扩张，从生态系统中拼命吸收各种可用的物质和能量，同时向生态系统排放出大量不可用的废物和垃圾，当这些废物和垃圾逐渐充斥生态系统各个方面使地球不堪重负，地球固有的绿色系统发生重大改变时，世界就变成了“满的世界”。就我国来说，我们所掉入的“发展陷阱”实际上是“满的”与“空的”双重陷阱。所谓“满的”陷阱，是指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富总量大，物质文化产品丰富，但我国人口数量庞大，且因为有段时期片面追求GDP增长，在向地球索取资源的同时，向自然肆意排放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空的”陷阱并非生态经济学所说的“空”，而是指我们向自然界掠夺式索取自然资源导致资源的惊人消耗，我们的生态足迹甚至已经深入到地球的纵深之处，我们所生活之上的绿色地球千疮百孔，生机渐失，自然资源持续退化和减少，同时还出现了人的精神贫瘠空虚、社会道德沦丧等问题。所有这些都会对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以及尚未出场的后代人的绿色权利造成严重威胁。为应对现实困境和维护人的绿色权利，党中央强调推进绿色发展战略，将绿色价值目标视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有利于我们走出“满的”与“空的”双重陷阱，也有利于将联合国提出的“人人有在良好的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变成现实。
第三，维护人的绿色安全。人的绿色安全是指人的绿色生活的安全程度，即人的所食、所穿、所住、所吸的所有生活资源及环境，能够维护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发展和类的延续，使其不受损害的状态。然而，日益加剧的生态环境危机，使自然、绿色、安全正逐渐远离我们的生活，人的健康和生命遭受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2016年发布的《空气污染：全球评估曝光和疾病负担报告》指出：“全球92%的人口生活在空气品质水平低于世卫组织标准。”这份报告显示，“有将近9成的空气污染导致死亡的案例，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该报告指出，每年约有300万例死亡与暴露于室外空气污染有关。另外，室内空气污染也同样可以致命。2012年，估计有650万例死亡（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11.6%）与室内和室外空气污染有关”[14]。这说明，空气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发展和类的延续所带来的危害是何等严重。
自然是生命之母，正是她孕育和养护着人类。然而，我们却正遭受着自然的反噬与报复。这种局面恰恰是我们人类片面谋求丰富的物质生活造成的。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15]383就是说，人类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发和利用迟早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和惩罚。维护人的生态安全就需要我们转变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不再以沙文主义的方法对待自然。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绿色发展就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6]；绿色发展就是“一定要生态保护优先，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6]；绿色发展就是“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大力度，攻坚克难，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作为基本方针，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把深化改革和创新驱动作为基本动力，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把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作为工作方式，切实把工作抓紧抓好，使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让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16]。所有这些，恰恰体现了绿色发展的人本实践价值。
2.1.1 种实采集 粗糠树果实成熟期7—8月[2]，有些9月中下旬成熟[7]，7月中旬开始有果实自然脱落，从7月中旬起开始捡拾；9月中下旬用高枝剪剪下带果枝条，手工采下果实。本试验种子来源于洛阳市西苑公园、河南省林科院、南阳内乡宝天曼，共采集种实156 kg。
第四，追求人的绿色幸福。关于什么是幸福，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曾说过：“幸福的概念是一个如此不确定的概念，尽管每一个人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17]425尽管如此，幸福的基本含义人们还是一致认同的，即幸福是指人的需要获得满足时而获得的一种愉悦感、快乐感和满足感。然而，幸福既需要个人主观的努力、奋斗去创造出来，也需要外部环境给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创造条件，这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也显然需要外在的善。因为，没有那些外在的手段就不可能或很难做高尚［高贵］的事。”[18]24一个人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的确需要内在条件和外部条件两方面的因素。就外部环境而言，其中之一是人们置身其中、生活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绿色优美，令人产生愉悦感、快乐感和审美享受，人的精神层次因此而获得不断升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19]163，“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20]19。
为避免团体会面对实验效果的干扰影响，在实验期间，实验组采取积极心理取向的结构式团辅，每周一次，每次90 min，为期10周；对照组采取无结构式的团辅形式，每周会面一次，自由讨论，每次90 min，持续10周.
沉积物是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间接地反映水体污染情况（余辉等，2010）。沉积物是营养盐及其他污染物的主要蓄积库，当环境条件发生改变时，沉积物中的有机质会矿化释放出大量氮磷，并消耗水中的溶解氧，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Shen et al.，2013；Wang et al.，2009；徐进等，2014）。因此，研究沉积物中TN、TP和OM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对控制水体富营养化和改善生态系统状况具有重要意义（卢少勇等，2012）。
就人类的福祉而言，它深切地根植于自然的不断进化所形成的绿色世界。这即是美国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所说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多样性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根基”。对于人来说，只有深刻体验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的精神性并与之融为一体，才能更本真、更自由地去品味和享受生活，我们的生存才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因此，人必须以价值观照自然。因为自然有其内在价值，自然有权利保持自身的存在，尽管这是一种消极权利，但人类却对自然有一种天然的道德义务来保证自然系统的存在，即便是人类为追求自身幸福也不能牺牲自然的权利。维护整个生态系统或绿色世界的完整、美丽、和谐，是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马可·奥勒留所说的：“要确信以下几点：首先，我受自然支配，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其次，我和那些与我有同样本性的部分有着密切关联。”[21]125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拉伍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盖亚（Gaia）假设，这个假设把地球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这个有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运行。因而，他明确指出：“关键的是星球的健康，而不是个体有机物种的利益……人类只是另一种物种，而不是这个星球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与它的适当关系，而不是自身利益无休止的满足。”[22]100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迪：只有地球这个自然生命体永续处于健康的发展状态之时，人类的生命才能永续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二者是完全统一的。把自然当成本然的目的，承认有机之自然所具有的不可剥夺的内在价值并努力维护其价值，我们才能真正走上理性的、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进而为人的价值实现与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卓越的物质条件、社会条件和生态条件，实现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永续地生活于美丽的、和谐的绿色家园之中并享有绿色幸福的伟大目标。
三、绿色伦理的关键词及其理论源泉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伦理”一词一直都是一个用于解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但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思考，使伦理概念超越原有的人际关系边界而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现实，也有力地推动着生态伦理的产生。绿色发展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方式和路径，其实践场域也同样在重塑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进而推进绿色伦理的创生。只不过绿色发展人本实践所创生的绿色伦理还是属于生态伦理大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它的一个“子集”。但绿色伦理是对绿色发展所蕴含的丰富的伦理意涵所作的理论升华与概括，是绿色发展实践自身的必然逻辑，也是对绿色发展人本特质和价值意义的彰显。
关于绿色伦理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在绿色发展模式形成过程中由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绿色社会等实践活动所创生的伦理理念、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的总和。绿色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基石，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经济绿色化与绿色产业化是其根本内涵，具体措施则是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等，彻底扭转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发展模式，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集约式发展。具体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总是由生产、投资、管理、技术、营销、消费、创新等环节构成，绿色经济的具体活动也就展现在绿色生产、绿色投资、绿色管理、绿色技术、绿色营销、绿色消费与绿色创新等七大环节。因而绿色经济伦理包括绿色生产伦理、绿色投资伦理、绿色管理伦理、绿色技术伦理、绿色营销伦理、绿色消费伦理和绿色创新伦理等方面。绿色政治作为政治学以及政治伦理学发展的新视域，“认为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要充分体现生态关怀，并以是否有益于环境保护为主旨，以此考量政治过程和每一项决策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的最大利益。因此，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政府自身不仅应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还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设计强制企业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同时还应该引导公民开展绿色消费，反对奢侈消费，自觉履行生态公民的环保责任”[23]。绿色政治伦理包含政治决策中的绿色思维和生态优先原则、政治过程中的绿色民主力量监督、政治制度安排中的绿色和生态法律供给、具体政治活动和国际关系中的生态正义维护、政治组织和政治家的绿色与环保责任、政府绩效的绿色GDP考核标准等内容。绿色文化是随着绿色发展的推进而形成的一种文化范型，其形成是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它本身就具有伦理属性，因而建构绿色文化既是推进绿色发展战略的内在内容，同时也是为绿色发展进行伦理论证、伦理辩护和伦理指引的一种精神力量。绿色文化所体现的伦理理念和原则主要包括：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相结合的伦理理念和原则，把绿色和环保纳入社会文化公序良俗的伦理理念和原则，共建共享绿色发展成果的伦理理念和原则，绿色文化传播绿色化的伦理理念和原则，建构绿色文化共同体的伦理理念和原则，等等。
大自然具有无限生机的底基在于绿色，大自然涵育丰富资源的根源也在于绿色。因而建立在大自然基础上的任何社会一旦丧失了绿色，不管它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怎样的先进水平，也不管这个社会的人们过上了什么样的豪华生活，实际上，这里的人们都不会是幸福的。唯有绿色社会，才是当下人们追求的共同理想，也是绿色经济、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共同追求的社会目标。因此，置身于绿色社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公司、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社区，都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绿色发展方式、追求绿色生活方式的主体。绿色之光洒满和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生，人们真正过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生命安全的生活。绿色社会的伦理志趣和伦理规则集中体现在制度约束的绿色化、增长方式的绿色化、生活方式的绿色化、生活品质的绿色化、生活环境的绿色化、交往方式的绿色化、生活幸福感的绿色化、审美情趣的绿色化等等①对于这里初步提出的绿色伦理体系，我们将在后面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当然，从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绿色伦理并非臆想而成，而是有着丰富的理论源泉，是对以往理论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这其中，首先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我国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绿色伦理的理论建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观点、原则、方法为指南，并将其渗透到具体的理论建构之中，从根本上确保绿色伦理理论的科学性。其次是我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思想。我国优秀的传统生态思想无疑是宝贵的伦理资源与思想智慧，如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佛家的“众生平等”思想等，这些都对我们今天的绿色发展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因而绿色伦理的建构要对这些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绿色伦理阐释，使其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理论的生命活力。再次是西方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近现代生态伦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已经相对成熟完备。尽管它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与我们的绿色发展实践有所不同，但其中的优秀思想能够为我们的绿色发展实践提供方案参考与智力支持。因此，我们的绿色伦理建构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借鉴吸收西方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由此使我们建构的绿色伦理更加丰盈充实和科学完善。
总之，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全社会建构起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绿色的生活方式。因而，将绿色伦理的理论之善有效地融入绿色发展实践且成功地转化为绿色发展的实践之善，最终将成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之善，这是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终将结出的丰硕果实。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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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9）02－0029－07
［收稿日期］2018-05-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13&ZD0037
［作者简介］龙静云（1957-），女，湖北英山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吴涛（1990-），男，安徽广安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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