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舍勒于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末期，对其成败进行了初步总结。舍勒是从文化角度来考察女性主义运动的，他认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意义在于形成一种体现女性价值的“女性文化”。舍勒的“女性主义者”身份要打折扣，因为他在男性价值与女性价值孰高孰低问题上显得犹豫。无论是在定位男性价值与女性价值，还是在陈述性别差异时，舍勒都表现出了对女性浪漫的欣赏态度。在舍勒看来，女性是一种比男性更接近整合性的存在，实现这种存在也是舍勒对女性主义运动目标的终极设想。这一对女性看似肯定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回避了性别平等问题，并没有真正翻转男尊女卑的评价，反而强化了建立在传统二分观念基础上的性别结构。
关键词：舍勒；女性主义；性别；价值；差异
一直以来，人们对“女性主义”（Feminism）的认知存在一些误会，其中之一是认为女性主义者理所当然都是女性。事实上，一些男性思想家、哲学家也加入了女性主义者行列，成为女性主义思想的拥护者、阐释者和女性主义运动的支持者、推动者，最著名的莫过于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和深受西美尔影响的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舍勒虽然并未像西美尔一样公开自称是“女性主义者”（Feminist），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据其思想主张，将其列为女性主义者阵营中的一员。可惜的是，相比于对西美尔的广泛关注，舍勒的女性主义思想却向来乏人问津。
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呈正相关的，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公共产品供给方式比较单一，而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就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8］179。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通过对东西方节约用水和共同用水方式比较，得出在西方经济发展高的国家除采取政府供给方式外还可以采取私人企业家联合供给的方式，而在东方则由于工业文明程度低，只能采用政府单一供给的方式。
整体来看，舍勒的女性主义思想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一是基于他对当时欧洲女性主义运动状况的深入考察。1913年，正值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达到高峰之际，舍勒写作了《女性运动的意义》一文，阐述了他对女性主义的看法，表达了对“女性主义运动”批判性的支持。二是植根于他对“性别差异”这一传统哲学问题的看法。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在《性别差异伦理学》一书中曾说：“性别差异问题即便不算我们这个时代的唯一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1〕在价值论的视域下，舍勒也曾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
一、舍勒与女性主义运动
首先，舍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必须与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理解。如上所述，舍勒发表《女性运动的意义》一文之时，正值欧洲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波浪潮开始由盛转衰。当然，身为德国人，舍勒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在反思整个欧洲的女性主义运动，而主要针对的是德国女性主义运动。从时间来看，德国女性主义运动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女性主义运动并不同步。德国女性主义运动始于1865年，比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晚了半个多世纪，这一年，“德国公众妇女协会”在莱比锡成立，由此拉开了运动的序幕。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女性主义运动势力高涨，于1894年成立了作为统一领导机构的“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动着运动进入高潮，此后便停滞不前，逐渐衰退下去。〔2〕
与英国女性主义运动更显著的区别是，德国女性主义运动在方式上也有其特点，其间经历了一个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型，这当然与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关。前期德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追求单纯的性别平等，即争取使女性进入男性的活动领域，获得和男性一样多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实现独立自主。但是在取得暂时胜利、尚未有更多进步之前，德国女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便由性别平等变为了性别均等，成为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个将性别差异作为主要意识形态武器来运用的历史例证：德国妇女组织联合会宣布，不再试图废除现存的性别秩序，而是承认男女之间在品质上有着根本差异，认可女性对社会的基本价值在于女性的自然天性（尤其是母性），性别平等是与女性自然天性的发展程度相关的。进而，女性解放的目标被确立为实现女性自然天性的发展以及与自然天性有关的女性权利，试图寻找适合女性能力的位置，而非让女性在各个领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女性具有自身的特殊天性、气质，诸如感性的、情欲的、温柔的、软弱的等等，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们普遍秉持的观念，只不过这些哲学家并未得到德国女性主义运动领袖们的赞同，因为他们基于传统男性中心主义的立场，赋予了这些特质较另一些相对的男性特质较低的评价，并且认为它们只有与男性特质为伴才能繁茂兴盛。〔3〕然而，德国女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这一转变，在舍勒那里却可以找到一种有亲和力的解释。
舍勒在女性主义运动史中的地位在于，他处于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的末期，对其成败进行了初步总结：一方面他极力支持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认为女性主义运动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他又对女性主义运动表示了深深的担忧，认为女性主义运动正朝着错误方向发展，因而他要为女性主义运动的后续发展“指点迷津”。与其老师西美尔一样，舍勒同样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女性主义运动的，指出女性主义运动的未来意义在于形成一种体现“女性价值”的女性文化。可以说，在重视“女性价值”这一点上，舍勒追随了西美尔的步伐。但是根据舍勒的论述，他似乎把能够发挥“女性价值”的领域框限在了家庭领域，没有在家庭之外为女性开辟出一大片供其施展的“土壤”。这也说明舍勒作为“女性主义者”的“纯度”是不够的。虽然舍勒觉得有必要让女性提供一种男性文化的对等物，却并没有过高地颂扬女性文化，似乎女性文化只是对男性文化的单纯矫正。另外，就“女性价值”而言，舍勒甚至隐隐得出了它不如“男性价值”高级的论断。众所周知，在舍勒确立的价值等级秩序中，精神价值是高于生命价值的，〔20〕而女性价值更靠近生命价值，男性价值更靠近精神价值，说明女性没有完成自身的价值超越，成为了较男性而言更低的存在。
物种均匀度指数用于测量个体物种的均匀分布，反映物种的分布结构。比较各样地的Pielou均匀度指数，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与杉木纯林相比，杉木+枫香和杉木+桤木在灌木层和混合层的物种丰富度都高于杉木纯林，而草本层的物种丰富度略低；层间层的物种丰富度高达0.954，分别为杉木+枫香和杉木+桤木；灌木层最大值为杉木+枫香（0.870）。综合来看，草本层的均匀度较低，灌木层物种分布相对比较均匀。结果表明，与杉木纯林相比，灌木层和层间层的均匀度指数比混交林略高，但差异不显著。
1.海上侦察预警。组建海上民兵侦察预警分队，发挥海上气象水文熟、航行路线熟、岛礁分布熟、敌我船舶熟等优势，发挥他们海上“流动哨”“报信鸽”的作用，采取“全域侦察、蹲点控守、游弋侦巡、岛礁巡查、电子侦测”等办法，运用化装侦察、接力侦察、区域侦察、信号侦察等手段，建立覆盖全海域的联合侦察预警体系，组织海上侦察补盲、摄录报知，以及引导我方对敌实施精确打击等行动。
早期（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所宣扬的目标是改善女性的处境、提高女性的地位，使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活动当中。其结果，“积极参与女性运动的女人首先是那些从事赢利活动的女人的代言人，而从事赢利活动的女人靠这种活动已获得经济上的独立”。〔10〕不言而喻的是，“在为经济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中，天生相对具有男子气的女性个体类型比纯女性类型显得有利和优越”，〔11〕无论“在进入当代文明的经济劳动机制方面，还是在已进入这一机制而需持久地挺下去并取得经济成绩方面，这类女人都具有一种远为广阔的前景”。〔12〕她们成为了公众眼中所谓的“女强人”、“卓越的人”。然而，在舍勒看来，早期女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这种女性类型，掉进了西美尔所说的“男性文化”（male culture）的陷阱。这意味着，女人只有在使自己男人化、变得和男人一样之后——不仅是气质上向男人靠近，甚至在外表上也模仿男人——才能获得她们所想要的地位。男性文化中的“人”，其价值和使命都是男性的，“卓越的人”评价的就是具有男性特征的人，而“一个要成为‘卓越的人’的女人，实际上‘总是男人的一只猴子’”。〔13〕在男性文化中起来斗争的女人，为了摆脱男性的控制和统治，不得不先接受男性的特点，来达成完全基于男性价值和理念的工业制度对女性劳动力提出的要求，如此一来，男性文化的强权统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加强了。所以舍勒认为，早期女性主义运动在追求女性权利的方向上存在致命错误，它没有正视这一根本性问题：“女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早期女性主义者忽略了两性先天的本质区别，其奢求与男性“彻底平等”的目标最终不可能实现。当女性主义者为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沾沾自喜时，实际上误解了女性的价值。因为这种平等，只是把女性装扮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男性”，而不是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身份和价值认同。事实上，男性与女性的身份及价值认同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二者本身蕴含的价值以及对价值的追求永远不可能完全一样。因而女性主义运动的真正内蕴不是确证女性本来可以如男性那般有所作为（以往是由于“男性的压制”才无法作为），不是实现在男性价值观看来伟大而崇高的成就，而是确证女性的内在权利和价值，使女性固有的力量、潜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女性价值观特有的固有权利正在于：女性喜爱的不是人的‘成就’和成就力的价值，而是人的整合性存在的价值。”〔14〕因此，女性主义运动的目标不应像早期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女性向男性看齐，盲目追求与男性平等，而是要正视男性与女性存在的结构性差异，使女性认清自身的“品质”，展示女性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让女性在整个人类话语中留下其特有的“声音”，为人类文化增添女性质素，使文化的主体方面在品质上不同以往，此种形式上的女性主义运动才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舍勒承认，女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评价其为“一场伟大的、其个别形式差异显著的总体运动”，〔7〕一场将改变所有人类关系的、在整个历史范围内还从来不曾有过的和平运动，甚至认为其意义要超过法国大革命与现代工人运动。但是在舍勒看来，对女性主义运动长远意义的认识却是阴暗不明的，甚至还存在一个流传甚广的失误：人们习惯于“从那些必然与第一批女性先驱及其行为、品质和形象的出现相联系的现象来评价现代女性运动的世界历史意义及其对整个人类关系的持久的、最终的影响”。〔8〕问题在于，“某场运动的内蕴和意义可能与其第一担纲者和代言人的精神和明确目标刚好相反，运动中实际在实现的东西与其实现的形式作为根本对立面区分开来，甚至被勾销。女性运动就是如此”。〔9〕可见，舍勒并不赞同以早期女性主义来代表整个运动。那么在他看来，女性主义运动的内蕴和意义是什么？早期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和目标是什么？运动实际实现的东西又是什么？
舍勒看到了德国女性主义运动在指导思想上从“使女人成为男人”转向“使女性回归母性”的变化，并为“保护母亲和母亲权利”的主张提出了辩护。首先，家庭妇女和母亲作为职业，“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崭新的现象”，〔15〕女性从事经济活动或其他活动，并不必然要变得“男子气”，“现代女性的非女性化现象和她们不太符合理想生育能力的特点，都绝不是女性从事经济活动、放弃了她们的所谓‘天然职业’的结果”。〔16〕其次，虽然在舍勒看来，德国女性主义者为“保护母亲和母亲权利”提出的理由很成问题，为此作出的努力也十分含混，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将获得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意义”，这些努力是避免“工业主义制度内在悲剧”的一个开端，是对“健康的真正女性的本能的关注重新觉醒”。所谓“工业主义制度内在悲剧”，即“只有非女性化的女人才能靠自身的力量攀上经济独立的高度……有女人味的女人则只好处于与‘卖淫’只有一步之隔的境地”。〔17〕从长远来看，“如果女性主义运动一旦深入，由此在男性的价值、使命和目的中必然会渗入与女性本质相应的女气”，〔18〕女性也不会因自己具有女性特有的气质而遭非议。所以女性主义运动的根本出路是要改造工业主义的男性文化，这决定了女性主义运动未来的意义。而男性文化是否能够发生变化，一方面取决于那些反映了男性价值、理念和能力的劳动制度因女性主义运动的介入而发生变化，这要求“拒绝承认某种单纯为成就的价值尺度对女性存在乃至整个人类存在而言是唯一的、最高的价值尺度”；〔19〕另一方面取决于未来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女性特有的劳动需求，对女性特有力量的劳动需求，并且在塑造男子气的女性类型之外，创造出另一种选择倾向，使更为纯粹的女性类型也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长久的保障。这意味着女性获得了公共生活中的发言权和选择权，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这样一来，那种具有男子气的女性类型的经济优先挑选法则将失效，女性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就不必在自己身上再三地培养与男人相应的力量，强迫自己去成为男人气的女人，而那些无须经济上更为独立的女性，也能够通过更自由称心的选择获得一种适合女人特有天禀的生存方式。
尽管我国互联网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部分地区的农产品未构建一套健全的生产与销售体系，在很多地方生产的大量农产品没有办法顺利的销售出去，未全面运用网络的功能，另外部分设施不健全，缺少专门的销售系统，致使农业生产和网络的融合面临诸多难题。此外，顾客和产品运营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问题，消费者没有办法分辨出农产品的品质，这对农产品的销售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尤为不利的。
二、性别差异的精神根源
针对德国的女性主义运动，舍勒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当时德国人口出生率的显著下降是否有关系？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一运动最终将对国民的生育能力关系产生影响。”〔4〕具体而言，这种影响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具有“男子气”的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具备经济条件，却“无意生育”，因为“她们的思想连续性和劳动连续性很少会因一种强烈的后代生殖欲、激情感、性爱理念和幻想、怀孕和哺育、性爱上的操心和母性牵挂而被打断和分心”；其二，另一类型的女性——不符合劳动需求而遭抛弃的女性，因为缺乏经济条件而“无力生育”，她们甚至“有陷落（常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后）到形形色色的卖淫的过渡阶段和方式中去的危险”。〔5〕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生率显著下降的情形是毫无疑问的”。〔6〕显然，舍勒并非要纠缠于出生率这一问题，而是要借这一问题来观察与反思女性主义运动的性质和后果。舍勒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影响的两面性：在一个新的女性阶级成长的同时，更纯真、更富女性味的女人却迈向沉沦（例如沦入男性玩物的趋向）。他要问的是：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舍勒的“女性主义者”身份要打折扣，根本上是因为他在男性价值与女性价值孰高孰低这一问题上显得犹豫。一方面他将女性与生命、男性与精神关联起来，同时在女性、男性各自所表征的价值上，作出了后者比前者高级的结论；另一方面他又表达了对女性价值的激赏。要澄清这一问题，调和其中的矛盾，需要回到舍勒关于“性别差异”的论述。舍勒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得以向前推进的一个前提就是承认性别差异的存在，因为“逐渐重新认识男性存在与女性存在之结构差异，绝不可称为反女性运动的一张牌，相反，这只会证明女性运动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21〕在舍勒看来，“性别”是用来区别人的最为普遍接受的标准，“人是有‘性别’的”，“永远不会是百分之百中性的”，“要么是男人，要么是女人”。〔22〕他还认为，不应该忽略性别差异的深度，这种差异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意义上的：“在情感、思维和成就方面的性别差异确实为一种深化的、乃至超逾一切历史变易性的存在。”〔23〕性别差异是“一种基本现象的以生命自身之本质为法则的本质差别”，它表现在某种个体化的载体上，对这一个体被定为“男性”或“女性”具有决定意义。要识别性别差异，仅通过观审生理学家或者历史学家所提供的哪怕再丰富的经验统计材料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材料根本不能提供来考察男性和女性的独特联系法则”，而要通过对“基本现象的确断和区隔”，“一直回伸到一切有限的灵肉存在的形而上学之根”，来“审视性别差异的整个深度，而且并不过早作评价”。幸运的是，人具有这种本质观审的能力，因为“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具有本质差异的两种精神功能在形形色色的联系中交汇在一起了”，〔24〕这使得对性别特征进行通观成为可能。
通过在“意识的一切行动方向上”进行精细的“现象学”观审，舍勒得到的结论是：性别差异可一直追溯到精神本身的根源上去。男女两性虽具有关于精神、相关对象和价值范畴的同一本质，但是在精神活动领域，这同一本质对于男女两性而言必然表现得迥然不同，而男女两性在“精神方面的性别差异与身体和生物学方面的差异一样是本原性的”。〔25〕这种本原性差异是不容忽视的，并且有诸多表现。首先，它表现为一种“自我认识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在自我认识、自我感觉和自我价值认同上，对自我与身体之距离的感受是不同的，“包含着一种不可逾越的本质差别”。〔26〕这表现为：男性总是会感到与自己的身体有一定的距离，他的身体并不总是他自己的，“宛如牵着一只小狗”。〔27〕这种距离感也“迫使”男性将关注重心滑向精神的一端而疏离身体（生命）的一端。而女性感觉和理解自己的过程会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身体，甚至直接在自身身体中感觉和理解自己——她自己就是她的身体。其次，表现为“理性的差异”。在舍勒看来，男性和女性并不具有同一种“理性的心灵”，“近代哲学迄今所谓的‘理性’将其在理念和原则上的意蕴假充为了一切人事的最终尺度，在这种所谓的‘理性’之中，本身会出现一种强权性的意义推移”。〔28〕实际上，这种“理性”体现的是男性价值，是只属于男性的“理性”，而“一种新的‘理性’改变将成为女性精神的永恒特点，它将把女性意识的结构成分接纳到自身中去”。〔29〕这种“新理性”没有丢弃与自然万物的沟通，能更好地葆有源初丰沛的感受。
三、性别差异的羞感表征
男性与女性在精神领域的本原性差异最突出地表现在羞感的性别差异上。羞感是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而性别差异的存在本身是羞感产生的前提之一。如果不承认男女之间有性别差异，不仅原本的性别主体将失去彼此观照、相互认知的基础，也将使人的自我认识出现问题，陷入“你是谁”、“我是谁”的困惑之中，引发自我价值的不确定，进而感知和保护自我价值的羞感也将无从生起。所以抹杀性别差异，带来的一个自然后果将是令羞感受到重创。舍勒认为，作为一种自我感觉的形式，羞感奠基于人的“生命—精神”本质结构之中，这个结构“是一切为灵魂所特有的羞涩的基本条件”。〔30〕只要意识到这个结构，羞感就必然会出现，因而羞感与性别并无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羞感将在任何人身上产生，男人和女人都会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羞感体验。舍勒反对以下两种主张：一是认为只有女人有羞感，男人的羞感产生于女人的情感熏陶；二是认为只有男人有羞感，女人的羞感产生于男人的培养。这两种主张的根本错误，是将羞感的表达形式（例如脸红）等同于羞感的本质，当发现某一形式在某一性别之人身上程度较轻时，就推断这一性别之人缺乏羞感本身。不过，舍勒也承认羞感体验在两性之间的侧重点的确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程度上的——因同一事件而产生的羞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强度将有所不同——还是根本形式上的。舍勒补充和修正了尼采等人的观点，认为与女人相比，男人的精神羞感更丰富、更纯真，反过来，女人的身体羞感更纯贞、更温柔。这种羞感类型的性别差异，反映出男人和女人在性别上的本原差异：“女人是真正的生命天才；而与女人相比较，男人堪称精神天才”；〔31〕女人“在自然之中”，有着对自己身体的内心直观，更具有生命的统一性；而男人更重视对身体所属的生命领域的超越，“不仅‘在自然之中’，而且更‘在自然之上’”，〔32〕从而更具有精神统一性。同时，这种差异也符合两性在生殖事务中所承担的角色差异：女人更侧重于（与母亲角色对应的）生殖本能，生殖欲望大于性欲望，男人更侧重于性本能，对男人而言，生殖本能是顺应性本能的，总之，“女人所起的作用比男人更基本”。〔33〕
在舍勒看来，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羞感类型表现，这使“我们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又找到一种类似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34〕具体而言，男人在本质上更具“二元性”特征，在男人身上，生命冲动与精神之间的冲突更加尖锐，碰撞更加强烈，同时男人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更甚于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其精神羞感也就更加明显。在羞感表现上，男人因为在情感生活中的稳定性较强，所以不会轻易在公众面前表露自己的“羞涩”。女性的精神羞感则要弱于男人，更多地表现出身体羞感，这并不是因女性缺乏精神价值的承载，而是因为女性的感官价值和生命价值之间的冲突明显，生命价值与精神价值之间的冲突则不显著，因此，欠缺体验精神羞感的充分条件。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女人对精神与生命界限（所谓公私界限）的划分远没有男性明确，很难将自己的精神活动与身体活动分开，而是将二者更紧密地混在一起，同时生殖本能占上风，使女人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感受中，更容易将自己精神上的感受通过感官、表情、言语等各种方式释放出来，表达羞感的方式也更直接，所以在女人那里更容易看到脸红等表现，这是羞感在女性身体上的自然流露；二是因为女人比男人更习惯于保持身体被遮蔽的状态，“身体”在女人那里是个体性更强的东西，是和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没有得到自己认可之前不会轻易交付出去，出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保护和自我尊严感的维护，使得女性更多从身体上表达和显露羞感的存在，通过身体羞感表达出一种对外在“侵犯”的抗拒，所以“尊严感和羞感只是在女性的灵魂中结合得更加紧密”。〔35〕简言之，在舍勒看来，女人缺乏精神羞感，这表现为：女人生活得更天真，更容易激动，一切情绪变化都流露无遗，不太善于掩饰自己的秘密（也不太重视别人的秘密）；女人爱唠叨、多嘴，很容易吐露一切；相比男人“呆滞”而实际上“深藏着一段完整的历史变迁”，〔36〕女人的面孔显得柔和、可塑和不稳定，有着比男人的脸更为明显的持续变化。
舍勒还从审美的角度比较羞感的性别差异，认为羞感“是一种美的、完全直接的美之承诺”。〔37〕一方面，客观的羞感本身是“美”的，因为羞感指向自我的肯定价值。“由于它的美的价值，……它已经使内心不再关注于本能的冲动，而且更强烈地阻止着这种冲动的表达或与这种冲动相应的行动”。〔38〕羞涩使人的生命或灵魂变得更高贵，且“生命朦胧地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越高贵，它的羞感就越强烈”。〔39〕另一方面，发现羞涩就是发现“美”。按照舍勒的分类，“美”的价值属于精神价值，是由心灵感受给予的。因而“被发现的羞涩方才使发现者感觉到一种价值深度”，〔40〕像宝藏一样放射出迷人的光芒，而此前，羞涩执意掩饰它们（宝藏）。最终，相比于男性羞感，女性羞感尤其具有审美的象征价值，“美属于女人害羞的特性”。〔41〕羞涩的女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甚至“在女人的所有魅力中，恐怕再没有比她竭力掩饰的羞感更令人动心的了”。〔42〕通过发挥“身体的遮蔽物”和“灵魂的天然罩衣”的功能，身体羞感（局促不安、意乱情迷）“为女性蒙上一层神秘而朦胧的轻纱”，靠着这种朦胧含蓄的掩饰，无意识地指出了女性“美”的隐密存在。一个女人最美丽的状态是脸上那一团羞涩的红晕，纵然是“一个丑女人，在其羞涩表达被发现时也会变美”，〔43〕她通过羞涩获得了庄重与优雅。相反，一个丧失了这种羞涩的女人，哪怕她的外表更符合“客观”的美的标准，也只会让人感到轻浮与浅薄，她的“女人性”连同她的“美”将一并消亡。舍勒在此暗示，“羞涩”是女性的内在情感在身体上的自然流露，是女性隐蔽性的自我意识在两性关系中的间接呈现。“羞涩之美”不可能通过直接展开女性身体的生理结构内容，以服务、产品等对象化的形式来获得，正因如此，好色之徒感受不到真正的羞涩之美，而只会破坏羞涩之美。对生理内容的过度消费，将瓦解女性羞感，是导致女性羞美丧失的一个重要因素。最终，舍勒并不认为女性主义运动会使得女性羞感有朝一日消失，而认为女性解放只会“让一个女人的羞感从她的荣誉与男人荣誉之当下同一化中解脱出来”。〔44〕言下之意是，一个女人越具有“女人性”，越摆脱“男性化”，她的羞感也只会越具有“女人性”。
四、结语
总之，无论是在定位男性与女性所表征的价值，还是在勾勒两性之间的自我认识差异、理性差异和羞感差异时，舍勒都对女性表现出浪漫的欣赏态度，这种浪漫的欣赏可以概括为这句话：“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与意志形式的守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45〕此外，舍勒还有一些更形象的说法，例如以植物来比喻女人，说女人“像娴静的大树”，而以动物来比喻男人，说男人“像树上乱嚷嚷的麻雀”。这些比喻都是为了说明，和“动荡不安”的男性相较，女性以自然、身体的形象呈现，更关注于内部世界、情感世界，是一种比男性更接近整合性的存在。只不过，与其说“整合性存在”是对女性存在价值的判断，不如说是舍勒对于女性主义运动终极关怀的设想，它也代表了舍勒对于男性文化的深刻反思：在男性文化中，男人失却了自己，女人反而显得更本真，女性的原始母性、生育本能及其与“自然”的契合为男性文化提供了一种救赎的希望。这一观点无疑启发了后来的一些女性主义者：他们赞同将差异作为女性主义的主要原则，赞美而非批判以“自然”为名对女性身体特征进行描画的一些观念。例如在当代著名女性主义哲学家伊丽格瑞（Irigaray）看来，性别差异是有价值的，且其价值应被充分认可，“性别差异是一种可能性”，〔46〕因此，不但不应否定性别差异，相反，应充分利用好这个“本体论事实”。然而，这样一种对女性看似肯定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翻转男尊女卑的评价，反而强化了传统二分观念以及建基其上的性别秩序，在人类社会依然被由男性主导的理性化原则所操纵的情况下，被指认为身体性的女性如何去阻止“（男性）文明和文化大车”朝着“进步”的目标奔驰呢？这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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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Shame and Value——On Scheler＇s Thoughts of Feminism
Tang Bolan
Abstract：Scheler was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wave of feminism and made a preliminary summary of its success or failure．Scheler examines the feminism movement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He pointed out that the future significance of feminism movement is to form a “feminine culture”that embodies the female value．Scheler’ s “ feminist” identity is to be discounted because he appears hesitant about the problem that which is higher between male value and the female value．Scheler shows a romantic appreciation attitude towards females， whether in the position of male value and female values， or in the present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Scheler believes that females are a more integrated existence than male，and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existence is Scheler’s final vision of the goals of feminism movement．This seemingly positive affirmation of the female value actually avoids the issue of gender equality．It does not really reverse the evaluation that females are inferior to males but strengthens the gender structure based on traditional dichotomy．
Key words：Scheler，feminism，gender，value，differences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47（2019）06-0047-0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协同推进德治与法治研究”（17A ZX 015）、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羞’中窥人——舍勒羞感思想研究”（2018094） 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汤波兰，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严 瑾
标签：女性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男性论文; 价值论文; 差异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理论界》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协同推进德治与法治研究”(17AZX015)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羞’中窥人——舍勒羞感思想研究”(2018094)的研究成果论文;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