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晋南地区黄河、汾河交汇处的后土祠，是一处具有悠久历史的祠庙，方志中记载“其祠庄严宏巨，为海内祠庙之冠”。当地的后土崇拜由来已久，金以前盛行国家祭祀，金元两朝改为皇帝派官员祭祀，明清时代“沦为”民间信仰，文化内涵丰富而厚重。本文拟以后土崇拜的渊源、祭祀沿革为主线，探究后土祭祀由皇家主持转为官方推行并最终成为民间信仰的变化过程及其缘由。
关于晋南地区后土崇拜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其中一些学者做了后土和女娲的文献考证，介绍其历史源流，如孟繁仁、文庆介绍了女娲、土地祭祀与后土祠的关系，孙清珉、孙召比较历代的记载后认为女娲与后土是等同的，尹虎彬则认为后土是大地之神，陈伟、樊淑敏更指出人格神女娲与自然神后土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笔者认为由于时间跨度太大，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综合来看，由于自然神的人格化，后土与女娲是有联系的。总体而言，对晋南地区后土崇拜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现有研究多是一些当地学者和文化人士所做，由于地方意识等原因，部分研究略显粗糙；第二，对地方志材料利用不足；第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后土祭祀的民间化，但对其具体原因缺乏必要而深入的探讨。
后土祭祀源流
最早亲临汾阴祭祀后土的是传说中的黄帝。祠内仍保存着明嘉靖年间的轩辕扫地之处碑，此说也见于多种方志，《荣河县志·古迹》载：“扫地坛，旧在汾阴祠左，有坊树焉，以为轩辕扫地而祭之所。元时设，今沦于河。”据《蒲州府志》卷二十三“事纪”记载：“黄帝祀汾阴扫地而祭。”黄帝祭祀后土的目的又何在呢？《史记·五帝本纪》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古有“建邦国先告后土”之语，此外黄帝之名源于其有土德，“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所以必须重视后土，在黄帝平定天下之后，祭祀鬼神山川以确定统治，祈求国泰民安。
◇后土圣母塑像
祭祀后土又为何要来汾阴呢？这就需要考察汾阴的地理位置。古汾阴位于汾河流入黄河的交汇之处。由于这两条河流的长期冲积，河中的泥沙形成了一块南北长四五华里、东西宽二三华里狭长的“河中绿洲”。因其地隆起，如人之臀部，故史称“上”或“汾阴”。何以称？颜师古曰：“以形高起如人尻，故以名云。”《水经注·汾水》对其这样描述：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余里，高十余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又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十分适宜人类居住。《左传》中记载：“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在其《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晋南地方是当时的‘帝王都所’。‘帝王都所’曰‘中’，故曰‘中国’。而‘中国’一词的出现正在此时。‘帝王都所’意味着古河东地区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先祖创建和发展华夏文明的活动中心。”所以，在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祭祀后土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由于受灌区轮灌制度的影响，各渠系行水间隔时间比较长，特别在作物生育期，各级渠道均有不同程度停水期。为了对灌区各级渠道供水保证程度做出准确评价，本研究统计分析了河套灌区近15 a支渠以上级别渠道行水、停水时间等资料。在作物关键生育期内总干渠停水时间为12 d，干渠、分干渠及支渠停水时间不同灌溉区域之间差别较大，分别为10～43 d、27～61 d与30～61 d。越往灌区下游，停水时间越长[5]。滴灌属高频灌溉，一般灌水间隔在7～10 d左右，为保证滴灌高频率灌溉，需要修建蓄水池储存渠道停水期滴灌用水。
轩辕黄帝之后，“二帝八元有司，三王方泽岁举”，意思是尧舜时有八大官员专管后土祭祀，夏商周三朝国君每年举行祭祀后土仪式。《唐玄宗祠汾阴后土碑》中记载“舜则五载一巡”，“逮于有周，礼文大备”，周代对于后土的祭祀已经成形，“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以地非大地，则知‘后土’为土地最尊神也”。“汉文帝令方士观汾阴，欲治庙而未定。”到了汉武帝时期，据《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
这里记载了汉武帝祭祀汾阴后土的情由。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43年），为了遵照古帝王礼制并宣扬帝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后土祠，设为国家祀庙，纳入国家重大礼制。他本人于元封二年、四年、六年，太初元年、二年，天汉元年共六次亲祀汾阴后土。天汉元年，最后一次亲祀后土后，留下了千古绝唱《秋风辞》。为纪念此作，当地人在后土祠中建起了秋风楼。
（1）重点项目专家再评价情况。按照“全面覆盖、重点再评”的原则，2018年7月，市财政局组织市民政局、市农业局、市卫计局等14家部门的20名绩效专家，对全市16家预算单位、32个重点项目的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再评价，重点评价资金22.58亿元。32个项目绩效等级分别为：28个优，4个良，项目优秀率达87.5%。
◇秋风辞
◇秋风楼
◇远眺秋风楼
武帝之后，据《蒲州府志》记载：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皇家动用国库巨银三百多万两对后土祠进行了大规模修葺，汾阴后土祠成为与当时汴梁东京的东宫同等规模的建筑，可谓规模壮丽。宋真宗于大中祥符四年亲临祭祀，撰写并御题了《汾阴二圣配飨铭》。金元两朝，帝王未曾亲临祭祀后土，而改为派遣官员前来。明代在北京建天坛、地坛以祭祀天地，朝廷连遣官致祭的活动也停止了。明清两朝，后土祭祀由皇家与官方活动逐步转变为民间行为，从此逐渐衰败。
宣帝神爵元年、五凤三年、甘露二年，凡三祀。元帝初元、永光、建昭中三祀。成帝永始、元延、绥和中，凡四祀。东汉光武建武中一祀。唐开元中，凡三祀……至开元修庙，规模壮丽，同于王居，号奉祇宫。宋开宝九年，徙庙稍南，遣官致祭。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亲幸汾阴告祀。先一年修祠，倍益增丽。后金章宗、元世祖并遣官致祭。
笔会开始的时候，我们三十多个人在古樟下围成了一个弧形，或蹲或坐，开始讲述“记忆中最美的一棵树”，开始读诗，听风，一起看夕阳。
一般而言，官方祭祀和民间信仰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更注重纪念意义，强调维持秩序；后者侧重于实用功能，强调灵验。韦伯曾称：“扮演最高祭司角色的皇帝，是各诸侯国——幅员与势力皆各不相同——之间文化结合的一个根本要素。而礼仪的同构型（至少就理论上而言）是此种结合的结合剂。”后土崇拜是原始自然崇拜的一种，经历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等众多皇帝的祭祀，成为传统社会国家祭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代帝王来汾阴祭祀后土，有明显的提高向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味。那么，如此意义重大的官方祭祀为何会民间化？
在全省生态“坡地村镇”建设现场推进会上的讲话（陈铁雄） ........................................................................9-9
明清以降的后土祭祀
最后，人们意识中后土信仰的历史内容更加丰富。土地神原属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的范畴。“中国历史上的土地神形象有土丘、石、树、树枝、木桩和人形偶像。其中最早的当是土丘，最晚的是人形偶像。早期的土地神为女性，晚期的则为男性，并配有妻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当地人们逐渐将后土神等同于女娲，并在当地产生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比如“女娲娘娘与孤山”“后土女娲娘娘在这里炼石补天”“天皇与地母”等为这一论断做了注脚。他们认为汾阴即为女娲造人之处，说开天辟地时未有人，地皇女娲与天皇伏羲氏相合而怀孕。至分娩时，来到了最为僻静安全、温暖宜人的河中之洲——上。由于分娩非常痛苦，一次又只能生一个，女娲遂在上用河水和泥造人。初用黄土手捏，但费劲太大，又太慢，于是用绳蘸泥，举起来一甩，溅出的泥点一个个都变成了人。这时，后土祭祀不光有了英雄神性，而且还加入了祖先崇拜的意味。他们甚至认为在《封神演义》中，商纣王祭拜的女娲庙就是后土祠，这也就是后土祠演戏从不演《无影簪》的原因。
明万历年间，黄河冲刷，丘塌陷，后土祠不得不择地迁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黄河决口，后土祠建筑荡然无存。清同治六年（1867年），黄河再次肆虐，将重修的后土祠和秋风楼全部吞噬。从建筑面积来讲，清末重修的祠庙不及宋真宗时的1/20。地方志中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诗句，无不表现出对后土祠衰败的时代感慨。如：“汉祀汾阴遗庙在，殷迁耿邑故城荒。”“扫地坛崩愁夜月，秋风碑蚀暗朝晖。”“汾水今亦迁，祠宫久已空。”
从祭祀主体看，明初，皇帝尚遣使致祭，洪武之后，官方活动基本消失。朝廷在北京修筑了天坛以祭祀皇天后土，后又分地建造地坛。皇帝在都城举行郊祭。汾阴后土祭祀的主要力量是当地人，主要是后土祠周围数村的居民，他们组织起来，轮流进行祭祀。后土祠社日活动的基本单位变为村社和民众共同体。周围十村六社轮流掌管后土祠，最快的6年轮一次，最慢的24年才能轮一次。这时，后土崇拜“已经变成了一种区域联合节庆的中心，而且仅仅是指涉一个特定的地域”，周围十村六社轮流祭祀就是其地域化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前，与庙前村隔河相望的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也曾作为一个社参与后土祠庙会组织。总之，它的民间化将这一地域内的居民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拥有共同祭祀对象的人群单元，形成了新的区分界限。
其次，娱乐和商业贸易功能增强。庙会演戏的本意在于娱神、敬神，到了后期逐渐由娱神转向娱人，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土祠中，在后土娘娘正殿对面，有一个建筑精巧的品字形戏台，可以同时上演三台戏。“每年三月十八日，秦晋豫鲁人士，群相聚集，览胜观剧，拥挤异常。”商贸经营活动也是后土祠庙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后土祠所在的庙前村交通便利，汉时即有官道（汾阴道）从此经过，由汾阴渡过河入秦地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为当时主要盐道之一。庙前村西有庙前渡，与陕西韩城芝川镇相对，系汾阴渡与西头渡合并而成，为秦晋商民往来之官渡，亦是潞盐运解秦地的主要渡口之一。人们借助后土祭祀进行集会和商业贸易。
从祭祀内容上看，民间信仰的特色更加凸显。以往皇帝祭祀的主要目的是祈求五谷丰登，获得丰收。据庙内碑刻记载：
玄宗开元十一年二月祭后土于汾阴。初，上将幸晋阳，张说言于上曰：汾阴上有汉后土祠，其礼久废，陛下宜因巡幸修复之，为农祈谷。上从之。开元十二年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阴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祥风绕坛，日炀其光。开元二十年冬十一月祀后土于汾阴，十二月帝还西京，初萧嵩奏自祀后土以来年谷屡丰，宜因还京赛祠，上从之。礼毕上为文刻石。
以上碑刻记录了唐玄宗三次祭祀后土的状况，其中“为农祈谷”“年谷屡丰”体现出了皇帝祭祀的目的和内容。
自明代以来，民间色彩开始增强。首先，多了很多民间的求子需求。比如偷后土娘娘神像前小鞋的求子习俗。在晋南地区，“鞋”与“孩”同音，人们象征性地偷鞋送给未生育的妇女，祈愿给她们送孩子。后土神有掌管生育的功能。
◇后土祠福蛇
粮食的获取能力：是指个人的收入能购买得起满足其营养需求的粮食。在缺水地区优化水资源的管理和使用可以增加收入。
从明代开始，后土祭祀变为民间活动。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后土从土地神灵逐步成为司职土地、保佑农业丰收、掌管生育的神，其社会功能更加多样化，其传说也愈加丰富。这些功能更加注重实用性和回报，就像王斯福所说：“非官方的民间崇拜，则更注重实实在在的、榜样式的灵验。”
后土信仰民间化的缘由
张家界的旅游演艺产品立足于张家界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素材，对湘西地区人文地脉、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进行展示，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5]。张家界旅游演艺应深入挖掘湘西地区的文化底蕴，突出旅游演艺中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扎根于大湘西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在当今众多“大同”的旅游演艺产品中寻得“大异”。
后土祭祀由皇家信仰转化为民间活动的缘由复杂，简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汾阴距明清时的都城较远，且北京坛庙修建完缮，功能齐备。其次，据方志记载，黄河曾数度决口，汾阴后土祠多次毁坏，等级和规模大不如前，地位下降，不显于世。最后，由于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相结合，加速了民间对后土信仰的认同，后土祭祀选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作为后土皇地祇的诞辰，与道教关系密切。
然而，为什么恰好是从明代开始，后土祭祀开始民间化？若说为避免帝王劳累和防止劳民伤财，那明以前长期兴盛的官方祭祀又作何解释呢？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另一个广为人知的仪式——封禅，它恰好也是从明代开始衰落的。后土崇拜从明代开始逐渐民间化不是偶然现象，与封禅、谶纬、五运说等在宋代后逐渐衰败有很大的联系，是中国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表现和缩影。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宋儒抨击五运说，排斥谶纬学，以不著于经典、方士之说、神仙变诈等理由排斥封禅。正如葛兆光所言：从宋到明，精英思想逐渐“妥协”，而成为制度、风俗、常识的过程。这里有国家政治文化转变的影子，宋代士大夫追问知识与思想的合理性依据，将这种终极本原的合理性依据“由外在的天地宇宙转向内在的心灵人性”，这种变化导致国家降低了对天地山川等自然崇拜的重视程度，是官方祭祀后土衰落的深层原因。
韦伯曾指出，在中国，“诸神的性格通常都掺和着泛灵的、自然崇拜的意味……中国的神祇，特别是那些强而有力且受普遍信仰的神祇，逐渐具有一种非人格化的特征”。宋代开始的反自然神灵思想主要是对万物有灵论的排斥，是一种宗教的理性化运动。具有灵性、人性的自然崇拜，逐渐被当作迷信而遭到拒斥。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后土信仰在民间兴盛的原因何在？官方祭祀衰落并不意味着民间信仰一定会兴起。王铭铭认为，“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颇类似于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的遗存并且与‘世俗生活’分不开；另一方面，它们又与宗教现象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民间信仰一方面与官方祭祀类似，具有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它还有神灵人格化、注重实用灵验的特色。
◇丙申年（2016年）后土圣母祭祀大典
后土信仰为何能在民间兴盛，笔者以为：一方面，它在民间有着较好的基础，自身内涵也随着时代变化发生了许多改变。从宗教信仰方面看，随着民智的进步、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依赖程度相对减退，源自先秦的原始信仰的神圣色彩日渐消褪。陈伟、樊淑敏认为，在明代，后土作为大地之神“不断被神化，渐渐远离了群众，失去了老百姓所需要的实用性功能”，同时晋南民间社会出现土地爷，其“卑微”的地位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承认而进入主流文化”，因此，后土祭祀完全衰落。而在笔者看来，对祈祷丰收的不变需求使得土地之神不可能脱离群众的信仰体系。由于未曾看到明朝如何“神化”后土，因此说大地之神在明代不断“神化”导致脱离群众在逻辑上无法成立。土地爷虽是土地神或田神被人格化、世俗化的产物之一，但土地爷与后土无法完全等同，在祈求五谷丰登等问题上，后土具有更大的效力。此外，如前文所述，后土与女娲形象的融合，使其具有了民间信仰所注重的人格崇拜特色。女娲造人的传说也给后土信仰增加了祖先崇拜的色彩，使其更受欢迎。再加上明清时期增加的求子、娱乐、商贸等社会功能，后土祭祀的实用性也大大提高，这些都帮助了其在民间顺利扩展。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组织的变迁也导致后土祭祀逐渐民间化。《明会典·里社》记载：
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旸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会首，常川洁净坛场。遇春秋二社，预期率办祭物，至日约聚祭祀……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强凌弱，违者先共制之，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为非之人，并不许入会。
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在网络设计的时候应该将受众面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网络课程之中。让更多人能够公平的接受教育。正如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在2004年首届中国信息无障碍论坛中所指出的那样：“无障碍不仅是指城市建设的无障碍，也指建立一个沟通无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的社会环境。信息交流的无障碍对残疾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改变自身命运具有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18]。”因此在网络课程设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明朝利用里社等组织加强对底层社会的控制，而后土祭祀也成为政府利用的工具。那些身为官员的社会权威，会在祭祀活动中宣读帝国的法令，并鼓励村民们帮助穷人、尊敬老人及有身份的人。“仪式以向官员提出建议作为结束，即让他们利用神来召集民众，颁布法令。这也许是改进风俗与传统的好办法。”这是国家监视与注册制度的保甲制的一部分，政府通过控制民间崇拜来控制社会。官方让民间举行活动祭祀“五土五谷之神”，代替了以往的官方祭祀，并在这个活动中加入有利于组织管理的“誓约”，将以往神圣的祭祀变为底层社会的风俗和制度。此外又由于宋朝以后宗族势力在乡村迅速强化扩展，“逐渐将村社挤至边缘状态，宗族活动替代了村社集体活动，祠堂取代了社庙，祖灵成为主神”。因此，从明清历史进程来看，村社的地位越来越低，力量越来越弱，后土祭祀也非但民间化，而且规格越来越低。而当今后土祭祀的兴盛则与政府发展旅游业、弘扬传统文化的政策密不可分。
◇演绎旧日祭典
结 语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明代以来后土祭祀的“民间化”现象关注不够。本文在梳理后土祭祀源流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其从“官方祭祀”到“民间信仰”的变迁缘由，不仅指出官方活动何以式微，还回答了民间崇拜何以兴盛。总体而言，它的衰落反映了中国历史上自然神圣性淡化的趋势，如韦伯所言，“纯正的大地信仰及其典型的狂迷忘我，都被武士贵族及后来的文士贵族所去除了”。但即便如此，时至今日，它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值得重新发掘。至于后土信仰与宗族、民间宗教及地方社会的关系，由于笔者学力所限，只能期待在未来日子里有更深入的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标签：后土论文; 祭祀论文; 民间论文; 女娲论文; 崇拜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寻根》2019年第2期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