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不仅是一部伦理学著作，而且是西方实践哲学的开端。源于古希腊人审美化生存活动的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重要范畴，具有深刻的审美意蕴。它面向经验和感觉，捕捉变化和差异，肯定生命的自我创造，并与日常生活杂糅交织在一起，构建起人与世界的审美关联。在对待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关系上，尽管亚里士多德哲学表现出了鲜明的二元化特征，但其对作为审美化生存方式的实践智慧的高度重视，使其超越了理论哲学的域界，在当代文化视野中彰显出了重要的实践价值。
关键词：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实践智慧；审美意蕴
自提出“第一哲学”开始，亚里士多德就被世人贴上了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标签。在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历程中，其思想始终被本质、基础、真理、中心、总体、永恒、绝对等理性主义范畴所限制。然而，排除这些形而上学印象，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实别有新意。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实践智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而形成了与作为形而上的理论哲学相平行的实践哲学样态。
参照Hakanson（1980）的计算方法，对草海湖泊沉积物中7种重金属的潜在生态危害进行计算，结果如表6所示。
一、实践智慧与审美概述
“实践概念虽然在前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就已存在，但是，只有亚里士多德才是西方实践哲学的真正创始人。这是因为在亚氏之前，‘实践’只是一个没有从日常生活提升出来的常识性概念，尚没有进入西方思想的反思领域。正是亚氏第一次用实践概念来分析和反思人类行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实践理论，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1]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反复强调，哲学必须面向充满差异、特殊和多种可能性的生活世界以及个体生命活动本身，由此探寻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之间内在关联的实践智慧，才是人生存的第一要务。所谓的实践智慧，即是个体审美化的生存实践或个体生存实践的审美化。
审美，并不是美学领域中的专有名词，如果将它局限于美学学科中，仅仅将其视为艺术美的鉴赏，仅仅探讨艺术创作中的审美过程及审美经验，就会遮蔽审美与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生活本身就是审美活动的主要场所和研究对象，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风格的审美化。正如王国有所言，“审美活动”并不是人的某种特殊活动，而是人的活动的根本维度。作为人本体性维度的“审美”活动并非局限于狭隘的文学、艺术领域的活动，它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是人的活动的根本保证[2]。人们关注审美始于近代的康德和黑格尔，然而，作为一种生存意义上的审美活动在古希腊就已经存在。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尚未作为专门的理论学科与诗歌、神话、音乐、修辞、几何学等相分离，因为人尚未区分自己的存在：肉体、情感与精神，自身、他人与城邦都浑然一体。这种浑然一体的生存状态并不是无理性的野蛮状态，而是人与自身及世界的和谐状态，实现这种和谐的生活状态并非是无所作为的顺其自然，而是依赖于一种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生存美学，即将人自身的存在视为目的的自然豁达的生活艺术，他引导人关注自身所需，恰到好处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和力量，达到正确选择和把握知识运用的善的目的，从而更好地应付各种生存境遇，以实现自身的愉悦和幸福。根据福柯在《性史》中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希腊的有识之士都在努力践行这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甚至到了斯多葛学派兴盛的时代即古希腊末期，这种生存方式已经演变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福柯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与之有许多共同之处。其实，生活于古希腊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及的实践智慧，就是这种审美化生存方式的提炼和总结。实践智慧就是生活艺术，就是生存的审美化，就是肉体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兼顾关照和协调平衡的生活技巧。但是，后来随着“善”被实体化，并从生活中被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基督教道德伦理体系，以及近代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兴盛，使得理性不断对非理性进行贬抑和遮蔽，最终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被改变。而这种追求平衡通达之美的实践智慧，也随之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中被渐渐淡化，甚至被排除出去。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只是对在希腊社会中的生存美学进行专门论述而已，实践智慧其实并非是他的首创。但是，他对实践智慧的崇尚，为其封闭的形而上学体系打开了缺口，也为其形而上学的单调增添了一笔浓重的艺术色彩。那么，将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其合法性是什么？实践智慧又是如何使人关怀自身，确立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呢？
二、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审美意蕴
（一）生存方式：沉思、实践与技艺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对知识进行分类的人，哲学由此在学科上独立出来，并成为学科之首。其实，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已经将哲学家奉为一国之王，由此可见，在古希腊城邦中对哲学及哲学家的认可程度之高。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理论学科（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实践学科（政治学、伦理学、家政学）和技艺学科（生产和加工对象的制作学），由此世界也就分别呈现为永恒世界、规范人行为的伦理世界和生产加工对象的物的世界。因为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和实现自己，因此，对世界3个层次的划分，也就对应了3种不同的人的生存方式：作为哲学家的生活方式，即过一种出世的沉思生活，静观灵魂以求达致终极；作为政治人的生活方式，即过一种入世的政治生活，积极谋划善的事务，以求实现自身及城邦公共生活的至善圆满；作为生产者的生活方式，即过一种享乐的感性生活，生产财富以实现物质欲望的满足。
当小规模突发事件发生时，市场价格不会发生变化，而市场需求会发生改变，市场需求的分布函数F(x)及密度函数f(x)波动为G(x)和g(x)，G(x)和g(x)的性质与F(x)和f(x)相同，且市场需求的期望为μG=E(x)=xg(x)dx.
2.拒绝同一，捕捉变化和差异
（二）实践智慧：个体生存的审美化实践
实践智慧即明智。“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3]173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为了实现3种善业，即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善。其中，灵魂的善是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所在。而灵魂的善存在于善的实践活动中，即对善的谋划和实践。所以，实践智慧探求的就是人如何生存，如何实现自身存在意义的奥秘。这个奥秘不在神那里，也不在宇宙万物中，而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它与经验相关，与感觉相连；它捕捉变化，注重差异；它肯定生命，强调创造。总之，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杂糅交织在一起，形成人与世界的审美关联。
亚里士多德指出，沉思的理论生活求真，而真理则是科学追求的对象。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对科学智慧作了明确的界定。首先，“以科学的方式知道的事物不会变化，变化的事物不在处于观察的范围之外，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存在还是不存在。”[3]170科学追求的真理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之外，它完全不顾及变化的世俗生活本身。作为超验的存在，它远非人力所能及，它不仅置人的世俗生活于不顾，而且还以摒弃人的经验性存在为前提，因为多变易逝的感觉经验乃是对永恒真理的完满性的亵渎，真理的完满性即是不生不灭。其次，“科学知识可以学得……它们是一些普遍的陈述。”[3]170科学知识外在于人，它擅长归纳，去除偶然的和具体的其他经验，收获普遍性。对科学知识的获得只需要学习即可，与个体的生活经验和体悟无关。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基于正义的原则将3种生活方式设定为平行但不平等的关系。3种生活方式是平行的，指的是它们并不互相交错，没有人可以选择超过一种以上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个武士在战场上勇敢作战，在城邦中尽职守卫，便是实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的善，他就是一个好士兵。如果这个武士也去生产劳作、赚取金钱和追求享乐，那么，他就是僭越。同样，如果一个生产者生产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所需，那么，他便实现了所掌握的技艺的善，就是一个好的生产者；但是，如果他追求荣誉，想要守卫城池，建功立业，那么，他便是僭越。3种生活方式是不平等的，指的是这3种生活方式有着优劣高低之分。尽管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这一划分并不十分认同，因为他觉得柏拉图所谓的正义原则没有考虑到人性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所以，3种生活方式很难做到平行，在现实中肯定是交错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却是认同这3种生活方式是不平等的。在他看来，沉思的理论生活本身完全摒弃了包含情感和欲望的经验世界，没有一丝杂质，无比纯粹，由此才能通达宇宙之真理，才能达致永恒的世界。因此，沉思的理论生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肯定是置于最高处的。但是，亚里士多德也明确指出，沉思的理论生活因为与人的实际生活基本无关涉，对于人的生活几乎没有益处，所以，他并不苛求世人皆如此。而物质的生产生活使人淹没在物的世界中，整日为财富和享乐而操劳，沉迷于功利的生活而不知生活的意义为何。这种为物而成为物的生活方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被放置在最低处的，事实上，在当时的古希腊城邦中也的确如此。从事生产制作的人主要是奴隶和外邦人，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而外邦人因为天然就没有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权利，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存在只能是私己的、卑微的。
1.搁置沉思，面向经验和感觉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真的沉思生活在尘世之外，它要求人摒弃经验的、偶然的、感性的世俗生活方能达到。但人终究不是神灵，不可能脱离感性的肉身存在，也不可能脱离与他人和他物共存的世界而居于永恒的彼岸，而是始终要应付琐碎的事务，过着感性而丰富的世俗生活。尽管柏拉图提出“知识就是回忆”，认为人之生存就是要摒弃世俗事物的纷扰，静思己过以重拾灵魂深处的知识（理念）。但是，不同于自己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务实的学者，他敏锐地觉察到，“真”作为“一”在“多”的世俗中并不适用，因此，将其搁置于沉思的世界，从而转向实践智慧以应对丰富可感的经验世界。“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3]178由于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知识可以通过学习而获得，而是要在漫长的岁月和生活经历中慢慢沉淀，因此，一个在年轻时就成为数学家的人，未必是一个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实践智慧所需要的经验是日积月累的，这里的经验不同于认识领域片面的、偶然的经验，也不是其他经验经过归纳后得到的“一”，而是类似于现象学所提出的“原初经验”，是基于生活经历和历史沉淀而生成的内在经验。这种内在经验是原始的、完整的，它可以使人“生出了慧眼，使他们看得正确”[3]185。 这慧眼是“灵魂的眼睛”，是直接把握对象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不同于具体的感官感觉的另一种感觉，是对对象的属性的感觉。莱克汉姆将其称为直觉，斯图尔特将其称为共同感觉。这种直觉或共同感觉无法定义，无法描述，更无法将其规范化，是人与自身、人与人及人与自然通达的体验。很显然，这种内在经验或直觉是个体化的，与他人无关涉，是不能代替或替换的本己性的经验。它将人与环境联系起来，传递个人的希望、畏惧和欢乐的情感，它是一种审美经验和审美感觉。人对善的谋划和实践正是要靠这种审美经验和审美感觉，没有这个灵魂的慧眼，人无法辨别善恶，无法谋划和实践善的事务。
（2）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总计17例，其中双侧6例，单侧11例。T1WI与T2WI信号均呈升高或高信号为主的混合信号。
由此可见，沉思的理论生活虽然能让人知晓宇宙的奥秘，却对人的生存没有实际的用处。而物质的生产虽然能够满足人生活中的多种物质需求，但是，它却将人的生存降低至物的存在。而实践的伦理生活虽然相对于沉思的理论生活来说是次等好的，但是，由于它与人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只有通过这样的生活方式人才能谋划自身的善，进而实现自身，因此，实践智慧对世人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作为一种伦理的生活方式的合法性基础，即指导人关怀自身和实现自身的实践智慧，也因此被归于伦理学范畴，似乎和美学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从人的生存层面看，哲学、伦理学和美学是相通的，因此，致力于把人的生活当艺术品的实践智慧，既是哲学的，也是伦理学的，更是审美的。此外，人们通常认为，伦理学更侧重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倾向于用应然的道德标准去规范个人的行为，而审美则更侧重于个人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不用应然的道德标准施加于自身，而是通过审美经验和审美感觉来实现自身。当然，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伦理学与道德是不同的，其伦理学更具审美向度。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现实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一个人的境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遇到的问题在不断地变化，其思想也在发生变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一致，有的只是绝对的差异。可见，生活中没有绝对的可以用于解决一切、应付一切的知识，只有变化和充满差异的意见，变与不变、差异与同一乃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与神的彼岸世界之最为鲜明的不同之处。因此，他并没有提出适合所有人的行为规范。虽然实践智慧面向变化的事物，但是，“可变化的事物中包括被制作的事物和被实践的事物”[3]171，即技艺和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区分了技艺和实践智慧的不同。“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3]171，技艺就是制作，其实质就是使某种事物生成，生成的事物并非是既定的、必然的和顺其自然的，而是取决于制作者的运气，具有偶然性。技艺以生成外物为目的，人活动的意义由他物来规定，技艺越纯熟，制作的产品越完美，人的德行就越好。这是对人的出色的现实活动的赞誉，这种赞誉不是以实现活动自身为目的，而是以生产的产品为尺度，即人的活动是否合乎德性取决于外物的实现程度。可见，制作活动对人而言，并非是本己的，虽然它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但是，并不关涉人生存的目的。相反，如果一味地陷入变化的物的世界，以变化的外物为尺度作为衡量德性的尺度，那么，将会导致人的生存物化和片面化，成为经验的碎片，失去生存的意义。由此可见，实践智慧追求的是有益于自身的善的事务，是属人的、本己的事务。而人的事务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实践智慧应对的就是如何处理人自身及人的事务的变化和差异，没有人会考虑不变的事物，因为不变的事物在人之外，而且，外物的变化与人自身的善亦无关涉。变化与差异意味着实践智慧不是单质的，而是异质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实践智慧希冀的是每个人关爱自己、呵护自己、发展自己、尊重自身对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把自己视为与众不同的无法替代的个体，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艺术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都有自身独特的生存风格和精神气质。
柏拉图提出“德行即知识”，认为一个人若是通晓了绝对知识自然就是道德完美的人，或者说，一个德行至善的人也就是掌握了真知的人。一个人行恶，是因为他不知道善的绝对知识。按照这种理解，人只有先具备了善的知识，才能有良好的行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先验地设定善的概念。可是，如果先验的善的概念一旦设定，那么，人们就会被统一的、设定好的道德规范所限制。或许柏拉图一直想要为实践智慧建立一个根基，为此，他将实践智慧所谋划的善进行了归纳和升华，从而使其实体化，所以，从柏拉图开始实践智慧就有了道德意味。到了中世纪，在神学的帮助下，实践智慧已经彻底变成了基督教的道德体系，从而丧失了它的审美特质。
3.肯定生命，实现自身
随着网络技术和虚拟仿真技术的发展，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国内许多高校根据自身情况建成了仿真实验平台。作者所在学院自2013年至今也在建设土木工程仿真实验平台。建设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困惑，也调研学习了国内一些土木类仿真实验平台，本文就相关的突出问题及建议加以阐述，以供探讨。
因为古希腊人既未被基督教文化浸染，也未被近代科技理性毒害，他们既不受制于教条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受到理性王国的奴役，所以，古希腊人的实践智慧肯定是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即是一种自我谋划、自我主导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它肯定人的生命，而不是贬低生命，它鼓励人们积极实现自身，创造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消极顺从和碌碌无为。
亚里士多德指出：“明智的人的特点就是善于考虑对他自身是善的和有益的事情……我们把像伯利克里那样的人看作是明智的人，因为他们能分辨出那些自身就是善，就是对人类是善的事物。”[3]172首先，“善于考虑”展示的是人生存的一种积极的态度，只有处在考虑、思量的筹谋状态之中，人才能逐渐分辨出哪种想法和行为是正确的，以及如何去做才是有意义的。而分辨出自身的善以及整个人类的善，这便是生命的能力，实践智慧就是为了实现自身而积极主动地筹谋与行动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却不等同于聪明，聪明“是做能很快实现一个预先确定的目的的事情的能力”[3]188。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能力不等于明智，虽然明智也不能没有能力。关键在于品质，明智其实是一种获得和实现好品质的能力，“因此，不做个好人就不可能有明智。 ”[3]188其次，人的生命的自我实现过程，其实就是自身的善和整个人类的善的实现过程。自身的善即是具体的善，人类的善即是终极的善。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两种善并未固定化和模式化，它类似于人的潜能，藏而不露，但却等待人们去寻找、挖掘和呈现。可见，实践智慧追求的是崇高的审美化境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感性生存。
三、实践智慧在当代文化视野中的启示
尽管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推崇备至，但是，他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沉思者。他在第10卷谈论幸福的话题时，将沉思视为最好的生活，而且认为“人们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3]307。如果人不去过这种最好的生活，那么，这是“很荒唐的事”。而合乎其他德性的生活只是第二好的，是不自足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始终是将沉思的理论生活放在第一位的，而且要求人们去努力实现，这就与在实践智慧中主张对第二好的生活探求相悖。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带有鲜明的二元论特征，而且，这种二元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亚里士多德对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进行平衡的探寻。尽管他没有放弃对永恒及同一性原则的坚持，但是，也不能将其等同于黑格尔故作姿态的虚假差异。黑格尔从同一性出发，经过否定之否定又回到“绝对精神”原点，因而变化及差异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只不过是同一性的变种和衍生物而已。亚里士多德也同样纠结于理论与实践、同一与差异之间的关系，但在这种纠结中我们看到了他对实践和差异的尊重和重视。在当代文化视野中，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5.注重本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近几年来，各国都加强了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立法监管，中国起步较晚、市场发展也并不全面，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国际市场才是大盘，这要求各国加强合作，共同致力于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控制。因此中国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中，要注意对各个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协议和国际组织所订立的协议进行整合，查漏补缺，取其精华，建立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同时要加强与IMF、巴塞尔委员会，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际重要金融机构之间的协作，各取所长，积极配合。
（一）探寻了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当代文化危机凸显，以逻各斯中心主义、终极本体论等为核心的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由于其对生命多样性的遮蔽和生命活力的贬斥而引发了人们强烈的质疑与不满。在质疑和批判中，构筑于理性主义基石之上的精神家园摇摇欲坠，人的生存该往何处去？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大写的人”消失以后，为了使人不至于陷入自我放纵和虚无主义的生存状态之中，都在努力地寻找“主体”复兴之路，重建人的生活方式。为了使人的生存不至于再陷入另外一种同一性的牢笼之中，重建人的生存方式就必须关切个体的切身体验，而非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基于个人的生存体验而构建的生存方式必然是审美的。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极具审美意蕴的实践智慧在当代文化危机中就显得意义非凡，它成为个体对抗同一，实现自身的重要指引。事实上，对理性主义文化深恶痛绝的尼采对古希腊人和谐通达的审美生存方式推崇备至，他所构建的“超人”形象就是关切自身体验，积极肯定生命，努力实现自身的审美化生存的人。但是，由于尼采太过于贬低理性而张扬非理性，而且没有矫正理性和非理性的失衡状态，因此，他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有所偏离。福柯深受尼采的影响，晚期的“希腊之行”强化了其哲学的审美旨趣，提出了将艺术融入生活的生存美学，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几乎是一脉相承。法国当代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和《古代哲学的智慧》中重新点燃了古希腊哲学的“实践智慧”之光，促使哲学转化成为一种生活的艺术。此外，后现代主义的其他思想家，如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都强调个性和差异，关切个体的生存体验，注重个体自身的生存和自我创造。可见，面对当代的文化危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不仅是批判、颠覆和解构，而且是有着明确的建构向度，亚里士多德的个体生存审美化的实践智慧思想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合法性的论证。
（二）开启了解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多维视角
如果我们仅仅执着于思想家的单一面相，用特定的标签将其固定在特定的研究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忽视其思想中最精彩的部分，甚至会遮蔽其思想的主旨，从而造成对其整体思想的误解。如果仅从某种意义上抽出其思想的某一特性，进而将其归于特定的类别之中，那么，就远没有将其思想的特殊性挖掘出更有价值的内涵。显然，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归于目的论的形而上学，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错误解读，而专断地将其思想理解为专断的同一，更是对其思想的极大误解。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经验领域的重视和对差别、杂多、特殊性的考虑，是其哲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层面，而我们往往为了寻找终极根据而对其视而不见。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关注和重视，打开了我们解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多维视角，通过这种多维视角我们会看到更多哲学家不同的面孔。
教师通过点击“管理”菜单中的“学生”选项打开添加学生页面，通过浏览选择或搜索已注册到Moodle平台中的学生用户，手工添加学生到课程中，同时赋予学生进入学习网站时可以使用模块功能的权限.
（三）创造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生活世界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提出，有助于我们挖掘和关注被终极根据所遮蔽和吞噬的感觉经验。正是借助这些感觉经验，世界向我们呈现出它充满生机的一面。而实践智慧所开启的充满生机的世界，其实就是一直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世界。柏拉图以“洞穴之喻”形象地论证了“理念”的存在，从此永恒世界成为人们永恒的向往。在其之后，无论是古代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彼岸天国，还是近代康德的“物自体”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被认为是本真的世界，而将生老病死、变幻无常的现实世界视为永恒世界的模仿。从此，作为人们最基本生存状态的现实世界，即日常生活世界成为了人们超越的对象，因为日常生活的有限性，使得它无法升华人的存在的精神性。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尽管承师之志，最终确立了形而上学，但是，他比柏拉图要高明许多，即他既承认形而上的永恒世界存在，又承认形而下的变化世界存在，并鼓励人们利用实践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谋划和改变自身。二元化的世界图景和生存样态，在形而上学文化传统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当代，人们在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文化危机之后，努力回归日常生活世界，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首开回归生活世界的先河，并给予了这种回归以最早的且极为有力的合法性论证。
参考文献：
[1]丁立群.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及其现代效应[J].哲学研究，2005（1）.
[2]王国有.生存论及其审美观照：21世纪人学理论方向所在[J].社会科学战线，2003（3）.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中图分类号：B82-0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9）01-0010-05
作者简介：王秀芬（1979—），女，黑龙江大学哲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及哲学审美化问题。
收稿日期：2018-08-28
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审美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构建问题研究”（2018B036）。
（编辑：文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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