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母乳喂养；断乳；愧疚；社会共识
摘 要：近年来，中国城市的母乳喂养状况不容乐观。既有研究往往基于“治理”或“动员”路径理解当前的婴儿喂养现状，却往往忽视了育儿妈妈的个体体验与现实处境。本研究通过追踪观察一个城市里的母婴聚会，发现中产阶层的妈妈在母乳喂养过程中经历了愧疚感的生成与转变，无法胜任职场角色的自责逐渐取代了母乳喂养难以为继的懊恼，这直接促成了受访女性的断乳抉择。在断乳过程中，女性试图通过倾诉感受、克制情感以及塑造身体、追求个人成长等方式，通过强调以家庭利益为重，来缓释愧疚感，以获得道德补偿。本文认为，中国社会难以形成母乳喂养的共识是因为在家庭议题上更加强调家庭的延续与责任。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中国婴儿的母乳喂养水平不容乐观，尤其反映在六月龄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1)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纯母乳喂养率”为除母乳以外不喂给任何食物或饮品的0-6个月婴儿数量占婴儿总数的比率。这个关乎哺育质量的关键指标上。据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到2014年的16年间，中国婴儿6个月以上的纯母乳喂养比例从67%下降至28%，城市家庭的这一数字更是远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2)参见《中国母乳喂养研究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2016年5月，http://www.yicai.com/news/5016489.html。。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对全国1万多名1岁以下儿童的母亲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女性在结束产假时，尚有81.3%能够继续坚持母乳喂养，但最终有近七成受访者选择在婴儿6个月前结束纯母乳喂养(3)参见《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2月，http://www.cdrf.org.cn/jjhdt/4853.jhtml。。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医疗系统中关联母乳喂养的早接触、早开奶实施比例仅为11.3%，远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遇到哺乳困难时，只有不足半数的母亲选择向医疗系统寻求帮助(4)参见《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2月，http://www.cdrf.org.cn/jjhdt/4853.jhtml。。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中国0-6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将达到50%(5)参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2017年4月，http://www.nwccw.gov.cn/2017-04/05/content_149166.htm。。当前现状显然不利于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婴儿哺育质量的重要性，围绕当前中国家庭母乳喂养水平较低的问题，公共卫生、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涌现出不少实证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问题成因进行分析。概括而言，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治理”与“动员”两个解释路径。
依据“治理”的解释路径，学者认为母乳喂养的普及依赖于社会的治理，政府实施的相关公共政策反映了治理水平。在中国社会，母乳喂养理念真正纳入公共政策始于199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这部法律规定了医疗机构应为新生儿生长发育、哺乳和护理提供保健服务，为产妇提供科学育儿、合理营养和母乳喂养的指导[1]。其推行受到1990年的《伊诺森蒂宣言》(InnocentiDeclaration)的影响，中国在1991年加入了执行国行列。这则半官方的宣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制定公共政策，支持、保护、促进婴儿享受母乳喂养[2]。宣言一出，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启动了一系列倡议，母乳喂养率由此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宣扬奶粉、奶瓶的人工喂养理念(6)人工喂养是指使用奶粉或者其他冲剂食物代替母乳喂养孩子，也称奶瓶喂养、奶粉喂养。则被各国纷纷限制、审查与反思。相关研究指出，为了应对这一全球化战略，国家的母乳喂养政策融入国家整体健康和发展政策之中，并确立一个国家系统以监督其达标工作[3]。与此同时，政府在制定支持母婴喂养的社会政策层面进一步同国际标准接轨，“促进母乳喂养的10项措施落实”以及“积极创建爱婴医院”被写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规划。
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组间两比较用SNK、L-SD检验。检验水准α=0.05。
（4）从结构变位的角度讲，它对温度实际分布有很高的敏感度，在施工控制过程中必须保证量测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得到与真实情况相符的结果。
一方面，母乳喂养的各项指标提升，意味着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彰显；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婴儿喂养议题在现代社会却日趋复杂，集中爆发的婴儿奶粉安全事件挑战了政府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曾经有美国学者考察婴儿奶粉事件对该国母乳喂养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鉴于缺乏氯化物的配方食品造成数千名美国婴儿生病，美国联邦政府于1980年出台了《婴儿配方食品法案》(InfantFormulaAct)，对配方食品的营养需求量做出了规定。在政府引导下，1973年到1975年美国出生婴儿的母乳喂养率从25%上升到35%，并在数年间保持了不断上涨态势[4]。然而在中国社会，母乳喂养率并没有因婴儿奶粉安全事件得到提升，反而进一步下降。对此，有学者解释，尽管中国制定了《母乳代用品销售管理办法》，但部分母乳代用品厂商仍然存在违反法律规定要求肆意夸大宣传的现象[5]。媒体长期误导民众却得不到有效监管，是母乳喂养率长期低迷的原因之一。立足于“治理”路径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母乳喂养共识的原因在于，部分公共政策的失灵导致家庭难以应对婴儿喂养中的社会风险。
“育人”群里的一位朋友告诉凤青，要尽快给孩子断乳，母婴分离几天就能成功。断乳意味着对于核心家庭秩序的强调，处于优先地位的母婴关系应当逐渐让位于亲子关系。龙龙已经七个月，也比以前更壮实了，该学着正常吃饭了，妈妈不能永远做一个会移动的“奶瓶”，还有其他的社会角色要去面对，只有这样家庭的秩序才能逐渐正常化。这番话让凤青想起了之前“背奶”遭遇的尴尬和羞辱，她觉得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另外，女性主义对于母乳喂养的意义也做了阐释。帕姆·卡特(Pam Cater)在《女性主义、乳房以及母乳喂养》一书中指出，人工喂养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商业话语的渗透，它们共同霸占了女性作为母亲独有的生命经验，使之丧失了身体的主权[10]。在母乳喂养实践中蕴藏着鲜活的生命体验，基于这种认识，不少学者致力于对此进行发掘。其中，国际母乳会(La Leche League)是重要的田野地点。这个组织的参与者认为，女性反抗诸如消费主义、科学主义的霸权话语，关键在于重视社区中的妈妈们共享育儿经验，国际母乳会定期组织的社区聚会为她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此外，国际母乳会还将“母乳妈妈”描绘为充满能量、温情脉脉的形象，并将这种形象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11]。基于中国社会经验的研究同样指出，母乳喂养友好的社会网络能够提供知识与信息，促使育儿者树立并坚持母乳喂养理念，但研究亦认为，中国女性恰恰缺少这种能够彼此交流的平台[12]。立足于“动员”路径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母乳喂养社会共识的原因在于，霸权话语对于母职的过度塑造使女性缺少交流哺育个体体验的机会与空间。
概言之，上述两种研究路径倾向于认为，母乳喂养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是在社会治理下的政策设定或社会动员下的母职塑造中完成的。而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没有形成母乳喂养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国家庭难以应对婴儿喂养中的社会风险；育儿女性彼此缺少交流育儿经验的空间。对此，本文持有不同的意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共识有内在的生成逻辑。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范式中，社会共识是建立在道德合法性之上的权力契约关系，“先是心理上确立对某种行为的禁止，然后逐渐形成有拘束力的明显禁止。对此了解的人日渐增多后，便形成了某种‘共识’，并被其他人所接受。最后，这种共识取得了强制实施的保障，从而与单纯的‘习惯’相区别”[13]。“动员”与“治理”的解释路径强调自上而下的观念生成，却忽略了社会共识的另一种自发性的生成逻辑。而在后者看来，中国城市女性积极地分享着育儿体验，体现在各种网络群组、论坛以及社交媒体上。
其次，根据观察，现今的中国城市中流行着一系列变通的婴儿喂养方案，育儿女性关于母乳喂养时限的看法多样化，诸如“自然离乳”或是“强制离乳”等婴儿离乳方式的讨论，代表了中国家庭多样化的实践与立场。此外，“上班背奶”“租房哺乳”等哺乳实践在城市中产阶层越发普遍，反映出人们对于其中社会风险的策略性回应。有研究指出，这些哺乳过程中的策略性实践，其目的是平衡女性个体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14]。但与此同时，变通的婴儿喂养方案也反映出育儿女性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与现实挑战，值得进一步关注。
本文认为，“治理”或“动员”的研究路径难以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现象。基于上述两点批判，本研究将从女性哺育婴儿的个体层面入手，通过考察婴儿断乳前后女性体验与处境的转变，以此反向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女性的婴儿喂养观念的形成。本研究将试图从另一个视角重新解答下面的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家庭而言，为何母乳喂养的社会共识难以实现？”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循虚拟民族志的田野展开方式，基于互联网寻找案主并对目标进行接触，尝试将互联网视作一种文化情境进而开展田野工作[15]。这种文化情境存在着一定的生成性。一方面，就本研究的旨趣而言，社会共识的意涵能够通过互联网观察进行捕捉，在网络的个体互动以及大众舆论中得到印证；另一方面，田野工作可以在线下延续(online-offline)，研究者通过与现实中的受访者接触，可以还原其中的真情实感[16]。
将“器物”的理念引入雕塑本体，首先应该是关于雕塑本体的这一块，从维度上讲就是研究雕塑正负空间、空与实、容积与外形、内与外的机会。还有体会雕塑的生命由里向外、生命体的容积性等都可以从“器物”上去得到。在欧洲，奇里达就提出了以空造形的理念，将空间作为雕塑的媒介。第二，在突破雕塑边界的方面，“器物”的提出又把雕塑与使用功能相联系找到了理由。但是，从该板块所展示的作品中发现，我们的雕塑家更多的是在直接搬用日常器物，用以显示中国文化身份和文化内涵，显得简陋了些。这样的认知还没有真正提高到关于雕塑本体语言的思考层面上。
宝宝现在已经断了母乳了，我来是想分享一下感受……上次回去，我决定好断奶，一个多月走来，挺不容易的。现在回想之前的事，本来看重母乳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错，却一直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反而忽视了和孩子相伴的美好。(01-09-B)
起初，失败的“背奶”经历并没有完全击垮凤青关于母乳喂养的信心。为了方便哺乳，她在工作单位的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步行十分钟就能到公司。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不少城市家庭会在哺乳期妈妈的单位附近租房，甚至会选择举家搬迁，以克服母乳喂养的空间局限。“住宅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同时还包括社会空间，在房屋结构的背后蕴藏着更为深刻的社会空间原则，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原则来组织日常生活和界定人际关系的。”[22]在阎云翔的论述中，住房的空间安排透露着家庭的权力与秩序，这也是家庭为了自身延续而制定出的生存策略。
在如何克服母乳喂养失败所产生的愧疚感的问题上，曾经有学者呼吁女性应当学会“释放”母乳喂养带来的压力，坚信自己关于婴儿喂养的选择是正确的，就能不为外界的看法所左右[20]。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愧疚感本身就是自然状态的母职体验，试图劝说女性“释放”愧疚感反而是不切实际的。更加有用的做法是，应当为正在给婴儿断乳的女性提供医疗帮助[21]。
三、母乳喂养中的愧疚感
2018年的元旦将至，晓晴打算利用假期组织一个团拜会。在往日的聚会里，孩子之间的交流并不多，此次团拜会试图让稍大一点的孩子一起玩耍，以培养友谊。妈妈们可以围坐在一起，在交流中度过轻松自在的正午时光。然而，这次聚会的效果却大大超出了晓晴和朋友们的设计预期。
(一)愧疚的生成与表达
那天早上，晓晴提前半小时赶到活动室布置场地。然而，她推开门后却发现，房间里已经站着一位怀抱婴儿、30岁上下的年轻女士了。见到新面孔，晓晴有些意外，来客显然是第一次参加群里的聚会。晓晴张罗这位妈妈坐下来，简单同她交流起来。随后，参加团拜会的家庭陆续到来，活动室里渐渐热闹起来。见朋友们都到齐了，晓晴便给大家介绍这位新来的女士。她的名字叫阿春，有一个3个月的儿子。这次她来参加聚会，是因为有一件被困扰很久的事，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我真想放弃母乳了。从孩子满月以后，左侧产后的乳头破损一直都没法彻底好。都是眼看快要好了，但他一吸奶就又破了，一旦破了更是钻心的疼。好几次看到他喝的奶水都是掺着红红的血丝，我心里好难过……有心理阴影了，究竟该怎么办？(01-01VA)
阿春的语气里流露出伤感，听众们也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团拜会本来欢快的氛围凝重起来。孩子还在嗷嗷待哺，阿春的身体状况却已经不允许她继续母乳喂养了，她被逼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身体的不适已经达到了她能够忍受的极限，母乳喂养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她还面临内心的拷问与挣扎——断乳以后自己还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吗？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由此可见，军民融合也是乡村振兴融合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学界开始着重关注女性在哺乳期的情感冲突。正如阿春所体会到的，许多无法进行母乳喂养的母亲会体会到一种愧疚感(feeling of guilt)。相关研究指出，这种矛盾的情感来自于，母亲明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的健康有利，现实条件却难以达到社会所规定的期限[17]。“在一定的人口基础上，长达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是婴儿喂养的最佳方式。此后，婴儿应当在持续母乳喂养的基础上接受补充食品直到2岁或更久。”(7)参见世界卫生组织关于母乳喂养的主题阐释，https://www.who.int/nutrition/topics/exclusive_breastfeeding/zh/。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的母乳喂养程序，对于婴儿喂养的阶段有着明确的时间节点。没有完成母乳喂养程序，让阿春对孩子的情感中酝酿着愧疚。
陈主任比吕凌子先到一步。两人找到经销老板，老板姓莫，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姓，身材有点富态，但穿着时髦，脸上白得很不自然。
阿春的一番话，让在座的不少妈妈湿了眼眶。大家的情绪被调动起来，结合自己的经验，越来越多的妈妈开始加入讨论中来，大家回想着自己与孩子相处中的点点滴滴，讲述自己的故事，倾听并劝慰他人。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新年团拜会就这样变成了“倾诉会”。
这种感觉很复杂，我那时候身体也不好，可总是下不了决定(断乳)……并不相信大夫说的母乳喂养的确定期限，这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吧……看到孩子的笑脸、满足的表情，当妈妈的心里感到很暖；吃不上母乳，孩子只要一哭，我就感觉到很对不起孩子。(01-01-P)
一位妈妈用自己的经历回应了阿春的苦恼。在她对于母婴喂养的描述中，母乳是一种维系母婴之间关系的纽带，哺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她与孩子之间的情感沟通是否顺利。与阿春所不同的是，这位妈妈并不完全遵循关于6个月母乳喂养的建议。这是因为于她而言，抛弃母乳喂养的痛苦只来自于，对于这种亲子纽带的依依不舍。
也有妈妈告诉阿春，自己给孩子断乳还有着更加现实的无奈。
我那段时间家里生意太忙了，出了月子就去公司了，老大就没有母乳喂养，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现在回头想想，感觉对不起老大，担心他以后会埋怨我。(01-01-M)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强省之基、兴省之器。本文根据《中国制造业2025》《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国制造业2025〉山东省行动纲要》《山东省“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山东省制造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山东省推进工业转型升级行动计划（2015—2020年）》的精神，结合山东省发展实际，构建山东省制造业发展升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山东省制造业发展升级指数的计算与研究。
谈到因为工作导致母乳喂养难以为继，阿春更是难以掩饰失望的心情。再过一周，她就要结束产假回单位上班了，到时候母乳喂养更是难以实现了。“难关一个挨着一个，做妈妈真是一件难事啊。”说到这里，阿春的眼泪啪嗒啪嗒地落下。一旁的晓晴见状，连忙搂住了阿春的肩膀，安慰她：这种经历在座的朋友们很多都经历过，但前提是要保证自己的健康状况，调养好身体，才能考虑接下来母乳喂养的事情。“就算过几天工作了，只要你想坚持母乳喂养，身体允许也可以想办法‘背奶’，现在还是向长远看，先别太悲观。”
(二)愧疚的转变与升级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不少即将重返职场的哺乳期女性选择将母乳喂养的实践地点从家中转移到工作地点。这些妈妈会尝试把吸奶和储奶器具带到工作单位，利用工作或休息时间吸取并保存母乳。一个工作日下来，她们再把积攒的母乳带回家，作为孩子第二天白天的口粮。人们将这种婴儿喂养实践称作“背奶”，将从事这种实践的女性称作“背奶妈妈”。“育人”群里的不少人都曾经描述过她们的“背奶”策略。
一个背奶包、两大包冰块、电动吸奶器、四个储存袋，清点好了7点准时出门……一早起床，6点左右哺乳孩子一次；到了单位，上午10点左右、下午2点左右用吸奶器各吸一次……每天要争取吸出来350毫升，留作(第二天)白天孩子的口粮……下班回家，第一时间就要喂儿子，补上黄昏的一餐。其他时间，一切习惯照旧。(05-01-A)
虽然妈妈们白天见不到襁褓之中的孩子，但生活依然要围绕着母乳的生产而展开。有研究指出，社会对哺乳期女性的母职要求造就了一种“以哺乳为中心的身体”[14]。然而，在“背奶”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当母乳喂养的空间发生扭曲，当吸奶占用到了工作的时间，母婴关系中的愧疚感会演变出更为复杂的体验。当晓晴向阿春提及“背奶”时，旁边的一位女性却摇起头来。她直截了当地劝阿春早些放手断乳，千万别抱有靠“背奶”延续母乳喂养的想法。
在种植地区，空气中的水分不足会加剧土壤干裂。一些降水量长期不足的地区，更是会出现过于干燥的天气。最终因为严重缺水而影响作物的播种及生长发育，导致减产甚至绝收。干旱的显著灾害特点是普通性，所以受灾地区非常广泛，如东北和西北地区就属于干旱频发地。长时间的干旱气候不仅会影响农业发展，而且会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最为严重的后果是河流干涸，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对群众生命安全造成威胁。由此可见，水资源对人类的重要性。
“背奶”不能解决问题。我那时候产假马上结束，孩子3个多月。只好把爸妈从老家叫来，我“背奶”上班。最后特别狼狈，为了找地方(吸奶)东躲西藏，真是太不方便了……男同事碰到心照不宣，心里觉得膈应……提高(吸奶器的)效率，身体越来越吃不消……好几次因为吸奶，在我这个环节掉链子，工作没干好对不起团队。(02-06-A)
这位妈妈名叫凤青，有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她一口气列举了不少“背奶”的弊端，言下之意表示她的这段经历并不轻松。凤青告诉阿春，哺乳是在家里处理的“私事”，而工作单位是公共场合，她本来就不应该把家里的“私事”带过来，这是不合适的。虽然是在劝说阿春，但凤青的语气里还是透露出一种无奈。在母乳喂养和做好工作两者之间，凤青选择了后者。做出放弃母乳喂养的决定，凤青有着自己的一套逻辑。
凤青代表了当前不少中国城市女性的立场。抱持这样的立场源自她在工作环境中的遭遇。刚刚结束产假时，“背奶”给凤青带来了种种不便和尴尬。在一次次东躲西藏中，她体会到了因实施母乳喂养而带来的羞耻感(shame)。有研究指出，对于哺乳期女性而言，“暴露身体和哺乳方式”“缺乏外界支持”以及“感觉对孩子照料不周”是导致哺乳期女性产生羞耻感、愧疚感的主要诱因[18]。这三方面在“背奶”妈妈的生活环境里都有充分反映。而随后不久，当工作任务逐渐增多、“吸奶”进一步挤占了其工作的时间、影响到团队的业绩时，凤青一方面将工作的不顺利归因于母乳喂养、归因于耗费时间的“吸奶”，另一方面也因此对集体和同事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之情。有学者认为，母乳喂养给女性带来的羞耻感、自责有赖于“帮助女性重新塑造对于‘好母亲’的认知而得以克服”[19]。但根据我们的观察，这些母亲之前往往经历过原初的母婴关系上的愧疚感，重新回到工作单位之后，愧疚感往往转变了对象与含义，表现为对这段时期难以胜任社会角色的自责。当然，促使第二种愧疚发生的是更深层次的制度因素，这是无法依靠个体重新理解理想母职而得以克服的。
四、婴儿断乳的道德补偿
通过上文分析可以发现，在母乳喂养过程中女性经受了愧疚感的体验。起初，愧疚感发生于母婴关系之中，母亲因为身体原因难以继续母乳喂养，导致以母乳维系的母婴关系面临破裂，进而对婴儿产生愧疚之情。之后，随着产假的结束，在工作环境中女性的愧疚对象发生转变，面对“背奶”带来的不便以及社会角色中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又酝酿了另一种自责的情绪。愧疚感演变的结果便是，妈妈们选择尽快给孩子断乳。然而，作为这个过程另一个方面，女性同时在寻找各种缓释愧疚感的出路，对于婴儿的断乳进行道德补偿。在我们对于“育人”母婴群的观察中，这种道德补偿能够在女性倾诉自身感受、改变母婴关系以及使生活重回正轨的尝试上得到印证。
“育人”群的这次元旦团拜会让参与的妈妈们心潮久久难以平复，但阿春却仿佛销声匿迹一般，没了消息。直到3个月后，晓晴在微信上告诉朋友们，阿春要带孩子过来参加周末的聚会。大家听罢，心里却有些打鼓——阿春最近过得还好吗？
(一)疼痛的诉说
人们的顾虑随着再次见到阿春本人而彻底打消。周日上午，阿春准时来到活动室。推着婴儿车的她还没进门便挥手，笑着和大家打起了招呼。大家感觉眼前的阿春像是换了一个人，赶紧招呼她坐下，迫不及待地询问起她的近况。
民办高校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互联网教学手段不断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和保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例如：通过“蓝墨云班课”软件进行学生课堂考勤、发布学习任务、布置和批改作业、分小组活动，同时可以发起课堂讨论、举手、抢答、测试、问卷调查等多种教学形式。另外，教师还可以上传课件和视频，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学习。
立足于对微信群组的长期观察，本研究首先与被访群体中的核心人物“育人”群的群主晓晴——一位两岁孩子的妈妈——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实现群组话题讨论的深度参与后，研究者继而被邀请参加微信群组在现实中的定期聚会，由此接触到了本文中提到的案主，并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在本研究中，我们长期追踪观察一个名为“育人”的城市母婴微信群组，进行田野资料的收集。每个月，“育人”群的群友们都会约定一到两次聚会。群里的一位热心朋友把自己公司的活动室开辟出来，作为长期的“据点”，地点在北京东四环一座写字楼里。聚会的时间往往是周末上午的十点半到十二点半。约定这个时间，既可以保证妈妈和孩子的精力充足，又有机会让在平日繁忙的爸爸们参与进来。每次参加聚会的家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在聚会之前，微信群的几个“组织骨干”会结合群里近期的提问商定一个供大家讨论的主题。在群里发布主题的同时，“育人”微信群的群主晓晴还会附上一个报名表。她希望参会的爸妈先填表报名，这不仅可以避免大家初次相见的尴尬，而且能够控制参会的人数与质量。
如今的阿春已经不再迷信“母乳至上”了。孩子的断乳经历，让她学会了主导母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被母乳的多寡、质量牵扯过多精力。对阿春而言，母乳不再是她和孩子之间唯一的联系，而只被看作母婴关系的一部分。在“育人”群中我们发现，不少女性都经历过类似阿春这样的观念转变，断乳的经历则构成了人们观念转变的节点。究其原因，断乳带来了突变的身体感受，其中最直观的便是断乳给女性带来的疼痛感。
一开始太难熬了，疼痛感特别强烈，手抬不起来，脖子也扭不了。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多，我才能入睡。要多吃蔬菜、少吃高热量的食物。疼痛的状况逐渐减轻，挤出来的奶也越来越少。再到半个月以后，疼痛才消除了。(01-12-B)
阿春关于疼痛的描述让人不寒而栗，但她的话锋很快一转，聊起了疼痛对自己的意义。她认为，尽管这种感觉让人煎熬，但却成为自己缓解愧疚感、告别意志消沉的出路。
这种痛苦是值得的，让我觉得是陪孩子一起渡过这道难关。孩子要经历断奶的痛苦，我也要体会身体上的不舒服。我心里反而比之前好受些，没有那么自责了……接下来生活就会更好过一些，和婆婆、老公之间也不会再因为母乳的事闹口角了，值得了。(01-12-B)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打赢”“打好”这场“硬仗”，让贫困地区真正摆脱贫困，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式扶贫，实施精准扶贫。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略。从实施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来看，教育精准扶贫依托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网络教育等，对准“扶志”与“扶智”，是一项系统工程。社区教育以其实用性和高效性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成为现代国际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1］，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托社区整合资源，开展社区教育，有助于创新教育精准扶贫模式，推进精准扶贫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在我们的观察中，女性疼痛的身体体验往往伴随着婴儿断乳的整个过程。阿春描述了这种身体体验对于她的意义，促使其将具身疼痛赋予了一类道德补偿属性。在她看来，这种疼痛感不仅是为了克服之前由于母乳喂养难以为继而对孩子产生的愧疚，而且意味着她对于家庭的付出，从哺乳中解放出来，夫妻和代际之间会更容易相处，这使得她对断乳产生了认同感。在群组的观察中，我们能够发现，不少女性在倾诉断乳的体验时，会着重强调这个过程对于重塑家庭秩序的意义，并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慰藉。
阿春的经历让“育人”群的不少妈妈改变了对于母乳喂养的看法，不再相信“母乳至上”这样的说法，并学着阿春的样子，寻找合适的断乳方案。每当看到朋友们讨论如何断乳的问题，凤青总是要在群里插几句话。在“背奶”史画上句点之后，凤青在大家的见证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断乳的全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她有发言权。她把断乳的流程分为两个阶段：母婴分离和回归社会。在我们的观察中，大多数城市女性实施断乳的过程是渐进的。具体而言，这种合法性的获得也存在于断乳的两个阶段中：母婴分离宣告女性告别以母乳为中心的生活状态；回归社会则意味着女性找寻新的生活秩序。
(二)母爱的克制
硕士毕业后，凤青进入一家国企上市公司做行政工作，31岁那年她迎来了儿子龙龙。丈夫潘明很体贴凤青，经常主动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在孩子喂养问题上，他们一开始都是坚定的母乳喂养支持者。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加入了“育人”群，并很快成为群里的活跃分子。
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就母婴聚会参与家庭的社会阶层而言，我们的研究对象80%以上出自城市中产阶层，本文对此的界定为受访者均在城市从事白领工作，并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二，由于母婴聚会谈论的内容具有指向性，大多为参与者所热衷讨论的话题，因而会场的氛围能够达到“共情”效果，使与会者的情感得到调动，提升本研究参与观察的水平。
凤青找回了“背奶”前的母乳喂养节奏，而这时龙龙的身体却出现了异样。有一天下班后，凤青发现儿子有些咳嗽、流鼻涕。她开始没有太在意，可第二天龙龙却吃不下东西了，食量缩减了一半。凤青赶忙带着他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做出诊断：龙龙进入厌奶期。婴儿在4-6个月的某个节点，会出现“生理性厌食状态”。由于身体机能的发育，婴儿在这个时期的运动能力显著提升，随之拓展的世界占据了他的注意力，饮食的吸引力降低，出现了厌食现象。
很快地，“育人”群里的朋友知道了龙龙的状况，劝凤青干脆借这个机会给孩子断乳，凤青却下不了决心。
娃要出牙了，可不能缺钙……孩子刚感冒完，现在断奶不好吧……马上就要入冬了，别因为断奶害下病，要不等开春再说吧……舍不得呀,他要喝奶时依赖你的那个表情、那些举动，断奶以后就不会再拥有了。想到这些我鼻子又酸了。(05-03-A)
在群友们的劝说下，凤青制定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断乳时间表。但是，龙龙的胃口不好，更何况奶瓶里装的是奶粉。在龙龙一次次拒绝奶粉之后，断乳时间表渐渐成了母乳喂养的“借口”。每一次哺乳之前，凤青都会默默计算着距离断乳的截止日期，把每天的乳哺都作为倒计时的最后一次而倍加珍惜。睡前与醒来的两顿奶是最难断绝的，每当看到儿子可怜的样子，凤青总是狠不下心来。于是，一周过去了，龙龙不仅奶粉没吃多少，母乳量反而增加了，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与上述观点不同，“动员”的解释路径不单单强调国家的角色，而是认为母乳喂养的推广有赖于多重话语交替发起的社会动员，母职的塑造过程承载了社会动员的意义。母职(motherhood\mothering)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莎伦·海斯(Sharon Hays)认为，现代母职是家庭对于工业社会的一个回应，女性对于孩子的照料责任通过建构的母职被合理化[6]。在母乳喂养议题上，科学主义对于母职的塑造举足轻重。在营养学的研究中，医学家首先将神经认知和免疫系统的成长与6个月以内的母乳喂养水平关联起来，接着立足短期与长期母乳喂养的比较，强调母乳在营养、心理、生理和神经认知上对于早产儿具有重要意义[7]。亦有学者指出，母乳喂养对于婴幼儿的呼吸道免疫系统发育具有积极作用[8]。科学主义的介入将母乳喂养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婴儿喂养的主流价值观被牢牢锁定在“母乳喂养最好”(Breastfeeding is Best)上，这在欧美社会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口号。一系列科学成果也使中国家庭开始意识到，没有一种配方奶能完全复制出母乳的效果，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品。与之相对应，科学育儿话语在母职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项基于育儿杂志的文本分析发现，“科学的母职”即意味着，传统的襁褓之道被排斥,科学的、现代的育儿观念得以宣扬的原因在于，“母亲只有听从专家的意见才能养育出健康的孩子”[9]。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我，而是我离不开孩子，这种分离以后还会有，我们都需要成长。孩子应该有一个坚强的母亲，克服不了困难，克制不了自己，以后也没法教育孩子。(06-04-B)
凤青约定好五天的母婴分离时限，让父母来家里住照顾龙龙，自己和潘明去单位旁边租的房子住。断乳是母婴双方共同经历的一场过渡仪式。在阿诺德·范·金内普(Arnold van Gennep)的理论中，“每个个体的一生均由具有相似开头与结尾的一系列阶段组成，即诞生、社会成熟期、结婚、为人父母、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社会阶层、职业专业化以及死亡等仪式”。过渡仪式的意义便是经历分离、边缘、聚合3个阶段，帮助个体从一段状态转向另一段状态[23]。
“克制的母爱”意味着妈妈要离开一段时间。龙龙断的其实不仅仅是母乳，还有吮吸带来的安慰；而凤青要经历的也不仅是身体上的分离，更重要的是，她要与之前的生活状态分割，这是分离仪式的重要意义。李洁在关于诞俗的仪式考察中指出，“过渡仪式中‘人’的再生产绝不仅限于个体生物性的复制和繁衍，而是共同体成员及其关系的延续和再造”[24]。早上临出门的时候，凤青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不断设想着五天后孩子会是什么样。出租房里的夜晚时光让人难以忍耐，但是凤青慢慢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她要学会面对孩子成长的现实，从家庭利益的角度而非单纯的母婴情感去重新构造与龙龙之间的关系。
2.2.1 黄体功能不足:月经的周期缩短,或周期正常,但卵泡期有所延长,黄体期缩短,致不孕或早孕流产率增高。
(三)身体的重塑
五天之后，凤青终于熬过了母婴分离，赶忙和潘明回到家。妈妈告诉她，龙龙这几天表现很好，他已经接受了奶粉，也正在学着吃辅食，这令凤青十分欣慰。更让她感动的是，本以为重逢时龙龙可能会与她疏远，但没想到见到妈妈以后，龙龙立刻要她拥抱。母子二人度过了最挣扎的时期，龙龙的衣食住行更加有规律，凤青也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正常生活”。
龙龙的饮食已经步入正轨，凤青接下来感到最迫切的就是重新投入工作当中。之前由于“背奶”的缘故，领导给她换岗了，她想要再次证明自己。回家后的第二天，凤青一大早就起床梳洗，准备好龙龙一天的所需，匆匆吃过饭后就去上班了。但是一天下来，工作却迟迟难以上手。
工作任务量越来越大，年轻的同事比我来公司晚。以前还是我指导她呢，现在人家职务比我高，业务能力也比我强很多，心里呢不是滋味……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02-05-C)
一切来自工作的压力都需要在短时间内全部吸收，凤青感到难以适应，有了想要辞职回家做全职妈妈的想法。有研究指出，妈妈选择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承受来自工作与照顾的双重压力过大[25]。但是当面对紧张的家庭财政时，不少女性对于这种压力只能选择忍耐。潘明帮凤青算了一笔账：工作时间不超过9小时，有双休日；每月收入至少10000元，且稳中有增；离家不是太远，开车只要40分钟——这样的工作一时不太好找了。家庭需要凤青的稳定收入，用来应付育儿的开销。
冷静思考过后，凤青放弃了辞职的打算。利用假期，她去做了一个鼻子部位的微创手术。凤青想重新打造自己的职场形象，她还改变了自己的穿衣风格和妆容。她强调，这种改变本身就彰显了积极的生活态度。经历了婴儿断乳之后，她愈发渴望找寻一种“正常”的生活。失范不仅意味着宏观结构上的社会解组，而且包括由于个体目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不适应而产生的背离行为[26]。这种失范对于断乳后的女性而言有着两层落差：第一，关乎母婴情感的内心秩序，母亲在婴儿断乳后面临的情感落差，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慢慢适应这种落差；第二，关乎个体身份的转变，女性面临自身状态与社会要求之间的落差，这要求女性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体与社会形象，以应对这种挑战。凤青告别过去的一种方式，便是选择整容，她想通过身体的重新塑造宣告自己所经历的社会意义的“断奶”。
放弃辞职的想法了，只想变得更加强大，把手上的工作理顺，拼业绩赚奶粉钱了……(鼻子整容)这其实没有什么的，就好像一种裸妆，没有让你成为另一个人，我想要重新改变自己，垫垫鼻子能够提升气质，让大家觉得你很干练，职场形象上加分。(03-03-C)
即下一次该如何更好的做？笔者站在课任教师及教研室管理的角度上看，应有“三全”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即为：全面、全过程及全员参与质量管理。
有学者认为，公共领域对女性“工作-生活”平衡难题的消极强调，反而使这种平衡更难实现[27]。在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女性不仅要面对家庭内部生活秩序的重塑，而且要面临家庭外部的制度环境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家庭育儿方式的精致化与风格化，传统的研究范式亟待转变。单纯从育儿女性在“工作-家庭”的冲突模式上展开分析，越来越难以揭示出人们在婴儿喂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展现出的逻辑。在“育人”群组的参与观察中我们发现，不少家庭利用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婴儿食品的消费品味融入代际关系的伦理塑造之中[28]。市场转型背景下，人们需要重新理解女性在哺育婴儿中的处境，尤其是在城市生活的语境之下，婴儿喂养方案的变通正成为女性应对社会压力的重要手段。在“育人”群组中，朋友们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追求快乐的母婴关系，而不是过多地谈论婴儿喂养中的遗憾。
五、结论与讨论
2019年春节前夕，我接到晓晴的微信消息。晓晴要回公司工作了，她的精力不足以应对母婴群的事务，群主的位子只能让贤。但是在离开之前，她用很长时间寻觅了一个新的群主，并对这位“接班人”很满意。“我找新群主最看重的一点，就是她一定要态度积极、热心助人。我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拥有多么丰富的育儿知识。”晓晴的一番话对笔者很有启发：理解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的婴儿喂养实践，不应仅仅局限于奶粉或者母乳之争，而要更加关注女性个体的生活境遇。
本文从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在婴儿断乳中的个体体验入手展开分析，探索当前中国城市女性的婴儿喂养观念。相关研究指出，母职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被交替的权威话语塑造，具有时代烙印[29]。不容忽视的是，母职还是根植于中国女性生命历程的一段段鲜活体验，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哺乳期女性先后经受了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的愧疚感：首先是个体层面，女性由于身体状况而导致母乳喂养难以为继，表现为在母婴关系上的愧疚；其次是社会层面，女性在母乳喂养过程中感到尴尬和挫败，进而因为难以平衡、胜任社会角色而自责。研究发现，当社会层面的愧疚感逐渐取代个体层面的愧疚感，女性往往会选择给婴儿断乳。而在断乳过程中，女性试图通过倾诉感受、克制情感以及重塑身体、追求个人成长等方式，通过强调以家庭利益为重，来缓释愧疚感，获得道德补偿。
智慧交通公共数据与服务支撑平台，违章违停数据已有30多万条，公交车位置数据有3206万条，虚拟卡口过车数据约有1.6亿条，路边停车次数有50多万次。随着各项数据的积累，未来的吉首将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提升吉首市的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的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和公共服务高效化。
第三，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能力与风险意识。企业员工具有良好的风险意识，可以提高企业内部的控制管理效率，减少各种风险的出现。同时企业员工具备足够的工作能力，可以使其有效的对会计政策、今后阶段相应的财务风险问题进行解读，及时制定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减少各项管理风险。
在家庭领域，中国社会杂糅两种不同的“政治正确”：以情感与亲密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理念；以和谐稳定、互助合作为核心的家庭理念。前者以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浪漫之爱为前提，后者则以家庭集体的延续和责任为宗旨[30]。然而，上述两种“政治正确”依托不同的形成路径：自由与浪漫之爱乃是建立在国家制度化的风险兜底之上，家庭集体的延续与责任则必然是社会压力下的个体选择。本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揭示，中国社会在家庭领域的社会共识形成路径，并非依赖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动员，而更多地源于个体的选择与权衡。由于社会共识形成存在个体选择为导向的路径依赖，因而中国社会更加强调家庭的延续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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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ning,GuiltandSocialConsensus:ObservationsofMothers’GatheringsinaCity
LIU Xin-yu
(ChineseNationalAcademyofArts,Beijing100029,China)
KeyWords：breastfeeding;weaning;guilt;social consensus
Abstract：In recent years,feeding babies in urban areas in China is not a topic that grants optimism due largely to the absence of social consensus of breastfeeding.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fant feeding based on the approaches of “governance” or “mobilization”,but neglect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real situation of mothers.This study find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s of mothers’ gatherings in a city that women’s breastfeeding guilt is related to changes in styles of baby feeding.This guilt is reflected earlier in the mother-baby relations and accelerates later into women’s self reproach related to stress of work.Urban women observe their moral and legal obligations so as to control their emotions resulting from stopping breastfeeding and return to their workplace.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without reliance on government’s promotion,social recognition on family related concerns including breastfeeding will not be practice that can be observed widely.
作者简介：刘新宇(1990-)，男，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见习。研究方向：性别与家庭研究、消费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15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9)05-0034-10
责任编辑：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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