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形态研究
编者按：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方面都发生了“突变”：消费社会对于生产型社会的替代、人与自然关系的尖锐、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的出现等，这一切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出现。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新的时期，实践已经先行，而理论却还在摸索之中。启蒙的使命已经完成，而启蒙却成了新的“不老神话”，它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念几乎成了这个星球别无选择的“唯一道路”。当代的种种弊端表明，现代性与启蒙精神中蕴含的种种局限已经彰显，特别是对于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对于科学的无限崇拜、对于文化与历史的线性理解、对于人自身存在的单向度塑造等，反思这些时代问题，探讨“后启蒙时代的文明”以何种样态出现，应该是当代的“思之使命”。
我们认为，新文明的建构，应该“洞穿启蒙的神话”、解构现代性的思维定式、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破除文化进化论的观点，探讨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类型，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结合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文明的设想，在比较性研究与对话中多角度展开。同时，建构中国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以一种辩证而圆融的视角，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来面对和提撕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引领一种中国式的新文明道路。
摘要：启蒙运动是在观念中将人做成主体这样一件巨大的思想事件，它标志着人类主体性的确立。但现代启蒙思想以及关于现代启蒙的话语叙事将启蒙本身神化了。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洞穿了启蒙的神话并且通过辩证的批判推进着启蒙原则的实现。面对复杂的现实，不仅需要继承马克思批判启蒙的辩证立场及其成果，而且需要以当代化和中国化的立场辩证地面对马克思的批判遗产，使之成为当代中国实践展开的理论指引。
关键词：现代启蒙；神话；马克思；辩证批判
就像作为学生的哈贝马斯在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时，将它看成悲观主义的反启蒙著作一样，[1]122我们的这个论题也极易遭到误解，容易被理解为保守主义或者与此相反的激进主义立场。其实，这个论题与《启蒙辩证法》一样，是想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去神秘化的启蒙概念做好准备。[2]前言，5在我看来，在启蒙和反思启蒙并置的历史语境中，真正的启蒙本质上意味着放弃将启蒙神圣化的立场，以便展开启蒙倡导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放弃启蒙的神话，确立并坚持辩证的启蒙概念，才意味着启蒙的真正实现。对启蒙的去神秘化，确立辩证的启蒙概念，本来马克思已经原则性地完成了。然而，思想在思想中走过的道路，不意味着在实践中必然地走过了。历史常常落在思想的后面。这是思想的优势也是思想的无奈。[3]序言，7[注]Positive在译文中译成“实证的”，我们认为应该译为积极的才符合文意。也就是说，批判启蒙是为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启蒙概念做准备，而不是否定启蒙，不是对启蒙持一种完全悲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早已洞穿了启蒙的神话，可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着神化启蒙的思想局面，仍然需要重复完成启蒙和对启蒙祛魅的双重任务。祛除了启蒙的神话，我们才能真正占有启蒙的成果，使启蒙原则成为社会历史展开的内在要素，而不是总在坚持还是反对启蒙这样的抽象立场中徘徊不前。为此，本文将论及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批判神话和迷信的启蒙自身如何变成了神话，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启蒙如何仍然非反思地被看成根本的解放原则，被神化和绝对化；其二，就对现代启蒙的批判和反思而言，马克思如何达到了原则性的高度并因此成为启蒙批判的旗手；最后，在复杂的现实历史处境中，辩证的启蒙概念如何在对现代原则的坚持中超越现代原则，为现实指明可能的方向。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意味着是单纯的追求现代，反现代，还是在成为现代的同时将自身的实践定位在超越现代的未来方向上。
一、启蒙原则及其神化
大体说来，现代是从文艺复兴发端的。通过文艺复兴、新航线的开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现代才在思想和实践上逐渐确立起来。众多思想家，包括黑格尔、马克思和当代的哈贝马斯等，都对这一过程有具体阐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被看成现代自我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看成现代原则在观念中的自我确证，而法国大革命则是将此种观念做成实在的历史性事件。启蒙运动以观念的方式确证了现代的主体性原则。启蒙的现代常常被称为主体性的时代、自由的时代、理性的时代等。启蒙运动通过反对宗教迷信、来世幻象和专制极权，肯定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样一个现代的根本原则。在这一根本原则中，人不仅被理解为价值目的，并且被理解为存在动力。也就是说，人本身被看作价值的源泉，并且被看作自我价值的实现者和满足者。现代作为启蒙的时代因此也被称为“人义论”或“人本论”的时代，以便同神本论的古代相对立。人经验的世俗的存在成为自身的根据，人通过自己并且为了现世的自己活着。这就是现代在观念论上的本质规定，就是启蒙精神的内在原则。因此，启蒙运动就是在观念中将人做成主体这样一件根本的事情。
当然，人在观念中被做成主体这件事情乃是现代生存状况的自我确证和自我表达。也就是说，启蒙精神是把握在思想中的现代原则，是现代之时代精神的观念确证和集中体现。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概念，政治哲学中抽象的“公民”概念，以及现代哲学中的“自我意识”概念，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现代的主体性精神。对此，马克思的如下说法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启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美学上大大小小的鲁宾逊故事的错觉。这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4]1-2也就是说，理论概念只是抽象的方式反映了现代人类的基本生存状况。在观念中被确立为主体的经济个体或政治个体，只是现代社会经济的产物，只是现代市民社会中实际生存的人在观念中的抽象表达。现代市民社会是这种抽象个体得到实现的定在，“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实现了的个人主义原则；个人的存在是最终目的”[5]101。启蒙的主体性精神不是人类精神或某种绝对理性自我演进的结果，而是现代生存状况的观念表达。
2015年，991代保时捷911 GT3 RS已经将那台4.0升水平对置6缸自然吸气发动机列为标准配置了，7速PDK双离合变速箱也首次出现在了这个小众家族中。除了动力总成的变化，这款911 GT3 RS在轻量化和空气动力学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进步，而全新的扭矩矢量控制系统等高科技配置也赋予了它更为极致的驾驶感受。虽然它的最高车速“仅为”310公里/小时，但却拥有仅用时7分20秒就跑完纽博格林北环赛道的能力。
从中国步入近代直到五四前后，如果说思想争论主要停留在启蒙与反启蒙这两种立场之间，因此表现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的话，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就表现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了。今天，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精华，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保守主义或者自由主义的抽象立场。处理这两对关系的核心问题仍然在于如何面对启蒙思想和启蒙遗产。如果说保守主义代表从守旧的传统立场批判现代启蒙，而自由主义代表非反思地捍卫现代启蒙立场的话，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从未来的立场对现代启蒙及其成果的辩证批判。当然，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勾勒，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意识的实际状况是以三者为主体构成的连续光谱，而且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渗透关系。
然而，不仅启蒙自身陷入了神话，启蒙包含着弄残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且关于启蒙的叙事也将启蒙神圣化了。启蒙精神和启蒙原则被看作某种天然正确的东西不能触碰。这种对启蒙的肯定和颂扬中，本身失去了启蒙倡导的那种质疑、批判的理性精神，陷入了对启蒙的非反思性迷信和崇拜。西方的启蒙精神和现代文明不仅代表了历史的必然方向，而且意味着人类历史无法超越的终极原则，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必然万流归宗地走向或者回到现代西方文明。因此，任何对现代启蒙的批判和反思都遭到拒绝。启蒙本身被绝对化了。与这种极端迷信启蒙主义相对的是害怕启蒙因此绝对拒斥启蒙的立场。在这些反启蒙主义者看来，启蒙像是神秘的洪水猛兽，具有一种摧毁传统美好精神的可怕力量，因此害怕言及启蒙，对启蒙敬而远之，甚至是有意识地将启蒙与自身隔离开来。对启蒙的迷信和拒斥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的抽象对立是随处可见的。有人非反思地以启蒙现代性的立场批判现实，试图促进中国现代性的发展。相反，另一些人则坚决地拒绝启蒙主义，好像启蒙给西方带来了本质的灾难，或者说启蒙在今天已经失去了历史的意义。真正说来，我们对启蒙还缺乏真正理性的立场，对待启蒙的非理性状况本身需要启蒙，需要去神秘化。如果不能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将永远在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中迷失方向。祛除启蒙的神话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去做的事情。事实上，对启蒙精神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辩证批判，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不仅就其提供的方法论立场，而且就其具体内容而言，马克思思想都是继承启蒙精神而又洞穿了启蒙神话的一面理论旗帜。
本病发病率较低，临床表现与良恶性肿瘤相似，因此很容易误诊。乳腺肉瘤主要表现为致密的肿块，边界不清，并且很少有钙化，因此乳腺钼靶对乳腺肉瘤诊断的帮助不大。乳腺肉瘤在超声中主要表现为肿块后方的回声增强，常表现为良性肿瘤的特征，难以诊断。针吸活检有助于术前确诊本病。
二、马克思对启蒙神话的洞穿
在建设现代林产业基地方面，我们依托绿水青山，向山要生态、要产业、要效益。坚持以森林资源培育为基础，林化为龙头，林浆纸纤、林板为两翼，非木质林产品采集、特色经济林、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观赏苗木和森林生态旅游为补充，构建林业生态、产业、文化体系和森林城镇体系，云投林纸6万吨生活用纸项目开工，云投林纸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木浆生产企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全市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511.6万亩，农民从林下经济获得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论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还是从其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马克思都是启蒙的儿子。这个说法的意思是，马克思在批判启蒙的同时继承了启蒙原则和启蒙精神。[7]60，注释2马克思以一种真正的启蒙批判精神反思和批判启蒙。他深刻地揭示了启蒙的历史成就及其限度，在对启蒙的批判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因此成为启蒙真正的继承人。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了启蒙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批判启蒙精神陷入了观念论的自我崇拜；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了启蒙的基本价值原则同时揭示了现代社会制度兑现不了启蒙的价值诉求。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继承马克思批判启蒙获得的思想成果，并且需要继承马克思那种辩证的历史批判精神。将启蒙精神历史化，深入揭示现代启蒙的历史基础及其历史限度，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推进启蒙精神和启蒙价值的实现，这就是马克思对待启蒙的基本立场。
在当代的思想界，一些自由主义者将马克思看成是启蒙的反对者，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注]“马克思主义已经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因为就其全部本质而言，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但是，“现在难能有人还记得，社会主义从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具有独裁主义的性质”。(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元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根本无视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来源和启蒙因素。其实，稍微了解一下马克思的人生经历和著作情况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比当代那些自称为启蒙主义者的人更接近启蒙主义。马克思在文科中学的时候就受到了启蒙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马克思的一生。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否定过启蒙精神及其原则。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中，马克思总是站在现代启蒙一边。批判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立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捍卫现代启蒙精神。他将伊壁鸠鲁看成古代的启蒙思想家来颂扬。马克思高度肯定的“原子偏斜”思想表达的是意志自由这一现代主体性的时代精神。带着博士论文的思想立场参与《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以启蒙原则同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对阵，完全是现代启蒙自由主义的战士。《莱茵报》的政论本质上是在实现博士论文中的哲学原则，也就是让哲学的理性精神和理性原则走出“冥国”，成就一个自由平等的新时代，推动普鲁士国家政治和思想的现代化。
当然，如果始终停留在这种肯定启蒙思想的思想立场上，马克思就不会成为马克思，就不会有批判和超越现代启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转折的萌芽也正是发生在《莱茵报》的工作中。按照马克思自己的回顾性表述，在《莱茵报》的编辑工作中，马克思面临向物质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8]411,412马克思开始意识到了理性精神的原则与现实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仅仅从理性的应然原则出发批判国家和政治，根本没有抵达社会历史的现实。这一看似一般的思想困惑在马克思那里立即获得了原则性的高度。借助于回到书房的机会，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方式检讨自己的思想基础。正是在这一根本性的理论活动中，马克思开始了对现代启蒙精神及其表达的现代文明的批判。马克思意识到启蒙及其现代解放的历史限度，并通过对这种限度的揭示告别了非反思的启蒙传统，提出了推进人类解放的新思路和新方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成为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关键性思想事件。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首次开始了对现代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启蒙思想及其代表的现代原则第一次遭遇了质疑。从此以后，启蒙思想开始作为被扬弃的一个环节和要素参与马克思思想的构成。马克思作为启蒙的儿子开始了挑战和真正实现启蒙诉求的历史重任。
近年来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关注越来越多，其中对阅读教学的关注尤其多。因为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中心环节，也是最容易忽视的环节。培养阅读能力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率是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关键。《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小学各年级的阅读教学都要重视朗读。中高年级要重视默读。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有所感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情感的熏陶。”我结合教学实践，就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进行了探究，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其次，在批判现代启蒙观念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启蒙自我确证的非历史性。因为启蒙将解放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精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确立，而没有考察这些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基础，因此没有揭示和把握到自身的历史性。启蒙将自己倡导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看成是绝对的非历史的永恒原则，因此将现代解放看成了完美社会的终极状态，陷入了对于自身的非反思性崇拜。马克思将启蒙思想中得到确立的主体性精神看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在观念中的抽象，因此启蒙本身具有自己的历史限度。
首先，马克思揭示了启蒙思想自我确证的观念论特征。启蒙精神在本质上意味着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启蒙精神中的主体性原则本身是现代人类生存状况在观念中的确证。但是，启蒙思想家在对启蒙精神和原则进行自我论证的时候，却走向了观念论的路向。他们常常将启蒙精神的立足点看成是绝对理性的原则，将现代确立的人权看成是天赋权利，将经济生活中的抽象出来的经济人看成是人的非历史的本质规定，等等。即便是将启蒙运动作为抽象理性阶段进行批判的黑格尔，也没有走出这种观念论，他只是将现代启蒙精神看成是理性自我发展过程中必然被扬弃的一个环节来看待。马克思则根本不同。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批判了启蒙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念论本质。马克思认为，这种启蒙思想中的理性是无肉身的理性，启蒙的个人是唯灵论的个体。
再次，马克思揭示了启蒙实现的解放实质是一种抽象的、形式的解放。启蒙精神是现代解放在观念中的自我确证。启蒙所实现的解放实际上是一种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思想上确立起理性的批判精神和反思精神，拒绝精神上的奴役和统治；政治上确立了抽象的个人权利，要求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这是现代解放的基本成果，也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但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解放只意味着人获得了一种抽象的形式权利，摆脱了思想的、政治的各种束缚成为形式上自由的、平等的个体。这只是意味着获得了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成的形式前提，而不意味着人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在市民社会的经济生活中真正地实现了这些权利。这里讲的形式解放和抽象解放，并不是说它是虚假的、不存在的，而是说它提供的只是一种抽象同一性的可能性条件和形式保证，因此主要停留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现代解放使人们过上了双重的生活。“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人把自己并把对别人看作是实在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中虚拟的成员；在这里，他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5]172政治国家中作为公民获得了抽象的同一性，拥有天堂般的平等权利，而在实际的市民社会中对立冲突、剥削压迫、阶级分化仍然存在，并且被排斥在政治的参与之外取得了正当性。
最后，马克思揭示了启蒙精神代表的现代解放只是部分的解放。这里的部分解放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现代解放只是停留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内的解放，而不是人类全部生活领域的解放，此种解放尤其是没有深入到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领域，因此只是部分领域的解放；另一方面，这种解放只是部分人的解放，是第三等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解放。对在这一解放过程中失去生产资料，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来说，则意味着非解放。通过对现代社会历史存在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揭示了现代社会根本无法兑现自由、民主、平等的解放承诺，人并没有在实际生活中成为自由平等的主体。相反，人现在受到商品资本的抽象统治，作为主体的人反而成为被动的消极的存在。[9]在马克思看来，启蒙及其实现的现代解放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希望在此基础上推进人类的解放事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是使解放进一步深入到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活领域，另一方面是实现以雇佣劳动者的解放为代表的整个人类解放。
中国自近代被迫卷入现代化的历程之后，关于启蒙与反启蒙、现代与反现代的争论一直是思想界的主题。西学东渐引发的所谓中西之争本质上是古今之争，是启蒙代表的现代精神与保守的传统精神之间的争论。这一争论，从近代睁眼看世界的魏源、林则徐等人开始，经历洋务运动、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再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历程，始终不绝如缕。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面对启蒙现代性这一根本的问题。发掘马克思启蒙批判的遗产，确立一种辩证的启蒙立场，结合现实历史语境辩证地对待启蒙，对于今天的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仍然在现代和反现代、启蒙和反启蒙的话语对立中不能自拔，仍然不能从近百年的社会历史发展中汲取教训，仍然不能真正面对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形成一种真正辩证的历史理性，社会意识抽象的对立和分裂就可能使我们错失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机遇。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太需要一种理性的历史精神了。
三、如何面对启蒙及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
显而易见，马克思对启蒙的批判不是一种外在的否定。在批判启蒙的同时坚持了启蒙的原则。然而，面对马克思批判启蒙的理论遗产，人们常常各取所需，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上看待马克思与启蒙的关系。有人将马克思打扮成启蒙主义者为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辩护，有人将马克思曲解成启蒙主义的抽象否定者进行批判。当然，也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无视马克思的启蒙因素，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遭遇了他当年面对的黑格尔哲学解体时的困局。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碎片，自以为抓住了他的本质要素，并因此相互论争和对立。[10]63启蒙主义的马克思与反启蒙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如果说是出于无知因此可以原谅的话，要是为了难以告人的目的故意肢解马克思，那就是一种理论上的不真诚,因此根本上不可原谅的了。对于马克思批判启蒙的思想成果，我们本身要确立一种辩证的理性立场。如果我们不能辩证地深入马克思思想的内部，不能真诚地面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我们可能会走到马克思所批判的方向上去，虽然自以为是受到了马克思的指引。所以，对启蒙以及批判启蒙的马克思思想本身，今天都需要不断地“启蒙”，确立一种辩证的理性态度。
纯电动模式下，增程器不工作，混合动力模式下，增程器启动运行，发动机—发电机组可以保持在发电量与燃油经济性平衡的最佳运转状态下运行发电，油耗省，发动机排放污染少，取得最佳经济效益，以最省油的方式延长了续驶里程。
启蒙精神将自身看成是传统的反叛者，通过批判封建迷信、宗教神话和专制统治确立自身的基本原则。以激进主义的方式批判和摧毁传统，启蒙思想中存在着断裂的历史意识。但是事实上，不仅启蒙精神原则根植于传统的宗教和神话之中，而且启蒙将自身神秘化和神圣化了。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有雄辩的揭示。该书核心部分《启蒙的概念》表明，传统神话和宗教中已经有了人要成为主体，以摆脱恐惧从而支配和统治世界的主体性意识。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宗教和神话不过是作为主体的人自我异化了的统治形式。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以事实性和科学性思维把握世界，以便实施对自然和他者统治，为了寻求自由解放的启蒙本身确立了新的统治和奴役原则，并且陷入了对事实性原则的非批判的神秘崇拜。迷信在这种事实崇拜中并没有被消除。启蒙运动对绝对真理顶礼膜拜，“启蒙带有极权主义性质”。[2]4也就是说，启蒙并不是绝对新的，启蒙试图打击的旧思想中已经包括了启蒙，而启蒙自己标榜的新思想又包括了它批判的旧因素。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那样：“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同时，“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2]5,9因此，根本不存在只有现代才是启蒙的时代这件事情。同样，永远也不可能存在彻底启蒙了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历史没有绝对的断裂，人类精神发展也没有彻底的断裂。对历史过程和历史观念的理解本身要贯穿历史性的过程意识。启蒙断裂论的历史意识、发展主义的社会观念以及对于理性本身的非理性崇拜都使自身陷入神话，从而“把自己也给摧毁了”，“弄残了自身”。也就是说，启蒙自身包含自我神话的倾向。
启蒙主体性原则，表现为现代的世俗性、个体性、实证性和实用性等相互关联的现代意识。[注]我在即将出版的《超越与自由——能在论的社会历史现象学》中有专门的阐释。启蒙运动以个体立场批判宗法的封建等级制，以科学立场批判宗教迷信，以世俗生活批判超验世界，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这一解放包括了形式原则和实体性内容两个方面。从形式原则来讲，启蒙确立了一种批判和质疑的理性精神。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公开利用自己的理性，解除人类加之于自己的各种思想束缚和不成熟状态。[注]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的相关论述。见《历史理性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在启蒙时代，一切都被放置到理性的法庭上进行拷问，未经理性确证的东西都得不到认可。正像恩格斯颂扬启蒙思想家时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6]719所以现代才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启蒙不仅确立了批判和反思的理性精神，从实体性的内容方面来看，现代启蒙还肯定和确立了人的抽象权利，个人被看成拥有各种权利的独立主体。权利是人作为人本身的抽象人格，是人作为人等同地相互承认的主体性。它无关乎人的具体规定，诸如信仰、财富、性别等。人作为主体意味着拥有这种抽象的权利，它具体地表现为现代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价值和要求。反思理性和抽象权利是人作为现代主体的两个基本规定。启蒙呼吁并且使人成为理性的主体和权利的主体，解除了人类加之于自身之上的诸多观念统治和现实束缚。马克思曾经热情地赞扬此种现代解放，认为它是人类迄今为止的最后的解放形式。[注]马克思肯定地说：“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大体说来，在批判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一致的，都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上。它们都坚持现代的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的启蒙立场，强调个人解放和个人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将马克思主义批判为或者误导向传统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以反马克思主义还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都是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与传统的等级主义、绝对主义、蒙昧主义、专制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价值的坚定捍卫者和推进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又不像自由主义那样对现代价值持一种非批判的立场，而是揭示了现代启蒙及其成果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具有深刻的批判启蒙现代性的一面。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启蒙的批判，很多人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主义混淆起来，甚至将马克思主义歪曲为传统的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这是一种曲解。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启蒙的批判不是从过去的保守主义立场出发的，而是立足于扬弃现代的未来立场。也就是说，它不仅站在现代立场批判传统，而且站在未来的可能立场批判现代，它是在推进和实现现代价值的意义上批判现代的局限性。因此,它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是历史前进的方向。很显然，虽然同样批判自由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保守主义的同道，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某些可以利用的积极思想资源。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面临着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重因素并置的社会空间。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社会现实因素在观念中的体现，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由现实的复杂状况决定的。这意味着按照任何一种纯粹抽象的思想原则指导现实，都会犯原则性的错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可能并且应该按照等量平均的原则实现一种折中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在尚未达到现代解放水平的时候，已经面临现代本身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在启蒙精神的后面亦步亦趋或者是在传统的立场上反对启蒙，都意味着我们将错失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只有继承同时扬弃现代启蒙精神及其成果的马克思思想能够给我们提供足够多的思想资源，给我们指明一个不仅达到现代解放水平并且超越现代解放水平的未来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思想已经成为我们面对现实和走向未来的基本指引。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中包括了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恰恰相反，它一定不能提供具体方案。它是并且只是高度原则性、方向性和总体性的穿透历史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一定存在着一个当代化和民族化的问题，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修订马克思思想的问题。回顾中国当代历史，这一过程早就现实地发生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就是实现启蒙同时超越启蒙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以时代化和中国化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实践上为中国提供了辩证面对启蒙的立场；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语境化和历史化，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扎根和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现实需要辩证地面对启蒙现代性的必然要求。
CT系统参数标定的精度主要取决于标定模板的几何信息及吸收率等，在传统标定模板的参数标定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标定模板，并根据该模板标定CT系统旋转中心、探测器单元间距离以及X射线旋转方向等相关参数。
当然，这也就提出了辩证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像马克思辩证地对待启蒙精神及其代表的现代文明成果一样，我们也应该结合今天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辩证地对待马克思启蒙批判的基本成果。对启蒙的批判，像马克思已经杰出地做到了的那样，需要去把握启蒙的思想前提和社会历史前提本身，去领会启蒙的历史性，进一步揭示启蒙的历史限度；同时需要像马克思那样领会历史存在的真理和话语叙事之间的鸿沟，不能将观念论的原则直接地等同于客观的现实，陷入对观念话语的非反思性崇拜。在马克思批判启蒙的思想基础上，我们首先需要进一步瓦解绝对主义叙事，从启蒙未能彻底获得解放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原则中解放出来。我们不能再将任何一种价值观念、理论认识或者社会理想看成非历史的抽象真理，进一步反思启蒙以来的盲目乐观主义、发展主义或者完美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其次，在坚持现代主体性的同时，我们要意识到人作为存在的有限性，培养一种自我限度的边界意识，不仅在个体而且在人类的意义上活得谦逊，避免陷入主体无限膨胀的狂热，导致历史的悲剧。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只能认识能被认识到的，只能抓住能被抓住的，只能实现能被实现的。从来没有救世主，人本身也不是救世主。只是从“神本论”倒向“人本论”，绝对的主体主义本身仍然还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最后，我们需要从根本的意义上领会历史本身的连续性和可能性，认识到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存在，只是连续展开的可能性过程，断裂和飞跃只是非常态，因此需要有一种耐心和宽容。这一姿态本身就是意味着一种真正启蒙了的理性的历史精神。
所谓洞穿启蒙的神话就是要放弃高高在上的启蒙本身，从而能够以一种辩证的姿态真正继承和展开启蒙的遗产。在一定程度上，我认同后现代主义者罗蒂的立场。①关于这一立场可见《走向建构性政治》一书的相关阐释。(罗骞：《走向建构性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我深信绝对真理死了，掌握绝对真理的启蒙导师也死了。思想只是谦卑地表达我们对存在和如何去存在的生存意见。思想者不再是掌握绝对真理的精神导师，而是聊天的伙伴，或者喃喃自语的夜行人。思想家无权再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说话，也不要期待一呼百应那样的启蒙盛况。人类精神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论像福柯那样只把启蒙看成一种质疑和反思的社会精神气质②在福柯看来，启蒙的精神气质或哲学气质“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批判”，意味着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气质。(福柯：《什么是启蒙》，见韩少功、蒋子丹主编《是明灯还是幻象》，汪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还是一种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启蒙都意味着一个始终在完成过程中的永远完成不了的任务。人作为人的存在就是不断超越的过程。不论是思想还是实践作为解蔽永远是在启蒙，因此始终走在启蒙和再启蒙的道路上。
参考文献
[1]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罗骞.面对存在与超越实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9]罗骞,滕藤.资本现代性的辩证逻辑[J].广东社会科学,2018(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罗骞(1974— )，贵州安龙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当代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中国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9)01-0001-07
收稿日期：2018-12-20
DOI：10.19563/j.cnki.sdzs.2019.01.001
[责任编辑：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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