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
摘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当局利用女声广播的手段来影响美国士兵的作战情绪与作战士气。美国士兵将这群女播音员戏称为“东京玫瑰”。二战后，关于“东京玫瑰”的新闻报道引起了美国国内仇日情绪与涉嫌叛国的舆论风波，前东京电台播音员伊娃·郁子·户栗·多歧野变成唯一因叛国罪而受审的“东京玫瑰”，成为美国宣泄反日情绪和战争仇恨的牺牲品。
关键词东京玫瑰；仇日情绪；叛国
一、走近伊娃·郁子·户栗·多歧野
伊娃·郁子·户栗·多歧野(Iva Ikuko Toguri D'Aquino)，出生于1916年7月4日，是户栗家族第一位美国公民。此前，伊娃的父母兄弟均出生于日本，是美国的永久居民，但未正式获美国公民身份[1]。为了尽快融入美国，户栗一家举家迁至白人社区，以最大程度摆脱日本文化氛围的影响。无论是学校教育、社区活动抑或是商业往来，家族都极少与日本人联系，且家庭成员交流的语言主要是英语，以努力营造美式家庭氛围。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伊娃逐渐成长为一名典型的美式女孩。在伊娃的同学和朋友眼中，伊娃性格外向，幽默风趣，喜欢开玩笑。伊娃的一名同学回忆：“她从未说过很强硬的话，然而她从未放弃过一点：那就是如果美国需要她，她就会为这个国家，她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而战。”[2]美式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使得伊娃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都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除了血统与肤色的差异，伊娃与其他美国人并无不同。
1941年6月，伊娃的母亲福明Fumi收到在日本的妹夫的来信，信中说明，福明的同胞妹妹志津Shizu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生命危在旦夕，希望能够再见亲人一面，然而，伊娃的母亲也因同样的疾病缠绵于病榻，伊娃因此承担起赴日探亲的任务。由于时间仓促，因此伊娃未能及时申请美国护照，1941年7月5日，伊娃携一张身份证明只身前往日本。而护照问题在日后成为伊娃回国之路的重要障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在战争的阴影下，日美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伊娃的处境顿时变得艰难和尴尬。由于没有正式的护照，因此仅凭之前的登船身份证明难以证明自己合法的美国公民身份，回国之路阻碍重重。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一艘遣送船驶离日本，伊娃被迫滞留于日本。
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伊娃既不懂日语，也不懂日本礼仪，在邻间引起了争议，日本警察不断上门调查，并威胁伊娃加入日本国籍，否则她不能得到食物配给卡。面对恐吓和流言，伊娃仍坚持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拒绝加入日本国籍。为不连累姨母一家，1942年6月，伊娃搬至东京石坝谷的公寓居住[3]。
在曲靖市陆良县，食用菌产业一直都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经过多年的持续发力，2017年全县生产面积已达204万平方米，产量15.9万吨，产值更是达到5.4亿元，形成了以马街、三岔河镇为重点，其他乡镇零星种植的生产格局。
二、“东京玫瑰”广播工作
当《世界主义》杂志编辑弗朗西斯·怀廷收到布伦迪奇的采访文章后，拒绝支付这两千五百美元的同时拒绝了布伦迪奇的文章。理由是，她不会美化一个叛徒[8]。布伦迪奇恼羞成怒，决定报复。布伦迪奇将伊娃的故事再次修改，歪曲事实，将伊娃彻底描绘成一个受雇于日本政府的美国叛徒，并将故事刊登到美国国内报纸上，掀起了社会舆论的风波，“东京玫瑰”涉嫌叛国的消息在国内迅速传开，引发了美国国内公众对伊娃的敌视。随后，布伦迪奇凭借着这阵敌视伊娃的东风，跳槽到田纳西纳什维尔报社[9]。布伦迪奇在“东京玫瑰”的捕猎活动中获利，却将伊娃逐步推入了叛国罪的深渊。布伦迪奇将伊娃签字的合同作为叛国证据递交给情报局，情报局介入调查[10]。在布伦迪奇等人不实报道的推动下，美国公众对伊娃的反对情绪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反对伊娃的阵营。二战后的美国需要找到一只替罪羊来平息公众的仇日情绪与战争仇恨的怒火。一个有着日本血统的美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为日本政府做广播工作，在普通美国民众眼里，无论真相如何，伊娃已经被公众视为邪恶的叛国者，无形中成为美国宣泄战争怒火最好的对象。司法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批准了对伊娃的逮捕证，并宣布伊娃因涉嫌叛国罪将于美国旧金山法院审判。
文化遗产保护，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习近平在身体力行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强调“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事”[4]324，必须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氛围，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必须认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长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长期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去，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才能够使文化遗产真正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发挥文化遗产的教育作用。
同时，科森斯上校向伊娃保证：“你不会对你的人民做任何伤害他们的事，我会亲自保证这一点，因为我已经写好了剧本。”科森斯上校要求伊娃将自己置身于南太平洋的士兵之中，和士兵们一起唱歌，并且语气永远要高兴。同时要求伊娃在面对“敌人”时，一定要微笑。科森斯给伊娃起名叫“孤儿安”，并开始把这个名字写进剧本里。面对战争，伊娃第一次感到自己有用，能够为美国人做些什么[5]。伊娃的台词、播音语气都经过以科森斯少校为首的战俘们的精心设计，同时，节目中混合了美国的流行音乐，这使得伊娃的节目在美国士兵之中很受欢迎。以下节选自1944年2月22日伊娃在“零时刻”的节目台词：
1949年7月5日，伊娃在旧金山地区法院被正式审判。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并未消散，关于“东京玫瑰”是叛国者的流言也没有停止，伊娃仍旧是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人物。在经历了长期的调查和审判后，1949年9月29日，陪审团认定伊娃具备协助敌国广播的叛国事实[11]。10月6日，罗氏法官(Michael J. Roche)判决伊娃犯有叛国罪，处以十年的监禁和一万美元的罚款，并剥夺了伊娃的公民权[12]。从此，伊娃的身上被打上叛国者的烙印，这个污点几乎伴随了她的一生。当服刑期满，伊娃出狱后，她在芝加哥隐姓埋名地生活，即便如此，伊娃也常常收到恐吓邮件和威胁信。
造成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原因，除了农民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与实际上难以摆脱乡村经验的巨大悖论有关外，一定程度上还与城市居民作为“他者”对进城农民工的侮辱、歧视与损害有关，这种歧视和损害加剧了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的困境与危机。在《十七岁的单车》中，小贵在速递公司门前被经理和几个城里同事叫醒，此时，影片从小贵的主观视角，仰拍经理和几个城里同事，镜头中衣着鲜亮的经理和同事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姿态。经理说，我说你们那儿人是不是都有点“秋菊打官司”的劲呀?“你们”二字，显示出城里人对农民工的疏离感，也暗示了小贵“城里人”身份的虚幻。
三、公众情绪与媒体记者的推动
美国的仇日情绪自珍珠港事件后仍在延续，国内逐渐形成了仇视美国日裔的舆论风向。“毒蛇就是毒蛇，不管在哪产蛋，由日本父母所生的日裔美国人仍然是日本人，而非美国人。”[7]此类言论带有浓厚的种族歧视色彩，这意味着，不论是一代日裔移民还是二代日裔移民，通通都被贴上了敌对的标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京电台正式关闭，“零时刻”节目也随之停止运营。但对谜团一样的“东京玫瑰”身份的揣测与想象却没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在美军占领东京后，大批的记者也随之涌入，“东京玫瑰”成为当时最热的新闻话题。最终，两位美国记者，哈利·布伦迪奇(Harry Brundidge)和克拉克·李(Clark Lee)几经辗转，找到伊娃，并向她承诺，只要接受他们的独家专访，并签署承认自己是唯一的“东京玫瑰”的合同，伊娃就可以得到两千五百美元的报酬。克拉克与布伦迪奇惊奇地发现伊娃的故事并非之前国内所流传的那样是一名女叛徒，而是一位暗中帮助美国的爱国者。
为了谋生，伊娃在东京广播电台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但是，伊娃纯正的美式英语口音很快引起了东京电台广播站查尔斯·H·库森斯(Charles H.Cousens)上校的注意。科森斯上校是澳籍战俘，之前是一位出色的播音员，是东京电台广播节目的主要指导人。当时，东京电台已经有多位不同国籍的女播音员从事英语广播。日本当局要求这些女播音员亲口唤起美国士兵们想要快速结束战争的情绪，从而弱化心理抗拒，早日放弃对日战争[4]。由于科森斯上校与伊娃一样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因此语言与心灵的共通让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科森斯上校的推荐下，伊娃成为电台节目“零时刻”(Zero Hour)的播音员，主要负责播出音乐节目。
四、对伊娃·郁子·户栗·多歧野的审判
你好，敌人！把戏怎么样？这是东京电台的安，我们将开始我们的常规音乐节目，新闻和我们朋友的零时刻，我是说，我们的敌人！在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所以，要保持警惕，注意孩子们不会听到的！准备好了吗？好吧，这是你士气的第一次打击，波士顿流行音乐，演奏“打击乐队”！[6]
伊娃的台词以朋友的身份拉近了与美国士兵的距离，并且伊娃语气亲切，充满生气与活力，台词也十分生动有趣，再加上美国流行音乐的播放，美国士兵的情绪非但没有受到消极影响，反而变得更加积极乐观。零时刻节目的本意是激起美国士兵的思乡之情和厌战情绪，但在伊娃科森斯上校以及其他战俘们的共同努力下，“零时刻”节目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娱乐美国士兵、提升美国士气的音乐广播节目。但他们的努力与工作，日后却变成指控伊娃叛国的利器。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国内反日情绪逐渐消散，伊娃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同时，伊娃与律师仍不断向白宫递交请愿书，请求赦免，这也是她恢复公民权唯一的方法。出于对伊娃的同情，1977年，1月19日，福特总统在离任之前签署了特赦令，对伊娃的叛国罪予以赦免，并恢复了伊娃的公民权，这距离她被判有叛国罪，整整过去了28年。而此时的伊娃，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五、结语
正如梅·恩盖(Mae.M.Nga)所言，伊娃作为一个二代的美国日裔，其美国公民的身份和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她也是一个种族上无法同化的“外国公民”。这充分揭露出了美国当时的种族偏见问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国内的仇日情绪空前强烈，并一直延续到冷战时期。当时的日裔美国人的国籍标准被美国政府降为最低，即非外国人[13]。在罗斯福总统颁布9066号行政命令后，美国西海岸的日裔被驱逐并关押在内地拘留营。即使伊娃当时没有前往日本，她的命运与当时千千万万的日裔美国人一样，也会因拥有敌国血统会被驱逐或关押在集中营。他们的公民身份受到了质疑，失去了最基本的美国公民权利。而最为讽刺的是，美国是将伊娃以“公民”的身份进行叛国罪审判的。
这意味着要求一个被否定公民权的美国人仍须履行美国公民的义务，并对美国保持忠诚，之后再次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接受审判，并受到“惩罚”，而最终又再次被剥夺了公民权。对于伊娃·郁子·户栗·多歧野来说，这是不公正的。不论伊娃是否真正做出了背叛美国的事，她都会因自身的敌国血统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当时美国对日裔的歧视、媒体记者的逐利活动，以及国内舆论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美国司法对社会舆论、种族歧视的妥协，也是美国司法史上的一大污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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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3][5][6][8][9][10][11][12]Kawashima, Yasuhide. The Tokyo Rose Case[M].Kansas：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2013.10.11.22.33.33.43.55.43.129.135.
[4]上坂冬子.东京玫瑰：日本战时心战广播之花[M].陈宝莲，译.台北：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134.
[7]戴超武.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1849—199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7.
[13]Mae.M.Ngai.Impossible Subjects: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117-224.
[14]郝振明.美国司法史上一大污点“东京玫瑰”案[N].包头日报，2011-11-2(2).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9)04-0103-03
作者简介赛志伟(1993-)，女，辽宁大连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
【责任编辑：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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