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对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原则方法进行深度的思考和探索。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致力于巩固解放区的建设，同时对新中国政治的构建进行探索。刘少奇从突出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划分阶级范畴、群众路线等方面在政治上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做出了有益探索。
关键词：刘少奇 ；人民当家做主
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致力于巩固解放区的建设，同时对新中国政治的构建进行探索。在政治建设中，对如何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如何有成效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刘少奇通过总结经验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思想。
一、以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为中心进行人民民主专政建设
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替代工农民主专政。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是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1]（P1287）“人民”的范畴在概念上超过了“工农”，包涵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实践中逐步发展为一切爱国的以及支持社会主义的群众。
●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为政权建设的出发点
以经济解放为目标的政治斗争，定有与经济利益集体相对应的阶级性，直接表现为政权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要争取群众对政权的支持就要立足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建国前后多次强调，首先要使劳动人民的穷苦状态有所改变，才能提高群众情绪，支持战争和政权，指出保障人民生活以外，“还必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2]（P162）同时，刘少奇关注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包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非无产阶级个体的生活，强调对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应该实现政治上的消灭而不是个体消灭，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1949年5月刘少奇出席华北职工代表会议指出：“应该让资本家的生产能够提高。”[2]（P206）在土改期间中央对地主阶级的土改政策偏左的背景下，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在分配土地以前是革命的，不要反对。”[3]（P79）事实上，革命的方式不仅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也间接剥夺着地主的生存权。对此，刘少奇在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除中农必须坚决联合，富农不可过分侵犯，一切必须要照顾到的地方都要照顾到。”[2]（P42）此后，中央对地主阶级明确了新政策，指出对于汉奸、豪绅、恶霸等也要留下能维持他们生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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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政治参与权力的保障与主体的扩大
基于党主要任务的转变和缺乏城市管理经验等原因，刘少奇意识到执政能力提升必须重视党员的生产、管理等综合能力的提升。他认为党员脱离生产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等严重后果，应该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执政能力。1957年，刘少奇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党员干部脱离生产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错误”。[2]（P385）
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刘少奇依据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是“幻想的反映”原理，结合我国宗教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征，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在对信教群众的意识改造中，首先党要正确看待群众中的信教问题，正确理解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信教自由。同时，实现对宗教信仰的有效管理，对信教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逐步实现无产阶级意识替代宗教在教众思想上的引导。
●探索民族区域自治与宗教信仰自由
民族区域自治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的民主与专政的实现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旨在实现党中央对少数民族的领导和少数民族人民自治权力的辩证统一。而实际中，部分汉族领导存在“包办”的做法，部分少数民族上层存在民族地方主义思想。对此，刘少奇认为应该以克服大汉族主义为立足点来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明确提出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宗教习惯，并以宪法的形式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强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要从具体情况出发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严格禁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2]（P616）“只有坚决地克服了大汉族主义的任何一种细小的表现，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才能顺利地克服。”[1]（P1287）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管理，实质是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决定自己内部事务的基本权力。同时，刘少奇也主张在少数民族干部成熟、情况了解、群众中有了准备”[2]（P232）的前提下可以“慎重稳进”地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同时，刘少奇十分提倡妇女、青年、职员、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不同群体参与政治。1948年8月，刘少奇提出妇女应该在战争结束后更多地参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今后，妇女都要专一门，要有妇女工作职业干部和妇女运动的职业家。”[2]（P159）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在北平打倒蒋介石的问题上，“工人所起的作用不如学生。”[2]（P108）他认为青年学生是政权的基础和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建国初，他多次说明要向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学习，并且吸收他们用自己的技能为祖国建设出谋划策，1949年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特别说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5]（P6）
二、以清晰的阶级范畴为基点逐步形成治国理政基本规制
建国前后，实现群众主体地位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实际操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落实人民民主专政。刘少奇将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制度建设结合，从抽象理论到实践操作层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在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
民主制度的实现要有相应的保障民主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辅佐。政策的执行遵循由上而下的秩序，刘少奇认为政策科学与执行机制健全能有效促进政策执行。科学的政策必须遵循人民诉求，“政策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而制定，也要根据群众的斗争和要求来修改。”[2]（P88）实现这一要求的途径是善于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刘少奇不仅在重大决策前亲自调研，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重视调研。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以委员长的名义给人大代表发出通知，要求人大代表把在生产、工作、社会生活方面群众的意见随时告知常务委员会。并多次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人大要建立经常的视察制度，在任期他每年都分期分批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逐步形成人大代表巡查制度。
基于对新式政权的思考，刘少奇强调正确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主张在专政中对敌对阶级应该实现有效管理并非消灭。在农业生产关系中，刘少奇提出划分阶级的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7]（P114）并且根据实际变化加入了对于地主阶级的两类“化形”，一类是以工商业收入为全部或一部分生活资料者，这应鼓励与保护。另一类是伪装穷人、小贩或商人，隐蔽目标，保护其封建财产就应该被彻底没收土地。在工业生产关系中，刘少奇认为可以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非无产阶级的人员和集体的知识和能力应利用起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权。
●探索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国城市马拉松与国外相比起步比较晚，美国波士顿马拉松开始于1897年，是全球首个城市马拉松比赛，中国最早开展马拉松的城市北京成功举办首届马拉松在1981年比美国晚了100多年。还有人们观念的滞后，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迫使人们把精力过多的放在了经济条件的改善方面，忽视了对身体和精神的充实。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国家对体育越来越重视，同时也看到了体育给国民带来的好处，马拉松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载体，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国内各个城市国内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加强有马拉松比赛经验城市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城市资源积极筹办马拉松赛。
刘少奇多次参与指导建立党校和学院，探索利用学院和党校等教育基地以点带面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3月，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关于旧职员的处理原则复北平市委并华北局、天津局市委电指出，改造留下来的旧职员等人的途径是组织特别训练班，送至高等学府进行学习，完成后派遣到其他单位。可见，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的思路是由集体教育实现个体的改造，再使个体分散到实践中服务、带领群众，从而实现思想水平整体提升。所以，刘少奇在倡导党员接受政治教育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统一。刘少奇认为党员的双重身份可以实现这个目标，提出党员不仅要从事社会职业，还必须在党的一个组织的分配之下担任一种工作，否则就会“减弱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8]（P71）
●探索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政策有效执行的长效机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是以无产阶级政权为基础，在经济统治中运用“计算与监督”的方法实现对非无产阶级的改造——“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亡。”[5]（P245）这种“消亡”也伴随着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民主专政与吸收非无产阶级创造成果的统一。因此“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替代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6]（P1060）刘少奇认为新式的人民民主专政要联合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础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4]（P5）
在阶级划分的指导下，巩固民主专政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保障最广泛人民的意愿实现。中国是个利益集体多样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在当时的革命和建设中并没有在总数上占绝对优势，民主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因而保障民主制度的关键就是首先保障基层民主，它的广泛性与真实性必定是从下而上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基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刘少奇评价人民代表大会是一种“从下至上的、经常的、巩固的制度”，[8]（P56）并且“是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2]（P272）
制度法规的约束可以最大限度排除政策执行中领导人的主观因素。为此，刘少奇十分重视监察制度和权力制衡机制的完善。他强调党员群众的监督是最主要的方式，但同时要调动民主党派、新闻舆论等多方面的监察主体，并在1952年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制衡权力的思考，刘少奇土改期间提出干部回避制度的思想，“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回避在本地工作的原则”，[2]（P90）提高领导队伍的纯洁性。建国后，提出“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2]（P554）其实质是保障审判、检查权力的独立性，以此实现公检法与行政之间的相互制约。
三、以群众路线为旨归加强党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的主要任务从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转变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刘少奇对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社会管理能力、党员充实和发展等问题做出了一系列探索。
●党员的思想改造与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统一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就是加强思想建设。因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1]（P1438）建国前后，刘少奇把党的思想教育和领导视为第一位，基于部分党员理论水平不足的情况，提出：“我们党的建设中的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9]（P327）
基于此，本文主要采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江苏省A市J、X、S社区征地拆迁过程中三种类型钉子户抗争事件的实践考察，以“策略主义”为分析视角，侧重于探讨地方政府回应钉子户抗争的行动逻辑究竟为何？对地方政府应对抗争行为的内在机制展开深入的理论解释，包括三个问题：一是分析地方政府“软化”钉子户抗争的策略和手段是怎样的？二是主要关注抗争事件的背后，地方政府采用“软策略”这种行动逻辑的内在机制是什么？三是这种“软策略”本质上反映的是何种治理技术？这些构成本文重要的研究动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初由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刘少奇通过土地改革的民主实践中发扬民主、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为基础，到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实践中最终建立起来。1947年5月，刘少奇在土改中提出：在土改运动中“应组织经常的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委员会及县、区农民代表大会等，让农民选举，农民代表大会统治一切，并经过他们来改造政府和党的组织”。[2]（P78）在土改的现实需求中确立人民参与政治的基层代表会议制度后，刘少奇把保障基层民主的思考运用到政治建设中。1947年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工委制定《关于政权形式问题给冀东区党委的指示》决定：“望在土地改革中，应将解放区政权，改组为人民代表会政权。”[2]（P104）至此，来源于实践事务的人民代表制度逐步成为保障政治民主建设的根本制度。
在微小型姿态测量系统中,为保证精度 MEMS传感器的坐标系与载体坐标系的对应轴平行或垂直。当成像探测器高速飞行时,沿着前进的方向(横滚轴)受运动影响会产生明显变化的加速度,探测器的前进方向上产生的运动加速度仅对加速度计的特定轴有影响。载体坐标系和MEMS传感器坐标系的相对位置关系如图4所示。
●提升以职业技能和管理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服务能力
在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人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与民主程度往往成正比。建国前后，刘少奇从保障群众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扩大政治参与的主体两个方面着手扩大群众政治参与。在1947年给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的信中，他提出要保障群众的监督、选举权利，指出群众有权利批评与撤换任何干部。主张群众以监管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以群众监督和选举权利为基础的“群众的民主”作为保障政治廉洁的必要条件，指出“也只有充分发扬群众的民主，才能清除我们党内及一切贪污腐化及官僚主义的现象”。[2]（P75）群众监管政治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推行，在7月25日毛泽东把这封信批转各地，要求他们按照信中所阐述的原则检查领导的一切群众工作。
建国前后，形势要求党员快速提升实践服务能力。一方面，刘少奇倡导党员学理论、总结经验、向国内各阶级学习、向苏联等其他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他提倡善用非无产阶级的智慧成果，主张吸收和改良旧的政治机关和旧的经济生产人员，以加速党员自身的服务能力。1949年，在指导天津市委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电报中，刘少奇明确指示没有主要负责人的企业，除非无法提拔或者派去的人是该企业的内行，否则负责人要“从本企业职工中提拔适当的人员代理”。[3]（P175）同时，旧统治阶级组织的生产、企业机构，在旧社会秩序更迭成为新社会秩序之后，“依照革命阶级科学准备的水准逐渐地加以改良即可。”[2]（P176）
●以群众基础充实党员力量
刘少奇主张从群众中发展党员和干部，并逐步将发展党员的范围扩展到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范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使工人懂政策”。[2]（P209）在无产阶级中发展党员，可以最大程度保障党的政治立场。但面临新任务的中国共产党，既要具备更坚定的政治立场也要迅速地掌握各项管理技能。对此，刘少奇主张在思想觉悟上提高党员的标准，但在吸收党员的阶级范畴上可以抛弃在民主革命中主要看阶级成分的观点，吸收非无产阶级党员。他强调，最重要的是思想觉悟上向组织靠拢：不仅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而且阶级觉悟不能局限于感性认识，“一个人的阶级觉悟仅仅从感性知识中、从实际生活中得来是不够的，还要提到理论的高度。特别是共产党员更要做到这一点。”[8]（P81）以此为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群众政治思想素质有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刘少奇多次倡导发展知识分子、学生、民族资产阶级党员，甚至在吸收党员条件中对于敌对阶级的人员也主张给予入党许可，“在基本上抛弃了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9]（P69）的人，即使出生剥削阶级仍然可以入党，从而拓宽了党员吸收工作在人民群众中的覆盖面。
2016年企业研发投入的参数β2=7.41，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研发费用每增加1万元，主营业务利润增加7.41万元。P值为0.058，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明2016年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于2017年的主营业务利润有显著影响。
3) 等待按键信号，等待工人安装零部件并将发动机转到合适的安装位置，如果等待时间>5s无信号则报警提示按键异常并结束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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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DOI：10.13784/j.cnki.22-1299/d.2019.02.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17AZD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艳珍，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助理研究员，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了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财政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领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深远意义，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决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
黄建国，中共湖南省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责任编辑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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