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国策研究
·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专题·
[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文明成果，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意蕴。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还需要对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智慧的继承和创新。从社会治理逻辑起点上看，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的性善论，法家提出性恶论、道家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从社会治理的目标上来看，儒家主张重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世界，法家提倡统一天下，富国强兵，道家是为实现“小国寡民”。从社会治理实现路径上看，儒家提出“为国以礼，德主刑辅”，法家提出“以法治国”，道家则是“无为而治”。梳理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启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和谐社会关系，加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坚持德法共治，法与时移，全面深化改革，加强普法，严格执法，清除“官本位”思维，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实现“天人合一”绿色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德治；法治、无为而治
40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也带来了“成长的烦恼”。中国的社会治理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这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必须同步更新。任何制度的建构都离不开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或社会心理特征，社会治理也无法超越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习惯。2014年10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的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1]。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还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智慧的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历久弥新。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的发展历程，积累了丰富的文明成果，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意蕴，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仍有启示意义。
一、中国传统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中社会治理思想博大精深，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派都对社会治理有过系统的论述，并形成了儒法合一为主要特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具有简约主义特征的社会治理实践[2]。
(一)儒家社会治理思想
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包含着丰富应对社会纷争和治理的策略，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主体框架。在强调德治主体地位的同时，主张辅之礼治、刑治等多元治理方式，凸显德治为主，刑礼为辅的社会治理思想。儒家认为人治、法治、德治、礼治都拥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能够达到不同的治理效果，追求通过德治进而达到自治的社会治理终极价值追求。儒家多元治理思想对于中国社会治理形态的形成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思想包括：
本次调查的农村供水工程中，内蒙古丰镇市、化德县较多地采用PPR管材作为供水管网的主干输配水管道。河北省安平县普遍将PP-R管用作入户管（主干管网采用PVC-U管材）。
1.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性善论。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中个人是置于社会之上的，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社会成员的德行。孟子提出性善论，天赋于每个人以“四心”“四端”：即“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善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认为人通过习善可以达到善行，“人皆可为尧舜”。儒家社会治理追求良好的社会秩序，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应该由贤明君主和良善的文官系统实行对社会自上而下的控制。首先，统治者要修身立德，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孔子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从而实现社会之治。其次，每个人都应该把仁作为最高的信念，“志士仁人”，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无时无刻不仁，即“无终食之间违仁”，努力达到圣贤的境界，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立大一统的内圣外王，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2.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目标——重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世界。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动乱，百姓苦不堪言，面对这些现实，儒家认为社会治理的目标应该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的 “大同”世界。“大同”世界是儒家对理想社会的一种称谓。儒家关于大同理想社会的远景目标在《礼记·礼运》中有详细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状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己；力，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孟子描绘的和谐社会状态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其乐融融、各得其所，表达了天下大同的美好构想。
3.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路径——“为国以礼，德主刑辅”。孔子认为礼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遵守礼的规范应该是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还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治理的内在准则，“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礼记·哀公问》)儒家非常重视礼治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通过“礼”修身养性，涵养道德、克制己欲，已达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治理状态。同时孔子主张德治，认为德治是社会治理核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核心是希望执政者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对广大民众进行教化，使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成为所有人的自觉、自律的准则。同时孔子也不否定刑政之治对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提出德主刑辅的治理思想。《论语·为政》中明确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德治与法治皆不可偏废，主张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治理思想。
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规划、指导、管理和服务工作；各级发改、财政、国土资源、环保、税务等相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出台具体有效的政策措施，共同促进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确保目标顺利实现。
(二)法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道家的社会认知与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于儒家和法家，道家把道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宇宙万物的本原，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达到无所不为的境界。具体思想包括：
综上所述，该新型二氢吡喃并［2，3-c］吡唑类衍生物对体外培养的Bcap-37细胞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引起的癌细胞早期凋亡可能由细胞内线粒体通路和细胞外凋亡信号通路共同介导，具有潜在的抗肿瘤活性，可作为先导化合物进行结构优化，但该化合物的体内抑瘤作用和具体作用靶点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法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目标——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在中国，国家富强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如何处理国家富强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是每个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法家看来，富强是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富国强兵的思想流派，提出变法改革，富国强兵和统一天下的理想抱负。法家首先意识到富强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把富国强兵作为治理的终极目标[5]。法家认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无论其拥有多少土地和人民都是没有意义的，《管子·治国》指出，“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商君书·算地 》提出，富国强兵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关系到当时每一个国家的存亡，国家富强便可以在兼并战争中获得胜利，而在兼并战争中获胜的结果便是国家控制区域的扩大，这是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孜孜以求的，同时也是法家一度在列国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管子·牧民》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
3.法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路径——以法治国。法家提出社会治理的关键是协调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提出思想和行为控制的主张，主张通过严厉的刑罚，遏制各种社会越轨行为，倡导“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一断于法”，强调法治的优越性。 法家认为法治具有广泛的约束性，比德治和礼治更能保持社会稳定、更具社会整合力。法家主张法令一旦颁布生效，就应当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统一标准，必须做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家认为，治理国家除了采用高压手段，还要注重发挥利益的约束作用，要加大惩罚的力度，以达到“以刑去刑，以杀止杀”的目的。主张积极改革法制，反对因循守旧，认为法律制度建设要与历史发展的步伐同步，商鞅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也认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凸显法制建设要与时俱进。
(三)道家的社会治理思想
法家反对儒家德治教化的“人治”主张，法家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注重法制建设，法家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其社会治理核心思想是任何时候任何事都必须严格遵守既定的法令制度，而不依赖管理者的个人偏好或主管臆断。具体思想包括：
3.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目标——“小国寡民”。老子对理想中社会的描述为“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80章》。老子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国家规模十分狭小，人们的生活状态及其原始，人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对原始质朴的生活十分满足，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交往，过着十分封闭的生活。
2.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路径——“无为而治”。道家最核心的社会治理主张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没有行为活动，不是懒政堕政，而是在知民意前提下，顺民心，让社会自然发展。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而说明自然道是社会治理的最高价值追求，就是社会治理要顺应自然规律，反对人的欲望和俗世权谋，不能人为干涉，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国理政要尊重客观规律。强调自然规律的自我运行，社会的自我发展。《老子》更将“百姓皆以为他们本来就如此，从不轻易地颁布政令，顺其自然，不作非分之求，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妄加干预，不知有什么人治理”作为治理的最高境界。在社会治理方式上，主张抛弃以往一切人类社会积累和传承下来的社会治理方式，重新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老子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主张无论是治理社会还是治理国家关键在于稳固政权需要，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社会治理思想主张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先治吏、正己修身、居安思危等等。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对于中国国民性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形成，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6]。
1.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惟道是从，道法自然”。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产生、发展的本根、过程和规律，普遍作用于宇宙万物，也是一切社会活动应当遵守的准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提出，包括人类社会政治治理在内的一切人事活动当“惟道是从”，就是要求任何事物都应顺其自身的情状而生长发育，而不可有外在人力干预。而道“周行而不殆，混而为一，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如何做到“惟道是从”，如何实现遵从社会政治自身的准则而治国理政，老子给出的逻辑起点是“道法自然”。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现实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在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过重大作用。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精华，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指引与价值支撑。
我说，人生不长，快乐就好，死亡是一条最终的地标，人人都会抵达，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只有把理想贯彻始终，才能展现出生命的韧性与坚强。
(一)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启示
针对心智障碍成员的未来安置，照料者们比较集中的迫切诉求是：希望政府能建立专门针对心智障碍人士的养老院舍；改进当前的阳光心园和阳光之家并进行制度建设，完善面向心智障碍人士的日托服务，建立并完善全托机构；由政府购买服务为“老养残”家庭提供每周一到两次的钟点工服务；建立相应的信托基金。在上海现有的社区助残服务中，钟点工服务在“老养残”家庭中已陆续开展并得到了肯定，但建立专门针对心智障碍人士的养老院舍和全托机构的诉求目前仍仅是一种表达性需要，有待深入调查和进一步研讨论证。
1.法家社会治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性恶论。法家反对德治、倡导刑法。法家是基于趋利避害是人类固有本质的理论假设，法家认为人性本恶，社会秩序的混乱是由于人性中的恶的膨胀和外化的结果[3]。《管子·禁藏》所言：“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好利之性的结果就是“争夺生而辞让亡”，趋害的结果就是“残贼生而忠信亡”[4]。所以法家主张通过法制来进行社会秩序的重构和保持社会的稳定，通过赏罚使人服从王法，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商鞅认为，出于对生存需求每个人都会在利弊之间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商君书·算池》指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责求荣，此民之情。”
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和谐社会关系。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继承了殷周时“民为邦本”的思想，提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必然围绕着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发展人民这个核心。首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其次，实现社会和谐要依靠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社会治理的力量来源于广大民众，依靠群众能克服一切困难，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习近平指出：“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民心稳，则社会稳、政权固。社会治理要以人民满意为根本标准。习近平强调：“检验我们工作的成效，最终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社会治理就是要随时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2.加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坚持德法共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首先，儒家社会治理思想强调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注重德治、法治、礼治、仁治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更需要多元交互共治。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等思想充分体现了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其次，坚持德法并治。道德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和保障。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是人的行为价值取向，法律是人的行为底线，两者相得益彰，相互补充，法治与德治作为两种不同社会治理方式，各有其特点，法治作为刚性的社会治理手段，主要靠强制的手段和方式规范人的行为底线，德治是一种柔性的社会治理手段，主要靠道德榜样感染、社会成员内心信念来维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共同维护社会的秩序，推动文明的进步。所以社会治理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即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二)法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启示
1.法与时移，全面深化改革。法家秉承进化的历史观，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治理方法也要随之变化，“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7]。《韩非子·五蠹》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强调治理国家没有永恒不变的方法，法治是唯一的途径，法律制度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治理也要随着历史同步发展，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效果。目前，我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革，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资源重组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需要改革甚至废除一些原有的制度，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坚定改革的信心来面对各种阻力和障碍，法家不畏强权坚持变法的态度和信念能够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动力支持，是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
2.加强普法，严格执法。 法家为了实行法治，保障法治的实施，要求颁布法律，将法律公开，宣传法治，让人人学法守法，“布之与众”。韩非子提出：“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商鞅为了把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法律上，要求一切不合秦法的规章制度、观念都要取缔。在普法途径上，法家的做法是“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法家主张宣传法律，普法教育要设置专门的官员，以确保对法律准确无误的解释，增强普法队伍的专业性。《韩非子·饰邪》提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主张在推行法治的过程中，要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带头守法，要求“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中国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不能有法外之民，当前我国在严格执法方面，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应该起到示范作用。
(三)道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启示
1.清除“官本位”思维，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为执政者只有不存私心，不谋私利，不乱为、妄为，自觉“去甚、去奢、去泰”才能体察民心、倾听民声、顺应民意，才能做到“以百姓心为心”。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对“以百姓心为心”最好的诠释[8]。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急速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也巨大膨胀，受此影响，部分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人员贪污腐败，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破坏了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厉行八项规定到反四风不松劲，从“打虎”、“猎狐”、“拍蝇”，从完善党内法规到落实两个责任，都是对“百姓心为心”的传承和践行。首先，清除“官本位”思维。要从思想上做起，转变旧式观念，摒弃“高高在上”思想。要树立公仆意识，正确定位、降低姿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应当“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次，建立全方位的监督系统。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监督就跟踪到哪里，做到防微杜渐。最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反映。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以党风带政风和社会风气。
2.“天人合一”，绿色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除了依赖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完善与调整，还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9]。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以此统摄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运行规律。庄子最先阐述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奠定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传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这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协调相生关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首先，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解决环境问题。“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其次，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努力构建健康安全友好的自然生态格局[10]。
“凡弘文、崇文生，皇緦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一家听二人选。职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书门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书等子孙并侄，功臣身食实封者子孙，一荫听二人选。京官职事正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带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荫一人。 ”〔1〕(p1173)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11-6.
[2] 魏礼群.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研究[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4)：28-30.
[3] 钱大军.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家传统及其价值[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36-38.
[4] 荀况.荀子校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34.
[5] 孙晓春.先秦法家富强观念的现代反思[J].政治学研究，2014，(5)：54-58.
[6] 张林江.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智慧[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12)：31-35.
[7] 赵丹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3，(3)：45-50.
[8] 邬秀珍.道家治国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湘潭大学，2016，(6)：98-100.
[9] 吴志成,吴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3)：76.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8.
高斌.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梳理与启示[J].知与行,2019,(3):65-69.
[收稿日期]2019-02-02
[作者简介]高斌(1983-)，男，黑龙江抚远人，讲师，硕士，从事社会治理、公共政策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G01；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3-0065-05
〔责任编辑：刘 阳〕
标签：社会论文; 法家论文; 儒家论文; 思想论文; 德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知与行》2019年第3期论文; 中共梅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