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守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是人类学知识论的内在诉求。而倡导民族志书写的艺术性，则是人类学实践观的外在条件。在古典民族志阶段，由于对“科学性”的过于强调，淡化了民族志外部的艺术性特征；而在后现代民族志时期，由于对“艺术性”的过于重视，则削弱了民族志内在的科学性本质。当前西方出现的民族志反思与批判热潮，是对民族志科学性和艺术性现时关系的最大表征。而诸多中国学者在民族志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上的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则是中国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因此，民族志要走向现代性，必须在这些争论与反思中继续前行，建构起以人类学“公众”为对象、关系主体为核心、实践指向为路径的民族志范式，才能实现民族志求真至善唯美的书写目的。
关键词：民族志 科学性 艺术性 当代性
民族志书写和民族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视角展现人类学对异文化的收集、整理、记述的过程和结果。而文化描述与文化批评作为民族志书写功能的“两翼”，一直以来都受到人类学家的青睐和重视，且对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人类学及民族志向纵深发展的进程中，相关争论也随之出现，反思及批判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两本人类学反思作品的相继出现，人类学界对民族志及其书写的批判与反思达到了高峰，一系列与民族志及其书写主题相关的批判和反思作品也随之涌现。因此，“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在人类学内部，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理论探讨和革新中最活跃的竞技舞台。民族志的注意力在于描述，而就其更广阔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意蕴而言，民族志的写作就更富于敏感性，因为它将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discourses)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注]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传统民族志反映出来的种种缺陷和现代民族志展现的多样化症状，都直接或间接地表征了民族志书写在人类学中的重要性和危机感。“缺陷和不足常常标志着知识的魅力，它们象征着一种重新系统地阐述老问题和提出新课题的努力。”[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10页。在西方，有的学者主张“去新返旧”，复兴传统人类学研究范式；有的学者提出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中，加强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批判性；有的学者坚守实证主义传统，提出“科学”的人类学理想；有的学者倡导人文主义理念，提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民族志想法。在中国，很多学者也参与进民族志书写的理论和实践争论中，提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民族志书写范式和理论主张。比如，“主体民族志”“感官民族志”“线索民族志”“关系民族志”“实践民族志”等相关范式层出不穷；蔡华和马腾嶽等中国学者在民族志书写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上的争论，更是体现了中国人类学者对于民族志书写危机的关注和忧思。中外学者在民族志书写上的种种尝试，对于民族志向前迈进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但研究也出现了总体化视野、一般化范式风格、“大理论”模式的权威等特征，在现代社会似乎已经放松了它的操纵力量；现象的规律性有被生活的意义、例外情况和不确定性所取代等危险。因此，对于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和特征之一的民族志及其书写来说，其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则成为当前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中重中之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正如保罗·拉比诺所说：“对民族志写作中的表征危机的元反思(metareflections)表明了人类学关注的重心已从对它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开始转向对我们文化中的表征传统和元表征的元传统的一般性关系关注。人类学与它的‘他者’之间宏观和微观的权力话语关系终于开始面对质询。”[注]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04页。民族志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作为民族志书写中面临的最为重大的两大主题，其能充分展示民族志书写的元传统和元理论，理应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对古典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的比较分析，重点关注科学性和艺术性在两个民族志发展阶段的重心转换和此消彼长，进而在现代性书写背景下，对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传统和艺术性现实进行反思，最后提出民族志书写的当代建构的相关议题，以就教于大家。
一、科学性：古典民族志书写的目标诉求
人类学对于“科学性”的认识和追求由来已久，学术界理论流派众多，观点纷呈，争议不断。纵向去看，从马林诺夫斯基把对文化元素的功能相关性的分析，看成是“文化科学”的内核肇始，其间经历了真理是可寻的、单一性的、普遍性的和显现性的现代主义阶段，而后迈入真理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在跨越其科目时以及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富有变异性的阐释现象的理解时期，最后又来到当代人类学家倡导的民族志是文学作品，民族志是“部分的真理”的结论里。横向去看，民族志书写一直处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矛盾冲突中难以自拔。文化真实性的方位在哪里呢？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思维中还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整体？显而易见，有关文化真实性的方位引发的争论在民族学争论当中耗费了多得令人可怕的时日。[注]埃尔曼·R·瑟维斯：《人类学百年争论 1860-1960》，贺志雄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6页。比如，在中国，蔡华从自身田野工作和案例出发，从实践和知识论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的有关见解展开对话，认为民族志作者是能够认识异文化、民族志书写具有客观性，进而推进了当代科学民族志方法论的建设。[注]蔡华：《当代民族志方法论——对克利福德质疑民族志可行性的质疑》，《民族研究》2014年第3期。而马腾嶽对蔡华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对科学的理解不应再框限于实证主义对于客观性的要求，而应包容对不同形态的知识追求。从单声走向多声民族志，展现后现代研究者面对不同形态知识表现出的更大的反身性、包容与谦卑。[注]马腾嶽：《论现代与后现代民族志的客观性、主观性与反身性》，《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在西方，与这个争议相关的主题实在太多，比如，米德和弗里曼之间不对等的争议、斯图尔揭露孟朱在描述玛雅人中的失实记录、奥贝塞里克和萨林斯对库克船长之死的不同说法等，它们都把这一问题向着纵深方向推进。笔者在此处无意对这些观点进行正误认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争论中，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慢慢浮出了水面，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者到远方去开展田野作业，目的是在那里去寻找有关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理解，而实验民族志作者却偏重从远方文化中去寻求本文化所缺少的文化形式，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前者把非西方文化当成人类文化的基本形式加以研究，后者则把非西方文化当成西方文化的替代形态加以尊重。前者是一种分析，后者重在文化展示。因此，前者是追求“科学”的人类学，后者是追求“艺术”的人类学。[注]Robert Aunger，“On Ethnography:Storytelling or Science?”CurrentAnthropology，Vol.36,No.1,pp.97-131.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对民族志的科学性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主要着手对古典民族志的科学性进行分析及反思，以期为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形成提供历史依据和为民族志科学性的现实建构提供启示。
古典民族志的科学性范式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现代民族志所足构起的。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的“导论”中，马林诺夫斯基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为“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建立了准则。特别是针对民族志作者来说，他认为：“成功只能靠耐心以及系统地运用常识和通行的科学法则，而不能指望不经努力和挫折就发现某种神奇的捷径。方法原则可以归纳为三条：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该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注]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就是在这样的准则基础上，以马林诺夫斯基为首的古典民族志学者们建构起了科学民族志范式。
具体而言，古典民族志的科学性主张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在民族志作者的立场上，存在“零度书写”与“非零度书写”之争。“零度”书写的说法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一书，其基本意思是指任何写作都是客观、中立的书写。巴尔特在该书中主要致力于对这种书写的批评，指出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非零度”的写作，都是作家和社会关系相结合的产物，这是书写的“阿基米德基点”。因此，“作家并未被赋予在一种非时间性的文学形式储存库中去进行选择的自由。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作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立的。”[注]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04页。在书写的客观性上，存在“权宜”书写和“权威”书写之论。有学者指出，民族志书写就是对异文化的翻译和解释，而这种翻译和解释都“只是与各种语言的陌生性(foreignness)达成妥协的一种近乎权宜之计”。[注]Walter Benjamin，Illuminations，New York:Schocken，1969，p.75.的确，“文化分析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并且，更糟糕的是，它越是深入，就越是不完全，它是一门奇特的科学：它说的最多的论断恰是其基础最不牢靠的论断；在这门科学中，想在眼下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恰是在强化你自己和他人的怀疑：你恐怕并没有弄对”[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7页。。在书写的修辞上，存在书写文化和建构故事之别。对于古典民族志作者来说，民族志书写是科学之事，必要的修辞是为了达到对文化的精确描述和分析。而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大部分的文章虽然焦点在文本实践，然而都抵达了文本之外的语境：权力、抵抗、制度限制以及创新的语境。打造民族志成为了一件手艺活，与写作的世俗之事相关，民族志的多种写作方式支配了内在一致的民族志虚构的铭写(fictions)。这样，民族志的真理在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第30-35页。
具体而言，科学民族志范式主要由田野工作、民族志主题和思想、民族志书写者三要素原则或目标组成。首先，田野工作上，马氏认为：1.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必须以翔实明确的大纲记录下来。2.这一框架应以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type of behaviour)来充实。3.应当提供对民族志陈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和巫术程式的汇集，作为语言材料集成和土著人精神的资料。田野工作目标指向就是把握土著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他的世界的看法。[注]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18页。其次，主题和思想上，民族志总体化视野、一般化范式风格、“大理论”模式的权威等主题和思想得到了充分展现。民族志总体化视野，主要反映在民族志书写的“整体观”上，要求民族志要较为详细地反映出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以便为读者提供一幅有关社会与文化的“全景图”。张海洋在《人类学通论》中把古典民族志归为实证——结构论的母体范式，这个母体范式遵循着以下几个原则：本体论上的社会超有机体假说、认识论上主张以观察和检验为主的经验主义、方法论上强调观察和比较的科学主义、主位视角和研究者的价值中立、研究的应用性取向，这个母体范式的构成要素本质是是启蒙运动的理性哲学加自然科学的方法。[注]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4页。这些都促成了古典民族志一般化范式风格。同时，在古典民族志中，对文化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结构功能论、社会决定论等大理论模式的喜好显露无疑。再次，民族志书写者上，古典民族志除了倡导研究者的价值中立之外，还主张科学民族志必须保证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二为一、田野调查者须熟悉本地语言、田野时间要保证在一年左右、与土著保持接触的机制、积极的研究方法、广泛详细地调查和记录以及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价值追求，等等。总之，古典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范式，充分展现了一部“好”的民族志应该具有的基本特征。比如，通过描写田野工作环境，解说日常生活的意义，关注微观过程来暗示人类学者“曾身历其境”；通过对异乡他族的文化和社会进行跨越界限的翻译，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语言功底，并表现他对土著文化的意义和主体性的把握；民族志赋予了文化整体观的意义，等等。[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47页。
水污染是工程运行中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在后续运行管理中需严格执行水质检测标准，按规定的检测项目进行监测分析，增加水质化验巡检次数和抽检次数，确保水质合格达标以减少水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尾水导流工程运行过程中应统筹兼顾治污、环境保护以及尾水导流工程的建设，为实现南水北调工程输水目标努力，切实保障受水区生态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阵头呈现出传承乏力的景象。这种景象形式上包括阵头团体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少；阵头团体相互竞争逐渐增强，表演空间遭遇其他阵头团体的挤占；缺乏表演机会而造成经济的衰落；“九天”阵头青年往往沦为辍学者、混混等角色，等等。而实质上是因为外来文化冲击下，阵头运动不再是人们唯一的精神盛宴，而仅仅是承担一定精神回忆的社会活动存在，于是观众少了，表演者更少了。此类现象不仅存在于传统体育遭遇西方体育冲击时，而且在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也有大量的案例存在，尤其是在民族和政治转型时期最为明显。
传统固态发酵酿醋制醋醅采用固态分层发酵，现在基本都是以防水水泥制成的长条形醅池代替大缸，也从人工翻醅替换成翻醅机操作。涉及的设备有行车、翻醅机、醅池及吊车抓斗等。史荣炳[36]发明了一种通过机械结构实现自动翻醅的装置。
总而言之，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主要是指民族志作者通过对异文化的客观性、真实性记述和描述，进而达到对文化的真实性把握。古典民族志强调“科学性”的种种实践和目标诉求，本无可厚非，而且是十分值得称赞的。但在科学民族志书写中，一定程度上掩饰或忽视了其背后客观存在的诸多修辞和意识形态性的做法，使得其民族志的“科学性”在后来的人类学发展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民族志作者们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上的做法，还是被人类学界普遍接受。比如，针对《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有学者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尽管在后人看来，本书存在诸多缺陷，但是比较一下本书之前和之后的人类学作品，就会明白这本书的影响之巨，竟然没有几本著作可以与之媲美。”[注]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8页。我们相信，对科学性诉求始终是古典民族志，乃至今后民族志作品追求的价值目标。
对于Z向位移，1#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约为-0.76 mm，3号、4号角点Z向位移最大为-0.80 mm，沉降差为0.04 mm，转角为0.0004°。2#承台1号、2号角Z向最大位移为-0.33 mm，3号、4号角点Z向最大位移为-0.32 mm。沉降差为0.01 mm，转角为0.0001°。
二、艺术性：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取向
“艺术性”的本义是指人们在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时所体现出来的美好表现。艺术性出现在文化领域，则重在强调艺术作品在艺术形象、艺术情节、艺术结构、艺术语言、艺术手法、艺术表现等方面所达到的完美程度。但随着人们对于文艺作品研究的不断深入，艺术作品背后的社会性得到了很好地彰显。比如，马克思主义就十分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指出艺术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是受特定经济基础制约的思想形式。而对于民族志书写的艺术性而言，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则主要是由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出版。正如高丙中在该书译序中所言：“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通常是被看做很单纯(纯科学、客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和正当性。”“大致来说，他不是从文本与社会实体的关系，而是从文本与修辞的关系看待民族志的社会、文化‘整体’的来源。这是新意之所在，也是争议之所在。”[注]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3-14页。
殿中富察氏正喝药，莲心伺候在旁，接过富察氏喝完的药碗，又递过清水伺候她漱口。方漱了口，素心便奉上蜜饯，道：“这是新腌制的甜酸杏子，主子尝一个，去去嘴里的苦味儿。”
后现代人类学，有着后结构人类学、反思人类学之称，后来有人把后现代人类学统称为“实验民族志”。而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马尔库塞和费切尔主要从三大类型入手对实验民族志类型进行了分析。第一，为了克服传统整体观对文化和社会解释能力的有限，实验民族志主张突出文化及社会中的人及其潜在的“人观”；第二，通过叙说世界历史的政治经济过程，重视并考虑权力关系和历史问题对于被研究者的生活的影响；第三，为了揭开民族志的“客观科学”的面具，实验民族志主张利用人类学知识，展开对权力和霸权的批判，真正使人类学家的工作达到反思本文化的作用。基于此，笔者主要从民族志背后的意识形态性、修辞方式的多元化及民族志书写目标的变换三个方面去说明后现代民族志追求“艺术性”的价值取向。
诚然，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民族志作者们不仅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一个“科学”的书写范式，而且也为人类学今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正如高丙中所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20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注]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殊不知，随着《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东方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天真的人类学家》《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等人类学作品的正式出版，科学民族志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被暴露无遗，引发了人类学界的广泛争议。一时间，科学民族志的“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也就是民族志求真至善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就马林诺夫斯基这个科学民族志奠基人而言，有学者认为：“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相悖，作为‘常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徒式的热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征。”[注]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文版序”xii。萨义德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民族志的“艺术性”主要是指民族志在表达异文化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审美性和社会性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书写过程中的修辞方式及书写活动要表达的价值目标。至于引发学界对于民族志“艺术性”关注的缘由，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类学界的几大争议引起人们对于民族志书写背后的知识与权力的分析。比如，关于卡洛斯·卡斯塔尼达的“唐璜”系列著作的真实性的争论、米德—弗里曼关于萨摩亚人有无青春期问题的争执、奥贝塞克里与萨林斯在夏威夷岛上库克船长遭谋杀事件的思考、斯图尔与孟朱在关于玛雅人遭受种族压迫和屠杀问题上的争吵等，都引发出了人类学界对民族志书写真实性背后的语言象征性权力符号的深层思考。第二、民族志相关理论作品的出现，把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价值性问题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去思考。《写文化——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天真的人类学家》《东方学》等作品随引发出来的对人类学书写的理性思考，使人类学界不得不更加重视起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价值性相关问题。第三、在争议和理论刺激下，民族志作者的种种实践，引发出了学界对于多样化的书写修辞的纵深思考。文学人类学、象征人类学、反思人类学、解释人类学中广为涉猎到的深描、想象、隐喻、反讽、人观、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等方法的出现，则使人类学界在这些“幻象”中加深了对民族志书写的认识和看法。第四、民族志书写视野和范围的变化，导致其书写价值和目的在现代社会的变迁，由此引发出人们对当代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取向和重心的思索。当前，随着人类学及其民族志书写的不断发展，其学科优势和作用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彰显。相应地，面向公众和人类社会的人类学书写价值趋向也受到了人类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建立为人类服务和人民的人类学的目标诉求，使得学界对民族志书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然，人类学和民族志一直就有注重作品背后的“艺术”的传统，只是“从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人类学一直是以‘远方文化之谜’的揭示来评价西方‘本文化’的根基的‘艺术’，实验民族志作者的贡献在于使这一‘艺术’得到公开的宣扬”[注]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第160页。。
其次，在修辞方式上，后现代民族志始终主张多元化书写，而且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文学的过程——隐喻法、形象表达、叙事——影响了文化现象被记录的方式，从最初草记的‘观察’，到完整的书，到这些行构在确定的阅读活动中的‘获得意义’的方式。”“一部作品在描述了事实之外，还被认定表达生动或经过艺术构思；表现力和修辞功能被认为是装饰性的或仅仅是更有效地提出客观分析或描述的方法。”[注]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3-14页。后现代民族志作者把民族志作品看成是文学作品，而且“文学文本被认为是隐喻和寓言性的，由杜撰而非观察到的事实构成；它们为作者的情感、沉思和主观‘天才’保留了大片天地”[注]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33页。。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后现代民族志在修辞方式上出现了以下变化：范式多样化、修辞文学化、视角微观化及价值人性化。[注] 李银兵、 甘代军：《危机、建构与反思：民族志科学性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此外，书写主体在民族志中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比如，为了说明其田野调查的真实性，格尔茨夫妇在民族志写作中把巴厘斗鸡游戏中的“抓赌”事件引入，试图说明他们通过做到“入乡随俗”而被接受，进而获得真实材料。拉比诺则把自己的田野经历本身作为其民族志叙述的对象，从而使人类学乃至一般的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过程称为反思的对象，很好地表达了反思人类学的特点和主题，其作品因而也成为了人类学知识生产方式的卓越的伦理—哲学反思的代表作之一。更让人可笑的是，巴利把疯子、捣蛋鬼与人类学家结合起来，在可读性、幽默性与娱乐性之中，很好地表达出了人类学家在面对他者时的无奈、天真和真诚。这是一部看似用最不用心的修辞表达出了最用心、最有心的作品之一。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后现代民族志立足于在对古典民族志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行公开和批判的基础上，积极地倡导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克利福德认为，在许多的研究计划中，道德目的十分突出。人类学家从他们的研究伊始就已经不可避免的政治化了。激进主义，或者对老式的不动感情的学者的挑战，已经成为大多数田野计划的先决条件之一。[注]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3-14页。而萨义德则抓住西方作者在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体地位进行批判，指出“即使我们能忽略‘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东方学划分，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仍然无法回避一系列强大的政治的、最终实意识形态的现实”[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420页。。随后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说的指引下，一些人类学家，比如埃里克·沃尔夫、西敏司、萨林斯、陶西格等，用不同的笔调和主题不断触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达着对资本主义以外人们的同情和关怀。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公开和批判民族志中的西方霸权和集权的同时，民族志中“平权”关系也呼之欲出。比如，在《野性的思维》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野性的思维在与我们的思维相同的意义与方式上是合乎逻辑的，即使它象我们自己的思维一样，只有当它用于这样一个世界的知识时才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世界中它同时辨认出物理的和语义的特征。”[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7页。
再次，在书写目标上，古典民族志关注于对异文化实体的分析与理解，而后现代民族志强调的是对异文化的展示和对本文化的批评。民族志的本质就是“写文化”，只是古典民族志强调的是写作中的“文化”，后现代民族志则重点关注的是文化的“写作”方面，这就导致两种民族志作品在内容及其风格上的差异。因而，在民族志文化描述和文化批判的两大功能中，古典民族志的重心在于对文化多样性的描述和分析，后现代民族志则更多的是把异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替代品，对异文化的展示，其目的在于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批判作用。比如，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在主要围绕“库拉”这个神奇经济交易圈进行描写的同时，也为我们全面呈现了西太平洋岛上人们的社会、巫术及神话与传说等。但在后现代作品《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始终贯穿着拉比诺“必须对田野作业进行反思，必须反思它的历史情境；必须反思它的体裁约束；鉴于田野作业与其殖民的和帝国的过去的关系，必须反思它的存在和价值；必须反思它的未来”[注]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第5页。的写作初衷。史蒂芬·A·泰勒对后现代民族志有这样的评价：“其目标并不在于培育知识而在于重构经验；不在于理解客观现实，因为那已经被常识所确立；不在于解释我们如何理解，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其目标在于再吸收，在于把社会中的自我进行再整合，在于对日常生活的产品进行再建构。”[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176页。
总之，后现代民族志对于“艺术性”的追求，为我们开启了当代人类学尚未开发但却有很大潜力的领域。就这个意义上去说，“实验潮流对民族志实践的探究和质疑，只能被视为是健康的”[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227页。。但不可否认的是，后现代民族志由于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科学性”本质。比如，实施多元化的书写取向，必然会存在导致相对主义的危险。对“艺术性”的过分强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科学性”的坚守。碎片化、实践化、多声部、文学化等特征，使得人类学基本原则和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范式杂糅、书写泛化会导致民族志书写出现根基不牢、不深、不稳的症状。因此，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说：“后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观性和自我放任。归根到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实际意义好像是这样：拒绝(实践上有很大的选择性)承认任何客观事实和任何独立的社会结构；反对调查对象和调查者不对多重意义进行寻求。”[注]Ernest Gellner，Postmodernism,ReasonandReligion，London: Routledge，1992，P.29.虽然盖尔纳的语言有些过于“危言耸听”，但其概括的问题，确实在后现代民族志书写中有所存在。
（2）制定非洲猪瘟防治规范及紧急预案。为确保实际风险防控中相关工作人员能做到有据可依，针对非洲猪瘟病毒传入提前制定完善的防治规范以及紧急预案非常必要。在这一过程中，相关单位应将OIE、FAO等国际标准与我国实际国情结合起来，制定科学的防治技术规范和应急预案，并在此基础上对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诊断技术和防控技术进行研究，确保相关从业人员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能达到标准。
三、交融性：当代民族志书写的现实建构
高丙中认为：“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注]高丙中：《总序》，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页。克利福德也说：“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维度并不要求为了假定的诗的自由而放弃事实和精确的描述。‘诗歌’并不局限于浪漫的或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它也可能是历史性的、精确的、客观的。当然，它也像‘散文’一样为惯例和制度所决定。”[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55页。的确，民族志是科学性和艺术性交融的产物，但古典民族志由于过分强调“科学性”而忽视了其“艺术性”功效，后现代民族志由于过分强调“艺术性”而影响了其“科学性”本质。那么，对于当代民族志书写来说，如何实现其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就成为了学界必须解决的一道难题。众说纷纭中，笔者认为，所有的民族志争议、理论及相关实践，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最终实现民族志求真至善唯美的书写目的。因此，如何认识和实现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价值性和审美性，并实现三者关系的“合而为一”，就成为了当代民族志书写的核心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民族志走向现代性，在这些争论与反思中继续前行，建构起以人类学“公众”为对象、关系主体为核心、实践指向为路径的民族志范式，才能实现民族志求真至善唯美的书写目的。
马尔库斯和费切尔认为，当前社会人文科学表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与现时代更为广泛的认识论问题相关联。[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3页。格尔茨也认为《日记》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许只能是一些正在从事文化人类学田野考察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的，它不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论的课题。[注]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2页。因此，要解决表述危机，就首先要充分准确地把握民族志书写中的认识论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认识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求真理；真理和价值不可分，但真理是知识论问题，价值是评价性认识。民族志也叫“写文化”，如何写，为谁写，写的目标等相关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属于价值观问题，而对写的“文化”的真实了解和把握，主要是追求民族志真实性的认识论问题。从民族志书写的以往历史去看，一直未能彻底解决书写中的客观性和主体性关系问题，而且“随着研究方法日益符码化，‘客观性和主观性实践’之间的冲突也就日渐激烈”[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72页。。文化是客观的，但又是主体的。基于文化自身不能言说的特点，再加上文化的本质是人的文明化属性，笔者认为要达到对文化的客观把握和书写，重心在于民族志作者与文化主体如何达到对于特定文化的共知共识共感。这样，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问题就从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问题，转移到了作者与文化主体的实践和认识关系的处理上。而要达到对主体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当代现象学社会学提出的主体间性理论不失为一个分析视角和实践指向。在主体间性理论的指导下，一种以主体间性为核心的民族志书写就应运而生。“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基于对主体性写作传统的批判与超越，重在把实在主体转向关系主体，进而去探讨不同主体间如何达成共识和互识等相关问题，最终实现理顺不同主体间关系的目的。而厘清民族志书写中的多重主体及其关系，不仅能使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人文性得到强化，也昭示了公共人类学成为可能。”[注]黄治国、李银兵：《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民族志书写》，《广西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因此，主体间性下的民族志书写，不仅能克服认识论上长期存在的主客二分问题，而且还能为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提供保障。
在一定条件下，真理只有一个，价值则可以多元。但正如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中所说：“本书中的作者没人认为任何文化描述都一样好坏。如果他们支持一种如此无足轻重和自我拆台的相对主义，他们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作详尽的、有承担的批评研究文章了。”[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54页。因此，针对当前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现状，笔者认为，好的民族志，必须在坚持科学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去诉求其书写中存续着的、更高的、更好的价值意蕴。不管是业余民族志作者的“猎奇”心态，或是现代民族志作者的“西方中心论”思想，还是实验民族志作者倡导的“多元化”主张，其背后都潜藏着一定的价值观原则。要求民族志作者不带有任何价值观原则和判断进入田野，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在现代社会出现书写危机，除了认识论上的不足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其书写的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特别是“西方中心论”的主张，在现代人类学及民族志书写中更是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当然，“价值观的提倡与维护并不是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相反，民族志文化批评的目的，正在于对不同价值观赖以获得表达和贯彻的历史文化条件进行经验性的探究”[注]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229页。。综上，笔者认为，民族志书写要达到至善唯美的价值目的，应该具备如下的特征：首先，真实是民族志书写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志书写强大生命力延续的最大价值所在。其次，对文化多样性的描述和保存，是民族志书写内生的文化价值要求。再次，面向人类学“公众”，关注公共之事，解决公共难题，则成为了民族志书写当代价值的突出之处。最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应成为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审美价值，也是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最高价值所在。总之，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民族志书写永恒不变的主题。在这个主题指引下，民族志书写既要关注它的真实性问题，也要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理以及它对于各种他者的义务，更要关注书写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构的使命。
诚然，真实是认识论问题，至善是价值观问题，唯美是审美性问题。那么，如何在坚持三者个性的基础上，使三者“合而为一”？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当前，学界提出了很多具有理论和操作意义的民族志书写范式，但在所有的范式中，我们还是未能找到一个完满范式。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区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现实性和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基于此，笔者认为，只有实践民族志的书写范式的建构，才能更好地解决民族志真实性问题，乃至实现民族志真善美和谐统一的问题。首先，这是由实践的特点决定的。实践是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其具有直接现实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三大主要特征。因此，实践能把主体和客体分开，也能把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其本身具有的主体性、客观性及历史性特征使得它能承担起沟通民族志书写真实、至善、唯美的桥梁和纽带。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运行机制能使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交融起来，实现两者间的和谐统一。因此，在实践民族志实践指引下，我们要重视对文化的认识和分析，也要加强对文化的展示和批判；既要把异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要看到异文化与本文化之间的差异；既要注重文化描述功能，也要强调文化批评作用。其次，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决定的。真理是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一个事物是真理，这不是由主体决定，也不是由客体自身决定，而是由能把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的实践纽带决定。这就要求民族志作者在追求民族志求真至善唯美的和谐统一、“三位一体”的同时，不要忘记科学性始终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也不要忽视主体的主观性特征，更不能否认科学实践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真善美的前提是真，有真才会有善和美，因为“所有艺术都源出于人的心灵，源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反应而不是视觉世界本身”[注]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周彦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3页。。这样，真理内部除了自带客观性原则之外，还内含着价值性和审美性属性，这就为民族志书写真善美“三位一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变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着在学者们进入到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注]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2页。民族志书写过程中追求的人民性、主体性、客观性和实践性，是和民族志书写求真、至善、唯美的目标诉求是一致的。当代民族志书写的现实建构，是民族志现代化的一个过程。
总之，本文关注人类学界广存争议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关系问题，从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视角入手，对古典民族志和后现代民族志在科学性和艺术性问题上的实践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及反思，最后为当代民族志提出了融合科学性和艺术性，实现求真至善唯美的建构路径和方法。我们相信，“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民族志书写者们终于认清，原教旨主义宗教式的‘科学’和后现代相对主义相对论式的‘巫术’，都无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生活与知识的本相；民族志书写者除了遥望‘真理’之外还能做的，是在拒绝伪装成通灵者似的‘真理代言人’之同时，尽其所能谨慎地接近于它，‘敢于求知’”[注]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但同时，我们也要认同，民族志不仅是一种“浓厚的描述”，是研究者在田野中对所见的“细微末节”的描述，它具有“科学”的所有特点，但并非局限于“科学性”，它还陈述被研究人群的“精神”“世界观”，其中也兼有研究者的主观看法。[注]Clifford Geer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3-32. 因此，民族志书写，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科学艺术，也是艺术科学。
ScienceandArt:TheContemporaneityofEthnographicWriting
LI Yinbing CAO Yida
Abstract： Adhering to the scientificity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is the intrinsic appeal of anthropological epistemology, while advocating the artistry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is the external condition of anthropological practice. In the classical ethnography period,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scientificity has minimized the extrinsic artistry of ethnography.However,during the post-modern ethnography period,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artistry has weakened the intrinsic artistry of ethnography. At present, the trend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of ethnography in the West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ientificity and artistry of ethnography. The Chinese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Cai Hua and Ma Teng-yue, respond to this question by arguing about the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of ethnography. Therefore, ethnography must continue to advance through these disputes and reflections to push modernity forward. The ethnographic paradigm, which takes the anthropologic public as the object, the relational entity as the core, and the practice orientation as the path, must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realize the writing purpose of the ethnography-perusing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KeyWords：ethnography scientificity artistry contemporaneity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创新视域下西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社会功能研究”(14BSH057)。
作者简介：李银兵，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贵阳 550001)；曹以达，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贵阳 550001)
责任编辑：陈沛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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