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辩证法的当代追问的道路上，尼采与马克思的相遇与对话是绕不过去的环节。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19世纪中叶产生到21世纪西方后现代语境，经历了从大写的绝对的单义性的辩证法,到情景式的历史式的总体性的多义性的辩证法,以及德勒兹式弱义性的反辩证法的过程。“单义”的辩证法是指唯一的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才是马克思意义上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与尼采的辩证法是对立的。“多义”的辩证法通过结合马克思与尼采而证实辩证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转换中的未完成性和不确定性，呈现出马克思与尼采的互补关系。受尼采启发的后现代式的反辩证法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前进道路上的弱义性、复杂性与敏感性，为辩证法从历经危机而走上复兴的曲折道路铺垫了反思性基石。
[关键词]辩证法；单义；多义；弱义；马克思；尼采
在辩证法的当代追问的道路上，尼采与马克思的相遇与对话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自梁启超1902年首次以并列方式把马克思与尼采两位德国哲人介绍到中国，他们的共栖性便似乎成为了他们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消化与克服尼采，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因此，在当代语境中我们仍需关注两者的关系，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惟以之供未来之用，然后现在始有意味，有价值。”[注]梁启超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尼采是强权论的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参见李钧、孙洁编：《超人哲学浅说——尼采在中国》，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原载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19世纪中叶产生到21世纪西方后现代语境，经历了从绝对的单义性的辩证法,到情景式的历史式的总体性的多义性的辩证法,以及德勒兹式弱义性的反辩证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尼采与马克思从对立走向了互补，并为辩证法从危机走向复兴奠定了反思性的基石，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充沛的思想活力。
一、 “单义”辩证法追问——马克思与尼采对立
(一)“单义”辩证法：大写的、绝对的、历史的“唯一性追求”
“单义的”辩证法即“大写字母的”辩证法，源于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说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是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0页。构建“唯一的”辩证法标准体系，这曾是马克思的设想。恩格斯也为实现这个设想而努力过，但他既没能把马克思的设想真正落实，也没有阐述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部分。所以，那些并没有深刻领悟恩格斯崇高哲学抱负及其思想苦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的态度。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可以与任何一种哲学相结合,直至提出回到康德,但却对黑格尔哲学百般责备,以至于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确的科学,从斯宾塞的进化论那里继承的东西,远比从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那里继承的东西多得多[注]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页。。[注]参见刘怀玉、章慕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正是在此意义上，列宁说，整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理解《资本论》，不明白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核心意义。斯大林在苏共中央1938年审定并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界定为“唯物辩证法”并阐明缘由：“它所以叫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它认识这些现象的方法是辩证的，而它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它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它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注]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第1版，第115-146页。这个具有最高意识形态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纲要的出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大写字母的”辩证法(即“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理解模式的正式确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对辩证法有过一个理论体系的构想之外，还认为辩证法不是封闭的、自洽的、严格的逻辑体系，而是指导实践与认识的方法论。辩证法在一种意义上是逻辑学，相信世界有一个内在的超验的逻格斯(logos)。因“逻格斯”而闻名于世的赫拉克利特对宇宙的详细阐释说明了永恒的模式与秩序——逻各斯以及永恒的变化进程。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用“逻辑”取代辩证法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康德把自己谈论的辩证法称为“先验逻辑”，黑格尔直接将自己的书名定为《逻辑学》，马克思则把《资本论》看作“逻辑学”。从这个角度上说，辩证法即严格的逻辑体系。20世纪60年代，一些苏联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完成这个唯一的辩证法体系的探索过程。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可以采取教科书体系的形式，但如果像教条主义那样通过外科手术的方式来制造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将经典思想家偶然的设想绝对化并视作唯一的科学的逻辑体系，那么这不但是荒唐的，而且也难以让人信服。“如果把辩证法看作概念、命题的集合，把辩证法的规律和原理公式化、绝对化，把辩证法视为知识性的形式和规范，那么正好走向了辩证法的反面，辩证法所具有的理论精神将不复存在。”[注]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从理论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哲学与辩证法革命的使命，而且从实践对理论的批判层面来理解该问题。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2页。。恩格斯也将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解为实践的方法论并在其随后的著作中反复予以强调。由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便成为体系哲学终结之后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既可以用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也可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也是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实现自身团结的客观历史需要。马克思通过恢复人的历史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性的根基性地位而将黑格尔的绝对逻辑历史化，对此卢卡奇指出，黑格尔不懂得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与马克思就是在现实上分道扬镳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概念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页。在马克思看来，严格的绝对的唯一的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认识论。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笔下“严格”而“绝对”的即“大写字母的”唯一的辩证法。[注]刘怀玉、章慕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第三,促进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有效合作。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可以用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信息优势降低正规金融部门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弥补非正规金融组织资金不足的缺陷，共同促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
(二)辩证法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
卢卡奇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合理化概念相结合，进一步论述了劳动异化造成的后果，从而展开了对人类理性的辩证法的思考。在对待辩证法的态度上，卢卡奇认为尼采与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立的，他在《理性的毁灭》中明确地把尼采视为帝国主义时期非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注]当代哲学家汤姆·洛克莫尔在研究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理性观时，解释了卢卡奇将马克思与尼采对立的原因。尼采的思想与谢林一样，都是对理性的毁灭。卢卡奇将当代思想解读为阶级斗争，这就解释了他在解释尼采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时，为什么要将两者说成是敌对关系。(参见[美]汤姆·洛克莫尔：《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孟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0页。)但是，洛克莫尔也指出，卢卡奇对于尼采的解读存在一些误区：将尼采描述成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不正确的。认为卢卡奇的理解有误的还有美国学者丹豪瑟，卢卡奇将尼采描述为马克思主义的对手，但是，由于卢卡奇确信马克思就是真理，所以他未能真正严肃地对待他自己的描述，否则他的解释本来会具有它现在所缺少的一个维度。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而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在尼采思想中呈现为“末人”王国。([美]丹豪瑟：《尼采眼中的苏格拉底》，田立年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版，第12页。)科耶夫同意尼采的“末人”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即理性主义者必须忍受“末人”这个理性历史的产物。在他看来，只有鼓吹野蛮的、非理性的消极因素的各类神秘主义者才能回避这个结论。在他看来，非理性主义企图将哲学史归结为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间的斗争，这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碎。就这一点来说，罗森堡也将叔本华、瓦格纳和尼采看作是法西斯非理性主义的“经典作家”。马克思认为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卢卡奇发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理性通过发现它的真正根据即人类生活据以真正认识自己的基础而获得了理性的形式，最后实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纲领。[注][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8页。尼采站在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与马赫主义同时把一种新的不可知论的方法导入了认识论。尼采完全赞成马赫主义在原则上否定任何“先验性”的“内在论”哲学，而且两者在表面上都反对唯心主义的所谓的合理要求——客观现实的可认识性。[注]参见[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程志民、谢地坤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在卢卡奇看来，尼采与马赫主义以反唯心主义的虚伪面具否定唯物主义。从这一层面上说，马克思注定要与尼采分道扬镳。
列斐伏尔既不认同苏联的教科书体系，也不简单地支持任何具备某种崇高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像法国人是通过科耶夫的《黑格尔著作导论》而接受与理解了黑格尔一样，法国人是通过列斐伏尔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及其所编辑的《马克思著作导读》特别是法文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发现与理解了马克思。列斐伏尔出于政治关怀需要而重新阅读了马克思，他回溯了作为根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形成过程，像卢卡奇一样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从教条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拯救出来。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在马克思那里被凝固为教条，而是始终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只有在不断的运动进步发展中才是现实的有生命力的。20世纪60年代末，列斐伏尔开始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转化为一种“空间化本体论”，从而改变了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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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卢卡奇一样，理查德·沃林也认为尼采是一位激进的理性批判者。沃林发现，在将尼采激进化的当代热潮中，在法国人那里，尼采从一位理性的原则性批评家变为了理性的世仇和死敌。[注][美]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闫纪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就历史现实而言，沃林的立场非常鲜明，他将尼采视作法西斯主义的先行者，并列举墨索里尼的事例加以说明。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早期还是社会主义者时，曾积极颂扬尼采的权力意志，将尼采与马克思等量齐观，后来他逐渐成为了非正统的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也就渐行渐远，最后成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注]Mario Sznajder , ”Hitler, Mussolini and Italian Fascism,” in Nietzsche:GodfatherofFasc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50.用沃林的话说：“革命斗争的血腥必然性，在马克思只是达成目标所需的手段，在法西斯却足以成为目标本身。”[注][美]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从尼采到后现代知识分子》，闫纪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74页。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对立关系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 “多义”的辩证法追问——马克思与尼采互补
尽管萨特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阿尔都塞也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严密的科学”，但是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过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转而寻求马克思辩证法的替代物，如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人致力于构建一种可以不受任何统一性限制而将差异性予以理论化的非辩证理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不再试图把握包罗万象的总体性，也不再是解决社会矛盾的话语和实践，而是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批判且深受怀疑论和悲观主义的影响，于是，后现代激进思潮作为辩证法的派生物陆续登场，它们作为文化现象和对现代性的反抗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所引起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在意识上的反映，比如利奥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状况》中转向了尼采哲学，鲍德里亚则以《物体系》、《消费社会》等完成了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逻辑的替代，从而提供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后现代批判范例。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辩证法批判精神的延续，可以说其否定一切、颠覆一切、重估一切价值的主张就来自于辩证法的怀疑、批判和否定精神。与辩证法坚持的认识世界本质并通过实践获得人的自由解放不同，后现代激进思想一味地强调本质对人的压迫，声称要摧毁人对事物本质的信仰和服从，从而进入一个差异的多元世界以宣布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替代物的尼采哲学越来越受人欢迎，马克思对权力背后的经济关系的重要性的强调，被尼采对权力和统治形式之多样性的强调所取代。[注][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他驳斥了理论话语对统一性和一致性的要求，将矛头直接指向批判事业和辩证法语言，拒斥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话语，奠定了后现代理解的基本框架：历史叙事。利奥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性的宏大叙事，逐渐与马克思决裂，转向了尼采的“肯定哲学”，并参考尼采的力量及情感哲学，将其发展为一种欲望哲学。尼采提供了复杂的现代经验，酒神所召唤的现代性内部的反抗力量恰恰是多样的、复杂的、开放的、不确定的。这种辩证法强调，总体性只是一个幻觉，真正的世界是有裂缝的、碎片化的，而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碎片、裂缝而不是丰满的、严丝合缝的看上去很美好的有机总体。实际上，多元价值差异视角下的平面化世界是一个失去了批判、否定能力的世界，没有了实践的根基作支撑，辩证法的研究便会迷失方向，变成毫无意义的、孤立的、抽象的文本和学理的概念研究，最后走向碎片化甚至虚无化。
德勒兹是受尼采精神鼓舞的后康德主义者，他的批判能量即否定性的批判潜藏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理论肥料”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提炼出辩证法的真谛。对德勒兹而言，反黑格尔式的争论剌激了他对尼采的研究。在《尼采与哲学》中，尼采在德勒兹的解释下成为了一名具有系统化、总体化思维模式的激进批判者，他试图超越柏拉图主义、法国理性主义和德国辩证法，将辩证法仍然视为让事物从对立走向统一，这种统一仍然是一种强制的逻辑。对于我们传统认为的辩证法，一个就是异化的扬弃和本质的复归——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另外一个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正反合，这在德勒兹式的尼采看来，仍然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基督教到黑格尔的一脉相承的形而上学叙事。德勒兹对尼采考察的重点在于尼采对辩证法思想的攻击、对一种作为辩证法之替代物的差异与变易理论的重建。[注][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工人运动尚没有完全摆脱宗派主义桎梏的背景下其内部出现了争夺理论权威的斗争。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在如何判断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十月革命”为回答这个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但也同时促使马克思主义内部加速分化，为人们回溯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由此出现了很多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比如柯尔施在《反批判》中承认在共产主义内部形成了一个西方的反对派[注]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2页。，波普尔、拉卡托斯也在其理论中表达自己的怨恨。历史条件及革命形势的变化，催生出很多对马克思哲学的不同的理解模式，这也就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时间敏感性问题。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所有的历史都变成了“空间性”，同质化高速扩展的时间对空间与地方的统治二律背反地依赖于或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空间对时间的统治，列斐伏尔说：“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于是，曾经在时间中出现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了。”[注]Henri Lefebvre, TheProductionof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Blackwell Ltd,1991, pp.129.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辩证法需要空间的想象性与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必须采用空间的辩证法形式。
本文提出从数据和表达两个层面区分人工智能创作结果，对人工智能使用者仅赋予数据层面的商业秘密保护，只有数据挖掘者才能对表达层面享有知识产权。由于商业秘密排他性有限，无法形成对数据的真正垄断，且对于数据中蕴含的表达不享有权利，未经挖掘的数据一旦公开就成为公有领域可供挖掘的数据资源，这一方案可以减弱“数据圈地”的利益驱动，有助于解决利用强力计算技术进行数据圈地的风险；而赋予数据挖掘结果独立于数据本身的特别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助于鼓励数据价值发掘行为。
卢卡奇认为非理性主义是对人类思维辩证发展的一种纯粹反动的形式(在从属的和倒退的双重意义上的反动)：“由于客观现实比我们的思维的最成熟的概念更丰富、更复杂、更多样，故我们所描绘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社会的客观发展和新的自然现象的不断发现的飞速前进的时代里，非理性主义完全有可能借助于神秘化而把这种发展转变成一种后退的运动。”[注][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程志民、谢地坤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卢卡奇认同尼采与浪漫主义运动的相关性，因为浪漫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及其资产阶级的文化，这一思想倾向在尼采的思想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卢卡奇还强调：“把逝去的时代作为现代的实际理想同样也是浪漫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但是尼采生活的时代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巴黎公社之后的时代，反对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的危机和瓦解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注][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程志民、谢地坤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就是揭示启蒙思想从自我异化而走向毁灭的辩证法命题，他与霍克海默将其引申为对法西斯主义崛起的批判。面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道德颓废的状况，阿多诺对任何像尼采那样直接肯定生命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在《历史的用途和滥用》中，尼采非常强调历史服务于“生命力”的需要，这些生命力本身被作为一种终极价值。尽管阿多诺可能吸收了尼采生命哲学的某些方面，但他还是持续不懈地批判内在于生命哲学各种变体之中的非理性因素，尤其是它蕴含着——至少在克拉格斯和斯宾格勒那里——一种与法西斯的亲和性。[注][英]罗斯·威尔逊：《导读阿多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所以，他并未完全吸收尼采的思想，最后在辩证法问题上选择了马克思，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致命的不合理所导致的法西斯主义的反理性的时代里，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理性体现。
在空间问题上，列斐伏尔以现代社会经验分析为出发点，逐步突出了“空间生产”问题。这里的“生产”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尼采式的“生命的生产”。在他看来，身体是空间性的，空间的构造需要用身体的实践来完成。这种“身体化空间”的生产本体理论含蓄地批判了从恩格斯到列宁的物质本体论式的实体主义的空间观念。他从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的角度，结合尼采的反辩证法观念，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理论进行了过度诠释。至此，空间不再是黑格尔康德式的抽象思维形式或是纯粹精神意义的领域，也非马克思式的社会理性实践结构，而是身体实践空间实践过程，是身体与空间“互动化”的结果。[注]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的瞬间、差异空间与节奏视角——以列斐伏尔为例》，《哲学分析》2016年第6期。
国际足联曾经有严格的规定，世界杯决赛的比赛场地长为105米、宽为68米。足球的比赛场地必须足够的平坦，并且要硬度合适，不能够伤害到足球运动员和不影响球的运转规则。但是有很多的县城学校没有标准的场地，甚至有的学校没有足球场，还有一些农村学校的草地都是坑坑洼洼的，根本就不适合学生进行足球训练，很容易让学生受到损伤。学校应该尽量地争取体育经费的投入，以此来维护和购买更好的体育器材[2]。
“三元空间辩证法”是《空间的生产》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的生产可分为三个辩证联系着的维度，即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空间论、黑格尔的精神生产的空间表象论以及尼采的文化批判式的表征性空间论。列斐伏尔充分地将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者相结合并用于自己的现代性研究，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视角看待现代世界。对列斐伏尔来说，黑格尔存在概念的“三重规定”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尼采对文明的沉思之间的不可容忍的矛盾也有它的价值。列斐伏尔将尼采的“超人”的永恒轮回空间、弗洛伊德反抗逻格斯的“爱欲”革命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以及马克思的未来社会“总体人”解放的辩证法相结合，超越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从而展开对未来的另类社会空间批判的政治想象。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曾将“节奏分析”视为空间生产理论的“最终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晚年放弃了对历史时间问题的关注。他的时间概念与其说是马克思—黑格尔式的直线性的目的论进步论概念，不如说更接近于尼采式的变易与循环。节奏分析思想重新把马克思与尼采从空间统治与身体化差异空间反抗转向日常时间与身体结合上，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尼采的身体生活哲学相结合，从而找到了资本主义压迫的微观形式。列斐伏尔借助尼采的艺术想象、艺术本体论试图找到使人类摆脱文明异化、摆脱资本主义从而走向一种新的城市文明生活的道路。尼采主要是用新的生活节奏来抵抗资本主义的机械节奏，强调以健康向上的方式创造新的艺术空间、身体空间、生活空间。[注]刘怀玉、陶惠娟：《理解列斐伏尔：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的“三位一体”为主线》，《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节奏分析说到底仍然是诉诸于一种身体式的反抗与革命，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技术节奏统治之外的人人享有的特殊的、独立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他的这种追求一方面反映了西方左派找不到革命出路的困惑，另一方面也表明辩证法批判精神所固有的韧性和内涵的无限的能量。[注]刘怀玉：《日常生活批判的瞬间、差异空间与节奏视角——以列斐伏尔为例》，《哲学分析》2016年第6期。可以看出，马克思与尼采在空间辩证法上的结合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理论的综合创新以及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批判中的强大生命力。
三、“弱义”的辩证法——以尼采反思马克思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技术的革命性创新推动资本主义再度出现“繁荣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当代的辩证法不再致力于关注宏大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实践，而是以冷静的姿态和坚守的方式存在于文化研究、社会理论研究以及社会抗议活动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弱势”辩证法。此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与新自由主义、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实证主义作抗争，从而保持哲学的批判能力和批判传统；另一方面又要同企图否定一切宏观历史期盼的后现代思潮区分开来，并在这种后现代的反辩证法的错误思想中寻找积极因素，以保持马克思主义干预当代社会生活的思想活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被摆在了显著的位置。作为国家第一批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云南省在组建电力交易中心、放开发用电计划、构建市场体系等关键领域和环节率先突破，创下了“六个率先”的改革亮点——率先核定输配电价、率先建立规则完善的电力市场、率先大幅放开发用电计划、率先突破售电侧改革、率先通过市场化方式扩大西电东送、率先开展电力市场信用评价工作。
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虽然有一个未完成的“大写字母的”辩证法，但其辩证法在其理论综合创新和批判资本主义现实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其实践的情境与本性而言是多义的或者说是开放的。二战以后，在实践层面上，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结合使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落后国家实现的理论设想变成为了现实，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解读模式。卢卡奇“部分完成”了对辩证法问题完整的理论阐述，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运用一种浪漫但又容易令人误解的手法，极为深刻地阐述了十月革命所表征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代精神与理论形态，他把马克思的辩证法限定在社会历史领域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领域，认为辩证法作为包罗万象的普遍绝对的科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此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作为唯一的绝对的无限真理信条的观念彻底颠覆了。
不过吊诡的是，激进话语往往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继承并吸收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同一性统治的辩证话语，从而凝聚自己的批判张力。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如果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自然就具有“后现代”的意味。后现代话语是试图在思想上超越现代性的理念，是通过批判、改变现有的知识前提而探索世界的可能性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想无疑具有积极的一面。尼采自始至终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要摆脱以往历史强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束缚，就是学会“遗忘过去”，唯此才能使人生得以自由。[注]刘怀玉：《简论马克思思想史的发展性、多样性与边界性——兼议后现代思想史学的挑战与启示》，《北方论丛》2017年第2期。尼采的批判正是对否定和拒斥存在意义的时代流俗的回应，他试图以“重估一切价值”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精神深入虚无主义内部并为其找到出路。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回应打开了后现代的大门，然而思想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性的认识，驱使我们深入这个问题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神秘与幻灭感，而是创造新文明的急迫性，尼采“权力意志”思想的精髓正是具备这种创造性的驱动力。
首先，企业要建立健全事前风险评估机制，在制定重大战略决策时对各个方面的财务风险相关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最大程度地将这些风险消除在战略决策实施之前，从而有效避免相关财务会计风险的出现。其次，企业要建立健全事中风险反应机制，当出现财务风险时积极组织所有员工全面应对各种风险。最后，企业应建立健全事后风险总结机制，充分了解财务风险发生机制，熟练掌握财务风险应对措施和手段，以便于有效应对这种风险。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充分分析和研究财务风险事件的本质，并把某一业务风险管理经验进一步拓展到其他业务方面。
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它是一种普遍的物质世界的规律与科学，而在于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颠倒或者说是物对人的统治的物化现象的革命。当卢卡奇与霍克海姆、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用韦伯的工具合理性概念来阐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颠倒性统治特征的物化和异化理论，进而将现代生产力理解为新的压迫力量时，也就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转向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辩证法经历了从主客体辩证法向人学辩证法——结构辩证法——空间辩证法的转变[注]列斐伏尔反对将马克思辩证法变成类似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发展与外化的哲学，反对将辩证法解释成为一种斯大林式的自然物质本体论，而是将辩证法理解成为人的精神与外部世界的矛盾——斗争——解决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追求绝对精神的实践哲学。，其中既有对绝对一元论实践形态的辩证法的追求，也有对多元理论形态的辩证法的探索与建构，由此导致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东西方世界、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多种形式的繁荣发展。
德勒兹将尼采对差异的断言视作是对黑格尔解决对立的模式——扬弃的替代。黑格尔的“扬弃”是以一种更高的综合解决了二元对立，而德里达则将二元对立追溯到更为原始的超验性的非概念的二元论或差异性。与两者不同，德勒兹在一个某种二元论框架内试图繁殖二元概念。尼采以一种非对立的方式来利用二元概念：“把世界分为‘真正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不论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是一个狡猾的基督徒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征兆，——是生命衰败的表征……”[注][德]尼采：《偶像的黄昏》，杨丹、陈永红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7页。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和基督教信仰都是肯定“另一个世界”而否定我们自然和历史的现实世界，都带有二元对立及价值颠倒的倾向，他之所以要解构两千多年的柏拉图神话，否定他所说的“真实世界”，恰恰是为了最终肯定并建构自己的神话，而他宣称的“大地的意义”——超人即是对西方传统二元论世界观所作的一种价值转换。德勒兹公开承认并运用这种二元论，从而走向某种多元主义的一元论。德勒兹双重性地利用尼采的权力意志，重新阐释了传统二元分离。德勒兹认为，由尼采设想、建立的价值哲学是批判的真正实现，是彻底的批判可能实现的唯一途径，是实现用“锤击”进行哲学思考的唯一途径。[注][德]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批判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二元运动，他一方面从形式上把权力意志改造成为多元论统一体或者说差异的谱系学，另一方面则从内容上把权力意志哲学改造成为欲望的生产的哲学。
詹姆逊认为,德勒兹是后现代理论大师中唯一一位与马克思真正对话的并彻底发展马克思的人。德勒兹用马克思的大纲中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类型学想象瓦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将尼采的独特的批判哲学发展为瓦解体系、跨越学科的游牧思想，通过尼采与弗洛伊德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并使之成为欲望生产理论,从而在一种扩展了的生产本位主义意义上重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德勒兹通过把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解释为一种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概念，通过欲望机器的生产发现了在马克思的历史之外的一种完全相反的历史。这些历史要求一种更加鲜明的历史色彩，即把各种偶然事件与情境放到比叙述逻辑与本质抽象更加突出与根本的位置上的唯物主义中，变成一种不再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唯物主义。这是在反抗资本主义的强制的同一体的历史过程中，寻找新的历史进程与语言概念实践方式的唯物主义,是让抽象概念变成流动的具体过程与现实的唯物主义，这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复活,从而在批判旧的概念世界中发现新的感性的哲学现实的世界。
综上所述，面对后现代思潮的挑战，辩证法除了要捍卫对宏大叙事的瓦解与否定外，还要在细微之处发现思想生命力或新的肯定性的力量。这是克服虚无主义的根本方式。问题并不是将几种传统的辩证扬弃式总体化为一种新的传统，而是要保持多样性肯定的并存。习惯于辩证法的肯定就会变成一种教条，就会走向辩证法的反面，所以要克服辩证法的教条化，就必须要用一些公开的反辩证法的语言来批评辩证法，这样辩证法才能被重新唤醒、重新被激活。
所以，辩证法若想发声乃至有所作为，关键就在于必须坚守自觉的反思的内在主体性，坚持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保持对现实的批判张力。正如卢卡奇所说，康德哲学的出彩之处便在于他从未独断论地决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选择或者逃避、掩盖问题，而是坦诚地突出问题的不可解决性，这就是最深刻的辩证法。康德这种弱势的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强调，人类的自由王国并不是历史必然王国的直接发展与延续，而是存在于现实历史的彼岸[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8-929页。。事实表明，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也采取了“弱义”的辩证法：人类的自由不是建立在扬弃知性矛盾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现象世界矛盾不可解决的辩证想象基础之上。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以相似的方式这样阐述尼采：“尼采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马克思发现资本为增殖自己而导致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正是从自我否定的辩证法出发，以致自己否定自己而达到“剥削者被剥削”的历史进程。在尼采看来，传统的宗教和道德产生的绝对价值成为了对我们当下生活的限制和否定，于是我们会把想象的不真实的虚假的东西误认为是真的，尼采就是要把那些被传统宗教和道德颠倒的东西再次颠倒过来。邓晓芒认为，历史就是自否定，自否定是人在每一瞬间历史地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方式，它永远是一个经验的综合过程，永远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开放系统。[注]邓晓芒：《“自否定”哲学原理》，《江海学刊》1997年第4期。外在的“他否定”只是单纯的破坏、死亡，而自否定是一种感性的创造力量，是一个自我批判、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
要认真检查制动总泵和分泵，是否按时更换刹车油，彻底排除制动管路的空气，并要查看刹车踏板是否符合科学高度。气压制动的机车要检查调整最大制动工作气压，检查制动皮碗及软管是否发生异常变化。
辩证法作为一种持久性的政治策略，它既不是先验的方法，也不是普遍的科学，而是对一种尚未到来的集体的逻辑上的“现实”和人类争取解放的斗争所带来的无阶级社会前景的期盼。[注]刘怀玉、章慕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元性本质与多元化探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解决辩证法危机问题的出路“唯有进行一种新的乌托邦式的思考，在历史时间的另一个终点，在超越了阶级组织、商品市场、异化劳动以及那种非人性所能支配的历史逻辑决定论的社会秩序中对主体的位置进行新的创造性思辨”[注][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漪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8页。。面对这种危机，尼采像马克思一样热烈地肯定自己对一种新人——“明天和后天的人”——的信奉，这种新人“与自己的今天相对立”，有勇气和想象力来“创造新的价值观念”，现代的男女们需要这些新价值观念来指引自己应付生活中那些危险的不确定事物。[注][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5页。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尼采完成了由黑格尔提出由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反思的自我否认。[注][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因此，尼采的反思终结了一元论的统一学说，如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所说：“尼采正是在否定中拯救了人的毫不动摇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却在仅仅为了寻求抚慰的各种形式的保证中，日益遭到了破坏。”[注][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如果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物质状况的最深刻的预言者与批判者，那么尼采则是关于人类未来精神状态的最深刻的批判者与瓦解者。需要强调的是，这依然不是现实的实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辩证法仍然是“弱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不能直接提供现实的自由解放之路就忽视它，尼采这种对现实的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我们民族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受此启发，批判和借鉴仍然是我们对后现代的反辩证思想肥料的辩证态度。
辩证法在当代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了复杂性，首先它具有黑格尔式的反思世界的批判认识论意义，这就是使理性现实化为世界历史，同时也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必须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意义，也具有尼采式的创造一个可能世界的文化价值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辩证法是认识论，是对我们的思维前提、我们与周围的关系给予批判性反思，但仅仅认为是认识论还不够，辩证法真正的生命力更在于其是一种生成的过程，而实践这样一个过程，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一种生存的、历史的存在论，这种历史的存在论就在于就像尼采讲的永恒轮回的一种差异的过程，是自我的存在绵延的延续。正像德勒兹和尼采所认为的那样，它永远在经验的此岸世界，又永远不局限于某一个经验，是超越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辩证的批判的革命的意义。也就是说，历史的辩证的批判不是一定要从一个历史阶段到另一个历史阶段，也不一定是要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政权那样的典型在场的方式出现，有时它就是一种认识方式、生存方式的革命。辩证法的现实发展之路充满曲折，问题的关键是我们需要在这种曲折中寻求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应当辩证地看待尼采与马克思的对话，抱着批判和借鉴并存的态度从中寻找保持马克思思想当代活力的资源。
收稿日期：2019-01-29
作者简介：陶惠娟，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6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7-0035-08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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