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政党建设的根本性工程，其特有功使其能成为政党软力量建设的关键性因素。苏共在长达74年的执政过程中，由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失败最终导致其失去政权，这一惨痛的教训为后来者留下了深刻的警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丧失使苏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失去方向、丢掉灵魂；对庸俗腐朽的党内政治文化放任自流使党内政治文化失去内质、改变味道。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必须把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放在核心地位，坚决同党内腐朽落后的政治文化做斗争，全力培养先进的、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关键词：苏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家长制作风
引言
习近平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从这一表述看，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文化这三个论题是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党内政治文化在三者当中处于最高层次和境界，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关乎无产阶级政党生死存亡的根本。苏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苏共建党立国的思想根基，也是其合法性理论源泉。苏共垮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任不健康的政治文化如特权思想、圈子文化、家长制作风、阿谀奉承之风等等兴风作浪。最后，这些消极、庸俗的党内政治亚文化逐渐侵蚀消解了党内主流政治文化，左右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最终演变为苏共的一场灾难。这对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丧失
习近平在谈到苏共垮台的原因时指出：“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把思想搞乱了。”[2]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核心要素，发挥着辩护与批判、激励与动员、引导与建设、凝聚和整合等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灵魂，如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这样的党内政治文化无疑就是一具“行尸走肉”。苏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自从斯大林之后就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从赫鲁晓夫上台到苏共垮台时，苏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逐渐教条化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诋毁与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直至最终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综观近代中国语文教育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时期:(1)二十世纪初近代教育方法的启蒙期；(2)二十年代西方现代教学方法的移植期；(3)三十至四十年代对教育方法的反省和过滤期。
1.1 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1938年，以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表为标志，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宣传的思维和口径就深陷这一窠臼中难以自拔，未敢越雷池一步，导致理论创新力严重不足。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此种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理论品格。以教条化的理论来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必然导致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从而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产生动摇，严重侵蚀了苏共的执政基础。赫鲁晓夫时期，因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以及在思想领域实施兼有自由化意味的“解冻”①“解冻”是指赫鲁晓夫时期实施比较宽松的意识形态政策。这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基础上出现的一种现象，相对于斯大林时期“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而言，这种局面固然有利于意识形态实现创新性发展，但是如果引导不好必然出现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冲击，从而造成重大意识形态安全隐患。政策，从而弱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苏共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教条主义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在从理论上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与“主观主义”的同时，苏共中央又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概念，似乎在理论上有所调整，但是因为苏共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上毫无进展，难以应付日益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格局，导致苏共党内思想开始混乱，执政的群众基础在动摇，政治精英的思想在游离。戈尔巴乔夫时期，人们对于摆脱过时、教条、错误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时俱进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愿望本身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对于听命于权力者的千篇一律的口号、墨守成规意识形态之类的语言已感到厌烦，社会呼唤新的领导人，渴望权力者喊出新的有生命力的语言”[3]110，但是事实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1.2 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被社会上刮起的一股股所谓的“反思历史思潮”侵蚀得摇摇欲坠。而苏共高层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火上浇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大厦的倒塌。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雅科夫列夫—— 一个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人，由他来负责大众传媒工作。他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是这样评说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十月革命“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主张改革要“退回去”[4]286。在书中，他主张退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本人对资本主义有着发自内心的推崇和赞美：“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它依据的是清醒的、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4]286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在雅科夫列夫的主持下，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助推下，为形形色色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打开了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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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领域乌烟瘴气，群众的思想被搞乱了，苏共自己也被搞乱了。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污名化，苏共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逐渐消解，首先是苏共高级干部中的大多数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据相关资料，“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5]，其中就包括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自己都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同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3]119他不仅否定了自己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信仰，而且在改革实践中一步步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推到了悬崖边上，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本人，宣称“俄国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口号。”[5]
在苏共党内外，大量以“反思历史”为名的报刊开始“火”了起来，原来在苏联最有影响的报刊如《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莫斯科真理报》《新世界》等被“新人”接管后大量登载一些宣传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文章。另外还有大量非正式刊物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出版的各种“非法”刊物多达上千种，有些刊物经过1990年6月12号苏联政府颁布的《苏联出版法》认定为合法刊物。这些刊物有的原来“默默无闻”，但是一旦刊登所谓“隐蔽”材料或者“揭短”“露丑”等文章就会立刻“名扬天下”。如《民族友谊》1987年刊登了一部名叫《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的小说，其主旨是丑化诋毁斯大林的，自此这个杂志一下由1985年年发行量不足12万份猛升到1987年100万份以上。据统计，这些刊物绝大部分掌握在自由派手中，苏共掌握的只占其中的1.5%。
1.3 苏共普遍丧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公开性”引发的最主要的思潮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所谓“反思历史”口号的鼓噪下，苏共党内外响起要求清算苏共与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声浪此起彼伏。由此，苏联社会重新出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呼声，一些人打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全面批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历史，把曾经给苏联带来巨大历史辉煌和无限荣光的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是造成万恶之源的“极权主义”。为此，苏联的相关教育部门重新编订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历史、战后的恢复重建的历史等全部“一棍子打死”；与此同时，有些人还有选择性地公布了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档案”，极力丑化和诋毁斯大林。1989年之后，矛头开始转向对列宁、列宁主义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一个重要的事件是这一年苏联大中小学所有有关马列主义的课程全部取消，中学将这门课改换成《社会与人》，一些文章也在鼓吹将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
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在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诞生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苏联新生资产阶级用于否定社会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要内容包括“人道”“民主”“自由”“高效率的经济”“人民自治”“和平与合作”等，从本质上讲，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戈氏改革集团提出的这些东西所反映的是苏联资产阶级集团与西方资产阶级在价值理念上的高度契合。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戈氏改革集团在政治上推行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等，结果建立起了与西方并无二致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彻底否定公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其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被彻底否定。戈氏所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蒙蔽了广大苏共党员和劳动人民，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动解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由于苏共普通党员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党的前途命运不再关心，对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敷衍塞责，对党的性质和宗旨产生怀疑，进而导致对党组织的一切活动失去兴趣。一名曾经的苏共普通党员这样说道：“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26]71一个政党的成员对本党的态度和精神状态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这个政党的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从何而来呢？这个政党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苏共高层尚且如此，那么普通苏共党员情况又如何呢？也不容乐观！政治信仰在高层的坍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苏共普通党员群众在苏共执政理念转向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放弃以及身边大量党员干部腐化变质所形成负面效应的影响下，失去了对主流政治信仰的热情，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退党潮的出现。据相关统计，1989年有14万苏共党员退党，199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惊人的180万[6]，1991年更是出现了井喷式的退党潮，这一年苏共党员从原来的1900万锐减到1 500万，退党人数占比达22%[7]145。与此同时，苏共各级党组织的处境也十分尴尬，其基本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很多到了不得不解散的地步。据相关资料，1990年全国有五分之一车间党组织和二分之一的党小组宣布解散或者停止活动[8]。
习近平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0]。苏共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结果是致命的，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定海神针，苏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迷失了方向，党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就泛滥起来。习近平同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召开工作座谈会，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特别是在2013年发表的“8·19”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的要求落到实处。”[11]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如此重视是源于他对我们党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的正确判断：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工作斗争还非常激烈，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严重冲击，西方国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理念以各种形式向我国推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受到国内外不同声音的贬低和曲解。针对此种现象，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全党开展了理想信念教育，如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教育、“两学一做”等，在意识形态建设上要求党媒姓党、党管意识形态、强化意识形态责任制、全党齐抓共管等。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设先进的、健康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党内政治文化，习近平同志着重强调：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
2 党内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泛滥成灾
党内庸俗腐朽的政治亚文化受制于党内主流政治文化，两者有同质和交融的部分，但在具体层次上，与党内主流政治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些则明显超出了党内主流政治文化的价值范畴，削弱党内主流政治文化“以文化人”的效果，对政党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消解和侵蚀作用。所以，庸俗腐朽的政治亚文化的存在对政党来说无疑会成为其发展的一大桎梏，如果不对其加以消弭和融合，它的发展壮大最终会导致政党价值体系溃散，出现思想混乱，就像迈克尔·罗斯金所讲：“任何未经融合的亚文化都带来或多或少的问题，最坏的便是构成对一国政治系统的威胁。”[12]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共党内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非常盛行，不断对党内主流政治文化进行批判和冲击，而苏共对此却束手无策，任其发展，最终造成苏共主流价值体系崩溃，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崩盘，马克思主义信仰体系溃散。
2.1 特权思想流行
特权思想是剥削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封建腐朽的政治文化。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十月革命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和旧有制度，但是难以消灭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带来的惯性思维。苏俄革命后，特权思想和现象就像梦魇一样与这个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纠葛在一起。
虽然云天化复合肥的示范田肥料投入比对照田多30元/亩，但示范田的棉花亩产量比对照田多30kg/亩、纯收入增加210元/亩；这表明，施用云天化复合肥14-8-20可以显著增加辣椒种植户的种植收益。
列宁时期为了让那些日夜操劳的党的干部们吃饱肚子而专门设立的“疗养食堂”，后来逐渐转变为特供商店，随着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形势的好转，慢慢在数量、规模尤其是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苏共党内特权现象起始于斯大林时期的干部任命制度化（也叫“官员名册制”）以及苏共党内非制度性的斗争。特权阶层逐渐形成于勃列日涅夫后期，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证”[14]，勃氏对此非常认同，于是在具体干部政策中逐步推行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这一制度为特权阶层的形成和扩大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当时，苏共各级官员按级别享受着名目繁多的特权，如特殊工资、特殊供给、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等，这一时期发生的几起大案，如“驸马案”“克拉斯诺达尔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都与特权有直接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催生下，基层党员虽然获得了一些表面话语权，但是这种昙花一现的权利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民主集中制和党员主体地位缺失的问题，反而在思想上引起更大的混乱，尤其是戈氏“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更是让很多人无所适从。
苏共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其纯洁性与先进性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些具有宏大叙事的价值取向上，更要在现实党内政治生活的具体要求和原则上体现出来，而特权思想和行为却与苏共党章规定的党员“要把公共利益摆在个人利益之上”的要求南辕北辙。一些党员干部为了追求特权采取拉帮结派、欺上瞒下、阿谀奉承等手段获取不法利益与党章要求的“对不公正、寄生行为、不诚实、追求地位、贪婪行为采取毫不调和的斗争”背道而驰。这样一来，导致的结果是“‘上层’代表的平民主义宣言与他们的实际行动、个人表现之间严重脱节甚至是直接抵触”[15]。特权思想和现象破坏了苏共党的团结，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动摇了党员群众的理想信念，严重侵蚀了苏共的性质和宗旨，损坏了苏共的形象和社会主义声誉，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人际鸿沟，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针对我们党内不同程度存在的特权思想和现象多次提出过严厉批评，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17]继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首次提出“必须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后，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特权与我们党的性质与宗旨严重背离，是产生不正之风的温床，是造成社会风气败坏的罪魁祸首，特权思想不肃清、特权现象不铲除，最终会亡党亡国，苏共就是前车之鉴。
圈子文化是政治生活中一种非正式、非正常的奉行关系学、官场术、厚黑学的组织化生存状态，奉行这种文化的人游走在正式规则和正常程序之外，通过潜规则的方式在圈子内部借助圈子中的人情、关系、权力等资源为自己或者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断侵蚀公共利益。这种“圈子”结构稳定、人员相对固定，圈内的人对“圈子”运行的规则心照不宣，并自觉维护圈子中奉行的“行事原则”，对内“团结一致”、对外结成“利益共同体”。圈子文化具有排他性、逐利性、隐蔽性、腐朽性等特征，这是一种具有严重腐蚀性的政治文化。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讲，圈子文化与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更为严重的是，特权阶层的存在已经形成了搞垮苏联的主要力量，当这些享受各种特权的人发现社会主义已经难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而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让他们的非法利益合法化时，于是干脆撕去罩在身上的社会主义“羊皮”，披上了资本主义的“狼皮”。资料显示，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政府部门当差的高官中有大约74%∼75%是原苏联时期的党政干部，那些经济大鳄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共青团干部与经济部门领导人。这些人的背叛从根本上讲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正如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等人所言：“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心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苏联体制的瓦解，源自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16]
2.2 圈子文化盛行
在不同频率上，利用基于厘米波的超宽带设备对被测液体进行测量，可以测得被测液体的散射参数曲线.散射参数曲线物理意义清晰，提取出的特征线性可分性好.感知机是二类分类的线性分类模型，具有模型算法简单、训练速度快和预测效果好等特点[10].因此，首次提出利用感知机和厘米波超宽带设备对液体进行快速安检，对常见液体危险品的识别正确率达到96%以上.
当年，苏共党内的圈子文化非常流行。在苏共干部使用上，斯大林有句口号：“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18]可以说家喻户晓，斯大林选择干部强调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强调应当将那些经过实践锻炼的青年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勃列日涅夫提出要把那些有威信、对工作情况比较熟悉的干部提拔上来，戈尔巴乔夫从理论修养、组织纪律、监督、民主集中等方面提出了干部提拔使用的“五条标准”。把政治过硬、业务娴熟、能力过人、群众喜欢的党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只使用“圈子”中的人，那就事与愿违了。早在斯大林执政时，他就尖锐地指出党内存在的“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现象”[7]130。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要想获得升迁，首要标准不是能力，而是能否与勃列日涅夫的“圈子”搭上关系。勃列日涅夫“圈子”中的人都是一些德才平庸的亲信，这些人中不少是他曾经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的同学、部下或者朋友，人称“第涅伯彼得罗夫斯克帮”。其中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名叫吉洪诺夫，此人非常平庸，却因为勃列日涅夫是其同乡与校友的关系，官至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对于这一现象，退休以后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到：“我的提升出于斯大林一直在通过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注意着我，她在斯大林面前为我唱赞歌，于是斯大林就叫卡冈诺维奇帮了我的忙。”[19]这种任人唯亲的干部使用潜规则，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抱粗腿”现象，造成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投机分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毫无感情甚至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人进入苏共领导岗位，这对苏共的执政地位造成的杀伤力可想而知。
圈子文化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更是得到了强化，他在干部使用上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作为戈氏的左膀右臂而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就是这一时期提拔上来的。戈氏这种以“圈子”为标准使用干部的政策造成了党、政、军等领域思想空前混乱，苏共的执政威信受到严重损害，执政根基遭到极大削弱，导致人民群众对苏共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政令不出克里姆林宫”也就不足为奇了。细究起来，苏联解体始自于苏共内部的分裂，即从小“圈子”演化到大“圈子”，最后形成尾大不掉的“山头”，最终导致树倒猢狲散，这个教训特别值得警惕。
习近平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就一直针对我们党内存在的“圈子文化”提出多次批评和警告。近年以来，从一些地方出现的窝案、串案和塌方式腐败案件来看，圈子文化危害非常严重，它腐蚀党的政治生态、破坏党的团结、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民主集中制和组织原则，所以，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20]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21]。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它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更不能有自己的“圈子”，圈子文化的存在是对党内政治文化的严重侵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否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党内政治文化就会失去健康，其先进性就会丧失。
2.3 家长制作风肆虐
党内家长作风盛行源于苏共党内民主的缺乏，而民主的缺乏则源于苏共政权是建立在历史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之上。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小农经济占主体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不充分，因为民族历史传统和民族性格使然，俄罗斯政治文化中蕴含了过多的集权崇拜、等级观念，而少有民主意识和权利思维，“好几百年以来，俄罗斯统治者就一直提倡建立法定的等级制度；在沙皇审订的官方哲学中，这种制度的存在被奉为神圣。这种做法在许多国家也很普遍，只不过俄罗斯的体制比起许多别的国家来更为严密。这些等级是按地位高低排列的，那些对行使国家职权极其重要的等级排在最上层，他们的重要性和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俄国历史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22]。十月革命虽然使广大民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有形的反动政权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无形的腐朽的道德意识、个人崇拜思想、家长制作风等却在新生政权的各个系统中广泛存在。苏共党内家长制作风从斯大林时期就开始抬头了。20世纪30年代，苏共家长制作风首先表现为思想专制，对不同的思想观念给予坚决的遏制和打击，党内只能有一种声音即领袖的声音，斯大林的话就是真理、圣旨和政策，造成的结果是党内思想保守、理论创新能力枯竭。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现象进一步恶化，党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导致党内惟命是从之风盛行，领袖的意志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标准，从而引发了个人崇拜之风难以遏制。
由表1可知，规范重心坐标的坐标值满足由T-Map的构建过程可得，对于圆柱域中任意交点轴线Fx，若已知Fx的规范重心坐标为λFx，则Fx相对于F0的偏差
苏共家长制作风还表现在党员群众主体地位的丧失。关于党员的主体地位，列宁解释得非常到位，“俄国社会民主党是根据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这就是说，党内的一切事务由一律平等的全体党员直接或通过代表来处理；并且，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人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出来的，是必须向党员作工作报告的，是可以撤换的。”[23]只有确保党员的主体地位才能激发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遗憾的是，苏共普通党员的主体地位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由于苏共党内民主缺失，那些原本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的党的干部及党的领导机构，最后都变成了个别人指定和上级机关的任命。党的代表大会的职能也在这种背景下逐渐萎缩，最后成为摆设，或者成为赞美和颂扬领袖的“舞台”，党的重要决策不是由党的权力机关作出，而由个别领导来“拍板”。广大普通党员成了真正的“党的驯服的工具”，他们唯一的权力就是无条件执行领袖和上级的指示和命令，党章赋予的选举权、管理权、话语权、知情权等相关权利成为一纸空文。家长制作风的流行、民主的缺位导致党内“官本位”现象突出，本应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式关系被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所取代，权力等党内资源按照级别来配置和分享，福利待遇按照党内职务的大小来区分和分发，普通党员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尊严被无情地忽视和嘲弄。批评权和建议权在这种党内氛围中更是稀缺，在“不服从不得食”[24]潜规则支配下还有谁敢冒着丢掉饭碗甚至坐牢的风险去“享受权利”呢？若真有人这么不识时务，那么结果可能就像戈尔巴乔夫描述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25]干部们在这种党内政治生态中眼睛始终是“向上看的”，只对上负责。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党员干部普遍善于表演和伪装，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两面人”现象严重。
传统媒体大众传播的方式是把信息强行推送给用户，而连接思维不同，是信息精准地影响目标用户群体，而且每个个人作为信息传播的节点参与分享创造并被赋予公共价值，实现媒体资源与社会资源的深度融合对接。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功能的传统主流媒体，要逐渐转变成一个集信息聚合、分发、资源整合、沟通服务用户等功能为一体的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应该兼顾普通平台的信息汇聚和自由流通功能，同时应该保留主流媒体的专业编辑权威性，又拥有面向用户平台所特有的开放性的数字内容实体。而且作为传统媒体固有的意识形态使命，这个平台服务的性质又不同于一般的互联网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平台上有各种规则服务和平衡的力量，以确保用户自由沟通和平等对话。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外事活动需要，有关部门给巴金印名片。名片上头衔密密麻麻好几排，最后才是“小说家”。巴老觉得本末倒置，“小说家”才应该列在最前面。没了“小说家”，其余头衔根本就不会得到。
在中共党内，邓小平同志是较早关注家长制作风的领导人，他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27]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对党内存在的家长制作风有着清醒的认识，2014年，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惟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28]家长制作风盛行，表现为干部颐指气使、刚愎自用、独断专行，结果必然造成党内生活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党员群众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主体地位丧失，根源在党内民主制度的缺失，所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清除家长制作风的根本性措施。
2.4 阿谀奉承之风泛滥
阿谀奉承也叫溜须拍马，中国古代将“拍马者”归入“损者三友”。阿谀奉承之风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大敌。在赫鲁晓夫时代，这种不良风气开始泛滥起来。赫鲁晓夫是以批判斯大林来确立自己政治威信的，但自己也没有摆脱大搞个人迷信的窠臼，他在发表离职演说时流着泪指责：“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的勇气。”[26]64-65赫氏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的党风现状：脱离实际、空话大话套话连篇累牍、表里不一、“两面人”现象严重，等等。
最早发现的抗抑郁药物为异丙嗪和丙咪嗪，分别导致了单胺类氧化酶抑制剂家族和三环类抗抑郁药物家族的发展，革新了抑郁症的治疗。而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以更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进一步推动了抑郁症的临床治疗，被推荐为治疗抑郁症的初始治疗方案。除药物治疗外，还有其他一下有效的抑郁症治疗方式，比如电休克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可以作为抑郁症治疗的辅助措施或替代措施。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阿谀奉承之风愈演愈烈，他本人就是依靠这种手段上位的。在1964年赫鲁晓夫70岁生日宴会上，勃列日涅夫亲自宣读由所有苏共政治局委员签字的令人肉麻的贺信，信中写道：70岁对赫鲁晓夫来讲“只是度过了人生的一半岁月......还会再活70年，......活得一样辉煌，一样富有成效。”[29]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这样幸运，5个多月后，他在度假胜地被曾经肉麻地吹捧过自己的人解除了职务。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对阿谀奉承之风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本人对表面的恭维、荣誉和“奖赏”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据统计，他在位18年时间，总共获得200多枚各类勋章，包括苏联英雄勋章和列宁勋章等，其中有很多是在他的暗示与提醒下获得的。党内最高领导有这种“喜好”，必然起到“以上率下”的作用，一时间，各种阿谀奉承、沽名钓誉、歌功颂德、吹吹拍拍之风弥漫在整个苏共党内。许多人没有能力，全靠这种功夫就能入党和获得一官半职，他们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真是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忽视冷落了“当牛做马”的，使苏共党风愈加恶化。
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并没有好转，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挖墙脚”和“刨祖坟”般的“改革”首先使自己“名利双收”。在“名”上，他获得了国内外很多“荣誉”，如“伟大改革家”等称号，多次登上美国《时代》封面，1990年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利”上，他和其夫人以奖金、奖品、稿费等名义得到了西方国家给予的总共400万美元的“资助”。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美誉”忘乎所以，在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亟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30]。
阿谀奉承之风在苏共党内和官场盛行，导致形式主义、不切实际、脱离群众之风大行其道，苏共各级领导擅长做的只是将一些陈规陋习披上件“新马甲”就美其名曰“创造性”思想了，而对大量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和现实要求却无动于衷，束之高阁[31]。阿谀奉承实则是一种“精神鸦片”和“精神贿赂”，这种风气在苏共党内盛行起来，导致的结果是许多领导干部善于夸夸其谈、不务实事、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苏共的前车之鉴必须牢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防止党内出现“阿谀奉承”现象做出明确规定，在“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一章中明确提出“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在“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一章中明确提出“党员对领导干部不能阿谀奉承”。由此可见，我们党对这一问题保持高度重视与警觉，因为我们党深知“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带来的危害，将比100个敌人还要大”[32]。阿谀奉承不仅腐蚀领导干部，更为严重的是破坏党内政治生态，任其发展将会严重污染党内政治文化，造成的危害将是全局性的、长久性的，也是根本性的。曾经蔓延整个苏共党内的这种风气造成的致命危害不能不让我们警醒。
3 结 语
归根结底，苏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失败在于没有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党，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的政党。所以，党的性质和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将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起来，这是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背离了这个根本要求，那么作为执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会逐渐丧失，非主流的甚至落后、消极的党内政治文化就会泛滥起来，结果是其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并最终被人民和时代所抛弃。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将执政的合法性完全寄托在政绩之上也是非常危险的。当苏共在经济上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时，却在意识形态上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奋斗目标上与共产主义理想渐行渐远，在党的宗旨上将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最后将自己异化为一个广大人民群众所厌恶的特殊利益集团，其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所以，任何时候都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放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一刻也不能动摇，同时必须坚决、彻底地同党内不良政治亚文化作斗争，为顺利推进党的新的伟大工程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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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A Painful Less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Shi Chenghu*
Teaching Section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Nanjing Municipal Party School，Nanjing Jiangsu，210046，China
Abstract：The polit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in a party，the fundamental endeavor in the party construction，plays a ke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ft power of the party.The CPSU’s fail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during its 74 years of ruling has left us with painful lessons.The loss of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t ideology resulted in the loss of direc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CPSU.And the lack of restrictions and regulations on corruptions weakened mainstream value within the party，so that the nature of the CPSU’s party political culture was changed and finally lost.Therefore，inadv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er management of the party，the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take the political culture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party as its priority，and adhere to the Marxist ideology，so as to cultivate advanced and healthy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
Key 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Marxism ideology；privilege mentality；circle culture；patriarchy
DOI：10.11885/j.issn.1674-5094.2019.02.26.02
文章编号：1674-5094（2019）03-0079-0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9-02-26
作者简介：史成虎（1975-），男（汉族），安徽六安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2018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究”（18DJB002）。
史成虎．苏共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惨痛教训[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3）：79-87．
Shi Chenghu．The Collap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CPSU）:A Painful Less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within the Party[J]．Journal of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9，21（3）：79-87．
编辑：文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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