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基于对明亡教训与时代问题的反省，借由深入诠释《论语》“子贡问政”章，指出社会生养需求的满足、基于内外安全需要而保持充足的武力，以及通过教化养成民众的诚信之德，乃为政治得以维系的三项重要功能要素。其中又以百姓诚信之德的养成，为政治建构与维系的核心基础。因此，船山认为政治建构，应以道德教化为起点与导向，再次第达至足食、足兵之目标。此外，船山针对最新的时代状况，对于《论语》本章所关涉的治道问题，提出了诸多极具现实性的应对举措。
关键词:王船山；儒学；《论语》；治道思想
明清之际的学者王船山，对于《论语》“子贡问政”章，做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诠释。船山借由疏解《论语》本章之义，探论为政之道，对于政治得以维系的功能要素，政治建立施为的本末与次第，社会道德对于政治的支撑作用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入分析与阐发。而船山的相关论说，不仅关涉儒家的政治理念，更基于他对明亡教训与时代问题的反省，因应时代变局做出了诸多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思考。
一、前人诠释之分歧与船山立说之针对
笔者首先对船山以前有关本章诠释的重要观点与分歧略作分疏，以便见出船山说解之独特性与其立说之针对。
《论语》本章结构可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子贡向孔子问政，孔子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答。第二部分为子贡就孔子所言，继续加以追问，孔子则对子贡先后提出的两个问题又分别做出解答。前人之解说大致可分作两类：其一，为郑玄《论语注》(以下简称郑《注》)、何晏《论语集解》(以下简称《集解》)、皇侃《论语义疏》(以下简称皇《疏》)、邢昺《论语疏》(以下简称邢《疏》)；其二，为朱子《论语或问》(以下简称《或问》)《论语集注》(以下简称《集注》)及语录相关之诠释。
本章第一部分，郑《注》、皇《疏》、邢《疏》，皆以孔子回答子贡问政之言，为食、兵、信，三件事项。其中，经文“民信之矣”一句，皇《疏》本“民”上有“令”字，正平本、天文本，“民”上有“使”字(1)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3页。。皇《疏》解释此句为“若君无信。则民众离背。故必使民信之也”(2)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4页。，指出君主守信，才能获得百姓的信赖，否则将使民众背离。经文最后一句“民无信不立”，皇本、正平本、天文本“无”作“不”(3)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3页。，正与此句呼应，强调治国不可失信于民，若百姓不加信赖，则国家无法存立。但朱子却指出“看来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后民信，本是两项事，子贡却做三项事认了”(4)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4页。。朱子《或问》曰“有是二者，则民以信事其上，而无欺诈离叛之心，所谓民信之者也”(5)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05页。。在朱子看来，孔子答子贡问政，本意在指出为政者做到足食、足兵，乃是获得百姓信赖与支持的先决条件。因此，孔子只是强调足食、足兵二事乃为政之要。而子贡却误将孔子回答，理解为三件事项，于是方有之后的追问。
本章第二部分，前人在诠释子贡与孔子的后两节问答时，大多认为子贡的两次追问，乃是假设在被逼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于孔子所言为政之法，依次损减的先后之序，由此以明确三者重要程度之差别。也就是子贡追问孔子，若为情势逼迫于三事先去其一，当以何者先去。待孔子以“去兵”作答后，子贡复又追问若不得已，再要于所剩食、信二者先去其一，又当以何者先去，孔子又以“去食”作答。
对于孔子为何以“去兵”为先，前人诠释大多流露出对于军事武力相对轻视的态度。皇《疏》认为军事防卫的需要，乃源于社会风俗转为浇薄后的时势需要，并非如饮食之事乃民用之根本，因此“兵比二者为劣,若事不获已,则先可去兵也”(6)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4页。。朱子《集注》曰“言食足而信孚，则无兵而守固矣”(7)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4页。，认为若能做到生计富足，赢得百姓的信赖，百姓自能亲上死长，誓死捍卫，即使无兵亦可固守。更将武力在政治维系中所具有的功能视为最低，甚而可以舍弃。
2.游戏精神的诸种内涵。“游戏精神”这一概念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有三种内涵：即儿童形象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儿童文学具有的“游戏精神”与儿童文学作家具有的“游戏精神”，尤其是前两者常常为研究者所混淆。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常从儿童形象的“游戏精神”不自觉地滑入到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上去，或者是从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很随意地转到儿童形象的“游戏精神”上来，更多的则是将两者混杂不清，其实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对于孔子为何在食与信二者之间，又以“去食”为先，及其对此做出的补充说明，前人大多将“去食”与“死亡”建立起顺承的因果关系，并以宁死而守信的道德抉择，来突显信义的重要。至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句之义，《集解》引孔安国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8)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4页。，认为相较“人皆有死”的古今常然之道，治邦失信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更为严重，由此强调守信对于国家存立的重要。皇《疏》认为虽然人若不食，必致死亡，但自古及今，人终无不死，却未有一国无信可以存立。因此宁从其死，而不失信于民，故云去食，此解近于孔说。宋代的程颐与朱子，更将信视为人性所固有的美德，不仅为国家存立所不可或缺，更是人之所以为人，民之所以为民的根本所在。弟子曾问朱子“‘无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国不可立？’朱子答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则国亦不能以立矣’”(9)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4页。。在朱子看来，“信本人之所固有”，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生命之维系，更在道德之持守。由于道德作为贯通天理与人性的普遍性存在，亦是政治维系，国家存立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生死危难之际，“宁死以存信”而不可“失信而苟活”。朱子在《集注》末尾又补充曰“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10)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5页。，《语录》亦曰“有信则相守而死。无信，则相欺相诈，臣弃其君，子弃其父，各自求生路去”(11)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084页。。若从朱子处身的时代形势并加以回溯，可知北宋国都汴京曾被金兵围困，钦宗准备南逃，后因大臣李纲劝阻并组织抵抗，才得以击退金兵。但由于钦宗软弱犹疑与举措失当，汴京再次被围并为金兵攻破，徽钦二宗被俘，此即令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而朱子所处的南宋亦不断受到北方金国军事势力的威胁，主战与主和始终成为朝廷争议的问题。朱子在《集注》中以危急存亡时刻的政治情势，诠解“民无信不立”之义，强调为政治者当身先士卒，率民死守，绝不可背信逃亡，自求其生，正有其所处历史时代的切身感受与道义抉择。
虽然，船山同样是在对经典原义的探求与时代感受、现实关怀的张力中，展开《论语》本章的诠释工作，但却最终得出不同于大多前人的理解与洞见。而船山的解说，正是立基于对朱子诠释全面细致的批评，而加以展开的。船山对于本章之诠释，主要见于《四书笺解》(以下简称《笺解》)《读四书大全说》(以下简称《大全说》)《四书训义》(以下简称《训义》)、《船山经义》(以下简称《经义》)四个文本，各处论说既有一贯之义，又有详略不同，笔者以下将综括其说以作讨论。
二、船山诠释中有关政治功能构成要素的思考
船山在《训义》中指出，“子贡问政，问立国之规也”，而孔子对于子贡的回答，正是从“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个方面，指出“为国之大体也”(12)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船山《笺解》针对朱子《集注》，指出“此明是三件事。注中‘然后’二字，可以不从”(13)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船山认为孔子答语，并非如朱子所理解，仅以足食、足兵两项作为施政举措，从而将“民信之矣”视为“足食、足兵”后所取得的成效，以突显此两者乃是获得百姓信赖的前提条件。在船山看来，“政有本末备足之具，而后国有与立”(14)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而孔子所言，正是从大纲上揭明实现完备政治功能的三项构成要件，亦是国家存立与维系的重要基础。
船山对本章首节之诠释，看似从朱子所创新解，回返之前的旧说。但无论有关本章首节与此后两节文义结构与义理层次之分析，还是对三项为政举措具体内涵之阐说，都展现出其所独创之新义，并内涵深刻的思想。船山相对朱子之说，最要之义在重新将“民信之矣”加以独立，并赋予新的意涵。皇《疏》、邢《疏》等旧注，认为“民信之矣”与“民无信不立”，都意在强调获得百姓信任对于国家存立的重要，由此推及君主守信之德，并以此作为取得百姓信任的前提条件。船山既不同于朱子将“民信之矣”，视为足食、足兵两项举措所达至的政治效果，亦不同于皇《疏》、邢《疏》，将其推之于君德。船山在《笺解》中指出“‘信之’之字，亦不指上而言”(15)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大全说》又言“《集注》两释‘信’字，俱加‘于我’二字，亦似赘出”(16)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7页。。船山认为本句，乃指百姓接受教化所成就之民德。船山曰：
此“信”字，是尽民之德而言，与《易》言“履信”同。民之所奉上教，而自成其道德之一，风俗之同者，至于信而止矣。孟子所谓“恒心”者是也。“信之”“之”字，固若隐然指君而言，然亦要君之所以教民者而概言之，非专指君身与其所令也。于此不审，则将“自古皆有死”一句，煞认作饿死说，而“民无信不立”，作守死不食言解，则大失圣人之旨矣。(17)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7页。
由于研究范围较大，辐射距离较长，整段天际线所包含的构成要素数量及形式过多。因此以道路分隔及既有街区为基础，将整段天际线较为均匀地划分为7段样本，每段长度约500～700m。一方面控制样本尺度以便于受访人在之后的调查问卷中进行评价判断，另一方面增加样本数量为后续天际线评价定量化、规律化的探讨提供了基础。
船山认为“民信之矣”与“民无信不立”之“信”，皆“尽民之德而言”，“信之”中的“之”字，并非如邢《疏》、《集注》专指君身与政令，而是概言为政者对于百姓所施之教化。在船山看来，民德乃由教化所成，为政者教民以成美德良俗，又以“信”为终极之目标。船山认为“信”即“诚实不尚欺诈”之意，即孟子所谓之“恒心”。
船山不同于朱子以前之旧说，将“民信之矣”导向对于君主个人之道德要求，而是诠释为为政者对百姓所施行之教化，正源于他对于儒家修己、治人之道，应当有所分别之独特洞见。船山认为由于治理范围的广大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并不能仅仅依靠为政者个人的道德操持与表率，即能自然达至社会道德风俗的改善，其中必有赖于为政者切实的教化举措，来善加导引。在船山看来，为政者所当具有的君子之德与社会全体应当普遍遵循的道德品行之间，亦有范围与层次之分别。船山认为“尽民之德……至于信而止”(18)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7页。，正是专就社会普遍道德而言。他曾指出“故信者，尽人所必务，愚不肖者不可违，而贤智者亦所必据”(19)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312页。，且“下所遵，必上所守”(20)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253页。，乃为政者与普通百姓所共遵。至于，为政君子，于社会道德之外，更需通过为学修养之功，培育治教天下所需之品德能力，此自不能仅以“信”德为限。在船山看来，本章重点在言为政之道、治人之方，故不取前人君德之说，而以百姓受教所成民德为说。此外，船山指出为政者教民以信，必“使民与上相信也，民与民亦相信也”(21)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前者乃延续前人之旧说，后者则为船山所增入之新义，意在指出社会具有诚信之风，百姓彼此相互信赖，乃是维系政治的重要基础，由此突显社会道德对于政治稳固所具有的支撑作用。
(1)在设计建设选煤厂时，应就近在煤矿附近配套建设选煤厂或建设中央型选煤厂。工艺的布置应在满足使用条件下尽可能减少物料的中转环节，降低生产厂房高度，缩短输送长度，煤流、水流选择合适的坡度及角度，尽量使其自流，但不提倡物料全部泵送至厂房顶部然后再自流；在设备选型上，采用大中型高效节能设备，同时满足工艺要求，较少使用大容量设备；变频器技术在选煤厂节能降耗方面的应用效果显著，不仅可提高生产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减轻工人劳动强度，还可提高设备使用效率，节约电能，降低设备故障率。
此外，不同前人在诠释本章时，对于军事武力予以相对轻忽的态度，船山则认为军事武力作为维系政治的重要功能要素，乃不可或缺。对于本章“足兵”、“去兵”中“兵”字之所指，《笺解》曰“‘兵’非军也。古者寓兵于农，自有定额，不待求足，乃戎车器仗之武备”(22)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大全说》曰“古者即民为兵……‘足兵’者，训练之而使战不北、守不溃也”(23)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7页。。船山认为古者寓兵于农，即民为兵，故都鄙、乡遂依制各出兵、车，蒐乘讲武依时而行。因此，无论将本章“兵”字理解为兵车武器，或是军事训练，下文所谓“去兵”，皆不可如前人理解为对于军事武力的彻底放弃，至多不过是基于率先保证农耕口粮的需求，对兵力加以裁减、不求备足而已。即使如三代圣王所治之天下，军事武力之保持，亦为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
“必不得已”之云，自以施为之次序而言，而非谓其有内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势。食竭兵溃，坐以待毙，亦何政之足为耶？君子不居危乱之邦，而何为执其政哉？倘云先已执政，而一旦至此，则平日之足之者，漫无可恃，而徒议销兵弃粟于危亡之日，其不足有为甚矣。子贡亦何屑为此童昏败亡之君臣计耶？(26)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
最后，所谓“足食”，船山认为乃“兼上下说”(24)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民之食与国之食而两足也”(25)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7页。不仅指国家粮储充足，亦指百姓家有余粮、生活富足,必使上下皆足,而不可损下以益上。至于，船山基于时代问题之反思，对于此为政举措，因时制宜所应采取之革新方略，笔者将在下文第四节中予以详述。
三、船山诠释中对政治建构本末次第的讨论
船山认为本章接下来子贡与孔子的两则问答，主要关系到政治建构的本末与次第问题，并由此做出迥异前人的解说与诠释。船山以前的注说，皆以子贡后两次提问，乃以递次排除的方式，请教孔子若不得已，三事必去其一，当以何率先去除；若于所剩二者，不得已再去其一，又当以何先去。诸说对“于斯三者何先”、“于斯二者何先”中“何先”之意，皆承接前句“必不得已而去”，释之为“以何先行去除”。从而亦将孔子的答语，释之为“先行去某”之意。从义理层次上，则由此呈现出随着所处政治局面愈趋恶劣，为政者迫不得已要将为政举措渐次舍弃。最终，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宁可舍生存信而绝不弃信苟活的道德抉择，来突显为政者守信以获得百姓信赖对于国家存立的重要。
三余爷爷过世后，小先生接过了他的衣钵。小先生是三余爷爷的长孙，奔七之年，正是做风水这一行的盛年。他初中毕业，就跟在爷爷后面学着给人家看风水。先是在爷爷的监管下每天练毛笔字，之后就跟在爷爷后面拿罗盘，勘察现场。那时就有人喊他小先生了，后来不知怎么小先生又改行做了缝纫师傅。多年不见，日前偶然在老家的一个酒席上相遇，才知道他早已从做缝纫转回看风水了。
但船山却认为无论从文义结构、义理层次着眼，还是以政治常识判断，前人诠释都存在较大问题，难以切合经文的本义。船山曰：
目前，三产融合尚处于探索阶段，很多地方还处于一二三产业简单共存状态，即一部分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让家里人开着农家乐，但是却各干各的，没有实现真正融合。换句话说，就是不论单一的农业生产还是以农家乐为主的农村观光旅游，都还没有真正发挥农业的应有功能。所以，三产融合必须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船山认为绝不可将子贡后两节追问中所谓的“必不得已”，理解为“天灾流行”、“内患外逼、旦夕立亡之势”。在船山看来，国家若处“食竭兵溃，坐以待毙”之势，则已无政事施为的条件与可能。孔子曾言君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入、不居危乱之邦，自不任其执政。倘使先已为其执政，若如前人所释，当国家危乱之时，平日无兵、食足以为恃，却徒议销兵弃粟，则此昏庸败亡之君臣，子贡绝不屑与之相与为计，此依政治常识亦可断其荒谬。
为富强之术者，亦未尝不言敦民之行，而以为待之国既固、民既富之后。逮乎富强习成，风俗大坏，则有不可挽之势，君子所必不以身任数世之咎也。(40)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
世儒错看一“去”字，说作已有而故去之，夫已有兵有食矣，则又何害于信，而必欲去之哉？……倘云先去，则岂去兵之后乃去食，去食之后乃去信乎？(27)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
船山指出此一文义理解上的错误，正是导致前人对本章后两节义理诠释偏差的根源。船山认为子贡问语中的“去”与“先”所指并不相同，“‘去’是去其足之之政，‘先’是先足，此二字最分明”(28)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231页。，“去”字“非已有而去之，乃未足而不求足耳”(29)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何先？是先足，不是先去”(30)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船山在诠释子贡对孔子两次追问时，特别抓住孔子此前答语中“足食、足兵”中的“足”字，从而指出子贡所谓“必不得已而去”中的“去”字并非如前人所释乃“去除”之义，而是“不求先足”之义，“何先”则为“以何先足”之义。与之相应，孔子答语中所谓“去某”，乃言于何者不求先足而可缓待于后日，同时亦指必使余者先求具足。依此诠义，船山既指明“兵、食、信”三者乃为政治成立所不可或缺之要素，同时又顾及到在三者不能兼具完备的情形下，轻重缓急与先后施为的次第分别。
小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包括数感、符号意识、空间观念、统计观念和数学应用意识等五种数学意识；数学思维、数学理解、数学交流、解决问题等四种数学思维能力。
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42)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86页。
富强之流，或先食，或先兵，亟以耕战立国，而置风俗之淳薄为缓图，固当世言政者之大敝也。(39)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
船山指出，子贡追问孔子如身处弱国之中，不得已于三者，暂缓其一不求备足，同时又当以何者先求具足？由于孔子考虑到若糜粟造兵，勤于讲武，不免耗竭粮储，伤及耕作，导民以争竞之风。与之相较，民以食为天，信又为百姓离合之所系，因此主张“姑置兵于不足”，“先食与信可也”(37)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接下来子贡再次追问，若处贫弱至极之国，不得已又将于食、信二者，暂缓其一以为后图，又将以何者先行施为。船山指出，若依常情而论，“至于无兵、无食，而国非其国，又何赖有为政者哉”，但孔子置兵、食二者“听其不足，而惟以信为先务”，正以揭明“此君子谋人之国，所由审于立政之本也”(38)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以船山之见，由于子贡的不断探问，至此孔子明确指出“信”乃是政治存立的根本所在，“教民以信”方为治国为政的基础与起点。
与之相对，船山指出“圣贤立国之道”，之所以有别于管、商富强之术，并非对于兵、食问题忽略不顾，而是将教民以信作为施政的起点与根本。船山所谓“圣贤立国之道”，实兼括儒家的政治理念、目标与具体施为的举措方略两部分。其中，儒家的政治理念与目标，意在建构一道德与文明的政治共同体，因此教化百姓，培育民德，既为政治所应承担的责任与使命，亦为政治维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伦理的支撑与基础，此即船山所谓“教与养有兼成，而政与教无殊理”(47)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438页。之意。至于具体施为的举措方略，船山认为“先信而二者从，先二者而信必不可复。此本末先后之序，不可不讲也”(48)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在船山看来，政治建构必欲百姓相成以有立，“立民之道”正以教民为先。为政者教民以信，百姓以信而自立，由此方能合乎人道“死生之正理”，以达“民德之极”。因此，即使“当极弱极贫之日”，为政者亦应“先结之以恩，示之以诚，孚之以教，使民与上相信也，民与民亦相信也”，由此“立百年不可拔之基，以固结而图存”(49)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在船山看来，不仅“积敝之余，初议收拾，则先教民而后议食，先足食而后议兵，其施为之次第如此”(50)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即使“王者体国经野于极盛之日，先信后食，而余乃及兵，亦必然矣”(51)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5页。，无论所处时势之盛衰，王道施为皆当以教民为先，再及于食、兵之政。以船山之见，百姓若能秉信自立、以诚相待，则可凝聚人心、安定社会，以为生产、军力的恢复与增强，创造有利的内外条件。相反，若以兵、食为先，置教民之事于后图，则在政治的功利导向之下，不免令社会欺诈成风。即使达至食足兵强，亦必在此过程中，令社会道德风俗付出极大的代价，由此再思推行教化、导民以信，自然会愈加困难。
由此，船山提出“王道”与“管商富强之术”，作为两种为政方略的根本差异，即在孔子所言三项政治举措先后施行的次第分别。船山曰：
自1921年东非肯尼亚首次公开非洲猪瘟，到目前依旧有29个国家存在非洲猪瘟的问题，这些国家大部分来自亚洲，但是在高加索地区以及俄罗斯地区等一些欧洲国家也存在该疫情。2017年3月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生了非洲猪瘟疫病，该区域距离我国较近，导致非洲猪瘟传入我国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就我国目前出现的非洲猪瘟疫病分布情况进行分析，截止到2018年9月22号我国已经发生了20例非洲猪瘟疫病，具体如表1所示。9月24日内蒙古地区又新增1例非洲猪瘟疫病，截至目前共感染猪只1 947例，死亡猪只1 063例，对我国的养猪行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由此，船山对于本章后两节与前一节的结构关系及其义理内涵，做出不同前人之解说。船山指出“政有本末备足之具，而后国有与立，而为之则有次序在”，因此必须“审乎缓急而图之于其本”(31)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船山认为孔子第一节答子贡问政，乃从大纲上指出为政的三项要件，如果国家“处庶富之资”(32)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4页。，“三者皆有可为之势”(33)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则“无所去，不必谋所先，精意行于法度之中”(34)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4页。，“兵食与信，同时共修，不相悖害”(35)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但船山也同时意识到“从政者，未必得一全盛之国，惟吾所欲为而为之也”(36)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由此可见船山对于政治实践的有限性，即一切政治施为都必然受到现实时空条件的制约，具有充分地认知。船山认为子贡的两次追问，正意在请教孔子，若身处“弱国”、甚至“又贫又弱之国”，不能令三者同时共修，如何依轻重缓急做出施为先后的抉择。而孔子的回答，不仅指出政治施为因时取舍的先后之序，更蕴含着他对于政治本末之道的根本性思考。
船山进而指出，子贡所谓“必不得已”，乃是针对所处国家的不同现实条件，请教孔子政治施为的本末次序，“因时而善用之”。船山曰：
彼富强之术以为壃圉固而后田莱可闢，衣食足而后教化可兴，偷一時之利而召無穷之乱，然后知圣贤立国之道为不可易也。(41)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6页。
船山指出所谓富强之术，乃以耕战立国，故急于以兵、食为先，主张国强民富之后，再通过教化举措来培育百姓品德，淳化社会风俗。论中所谓“衣食足而后教化可兴”，原于《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之说。此处所引，明显针对《集注》“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衣食足然后得以施教化”之说，并将之归入管、商富强之术。船山《读通鉴论》曾曰：
（三）施肥。幼苗期少量追肥促苗早发，以腐熟有机肥为宜。幼苗定植40～50天后，每亩施腐熟有机肥1000千克，施氮、磷、钾复合肥25千克。进入采笋期，增加追肥次数和追肥量促使营养生长。
船山论中直斥管仲之言乃为邪说，并借阐发孔子之言，指明“信”、“礼”二者内外相维一体之义。在船山看来，信乃礼之内在的道德基础与支撑，礼则为信之维系提供外在的社会规范，二者内外相资，构成为政者施行教化的核心要义。在船山看来，政治建构的目标，“非但相聚以生，而必欲相成以有立”，若仅“呴呴然如禽兽之相餔相卫，求以趋利而避害”，则不过为禽兽之邦，即使食足兵强，“适以败坏人道久矣”(43)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船山认为在政治推行过程中，如果对于民众道德与社会风俗问题未能事先加以充分地考量与安排，只片面地以追求富强做为国家发展之目标，那么在此过程中，必然使社会整体趋于功利，从而导致社会人心与风俗地持续败坏，其势难挽，终致祸乱。由此，船山指出“管商之术，君子恶之，岂谓兵食之可不务哉，无序故尔”(44)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5页。，其根本谬误则在颠倒其序。在船山看来，待兵食充足再行教化，看似符合常情，然而却不免“偷一時之利而召無穷之乱”(45)王夫之：《船山全书》(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95页。，此正为“当世言政者之大敝”(46)王夫之：《船山全书》(六)，岳麓书社,1996年，第778页。。
邹某某受雇于孙某某从事货运工作。邹某某驾驶的孙某某所有的重型货车在行驶途中发生故障，邹某某下车查看，在返回驾驶室的过程中，被刘某某驾驶的拖拉机拖车车厢挤伤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公安交警大队认定，刘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邹某某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肇事方以经济困难为由拒不赔偿，邹某某的雇主也置之不理。邹某某的妻子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到的伤害，雇主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邹某某之妻以此为由将孙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孙某某承担赔偿责任。①
竖炉整体结构经过多次灌浆，但炉壳及烟囱部位仍易烧红、跑风、冒火，随着燃烧温度的提高，燃烧室压力升高，膨胀加剧，炉墙外侧不能抵挡炉内高温炉料的热负荷冲击，导致炉壳及烟囱产生烧红、变形甚至烧穿，会引起炉内气流的分布不均，进而影响竖炉产能和铜液质量，也严重影响竖炉的安全生产及炉龄。
此外，船山与朱子都注意到，本章首节孔子答子贡问政，所言“食、兵、信”三者之序，与后两节回答子贡之追问，所见“兵、食、信”轻重之次有所不同。朱子在《或问》中认为前者乃“以序言之，则食为先”。后者则“以理言之，则信为重”(52)朱熹：《四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05页。。在《集注》中则认为前者乃“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后者乃就“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53)黄怀信，等：《论语汇校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85页。。对此，船山在《经义》有关本章的说解中，则做出与朱子不同之诠释。船山认为后两节，孔子对子贡两次追问之解答，正以揭明王道施为的本末先后之序，即所谓“治以渐而有成，道有本而先立。盖信民而民信，本也；食且次之，而况于兵”(54)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3页。。而本章首节，则是就施政所见成效以为序，船山曰：
若夫言足食，次足兵，终之以信，序其成绩而推本言之也。三年余九，而食足矣。七年即戎，而兵足矣。必世之仁，立本于始，渐渍于久而后化成于终，至于民信，则何有不得已之去乎！(55)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5页。
船山指出，为政虽以教民以信为起点，但却始终贯彻在为政过程之中，足食、足兵之政亦为信义所导引与规范，而不可与之相违背。同时，船山也充分意识到教化民众以成良善美俗，非能立见其效，需“渐渍于久”而后方能“化成于终”。在船山看来，首章孔子“足食，次足兵，终之以信”，一方面意在指明民众诚信之德的养成与社会尚信风俗的形成，作为社会教化的最高目标，其最终达成需历时长久而在足食、足兵之后，由此以见其不易。另一方面，则“序其成绩而推本言之”，对于诚信之德与教民以信在政治建构中的根本地位再次加以强调。
四、船山诠释中的儒家经义与现实思考
接下来，笔者将考察范围扩至船山其它经说史论，以进一步探寻他对于《论语》本章所涉及的相关治道问题，如何在儒家经义与时代变局的张力中，展开创造性的思考。
有关足食之政，后世常有儒者主张以恢复三代井田之制，推行经界之法，来解决所在时代的土地与民生问题。船山同时代学者陆世仪，就曾指出“封建、井田、学校三者致治之大纲，后世若欲平治，道理总不出此”。但船山却指出三代圣王“立法之精意”，“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固不在封建井田也”(56)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847页。。在船山看来，圣人之德“仁义相资”，故能因时创制以教养百姓。船山认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57)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67页。，势之所趋，必有其理。由于封建与郡县形势不同，因此三代之制，大多并不能直接取用于后世郡县之天下。船山在《宋论》中，即曾对宋代士大夫倡言实行井田、经界的言论，展开深入分析。船山指出这些论政之说，“托井地之制于周官，假经界之说于孟子”(58)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一)，岳麓书社,1996年，第77页。，实乃“取《诗》、《书》、《周礼》之文，断章以饰申、商之刻核”(59)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一)，岳麓书社,1996年，第75。。在船山看来“不劝而自劝者，农也；劝农者，厉农者也”(60)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一)，岳麓书社,1996年，第78。，立意良善的劝农举措，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往往最终变为贪墨之吏，巧立名目加重赋役、搜剥百姓的机会。在船山看来，“农桑者，小民所自劝也，非待法而驱也”(61)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204页。，如果为政者能够轻徭薄赋，防范有司吏胥对于百姓的侵夺扰害，自然能够让百姓勤于耕作，不致弃田抛荒，以有田为苦。
有关足兵之政。晚明以降，儒者谈兵时，常批评三代以降“兵农相分”是导致国家军力衰弱的重要原因，从而提出要恢复三代“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兵源与军饷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明朝曾实行的卫所、民兵、屯田等制，同三代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精神具有相通之义，可针对施行过程中产生的弊病加以改造，并予以推广。对于同时代人的这些观点，船山的立场完全相异，不仅对于卫所、屯田、民兵等制度持批评的态度，并且对于恢复三代兵农合一、寓兵于农的制度构想，明确加以否定，对其不可行性亦做出深入的分析。船山在诠释《论语》本章“足兵”之义时，亦曾依据三代“寓兵于农”的制度做出理解，但他在思考同时代的军政问题时，却明确指出此项制度，仅适用于三代封建之形势，绝不可行诸后代郡县之天下。船山分析指出，上古三代时期的战争，大多发生于华夏友邦之间，交战往往不过“示威而已”，并无生死不两立之势。而且，由于战争形式以车战为主，决胜的关键则主要取决于贵族出身的车中甲士，服役农人大多充任步卒，只承担后勤防卫之责。因此，农可于战时择而为兵，战后亦可退而为农。但船山认为，三代以后之天下，由于要不断抵御周边民族的侵扰，战争规模与激烈残酷程度都远过于三代之时，若驱使不习武事的农人以为兵，不仅荼毒百姓，更难免于战败亡国的后果。在船山看来，由于“时异道殊”，若“以三代之军制，驱束后世以摹仿者，只以病国而毒民，必矣”(62)王夫之：《船山全书》(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428页。。由此，船山认为不仅必须跳脱“寓兵于农”的传统思路，建立职业化的军队，并加以专业化的武备训练，更要以实战的方式来保持战力。船山这些主张，应当源于他对明亡原因的痛切反省，不仅迥异时人，且具有前瞻性。
那天，直到黑袍人的水船行出去很远，他才突然想起，还未问过对方的名字，这让他觉得自己很失礼。于是，他大声朝着远去的船影喊道：“你叫什么名字？”
此外，船山指出国家欲求兵食之足，还有赖于对于国家财政的收支状况，进行详细的计算统计，进而量入为出，以免于奢靡之风、虐民之政。船山注意到由于儒家对于义利之辨的强调，大臣、学者往往讳言钱谷理财之事，使得相关事务反被宦官、吏胥所掌控，贪墨之徒从中赢取私利，国家财政亦时常因入不敷出而陷入危机。明末由于天灾、边患、腐败等原因导致财政枯竭，进而由于过度搜刮民力而引发叛乱，正是导致明亡的重要原因。船山在《训义》中以“通计国之田野，而经画其出纳以畜有余”诠释“足食”之政，在史论中强调会计天下财政，及相关人才培养之重要，正是有鉴于明亡教训而做出的现实应对。
最后，笔者还将讨论下，为何船山要对朱子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诠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义，予以严厉批评。笔者认为这同样与船山亲历明亡的惨痛经验密切相关。船山《经义》阐说本章时，曾言“崇祯间诸人无端将‘不得已’作晋怀帝在洛时说，悲夫，其谶也夫！”(63)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655页。。船山在《读通鉴论》中，曾对晋怀帝因群臣私意阻扰而不能尽早迁都，从而在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后，沦为俘虏的这段历史，大加叹惋。船山指出“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于膜外”(64)王夫之：《船山全书》(十)，岳麓书社,1996年，第450页。，正为“国君死社稷”之说所误导。“国君死社稷”之说，见于《礼记·曲礼下》，本属儒家之经义。但在《礼记章句》中，船山则特别分析指出，此处所言之国君，乃为封建秩序中受封之诸侯，并非针对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而言。在船山看来，“死社稷者，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65)王夫之：《船山全书》(十一)，岳麓书社,1996年，第202页。，“死社稷”乃诸侯所当信守之义，“天子以天下为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死其社稷，则是怀土而弃天下也”(66)王夫之：《船山全书》(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142页。。船山认为国君以天下为守，即使国都沦陷，若国君未亡，仍能号令天下，积聚力量，徐图恢复。因此，船山举宋代李纲在金兵围困之际，反对迁都坚守汴京为例加以批评，曰“李纲徇都人怀土之私情，挟天下为孤注，一时浮竞之士翕然贤之，邪说相师，胁四海九州之共主，仅殉一都会之邑，而天下沦胥。邪说窃经义而不详，其为害亦惨矣！后之谋国者不幸而当其变，其尚明辨于此哉！”(67)王夫之：《船山全书》(四)，岳麓书社,1996年，第105页。。船山在经说史论中，曾多次对李纲予以严厉批评。船山指出李纲力主死守，曾获得汴京君民响应支持，但军民不欲迁都，不过怀土重迁、耽恋富贵之私情所致。上文对此段历史曾有述及，北宋亡于靖康之变，虽其时李纲已被贬谪，但在船山看来，仍与第一次汴京被围时李纲力主守城，未能及时迁都的战略决策失当密不可分。船山尖锐批评李纲为北宋亡国之罪魁，更直言“祸今之天下者，非纲而抑谁耶”(68)王夫之：《船山全书》(五)，岳麓书社,1996年，第144页。。船山苛责李纲亦祸及今之天下，正指明亡前夕，当闯军逼近北京之时，崇祯本有意南迁，但却为朝臣阻止，终错失时机，导致北京陷落后，崇祯自缢煤山的亡国结局。而曾经激烈阻止南迁之议的朝臣光时亨，在国破后却投降闯军。在船山看来，“光时亨之误国陷君，而身则降贼以偷生”(69)王夫之：《船山全书》(二)，岳麓书社,1996年，第425页。，不过剿袭李纲之余瀋，以侥幸而陷主。回顾历史，船山指出平王东迁、唐玄宗安史之乱时避乱入蜀，皆使国家免于丧亡；而“晋怀、愍坐空城以待缚”、“李纲侥幸于孤注”，“光时亨之误国陷君”，则最终导致亡国的败局。因此，便不难理解船山何以反对朱子的注说，并感慨崇祯时人讲章以“晋怀帝在洛”解说《论语》“不得已”之义，乃明亡之谶言。由此亦可见出，船山有感于明亡的惨痛教训，从而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更加具有一种现实感与复杂性。在船山看来，为政者处理政治现实问题时，不能仅仅出于道德价值的信念与坚持，亦需同时基于政治后果的考量而做出审慎的判断与抉择。
综上所述，船山借由对《论语》“子贡问政”章所做之诠释，对于政治功能的构成要素及政治建构的本末次第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并将其对时代问题及明亡教训的反省寄予其中。在对“经文义理的探索”与“对时代经验的反思”之间所构成的巨大张力，让船山对《论语》本章做出诸多迥异前人的理解与诠释。在船山看来，儒家学者必须基于对为政之道的原理性思考，不断因应最新的时代特点与社会状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政治举措。由船山经说史论中，对于《论语》本章关涉的治道问题，所提出的诸多现实思考与应对举措，尤可见出其融汇经史、顺时通变的学术性格与思想特质。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5.020
作者简介:陈明(1980-)，男，北京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9)05-0128-08
收稿日期：2018-12-28
[责任编校 海 林]
标签：孔子论文; 书社论文; 全书论文; 论语论文; 王夫之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