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当时危亡时局的呼唤、孙中山三民主义感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领以及个人生活阅历等。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质，阐发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程，归纳了中国革命成功的三民主义手段，预设了社会主义建设方案等。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提供了理论遵循与道路指引，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关键词：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平民政权;国家资本主义
邓演达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邓颖超对其革命意志及人格魅力给予高度赞誉，说他“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地对之不屑一顾”[1]3。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与实现民众福祉，邓演达探索了社会主义路线，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成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时局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奠定了基调，探求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特色。邓演达作为时代精英的杰出代表，其思想尽管特色鲜明，但同样也烙下明显的时代特征——救亡图存，尤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其救亡图存思想的精髓。
(一)危亡时局呼唤救亡思想的产生
自鸦片战争以降，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变本加厉。晚清时期，历届政府都无法改变贪婪腐朽、软弱无力之现状，中华民族命运岌岌可危，民族独立与主权完整目标遥遥无期。晚清政府衰亡及中华民国建立虽然一度给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带来曙光，但因其后继者北洋军阀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本质，依然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羸弱的现实。面临如此危局，包括邓演达在内的中国社会各界精英前赴后继，极力进行救国探索。因阶级立场与识见差异，这一时期的救国方案与思想也出现差千万别，但依然没有脱离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
(二)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促动
邓演达作为孙中山革命遗志的坚定追随者，其思想深深烙上三民主义的特色。宋庆龄曾这样评价邓演达的思想：“对总理的遗教和政策,邓演达努力使其得以实现,并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民权与自由权,及提高全国的生活水准是不可分离的。”[2]237邓演达本人也说：“孙中山一向站在大多数贫民的立场上,所以他的思想内容自始即没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张,很明显的指示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前途奋斗。我们的斗争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革命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2]182不难看出，三民主义既是邓演达思想的理论起点，也是其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作用极大。
(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领
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各界精英带来巨大希望。“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的论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态度。本次论争围绕三个问题展开：首先，在革命前程上，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其次，在救国手段上，是运用革命还是改良；其三，要不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通过论争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心中产生巨大影响，除了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理论被接受外，他们还运用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分析、践行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也渐成一种时尚。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当然不能例外，深深烙上马克思主义的印痕。
(四)邓演达个人经历的影响
邓演达一生尽管短暂，但却充满着强烈的济世情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不满16岁的邓演达为了革命事业，就积极参加到革命军的敢死队。随着年龄的增长，邓演达越来越认识到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科学性，自1920年时，开始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事业及三民主义。随着南京国民政府背叛革命，邓演达不畏反动政权的淫威，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捍卫正义事业，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济世情怀，激发了他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热情。此外，邓演达有着丰富的国外游历经验，先后在德国、英国、印度、苏联等国游历考察，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为其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制定革命方案奠定了基础。
二、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社会性质评估
邓演达从经济、政治与社会三个维度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如下认识，即“中国现实的社会，在形式上固有异于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论，的确还离不了封建势力的支配。因此，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这两种支配，都是使中国社会不能向前进展的大障碍”[3]191。进而断定，当时中国社会依然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半封建的国家”性质。
(二)预测中国社会发展归宿及进程
在文化政策方面，力图改变“士大夫阶级专有知识，平民群众无法及无机会识字知书”[3]217的不公平现象，主张文字普及政策，主要包括限制文言与鼓励运用白话，限期普及注音符号及简化字并统一读音，普及文盲救济运动等。在教育领域，主张限期无偿的义务教育制，普及政治教育，举办普通的农业教育、劳动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注重社会科学的实证倾向与防止学术脱离社会，保障教育经费、改良教师待遇、保障教师职业安全，规定养老金，教育社会化，用国家会考制来打破学校修业期满获得文凭制，停止教会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会学校及外国文化机构应由中国收回自办等。
(三)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
邓演达认为，“实现上述的中国社会历史前程的革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革命——不是纯民族革命，不是纯民主革命，不是纯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先后继起的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的历史的阶段合成的，而是以同时并存的三种革命对象——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本阶级——为对象的。这种特殊的革命方式，是由中国的特殊条件所决定”[3]198。言下之意，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平民政权的取得绝非依靠简单的方式就能完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成了邓演达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斗争手段。
(四)社会主义设想
邓演达的理想社会状态的本质即是社会主义，主要精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适时开展流域及区域水资源及开发利用评价，有效把握水资源变化及开发利用动态，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制订并落实《甘肃省主体功能区划》《甘肃省水功能区划》《河西内陆河流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甘肃省地下水超采区禁采区划定》《河西内陆河主要河流初始水权分配方案》《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综合管理规划》，以整体和综合的视觉指导和规范用水总量控制。
邓演达的政治平等思想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是平等的。无论强弱与大小，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都是平等的，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它们都是这个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国与国之间不应存在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现象，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欺凌与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平等是其革命斗争的重要方向。二是国内各民族是平等的。中国社会是由不同民族、阶级组成的，它们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各民族、阶级都应是平等的。它们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历史证明，邓演达所涉及的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平等以及实现国内各族人民的政治平等的政治平等模式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遵循。
2.国家资本主义。作为邓演达所阐发的国家发展两大阶段的重要阶段，国家资本主义是其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演达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达成必须以经济高度发展为前提，而考量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大力发展经济，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换言之，国家资本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与重要手段。
第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一，建构政治平等的政治模式。
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性质的分析，邓演达明确告诉民众，“统治他们的是向来所未有的苛政，向来所未有的屠手，向来所未有的剥削与压迫”[3]220。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要养活每个城市里成千上万的大小官员党棍，还要满足军阀、官僚、政客、党棍、高利商人、地主豪绅的骄奢淫逸，必须依靠剥削与压迫。邓演达进一步指出，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有众多的买办及银行家作它的基础，但依然没能改变与清朝统治相同的反动本质。至于北方政府，邓演达认为，他们与国民政府本质上无异，都具有鲜明的反动性，他们是人民的仇敌，是革命的障碍，决不能因为北方反蒋而轻忽了宽恕了它的反动性。尽管邓演达对南方的共产党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多有偏颇与误读，但他运用阶级分析法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北方政府反动本质的深刻揭示，还是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为劳苦大众指明了革命的着力点。
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确定女工童工保护法，危险工作保护法，地下工作保护法，确保八小时工作制(地下工作六小时)，确定工人罢工权，确实施行工厂法，使工人逐渐参加生产管理。施行种种社会保险，成立职业介绍所。规定工资和生活增加的比率，缩小劳心劳力职员薪俸的差额，提高士兵和警察的生活，给退伍士兵以土地与资本，使其耕种。创设无偿的平民医院、育婴堂、恤嫠院、孤老院。禁止纳妾或蓄奴及人口买卖”[3]217。充分体现重视法治、体恤弱势群体、保障人权、倡导平等的社会治理特色。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资本主义说的主流观点，邓演达给予了反驳。他坚定认为，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唯一的选择是社会主义。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邓演达给出了四个重要理由。其一，中国资产阶级的天生软弱使其无力承担如此重大使命。其二，中国的平民不会主动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对他们而言是“无益而有害的事”。其三，帝国主义决不允许中国选择资本主义。其四，世界革命的趋势决定中国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邓演达又把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分为两个进程，即平民掌握政权前提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
（1）项目设立阶段：针对项目立项阶段的危险源，具体辨识内容涉及项目地址的确定、项目平面布局情况、项目建筑体的运输条件及消防安全等；另外还有关于生产设计方面的因素，包括工艺路线设计与安全设施布置、物料选择与特殊的大型大体设备配置等，以及项目具体的作业环境，比如生产带来的粉尘、噪音、高温、辐射、有毒气体方面的影响。
三、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
由于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在其阐释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又大量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具有明显的科学性，这也决定着其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价值与历史价值。
我初到柳江古镇的时候，隆冬已在那个小镇盘桓了一段时间，街头那棵近千年的黄葛树枝头只零星地挂着些干枯的叶子。那些泛黄的叶子极像一片片风车叶，在起风的日子里发出“唰啦、唰啦”的响声。
(一)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其中，k是知识元的信息数量；是相似度系数，控制知识元在向量空间内的整体分布；rik和rjk分别表示Kei和Kej的第k条属性特征；T是加权系数。
(二)为中国农工党提供了正确的政治引领与道路遵循
邓演达作为中国民主党派的先驱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其思想认识势必对中国农工民主党产生重大的影响。关于自己的政治主张，邓演达曾有过明确的表达，即第三党的哲学观点是坚持唯物主义，追求的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道路，要完成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与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要采用的手段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民族共同奋斗。不难看出，邓演达的上述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革命纲领基本一样。正是由于邓演达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致相同，因此，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也成为邓演达政治活动中的重要内容。从周恩来话语中，我们也能证明邓演达曾致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如周恩来曾说，“(邓演达)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4]193。尽管如此，邓演达始终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引导，把中国共产党视为可以合作的重要力量。尽管后来与中共也发生相互指摘的不愉快，但邓演达从未与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产生对抗。这种思想上的形同与行动上的靠拢都直接影响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事业。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充分证明，但凡在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农工民主党都自觉支持与主动配合中国共产党事业，两党形成亲密的合作关系，为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更为中国农工民主党自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4.2.1 特色建设关系到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如何协调其它学科的教学与特色建设的宗旨相符是关键，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学校的体育特色文化才能健康地建设起来。
(三)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3.社会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与文化建设层面，邓演达并没有提出如“平民政权”“国家资本主义”那样的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对未来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文化政策进行设计的内容却内涵丰富。
1.平民政权。主要内容包括平民政权的含义，重视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参与政治，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权的发动机关，缩限中央政权和增强地方政权以及重视建设人民的武装力量等来争取、建设与保持平民政权，以确保在工农民主掌握政权的前提下，消灭剥削，实现人人平等，进而实现民族独立。
国家资本主义本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集中。主张国家掌控经济命脉，“一切大产业、关键产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产业由国家专营，并奖励公营的企业”，避免利息、租金等私人所有现象泛滥，倡导运用国有资本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第二，干涉。国家运用干涉手段，“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膨胀，并使其逐渐地社会化”[3]206-207。具体而言，应该做好内外两个方面的经济政策设计，意在限制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利益，提升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削弱封建势力及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影响力，保护工农群众的切实利益，推进国家物质文明的整体提高与发展。
开卷有益，任何一本好的批评本，绝不能囿于本身，为文本所困，批评意义正在于此。诚如其言：“《水浒传》本是一本歪经，却偏从假正经中引出。”而在没有接触过批评本之前，或许大部分人对于《水浒传》的印象停留在1998年版的电视剧人物形象塑造上，在刘欢以及唢呐声中，众多英雄好汉的形象趋于一致，有脸谱化的倾向。不可否认影视作品对于《水浒传》传播的巨大贡献，但福祸相依效应也愈加明显，脸谱化形象也随之根深蒂固。鲍鹏山以其在经典解读、经典普及方面的影响力，通过批评文本的出版，确有矫正清源之风。也因此金圣叹之后，必读鲍鹏山。
政党或政府的土地政策很大程度上事关民心向背、经济发展、消灭农村寄生等重大问题。因此，土地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重要问题，也是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中国国情，邓演达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大问题是土地问题，推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是提升劳苦大众革命热情、恢复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为此，建议颁布耕者有其田相关法令，其中包括免纳佃租法令、限额私人土地办法、推行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发行公债、土地合作社、国家收买制度等[3]214-215。目的在于采用公有与私有两种手段，确保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推行。邓演达的上述方案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推行的土改革命以及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近年来物流业成为投资者瞩目的行业，大批资金流入这个洼地。我们看到，不少物流企业接受了A轮、B轮甚至C轮D轮的融资。这些说明现在物流业是个颇受钟爱的行业。目前不光是投行基金关注物流业，科技型企业也纷纷入局物流，媒体报道，谷歌、腾讯、百度、华为等科技型企业纷纷投入巨额资金研发物流相关领域、战略投资电商物流企业、布局全球智慧物流网络。这些财大气粗的巨擘将给物流业注入资金和技术，过不了多久，物流业会出现一个巨大变化，科技赋能在物流各个环节，物流也将实现智能化转型。
第三，学校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教育方案。
运用教育促使民众有所启迪和社会化是国家发展的最大动力，它是政治、经济建设的重大课题。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自然也被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所重视。关于近代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弊病，学界多有批评，正如近代法学家饶毅成所讲，包括法学在内的近代教育呈现两大弊端，分别为“课程设置及授课内容中国内外比例失衡”与“课程设置及授课内容的理论与实践比例失衡”[5]。针对这一教育痼疾，邓演达主张“举办……劳动教育及其他职业教育，其目标在使农民子弟及各职业团体的职工能直接受必需的教育，使学得其用，用本于学”，“关于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教育，以实证的应用的研究为着眼点，使其普遍地深入于全国各地方学校。并极力防止学术脱离社会，陷于空谈，致有产生新士大夫阶级的危险”[3]217。邓演达的上述方案，在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制定与历次变革中都得到部分接纳。
第四，抵御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案。
作为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侵略始终与武力侵略、经济侵略等如影随形，被帝国主义所利用。鉴于文化侵略本身具有隐蔽性、欺骗性与超强破坏性，因此帝国主义列强更为喜欢。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在武力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进行了大肆文化侵略，宗教文化被他们视为重要的文化侵略手段。针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径，邓演达明确提出了“停止教会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会学校应由中国收回自办，其他外国文化机关亦然”[3]218。事实证明，邓演达提出的收回教会学校办理权的建议虽然被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及新中国所接纳，但是针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毒害性却没有邓演达认识的深刻，导致抵御宗教文化侵略的政策出现反复或落实效果不佳。直至今天，敌对势力运用宗教等文化手段侵略中国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从反面证实了邓演达抵御文化侵略理论的科学性、前瞻性。
强化主体意识。应使军民融合发展理念深深扎根于领导干部的头脑中，不断强化政府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党管武装制度优势，突出省、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和大型企业高管这个重点，每年组织一两期国防动员军民融合发展专题班，不断深化融合认识，拓宽融合视野，强化融合理念，理清融合思路，切实提高各级谋融合、抓融合、促融合的使命担当。
四、结语
邓演达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作出极大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政治站位考虑，邓演达过度寄望于平民革命、不主张共产主义等主张，很大程度上致其社会主义思想没能在中国得以充分实践，同时也充分证明，没能及时发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凸显了其认识的缺陷。当然，历史人物与思想的评价需要持有历史的眼光，至于邓演达为何没能与中国共产党真正合作，其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没有得到真正践行，其坚持的平民政权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依然没能完成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时代重任，虽然与他英年早逝及认识缺陷有着直接关系，但其背后的原因依然是值得我们深究的课题。另外，邓演达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本人的最后结局也深切表明，坚持正确的政治站位与树立道路自信是救国举措取得实效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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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9)08-0040-04
收稿日期：2019-03-18
作者简介：宋烨(1975—)，女，河南永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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