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成长离不开一定的环境，而家庭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周恩来亲属周华凯向周恩来故居捐赠的《周氏家训》为人们研究周恩来成长轨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物资料。《周氏家训》是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 （周华凯的祖父）在扬州弥陀巷撰写完稿的。周氏从1017年始祖周敦颐到今近1000年间，唯一留存于世的长篇《周氏家训》全书近8000字，11项，42页，中心内容便是教人如何做人。
始祖《爱莲说》脍炙人口墓中没有值钱物
说到周氏，必先说周氏始祖。说到周氏家训，自然得先从周氏始祖之德说起。周敦颐被浙江绍兴宝佑桥周氏尊为始祖，而周恩来是宝佑桥周氏的后代。周敦颐，宋真宗天禧元年出生在湖南省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他因舅父的官职荫恩为官，24岁任洪州分宁县 （今江西省修水县）主簿。接着，他担任了合州（今重庆合川）通判。熙宁初年，升任郴州（今湖南郴州）知府。不久，担任广东路转运判官，兼任提点刑狱。然而长年劳累的他，再也不能东奔西跑了。1072年，他向朝廷提出担任知南康军（南康军的地方行政长官），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安家。发源于莲花峰的一条溪流从他家门口经过，洁清甘寒，沁人心脾。他就用家乡所居濂溪为溪名，并在溪上建起书堂，名为濂溪书堂。
周敦颐虽为官30年，但官职一直较低，其生活并不富裕。他以名节自重，对自己要求严格。做官所得俸禄，基本上用于周济族中贫困的人和一些亲朋好友，自己连百钱的积蓄也没有，自己的妻子儿女有时甚至连粥也供应不上。他却旷然飘洒。周敦颐的《爱莲说》便是他人格的写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爱莲说》脍炙人口，“出淤泥而不染”成为千古流传的名言。
周敦颐逝世时，其莫逆之交、曾任福建德化县尉的潘兴嗣亲见其家服饰之物，“止有一敝箧，钱不数百”，人莫不叹服。他把所见写在了周敦颐的墓志铭上。周敦颐墓在庐山脚下九江市东南郊。传说，有人不信周敦颐之清廉，认为他权倾一方，墓内定有不少陪葬物，就用炸药炸开墓茔，谁知确如墓志所说。直到1988年，当时全国肃贪，乡民敬其清正廉洁，自发集资，重修了被炸的墓。
周恩来亲属捐赠的《周氏家训》
周恩来故居里有个童年读书房，读书房中间的八仙桌，是当年家塾老师坐的，墙上的《爱莲说》是周敦颐的千古名作。《爱莲说》两旁的对联是“未熟黄粱弹指光阴经富贵，无欺暗室居心忠厚即神仙”，这副对联深刻体现了周家“视富贵如浮云，以忠厚为家风”的优良传统。它使走进这里祭奠的周家后代，或是前来拜谒的华夏后人，都可以感受到周恩来身上焕发出的文心诗魂与气节风骨。
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频率、时长情况 统计结果见表2。总体上，从上课使用手机频率看，学生上课使用手机的情况属于普遍现象；从上课使用手机时长看，学生上课使用手机是短时居多，但持续时间长，玩手机的人数逐步减少。结合频率与时长，不难发现大部分学生上课使用手机频率高、持续时间短的大体趋势。
六伯父生前藏文物周恩来临终捐国宝
《周氏家训》中所披露的周家文玩是有一定数量的，当然，也许过去大户人家都是有一定数量古董的。可能由于时间久远，使得一些数据性文字因为模糊不清而没有在书中录入。但这没关系，仅从文玩所涉及的品类就足见其收藏之丰富。书中详细列出的文玩有：唐紫端大砚、宋紫端大砚、古小紫端砚、古风字端砚、龙霓端砚、井田台斗大端砚、黑寿山砚、端砚箱、紫端底字岁寒三友砚、石鼓砚十方（此处书上如此写出）、顾二娘砚、王云贡砚、黄宗炎砚、澄泥配盒等。古砚就列了这么多，数量用□表示，编者没有编入。文房方面还有李鸿章墨。玉石类有：周桓圭、陈香木柱石三公图；书画类有：郑板桥字中堂、吴让之扇面、九成宫帖连裱、精指瘗福铭、黄养萱花鸡柳图、王小梅待渡、赤锂戏水图等；瓷器类有：鼻烟八瓶、康熙瓷瓶；牙雕类有象牙烟碟；木器类有红木柜；铜器类有风波铜钵；古书类有书谱、扬州续志、履园丛话。其他的有眼镜、宋黄筌雕弧。由于笔者知识所限，以上分类不一定准确。这些文玩都是周恩来六伯父周嵩尧收藏的。
周嵩尧在《周氏家训》中阐述了自己的收藏观。他认为，收藏书画古董要收真品，而且买时价格要便宜，收藏不能贪多，收藏是花钱又费神累人的事情，古董卖的时候又不容易。家藏来之不易，子孙宜世世宝藏，不轻示于人。因为人家看见了，就有人会想得到它，有可能会招来祸害。在境遇所迫的情况下，要出售古玩，也要卖给识货的人，要待价而卖。
8月26日深夜，浙江方面电话请示中央。中办副主任童小鹏接听后请示周恩来答复“灵隐寺不是‘四旧’，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是世界闻名的宗教圣地。灵隐寺不能砸。可将灵隐寺暂加封闭”。因为有些人认定这一指示是“走资派”编造的，他们提出，除非亲耳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否则誓不罢休。8月27日晚，浙江省委几位领导决定，第二次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回答：可以拉专线。于是，省委让省军区司令部直属通讯连从省军区将专线架到灵隐寺，在终端接上高音喇叭。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省军区的扩音设备转达到了现场。当人们听到总理的亲切声音后，激动不已。守护的一方感到非常欣慰，要破“四旧”的红卫兵也深受感动，放弃了原来砸寺主张，当天夜里便纷纷撤走了。
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周氏家训》告诉人们，周家对医药是有一定研究的。以下只是笔者对此书内容的介绍，所述不能作为医病的依据。
“灵隐寺不是‘四旧’”大喇叭传来周恩来的声音
周恩来博学多识，兴趣广泛，喜爱文物，不仅将自己家庭的珍藏捐赠给国家，在祖国文物和考古工作中更是倾尽了心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接二连三发出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制定了许多相关政策，使很多久已破损的文物古迹获得了新生，一些失落国外的宝贵文物得以归还祖国。这里，我们说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灵隐寺保护工作中的趣事。
1954年，灵隐寺开始整修时，周恩来专门拨款90万元修葺大雄宝殿，另外又特批黄金96两为佛像点金之用。在灵隐寺大殿的修复过程中，还有一段插曲。在佛像雕塑前，要设计一个石膏模型。美院教授从艺术角度考虑，仿照敦煌石窟的式样，将释迦牟尼的头部发型设计成波浪状，腿部和脚部不外露，突出释迦牟尼的庄严神态。但这个造型，在审查中遭到佛教界人士，特别是灵隐寺方丈大悲法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按佛教典籍，佛像三十三相中有一名为“旋发青绀相”，状为青螺，这已成为佛教传统，不能设计成波浪式样；至于腿部则要露在外面。省里认为都有道理，于是将此事上报政务院。周恩来亲自指示说：“造型艺术是必要的，但是主要是为了佛教界的信仰上需要，仍以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为主。”依照周恩来的指示，参照佛教界人士的意见，设计人员进行了修改，最后定型成现在的佛像造型。佛身净高9.1米，背光中嵌七佛，总高19.6米，全部贴金。这尊佛像可以算是我国最大的木雕坐式佛像。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灵隐寺的保护更是竭尽全力。1966年8月24日，杭州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准备捣毁有1600多年历史的灵隐古刹。上午，浙江大学师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告知已有四中数百名学生手持棍棒正在赶赴灵隐寺途中。校方很快通过校内广播，召唤了一支以学生为主的数千人队伍，抄近路直奔灵隐寺，比对方早5分钟抢先赶到寺前。浙大学生在寺前组成人墙，向杭州四中学生做解释工作。下午，又有许多红卫兵加入，保派和毁派都达到了数万人。争斗范围从天王殿扩大到飞来峰一带，附近7路公交完全阻滞。围寺红卫兵架起了喇叭，还扬言用汽油火攻，用炸药炸。8月25日，围绕砸寺还是保寺问题，双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辩论地点扩展至湖滨六公园、昭庆寺等处。下午，一度对立加剧，几乎发生冲突。杭州钢铁厂工人分乘8辆卡车赶往声援，并参与保卫活动。
从小，苏石就听村里村外的人说他爸是个流氓，但苏石不信，他爸怎么会是流氓呢？他爸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他为女人戳瞎了自己的双眼，母亲丢下他和姐跟别的男人跑了，他爸都没有吭一声，只是全心全意地将他们姐弟拉扯大。从小，在苏石眼里，他爸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可是今天，他…他……
《周氏家训》认为，药不可服用太多。药性大凉的中药，如石膏、大黄、黄连、芒硝等，药性大热的中药，如肉桂、附子等，药性为发寒热的，如麻黄、细辛、浮萍、荆芥等，如果不对症，不可随便服用，即使对症，也不能服用太多。基于同样出发点，补药也绝不能随便服用，包括补肾壮阳的药。周嵩尧曾看到人因为服用人参、鹿茸后，背部生了痈疽，导致性命不保。《周氏家训》中有相当篇幅阐述节制饮食对康复的作用。周嵩尧极其推崇陆游的一首诗：“吾闻之古方，有病当鲜食。如其不能尔，金丹亦无益。我老更事多，此语知造极。”他以恶寒发热症状的人为例，指出在发热还没完全退掉的时候，不能多食。此外，《周氏家训》认为，坐着或者躺着一定要避开风邪，冬天不要经常用火烘手、烘脚。周嵩尧在书中还记录了不少偏方验方。如鸡蛋黄熬油后，用油和雄黄末搽治疥疮。马齿苋捣烂，厚敷治疗濂疮腿。
母亲用观音柳帮人透疹周恩来用偏方为警卫员治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嵩尧的收藏观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为变卖所藏文物、购飞机支持抗美援朝而辗转数月，1953年临终前将这些文物赠给侄儿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因病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它们中有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1995年，共计19类23件文物又由故宫移交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弗罗斯特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在其文学生涯中，创作了许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广为流传的《雪夜林畔小驻》就是其代表作之一。笔者试从文体学角度赏析它的艺术特色，通过语言的词汇形式、韵律和修辞三个层面进行阐述。
十八大报告强调：“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1］做好这一要求最重要的条件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既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鼓舞我们不断奋斗的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的自信，是党和人民对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历程与成就的肯定和信心，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是个很善良的人，常利用自己懂得的医学知识为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治病。周恩来故居西院里，长有一棵“观音柳”，高约5米，刚劲挺拔，铮铮铁骨，已有100多岁的高龄，浑身是宝，若用其茎叶熬水，可以治疗小儿麻疹……因而也叫“积善柳”。每逢下雨之前，观音柳梢头总会绽出红殷殷的小花。孩子出了疹子，要透出来才好，透得越彻底越好。如果有邻居家孩子出疹子了，母亲万冬儿就用观音柳及其他一些草药为他们治病。
《周氏家训》认为，人变坏大多数是因为朋友不好而被带坏。如果交到土匪一类的朋友，不单是让人倾家荡产，有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那怎样知道朋友是好是坏呢？周嵩尧认为，凡是甜言蜜语、谄媚讨好，顺着你，显得和你很亲热的人，就不是好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对于贤达的人，要多往来。而对于不学好的，必须疏远他们。《周氏家训》在说到“诚”时指出，一个说谎骗人的人，被别人识破后就会永远失去别人的信任，实际上是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有心害人的人最后都害了自己。当然，也要讲究方法，因为太过直率，也容易得罪人。总之，在与人相处时，要保持谦虚、慎言、慎行和必要的沉默。
把仇敌变成朋友
母亲用观音柳枝叶为邻居孩子透疹，周恩来自己则用偏方为警卫员治病。长征中，走出草地后不久，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就生了病。他怕周恩来知道，要照顾自己，就故意落在队伍后边走。他勉强走着，在离宿营地还有五六公里时，发着高烧的他昏倒在路旁的水塘边。幸好红军大部队经过，魏国禄被战士们搀回宿营地。周恩来正着急地等着他呢，见了他又心疼又有气：“你啊，怎么病了也不讲？”又嘱咐他骑牲口走，不准再跑到队伍后头去。热刚退没几天，小魏又害了眼疾。双眼又红又肿，看不清东西。那时候，连洗眼睛的硼酸水都没有。魏国禄怕眼睛瞎了再也不能打仗，急得直哭。周恩来安慰他：“小鬼，不要难过，我告诉你个偏方，你弄猪肝来，不要放盐，用清水煮熟了，连水一起吃；再搞点盐开水，晚上睡下后，用干净棉花蘸盐水往眼上敷。”魏国禄盼望眼睛快好，就白天吃猪肝（那时部队已经能找到猪肝了），晚上用盐水敷。这个偏方还真管用，不几天，魏国禄的眼睛就好了，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周副主席，您知识渊博，这偏方治好了我的大病！”
周恩来被公认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他和蔼可亲、待人宽厚、以诚相见、善解人意，处事分寸适度、方式恰当，对人关怀备至。他不仅在党内外有着数不清的朋友，而且朋友范围之广，让人难以置信，甚至他把很多曾经的敌人争取成了他的朋友。周恩来和张冲分属两个不同的营垒，原为仇敌。但在抗日救国的洪流中，两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维护国共合作，建立起十分深厚的友谊，成为风雨同舟的知己。
张冲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总干事时，中共中央特科顾顺章叛变，供出中共中央上海的机关住所。张冲亲自参加了大搜捕，欲将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谁料周恩来已先得到中共秘密党员、时任中统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情报，张冲等人扑了空。一计不成，张冲又生一计，妄图造谣中伤。他伪造了一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上海各报刊登，而伍豪正是周恩来的一个化名。而当时周恩来早已在两个多月前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周恩来与张冲的公仇私怨就指这件事。
北京流行音乐个人演唱会的“怀旧”，呈现出大陆歌手（崔健）、香港地区歌手（张学友、刘德华）、台湾地区歌手（赵传、齐秦、张信哲、周华健）“三分天下”的局面。大陆流行音乐受众的“怀旧”偏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这与大陆流行音乐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受欢迎的歌手及歌曲相关。
纹枯病是水稻生长过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是在稻秆与稻叶中，早期症状是稻秆及稻叶上有圆形斑点，中后期圆形斑点不断增大并伴有白色菌丝，随着会病情加重会逐渐变为褐色菌斑。发生纹枯病的主要原因是在进行水稻种植时没有根据栽种标准进行栽培，导致养分不足或者过量，为此纹枯病需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处理：1.应严格进行田间管理，科学提供养分与灌溉，这在较大程度上能够避免真菌的侵袭；2.适量农药的使用能够有效杀灭有害菌，可以使用井冈美素A可湿粉剂进行喷洒治疗，对治疗纹枯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张冲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与中共首席谈判代表周恩来接触不下二三百次，两人捐弃前嫌，从仇敌成为朋友，“由公谊而增私谊”，在周恩来的感召下，张冲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提供具体帮助。
借鉴层次分析法“九标度”取值思想[19]，考虑因素指标对评价目标的突出影响程度，确定Λ的取值原则见表2。
1940年夏，周恩来经常往返延安、重庆。一次，周恩来征得国民党要人的同意，准备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当他驱车赶往珊瑚坝机场时，机场特工故意刁难，要他出示离境证明。双方正在争执之际，张冲赶来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得知情况后，张冲安慰周恩来不要着急，自己立刻驱车返回城内，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一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亲笔写了手令，周恩来于是顺利到了延安。童小鹏当时还为周恩来、张冲、邓颖超照了合影照。事后，张冲气愤指出，这件事是顽固分子有意刁难。
皖南事变后，为挽危局，周恩来与张冲有过数十次磋商，张冲有一次对周恩来说：一朝之中总有秦桧、岳飞，他们是奸，我们是忠，希望维持国共合作。国民党顽固分子强行扣留《新华日报》。周恩来为此事多次打电话给张冲，张冲如实面报蒋介石，遭到蒋的训斥也对周恩来没有怨言。
我一下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在我母亲这时候糊涂了，她忘了刚才自己的话，她脱口说道：“他会去找谁？除了沈天祥、王飞、陈力庆、林孟这几个人，还会有谁？”
1941年2月4日，两板车《新华日报》被扣留。周恩来愤怒至极，一面打电话通知张冲，一面前往上清寺宪兵连交涉。张冲立刻赶到，再三劝慰，并亲自参加交涉，直到报纸全部退还。当天天气特别冷，又有雨，张冲在雨中同周恩来待了两三个钟头，事情解决后又步行送周恩来回到曾家岩。周恩来又让陈家康送张冲回家。
张冲联共联俄的主张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国民党开会时竟有人向他投掷茶杯阻止他发言。对此，他对亲信说，顽固分子对我在国共两党间折衷有意见，说不定有一天会被他们暗杀，并写下遗嘱嘱咐家人：“我一旦身遭不测，必须把保险柜里我和周恩来先生历年来的信件全部烧毁，不能留下一书半纸。”
1941年6月，张冲因伤寒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周恩来悲痛万分，撰写《悼张淮南先生》一文，其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他在张冲追悼会上深情地说：“淮南先生出身特工，他曾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是，他又是最了解我们共产党的人，他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击日寇侵略，所以淮南又是共产党最知己的朋友。这大概可以作为挽联的注脚。”
“忍”字铸就总理伟大人格
《周氏家训》教导子孙，人要行善，不贪不义之财。周嵩尧一生见过太多“货悖而入，货悖而出”的事，钱从不正当处来，自然也花在不正当之处。周嵩尧认为，节俭是一个美德，当了官的人保持节俭可以养成廉洁的品德，他就会珍惜已经得到的幸福，对于每天的温饱会感到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快乐。如果勤劳而又能够做到节俭，自然可以让家庭兴旺发达。至于“忍”，周嵩尧认为，“相忍”为第一要诀，“和睦”为最大喜气。忍一忍可以减少许多祸事，那些伤人性命、让人家产破败的事，千万不能去做。
美国人谢伟思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同周恩来接触较多，他谈及亲身体验时说，我未见过周恩来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定，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冯玉祥就皖南事变一事，曾与周恩来交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很能忍耐。”的确，忍辱负重，忍中求进，是周恩来作为一个政治家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民族的利益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忍。这就是周恩来的“忍”。
（责任编辑：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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