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几年，德国逐渐加大对非洲投入，德非合作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动向。除促进传统经贸合作、拓展非洲市场外，德国近来更多关注非洲地区安全，加大了对非防务、移民、反恐合作的力度。德国还积极发掘发展援助新模式，并将新能源与环保合作作为重要合作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德国面临较为严峻的安全问题，非洲是重要源头；德国外交政策趋于积极，非洲可作为其承担国际责任、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抓手；同时，域外大国纷纷涌入非洲，德国亦有意“分一杯羹”。当前，德国对非合作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上升，实践上也试图更贴近非洲需求，德非关系有望获得较大发展。考虑到历史欠账、价值观差异、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约束，德非合作的规模短期内难有质的提升。为弥补自身不足，德国希借鉴中国经验，推进德中非三方合作。但是，由于德国对中国竞争力增强仍存疑虑、有关合作机制建设刚起步、德国对华在非形象认知片面等原因，德中非三方合作面临不少挑战。
[关键词]德国 对非关系 国际责任 发展援助 三方合作
近年来，德国日益重视对外事务。非洲发展快、战略地位突出，引起欧洲和全世界的关注，且欧洲国家当前面临的诸多挑战如移民问题、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都与非洲密切相关。默克尔担任总理以来，德国外交部门多次组织讨论对非新政策，出台了《非洲新战略》《对非政策指导方针》等系列指导文件，经济部、教研部等部委也出台不少专项对非政策。默克尔本人及几任德国总统频繁与非洲领导人互动，德国还以2017年主办G20峰会为契机，开展一系列对非主场外交，彰显其重视非洲发展、推动对非国际合作的姿态。为增强对非合作效果、弥补自身能力不足，德国近年还积极扩大在非洲的三方合作，中国成为其优先合作伙伴。本文拟考察近几年德国对非合作的新进展，分析其动因及未来趋向，并探讨德非与第三方合作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
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与非洲的联系远远弱于法、意等非洲的原殖民宗主国，双方政治关系较为松散。德非贸易往来仅数百亿欧元，规模相对较小，增速也十分缓慢。德对非提供发展援助，但仅作为其“国际责任”一部分，并非对外政策重点。因此，非洲在德国外交关系中一直处于边缘。近年来，非洲逐步崛起，作为“未来大陆”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又是联合国最大票仓，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均深具战略意义，而德国外交进取心也显著上升，故非洲日益成为德塑造大国形象、积累外交资本、拓展经济合作的重要一环。德国对非投入不断加大，德非合作除了继续在经贸、能源、发展援助三大领域不断推进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新特点。
第一，安全合作成为当前德国对非合作最主要着眼点。经贸和能源过去一直是德非关系的主要引擎。2011年默克尔访问肯尼亚、安哥拉和尼日利亚三国期间，提出打造德非“平等的经济与能源伙伴关系”“农业伙伴关系”，设立经济办事处，启动经济论坛等。近年来，德国对非合作的重点转移到安全议题上来。2016年默克尔访问马里、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时，提出与非洲建立移民伙伴关系，管控移民，加强防务合作，建设后勤基地等主张。2019年5月默克尔访问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时，更是聚焦安全议题，探讨解决利比亚问题、加强地区反恐以及提供装备援助等事宜。德国主要从两个层面入手，加大对非安全投入。在宏观层面，德国力推多边合作，协助非洲构建总体和平安全框架。德国持续不断呼吁非盟与非洲国家合力打造“反恐统一战线”，默克尔2019年5月访非出席萨赫勒五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敦促该集团加强团结，尽快采取行动，打击区域恐怖主义。德国还致力于推动欧盟提供更多财政援助，支持非洲国家部署多边干预部队。在主导制定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防务政策时，德国有意突出非洲的重要地位，提出必须全力遏制非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提议建立“欧非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1)“Afrikapolitische Leitlinien der Bundesregierung,”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cae/servlet/contentblob/677674/publicationFile/195359/Afrika_Leitlinien_download.pdf.(上网时间：2019年4月7日)在具体行动层面，德国不断扩充联邦国防军在非洲的行动。这是德国对非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过去德国坚持和平主义，反对通过军事行动解决冲突。2011年中东北非发生“茉莉花革命”，德国拒绝出兵利比亚，遭到不少西方盟友诟病。此后，德国转变做法，逐步拓展在非洲的军事行动。2017年底，德国参加联合国在马里维和行动的军人数量上限已由最初180人增至1000人，并将继续增加。(2)“Bundestag verlängert Mali-Mission,” https://www.tagesschau.de/ausland/bundeswehr-mali-133.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2013年以来，德国陆续参加了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欧盟索马里军事训练行动、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等非洲维和行动，积极性显著提高。同时，德国在安全方面增加对非提供资金和后勤等援助。德国积极协助尼日尔、马里等多国加强国家军队建设，向其提供数千万到上亿欧元不等的资金支持，用于军事培训和装备改善；并对不同国家根据其不同需求开展专项合作，如协助尼打击毒品走私、非法武器交易和贩卖人口的地下网络，同埃塞俄比亚加强警察培训合作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非洲国家执政水平落后、国家政局不稳、“脆弱性”突出，间接威胁欧洲安全。德国政府将非洲国家的“民主”“良政”与欧洲的安全问题相捆绑，认为只有提升非洲国家治理水平，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安全压力。(3)“Afrikapolitische Leitlinien der Bundesregierung.”为此，德国大力推动德非间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对话与合作，在国家层面支持非洲国家分权进程，将发展政策、移民政策及经济政策手段与此相挂钩，多手段推动非洲民主化进程，以“民主”促安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尤为关注非洲移、难民流向欧洲的问题，提出要联手非洲国家大力打击人口贩卖、蛇头经济猖獗等痼疾，尝试与非洲国家建立“移民伙伴关系”，与利比亚、突尼斯等北非国家商签难民协议，在移民法规、管理机制等方面为非洲国家提供先进经验。
第二，对非发展援助展现新思路和新模式。2016年11月，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发布名为《非洲马歇尔计划》的研究报告，提出综合解决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统筹使用各种手段，全面助力非洲发展，塑造新时期的德非关系。(4)AfrikaundEuropa-NeuePartnerschaftfürEntwicklung,FriedenundZukunft, BMZ, Bonn, Januar 2017, http://www.bmz.de/de/laender_regionen/marshallplan_mit_afrika/.(上网时间：2019年4月3日)在此框架下，德国在维持传统合作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援助思路，以期提升援助效率。一是重视帮助非洲国家提升一体化水平。欧洲国家历史上有过四分五裂、互相为敌的经历，近代以来逐渐走向一体化。非洲国家众多、相互之间矛盾不少，经济一体化进程不顺，德国希望向非洲传授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德国欲以欧盟与西非经济共同体等组织的经贸伙伴关系协定为基础，以非洲国家建设关税同盟和“非洲大陆自贸区”为契机，为非洲提供专业咨询，支持非洲制定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经贸新秩序。二是大力鼓励私人投资。传统上，德国对非合作局限于官方发展援助，虽然对非洲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挤占私人资本进入、援助形式单一，甚至因掺杂政治目的而遭到外界诟病。从近年发展趋势看，私人资本流入非洲的规模逐渐加大，其相较官方发展援助更为灵活，可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注意到这一趋势后，德国政府积极行动，一方面加强与非洲国家政府沟通，了解非洲需求，为德企提供咨询，并敦促相关非洲国家为德企经营活动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鼓励德企走向非洲。2018年10月，德主持召开有12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参加的“非洲投资峰会”。德国政府提出，将多为企业牵线搭桥，创设规则，并成立总额10亿欧元的基金，为企业提供贷款及投资担保，重点保障中小企业在非洲的权益。(5) “Merkel kündigt Milliardenfonds für Afrika an,” https://www.spiegel.de/wirtschaft/unternehmen/afrika-merkel-kuendigt-fonds-ueber-eine-milliarde-euro-an-a-1235965.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该基金已于2019年6月正式运行。三是“以援助促自助”。德国积极总结其多年来发展援助的经验，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提升非洲自主发展的能力。2017年6月，德国借主办G20汉堡峰会之机，主持召开了“G20非洲峰会”，会上德国提出了对非合作新倡议“与非洲有约”(Compact with Africa)，核心在于摒弃简单的金钱支援模式，邀请非洲国家共商可持续发展大计，德国根据需要予以相应的支持。初期合作的重点是改善投资环境、发展金融行业、创造工作岗位、提升民众收入。作为示范，德联邦经合部与突尼斯、科特迪瓦和加纳财政部宣布建立“改革伙伴关系”，随后卢旺达、塞内加尔、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也加入这一合作框架。
第三，重视新能源与环保合作。欧洲国家近年来日益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环保，特别是绿党在欧洲不断走强，推动欧洲国家对外政策更多向这方面倾斜。德国认识到，非洲大陆对化石能源依赖较高，生态环境复杂且脆弱，水污染等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广泛重视。故德国对非合作更多延伸到绿色发展领域。一是为非洲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非洲人口稀少，日照时间长，生物能丰富，德国大力支持这些地区建立可再生能源体系，仅2016年一年就提供12亿欧元援助资金，挖掘当地可再生能源潜力，促进低排放战略，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德国也成为在该领域提供援助金最多的西方大国。(6)AfricaRenewableEnergyInitiative,BMZ, Berlin, October 2017.二是鼓励德国新能源相关企业在非洲开展活动。主要是鼓励德企参与非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帮助非洲国家建设水电站，推进液化天然气项目合作，支持欧非企业共同开发沙漠地区太阳能和风能，同时为非洲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签署长期供应合同等，争取非洲多余的电力出口到德国和欧盟。三是注重提升非洲国家环保科研能力。协助非洲建设科研设施，研发新技术，共同缓解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影响。2016年，德国在乍得投入1800万欧元，用于综合治理乍得湖地区严重旱灾，研发环境友好型新技术，应对供水危机。德国已同15个非洲国家一道在西部及南部非洲建立气候变化和土地管理中心等科研基础设施，并帮助培训非洲科技人才。2012年起，德国政府每年拨款5亿欧元，保护非洲森林和其他生态体系，减少对森林的破坏性使用，强调可持续开发，维护生物多样性。
总体而言，德国对非合作目前以经贸和安全为两大支柱，创新实施发展援助项目，并大力拓展以新能源、环保等为标志的新兴合作领域，尝试新合作模式，既促进非洲发展，也更好维护自身利益。
二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德国对非合作的首要动力都是助力自身经济增长。德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非洲市场又有巨大潜力，是德国人眼中的“机遇之洲”(7)Gert Müller, “Afrika ist ein Chancenkontinent,” https://www.zdf.de/nachrichten/zdf-morgenmagazin/zdf-morgenmagazin-clip-13-114.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22日)，德国有充足的理由不断拓展对非经贸合作。非洲近年来发展迅速，优势不断彰显。埃塞俄比亚、加纳、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多年来坚持推动改革，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如今已不再单纯依靠出口原材料维持增长，近几年来增速远远超出全球平均水平，2018年达6%以上。(8)“Sub-Saharan Africa,” GlobalEconomicProspects, World Bank, January 2019.因此，非洲国家对外资的需求日益升高。尽管流入非洲的直接投资仅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不到3%，但增速迅猛，除流向较为成熟的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市场外，其他非洲新兴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在日益增长。(9)Makhtar Diop， “Africa Still Poised to Become the Next Great Investment Destination,”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opinion/2015/06/30/africa-still-poised-to-become-the-next-great-investment-destination.(上网时间：2017年8月2日)2017年，非洲外国家对非投资项目数同比增长6.2%。(10)“African FDI Recovers — in Line with Stronger Economic Growth,” https://www.ey.com/za/en/issues/business-environment/ey-attractiveness-program-africa-2018.(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在非洲国家与外部力量共同努力下，非洲贸易环境日渐趋好。2018年度，在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占4个。(11)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http://www.doingbusiness.org/content/dam/doingBusiness/media/Special-Reports/ReportInChinese.pdf.(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与此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已于2019年5月30日启动，非洲国家经济一体化步入快车道，增强了非洲市场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对于德国在非洲开展经贸活动也是重大利好。此外，非洲的人口红利日益释放。非洲国家生育率高，到2050年人口还将比现在翻一番，达到25亿，每年需新增的就业岗位达3000万个。(12)Josoph J Bish, “Population Growth in Africa: Grasping the Scale of the Challenge,”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professionals-network/2016/jan/11/population-growth-in-africa-grasping-the-scale-of-the-challenge.(上网时间：2019年4月2日)一方面，非洲欢迎外国企业投资设厂、雇用本地工人，其庞大的消费群体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德国这样老龄化严重的欧洲发达工业国而言，非洲也可向其输出劳动力。利比亚、突尼斯等不少北非国家的技术工人，因其较高的劳动技能，在德国劳动力市场有较高的认可度。
正所谓：“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现代社会竞争就如同战争一般，人才是最根本的资源，甚至直接影响着整个“战局”。面对社会上激烈的人才竞争形势，必须重视人力投资，完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为企事业单位发展提供强大的核心竞争力。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要整体把握，层层负责，一方面组织领导必须加强对此的重视程度，完善相关人力资源“进”“出”机制，丰富相关培训手段，落实职业发展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员工自身必须有自我开发意识，主动学习，不断寻求发展机会，对自身职业发展有一个明确的规划，真正实现个人发展与组织发展的统一。
德国发展对非关系无疑是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目标为主，近年来增加对非投入更有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第一，德国将应对难民、恐袭等安全威胁作为外交领域新的重要任务。以2015年法国系列恐袭案为标志，欧洲各国安全形势显著恶化，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无孔不入，独狼式袭击、卡车袭击一度成为常态，防不胜防，给民众留下严重的心理恐惧感。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进一步加重了欧洲国家的安保负担，德国由于奉行“门户开放”政策，涌入了90多万难民。不少难民难以融入社会，惯于制造刑事和治安案件，也有恐怖分子伪装成难民进入德国，大大增加德国的安全风险。难民问题还助长了德国极右民粹政党的崛起，加剧主流政党内部分裂，各党派围绕如何处理难民问题争执不下，执政联盟险些破裂，亦成为默克尔权力由盛转衰的标志。恐袭和难民乱象的源头，一是中东乱局不解，如紧邻欧洲的利比亚长期动荡，输出恐怖主义；二是非洲大陆国家普遍发展水平较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民族宗教冲突激烈，输出难民数量巨大。2014年，仅索马里、南苏丹等国逃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就达近70万；尼日尔蛇头经济蓬勃，90%的西非、中非难民经尼日尔前往欧洲；(13)Sulaiman Momodu, “Refugees Turn to Ethiopia for Safety and Asylum,” http://www.un.org/africarenewal/magazine/april-2015/refugees-turn-ethiopia-safety-and-asylum.(上网时间：2019年6月30日)乍得等国受“博科圣地”等恐怖组织之害，潜在难民数量巨大；自北非国家出发，经由地中海非法登陆欧洲的难民则不计其数。为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难民和恐怖分子流入，德国势必要显著加大对非安全投入。德国在派驻维和部队并协助非洲国家开展安全能力建设的同时，帮助非洲综合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减少难民输出。同时推动与突尼斯等北非国家签署难民协议，以经济利益换取非洲国家主动管控难民。
农村的土地整理以及土地复垦，往往不是村镇居民或者村级单位能够独立完成的。土地整理以及土地复垦需要相对较高的资金运作。在资金方面，政府投资要作为主要的引导主力，大力吸引和鼓励社会资金对土地整理进行投入。要能够形成以村镇居民为主，多方经济组织参与其中的综合性、扶持性、多远化的投资模式。毕竟村镇居民扩充耕地以及获取更多建设土地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土地整理以及土地复垦。
第二，对非关系是德国践行“积极外交政策”的有力抓手。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其于2014年起开始实施“积极外交政策”，在国际重大事务上参与度明显增强，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近年来，德国积极参与叙利亚问题国际谈判，在乌克兰危机中大力斡旋，在促成伊朗核协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朗普上台后又积极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颇有担当“自由西方的守护者”(14)Konstantin Richter, “Angela Merkel’s New Job: Global Savior,”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donald-trump-angela-merkel-the-last-leader-of-the-free-world/.(上网时间：2019年1月13日)之势。长期以来，中东和平进程与非洲发展问题已非一般地区性事务，而上升为全球性议题，各大国纷纷介入其中，既拓展自身影响力，又试图稳定地区局势、促进地区发展，彰显自身责任感。德国自然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将非洲视为实现外交“正常化”的重要一环。德国在非洲具有独特优势，其长期主张用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冲突，不支持使用武力，中东和非洲国家对德国的好感度相对较高，这为德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安全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环保与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德国一直活跃在国际社会前沿，其国内已实施“能源转型”战略多年，新能源技术发达，愿向非洲推广；消除贫困及传染病、加强人道主义救援等，都是德国长期宣扬的价值理念，这些问题目前在非洲仍十分突出，积极参与其中可成为德国承担国际责任的加分项。
第四，在能源与原材料方面，德国对非洲的需求有所上升。德国国土相对狭小，资源匮乏，传统能源和原材料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进口。在可预见的未来，德国仍难摆脱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德国油气和煤炭需求的1/4以上依赖从俄罗斯进口，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其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由于能源供应受地缘政治影响度很高，德国推动能源供应多元化，尝试拓展能源进口渠道，其对非洲的倚重显著上升。德国政府于2010年先后推出《能源战略》和《原材料战略》，提出要重视同新兴国家开展相关合作，确保能源战略安全。2011年6月出台的《非洲战略》将能源和原材料列入对非六大政策重点之中，确立了其在德非关系中的支柱性地位。至今，德国已与南非、摩洛哥、突尼斯、尼日利亚、安哥拉等国建立了能源与原材料伙伴关系，并将继续加以拓展。从非洲换取资源，也是德国加大对非投入的一个重要目的。
第三，弥补以往对非投入的不足。不同于英、法等非洲前宗主国，德国在非洲根基浅，长期以来投入和影响力都比较低。即使是德国最为重视的贸易领域，2018年德国对非出口额也只有226亿欧元，占德国出口总额比重仅1.8%。(15)“Deutscher Afrikahandel 2018 enttäuscht,” https://www.gtai.de/GTAI/Navigation/DE/Trade/Maerkte/suche,t=deutscher-afrikahandel-2018-enttaeuscht,did=2226298.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 近年来，非洲的战略地位上升，域外大国争相赶来，加大力度发展对非关系，尤其中、印等新兴国家对非洲投入很大，且都有所斩获，相比之下德国在非洲的竞争力明显不足。德国舆论多有反思自身对非政策之声，要求政府调整政策重心，突出自身优势，吸引非洲国家重视，必要时“要向中国学习如何向非洲投资”。(16)Wolfgang Drechsler, “Was Deutschland von China lernen sollte,” https://www.wiwo.de/futureboard/vor-china-afrika-gipfel-was-deutschland-von-china-lernen-sollte/22981526.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在此推动下，德国对非政策日益重视彰显自身特色，强调帮助非洲解决其面临的现实问题，尤其是“以援助促自助”，注重打造在非洲的良好国家形象。德国版“马歇尔计划”就受到不少非洲国家的青睐。德国也更为注重与中国等域外大国加强在非合作，提升对非影响。
三
德国正是看到了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战略潜能而做出了加大在非投入的长远决策。为此，德国抓住当前的重大历史机遇，迅速参与到非洲事务中，未来在非洲的活跃度或将进一步上升。
从能力上看，德国一直在欧盟内充当“领头羊”的角色，其较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外交趋于积极的重要支撑。虽然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形势不佳、贸易摩擦难解，德国经济也陷入低谷，但若拉长时间线，可以看到德国经济的基础和韧性都不容小觑。德国较快地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漩涡中恢复过来，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增长。其出口能力超强，由此积累的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约8%，为世界第一。从2015年开始，德国已经停止新增债务，财政连续五年盈余，2018年达536亿欧元，占GDP比重达1.7%。(17)“53,6 Milliarden Euro Öffentlicher Finanzierungsüberschuss 2018,” https://www.destatis.de/DE/Presse/Pressemitteilungen/2019/04/PD19_134_711.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19日)与仍奋斗在减赤、降债道路上的其他一些国家相比，德国可以有更多空间考虑如何进一步盘活财政资金，提升投资效率。无论是增加对非发展援助，还是扩大对非基建合作，德国都具有坚实的财力基础。
为了谋求更大利益和影响力，德国一直注意在非洲与第三方拓展合作，并已实质性推进德以非、德日非合作关系。同时，随着中国实力上升，德国更为重视与中国在非合作，揭开了德非、中德合作的新篇章，德中非三方合作正在成为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典范，未来可望在双边和多边领域进一步凸显示范效应。
德国方面正在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积极建立新型合作机制，拓展自身在非洲的行动空间。德国借G20峰会之机提出《与非洲有约》倡议、召开“非洲投资峰会”等，均显示其正力图改变过去“单向扶助”“有限输出”的合作模式，推动以能力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的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模式：一是更多考虑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变“以我为主”为“协商共谋”；二是兼顾自身及合作伙伴擅长领域，做到精准合作、提升效率；三是从更高层次设计在非洲的国际合作框架，注重提升在非洲的三边或多边合作，G20等机制将成为德国与国际伙伴协调对非政策的主要平台。总体看，未来德国对非合作将不仅在量上有提升，更重要的是合作方式的优化和效率的改善。
德方态度积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加强与德国在非洲合作也符合自身利益。非洲传统上是英、法的“后花园”，如今各新兴国家出于各种目的纷纷进入非洲，英法的担忧在上升，它们害怕“后院被抢占”。故而，中法两国在2015年签署了《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将非洲作为这一合作的启动地，但此后法国政府和企业颇有顾虑，提议多年的中法非三方峰会至今仍未能举办。相对而言，德国自二战后更多专注于自身经济发展，对海外的投入一直保持较低水平。目前，德国期待更多进入非洲市场，对于与中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态度较为积极。中国在非洲开展工程项目，有时会因透明度问题而遭到英法等国的非议，德国是欧盟成员国，中德开展在非洲的合作，可以有力化解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猜疑情绪。此外，扶助非洲是一项全球性事业，中国不排斥“开放、包容性国际合作”，积极与其他大国对接，也有利于塑造更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3)刘海方：“中德非三方合作：什么原因影响了其进展”，《世界知识》，2018年第20期，第53页
从条件上看，德国在非洲少有殖民史，近几十年来秉承“文明国家”“和平主义”等理念，在非洲国家心目中的形象相对较好，开展对非合作没有历史包袱，预计德非合作项目的实施将较为顺利。同时，从近年德国对非政策文件看，其对非合作思路是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出台对非“一揽子方案”，从国家治理层面推动非洲自主发展，并积极介入非洲和平安全进程，主动为全球安全贡献更多公共产品。这一思路符合非洲国家的现实需求，有利于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
事实上，德国也能够认识到自身在非洲影响力的“短板”，正试图采取措施来弥补不足。德国深知自身在非洲根基较浅、受限较多，单靠自身力量恐难全面“挺进非洲”，若能借助外力或学习别国成功经验，则可能事半功倍。于是三方合作成为德国对非合作的一个新选择。三方合作并非新鲜事物，德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尝试与第三国合作开展对外援助，只是由于文化差异等客观限制，规模很小。2014年，德国与以色列开展政府间磋商，商定共同对非提供援助。此后，两国与肯尼亚政府共同扶植中小型水产养殖，与加纳、埃塞俄比亚共建污水处理设施，均成为示范项目，受援国对此广泛好评。德国经合部长穆勒形象地称此为“三角合作”，并评价其为“面向未来的创新模式”。(21)Gert Müller, “Müller will ‘trilaterale Kooperation’ mit Israel fortsetzen,” https://www.epo.d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908:mueller-will-trilaterale-kooperation-mit-israel-fortsetzen&catid=45&Itemid=90.(上网时间：2019年6月7日)尝到好处的德国近年来扩大了在非三方合作的规模，不仅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共同在非洲开展项目，借助法、意等国“贴近”非洲，还将此作为与中国、日本等大国合作的新领域。特别是G20等多边机制日臻成熟，更为德国开展在非三方合作提供机制保障。在近三届G20峰会上，德国均呼吁各大国加强在非洲合作，德国愿积极与各国对接，共同促进非洲发展。预计，未来德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的积极性将不断提升，这将助力德国在非拓展影响力，也成为德国推动新时期大国合作的重要手段。
本文以CGDPA为基准,采用定量指标评价IMERG终级产品的精度,包括相关系数ICC、均方根误差IRMSE和相对偏差IRB,计算方法如下:
必须指出的是，德非双方合作仍面临一些挑战，虽长远前景趋好，但短期内合作规模难以显著扩大。其一，德国对非投入历史欠账较多，难以在短时间内追平其他国家。此前，德国对非投入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形式，手段较为单一，不够灵活，其官方身份也受到较多限制。近年来，德国虽不断调整投入方式，鼓励企业加入，但仍难与中、印等国比肩。如前所述，《非洲马歇尔计划》因致力于综合解决非洲经济社会问题而广受非洲国家期待，但德国国内却有不少顾虑，甚至有人担心其过于雄心勃勃，恐力所不及，并引起别国猜忌，或被指为“新殖民主义”，再次引发外界对“德国霸权”的指责。事实上，此项计划的推进相对缓慢，自民党议员奥拉夫质疑其“沦为宣传口号”，非洲国家失望情绪也有所上升。(20)Ansgar Graw, “Marshallplan mit Afrika ist Paradebeispiel für Ankündigungspolitik,”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article184860246/Entwicklungshilfe-Woran-der-deutsche-Marshallplan-mit-Afrika-scheitert.html.(上网时间：2019年6月5日)其二，价值观因素是限制德非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德国虽力推灵活务实的对非政策，努力摆脱价值观约束，但现实中不可避免仍受到限制，难以与非洲国家保持“平等伙伴关系”。至今，德国与非洲国家打交道时，也没有完全抛弃“人权、民主、良治”等口号，常将防控难民、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对非援助的先决条件，因此其诚意受到非洲国家的质疑。其三，受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束缚。德国毕竟是欧盟国家，尽管发展援助事务决定权在成员国，但由于涉及国家间关系问题，一定程度上仍要置于欧盟整体对外政策的框架内，必要时还需与其他成员国协调。而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欧盟成员国之间在非洲也存在竞争。如法国历史上长期殖民非洲，更将法语非洲国家视为自身“后花园”，若德国大举挺进这些国家，必然因触动法国“奶酪”而受到掣肘。意大利对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影响力较大，德国在北非行动也需与意大利协调合作。若涉及到军事行动，则更要在欧盟、北约框架下开展，乃至受到美国控制。因此德国难以绝对独立地发展对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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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愿上看，德国数十年来在国际舞台上“低调做人”，但并非心甘情愿，更多则是为了洗刷历史罪责、争取外界谅解而做出的被动性决定。德国并非没有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甚至是“政治大国”的愿望和雄心。近些年，在欧盟国家普遍遇挫，全球冲突和不确定性又显著上升的背景下，德国实力凸显出来，也有意愿更多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外界对德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实际上也在增长。波兰前外长西科尔斯基对德国外交的一句评论极具代表性，他说：“相比对德国‘强权’的担忧，我更担心德国的‘不作为’。”(18)Radoslaw Sikorski, “Deutschland ist Europas unverzichtbare Nation,” http://www.euractiv.de/section/prioritaten-der-eu-fur-2020/news/sikorski-deutschland-ist-europas-unverzichtbare-nation/.(上网时间：2019年4月1日)当前，非洲国家对外部合作的需求十分强烈。德国经合部的《非洲马歇尔计划》发布后，得到非洲国家的热烈欢迎。尼日尔总统在默克尔总理到访时直言，“欢迎德国尽早实施该计划，促进两国合作新的繁荣”。(19)Anja Maier, “Kein Marshall-Plan für Afrika,” http://www.taz.de/!5343632/.(上网时间：2019年6月6日)这将促使德国更积极设计和开展对非合作。
德方对于与中国在非洲开展合作主要有几方面考虑。其一，冷战期间，中国与众多非洲第三世界国家培养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了特殊的政治关系，近几十年又十分重视深耕中非关系，在非洲投入巨大，对非洲影响力较高。德国有意与中国“适度捆绑”，共同打造在非“良好形象”，借以提升德非政治和经济关系。其二，非洲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非洲发展的前途重在基建。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非合作重点集中于基础设施及交通互联互通，取得了显著成就。如2017年通车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建工程；中国央企援建并参与运营的吉布提国际自贸区，有力推动吉成为地区性的航运港口和商业中心。德国制造业能力虽突出，但长期以来在非洲基建项目少，缺乏拓展项目的相关经验。德国希望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建设项目，借此积累基建合作经验。其三，非洲大陆目前面临的发展任务仍十分繁重，维护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减贫等等事项，都还要依靠国际社会帮扶。中国随着国力提升，外交姿态趋于积极，日益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促进非洲发展方面，中德两国有广泛共同利益，也容易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默克尔总理多次公开表示，中德在非洲拥有巨大合作潜力；德国企业对此态度也十分积极。2018年10月，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工商大会和德国经济非洲协会三家机构共同发布《中国在非洲：德企的前景、战略和合作潜力》报告显示，大批德企愿意参与三方合作，并对已开展的项目“给予压倒性的积极评价”。该报告还指出，中企在能源、基建等领域已形成成熟的合作模式，德企在非洲积累经验将绕不开中国。(22)China in Afrika - Perspektive, Strategien und Kooperationspotenzial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S. 14, DIHK, Berlin, October 2018.
学校应该是家礼的教育和实践场所，让我们养成一个师生、同学之间如同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一样的环境，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帮助。明代王阳明的《训蒙教约》，讲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限制太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学生就会“以学校为囹圄，以师长为仇寇”。在这样的状况下，哪里还有教育？我们应该改变这样的状况，让大家在学校都能亲密无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国家的未来，共同奋斗，共同努力。所以，学校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传承和发扬家风家训的使命。
目前，中德非三方合作尚未理顺机制，也还没有进入全面推进的阶段。未来应着重克服以下障碍，推动合作取得更大成果。首先，德企对中企存在固有疑虑。中德企业在劳工、环保、知识产权、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上标准不同，这使得两国在第三方开展合作往往容易产生摩擦。前文提到的《中国在非洲》报告就指出，1/3受访企业认为进出口政策差异、合同规范不同以及中方企业不遵守规范，是影响中德企业在非合作的主要障碍。(24)China in Afrika - Perspektive, Strategien und Kooperationspotenziale für deutsche Unternehmen, S. 17.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快速攀升，在以高铁为代表的一些高端制造领域，“中国制造”已经与蜚声世界的“德国制造”构成竞争关系。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报告就建议德国政府谨慎开展同中企技术合作，严防“德国技术失窃”。(25)Jost Wübbeke: “Made in China 2025: The making of a high-tech superpower and consequences for industrial countries,” https://www.merics.org/fileadmin/user_upload/downloads/MPOC/MPOC_Made_in_China_2025/MPOC_No.2_MadeinChina_2025.pdf.(上网时间：2019年5月28日)在对非合作方面，德企担心中企通过提高资本投入等手段与德企共享技术，从而造成其核心技术流失。鉴于此，中德在非洲大规模开展基建、装备制造合作，还将面临较大阻力，主要是德国对中企的不信任、设防心理突出。对此，中国除了加大宣传解释力度外，尝试先从低敏感领域起步，开展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卫生普及等合作，积累互信，逐步由浅入深，适时向制造业推进。2016年，中德在阿富汗开展了矿业人才培训、防灾减灾建设合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双方有意在非洲复制这一合作模式，预计阻力较小。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德期间，双方商定在安哥拉合作建设水电站。这可以说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可以为更大规模拓展基建合作提供经验基础。
其次，沟通和协调不畅。三方合作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利益攸关方多，各方诉求、文化传统、办事规则和标准不尽相同，沟通协调难度很大。目前中德尚未设立专门负责涉非洲三方合作的机制，相关业务可能分散至商务、外交、发展援助等不同机构，即使同一机构内，也可能由非洲、欧洲或亚洲等不同地区司局负责，既难以协调，也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此外，在三方合作过程中还应特别重视非洲国家的民族自尊心。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并不等于主权意识差，非洲国家对域外大国不与非洲当事国协商，单方面搞所谓援助不满。针对这些问题，现阶段可就具体合作项目成立专门工作组，将非洲国家也纳入其中，协调具体项目事宜。在更高层面上，可以利用好各类双、多边合作机制，利用联合国专门机构、会议等，加强中德非洲政策协调，增信释疑。与此同时，应当注重合作过程中的规则和标准对接问题，尤其应当敦促承办企业在合作开展前先就规则和标准问题达成一致，避免后期出现争端。
再次，德国对中国在非洲形象认知不到位。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德国对中国在非洲长期以来的活动仍有不少误解。综观德国媒体，依然存在关于中国“破坏非洲生态环境”“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甚至是“新殖民主义”的说法。除此之外，一些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说辞也是不绝于耳，如“不尊重民主”“支持独裁政权”等。(26)Claus Leggewie, “ China strotzt vor Kraft - doch als Modell für die Welt taugt es nicht,” https://www.nzz.ch/meinung/china-strotzt-vor-kraft-doch-als-modell-fuer-die-welt-taugt-es-nicht-ld.1352088.(上网时间：2019年5月29日)在德媒长期渲染下，德国民众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形象有着很深的误解，成为开展中德非三方合作的一大障碍。若要扭转这一局面，对中国而言，既需持续不懈地做好政策的解释工作，涉及中国基本对外政策的原则立场必须反复重申；同时也要尽可能提升三方合作的透明度，及时回应外界关切。在各方都颇为关注的环保、工程标准与质量、劳工权益等问题上，中企应尽可能与国际标准和惯例接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作的持久，也为三方合作打下稳固的基础。对德国而言，也应尽可能秉持务实态度开展合作，避免“价值观挂帅”。
本项目中对119个监测点采取分批布设的方式，前期监测点较少，相应获得的监测数据也较少。但是随着施工的逐步推进，监测点位增加，相应的数据采集量将增加，数据分析处理难度较大。借助沉降数据管理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生成沉降量的相关图表，以便于分析沉降趋势，查看异常点位，获得相应的监测结论。
由图5可知，在不同成熟度柠檬果醋滋味的PCA图中 ，第一主成分(PC1)的贡献率为96.219%，第二主成分(PC2)的贡献率为2.157%，两者之和高达98.376%，表明PC1和PC2的总贡献率几乎包含了样品的所有信息。DI值为89.6%，这表明不同成熟度的柠檬果醋可以用电子舌区分，彼此之间互不干扰。柠檬原液落于第一象限，与不同时段柠檬果醋的中心相距较远，表明柠檬果醋与原液的芳香性物质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酿造1个月的样品位于第二象限，与酿造2个月、3个月的样品相距较远，能够明显区分开。酿造2个月与3个月的柠檬果醋都位于第四象限，且相距较近，说明它们的滋味的相似性很高。
一是加快水利立法进程，强化立法基础工作。积极争取立法资源，统筹推进重点立法项目，把水利改革发展急需的立法项目纳入立法工作计划。积极与立法机关和有关部门联系沟通，加强立法协调，推进《南水北调工程供用水管理条例》《农田水利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法规立法进程。加强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不断提高立法质量。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德在非洲理想的合作领域是“产能合作”，中国在非洲有着数十年的资金和市场优势，德国则拥有技术优势，若把双方优势结合起来，再根据非洲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合作，必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最终惠及三方。当前，由于竞争加剧以及长期历史偏见形成的误解，再加上中美博弈加剧，美方对欧洲盟友施压，阻碍中欧合作，德国对于与中国开展产能乃至高科技合作积极性明显下降，如德国对以5G建设为代表的中德数字基础设施合作等有疑虑。中德与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也面临同样问题。因此，中德在非洲合作虽已拉开帷幕，但尚未大规模推进。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中德非三方合作仍将主要限于中低层次的非敏感领域。当然，如能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妥善沟通解决、积累经验，将对未来顺畅地开展更高层次合作起到至关重要的辅助作用。○
[作者介绍]李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德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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