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11日，彭真率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先期回到北京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朱德、贺龙等人到机场迎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苏方发表了1000多篇文章对中方进行批评，中方也先后发表了近30篇文章对苏方进行驳斥。中方论战文章都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或者《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从表面上看，这些文章似乎都出自《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近年来随着一些当事人的披露，这些论战文章的操刀者——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才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这些当事人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个起草小组本身。
客观来讲，这一随着中苏论战日趋激烈而正式成立，随着中苏关系彻底决裂而解散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在中苏论战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中苏论战这段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本文试着对这一组织的来龙去脉进行初步的梳理。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成立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是伴随着中苏之间论战的不断加剧而产生的，它的成立有一个过程。
1960年4月，中共中央为了准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三篇文章，给胡乔木、陈伯达、陆定一分别布置了任务。一篇是《人民日报》社论，由胡乔木牵头，吴冷西协助起草；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由当时的《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牵头，几个副总编辑协助他起草；一篇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牵头，由中宣部的同志协助他起草。三篇文章在发表后编成了一本叫《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除起草文稿之外，这些人当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队伍。
1960年夏，为了回复苏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散发的针对中共中央的《通知书》 （即1960年6月21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央召集吴冷西、姚溱、熊复、邓力群、胡绳、许立群、王力、张香山、范若愚以及外交部的乔冠华、余湛，中联部的伍修权、刘宁一，中央调查部的孔原、冯铉一起到北戴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回复。吴冷西回忆：“在1960年开始的时候，在北戴河会议前后写《答复书》的主要还是几位秀才亲自动手，那个时候大家也比较年轻，都是40岁出头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当时这些人是从中宣部、外交部、中联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调的，为了完成反修文章的写作而临时凑在一起，任务完成以后，就回到各自原来的单位。
其一是翻译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这些文章，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苏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看的。当这些文章最终定稿以后就需要翻译成俄文，通过外交途径转达苏方。有时，为了让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能够了解中苏之间争论的真相，还需要翻译成其他语种的文字。起草小组本身任务已经很重，如果再兼顾翻译的任务，就比较困难，这样中央就专门为起草小组配备了翻译组。
写作班子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具体命名。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小组成员有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等。”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还有“许立群、姚溱、乔冠华（他在中苏两党会谈开始后被指定为副组长）、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不久，胡绳和熊复因病都没有参加这个工作。陈伯达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乔木同志因为身体有病，从1961年夏天起就完全离职疗养。毛主席叫他不要做任何工作，专心休息。所以他没有参加这次反修文稿的起草。”
F市政府在消防供给方面的重点仍停留在基础设施和装备建设上，对于基层消防供给仍属于指令型模式，用行政指令来安排社区组织的消防工作，尚未与社会组织进行联系合作，没能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和社区的主体作用。 当前，F市社区内志愿消防队的数量屈指可数，消防救援能力低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政府、消防中介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三位一体的消防安全供给联动机制。
至此，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一组织正式成立。
吴冷西回忆说，随着论战的不断开展，“后来才慢慢增加一些帮手，主要目的是培养人才。一般的稿子先给他们讲一讲，由他们起草，然后再同他们一起修改”。崔奇回忆说：“除了小组成员，先后调来几个年轻的助理工作人员，有贾一血、朱庭光、崔奇、刘克林、万光、陈思明，1963年夏天来了两位大校——范戈、钱抵千，后期还有孙轶青和薛真、王岳西。”
1985年10月，胡乔木等人在 《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卷）》审稿会上合影。前排左起：沈宗洪、李新、胡绳、胡乔木、龚育之、廖盖隆、郑惠等
1989年2月，邓小平接见访华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 （前右一）
这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直接领导者是邓小平。据《历史的脚步——人民日报国际部史料集萃》记载：“一般情况下，每篇文章和文件，先由几位秀才负责考虑大纲，由助手们起草初稿，然后康生、吴冷西主持开会集体讨论、修改，往往在8号楼这个范围内就要返工几次，修改几次，达到大家认可时，再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进行讨论修改，有时当场改好通过，由小平同志送给毛主席和其他常委审阅，更多的时候是听取小平同志和参加书记处会议同志的意见后，再返回8号楼来改写和加工，重新送审。”阎明复也回忆说：“文件起草小组组长是康生，实际上是邓小平领导的。”
其实，文章的最终定稿者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传》中“中苏论战”这一章节有很多毛泽东对文章亲自进行修改和敲定文章发表时间的描述。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辅助组织
为了保证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先后成立了几个辅助组织来协助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
到了1962年，随着中苏两党之间论战的加剧，不断反复抽调人员肯定不利于反修文章的起草和论战工作的开展，这样就需要组建一个经常性的写作班子。这个班子是在之前起草反修文章人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外新增加了一些人员。1962年11月，写作班子中的部分人员就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8号楼开始办公。作为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崔奇回忆说：“1962年11月28日晚上，陈浚和我带着评加勒比海危机的最后一篇社论稿到钓鱼台8号楼，送给吴冷西等同志审阅。这篇社论定稿后，吴冷西通知我：‘社论发排后你就留在8号楼工作，明天搬到这里住下来。’我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工作人员，从此参加了钓鱼台写作班子的工作，直到1966年夏天这个写作班子结束。”因为长期在钓鱼台8号楼办公，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也被称为“钓鱼台写作班子”或者“8号楼写作班子”。
有时候，翻译组的任务也是比较重的。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期间，因为要对原定的发言稿进行修改，这样翻译稿也要作相应的修改。虽然“由于原来准备的稿子已经有了初步译文，所以定稿后翻译时只需略加修改就行”，但“修改好的翻译稿当夜打印已来不及，于是决定第二天小平同志发言时先同声传译，讲完以后再印发。翻译同志很辛苦，忙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又作同声传译”。翻译组的任务也是随着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任务的终结而终结。
“灰皮书”的出版工作由中宣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同志和副处长许力以同志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用同志为该室主任，冯修蕙同志为副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承担这套‘灰皮书’的规划和翻译任务的是中央编译局，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同志兼任该局局长，王慧德同志为副局长，他们两人一直直接领导这项工作。”“‘灰皮书’的编译工作除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参加外，我们几家出版社还组织了一批懂外文又熟悉理论的专家参加。因为许多著作内容深奥，又有好多不同的文种，所以很难翻译。”并且“为了配合中央四面出击的反修斗争，‘灰皮书’在1963年和1964年出版最多，超过了一百种。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带有学术理论性的‘反面’著作外，很多都是有针对性的，以及时提供给反修领导班子撰写‘九评’时的参考之用”。这些翻译出版的丛书，对当时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论战结束之后，“灰皮书”的出版继续了一段时间。
绿色需要空间的分布，也需要时间的积累。生态恢复是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一个早晨就能建立起生态系统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刚刚启动的时候，摆在第一位的是要通过种树防风固沙，杨树便成了首选树种，其他任何树种都没有它生长快。
1957年1月，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成立，阎明复任组长，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央领导服务。阎明复回忆：“为了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地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以中办翻译组为基础，先后借调何长谦、欧阳菲、刘莫阳、林莉、林蕴华、罗正法、任天声、臧达楠、李媚、林鹰等，参加翻译工作。”并且翻译小组有一项特权，那就是旁听起草小组的会议。“为让翻译们及时接触文章，以便能领会文章精神，准确翻译，我作为中办翻译组组长，可随时去钓鱼台旁听起草小组讨论文件的会议，有时也对文章的文字表述方面提一些意见，当然很少了。”
其二是丛书出版小组。中苏论战开始后，为了能够在论战当中对苏方进行有力批判，必须弄清楚苏方那些所谓的新老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很少翻译出版这些修正主义者的作品，当时情况下中方对马克思等人如何批判这些修正主义者是清楚的，但对这些修正主义者本身的观点、思想却并不清楚。为了论战的需要，“根据中央的决定，在中联部‘十八所’集中几十位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分为七个组，负责编辑出版几套丛书：一套是封面用红字的丛书，摘录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述；一套是灰皮黑字的丛书，搜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作和言论以及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论，后来也包括赫鲁晓夫的言论集；一套白皮蓝字的丛书，是有关帝国主义扩军备战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现状的资料”。
摘 要：《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就辅导员的身份定位、职责要求、配备选聘、培养发展、管理考核作出了系统的规定。辅导员与学生的相处，不应当只是形式化、机械化的过程，更应该是情感化的演变，辅导员在学生的人生道路中扮演着指明灯的角色，但这盏灯不应该仅仅发挥其向导的作用，还应该给予学生温暖、希望和战胜困难的力量，这需要辅导员投入更多的心血与热情，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给予其诚挚的关怀与爱护。
翻译组相对于文件起草小组，工作方式比较灵活，“有任务时翻译班子成员都来钓鱼台，没有任务时各回原单位”。到了论战后期，“在翻译‘九评’时，翻译班子扩大为俄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日文五个语种。因为人数众多，翻译班子搬到西黄城根华北饭店”。
2011年8月14日，阎明复 （坐者）与东北大学校长助理张国臣等人合影
其三是资料方面的保证小组。中苏论战当中牵涉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个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很难掌握全面的情况，因此“钓鱼台写作班子工作人员在起草文件过程中需要了解哪方面情况，搜集哪方面材料，请教哪方面专家学者时，总是得到兄弟单位包括中联部、外交部、中宣部、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央调查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这就是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8号楼这个小集体之外，还有一个大集体，大家直接间接地都参加了这一场‘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的战斗”。
中联部吴兴唐回忆说：“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即‘九评’），以激烈的言辞批驳了公开信的观点。”“当时，我与写作班子多有联系，经常按要求提供材料。他们需要的材料，有时候是比较系统的分析性文章，如德国党是怎么看待中苏分歧的？他们发表了哪些文章，观点是什么？有时候是很细的具体材料，如乌布利希是如何攻击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原话是什么？”“1963年8月底，根据写作班子的要求，部领导布置我撰写共运论战的大事记，供写作班子写‘九评’中的第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参考。我在5天内完成，受到了好评。”“这些材料，有时候先报给伍修权，有时候由于要得很急，领导就让我不用上报，直接送到钓鱼台去。”
1960年9月，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中方的代表团成员除邓小平、彭真这两个正副团长以及中联部、外交部一行几十人外，“还有一批秀才，因为要准备可能有激烈争论，准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需要准备材料”。这批秀才后来大都成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还有1960年10月1日，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主要是讨论为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准备一个声明草案。“中苏两党会谈，特别是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们代表团去的人比较多，因为估计文字工作任务很重，所以大部分秀才都去了。”
否定之否定规律体现在无机化学中一些学说的建立与发展、完善过程中。例如酸碱理论、原子学说、配合物理论等。
综上可以看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除其自身成员的积极努力之外，还与其他的一些外围组织的积极帮助有着很大的关系。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任务
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反修文章的写作。《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 《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列宁主义万岁》这三篇文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评美国共产党的声明》这七篇文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及九篇评论《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的文章等，都是出自起草小组成员之手。
此外，还有1963年8月成立的史学反修组，主要承担史学反修的撰写、编译苏联修正主义史学相关资料，以及为中苏边界谈判提供历史资料等任务。写作班子成员之一的崔奇回忆说：“为了了解‘黄祸论’的由来及其历史，我去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家里向他请教，他为8号楼写作班子赶写了一份两三万字的《有关‘黄祸论’的一些历史材料》，对我们起草这一章节有很大帮助。”这些组织客观上也起到了为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服务的作用。
其实，除承担反修文章的写作之外，起草小组还承担着其他一些任务。论战当中，中苏双方领导人往往进行针锋相对的交锋，中方领导人的讲话稿也出自起草小组成员之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重要性;认真落实交接班制度,做到床旁交接,护士长不定时晨会提问在班护士高风险患者;每周进行2次安全检查,包括门窗设施、保护性用具、患者用物等[5]。
2016年以来，一批电子商务平台和电子商务账号慢慢涌现，这类平台或账号具有电子商务属性，以短视频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呈现手段，吸引消费者实现购买行为。
1960年11月，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钓鱼台写作班子成员康生、吴冷西、胡乔木、刘宁一、冯铉、乔冠华、熊复、姚溱、张香山、王力都去了。其间，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修改邓小平的发言稿。
在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期间，起草小组成员之一的“熊复同志的主要任务是修改在北京草拟的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时的几次讲话稿”。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之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苏联。其间，吴冷西、乔冠华、浦寿昌、熊复负责修改刘少奇在苏联访问期间的讲话稿。
目前已知的HPV大约有150个型，其中包括高危型和低危型HPV。低危型包括HPV6、 11、 30、 39、 42、 43、 44等；高危型包括HPV16、 18、 31、 33、 34、 35、 39、 45、 51、 52等。高危型HPV的持续感染是引发宫颈癌的主要病因。在我国，HPV16和18为最常见的两种感染型，这两类HPV也导致了70%以上的宫颈病变，因此目前的研究主要围绕这两类病毒进行[6]。
论战当中需要查阅大量的材料，除依靠外围的组织搜集材料外，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自身还担负着搜集材料的任务。材料比较充分的话，“写起文章来就掌握比较充分的事实，有根有据，针对性较强，有所谓而发，而不是无的放矢，夸夸其谈，又不是脱离现实，坐而论道，说些学究式的议论”。
另外，从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几封复信也是出自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之手。
1966年4月，苏共二十三大召开，中共中央决定不派出代表团参加。1966年夏初，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小组中的康生、王力留在了钓鱼台8号楼继续工作，参与起草了“五一六通知”。
利用测井资料的全部频率成分对地震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补充了地震数据中缺失的低频成分，使得反演结果的分辨率可以突破地震分辨率的限制。该技术能够把地震资料与测井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地震横向分辨率高、测井在纵向上分辨率高的优势，将一般意义上的地震资料转换成与地层岩性信息密切相关的岩性地质剖面，便于进行储层预测。
标签：小组论文; 论战论文; 中央论文; 文件论文; 反修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党史博览》2019年第8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