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呈现出日益可塑性、公共性、非对称性等特质。现实中在政群沟通、信息互动、社会管理上的有限正向作用，与形式主义、公民权利缺位、社会失范上的负能量之间的矛盾，正不断消解本已脆弱的政府公信力。依托信息的线性传递、动态抗衡、供需关系的内生流变逻辑，多元主体通过互动、互通、互助的形式决定政府公信力的产生、水平与质量。在未来的策略选择中，需要打通共通空间、压缩谣言生存空间、进行双重约束等进路，通过共情、共担、共治重建地方政府公信力。
[关键词]政府治理；政府公信力；地方政府；虚拟社会；微传播；流变机理；协同治理
一、理论缘起与时代背景
虚拟社会是基于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空间，以信息符号化的人为主体，借助于信息的生产、传播、交换，进行虚拟认识、虚拟实践和虚拟交往等活动，从而形成虚拟联系和关系的场域[1](P29)。虚拟社会是拟态环境和媒介化社会统一作用下的产物，前者是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于其所著的《舆论学》中提出，是指人与现实社会之间插入的信息载体，在经由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呈现出来并被感知的环境，让人们在带有倾向性的心理环境中去认识现实社会，强调的是媒介所营造出的“客观环境”在信息化时代的重要影响力，既能够影响人们如何去认识世界，又能够决定人们去认识什么样的世界；后者源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提出的“传播创造并维系社会”的理念，是指媒介与社会深度融合和相向互动，形成了以媒介社会化和社会媒介化为结果的媒介化社会。其核心是探讨社会组织层面、交往层面、交往方式以及文化范式等领域中的权利场域的变化、媒介关系、媒介消费形态、媒介模仿，以及媒介与社会之间跨领域的媒介冲突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向前推进，媒介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人们据此认识世界并做出相应反应和行动，通过语言、行为、观念、价值以及生活方式等符号形式，很快演化和融合为社会的流行现象，变成了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虚拟社会与现实环境[2]。虚拟社会是基于信息时代发展起来的，是依托媒介力量贯穿于当下社会方方面面所构建的社会形态，对全社会的运行模式、权利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维等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一方面，随着社会媒介化浪潮不断向前推进，由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社会公众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产生日益显著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更多依赖媒介所呈现的信息去认知生活区域外的世界，由此构成的信息环境日益成为人们认知外在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射和判断依据。作为信息时代概念与实质相结合的产物，虚拟社会越来越向现实化发展，使人们游离于本真世界之外，生活在媒介所创造的世界中。
毋庸讳言，现代媒介作为拥有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独立工具，正扮演着社会拟态化发展中的助推引擎，发挥着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的重要作用。2018年8月20日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为8.0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7.7%，手机网民规模达到7.88亿，其中微博用户达到3.37亿，而作为另一大新媒介平台的微信，已经覆盖94%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8.06亿，全球微信用户更是突破十亿大关，促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从空间和时间上实现“线上”向“线下”的即时融通，成为当下社会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的连接桥梁。以“微博”母体的“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为代表，综观其在整个北非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动荡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虚拟社会中微博所具有的互动性、实时性、移动性等特点[3]，一些国家领导人更是以日常“发推”作为联通外界的主要窗口，其中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推特”账号更是成为外界接触一手信息的来源之一。毋庸置疑，由微博、微信等为主体媒介的信息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信息流通的主流，其所拥有的传播速度、作用范围以及影响受众等都达到以往任何媒介所无法企及的广度和深度，依托结构的去中心化、信息的碎片化、沟通的即时性、平台的社交化以及传播的病毒性等特质的微传播时代，成为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剥离的时代背景，内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左右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价值判断和感知。虚拟社会所拥有的不同凡响的“爆发”能量，让身处其中的公众、新媒体、地方政府等任何主体，已然无法摆脱微传播时代的影响。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指行政主体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依赖于社会公众的普遍信任，从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和政治动员能力[4]，公信力的获取，离不开真实信息、政府处理行为信息，以及公众通过信息比对后对自我感知信息的对称性评价，彼此间的契合度越高，产生越大的信任度，是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将自身的实践状态信息化，进而通过信息传播的过程直接作用于公众的主观感知而产生的一种信任关系，获得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通过信息传播影响公众感知[5]。地方政府身处社会治理活动的前沿阵线，在当前信任危机重重的风险型社会里，虚拟社会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群体事件，“瓮安事件”“雷政富事件”“严书记女儿事件”等种种看似孤立、偶然的社会热点，时刻瓦解着政府公信力基础。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里，由其所形成的信息场域对地方政府公信力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对于建构政府公信力发挥着重大的正向能量，另一方面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解构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反向影响。通过解析公信力在该场域里的流变，可以看出信息在整个场域中的失真时有发生，最好的状态即是进行事实传播，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原初性，由公众进行自我科学判断，而进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构；反之，当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扩大化(有中生有)、扭曲化(有中异化)抑或是弱化(有中变无)，由此导致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解构就在所难免。据此，在当下的虚拟社会里，通过分析该场域里的公信力特质，以及公信力建设进程中的矛盾所在，对公信力在公众、新媒体以及地方政府间的流变机制进行探究，能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策略选择。
（2）要根据运行方式来调整好继电保护装置的保护功能、保护范围以及相关的定制等等，对电网中所有有关的信息进行综合，再实时修正好保护定值。
首先，培育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不到位。目前，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专项补贴配套往往跟不上，在农业园区建设、农业科技投入上缺乏政策导向与扶持力度。
二、虚拟社会中的地方政府公信力
传统“一元”的“金字塔式”的信息传递模式早已与时代发展需求相背离，冗余、冗长的信息流转往往导致信息的失真、误读，造成在突发事件中政府话语公信力、引导力以及影响力的散失[9]。得益于信息技术和社会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架构及其权力体系得以日益扁平化。在微传播的虚拟社会里，作为公权力象征的地方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日益缩小，“最后一公里”问题能够得以有效解决，信任在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得以直接和迅速形成。就地方政府自身而言，作为社会治理活动的主体，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等各类与地方政府相关的社会活动的履行职能，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公众需求，借助微应用、“Vlog”等各类信息终端以及传播形式进行官方发布，经由地方政府直接解读而转化为公共信息，“直线式”地传递和呈现于社会大众面前，通过回复公众留言、评论等诉求形式实现与公众的互动。就公众而言，随着智能便携式设备的日益普及化，公众只要在主流平台上注册账号，诸如微博、微信，以及关注相关“政务微博”和公众号，即可毫无门槛地接触和与地方政府对话，通过评论、转发、点赞以及话题设置来履行参与权、监督权，依据自身的逻辑思考能力以及社会体验对公共信息进行理解或是误解，产生对地方政府的自我感知来决定是否产生信任感，并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支持或反对政府政策、批评或赞赏政府行为等。正是通过与公众的信息互动，让公众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信息进行解读、评价和价值判断，从而产生增进或是损耗地方政府公信力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日益可塑性
实验结果表明：当经受浓度为5%以下的海水胁迫时，厚萼凌霄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发芽指数、平均根长均有所下降，但下降趋势平缓，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当海水浓度在20%以下时，厚萼凌霄的根长与对照组差异不明显，这说明厚萼凌霄根部对海水胁迫具有耐受性；当海水浓度达到30%后，厚萼凌霄种子萌发的各项指标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这说明厚萼凌霄种子对低浓度的海水具有一定的耐受性。
(二)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日益公共性
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加工和再创造的方式，由媒介所拼合而成的巨大虚拟环境，日益同现实社会呈现出无边界的发展趋势。微传播的信息流通形式，为社会的拟态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广泛和开阔的信息融通和公共领域话语平台，为虚拟世界打开了一条通向现实社会的可行通道，实现了两个空间的信息串联，重新定义了现实社会的运作模式。在虚拟社会所构建的信息场域里，人们会对所接触的信息作出各种反应，并将相关反应行为投射于现实环境之中，借此将社会活动和行为扩大到“网上”和“网下”两个空间里，在传播面积、受众数量以及影响群体等方面得以几何级累积，让信息的传播向广度、深度不断延伸，由此构建全新的公共领域，借助于公开化而凸显出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公信力作为一种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感知，其感知对象是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是依托于各类传播信息而得出的最终结果。随着人们对于信息的依赖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信息日益成为人们塑造自我信任感的核心依据。因此，在公共场域中传播的信息也是公共信息，是某一种特定的关乎整个社会的信息集合体，对整个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为全体社会公众提供服务[7](P45)。其公共性主要表现于：就公众而言，网络公民社会得到进一步拓展，借助于微传播所赋予的信息力量，让这股新生力量拥有更大影响的话语权和社会动员力量。随着新媒体以及便携式移动设备的不断发展，“信息爆炸”的作用下能够最快地接收各类信息，任何一处“涉政”信息均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接触，进而带入自身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空间中，并投射于相关地方政府身上，以此作为自身对公权力的信任依据；就媒体自身而言，“第四权力”拥有更多的信息传播平台以便平衡“传统官方”力量，传统“一元式”的信息来源早已不复存在，“井喷式”的新媒体依托大数据处理为公众精准化推送各类信息，有针对性地以全社会公众为受众群体，左右着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的感知；就地方政府而言，公开化、透明化是行政转型的必然路径，“金鱼缸”里的公权力成为主流趋势，同时，中央与地方间的认知界限日益模糊，整体性和一体化所构建的公共性，导致任何一方在细枝末节的疏忽，都会使整个公信力遭受一荣俱荣抑或一损俱损的双重影响。正是基于这种公共性的系统构成，公信力所具有的公共性在整个“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环境下发挥作用并受到整个环境的影响。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所谓的人对他的环境的调整不过是通过虚拟的媒介进行的”，“只要我们认定了自身所接触的图景是真实的，人们就会把它当成环境本身。”[6](P30)作为通过关注机制进行实时信息广播的分享式社交网络平台，以及作为提供即时通讯的“智慧型”通讯终端，兴起于2009、2011年的微博、微信，为虚拟社会提供了新型的信息集合空间，囊括了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生活、娱乐等各方面的万千信息流，为社会的拟态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息资源。这种微传播形式已经成为当前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现实社会的运转离不开依托微传播进行的信息传播，从而达成沟通交流和感知外在环境的目的。也正是因为人们与外界之间隔着这块巨大的介质空间，使得人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为人们所展现的世界，但它并非是对客观现实进行“镜子式”的再现，而是经过选择、加工、重现等方式传达出来，由此，带有某种倾向性地向人们提供信息环境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对于大部分公众来说，往往忽略这种选择和加工，对于自身所接收的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的辨识，便把虚拟社会传递的信息当成是对客观现实社会的再现而接受，并据此做出与之相对应的行为反应。人们所接受的拟态化社会虽然是模拟的和非绝对真实的，但基于自身对于虚拟社会的感知而做出的行为反应却是现实的和绝对真实的。正因如此，产生在该信息场域里的地方政府公信力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力的存在，反过来说明公信力是能够被塑造的。由微传播所营造的虚拟社会，解构和重构了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感知，对于公信力的流变产生亦正亦负的双重影响，而发挥其正向作用和取长补短，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塑造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虚拟社会中的非对称性
在微传播时代背景下，虚拟社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水平直接受制于信息的传播质量和效果。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新兴媒体间善意的、真实的、有效的信息传播，对于构建地方政府公信力大有裨益，反之，则对其产生损耗、弥散甚至消弭的作用。
市场经济下的公众与媒体间是互助形式的供需关系，信息供给与需求是二者间的市场活动行为。研究表明，社会公众往往依据自身所能接触的媒体而改变自身对于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相关媒体认为重要的事件优先采取行动[11](P214)。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政治传染性，通过媒体的主观引导以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相关社会事件中，提升关注度使之成为“焦点”，进而进入公众议程的范畴之内。一方面，部分媒体由于社会责任感的缺失、缺位，以市场为导向成为个别媒体的运营宗旨，寻求“眼球经济”和“流量”是获取利润的直接方式，通过依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众提供精准化的信息推送，能够依托大数据进行公众个人喜好分析，第一时间推送能够为自身谋取最大关注度的信息，左右社会公众对于各类信息的均衡获取，进而影响公众对于社会的感知和判断。另一方面，公众将媒体作为其信息获取的主要来源，很大程度上将媒体上所呈现的信息作为其自身感知并进行价值判断的重要依据。在“猎奇心理”以及价值偏见等因素的驱动下，社会公众在对地方政府进行主观判断时，依托于利益诉求、个人学识以及社会阅历等对信息进行解读，基于判断的主观倾向性，表现出将符合利益作为是非、好坏、善恶的评判标准，并以此作为个人信任的首要标尺；并将这些信息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进行比对，当二者信息相符程度高，表明信息在整个社会中的流通顺畅，对公信力起到巩固抑或增强的作用，而当出现信息不对称时，即信息隔阂，表现出来的就是疑惑、担心、害怕，倾向于否定的抉择，对公信力产生弥散作用。
三、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内生逻辑
微传播在促进虚拟社会里信息互通、流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由于时间、技术、倾向以及资源等因素产生共生于虚拟社会里的信息壁垒，并在虚拟社会中构建起新型的组织体系、权利架构以及运行规则等，甚至呈现出阶层化特征，诸如圈子文化、“大V”“意见领袖”“红人”等，在整个场域中占据着主导性和主体性地位。由于信息的来源不同以及信息拥有者自身的能力水平的不对称性，导致信息在政府、公众以及媒体之间的差异，信息鸿沟、信息孤岛等问题成为虚拟社会中公信力非对称性的症结所在。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只能通过信息的公开来换取公众对自身的认知、认可来满足自身政治统治的需要，公众在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后便会对其产生信任和支持[8]。另一方面信息鸿沟的客观存在以及各类人为主观的信息选择，导致信息传播过程中经由相关媒体进行信息传导，各个相关媒体在价值依据、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对称性，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作为信息传播活动中的三大主体——地方政府、公众以及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和接收时采用的策略，也会加剧不对称性的产生：一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信息的传播时，出于自身或是社会影响等因素的各方考虑，其对于信息的公布是有所择取的，呈现出对于正面信息的大力宣传和对于负面信息的极力掩盖、围堵或是有限传播，诸如“禁言”“拉黑”等进行信息封堵；二是公众对于公共信息的获取能力的参差不齐以及不同的政治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个公共信息的解读不尽相同，进而使人们对于政府治理活动的感知产生偏差；三是随着各类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市场化运营的各类媒体良莠不齐，直接导致公共信息经过媒体传播后，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者是由于媒体自身的运营需要等主观因素，对信息进行人为选择，使得最终呈现于公众面前的信息表现出千奇百怪的姿态。这些不对称性的存在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水平不对称，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自身所体现出来的公信力上的不对称，产生诸如“马太效应”的两极分化现象，拥有好的公信力的地方政府越来越好，反之，如何重塑成了“疴疾”所在。
(一)线性传递：地方政府与公众间的信息互动促进公信力产生
由媒介所营造出的社会意境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感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塑造着每个人的“三观”。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对于“非主流”信息的热衷，以及“审丑心理”的普遍存在，往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任何与政府相关的无谓真假的负面消息都能够得到几何级的无限放大，地方政府公信力在该场域环境里的特质，早已不是传统环境下的公信力认知所能够涵盖和解读的。
(二)动态抗衡：地方政府与新媒体间的信息互通影响公信力水平
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10](P25)。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家长式”的信息运动和传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日益拟态化社会的发展形势。微传播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各类新媒体，为信息的传播提供新的流通来源和途径，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分配模式，为“第四权力”的崛起提供了新的动力，一定程度上与政府产生利益间的碰撞并与之抗衡。主要体现在：一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公共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依托各类媒体作为辅助手段来促进公共信息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由多方媒体进行解读和信息转化，展现出来作为最终的结果为公众所知悉。二是新媒体的权威信息源仍然主要来源于官方发布，对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自媒体、社会等多元主体为信息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来源渠道，同样的社会事件拥有更多的信息源以“倒逼”政府信息的可信性。三是二者间的信息解读异化现象，在基于不同利益诉求以及问题视角为出发点，经由媒体解读出来的效果也是大相径庭，各个媒体之间的倾向性也是显而易见，直接表现就是其内在的政治性，表现出对地方政府主动释放以及被动释放的信息，有目的性、针对性地进行善意或是恶意解读，最后通过微博、微信等与公众对接，经由“粉丝”的转发以及“大V”的推动，直接引导整个信息场域向或正或负的舆情方向发展，从而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增加或是消弭的作用。因此，经由媒体解读过后传播出去的公共信息，能否保证信息自身的有效性、准确性，对公权力在公众心中的感知程度以及信任度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供需关系：社会公众与新媒体间的信息互助决定公信力质量
2.2 患者手术参数及近远期并发症情况 所有患者出院后纳入定期随访，随访至12个月时，改良全盆底重建组累计失访12例，失访率7.4%；骶骨固定组累计失访9例，失访率10.2%。围手术期参数方面，与改良全盆底重建组相比，骶骨固定术组手术出血量、尿管留置时间及子宫切除比例更低。远期并发症方面，骶骨固定术组出现慢性疼痛的比例(40.9%)要显著高于改良全盆底重建组(2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改良全盆底重建组有2例患者出现了网片侵蚀。两组除外术前术后TVL无显著改变外，其他解剖位点(Aa、Ap、Ba、Bp、C、Pb、Gh)改变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四、虚拟社会中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未来进路
当下中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机遇期、社会风险期相互叠加的关键时刻，任何有损政府公信力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在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进行公信力建构，对地方政府走向现代化、信息化和民主化具有积极意义。
(一)共情：打通政群沟通的共通空间，消除信息的话语噪音
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政治基础。地方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活动的主体实施者，正是基于公众的信任而获得政治合法性，理应以维护公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站在公众的视角和立场去感知公众的诉求和需求。共情是共享并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向[12]，信任方的共情是决定信任修复效果的重要因素，能够促进信任方宽恕他人[13]。因此，需要打通政群间的沟通渠道，构建共通的话语空间，消除因言语不通造成的话语噪音，从而消除信息隔阂所造成的情感共鸣缺失。据此，一要从本源出发，提升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习近平指出：“我们要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14]面对日益复杂的世情、国情，微传播时代的虚拟社会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空间组成，理应及时有效地把握、预测和提高网络舆情动态、发展方向以及引导能力[15]。一方面，要切实“为人民服务”，做到角色和职能的无缺位、无越位和无错位，实现“身正不怕影子斜”；另一方面，注重治理模式创新，通过构建新机制和新机构，与社会力量协同治理，以准确把握公众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二要借助信息传播中具有共同理解的话语含义，构建共通的意义空间[16](P33)。“走入基层接地气”，以公众可接受和能理解的话语形式回应和解决公众的信息需求，特别是突发事件中的官方通报，通俗易懂的通告能够有效消除疑虑，实现公信力的提升；要切实做好政务微博、公众号等新媒体的运营和维护，在“黄金四小时”里处理各类突发舆情事件，及时为民众排忧解难，使之成为政群共通话语交流的实践空间。三要提升透明度和公开性，消除信息噪音对公信力所产生的消解作用。根据香农和韦弗的噪音理论，信息传播中的“噪音”是指一切“不是信源有意传送而附加在信号上的任何东西”[17](P51)。究其原因，是由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繁琐的流转层级、差异化的解读以及庞杂的信息源本身等多种因素导致的。据此，通过赋权提升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以及强化其对公权力的监督权，将“金鱼缸”里的公权力放置于阳光下，由公众直接接触信息源以及事件本身，能够有效缓解信息噪音的产生。
(二)共担：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压缩谣言的生存空间
公众作为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中多元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群信任关系中的直接作用对象与来源主体，不仅享受社会有效治理带来的社会福利，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以及社会风险。在信息多元化的微传播时代，“信息爆炸”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信息贫乏”的现实问题，以及因对有效信息的获取和辨识能力有限而导致的困惑与担忧。微博官方发布的《2018年度微博辟谣数据报告》显示，有效处理的不实信息达到7.48万条，被举报用户年龄主要集中于16至30岁之间，可见当前另类话语所具有的广大市场以及巨大的生命力[18]。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基于事件的真相，对政府的处理行为进行信息解读，进而对所掌握信息进行自我感知，通过信息的对称性评价决定是否产生信任感[19]。信任作为一种感知存在，一方面，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场域，其自身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直接影响自身的信任感；另一方面，自身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发布者、传播者，无论是意见领袖、草根、新闻记者，都对他人的信任感知力产生重要影响。“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20]据此，一是公众要不断提升辨别信息的能力，促进公民再教育和提升自我媒介素养，增强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21]，特别是要理性对待地方政府的行为信息，不要一味地为了反对而反对，“天然”地不信任公权力，要能够科学地进行信息比对，形成对公权力的正确感知。二是要正确履行参与、监督社会的权利，切勿“急公好义”助推舆情灾害及次生灾害的产生。在信息不明朗的情况下，对于各类“政、权、富”的信息应采取审慎的态度，而不是采取“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消极的“逼迫”形式，特别是“大V”“红人”等意见领袖更要谨言慎行，因为其具有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能够造成严重的舆情危机。三是要规范自身网络行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的合格公民。一方面在发布信息时，要切实保证信息的完整，不是“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更不能为了博取“眼球”而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另一方面，作为“围观者”在进行评论、转发以及“点赞”的同时，要做到“不传谣、不造谣”，不“添油加醋”去恶意引导社会舆情，以避免社会氛围的进一步恶化。
(三)共治：转变新媒体的市场取向，构建自律与他律的双重约束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置身于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市场化带来的影响。在虚拟社会里的信息传播，是一种以金钱的形式计算媒介利益的关系，而不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方式将传播者与大众联系起来[22]。在以“流量”和“眼球”为目标的信息场域里，对于符合公众兴趣、情感以及利益诉求的“泪点”“爆点”“敏感”信息，往往能够以几何级的方式得到迅速传播，成为舆情发展的动力来源，其速度和范围无法得到有效约束和控制。这种市场导向下的新媒体所营造的虚拟社会显然存在着一定的扭曲性，必须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以改善当前的信息环境，实现虚拟社会的真实度以及信息质量的提升。据此，作为新媒体，一是要具有为公众提供优质信息的社会担当，不能让“眼球经济”成为新媒体经济的核心支柱，“逐利性”不应该是“第四权力”的价值追求。二是要提升自我的业务水平与行业自律，以“内容为王”打造新媒体，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优质的新媒体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诸如“@四平公安”“@江宁公安在线”“1818黄金眼”等微博，理应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和拥有更多的粉丝量，从而发挥正向能量提升信任感。三是要“摆好位置，站好队”，做好“守门员”的角色定位，对得起“第四权力”的美誉。不能打着“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旗号，撕裂政群、政社等多元主体的信任关系。诸如查处“秦火火事件”“立二拆四”，以及对“暴走漫画”“二更食堂”进行处罚，是对新媒体加强自我约束和规范的典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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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9)04-0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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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主体性研究”(17AZZ001)。
[作者简介]吴隆文(1990-)，男，福建泉州人，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研究；傅慧芳(1974-)，女，福建浦城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马克思主义研究。
责任编辑 王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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