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实质上就是指党要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与时俱进的态度认识和实现思想领导。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和看待思想领导，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条件下，可以理解为文化领导。当前，包括意识形态工作在内的整个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加强和改进，实际上就是在确保领导权的前提下，如何不断增强文化领导力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领导力；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要展现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专列一章，就“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发出号召、作出部署。其中在“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一节强调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为此就“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等八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同样是在十九大报告，开篇不久就历史性地出现了“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新概念和新提法。在这里，从“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到“执政本领”再到“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等新的重大提法，绝不只是词语或表述上的变化，反映的是历经近百年沧桑的中国共产党步入新时代以来，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拓展和提升。正是基于这个时代背景，着眼全面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以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本文从文化领导力的维度，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必须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
一、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领导力
文化领导力最初并不是作为政治学意义上的概念提出来的，而是率先出现在企业管理领域。常言道，“三年的企业靠机会，五年的企业靠老板，十年的企业靠管理，二十年的企业靠文化，百年的企业靠信仰”，揭示的就是包含信仰在内的文化因素对于企业发展的引领和催化作用。近年来，随着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国际国内更是掀起对其成功背后的精神文化动因的强烈关注和研究。总之，文化领导力本身作为现代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确在维系、促进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中发挥着无形的巨大作用，已经成为企业卓越管理的制胜之道。文化对于企业的作用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等超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体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借用企业管理中的文化领导力概念来观照和探究它对于在中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治国理政问题的关联，不仅合乎逻辑，更是一种来自实践的紧迫要求。
(一)文化领导权(亦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提出及其意义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文化领导权问题。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著名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中，他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探索并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葛兰西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命题和独创思想。如“有机知识分子”“文化霸权”“市民社会”等。其主要观点有：西方工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构成的，政治领导权是对后者来说的，意谓对警察、法庭、军队等国家机关的领导，文化领导权则是对前者来说的，意谓对民间的学术团体、报社、学校、教会等机构的领导；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来说，夺取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更为重要；从社会结构入手分析了俄国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成功及失败原因，并认为应该运用阵地战的形式，通过学校、教会、工会、学术团体、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等阵地，逐步消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思想和文化观念对市民社会的控制，夺取文化领导权，进而使广大人民接受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最终实现政治和经济上的胜利；无产阶级最终夺取文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过程，离不开组织者和领导者，能担当此任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1]P218、240等等。客观地看，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了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党应高度重视文化领导权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还认为，精神或意识的能动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还充当着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其理论与实践、知与行、思想与利益等重大矛盾关系统一于通过解放全人类而实现自身彻底解放的社会实践，因而是彻底一元论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任何集体行动都要以相应的阶级意识为指向，因而是高度自觉的。这一点表现在现实斗争中，就是必须高度重视包括思想理论在内的全部文化建设，通过各种富有成效的工作赢得、维护和巩固文化领导权。不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无以立足，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满足人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无不强调文化领导权，可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式的封堵做法只能适得其反，滔滔舆论的背后是人心和民意，民心历来都是最大的政治，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深感“民可载舟亦能覆舟”固然可嘉，如若因为自身狭隘利益的羁绊而无法贯彻始终，也不免其固有的局限；高举人文主义大旗的近代资产阶级，开启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由、民主、博爱的追求历程，可当其国内利益严重分化、社会阶层撕裂之际，舆论生态以及文化思潮的分立就必然成为主政者难以跨越的鸿沟。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没有私利可言，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就是它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论环境如何变幻，马克思主义政党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全部任务都是为了更好维护和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权益及其内在需求。即使在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纵然社会精神文化现状纷繁复杂，大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执政党确立文化领导权的任务更加艰巨，但是也必须直面现实、迎难而上，务必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这个主线，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标，坚持守正创新，才能赢得这场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乃至民族复兴大业盛衰成败的“文化之战”！
固始鸡舍养和放养比较，氨基酸总量肉中3.45%和4.54%，肝脏中28.14%和34.38%，放养较高；必需氨基酸肉中0.779 6%和1.143 7%，肝脏中12.12%和15.7%，放养较高；非必需氨基酸肉中2.658 8%和3.393 4%，肝脏中16.034%和18.712%，放养较高；呈鲜味氨基酸中肉中0.579 7%和0.66%，肝脏中5.71%和6.71%，放养较高。
——文化领导权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并非绝对真理，它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具体的理解和运用；它作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及其政党的精神武器，要在实际生活中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的复杂互动中展现其先进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想很好地担负起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使命，哪怕是完成某一项政治任务，都离不开对于革命队伍的思想领导和理论武装，此即谓“理论上的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坚定”。如何做到党在理论上的清醒呢？一是根据实践的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特色，二是坚持不懈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使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和拥有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至关重要。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有其特定时代背景和实践意义，影响深远。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到人世间那一刻起，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就表现为相对少数的有一定觉悟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而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则是通过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坚持不懈的理论灌输而得以不断提升思想觉悟，进而增强党的有机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夺取政权以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造一支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队伍，发挥“战斗队”“宣传员”“播种机”等先锋模范作用，实践证明是至关重要的。共产党执政以后，保持思想文化上对于全社会的强大引领力和感召力依然是巩固政权、开展建设的必要条件，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大力组建一支涵盖宣传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政治坚定、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宏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越发紧迫和重要。
(二)文化领导权与文化领导力的关系
一般而言，领导权的确立是实现领导力的前提和基础，而领导力的有无、大小、强弱等反过来也影响着领导权。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处于统治地位，文化领导权理论上掌握在他们手上，可当资产阶级的统治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就完全有条件而且应该夺取文化领导权——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如此诞生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革命理论也是如此诞生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学说何尝不是如此。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统治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夺取文化领导权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思想文化上的引领，哪里会有这个先进政党在中国的诞生。由此可说，正是由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认识与掌握了文化上的领导权，才有随后一系列社会政治的深刻变革；但历史同时也深刻说明，仅仅有了文化上的领导权并不足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肩负的历史使命——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告诫中国共产党一个血的教训，那就是面对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保存自己乃至发展自己的现实道路在于“以牙还牙”，在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国民党的溃败也从反面说明，即使军事力量再强大，如果丧失了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也必将走向败亡。
如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巩固政权、发展人民福祉，必须时刻牢记文化领导权问题，采取切实举措确保建设强大、持久的文化领导力。殷鉴不远！同样是通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样是武装夺取政权的苏共为什么在拥有两千万党员的时候反而走向败亡？强大到可以击败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的苏联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诸多原因之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正是在于长期以来苏共放松乃至放弃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恶果。必须看到，在“一球两制”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日趋隐蔽、复杂、激烈，通过核心技术垄断、价值观念输出、通俗文化传播、娱乐内容推广等思想文化的渗透、扩张，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到向“颜色革命”图谋的转变等无不清晰地表明，西方敌对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较量依然在持续、变幻，丝毫放松不得、马虎不得！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领导问题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关于重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大命题；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初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于“头脑”与“心脏”的经典论述——“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的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2]P16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以及文化领导问题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哲学。
面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形势，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体现是他关于革命理论等的著名论述。譬如，他鲜明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3]P311，深刻指出了科学理论之于共产党人事业成败的极端重要性；他还指出“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4]P63；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历史性地阐发了“文学的鲜明党性原则”问题；等等。
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区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会要是错误的”[5]P74-75。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6]P7081942年，他在写给刘少奇的信中，谈到通过理论学习解决延安干部思想分歧错杂的问题时，仍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7]P435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8]P847；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9]P1516这些重要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解决文化领导问题的规律性结晶。
抓住意识形态建设这个根本。有人讲西方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还不存在没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英美等西方国家历来标榜自由、民主、法治等所谓“民主国家”特征，对于隐身其后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以及资产阶级固有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往往不怎么提。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除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外没有自身私利可言，对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从来都是开诚布公、光明正大的，体现在主导意识形态上自然也是毫不含糊，即向全人类公开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行动纲领。尽管如此，两者比较，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共产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做好新时代文化领导力的建设工作，根本任务就是要塑造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则是实现这个根本任务的政治要求和现实路径。在国际舆论环境日趋复杂，基于各自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的大形势下，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来说，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是生命线，务必要牢牢掌握在坚信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中，绝不能旁落；管理权是保障，务必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不能“人在曹营心在汉”，更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话语权是关键，不能只干不说、会干不会说、干了再说，要边干边说、会干也会说、干了更要说，尽早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好事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夯实“四个自信”、确立“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针对文化建设诸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用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力、影响力和凝聚力空前加强，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进一步维护、巩固和拓展了党在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
——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2018年8月21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
——关于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2014年9月9日在北师大视察时提出“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魂与根”的重要论断；2016年5月和6月，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14]，要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又进一步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但负面清单模式对相对人而言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自由选择，或者说市场条件下相对人的行政消费对象也是有限的，管制是负面清单必不可少的补充和调节。“管制常常被政府用以取得某些目的，如收入的再分配和特殊产业的鼓励，而置经济效率于不顾。许多管制措施实质上就是再分配，并且是政治过程的结果，以满足消费者或产业压力集团的自我利益。”[11]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选择权，而管制则通过对市场主体的一定约束来保障这种选择权不被滥用，其行使并未背离实行负面清单模式的本旨，两者实际上并行不悖。
——关于文艺的培根铸魂作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2016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社科文艺团组讲话时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己的灵魂”等的重要论述。
把握文化发展的自主权。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着“认识你自己”的古老神谕，近代西方哲学主张“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人是文化的存在”，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等，均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能够通过思想观念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行为趋向，进而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实现最大限度的统一。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等从蒙昧落后走向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尺。人类文明逶迤数千年，在总体上文明早已战胜了蒙昧，可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甚发达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文化进一步发展面临的现实是，“华夷之分”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以及“文化霸权主义”的客观存在，给全球文化多样化交流融合带来严峻挑战和重大阻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西风劲吹”下很难保持应有的自信和从容，结果就是——不是妄自菲薄的文化自卑和虚无，就是盲目排外、仇视西方的狂热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行为，在乱花渐入迷人眼的现代世界文化丛林中，真正做到文化上的自知之明、确立文化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容易！这才显示出文化自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坚持“两个巩固”的基本方针，正是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基于自身文化演进规律的高度自觉，是新时代加强文化领导力建设的根本遵循和必由之路。
系统地理信息数据主要通过相关系统工具输入现有专题图，并采用数字化仪进行处理和存储。此外也可以到现场进行调查与测量，通过便携式微机对测量结果进行保存，再转存至系统；系统直接输入现场手薄的相关数据，为后续选线分析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再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没有直接就文化领导发表论述，但有关文化领导的阐述却是比比皆是。这些重要论述涉及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思想领导的根本保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性、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先进文化属性、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文艺和社科理论工作者的使命、网络主权和文化安全、文化自信的内涵及意义、打好媒体融合这场攻坚战、以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的美好需要、建设积极健康向上的党内政治文化等重要领域，无不体现出一代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文化等上层建筑之于党的建设以及社会历史发展重大作用的高度重视和精辟见解。因此，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力问题，就不能不首先从这些经典的重要论述入手。由于历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关论述浩若烟海，又散见于各处，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谨就比较常见的有关论述作一初步梳理。
上述习近平同志有关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都与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领导力有深刻关联。在这里之所以要引入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领导力的概念，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深化人们对于思想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生命攸关本质联系的认识，从最现实的意义上讲，也是为了给人们全面准确地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有关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视角。
烟台市毫不松懈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把林业自然保护区工作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点督查范围，开展经常性督查，形成倒逼机制，推动各项责任落实。此外，加快整改进度，进一步细化、分解整改任务，持续加大整改推进力度，确保按照规定时限完成整改任务。
——关于理论旗帜。2018年7月4日，习近平在“致《求是》暨《红旗》杂志创刊6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指出，“高扬党的理论旗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理论宣传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关于党的思想引领力。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019年4月24日在致“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成立大会贺信中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离不开先进思想的引领。”
三、文化自信与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
当前，切实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是维护、巩固和提升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各种思潮纷纭激荡、做到“两个巩固”的紧迫要求。反观中国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建设现状，应该说需要引起重视并抓紧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千头万绪，重点还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自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做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和工作安排，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文化自信问题。因此，要很好地认识和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打造强大文化领导力，进而维护、巩固和提升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和逻辑进程，就必须紧扣文化自信这个主线，深入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工作方针以及政策取向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可以说，新时代影响和制约文化自信确立的诸多因素，既是需要正视和解决的症结所在，也是全面打造新时代党的强大文化领导力的着力点。
防范世界范围内文化思潮极端化风险。从全球范围看，站在主流文化形态的角度，“普世主义”和“民粹主义”可谓两个极端。“普世主义”在西方国家源远流长，在价值观上崇尚多元、民主与平等。二战以来的欧美社会长期奉行文化多元立场，对待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的族群，采取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政策；“民粹主义”同样根基深厚，影响深广，在价值观上唯我独尊，二元论的哲学立场昭然若揭，排外倾向明显，主张族群的单一性和纯粹性，把民族文化安全看得至高无上，对外政策上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倾向明显。目前，全球范围内右翼势力抬头，西方大国社会文化政策内卷化，已经形成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反动。如何化解西方“普世主义”与“民粹主义”两极撕裂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冲击，也是新时代中国做强文化领导力、维护文化领导权必须给予正视和回答的时代课题。
重视社会变革中文化的力量。古人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即由此而来。西方语境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与我们有所不同，意指耕作(后来延伸为生产方式、生活样式、价值观念等)。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的本质及作用，可以说是给予了科学揭示——唯物史观的形成和运用就是标志。回溯历史不难看出，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再到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从马克思·韦伯到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再到西方政客斯蒂夫·班农们抛出的“中国威胁论”，无时无处不在显示着人们思想的、观念的、制度的等文化因素的巨大能动作用，而且愈是到晚近，随着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的日益凸显，文化因素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特别是在重大社会变革关头愈是扮演着无形的引领力和塑造力。即使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舞台，文化的力量也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经济的、军事的、科技的等“硬实力”，民族向心力、社会凝聚力、思想创造力、道德感召力、制度创新力等“软实力”不仅不可忽视，实际上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打造强大的文化领导力，需要总结自身历史经验、放眼时代发展潮流，尊重文化、研究文化、认识文化、运用文化和塑造文化，把“信仰信念信心”“道德价值制度”等文化因素摆到应有位置，切实融入到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方面。
——关于培育时代精神。2015年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要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
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面向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邓小平强调对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0]P365，“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11]P110等。这些重要论述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开创性思想成果。继邓小平之后，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大政治论断，还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12]P400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变革，胡锦涛同志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复杂尖锐的形势，面向全党发出“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的郑重告诫；2006年在云南考察期间提出建设和谐文化的政治主张等，体现出经济高速增长与思想文化建设短板之间的矛盾已经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并作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
坚守文化创新的实践本位。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文化领导力建设中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等兼收并蓄、综合创新，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往一个流行的看法是“中体西用”，后来被证明是就文化谈文化的“文化决定论”；二十世纪早期胡适等人推行全盘西化，历史发展已经给予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受国际环境影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封闭僵化论调盛极一时，危害已经是有目共睹；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扑面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繁华”景象遮蔽了一些人的眼睛，以《河殇》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有所泛滥，也留下了惨痛教训；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种寄托屈辱悲情的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中国可以说不”是其代表性声音，时有泛起，不可小视；等。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所折射出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也的确验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文化建设有了崭新面貌，展现出光明前景。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个基本立场在于，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准绳和目的，用以衡量一切文化形态和学术思潮的优劣长短、真伪存废。事实上，能否坚守实践本位并将之贯彻到文化建设之中，正是新时代执政党文化领导力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时刻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在文化问题上我们主张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但“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反观当下，种种现象无时不在提醒人们，受制于价值观念、功利心态、门派之争、海外渗透等因素影响，偏离、背离实践本位的思想和行为依然顽固，文化领导力的建设任重道远！
(4)胴体由预冷池依次滑出，由后区相关实验责任人对每组胴体进行分割，要求每组分割的产品种类相同，价格相同。并且要求对实验鸡只的分割安排工作要做到专人专职。即相同的工作必须同一个人做，比如：链条割翅割腿、大胸分级修剪、剔骨切块等。同时，专人对所有的实验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工作，统计不同只重对产品出成和综合售价的影响。
秉持交流融合的发展之道。交流融合还是赢者通吃，是东西方主流文化的两种价值取向，也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文化发展观。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质在于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历来主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也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阴阳合和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文化表达。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西方文明号称是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实际经过多次演变，嬗变为张扬个性、看重世俗、追求物欲、向外扩张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在科学与宗教的双轮驱动下，神圣与世俗、自然与人文、己与他等重大矛盾关系的二律背反始终挥之不去，造就了自身不可克服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其表现之一就是源于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的内在冲动，用“一”直接等同于“多”，带来的是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的所谓“普世化”，后果必然是“西方化”与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在一定程度既说明了当今世界不同文明和文化氤氲消长的现实，也暴露出西方文化“普世”主义的自大和张狂，正是导致诸多文化乱象的深层症结所在。当然，世界文化的现状不代表人类文明的方向与未来，“文明的冲突”必然是零和博弈，唯有秉持平等立场交流对话、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宁夏图书馆流通部主要服务于14岁以上的普通读者，根据普通读者对宁夏图书馆利用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①常年到馆的老读者。这类读者往往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对图书馆某些文献了解得比较清楚。②做专题的读者。需要查阅大量文献的研究性读者。③只查阅某种特定文献的读者。这类读者查完所需的特种文献后就离开图书馆了，目的性比较强。④随便看看的读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具体目的，仅仅为了娱乐消遣，放松心情。
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在对外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在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来，市场经济不仅仅只是互相利用、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原则的简单堆砌，同时也包含道德情操的伦理之维；近代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进一步揭示了财富观念、契约精神、进取意识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勃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后，要想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根本上需要植根于此、反映于此、能动于此的精神文化形态。在核心价值观总体上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如何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进程及其具体实践，广泛汲取国外有关经验，逐步探索建构起能够反映实践要求、体现时代特色精神文化体系，无疑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打造新时代执政党强大文化领导力的关键环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其制度文明。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核和表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迫切。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意义和影响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法治的范围，而是关乎治国理政，关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本质上是一场剧烈而深刻的社会文化革命，必将由内及外极大地改变、改进和改造中华文化系统。在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成效大小和成败与否，不独法制之功，而最终有赖于反映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的塑造与诞生，即由“制”而“治”。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体现，更能反映和代表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和发展程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实需要，也是从根本上打造中国国际形象、增强世界影响力，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广受他国尊重、引领全球治理前进方向的内在要求。
2)优化三段脱泥旋流器，稳定脱泥效果。将一段、二段、三段脱泥的给矿泵更换为带变频高速装置的砂泵，根据来矿量调整泵的频率，使其给矿压力稳定，减少矿浆波动和对锡石浮选的影响。
中考试题阅读理解题目篇幅较大，阅读量大，学生需要在短时间内高质量阅读材料。因此，教师还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而这就需要教师经常展开限时阅读教学，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阅读、获取信息。限时阅读可促使学生全神贯注阅读，提高阅读质量及速度。
重视科学技术这个最大变量。近代以来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脚步不断深化和加快，科学以及技术越发成为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变量。且不说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如何利用科学技术的催化作用来发展生产力以及缓和社会矛盾的，就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对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地位则看得更为直接而清晰。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一次次革命性的突破和创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给人们的交往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带来深刻影响，即使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理念、管理方式、社会体制甚至政治制度等也有或隐或显的冲击。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等重大论断，之所以振聋发聩、令人警醒，是因为它真正看到并抓住了影响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个最大的变量——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呼之欲出的严峻形势。就此而言，提高和增强新时代中国文化领导力，不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加以审视，必须想方设法使得包括互联网在内的科学技术的最大变量为最大增量。这一点体现在中央目前全力推进的媒体融合战略上就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媒体资源，重塑党报党刊党台党网等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这里，信息技术表面上看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但其背后却是海量的受众和用户，网络虚拟空间充满的是各种事关民众生产生活乃至国家安全的数据资源，因此，通过县级全媒体中心等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的不仅是“新闻+政务+服务”的公共信息平台，更是一个个真正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的自主可控的数据聚合平台。种种现象均已清晰地表明：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如果丧失了大数据安全，那么一切都谈不上，哪里还会有文化领导权。
余额宝毕竟是一种虚拟理财模式，依靠于网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代表着一种不安全，风险。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大的投资者来说，不会将资金轻易转到余额宝，所以余额宝的客户群体主要还是一些年轻的“屌丝”投资者。
赋予“中国制造”以鲜明的中国风格。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早已不再局限于一国或某个民族的狭小范围，而是日益成为世界性和人类性的。曾几何时，中国人用自己的吃苦耐劳一跃成为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中国制造的各色产品遍布世界各地，但“大”并不等于“强”，巨量的“中国制造”带来了可观的外汇收入，可是却由于附加值太低、自有知识产权含量不够等因素制约，致使我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端，结果必然就是大部分利润流入发包方的腰包，偌大的世界市场却没有多少属于中国的品牌。如今，中国正从全球制造大国向创造、智造强国迈进，坚持自主创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制造、创造以及智造之路，乃是人间正道，而当务之急在于，以大力培育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为契机，积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造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文化环境。
构建反映新时代中国历史方位的传播体系。强大的中国不能没有相应的国际影响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度处于“挨骂”的尴尬境遇，个中原因自是相当复杂，但缺乏相应的与时俱进的对外传播体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中国实力的与日俱增，带给世界的是机遇和福音，而非威胁和祸害。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要让国际社会特别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国家的某些人士接受，绝不是“我说你听”或者“我干我的、你说你的”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需要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势加以深入考察，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务实推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步伐不断加快，文化传播、对外宣传等越发内外一体，因此更需同频共振、实事求是、稳中求进。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工作，亟待改变任务式、功利式、说教式等粗放、短视、低效的做法，深入总结中国古典时代特别是汉唐以来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冷静看待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跟随贸易全球化步伐、围绕做大做强国家利益而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渠道推行宗教、语言等文化传播的有关做法，谋划和实施契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文化传播体系。这可以说是当前我国文化领导力建设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也是亟待破解的突出问题和主攻方向。
打赢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攻坚战。“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自古就有，在哲学百花园里有其一定地位，不宜简单否定。这里所讲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哲学上的“虚无主义”有原则区别，不可同日而语。“文化虚无主义”缺乏学术流派严谨求实的特征，追求真理压根不是它的初衷，而自觉不自觉地被反动政治势力用作思想舆论的“先遣队”却是不争的事实。近代以来，伴随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文化舞台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些激进知识分子认为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彻底扫除以儒家为代表的旧文化，而要彻底扫除旧文化，就必须首先废掉中国文化载体即汉字。这股思潮蔓延至今，近年来竟有学者公开主张，中国要想实现经济上的现代化，必须推行政治上的现代化即“宪政”，而政治现代化又取决于文化上的现代化。那么，在他们看来何谓“文化现代化”呢？既然“保守主义”不通，修修补补也不行，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唯一出路就在于移植西方基督教，从灵魂深处来一个彻底归化。与此相应，充斥于各种舆论空间的历史的、政治的等虚无主义思潮猖獗，种种戏说历史、诋毁英雄、非毛化、非邓化、非党化、去中国化、黄祸论、中国失望论等粉墨登场，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一些党员干部也受此影响，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佛道，理想信念丧失，人格操守丢尽，成为了宗教、金钱、权力、美色等唯心主义的俘虏，影响不可低估。长期以来西方战略中的所谓寄希望于“第四代”“第五代”的说法，近年来阴魂不散的“颜色革命”等均与此密切相关。由此反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惩腐，全面从严治党，着力塑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决心以管党治党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进而引领全社会精神文化状况的根本好转，可谓用心良苦、用意深远。而号召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守正创新、举旗亮剑，有力荡涤了以“文化虚无主义”为代表的歪风邪气，从而使党的文化领导力得到空前加强。
这款腕表能够获奖，很大的原因大概是腕表的创新布局。传统计时码表往往会通过多个小表盘来累计秒、分、小时，但是这款腕表将一切都集成到了中央表盘。计时的时分秒累积都通过中央的三枚橙色指针计算，橙色的表圈刻度则担当了记速器的角色。至于日常的小时与分钟，只需要看六点钟位置的固定橙色标尺便可一目了然。可谓独具匠心，打破陈规，为腕表爱好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读时体验。有时候，有趣的腕表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的一个特别设计，就会让人眼前一亮。充满把玩的趣味性。而这款腕表的机心采用双发条盒，提供60小时的稳定动力。表盘直径为34.40mm。
坚持以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因此，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了中华民族千秋大业，以伟大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包括“文化复兴”在内的伟大社会革命。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的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以文学改造国民性。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郑重宣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说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人经过百年上下求索、艰难奋战，终于在实践中发现和验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真理，但又必须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磅礴伟力，而肩负这一庄严历史重任的社会主体不是也不应是其他任何阶级力量，惟有中国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而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努力建设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等各方面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以及反腐败斗争在内的党的建设本身何以成为伟大工程，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就在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现实、敢于担当，以壮士断腕、滴水穿石的果敢和勇毅，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在政治上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在理论上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从中也得到了革命性锻造，步入了新时代，展现出新气象。这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成功实践，以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重塑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同时也以执政党的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为全社会确立了根本价值导向，极大地加强和夯实了党的文化领导力，必将有力引领和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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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EB/OL].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0/c1024-22634056.html.
[1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_3.htm.
CulturalLeadership：AnImportantDimensionoftheCPC’sGovernanceintheNewEra
ZHANG Xi-li
(QiushiMagazineOfficeHongqiDigestMagazineOffice，Beijing100727，China)
Abstract：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once and again called for “firmly grasping the leadership，management and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work”.Essentially this means that the Party should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situation and tasks and，with the attitude of marching forward with the times，recognize and actualize the ideological leadership.To understand and view ideological leadership from a broad sense，it could be regarded as cultural leadership，in particular，under the practical condi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governance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ement of the whole work of publicity，ideology and culture，of which the ideological work is a component，is actually a question of how to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ulture leadership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ed power.
Keywords：cultural leadership；cultural confidence；CPC；governance；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9)03-0057-10
[收稿日期]2019-04-21
[作者简介]张西立(1970—)，男，山东枣庄人，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副编审，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及相关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钟亚玲)
标签：文化论文; 领导权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中国论文; 思想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的领导论文;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杂志社论文;